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重新定位
范宸西 韩松洋
摘 要：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成为衡量高校管理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是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研究对于事前应对分析仍然存在不足。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重新定位，不仅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如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看待应急预案、正确看待网络舆情、相信并且重视科学；而且需要加强能力建设如重视顶层设计、具备大局观念、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加强沟通与合作、挖掘本质根源。
关键词： 大数据； 高校网络舆情； 应对策略； 重新定位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07
近几年，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丰硕成果，对于高校舆情应对工作提供极大助力，对于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发挥巨大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对于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对于网络舆情应对的深入研究仍然不够。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已经升级成为衡量高校管理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已经步入能力建设与水平提高阶段，需要根据新变化正确认识网络舆情，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实现网络舆情应对从理论研究到具体实践的提升，从基础建设到能力建设的发展，从摸索尝试到科学实践的跨越，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的转变。
一、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正确认识
（一）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形势的重大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网络成为社会舆论产生、发展、传播、放大的主要媒体平台。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1] 大数据时代，更促使网络信息数量变得异常庞大、信息获取变得十分容易，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监测统计，2011年全球数据总量已经达到1.8 ZB（1ZB等于1万亿GB），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总共拥有35 ZB的数据量。[2]
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网络应用层出不穷，其平台公开性、内容共享性、使用便利性与用户扁平性，使整个世界步入“大众麦克风”时代。网民成为产生社会舆论的主要来源，他们在网络上形成一个“新意见阶层”，而且其舆论能量正在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具有非凡现实影响力的“压力集团”。它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通过网络参政议政，进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媒体与公众舆论。随着网络与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入，信息监控工作越来越困难、舆情控制任务越来越艰难、舆论导向使命越来越艰巨。
（二）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研究的重要性
据统计，目前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的最大群体，占比25.1%。[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教育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在校大学生达2468.1万人。高校身处互联网应用与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前沿，网络舆情应对必然成为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人员集中、人数众多、文化先进、思想前卫、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网络舆情对教学科研、日常管理与发展决策产生较大影响。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也使高校各项工作逐步走向网络化、电子化、公开化和透明化。大数据和网络给高校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成为高校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舆论平台。
研究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与舆情应对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新定位来说，高校学生处于人生观与价值观成型的关键阶段，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都受到网络舆情的极大影响。分析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特点、把握网络舆情发展脉络，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是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从高校舆情应对的重新定位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是对于网络舆情的应对却大多停留在“管”、“压”、“打”、“禁”等刚性管理状态，即使能够暂时缓解问题，却无法消除或降低深层危机，处于“饮鸩止渴”的尴尬状态。有必要加强高校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的分析与研究，做到善意、善待、善用、善管，做到“引”、“调”、“缓”、“疏”，以使高等教育事业和谐稳定、高质高效发展。
