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发展（1976—1982）
郝壮敏
摘 要：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后至党的十二大召开，这一时期在进行着一场极为重要的渐进政治改革，其逻辑出发点是“人民根本利益”，突破口和基本内容是社会政治主体的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从而得以有效启动和推进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政治制度体系。这场渐进政治改革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途径和必由之路。
关键词： 政治发展； 人民根本利益； 政治思想； 政治心理； 渐进政治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21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抚今追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强调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继续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这就必须感谢邓小平在新时期中国这艘巨轮启程扬帆之时，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规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2] 因此，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深入分析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如何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发展，有助于“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3]1
一般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标志和开端，也理应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开端。但笔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后至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这一时期实际上都在进行一场极为重要的渐进政治改革，其逻辑出发点是“人民根本利益”，其突破口和基本内容则是社会政治主体的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从而得以有效启动和推进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而有效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人民根本利益是邓小平政治发展观和政治改革的逻辑出发点
什么是利益？什么是人民根本利益？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的角度来讲，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人们需要。[4]47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5]81 “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6]102-103这就指出了利益所内含的最为基本的矛盾，即“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4]49也即利益的二重性。对于社会利益关系来说，正是在利益本身所内含的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促使不同的人们结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必要和可能。而人们在利益关系中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利益矛盾，则是人类社会全部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从利益的主体角度来讲，可把利益划分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人民根本利益属于群体利益，主要是指作为利益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内容广泛的供其生存和发展的，具有公共性、多层次性、多重价值属性的共同的基本需求。简言之，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就意味着人民群众各方面共同的基本需求的有效满足。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力具有公共性、服务性等基本特征，理应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其宗旨和目标，这是奠定和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应有之义。
作为从上至下，由执政党的最高层发动的改革，其改革的逻辑出发点和动机是至关重要的。“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改革启动最重要的前提。”[7]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人民主权理念具有根本一致性，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1]70
邓小平始终“以百姓心为心”，始终把代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其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及其政治发展观的逻辑出发点和归宿。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8]278他在历次讲话中反复提及最多的是“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基本群众利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等，其核心实质都是“人民利益至上”。他曾明确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9]79-80他还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10]163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9]81
为何邓小平特别强调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否则贫穷落后对不起人民呢？这是因为，通常人民群众会横向比较自己和其他国家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状况差异，也会纵向比较自身现实生活状况同过去生活状况的差异。如果通过比较，他们意识到“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那么就可能进行集体示威抗议甚至集体暴乱甚或革命。对于执政者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当人们通过横向纵向比较之后，人民群众对执政者实现人民利益的期望值在不断上升，而执政党和政府在满足人民利益需求方面的能力却在相对下降。换言之，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后出现短暂的逆转或衰退时，或是长期的社会经济停滞、混乱无序、民不聊生时，往往是最容易发生革命或集体暴乱的时刻。这也正是“革命的J曲线理论”所阐述的基本内涵（如图1所示）。
革命的J曲线理论是现代民主发展过程中，一条不变的“政治铁律”。基于此，在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中，改革应当以增加人民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为根本出发点，他强调指出“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只有当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才能巩固和增强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否则，正如他曾作出的政治警示那样：只要“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2]370因为“人民，是看实践”，看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改革发展“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归根到底人民群众要看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372
由此看来，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习总书记评价所言，他“孜孜以求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对祖国、对人民、对党有着深情大爱。[2] 他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作其治国理政的逻辑出发点，视作其政治发展观和政治改革的逻辑出发点，视作其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得以不断取得成就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二、渐进政治改革是邓小平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本质上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是“人类政治生活体系在结构上日趋合理、在功能上日趋完善、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过程”。[13]13政治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常采取两种基本形态和方式，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质变方式，其标志是政治权力的变更和移易”，而政治改革则是“政治关系的量变方式，其特征是社会政治的演进和完善”。[4]295
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孕育着中国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深刻变化。尤其是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文革时期曾被批判或被打倒的政治精英得以平反和复出，这是中国党、政、军的高层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重组，是一次以政治权力和政治精英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邓小平再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14]1003当时邓小平所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3]19
