试论中国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创新
段朝晖
摘 要： 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时代。经由建国后60余年的风雨变迁，依然保持着对当代社会重要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求必须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包括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继续施展其积极的影响力，保持中国政治文化特有的气质，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沿着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继续前进。
关键词： 中国； 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 转型； 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22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每一个活动着的这种体系里都包含某个特定模式的这种行为取向，这种行为取向就是政治文化。[1]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的内在核心灵魂，也是政治体制的外在环境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有赖于政治文化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文化的创新。在政治发展道路上，我们一直强调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引出的合理命题是：必须继续积极稳步地实现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创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依然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而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史时期所培养的革命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今天，要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实现中国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创新。
一、中国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
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时代。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三大作风”、“五种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力。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它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党章中明确地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2]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
（二）坚定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
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终生。在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一起共同努力，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推动全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相信社会主义必胜。
（三）“三大作风”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的实质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持向人民负责。把对人民负责与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统一起来，以此来审视所开展的所有工作，经常性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担当，勇于承认错误。
（四）“五种革命精神”
在三大作风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同时形成了保证革命战争不断胜利的“五种革命精神”，即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正是在这五种精神的引领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战胜了入侵之外敌，打败了与人民意志相违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不仅如此，在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曲折困难之时，这五种精神同样给共产党人以动力。尤其是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封锁和昔日盟友反目之际，更是鼓舞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使国家和民族坚定地屹立于东方。
二、转型与创新面临的背景
当前我们的社会在发生史无前例的变迁，我们的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变迁和转型，但在历史中沉淀下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基因还将遗传下去，并在新时期发挥效用。中国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底蕴，但在现代化的大潮拍击下亟须更现代性地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所面临的背景是多重的。
（一）全球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也日趋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面向世界显示了其优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和弊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显示了它的多元化，是在吸收反映人类文明进步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在相互比较中存在，相互竞争中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势发挥必须实现其转型与创新，这样才能继续指引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发扬民族精神，实现国人心中的中国梦。
（二）经济变革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变革首先是在经济领域，经由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决定了社会发展必须有新的制度安排和发展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带来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而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必须在制度、组织、观念与价值层面作出相应的反映。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这个经济变革的过程中也应实现转变，培育现代市场意识，重视开拓、效率和价值实现。
（三）政治变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的政治层面也发生了与经济变革相适应的重大变革，政治发展也由以往适应计划经济的政治形态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治形态。也就是从权威型结构、高度集中型管理向民主化社会、科学化管理的转换，政治变革就必然要求政治文化要与之相适应。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要在现代变革社会中实现转型与创新，培育现代法治意识、平等观念、维护社会公正，做到透明化服务，以人为本。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促进社会发展。
（四）社会结构变革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出现了新的特点。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相继出现，各种职业阶层分化、细化，助长了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多元化。同时，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时代到来，必将消除长期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人格界限，这就要求塑造开放型、平民型、公民性、平等性的新的人文精神，体现在政治文化领域，就是要有平等意识、公民意识、共识意识等现代观念。
三、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转型与创新的具体内容
（一）从革命型政治文化到改革型政治文化
革命型政治文化与改革型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两种不同类型。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面对外敌侵略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和平的道路曾出现曙光，但迅即被战争的乌云所遮盖，国家与人民多舛的命运唯有通过彻底的革命才能改变。而在今天，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如何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民生活提高的各项体制，即改革成为时代的主要任务。社会发展的主题由革命转型为改革，决定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必然随之由革命型转型为改革型。