（三）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应对在高校内涵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3]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再次强调“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4]这是中央关于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内涵式发展是细化与提高的过程，是提升与改造的过程，是求精与求质的过程，是创新与突破的过程，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高校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长的外延式发展基础上，以办学模式、办学思路、思想文化、精神信仰、目标定位、品牌理念、校风学风教风、学科专业优势、招生生源质量、师资队伍结构、管理效果水平、学生就业质量、科研成果层次、资金投入效益等属性为代表的高校内涵式发展提上日程。
在高校内涵式发展过程中，网络舆情应对环节必不可少且极其重要。在新媒体与微传播的带动下，网络成为当下高校交流思想动态的主要平台，任何高校在日常管理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对网络舆情与舆情应对给予高度重视。网络舆情与舆情应对是高校了解社会评价、分析社会状况、洞悉发展脉搏、调整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也是高校了解内部矛盾、分析问题原因、落实改进措施、保持和谐稳定的主要方式。网络舆情应对成为衡量高校管理能力与办学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是办学水平稳步提高、人才培养思路正确、高校发展定位准确的重要保证，更是保证高校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现状的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
以往关于网络舆情与舆情应对的研究中，几乎没有进行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分析的案例，这样既无法从量化角度评判网络舆情现状与舆情应对情况，也无法用数据证明和衡量应对措施是否合理。为深入了解高校学生思想动向和掌握高校网络舆情现状，同时为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研究提供数据参考，我们设置了五个问题对3所高等院校的大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共计发出调查问卷578份，回收问卷545份，回收率为94.29%。其中有效问卷538份，有效回收率为93.08%。[5]
（一）对学校的意见
在“对学校的意见”调查问题中，从生活设施、课程设置、教学设施、课余活动、信息透明度、教师水平等六个方面调查学生对学校的意见。在538份问卷中，对“生活设施”不满的有71.00%，对“课程设置”不满的有50.56%，对“教学设施”不满的有44.05%，对“课余活动”不满的有46.10%，对“信息透明度”不满的有46.10%，对“教师水平”不满的有41.08%。在六个调查项目中，没有一项满意度达到60%。数据统计结果反映出目前高校在上述六个方面仍然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生活需要，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分歧，存在爆发网络舆情负面事件的风险。
（二）关注社会问题的类别
在“关注社会问题的类别”调查问题中，从政治经济、社会热点、就业升学、娱乐休闲等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调查。在538份问卷中，关注“政治经济”的有43.68%，关注“社会热点”的有86.99%，关注“就业升学”的有53.34%，关注“娱乐休闲”的有44.80%。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较高，接近九成。“政治经济”实际上也包含于“社会热点”之中，单独列出之后，其关注度也超过“社会热点”的一半，说明当前学生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热点非常关注，反之也说明国内外网络舆情对学生有较大影响。
（三）关注网络舆情的情况
在“关注网络舆情的情况”调查问题中，笔者针对学生对于当前国内外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关注情况进行了调查，在问卷中设置了6类共22个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热点事件。在538份问卷中，对于熟悉和了解“生活娱乐类”4个事件的分别有10.93%和45.59%，对于熟悉和了解“群体事件类”2个事件的分别有4.83%和24.44%，对于熟悉和了解“国内事件类”6个事件的分别有6.74%和48.79%，对于熟悉和了解“中国政治类”3个事件的分别有10.29%和67.04%，对于熟悉和了解“中外事件类”3个事件的分别有16.79%和58.98%，对于熟悉和了解“国际事件类”4个事件的分别有11.71%和67.24%。熟悉所有事件的有9.62%，了解所有事件的有53.67%。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敏感性相对较高的“群体事件类”，熟悉和了解的比例总共只有29.27%，可能主要由于信息获取渠道不够通畅。对于政治比较敏感的“国内事件类”，信息获取渠道相对宽松灵活，熟悉和了解的比例达到55.86%。对于信息公开程度较高或者完全公开宣传的“中国政治类”、“中外事件类”和“国际事件类”，熟悉和了解的比例之和接近80%，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大学生是一个非常关心网络舆情与舆论动向的群体。
（四）意见陈述对象
在“意见陈述对象”调查问题中，设置了男女朋友、同学、父母亲人、老师或领导、网络等5个选项。在538份问卷中，向“男女朋友”陈述意见的有31.41%，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恋爱的比例还是较高的，并且成为比较重要的意见陈述对象；向“同学”陈述意见的有81.60%，如此高的比例估计与学生所处学校环境相对封闭有关；向“父母亲人”陈述意见的有49.07%，几乎达到一半，说明学生还是比较信任父母亲人的；向“老师或领导”陈述意见的仅有8.74%，这其中不排除一部分是学生干部或者有高校主持管理背景的社团成员，此项数据体现出当前学生对于管理者、老师与领导的高度不信任，大致也能体现出当前社会民众对于公共管理机构的信任现状，不禁令人担忧；通过“网络”表达意见的有35.50%，与其他对象相比虽然不算高，但是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通过网络表达意见，绝对不容忽视。
