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资本视角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条件和路径
摘 要： 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血缘联系的特殊主义信任，对圈内人与圈外人区别对待；二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度高，富于与人为善、知恩图报、包容大度、自我牺牲等美德，为国家有效履行其职能提供了主流社会规范的有力支持。中国政治发展的条件、路径也因此呈现出独特性。一是认同危机较易解决，而建立有效政府的任务成为关键；二是整合危机成为经常面临的挑战，政府必须依赖道德及其他资源完成社会整合任务；三是强大的政府权威强化了既有的社会资本模式，使社会转型的过程异常漫长；四是利用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资源，在具体政策、过程层面实行的民主取向的改良要比影响政治制度架构的激烈变革措施效果更好。
关键词： 社会资本； 政治发展； 国家认同； 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14
一、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形态：微观与宏观考察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政治学学科中受关注程度较高的一种理论。所谓社会资本，从现有的研究看，主要
是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达成合作行为的社会网络结构、对他人的信任态度、合作参与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游戏规则”等。根据帕特南的研究，水平型社会网络能够培养成员相互信任、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习惯，进而使参与、合作、自觉承担公共责任成为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在此情况下，投机、背信、自顾自成为“不合算的买卖”，由此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制止了搭便车行为，为公共事务得到良好的治理提供了根本保证。帕特南因此将水平参与型社会网络、普遍的信任态度、合作互惠的规范等称之为社会资本，并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民主法治和经济信用体系发展成长的基础。[1]
如果这一理论是有说服力的，那么，中国的社会资本是一种什么形态？它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从微观层面来考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血缘关系对人们的信任态度、交往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金耀基教授指出了中国人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只讲付出、不讲回报”，对熟人则以既有的人情为基础、在给予方便的同时期望对方做出对等的回报，对陌生人则比较会精打细算、斤斤计较；杜赞奇教授发现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民在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往往以宗族为基本单位；马克思也有著名的“马铃薯”理论，即小农经济下人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与社会交往”。[2]676因而小农家庭之间基本是以邻为壑的关系，他们就像“一些同名数”或“马铃薯”，缺乏有机的联系。
可以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缺乏西方那种普遍信任、尊奉普遍性规则、合作治理社会事务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具体言之：血缘家族型社会网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同乡、同学、熟人关系网是中国社会网络的主要形式，难以培养人们对普遍性、形式化的法律规范的认同；中国文化是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对圈内与圈外采取区别对待的“游戏规则”；协调和规约人们交往行为的不是明确划定各人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具有伸缩性和可变性的“人情”。其结果，损害了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公共利益、公共财物被视为无主财产，公共事务受到漠视，人们关心、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意识较弱。在此情况下，只能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依赖它自上而下的强制，使公共事务勉强得以治理。而面对人们逃避责任的行为，政府又只能依靠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直至侵犯私人领域来完成其职责，最终形成投机与监管相互强化的机制。这是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社会资本的考察。
（二）从宏观层面来考察
中国社会还有另外一些特征：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认同感比较强；相信人性善、愿意与人为善，有一致的价值认同；个人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较重，富于知恩图报、讲信重义、宽容大度、大局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等传统美德。所有这些，无疑也是中华民族的“社会资本”，甚至是中国社会资本的本质。正是依靠这些“社会资本”，中华民族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经历了各种艰难和风险，保持了自己文明的统一性和延续性。然而，学术界对这方面却关注较少，因此需要多费一些笔墨来说明。
1. 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认同感比较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与维系的基点；社会的一大批基层公共事务，都要依靠家族举办、操持，产生了公共事务家族化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并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明确界分，也不区分“国”与“家”。相反，国被认为是家的放大，而且是具有神圣感的、远高于一般家族的“神圣家族”。“我”既属于家，也属于国；家是“我的家”，国也是“我的国”。国虽然离“我”较远，但并不需要另一套规则系统来维系；相反，我“爱”我的家，自然也“爱”我的国。国为“我”的生活提供了恒久的背景和广涵的场域，“我”与“家”不可能不属于它、依靠它并受它的管理、为它做出牺牲。