1. 政治发展的主题：从强调革命到注重改革。革命和改革是人类社会两种重要的政治发展方式。选择何种方式，有赖于对所处社会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分析。当原有制度从根本上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要求时，革命的发生便不可避免，此时就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动员其阶级力量，运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政治秩序的根本变革，建立新型的政治制度，以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便是生产力发展要求之使然。而当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确立之后，社会从革命走向改革，走向发展。改革也就成为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设新社会，实现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合理方式。人们的观念也应从强调革命转型为注重改革。当然，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实质也是一场革命，也是一种建设。今天，中国的发展唯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才能更具有建设性，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因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需激烈的暴力革命。
2. 政治热情：从高涨型转变为适度型。政治热情是社会公众参与政治生活所表现出的一种对于政治体系的积极性内心体验和感受，是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观基础。在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就要特别注重唤起公众高涨的政治热情，以使革命阶级的政治主张能得到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但在改革时期，由于普通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利益性，且存在利益实现的冲突性，为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有序，需要的是公众理性的政治参与，即适度的政治热情，防止盲目热情代替冷静理性。过于高涨的政治热情会导致“参与爆炸”，对改革产生不利的影响，导致政治秩序的动荡、失序。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渐进的、有步骤的，更强调理性。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对于公众的政治热情极为重视，将群众的政治热情调节在适度范围之内，引导社会公众积极有序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3. 政治意识：从暴民意识到公民意识。政治意识产生于社会公众对于本国政治制度、文化、历史传统的反映过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政治意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有区别的。在阶级关系尖锐对立的革命时代，由于利益分配机制的极端不均衡，少数特权阶级剥夺和掌握了社会的决定性资源，绝大多数民众则处于社会的底层，资源掌握匮乏。而社会又缺乏不同阶级之间的沟通机制，迫使人们欲改变这种制度，唯有以暴力对应暴力。因此，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中国共产党一呼而天下应，领导人们起来推翻了反动的统治秩序。在反动统治者看来，人们这种激进的态度属于暴民意识。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这种摧毁旧制度旧政权，推动革命成功的“暴民意识”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具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但是，在进入新的改革时期，基于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利益分配方面注重公平、公正。因此，虽然存在分配的差别，但无需采用极端的对抗方式来解决，而需要社会各方协商、沟通、甚至妥协。从包括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养料和资源，形成宽容的、建设性的公民意识。
（二）从革命型政治文化到建设型政治文化
与改革的关系相对应，革命与建设，也是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革命的特征在于破，在于打破过时的旧制度。建设的特征在于立，在于建立崭新的新世界。这也就决定了在当代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建立与建设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类型，实现由革命型政治文化到建设型政治文化的转型。
1. 政治发展的观念：从阶级斗争政治观到科学发展政治观。在政治主张无法调和的革命时代，社会进步阶级基于推动历史的进步，动员各方力量推翻代表落后势力的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新政权。这是那一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因为在阶级社会，“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3] 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当执政党领导人民开始改革发展的新的政治实践，应把握时代脉搏，引导人民树立科学发展的政治观，以人为本，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科学发展，并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2. 政治思维：从破字当头到立字当头。政治思维作为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规律性反映，对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革命时期，革命阶级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反动政治制度，也就是破。唯有如此，才能为新兴的政治统治创设适应的空间。在建设时期，革命阶级已夺取政权，社会的中心任务也应该从破转变为立，特别强调立的意义和作用，建设的方式步骤，往往是先立后破，甚至立而不破。这是一种增量式变革。
3. 政治意识：从强调人民意识到强化公民意识。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是要唤起和团结广大人民消灭作为反动统治集团的敌人，所以，特别强化人民意识；改革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平稳、慎重、稳妥的方式，对各项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逐步变革。所以，特别强调公民意识。因此，随着时代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就必须实现从强调人民意识到强化公民意识的转换。
4. 政治共识：从强调意识形态的共识到注重发展的共识。1949年之前的革命时期，由于尖锐对立的政治主张无法调和，不能形成民族发展的共识，处于弱势的共产党人遭受到了沉重的挫折和打击，因此，特别强调全体成员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性，以唤起人们的革命豪情，鼓起人们的斗争，从而在奋起推翻反动统治的目标上达成共识。然而，意识形态虽可成为统一人们思想的武器，却也容易沦为束缚人们思维的藩篱和误导人们思路的“邪教”。时至今日，发展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凝聚人们愿望的最高原则，如过分强调以往意识形态的意义，则易使社会发展失去活力。因此，应该注重通过推动改革以实现共识。
（三）从革命型政治文化到执政型政治文化
六十多年的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早已由革命型政党转变为执政型政党，面临的是发展、改革，不再是革命、暴力。与之相适应，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也应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
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后，执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地完成转型与创新，缺乏建设新型政治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简单照搬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建设经验，给国家建设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开启了从革命到执政的政治文化转型，使执政党从“革命党”转变为真正意义的执政党，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也使这种转型具有了理论的自觉。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政治文化转型，主要应把握以下内容：
1. 政治哲学：从强调斗争性转变为注重统一性。斗争性和统一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共存于一个统一体。[4]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状态不同。革命时期的两大对立阶级由于彼此政治主张极端对立，都力求消灭对方。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阶级力图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这就决定了斗争性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哲学的主要形态。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政治哲学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而在改革发展时期，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调动和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如此时依然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否认统一性，则会使社会有发生分裂的可能，不利于中心任务的实现。虽然当代社会存在着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归根结底属于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即统一性问题，而非对抗性矛盾，其解决方法只能是通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现行制度、体制的自我更新和完善加以解决，与敌对阶级之间矛盾解决方法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今天，同一性应该且已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