（五）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情况
此项调查是对于上一个调查问题的加强与补充，针对学生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情况，设置了3个问题。“主要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有27.88%，“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有27.70%，这两个比例基本相当，估计“主要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人也会“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意见”。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人接近30%，比例较高，需要加以重视。另外，“在网络上参与敏感问题讨论”的有32.34%，比例略高于前两项，说明有一部分大学生虽然不是“主要通过网络发表意见”，也不是“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意见”，但偶尔也会通过网络发表意见，而这一部分意见则更有可能是体现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的意见。
我们对于“经常访问的论坛”、“经常使用的网络交流工具”、“经常使用的交友网站”等问题也进行了调查。“新浪论坛”和“百度论坛”对学生的影响力较大，分别有78.25%和72.49%，而“学校论坛”只有16.73%，可见“学校论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吸引学生和引导学生舆论的作用，致使学生更多地依赖于外部公共网络论坛获取信息，这对于舆情管理是相当不利的。学生经常使用的网络交流工具主要是QQ和微信，而经常使用的交友网站是人人网。
通过前面的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大数据时代的高校网络舆情与应对任重道远。从外部来看，国外思想逐渐渗透，国内风气不断影响，周边环境经常浸染，社会观点时时袭扰；从内部来说，教学保障还需提高，管理工作出现死角，师生关系矛盾突出，网络监管力度不够。因此，对于高校网络舆情来说，应对原则有待改革，应对措施有待创新，应对能力有待提升，应对水平有待提高。
三、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重新定位
（一）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不足
当前对于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监测、监控和引导等方面，例如杜坤林[6] 认为网络舆情的演化进程分为开始阶段、关注阶段、放大阶段、衰退阶段等四个阶段；[7]丁义浩和王铄认为网络舆情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包括言论形成期、讨论传播期、网下冲突期和舆论消退期等四个环节；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这些成果对于高校网络舆情应对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些研究仅针对网络舆情的“事中”应对与“事后”应对进行探讨，而对于“事前”应对的分析则明显不足。
网络舆情的“事中”应对与“事后”应对都属于治标不治本、消极被动的应对处理方式，这些传统的应对处理方式虽然还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已经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事中”与“事后”应对仅仅对于网络舆情苗头显现或者已经出现时才采取措施。一般情况下可以有效处理出现的网络舆情事件，但是却有出现恶性网络舆情事件的风险。这有点类似于大多数人的就医看病情况，只有当病症超出自身抵御能力或者出现较大疾病征兆时，才会到医院就治。时机尚好、救治及时则可以转危为安、皆大欢喜，但是也会出现为时已晚的悲剧。
“事前”应对类似于日常的身体检查，在网络舆情出现之前，寻找可能产生网络舆情的问题，挖掘产生问题的可能原因。“事前”应对也类似于日常的健身锻炼，为防止恶性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平时加强应对此类网络舆情事件的模拟演练，以有效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有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事前”应对的重要性，例如李齐建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是多种要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并且在高校网络舆情运行规律的发生阶段引入了“心理情绪的积淀”这一要素，[8]而这个要素则属于“事前”应对的范畴。虽然有的学者能够认识到网络舆情事件早期的潜伏期，对于“事前”应对以及可能发生舆情事件的隐患进行初步分析，但是绝大多数仅仅提出了概念和思路，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应对思路和可行的应对措施。
（二）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思想转变
1. 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2013年9月，习近平在河北省委常委“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实际上，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任何人总结剖析自己、发现自身优缺点、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的重要方式。以往发生网络舆情事件时，少数专家学者总是代表管理者将出现的问题说成是普通问题，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管理者面对批评和责问，就认定为污辱和诬陷，或者断然否认，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还有可能使事件更加恶化。
当网络舆情发生时，高校管理者不能将严重问题故意淡化、复杂问题故意简化、公众问题故意弱化，首先做好自我批评，确定工作中是否真正存在问题，查清楚、弄明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勇于承认、敢于担当、诚恳改正，一味地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掩盖、否认和打压，绝对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对于出现的负面信息，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就正视对待，真正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不存在，就用事实和数据来证明。如果对于负面信息一味地禁止或限制、遮掩篡改，只能解决一时问题，迟早会积攒成大问题、酿成大祸。