因此，历代总有一批精英怀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意识。在民族危难之时，他们挺身而出，为民族、为国家不计个人得失、甘愿奉献一切，而普通民众也形成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持久认同感、向心力。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一体逻辑塑造出来的，也为建立统一、强大的政治权力系统和实施有效的政治管理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局面的心理和文化原因。通过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每一分子在心理上不可能不分享到国家、社会的整体荣誉，产生对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归属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与其他成员休戚与共的意识。虽然这些并不能消除小农经济下人们之间的隔阂和冷漠心理，也不意味着人们会在具体事务上普遍信任、紧密合作。但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增强了全体人民的向心力、维护了国家和文化的统一则是不争的事实。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这样论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内聚性，他说：“与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包括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尔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3]
他还说明了中国文明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内聚性的具体原因，包括：人口庞大无比，使其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中国存在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而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统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
2. 中国社会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许多传统美德。儒家思想偏好道德善，将其视为最高价值，从来都教育人们要与人为善，期望建立一个人人都变得温、良、恭、俭、让的至善社会。① 这使得中华民族不像西方社会那样经常面临不同价值信仰带来的冲突，相反，在价值问题上人们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与人为善、知恩图报、讲信修睦、重义轻利、宽容大度、勇于自我牺牲、强烈的大局意识和自我担当精神等也都成为中华民族的鲜明特点。帕特南认为，“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都是道德资源”。[1]191 最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华文明当然应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我们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信仰，减少了因为价值信仰不同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儒家以对道德规范的体认和践履状况来衡量个人价值的做法，形成了“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让我们很早就打破了以出身和血统来决定个人地位和身份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阶级认同；实行科举取士，促进了社会流动。儒家鼓励人们见贤思齐、自我反省，使那些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大的感化作用，便于周围人群自觉接受其领导；重视伦理道德也让我们在达成社会集体行动时坚持“从贤不从众”的原则，重视协商的方式而不是票决，简化了达成共识的程序，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公共决策的质量。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游戏规则，但却一贯重视和衷共济、同心协力等道德规范的作用，鼓励人们树立大局意识，勇于自我牺牲；长期的道德教化还让我们对外不尚侵伐、开放包容。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过分追求道德善也会造成伪道德主义，不是通过谈判、妥协、争取选票等方式进行公开博弈，而是一团和气、掩饰矛盾、口是心非、勾心斗角，导致博弈的过程更加复杂，但在中国超大社会和脆弱的农业文明现实面前，却也是尽可能减少直接冲突，保证基本秩序，满足大多数人基本生存条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3. 在中华文明中，政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政府是凝聚全社会的“圆心”，民族凝聚力和各种传统美德都要依赖政治系统对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和对全体成员的持续教化才能维系和激发。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人们对政府有敬爱、依赖、畏惧等复杂心理，便于政府调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诚如马克思所言，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693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也指出，中国从周朝时期就形成了由政治权力自上而下进行“间架性设计”社会秩序的做法。“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00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4]
总而言之，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表现与政治（政府）密切相关，政治清明则人心聚、政治衰败则人心散。政府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导师和全社会的“圆心”。政治权力稳定，大多数普通人才有按照道德规范行动的动力。政治的衰败则抽去了社会共同体的最大维系力，使人们的道德心失去支柱，刺激投机背叛、暴力掠夺的动机，使社会尔虞我诈、一盘散沙，直至发展到强凌弱、众暴寡的无政府状态。
因此，如果我们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在精神，一种使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共同体意识，或一个社会持续出现的、可重复的、受到尊重的集体行动模式。这些因素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条件，那么，中国社会就并不缺乏社会资本。我们有自己的社会资本形式和存量。