2. 政治思维：从你死我活转变为妥协让步。由于革命战争时期政治哲学的斗争性特点，体现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虽然曾存在短暂的矛盾缓和，但双方都深深地意识到矛盾的无法调和性。待民族矛盾消除后，对立冲突再次上演。而这种矛盾的对立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王朝兴衰更替的背后，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毫无妥协。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左右着两大对立阶级的意识和行为。但在发展和改革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如果依然强调那种政治思维，则毫无裨益。今天，基于资源的稀缺和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实现，我们更应突出合作共赢，妥协让步，应该培养一种“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的协调兼容、妥协让步的政治思维，“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享有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应注重协调社会各方利益，促使各方多一点妥协、商量、宽容、让步，实现利益共赢。否则，就可能令改革受挫乃至夭折，社会重回尖锐的对抗时期，无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
3. 行为模式：从“反常”、“过分”转变为无过不及。革命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式，其目的在于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改变社会发展的政治环境。[5] 从而为社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是对反动阶级统治的造反和破坏。这种行为在反动阶级看来即为“反常”、“过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打土豪、斗地主”的游街、戴高帽的“反常”、“过分”的行为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因为不“反常”、不“过分”，革命的火焰就难以点燃。而改革意味着改造与革新，需要的是温和、渐进的发展路径。如在改革和发展时期为消除一些社会成员的仇富心理，对部分先富阶层采取这种“反常”、“过分”行为，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公平”，但一定是以效率的降低为代价的。因此，只有从宏观层面兼顾各方利益，不偏不倚，发扬中和精神，才能在执政时期既保持稳定，又实现发展。
转型与创新恰当地描绘了当代政治发展的特征，促使传统政治向着现代政治发生结构性的质变。当时代主题从革命转换为建设，社会变革从革命转变为改革时，简单照搬革命时期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思维方式，从而片面夸大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与对立，极端否定传统与现代的调和与整合，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芜境地，这样任何优秀的传统文化都难以继承，任何优秀外来文化都难以真正“拿来”。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正是实现历史与未来的链接，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走向未来的必经路途。也只有如此，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才能发挥其优势，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5.
[2]杨凤春.中国当代政治制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
社，2006：61.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8.
[4]陈先达，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0：11.
[5]王浦劬，燕继荣.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
版社，2004：244.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时代。经由建国后60余年的风雨变迁，依然保持着对当代社会重要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求必须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包括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继续施展其积极的影响力，保持中国政治文化特有的气质，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沿着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继续前进。
关键词： 中国； 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 转型； 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22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每一个活动着的这种体系里都包含某个特定模式的这种行为取向，这种行为取向就是政治文化。[1]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的内在核心灵魂，也是政治体制的外在环境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有赖于政治文化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文化的创新。在政治发展道路上，我们一直强调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引出的合理命题是：必须继续积极稳步地实现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创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依然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而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史时期所培养的革命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今天，要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实现中国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创新。
一、中国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
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时代。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三大作风”、“五种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力。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它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党章中明确地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2]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
（二）坚定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
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终生。在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一起共同努力，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推动全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相信社会主义必胜。
（三）“三大作风”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的实质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持向人民负责。把对人民负责与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统一起来，以此来审视所开展的所有工作，经常性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担当，勇于承认错误。
（四）“五种革命精神”
在三大作风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同时形成了保证革命战争不断胜利的“五种革命精神”，即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正是在这五种精神的引领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战胜了入侵之外敌，打败了与人民意志相违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不仅如此，在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曲折困难之时，这五种精神同样给共产党人以动力。尤其是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封锁和昔日盟友反目之际，更是鼓舞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使国家和民族坚定地屹立于东方。