2. 制订但不要指望应急预案。网络舆情应对工作责任重大、纷繁复杂，尽管认真细致地分析研究也难免百密一疏，因此制订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至关重要。但是，应急预案与应急机制本身属于“事后”应对的被动处理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因此不应该指望其常态化，应该尽量少用或者不用。高校不应该把成功实施应急预案当成业绩，发生突发事件本身就是因为某些工作没有做好。即使突发事件得到平息，也需要深入追责，寻找突发事件发生的问题根源。
3.对于网络舆情，不能只关注其中的负面信息与恶性事件，这是一种悲观思维和负面情绪。网络舆情并不都是负面的。在网络舆情应对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发现其中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网络舆情，并且注意利用，加以支持、组织、宣传和鼓励，以此带动正面良性的网络舆情。这种对于网络舆情主动引导、积极引导的方式，还可以有效降低负面恶性网络舆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舆情应对包括制造舆情与消除舆情两个方面。制造舆情是正面的、积极的、说明问题和澄清事实的，而消除舆情是负面的、消极的、面对事实和解决问题的。
4. 相信科学而不是相信权力。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尤其是突发事件发生时，权力往往暂时失效。当前网络舆情应对仍然停留在“领导决策”、“上级拍板”的传统模式，而上级领导往往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无法解决具体问题，也无法给出具体意见。网络舆情应对应相信科学，而不是相信权力，相信技术，而不是相信级别，应该发挥系统功能与技术力量，最终的决策可以由领导做出，但是科学的意见与建议应该由系统分析和相关专家学者给出。
（三）大数据挖掘与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建设
1. 重视顶层设计和具备大局观念是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思想前提。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工作至关重要。一旦发生网络舆情恶性事件，不仅影响高校自身声誉，难以保持高校稳定发展，而且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甚至影响政府公信力以及党的执政合法性。因此，网络舆情应对工作要立足长远发展思想、全局大局观念，利用大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手段，重视“事前”应对，重视基础研究，重视预防工作。
2. 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是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技术前提。大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给网络舆情“事前”应对带来可能。基于大数据挖掘，对相关历史信息与即时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对相关历史事件与处理案例进行关联梳理，打破以往仅仅针对当前发生的即时事件或者即时信息进行分析研究的局限，尽力挖掘有可能产生网络舆情负面事件的问题和隐患，才能有效降低网络舆情恶性事件出现的可能性。
3. 加强沟通、增进合作是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有效补充。网络舆情应对与引导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作，事后的宣传与引导虽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实和产生的影响则无能为力，即使能够改善与消除，但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和代价。基于大数据分析，挖掘和发现社会、高校存在的一些不足，随时掌握动向，并且与历史信息进行对比，重视与社会、周边、兄弟院校针对上述问题沟通和联系，共同合作发现存在的问题，协作研究解决方案。
4. 挖掘本质、探寻根源是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根本途径。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从网络舆情事件的本质与根源入手，挖掘产生网络舆情的背景与原因，并且从历史事件入手，分析产生网络舆情的源头。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趋向与事件关系，为防止网络舆情重大事件发生提供预测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充分结合信息技术与社会科学双重优势，重视数据、重视历史、重视事实，找出其中关联，实现细致入微、细粒度、高精准度的问题定位，以便在工作中加以改进和提高。
综上所述，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应对工作的立足点，应该从消极防御、被动应对转为积极防御、主动应对。预防工作并不仅仅是指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如何处理，那是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解决方案。从前的防御关注点在于“救火”，而如今需要把“防火”作为工作重点。基于大数据技术进行深度挖掘，找出可能引发网络舆情事件的关键点，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不仅做到预防，也为后续的监控监测、研判应对等工作提供科学参考与决策建议，使高校网络舆情应对工作更科学、更准确、更有效。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
[2]姜峰.2011年全球数据总量1.8ZB，当“大数据”来敲门[N].人
民日报，2012-12-24.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 [EB/OL].新华网，（2012-11-19）[2014-11-17].http：//
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4]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政治家网，（2013-11-15）[2014-11-17].http：//www.politician.