中华民族的社会资本具有二元性、伦理性、政治性等明显特征。它在微观方面与宏观方面有很大区别，两者既相矛盾、又相互补充。它通过强化人们对整体的认同意识，树立起人们的协作观念、大局意识；通过激发人们向善的道德心，减若社会成员的好斗性、非理性，形成善良宽容的民族性格和社会风尚；通过教育人们养成知足、豁达、忍让和勤劳刻苦、自强不息等品德，进行更多生产活动弥补由于缺乏明确规则而导致的损失；通过泛政治化，使人们在政府的统领下高效地展开集体行动。依靠这套复杂的价值、规则和行动系统，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长期延续而又和谐自洽的文明体系。
二、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发展条件和路径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对全世界展开殖民和贸易活动，西方文明开始冲击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国也开始了由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演变的进程。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在既有社会资本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以获得社会资本这一重要精神资源和规则体系的支持，从这里汲取力量，否则会动摇人们完整的价值信仰、紊乱人们习而不察的“游戏规则”，极大地增加不确定性，让社会更加难以达成集体行动。那么，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为政治发展设定了什么条件、提供了哪些资源、我们的政治发展又应该选择什么路径呢？
（一）认同危机较易解决，而建立强大、有效的政府成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关键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民族认同感比较强烈，形成了持久、牢固的共同体意识。与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到二战结束建立国家时甚至没有形成共同的语言、文字相比较，我们早在秦统一六国后就“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了。当然，对民族身份和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作为自治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甚至历史上人们对王朝的忠诚也常常强于对民族共同体的忠诚。但是，一方面对王朝的忠诚也必然培养起人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欧洲历史上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兴起就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开始。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当中也有鼓励忠诚于国家、民族、人民而不是忠诚于王朝的大量因素，民本思想、“重道不重君”的观念都是其体现。因此，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常常面临的认同危机、整合危机、贯彻危机、合法性危机、分配危机的五大危机当中，对中国来说，认同危机是较容易克服的，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建设的任务——培养起国民对作为自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和忠诚感，对我们来说，相对比较容易解决。
但是，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凝聚力不是通过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实践自下而上培养起来的，而是超越了家族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依系于一个有权威、有效能的政治系统。所以，对我们来说，建立有效能的政权或政府就成为维系社会共同体、保存社会资本、使社会能够达成集体行动的关键。近代中国持续上演的革命与改良行动，无论其主张和观点有多大差别，但在主张建立一个有权威、有效能的强大政权与政府方面则是共同的。因此，就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起点而言，如果说西方国家近代民主政治的起点是限制或推翻王权、建立起权力受到有效限制的政府，那么，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起点则是：更换一个已经不能有效实施政治管理、权威严重流失的旧政权，代之以一个既能重新将社会凝聚起来、有效管理社会，又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新政权。
（二）政府获得权威必须完成社会整合的任务并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道德资源
对中国来说，政府是凝聚人心、促使人们遵守道德规范从而遏制自顾自、以强凌弱等负面倾向，达成社会集体行动的关键。但是，政府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政府必须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对中国社会而言，如果说认同危机比较容易解决，那么，整合危机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依靠人为因素建立的大一统国家缺乏将人们有机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只能依靠强大政府的整合作用。此外，小农既善良又怯懦的性格也会让他们畏惧一切敢于冒险的权势人物，只要这些冒险家有足够的力量，就会裹挟着他们向中央政权提出挑战。而分裂、割据、战争局面的出现会冲击整个社会秩序，动摇社会的道德信念。因此，进行社会整合、消除分裂势力、确保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就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整合的具体内容包括：消除分裂割据势力、制定和实施统一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安全等。只有政府完成社会整合的任务，贯彻危机、合法性危机、分配危机才具备克服的条件。其次，政府要获得权威，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道德资源。政府必须遵守传统的价值体系和各项道德准则，甚至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通过树立道德楷模、尊崇知识阶层、根据道德状况录用人才等方式发挥道德教化功能，克服小农经济下的消极散漫性格，让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私人生活的狭隘层次，以较低成本完成公共事务的治理任务。
（三）处理好保持传统与学习西方的关系需要强有力的政府