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是“钢铁公司”，“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习近平总书记评价邓小平“多谋善断、举要驭繁”，“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 [2] 那么，邓小平当时究竟是如何深思熟虑谋划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事业全局的？应该从何处着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转型，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7]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人主要是社会人，有自身的价值观念；制度则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系列的规则，既包括硬性的因素如条文、规章等，也包括软性因素如传统和习惯等。这样，就构成了转型过程中的三大要素，即人、价值和制度。这同现代政治发展最先关注“国家与制度的构建”，后又关注“人的行为”，到现在关注“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的发展规律是相吻合的。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更加突出了价值观的作用。在政治发展的三大要素中，政治价值观是基础，包括政治发展的目标、方向等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发展的动力；制度是主要的手段。政治发展是目标、动力和手段的有机统一（如图2所示）。[7]
中国的体制转型过程主要表现为三者之间的辩证结合、有机统一、互动影响。如果制度的变化落后于人们的观念和价值，会招致人们的反对，严重时甚至会导致革命；如果制度的变化过于超前，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发挥其作用。要想使三者之间更加协调，变革转型起点的选择至关重要。这种起点的选择，既要人们能接受，不引起巨大的震荡，又能在平稳中将改革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中比较早地举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改革是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变革，是对原有僵化体制的部分否定，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第一步迈得怎么样直接涉及改革进程。[7]
改革第一步从何处迈出？如何迈出？这正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亟须回应和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政治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 [3]18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绝对不能再采取“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的政治运动模式，因为那样只能造成天下大乱而难以达到天下大治；也绝不能采取激烈的权力变更和移易的政治革命的方式，那样容易导致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应当寻求政治关系的量变方式，使社会思想得以大解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使社会活力得以释放和增强，进而使社会政治通过渐进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式得以演进和完善。
邓小平1977年正式复出时主动请缨分管教育、科技和外交等工作，目的是为了推动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和价值理念的革新。因为思想的解放和价值理念的革新是国家教育、科技等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和基础。邓小平的外交出访则正式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力求革新、勇于开放的新时期的发展思路、政治形象和价值理念。主动请缨主管教育、科技和外交，这深刻说明邓小平把社会政治主体的思想解放、理念革新和价值观的重塑放在了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首位，将其作为迈出渐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这也证明在辩证结合、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三要素（即人、价值观和制度）中，人们的价值观确实起着规定政治发展的目标、方向并推动实现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基础性作用。[7] 邓小平的这种渐进政治改革的战略谋划，遵循了“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的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
三、改革开放初期渐进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基本内容
一般而言，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15]241这是对政治思想在社会政治现实生活中作用的高度概括。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政治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是领导者和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生活深层次的政治关系的逻辑思考。它在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具有两方面的重大作用：第一，政治思想不但对人们认识政治现实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反映着特定的政治利益，并可以论证并维护其从属的利益主体的政治合理性和正当性（即政治合法性）；第二，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思想集中体现着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要求，政治思想（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人们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统领人们的政治意识的作用。[4]264-279
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政治心理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关系，体现着社会成员的利益和利益关系倾向，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社会政治现实中政治关系和各种政治现象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政治兴趣、政治愿望和政治信念等。政治心理往往是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对于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具有制约和规定作用；对于政治发展的动力和力量的形成具有强大的社会心理凝聚功能；任何政治发展的结果的形成和巩固，都需要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的支持和支撑。换言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安天下。因此社会政治心理应当成为政治领导人进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与调试的基本依据。[4]256-262
“文革”刚结束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国家仍因‘文革的混乱而步履蹒跚。” [3]17 “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究竟如何着手使中国摆脱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困局？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是统率、是灵魂、是大局，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首要性。思想支配行动，理论指导实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15]241-242邓小平深谙此政治哲理，“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 [10]342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思想僵化，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号召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面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所造成的新的思想禁锢和政治阴霾，面对人民群众利益意识的逐渐觉醒及其向往安定团结、民富国强的政治心理的逐渐变化，邓小平率先倡导重新恢复和坚持毛泽东为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逐步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全面拨乱反正、与时俱进，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策，并最终在党的十二大上开始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
以往人们在论述以实事求是作为核心内容的党的思想路线时基本都是从“党的建设”的角度和领域来考量的。而笔者认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这六年间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而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并逐渐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渐进政治改革。这场渐进政治改革以社会政治主体（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的解放、政治心理的革新作为其突破口和基本内容。在这场渐进政治改革过程中，社会政治主体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既启动促进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开展，又恢复重申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的政治价值，因而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意义。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渐进政治改革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早在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邓小平就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整顿是党的整顿的核心内容之一；
2. 反对并支持、指导破除“两个凡是”错误思想路线的禁锢束缚，在全党全社会开启倡导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帷幕；