com.cn/a/shangyejingji/Media/2013/1115/2137.html.
[5]韩松洋.网权论：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网络营销[M].北京：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4： 138.
[6]杜坤林. “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生成与干预机制研究[J].学校
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1，（16）： 77.
[7]丁义洁，王铄.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424-425.
[8]李齐建.对高校网络舆情的认识与思考[J].传媒， 2014，（6）：68.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成为衡量高校管理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是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研究对于事前应对分析仍然存在不足。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重新定位，不仅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如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看待应急预案、正确看待网络舆情、相信并且重视科学；而且需要加强能力建设如重视顶层设计、具备大局观念、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加强沟通与合作、挖掘本质根源。
关键词： 大数据； 高校网络舆情； 应对策略； 重新定位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07
近几年，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丰硕成果，对于高校舆情应对工作提供极大助力，对于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发挥巨大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对于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对于网络舆情应对的深入研究仍然不够。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已经升级成为衡量高校管理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已经步入能力建设与水平提高阶段，需要根据新变化正确认识网络舆情，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实现网络舆情应对从理论研究到具体实践的提升，从基础建设到能力建设的发展，从摸索尝试到科学实践的跨越，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的转变。
一、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正确认识
（一）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形势的重大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网络成为社会舆论产生、发展、传播、放大的主要媒体平台。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1] 大数据时代，更促使网络信息数量变得异常庞大、信息获取变得十分容易，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监测统计，2011年全球数据总量已经达到1.8 ZB（1ZB等于1万亿GB），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总共拥有35 ZB的数据量。[2]
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网络应用层出不穷，其平台公开性、内容共享性、使用便利性与用户扁平性，使整个世界步入“大众麦克风”时代。网民成为产生社会舆论的主要来源，他们在网络上形成一个“新意见阶层”，而且其舆论能量正在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具有非凡现实影响力的“压力集团”。它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通过网络参政议政，进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媒体与公众舆论。随着网络与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入，信息监控工作越来越困难、舆情控制任务越来越艰难、舆论导向使命越来越艰巨。
（二）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研究的重要性
据统计，目前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的最大群体，占比25.1%。[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教育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在校大学生达2468.1万人。高校身处互联网应用与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前沿，网络舆情应对必然成为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人员集中、人数众多、文化先进、思想前卫、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网络舆情对教学科研、日常管理与发展决策产生较大影响。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也使高校各项工作逐步走向网络化、电子化、公开化和透明化。大数据和网络给高校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成为高校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舆论平台。