二、转型与创新面临的背景
当前我们的社会在发生史无前例的变迁，我们的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变迁和转型，但在历史中沉淀下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基因还将遗传下去，并在新时期发挥效用。中国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底蕴，但在现代化的大潮拍击下亟须更现代性地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所面临的背景是多重的。
（一）全球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也日趋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面向世界显示了其优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和弊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显示了它的多元化，是在吸收反映人类文明进步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在相互比较中存在，相互竞争中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势发挥必须实现其转型与创新，这样才能继续指引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发扬民族精神，实现国人心中的中国梦。
（二）经济变革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变革首先是在经济领域，经由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决定了社会发展必须有新的制度安排和发展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带来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而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必须在制度、组织、观念与价值层面作出相应的反映。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这个经济变革的过程中也应实现转变，培育现代市场意识，重视开拓、效率和价值实现。
（三）政治变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的政治层面也发生了与经济变革相适应的重大变革，政治发展也由以往适应计划经济的政治形态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治形态。也就是从权威型结构、高度集中型管理向民主化社会、科学化管理的转换，政治变革就必然要求政治文化要与之相适应。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要在现代变革社会中实现转型与创新，培育现代法治意识、平等观念、维护社会公正，做到透明化服务，以人为本。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促进社会发展。
（四）社会结构变革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出现了新的特点。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相继出现，各种职业阶层分化、细化，助长了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多元化。同时，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时代到来，必将消除长期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人格界限，这就要求塑造开放型、平民型、公民性、平等性的新的人文精神，体现在政治文化领域，就是要有平等意识、公民意识、共识意识等现代观念。
三、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转型与创新的具体内容
（一）从革命型政治文化到改革型政治文化
革命型政治文化与改革型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两种不同类型。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面对外敌侵略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和平的道路曾出现曙光，但迅即被战争的乌云所遮盖，国家与人民多舛的命运唯有通过彻底的革命才能改变。而在今天，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如何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民生活提高的各项体制，即改革成为时代的主要任务。社会发展的主题由革命转型为改革，决定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必然随之由革命型转型为改革型。
1. 政治发展的主题：从强调革命到注重改革。革命和改革是人类社会两种重要的政治发展方式。选择何种方式，有赖于对所处社会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分析。当原有制度从根本上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要求时，革命的发生便不可避免，此时就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动员其阶级力量，运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政治秩序的根本变革，建立新型的政治制度，以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便是生产力发展要求之使然。而当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确立之后，社会从革命走向改革，走向发展。改革也就成为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设新社会，实现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合理方式。人们的观念也应从强调革命转型为注重改革。当然，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实质也是一场革命，也是一种建设。今天，中国的发展唯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才能更具有建设性，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因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需激烈的暴力革命。
2. 政治热情：从高涨型转变为适度型。政治热情是社会公众参与政治生活所表现出的一种对于政治体系的积极性内心体验和感受，是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观基础。在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就要特别注重唤起公众高涨的政治热情，以使革命阶级的政治主张能得到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但在改革时期，由于普通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利益性，且存在利益实现的冲突性，为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有序，需要的是公众理性的政治参与，即适度的政治热情，防止盲目热情代替冷静理性。过于高涨的政治热情会导致“参与爆炸”，对改革产生不利的影响，导致政治秩序的动荡、失序。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渐进的、有步骤的，更强调理性。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对于公众的政治热情极为重视，将群众的政治热情调节在适度范围之内，引导社会公众积极有序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3. 政治意识：从暴民意识到公民意识。政治意识产生于社会公众对于本国政治制度、文化、历史传统的反映过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政治意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有区别的。在阶级关系尖锐对立的革命时代，由于利益分配机制的极端不均衡，少数特权阶级剥夺和掌握了社会的决定性资源，绝大多数民众则处于社会的底层，资源掌握匮乏。而社会又缺乏不同阶级之间的沟通机制，迫使人们欲改变这种制度，唯有以暴力对应暴力。因此，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中国共产党一呼而天下应，领导人们起来推翻了反动的统治秩序。在反动统治者看来，人们这种激进的态度属于暴民意识。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这种摧毁旧制度旧政权，推动革命成功的“暴民意识”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具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但是，在进入新的改革时期，基于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利益分配方面注重公平、公正。因此，虽然存在分配的差别，但无需采用极端的对抗方式来解决，而需要社会各方协商、沟通、甚至妥协。从包括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养料和资源，形成宽容的、建设性的公民意识。
（二）从革命型政治文化到建设型政治文化
与改革的关系相对应，革命与建设，也是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革命的特征在于破，在于打破过时的旧制度。建设的特征在于立，在于建立崭新的新世界。这也就决定了在当代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建立与建设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类型，实现由革命型政治文化到建设型政治文化的转型。