3. 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大解放运动，实质上成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渐进政治改革，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4. 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推动党和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及各条战线的全面拨乱反正；
5. 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政治的战略高度强调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
6. 指导起草并最终形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教训，科学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全面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7. 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始把中国带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发展轨道。在之后的接续奋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如图3所示），从而为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发展起到了政治的“统率、灵魂和大局”的巨大能动作用。
邓小平主导的这场以社会政治主体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为突破口和基本内容的渐进政治改革代表和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一方面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政治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使得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心理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达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从而凝聚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和力量，并且这些政治发展成果能始终得到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上的支持和支撑，增强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可以说党的十二大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和发展道路，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条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运用和展开的重大成果，更是邓小平主导的这场渐进政治改革结出的政治硕果。
从此，中国开始进一步探索“始于毛、成于邓”并在新时期不断接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行动指南）和制度（根本保障），并使相互联系的三者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74
四、渐进政治改革是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推动力量和必要保障
关于中国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开端，从经济领域率先开始。先是进行农村改革，随后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轨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然而深入探究的话，经济领域的改革又是被什么推动和保障的呢？这就涉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以及政治改革与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角度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系中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和完善，它是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基本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包含着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思想理论、政治心理、认知情感、态度动机等基本内容的政治文化的革新，也是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换言之，政治改革的基本内容不但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当包括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虽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但是并未能结束“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和路线，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积下的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影响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本应预示着在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启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崭新历史时期；本应预示着新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塑造；本应预示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全面调整革新；本应预示着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够得以逐步改善；然而当时本应逐步完全实现的这些政治成果并未能顺应人民群众的这种政治心理预期而彻底实现。
由于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首要性，政治是统率，是灵魂，是大局。有了正确的政治理论指导思想，才会有正确的政治行动，才能制定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需求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方针。正基于此，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这六年期间，率先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渐进政治改革，解放了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实现了党的政治指导思想的彻底拨乱反正，逐步达成了社会成员政治心理预期的政治成果，使“民之所望”成为党和政府的施政所向，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政治发展角度来讲，没有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渐进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在全党全军全民中统一政治思想、形成政治共识；就不可能持续得到人民群众政治心理的支持和支撑，就不可能有效凝聚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使之成为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步有序发展。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没有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渐进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启动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序发展，因为政治改革是推进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根本保障。正如邓小平强调指出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2]176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2]164这说明中国的政治改革对于经济改革及其发展的作用极其重大，这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即经济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首要性，具有统率、全局和灵魂的重要能动作用。
从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来讲，发展是硬道理，而“实践表明，发展要靠改革”。[1]779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改革。” [1]779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基本景象就是：“当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难以前行、‘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通过改革扫除障碍、增添动力，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因此，“改革是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红利。”[1]785这里所说的改革理所当然包括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决定于社会政治主体的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因为后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和心理支撑。
总而言之，邓小平等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这六年期间以人民根本利益作为逻辑出发点，率先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这场渐进政治改革，实现了社会政治主体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步有序发展，推动并有效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发展成果，也是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基本途径和必由之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政治经验和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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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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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后至党的十二大召开，这一时期在进行着一场极为重要的渐进政治改革，其逻辑出发点是“人民根本利益”，突破口和基本内容是社会政治主体的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从而得以有效启动和推进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政治制度体系。这场渐进政治改革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途径和必由之路。