研究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与舆情应对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新定位来说，高校学生处于人生观与价值观成型的关键阶段，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都受到网络舆情的极大影响。分析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特点、把握网络舆情发展脉络，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是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从高校舆情应对的重新定位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是对于网络舆情的应对却大多停留在“管”、“压”、“打”、“禁”等刚性管理状态，即使能够暂时缓解问题，却无法消除或降低深层危机，处于“饮鸩止渴”的尴尬状态。有必要加强高校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的分析与研究，做到善意、善待、善用、善管，做到“引”、“调”、“缓”、“疏”，以使高等教育事业和谐稳定、高质高效发展。
（三）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应对在高校内涵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3]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再次强调“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4]这是中央关于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内涵式发展是细化与提高的过程，是提升与改造的过程，是求精与求质的过程，是创新与突破的过程，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高校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长的外延式发展基础上，以办学模式、办学思路、思想文化、精神信仰、目标定位、品牌理念、校风学风教风、学科专业优势、招生生源质量、师资队伍结构、管理效果水平、学生就业质量、科研成果层次、资金投入效益等属性为代表的高校内涵式发展提上日程。
在高校内涵式发展过程中，网络舆情应对环节必不可少且极其重要。在新媒体与微传播的带动下，网络成为当下高校交流思想动态的主要平台，任何高校在日常管理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对网络舆情与舆情应对给予高度重视。网络舆情与舆情应对是高校了解社会评价、分析社会状况、洞悉发展脉搏、调整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也是高校了解内部矛盾、分析问题原因、落实改进措施、保持和谐稳定的主要方式。网络舆情应对成为衡量高校管理能力与办学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是办学水平稳步提高、人才培养思路正确、高校发展定位准确的重要保证，更是保证高校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现状的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
以往关于网络舆情与舆情应对的研究中，几乎没有进行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分析的案例，这样既无法从量化角度评判网络舆情现状与舆情应对情况，也无法用数据证明和衡量应对措施是否合理。为深入了解高校学生思想动向和掌握高校网络舆情现状，同时为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研究提供数据参考，我们设置了五个问题对3所高等院校的大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共计发出调查问卷578份，回收问卷545份，回收率为94.29%。其中有效问卷538份，有效回收率为93.08%。[5]
（一）对学校的意见
在“对学校的意见”调查问题中，从生活设施、课程设置、教学设施、课余活动、信息透明度、教师水平等六个方面调查学生对学校的意见。在538份问卷中，对“生活设施”不满的有71.00%，对“课程设置”不满的有50.56%，对“教学设施”不满的有44.05%，对“课余活动”不满的有46.10%，对“信息透明度”不满的有46.10%，对“教师水平”不满的有41.08%。在六个调查项目中，没有一项满意度达到60%。数据统计结果反映出目前高校在上述六个方面仍然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生活需要，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分歧，存在爆发网络舆情负面事件的风险。
（二）关注社会问题的类别
在“关注社会问题的类别”调查问题中，从政治经济、社会热点、就业升学、娱乐休闲等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调查。在538份问卷中，关注“政治经济”的有43.68%，关注“社会热点”的有86.99%，关注“就业升学”的有53.34%，关注“娱乐休闲”的有44.80%。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较高，接近九成。“政治经济”实际上也包含于“社会热点”之中，单独列出之后，其关注度也超过“社会热点”的一半，说明当前学生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热点非常关注，反之也说明国内外网络舆情对学生有较大影响。
（三）关注网络舆情的情况