强大的政府权威固化了既有的社会资本模式，使社会转型的过程异常漫长，政治发展只能是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社会网络结构、交往方式和博弈规则早已定型并进入人们的心灵深处，达成社会集体行动的模式高度稳定。而近代以来，我们恰在自身处于王朝循环衰落期的当口遭遇了西方文明的挑战，由此开启了现代化过程。走出衰落期、应对外来文明的挑战、处理好保持传统与学习西方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更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整合社会、赢得独立、恢复秩序、收拾人心。但是，由于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通过战争建立起一个有权威的新政府，而这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异常痛苦的过程，再加上列强弱华、分华、治华的图谋，以及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必然带来的诸多矛盾冲突，导致建立强大有效的新政府的任务迟迟不能完成，民族自信心无法恢复，固有价值信念遭到挑战，以强凌弱的实力原则盛行，社会资本存量降到历史最低，中国历史进入最悲惨的一页。经过长期的较量，最终，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具有献身精神和崇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民众、道德示范、社会动员等方式开发传统社会资本资源，战胜了松散、腐败、不能凝聚民心的国民党，结束了这一段悲惨的历史，为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社会资本的重建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建立强大政权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资本进入最高涨的阶段，官员清廉自律、群众勇于奉献成为那个历史阶段的鲜明标志。依靠这些社会资本，即使在违背基本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仍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毛泽东同志此时却出现了错误，永远消灭任何可能的剥削者、永葆劳苦大众掌握政权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为此而采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发动文化大革命，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好在党和政府的权威地位没有动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邓小平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在首先确保党的权威，保持社会处于整合状态的条件下，尊重人民意愿，采取市场取向的改革措施；采用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统一人心、弘扬传统美德；对西方国家采取开放、学习的态度。中华民族只要政治系统强大有效，就能创造奇迹的精神再一次展现出巨大的力量，短短三十多年就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但是，这种长期依靠强大政府的整合作用促进现代化的努力也固化了以前的社会资本模式，带来了公民社会发育的迟缓，不利于形成参与共治、普遍信任、公开博弈的新的游戏规则和社会资本，使社会转型的过程异常漫长。尽管如此，相对其他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而言，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强政府主导下的模式仍然对中国最为有效。所以，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走在中央权威的统领下，经过历史的合力作用，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而这必然是一个需求导向而非人为导向，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四）开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丰富资源
以民主政治的理念为导向，在具体的政策、过程层面进行逐步的改良，应是中国政治发展最为稳妥的路径选择。作为一种本土生、本土长，且存在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当中，必然有大量优秀的、永远值得记取和发扬的积极成分。其中，对人性的乐观肯定态度，对克服自己的不足，实现内在超越的价值追求，对人与人可以理解包容，能够和谐共存的坚定信仰，对人格的平等尊重，以及由这些文明特性所决定的传统美德，都是有助于促进人与人相互信任，使公共事务得到治理的重要资本。立足现实，尊重历史和自己的文明特性并继承、发扬之，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社会资本形式存在的不足，可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点和长处。西方文明以民主、法治、人权等为核心理念的政治制度文明，以合作、互信、参与、共治为特征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与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值得积极学习、借鉴和吸收。
因此，我们必须在继承中华传统文明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中华文明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不是无限的、随意的，而是要在维持统一、强大的中央权威这一前提下，以民主政治的理念为导向，在具体的政策、过程层面逐步改良，既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逐渐改变小农经济下的自顾自习惯，养成合作、互信、参与、共治、规则、权利、自主、独立、理性、法治等等公民精神，培育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资本，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而不要轻谈竞争性选举、任期制、党代会年会制、票决制、地方自治等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国家推出的信息公开、新闻发布、行政问责、行政听证等，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效果也有待改进，但对于促进政治发展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措施传播了民主理念、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改变了政府管理模式，为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相比之下，其他制度层面或可能影响制度框架的改革措施却难以推进，且效果不彰。总之，在权威性的中央政权领导下，通过具体政策、过程层面的改良，先培育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实现公民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最后建立起成熟、发达的中华现代政治文明，应该是民主政治建设综合效果最好、成本代价最小、最为稳妥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荣，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61-65.