1. 政治发展的观念：从阶级斗争政治观到科学发展政治观。在政治主张无法调和的革命时代，社会进步阶级基于推动历史的进步，动员各方力量推翻代表落后势力的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新政权。这是那一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因为在阶级社会，“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3] 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当执政党领导人民开始改革发展的新的政治实践，应把握时代脉搏，引导人民树立科学发展的政治观，以人为本，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科学发展，并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2. 政治思维：从破字当头到立字当头。政治思维作为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规律性反映，对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革命时期，革命阶级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反动政治制度，也就是破。唯有如此，才能为新兴的政治统治创设适应的空间。在建设时期，革命阶级已夺取政权，社会的中心任务也应该从破转变为立，特别强调立的意义和作用，建设的方式步骤，往往是先立后破，甚至立而不破。这是一种增量式变革。
3. 政治意识：从强调人民意识到强化公民意识。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是要唤起和团结广大人民消灭作为反动统治集团的敌人，所以，特别强化人民意识；改革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平稳、慎重、稳妥的方式，对各项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逐步变革。所以，特别强调公民意识。因此，随着时代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就必须实现从强调人民意识到强化公民意识的转换。
4. 政治共识：从强调意识形态的共识到注重发展的共识。1949年之前的革命时期，由于尖锐对立的政治主张无法调和，不能形成民族发展的共识，处于弱势的共产党人遭受到了沉重的挫折和打击，因此，特别强调全体成员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性，以唤起人们的革命豪情，鼓起人们的斗争，从而在奋起推翻反动统治的目标上达成共识。然而，意识形态虽可成为统一人们思想的武器，却也容易沦为束缚人们思维的藩篱和误导人们思路的“邪教”。时至今日，发展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凝聚人们愿望的最高原则，如过分强调以往意识形态的意义，则易使社会发展失去活力。因此，应该注重通过推动改革以实现共识。
（三）从革命型政治文化到执政型政治文化
六十多年的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早已由革命型政党转变为执政型政党，面临的是发展、改革，不再是革命、暴力。与之相适应，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也应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
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后，执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地完成转型与创新，缺乏建设新型政治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简单照搬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建设经验，给国家建设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开启了从革命到执政的政治文化转型，使执政党从“革命党”转变为真正意义的执政党，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也使这种转型具有了理论的自觉。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政治文化转型，主要应把握以下内容：
1. 政治哲学：从强调斗争性转变为注重统一性。斗争性和统一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共存于一个统一体。[4]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状态不同。革命时期的两大对立阶级由于彼此政治主张极端对立，都力求消灭对方。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阶级力图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这就决定了斗争性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哲学的主要形态。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政治哲学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而在改革发展时期，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调动和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如此时依然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否认统一性，则会使社会有发生分裂的可能，不利于中心任务的实现。虽然当代社会存在着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归根结底属于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即统一性问题，而非对抗性矛盾，其解决方法只能是通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现行制度、体制的自我更新和完善加以解决，与敌对阶级之间矛盾解决方法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今天，同一性应该且已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
2. 政治思维：从你死我活转变为妥协让步。由于革命战争时期政治哲学的斗争性特点，体现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虽然曾存在短暂的矛盾缓和，但双方都深深地意识到矛盾的无法调和性。待民族矛盾消除后，对立冲突再次上演。而这种矛盾的对立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王朝兴衰更替的背后，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毫无妥协。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左右着两大对立阶级的意识和行为。但在发展和改革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如果依然强调那种政治思维，则毫无裨益。今天，基于资源的稀缺和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实现，我们更应突出合作共赢，妥协让步，应该培养一种“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的协调兼容、妥协让步的政治思维，“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享有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应注重协调社会各方利益，促使各方多一点妥协、商量、宽容、让步，实现利益共赢。否则，就可能令改革受挫乃至夭折，社会重回尖锐的对抗时期，无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
3. 行为模式：从“反常”、“过分”转变为无过不及。革命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式，其目的在于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改变社会发展的政治环境。[5] 从而为社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是对反动阶级统治的造反和破坏。这种行为在反动阶级看来即为“反常”、“过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打土豪、斗地主”的游街、戴高帽的“反常”、“过分”的行为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因为不“反常”、不“过分”，革命的火焰就难以点燃。而改革意味着改造与革新，需要的是温和、渐进的发展路径。如在改革和发展时期为消除一些社会成员的仇富心理，对部分先富阶层采取这种“反常”、“过分”行为，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公平”，但一定是以效率的降低为代价的。因此，只有从宏观层面兼顾各方利益，不偏不倚，发扬中和精神，才能在执政时期既保持稳定，又实现发展。
转型与创新恰当地描绘了当代政治发展的特征，促使传统政治向着现代政治发生结构性的质变。当时代主题从革命转换为建设，社会变革从革命转变为改革时，简单照搬革命时期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思维方式，从而片面夸大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与对立，极端否定传统与现代的调和与整合，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芜境地，这样任何优秀的传统文化都难以继承，任何优秀外来文化都难以真正“拿来”。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正是实现历史与未来的链接，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走向未来的必经路途。也只有如此，革命型传统政治文化才能发挥其优势，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5.
[2]杨凤春.中国当代政治制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
社，2006：61.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8.
[4]陈先达，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0：11.
[5]王浦劬，燕继荣.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
版社，2004：244.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