关键词： 政治发展； 人民根本利益； 政治思想； 政治心理； 渐进政治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21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抚今追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强调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继续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这就必须感谢邓小平在新时期中国这艘巨轮启程扬帆之时，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规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2] 因此，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深入分析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如何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发展，有助于“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3]1
一般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标志和开端，也理应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开端。但笔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后至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这一时期实际上都在进行一场极为重要的渐进政治改革，其逻辑出发点是“人民根本利益”，其突破口和基本内容则是社会政治主体的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从而得以有效启动和推进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而有效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人民根本利益是邓小平政治发展观和政治改革的逻辑出发点
什么是利益？什么是人民根本利益？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的角度来讲，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人们需要。[4]47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5]81 “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6]102-103这就指出了利益所内含的最为基本的矛盾，即“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4]49也即利益的二重性。对于社会利益关系来说，正是在利益本身所内含的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促使不同的人们结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必要和可能。而人们在利益关系中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利益矛盾，则是人类社会全部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从利益的主体角度来讲，可把利益划分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人民根本利益属于群体利益，主要是指作为利益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内容广泛的供其生存和发展的，具有公共性、多层次性、多重价值属性的共同的基本需求。简言之，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就意味着人民群众各方面共同的基本需求的有效满足。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力具有公共性、服务性等基本特征，理应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其宗旨和目标，这是奠定和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应有之义。
作为从上至下，由执政党的最高层发动的改革，其改革的逻辑出发点和动机是至关重要的。“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改革启动最重要的前提。”[7]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人民主权理念具有根本一致性，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1]70
邓小平始终“以百姓心为心”，始终把代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其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及其政治发展观的逻辑出发点和归宿。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8]278他在历次讲话中反复提及最多的是“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基本群众利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等，其核心实质都是“人民利益至上”。他曾明确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9]79-80他还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10]163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9]81
为何邓小平特别强调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否则贫穷落后对不起人民呢？这是因为，通常人民群众会横向比较自己和其他国家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状况差异，也会纵向比较自身现实生活状况同过去生活状况的差异。如果通过比较，他们意识到“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那么就可能进行集体示威抗议甚至集体暴乱甚或革命。对于执政者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当人们通过横向纵向比较之后，人民群众对执政者实现人民利益的期望值在不断上升，而执政党和政府在满足人民利益需求方面的能力却在相对下降。换言之，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后出现短暂的逆转或衰退时，或是长期的社会经济停滞、混乱无序、民不聊生时，往往是最容易发生革命或集体暴乱的时刻。这也正是“革命的J曲线理论”所阐述的基本内涵（如图1所示）。
革命的J曲线理论是现代民主发展过程中，一条不变的“政治铁律”。基于此，在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中，改革应当以增加人民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为根本出发点，他强调指出“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只有当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才能巩固和增强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否则，正如他曾作出的政治警示那样：只要“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2]370因为“人民，是看实践”，看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改革发展“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归根到底人民群众要看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372
由此看来，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习总书记评价所言，他“孜孜以求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对祖国、对人民、对党有着深情大爱。[2] 他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作其治国理政的逻辑出发点，视作其政治发展观和政治改革的逻辑出发点，视作其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得以不断取得成就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二、渐进政治改革是邓小平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本质上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是“人类政治生活体系在结构上日趋合理、在功能上日趋完善、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过程”。[13]13政治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常采取两种基本形态和方式，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质变方式，其标志是政治权力的变更和移易”，而政治改革则是“政治关系的量变方式，其特征是社会政治的演进和完善”。[4]295
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孕育着中国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深刻变化。尤其是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文革时期曾被批判或被打倒的政治精英得以平反和复出，这是中国党、政、军的高层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重组，是一次以政治权力和政治精英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邓小平再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14]1003当时邓小平所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3]19