[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15.
[5]何君安，梁忠民.论社会资本与政治系统的关系[J].政治学研究，2006，（3）.
[6]颜烨.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科版），2004，（1）.
[7]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党 婷]
关键词： 社会资本； 政治发展； 国家认同； 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14
一、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形态：微观与宏观考察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政治学学科中受关注程度较高的一种理论。所谓社会资本，从现有的研究看，主要
是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达成合作行为的社会网络结构、对他人的信任态度、合作参与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游戏规则”等。根据帕特南的研究，水平型社会网络能够培养成员相互信任、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习惯，进而使参与、合作、自觉承担公共责任成为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在此情况下，投机、背信、自顾自成为“不合算的买卖”，由此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制止了搭便车行为，为公共事务得到良好的治理提供了根本保证。帕特南因此将水平参与型社会网络、普遍的信任态度、合作互惠的规范等称之为社会资本，并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民主法治和经济信用体系发展成长的基础。[1]
如果这一理论是有说服力的，那么，中国的社会资本是一种什么形态？它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从微观层面来考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血缘关系对人们的信任态度、交往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金耀基教授指出了中国人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只讲付出、不讲回报”，对熟人则以既有的人情为基础、在给予方便的同时期望对方做出对等的回报，对陌生人则比较会精打细算、斤斤计较；杜赞奇教授发现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民在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往往以宗族为基本单位；马克思也有著名的“马铃薯”理论，即小农经济下人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与社会交往”。[2]676因而小农家庭之间基本是以邻为壑的关系，他们就像“一些同名数”或“马铃薯”，缺乏有机的联系。
可以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缺乏西方那种普遍信任、尊奉普遍性规则、合作治理社会事务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具体言之：血缘家族型社会网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同乡、同学、熟人关系网是中国社会网络的主要形式，难以培养人们对普遍性、形式化的法律规范的认同；中国文化是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对圈内与圈外采取区别对待的“游戏规则”；协调和规约人们交往行为的不是明确划定各人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具有伸缩性和可变性的“人情”。其结果，损害了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公共利益、公共财物被视为无主财产，公共事务受到漠视，人们关心、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意识较弱。在此情况下，只能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依赖它自上而下的强制，使公共事务勉强得以治理。而面对人们逃避责任的行为，政府又只能依靠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直至侵犯私人领域来完成其职责，最终形成投机与监管相互强化的机制。这是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社会资本的考察。
（二）从宏观层面来考察
中国社会还有另外一些特征：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认同感比较强；相信人性善、愿意与人为善，有一致的价值认同；个人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较重，富于知恩图报、讲信重义、宽容大度、大局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等传统美德。所有这些，无疑也是中华民族的“社会资本”，甚至是中国社会资本的本质。正是依靠这些“社会资本”，中华民族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经历了各种艰难和风险，保持了自己文明的统一性和延续性。然而，学术界对这方面却关注较少，因此需要多费一些笔墨来说明。
1. 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认同感比较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与维系的基点；社会的一大批基层公共事务，都要依靠家族举办、操持，产生了公共事务家族化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并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明确界分，也不区分“国”与“家”。相反，国被认为是家的放大，而且是具有神圣感的、远高于一般家族的“神圣家族”。“我”既属于家，也属于国；家是“我的家”，国也是“我的国”。国虽然离“我”较远，但并不需要另一套规则系统来维系；相反，我“爱”我的家，自然也“爱”我的国。国为“我”的生活提供了恒久的背景和广涵的场域，“我”与“家”不可能不属于它、依靠它并受它的管理、为它做出牺牲。
因此，历代总有一批精英怀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意识。在民族危难之时，他们挺身而出，为民族、为国家不计个人得失、甘愿奉献一切，而普通民众也形成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持久认同感、向心力。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一体逻辑塑造出来的，也为建立统一、强大的政治权力系统和实施有效的政治管理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局面的心理和文化原因。通过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每一分子在心理上不可能不分享到国家、社会的整体荣誉，产生对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归属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与其他成员休戚与共的意识。虽然这些并不能消除小农经济下人们之间的隔阂和冷漠心理，也不意味着人们会在具体事务上普遍信任、紧密合作。但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增强了全体人民的向心力、维护了国家和文化的统一则是不争的事实。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这样论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内聚性，他说：“与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包括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尔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3]
他还说明了中国文明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内聚性的具体原因，包括：人口庞大无比，使其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中国存在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而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统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
2. 中国社会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许多传统美德。儒家思想偏好道德善，将其视为最高价值，从来都教育人们要与人为善，期望建立一个人人都变得温、良、恭、俭、让的至善社会。① 这使得中华民族不像西方社会那样经常面临不同价值信仰带来的冲突，相反，在价值问题上人们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与人为善、知恩图报、讲信修睦、重义轻利、宽容大度、勇于自我牺牲、强烈的大局意识和自我担当精神等也都成为中华民族的鲜明特点。帕特南认为，“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都是道德资源”。[1]191 最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华文明当然应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我们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信仰，减少了因为价值信仰不同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儒家以对道德规范的体认和践履状况来衡量个人价值的做法，形成了“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让我们很早就打破了以出身和血统来决定个人地位和身份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阶级认同；实行科举取士，促进了社会流动。儒家鼓励人们见贤思齐、自我反省，使那些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大的感化作用，便于周围人群自觉接受其领导；重视伦理道德也让我们在达成社会集体行动时坚持“从贤不从众”的原则，重视协商的方式而不是票决，简化了达成共识的程序，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公共决策的质量。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游戏规则，但却一贯重视和衷共济、同心协力等道德规范的作用，鼓励人们树立大局意识，勇于自我牺牲；长期的道德教化还让我们对外不尚侵伐、开放包容。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过分追求道德善也会造成伪道德主义，不是通过谈判、妥协、争取选票等方式进行公开博弈，而是一团和气、掩饰矛盾、口是心非、勾心斗角，导致博弈的过程更加复杂，但在中国超大社会和脆弱的农业文明现实面前，却也是尽可能减少直接冲突，保证基本秩序，满足大多数人基本生存条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3. 在中华文明中，政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政府是凝聚全社会的“圆心”，民族凝聚力和各种传统美德都要依赖政治系统对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和对全体成员的持续教化才能维系和激发。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人们对政府有敬爱、依赖、畏惧等复杂心理，便于政府调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诚如马克思所言，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693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也指出，中国从周朝时期就形成了由政治权力自上而下进行“间架性设计”社会秩序的做法。“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00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4]
总而言之，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表现与政治（政府）密切相关，政治清明则人心聚、政治衰败则人心散。政府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导师和全社会的“圆心”。政治权力稳定，大多数普通人才有按照道德规范行动的动力。政治的衰败则抽去了社会共同体的最大维系力，使人们的道德心失去支柱，刺激投机背叛、暴力掠夺的动机，使社会尔虞我诈、一盘散沙，直至发展到强凌弱、众暴寡的无政府状态。
因此，如果我们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在精神，一种使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共同体意识，或一个社会持续出现的、可重复的、受到尊重的集体行动模式。这些因素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条件，那么，中国社会就并不缺乏社会资本。我们有自己的社会资本形式和存量。
中华民族的社会资本具有二元性、伦理性、政治性等明显特征。它在微观方面与宏观方面有很大区别，两者既相矛盾、又相互补充。它通过强化人们对整体的认同意识，树立起人们的协作观念、大局意识；通过激发人们向善的道德心，减若社会成员的好斗性、非理性，形成善良宽容的民族性格和社会风尚；通过教育人们养成知足、豁达、忍让和勤劳刻苦、自强不息等品德，进行更多生产活动弥补由于缺乏明确规则而导致的损失；通过泛政治化，使人们在政府的统领下高效地展开集体行动。依靠这套复杂的价值、规则和行动系统，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长期延续而又和谐自洽的文明体系。