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是“钢铁公司”，“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习近平总书记评价邓小平“多谋善断、举要驭繁”，“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 [2] 那么，邓小平当时究竟是如何深思熟虑谋划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事业全局的？应该从何处着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转型，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7]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人主要是社会人，有自身的价值观念；制度则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系列的规则，既包括硬性的因素如条文、规章等，也包括软性因素如传统和习惯等。这样，就构成了转型过程中的三大要素，即人、价值和制度。这同现代政治发展最先关注“国家与制度的构建”，后又关注“人的行为”，到现在关注“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的发展规律是相吻合的。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更加突出了价值观的作用。在政治发展的三大要素中，政治价值观是基础，包括政治发展的目标、方向等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发展的动力；制度是主要的手段。政治发展是目标、动力和手段的有机统一（如图2所示）。[7]
中国的体制转型过程主要表现为三者之间的辩证结合、有机统一、互动影响。如果制度的变化落后于人们的观念和价值，会招致人们的反对，严重时甚至会导致革命；如果制度的变化过于超前，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发挥其作用。要想使三者之间更加协调，变革转型起点的选择至关重要。这种起点的选择，既要人们能接受，不引起巨大的震荡，又能在平稳中将改革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中比较早地举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改革是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变革，是对原有僵化体制的部分否定，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第一步迈得怎么样直接涉及改革进程。[7]
改革第一步从何处迈出？如何迈出？这正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亟须回应和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政治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 [3]18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绝对不能再采取“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的政治运动模式，因为那样只能造成天下大乱而难以达到天下大治；也绝不能采取激烈的权力变更和移易的政治革命的方式，那样容易导致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应当寻求政治关系的量变方式，使社会思想得以大解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使社会活力得以释放和增强，进而使社会政治通过渐进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式得以演进和完善。
邓小平1977年正式复出时主动请缨分管教育、科技和外交等工作，目的是为了推动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和价值理念的革新。因为思想的解放和价值理念的革新是国家教育、科技等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和基础。邓小平的外交出访则正式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力求革新、勇于开放的新时期的发展思路、政治形象和价值理念。主动请缨主管教育、科技和外交，这深刻说明邓小平把社会政治主体的思想解放、理念革新和价值观的重塑放在了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首位，将其作为迈出渐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这也证明在辩证结合、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三要素（即人、价值观和制度）中，人们的价值观确实起着规定政治发展的目标、方向并推动实现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基础性作用。[7] 邓小平的这种渐进政治改革的战略谋划，遵循了“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的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
三、改革开放初期渐进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基本内容
一般而言，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15]241这是对政治思想在社会政治现实生活中作用的高度概括。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政治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是领导者和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生活深层次的政治关系的逻辑思考。它在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具有两方面的重大作用：第一，政治思想不但对人们认识政治现实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反映着特定的政治利益，并可以论证并维护其从属的利益主体的政治合理性和正当性（即政治合法性）；第二，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思想集中体现着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要求，政治思想（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人们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统领人们的政治意识的作用。[4]264-279
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政治心理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关系，体现着社会成员的利益和利益关系倾向，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社会政治现实中政治关系和各种政治现象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政治兴趣、政治愿望和政治信念等。政治心理往往是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对于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具有制约和规定作用；对于政治发展的动力和力量的形成具有强大的社会心理凝聚功能；任何政治发展的结果的形成和巩固，都需要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的支持和支撑。换言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安天下。因此社会政治心理应当成为政治领导人进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与调试的基本依据。[4]256-262
“文革”刚结束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国家仍因‘文革的混乱而步履蹒跚。” [3]17 “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究竟如何着手使中国摆脱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困局？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是统率、是灵魂、是大局，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首要性。思想支配行动，理论指导实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15]241-242邓小平深谙此政治哲理，“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 [10]342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思想僵化，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号召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面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所造成的新的思想禁锢和政治阴霾，面对人民群众利益意识的逐渐觉醒及其向往安定团结、民富国强的政治心理的逐渐变化，邓小平率先倡导重新恢复和坚持毛泽东为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逐步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全面拨乱反正、与时俱进，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策，并最终在党的十二大上开始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
以往人们在论述以实事求是作为核心内容的党的思想路线时基本都是从“党的建设”的角度和领域来考量的。而笔者认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这六年间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而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并逐渐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渐进政治改革。这场渐进政治改革以社会政治主体（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的解放、政治心理的革新作为其突破口和基本内容。在这场渐进政治改革过程中，社会政治主体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既启动促进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开展，又恢复重申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的政治价值，因而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意义。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渐进政治改革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早在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邓小平就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整顿是党的整顿的核心内容之一；
2. 反对并支持、指导破除“两个凡是”错误思想路线的禁锢束缚，在全党全社会开启倡导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帷幕；