二、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发展条件和路径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对全世界展开殖民和贸易活动，西方文明开始冲击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国也开始了由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演变的进程。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在既有社会资本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以获得社会资本这一重要精神资源和规则体系的支持，从这里汲取力量，否则会动摇人们完整的价值信仰、紊乱人们习而不察的“游戏规则”，极大地增加不确定性，让社会更加难以达成集体行动。那么，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为政治发展设定了什么条件、提供了哪些资源、我们的政治发展又应该选择什么路径呢？
（一）认同危机较易解决，而建立强大、有效的政府成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关键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民族认同感比较强烈，形成了持久、牢固的共同体意识。与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到二战结束建立国家时甚至没有形成共同的语言、文字相比较，我们早在秦统一六国后就“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了。当然，对民族身份和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作为自治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甚至历史上人们对王朝的忠诚也常常强于对民族共同体的忠诚。但是，一方面对王朝的忠诚也必然培养起人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欧洲历史上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兴起就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开始。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当中也有鼓励忠诚于国家、民族、人民而不是忠诚于王朝的大量因素，民本思想、“重道不重君”的观念都是其体现。因此，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常常面临的认同危机、整合危机、贯彻危机、合法性危机、分配危机的五大危机当中，对中国来说，认同危机是较容易克服的，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建设的任务——培养起国民对作为自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和忠诚感，对我们来说，相对比较容易解决。
但是，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凝聚力不是通过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实践自下而上培养起来的，而是超越了家族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依系于一个有权威、有效能的政治系统。所以，对我们来说，建立有效能的政权或政府就成为维系社会共同体、保存社会资本、使社会能够达成集体行动的关键。近代中国持续上演的革命与改良行动，无论其主张和观点有多大差别，但在主张建立一个有权威、有效能的强大政权与政府方面则是共同的。因此，就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起点而言，如果说西方国家近代民主政治的起点是限制或推翻王权、建立起权力受到有效限制的政府，那么，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起点则是：更换一个已经不能有效实施政治管理、权威严重流失的旧政权，代之以一个既能重新将社会凝聚起来、有效管理社会，又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新政权。
（二）政府获得权威必须完成社会整合的任务并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道德资源
对中国来说，政府是凝聚人心、促使人们遵守道德规范从而遏制自顾自、以强凌弱等负面倾向，达成社会集体行动的关键。但是，政府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政府必须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对中国社会而言，如果说认同危机比较容易解决，那么，整合危机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依靠人为因素建立的大一统国家缺乏将人们有机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只能依靠强大政府的整合作用。此外，小农既善良又怯懦的性格也会让他们畏惧一切敢于冒险的权势人物，只要这些冒险家有足够的力量，就会裹挟着他们向中央政权提出挑战。而分裂、割据、战争局面的出现会冲击整个社会秩序，动摇社会的道德信念。因此，进行社会整合、消除分裂势力、确保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就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整合的具体内容包括：消除分裂割据势力、制定和实施统一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安全等。只有政府完成社会整合的任务，贯彻危机、合法性危机、分配危机才具备克服的条件。其次，政府要获得权威，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道德资源。政府必须遵守传统的价值体系和各项道德准则，甚至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通过树立道德楷模、尊崇知识阶层、根据道德状况录用人才等方式发挥道德教化功能，克服小农经济下的消极散漫性格，让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私人生活的狭隘层次，以较低成本完成公共事务的治理任务。
（三）处理好保持传统与学习西方的关系需要强有力的政府
强大的政府权威固化了既有的社会资本模式，使社会转型的过程异常漫长，政治发展只能是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社会网络结构、交往方式和博弈规则早已定型并进入人们的心灵深处，达成社会集体行动的模式高度稳定。而近代以来，我们恰在自身处于王朝循环衰落期的当口遭遇了西方文明的挑战，由此开启了现代化过程。走出衰落期、应对外来文明的挑战、处理好保持传统与学习西方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更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整合社会、赢得独立、恢复秩序、收拾人心。但是，由于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通过战争建立起一个有权威的新政府，而这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异常痛苦的过程，再加上列强弱华、分华、治华的图谋，以及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必然带来的诸多矛盾冲突，导致建立强大有效的新政府的任务迟迟不能完成，民族自信心无法恢复，固有价值信念遭到挑战，以强凌弱的实力原则盛行，社会资本存量降到历史最低，中国历史进入最悲惨的一页。经过长期的较量，最终，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具有献身精神和崇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民众、道德示范、社会动员等方式开发传统社会资本资源，战胜了松散、腐败、不能凝聚民心的国民党，结束了这一段悲惨的历史，为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社会资本的重建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建立强大政权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资本进入最高涨的阶段，官员清廉自律、群众勇于奉献成为那个历史阶段的鲜明标志。依靠这些社会资本，即使在违背基本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仍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毛泽东同志此时却出现了错误，永远消灭任何可能的剥削者、永葆劳苦大众掌握政权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为此而采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发动文化大革命，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好在党和政府的权威地位没有动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邓小平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在首先确保党的权威，保持社会处于整合状态的条件下，尊重人民意愿，采取市场取向的改革措施；采用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统一人心、弘扬传统美德；对西方国家采取开放、学习的态度。中华民族只要政治系统强大有效，就能创造奇迹的精神再一次展现出巨大的力量，短短三十多年就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但是，这种长期依靠强大政府的整合作用促进现代化的努力也固化了以前的社会资本模式，带来了公民社会发育的迟缓，不利于形成参与共治、普遍信任、公开博弈的新的游戏规则和社会资本，使社会转型的过程异常漫长。尽管如此，相对其他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而言，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强政府主导下的模式仍然对中国最为有效。所以，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走在中央权威的统领下，经过历史的合力作用，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而这必然是一个需求导向而非人为导向，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四）开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丰富资源
以民主政治的理念为导向，在具体的政策、过程层面进行逐步的改良，应是中国政治发展最为稳妥的路径选择。作为一种本土生、本土长，且存在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当中，必然有大量优秀的、永远值得记取和发扬的积极成分。其中，对人性的乐观肯定态度，对克服自己的不足，实现内在超越的价值追求，对人与人可以理解包容，能够和谐共存的坚定信仰，对人格的平等尊重，以及由这些文明特性所决定的传统美德，都是有助于促进人与人相互信任，使公共事务得到治理的重要资本。立足现实，尊重历史和自己的文明特性并继承、发扬之，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社会资本形式存在的不足，可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点和长处。西方文明以民主、法治、人权等为核心理念的政治制度文明，以合作、互信、参与、共治为特征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与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值得积极学习、借鉴和吸收。
因此，我们必须在继承中华传统文明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中华文明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不是无限的、随意的，而是要在维持统一、强大的中央权威这一前提下，以民主政治的理念为导向，在具体的政策、过程层面逐步改良，既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逐渐改变小农经济下的自顾自习惯，养成合作、互信、参与、共治、规则、权利、自主、独立、理性、法治等等公民精神，培育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资本，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而不要轻谈竞争性选举、任期制、党代会年会制、票决制、地方自治等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国家推出的信息公开、新闻发布、行政问责、行政听证等，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效果也有待改进，但对于促进政治发展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措施传播了民主理念、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改变了政府管理模式，为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相比之下，其他制度层面或可能影响制度框架的改革措施却难以推进，且效果不彰。总之，在权威性的中央政权领导下，通过具体政策、过程层面的改良，先培育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实现公民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最后建立起成熟、发达的中华现代政治文明，应该是民主政治建设综合效果最好、成本代价最小、最为稳妥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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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党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