3. 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大解放运动，实质上成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渐进政治改革，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4. 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推动党和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及各条战线的全面拨乱反正；
5. 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政治的战略高度强调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
6. 指导起草并最终形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教训，科学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全面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7. 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始把中国带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发展轨道。在之后的接续奋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如图3所示），从而为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发展起到了政治的“统率、灵魂和大局”的巨大能动作用。
邓小平主导的这场以社会政治主体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为突破口和基本内容的渐进政治改革代表和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一方面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政治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使得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心理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达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从而凝聚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和力量，并且这些政治发展成果能始终得到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上的支持和支撑，增强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可以说党的十二大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和发展道路，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条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运用和展开的重大成果，更是邓小平主导的这场渐进政治改革结出的政治硕果。
从此，中国开始进一步探索“始于毛、成于邓”并在新时期不断接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行动指南）和制度（根本保障），并使相互联系的三者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74
四、渐进政治改革是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推动力量和必要保障
关于中国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开端，从经济领域率先开始。先是进行农村改革，随后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轨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然而深入探究的话，经济领域的改革又是被什么推动和保障的呢？这就涉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以及政治改革与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分析角度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系中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和完善，它是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基本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包含着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思想理论、政治心理、认知情感、态度动机等基本内容的政治文化的革新，也是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换言之，政治改革的基本内容不但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当包括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虽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但是并未能结束“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和路线，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积下的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影响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本应预示着在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启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崭新历史时期；本应预示着新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塑造；本应预示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全面调整革新；本应预示着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够得以逐步改善；然而当时本应逐步完全实现的这些政治成果并未能顺应人民群众的这种政治心理预期而彻底实现。
由于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首要性，政治是统率，是灵魂，是大局。有了正确的政治理论指导思想，才会有正确的政治行动，才能制定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需求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方针。正基于此，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这六年期间，率先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渐进政治改革，解放了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实现了党的政治指导思想的彻底拨乱反正，逐步达成了社会成员政治心理预期的政治成果，使“民之所望”成为党和政府的施政所向，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政治发展角度来讲，没有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渐进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在全党全军全民中统一政治思想、形成政治共识；就不可能持续得到人民群众政治心理的支持和支撑，就不可能有效凝聚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使之成为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步有序发展。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没有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渐进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启动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序发展，因为政治改革是推进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根本保障。正如邓小平强调指出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2]176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2]164这说明中国的政治改革对于经济改革及其发展的作用极其重大，这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即经济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首要性，具有统率、全局和灵魂的重要能动作用。
从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来讲，发展是硬道理，而“实践表明，发展要靠改革”。[1]779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改革。” [1]779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基本景象就是：“当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难以前行、‘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通过改革扫除障碍、增添动力，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因此，“改革是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红利。”[1]785这里所说的改革理所当然包括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决定于社会政治主体的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因为后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和心理支撑。
总而言之，邓小平等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这六年期间以人民根本利益作为逻辑出发点，率先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这场渐进政治改革，实现了社会政治主体政治思想的解放和政治心理的革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步有序发展，推动并有效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发展成果，也是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基本途径和必由之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政治经验和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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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