在“关注网络舆情的情况”调查问题中，笔者针对学生对于当前国内外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关注情况进行了调查，在问卷中设置了6类共22个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热点事件。在538份问卷中，对于熟悉和了解“生活娱乐类”4个事件的分别有10.93%和45.59%，对于熟悉和了解“群体事件类”2个事件的分别有4.83%和24.44%，对于熟悉和了解“国内事件类”6个事件的分别有6.74%和48.79%，对于熟悉和了解“中国政治类”3个事件的分别有10.29%和67.04%，对于熟悉和了解“中外事件类”3个事件的分别有16.79%和58.98%，对于熟悉和了解“国际事件类”4个事件的分别有11.71%和67.24%。熟悉所有事件的有9.62%，了解所有事件的有53.67%。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敏感性相对较高的“群体事件类”，熟悉和了解的比例总共只有29.27%，可能主要由于信息获取渠道不够通畅。对于政治比较敏感的“国内事件类”，信息获取渠道相对宽松灵活，熟悉和了解的比例达到55.86%。对于信息公开程度较高或者完全公开宣传的“中国政治类”、“中外事件类”和“国际事件类”，熟悉和了解的比例之和接近80%，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大学生是一个非常关心网络舆情与舆论动向的群体。
（四）意见陈述对象
在“意见陈述对象”调查问题中，设置了男女朋友、同学、父母亲人、老师或领导、网络等5个选项。在538份问卷中，向“男女朋友”陈述意见的有31.41%，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恋爱的比例还是较高的，并且成为比较重要的意见陈述对象；向“同学”陈述意见的有81.60%，如此高的比例估计与学生所处学校环境相对封闭有关；向“父母亲人”陈述意见的有49.07%，几乎达到一半，说明学生还是比较信任父母亲人的；向“老师或领导”陈述意见的仅有8.74%，这其中不排除一部分是学生干部或者有高校主持管理背景的社团成员，此项数据体现出当前学生对于管理者、老师与领导的高度不信任，大致也能体现出当前社会民众对于公共管理机构的信任现状，不禁令人担忧；通过“网络”表达意见的有35.50%，与其他对象相比虽然不算高，但是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通过网络表达意见，绝对不容忽视。
（五）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情况
此项调查是对于上一个调查问题的加强与补充，针对学生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情况，设置了3个问题。“主要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有27.88%，“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有27.70%，这两个比例基本相当，估计“主要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人也会“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意见”。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人接近30%，比例较高，需要加以重视。另外，“在网络上参与敏感问题讨论”的有32.34%，比例略高于前两项，说明有一部分大学生虽然不是“主要通过网络发表意见”，也不是“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意见”，但偶尔也会通过网络发表意见，而这一部分意见则更有可能是体现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的意见。
我们对于“经常访问的论坛”、“经常使用的网络交流工具”、“经常使用的交友网站”等问题也进行了调查。“新浪论坛”和“百度论坛”对学生的影响力较大，分别有78.25%和72.49%，而“学校论坛”只有16.73%，可见“学校论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吸引学生和引导学生舆论的作用，致使学生更多地依赖于外部公共网络论坛获取信息，这对于舆情管理是相当不利的。学生经常使用的网络交流工具主要是QQ和微信，而经常使用的交友网站是人人网。
通过前面的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大数据时代的高校网络舆情与应对任重道远。从外部来看，国外思想逐渐渗透，国内风气不断影响，周边环境经常浸染，社会观点时时袭扰；从内部来说，教学保障还需提高，管理工作出现死角，师生关系矛盾突出，网络监管力度不够。因此，对于高校网络舆情来说，应对原则有待改革，应对措施有待创新，应对能力有待提升，应对水平有待提高。
三、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重新定位
（一）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不足
当前对于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监测、监控和引导等方面，例如杜坤林[6] 认为网络舆情的演化进程分为开始阶段、关注阶段、放大阶段、衰退阶段等四个阶段；[7]丁义浩和王铄认为网络舆情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包括言论形成期、讨论传播期、网下冲突期和舆论消退期等四个环节；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这些成果对于高校网络舆情应对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些研究仅针对网络舆情的“事中”应对与“事后”应对进行探讨，而对于“事前”应对的分析则明显不足。
网络舆情的“事中”应对与“事后”应对都属于治标不治本、消极被动的应对处理方式，这些传统的应对处理方式虽然还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已经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事中”与“事后”应对仅仅对于网络舆情苗头显现或者已经出现时才采取措施。一般情况下可以有效处理出现的网络舆情事件，但是却有出现恶性网络舆情事件的风险。这有点类似于大多数人的就医看病情况，只有当病症超出自身抵御能力或者出现较大疾病征兆时，才会到医院就治。时机尚好、救治及时则可以转危为安、皆大欢喜，但是也会出现为时已晚的悲剧。
“事前”应对类似于日常的身体检查，在网络舆情出现之前，寻找可能产生网络舆情的问题，挖掘产生问题的可能原因。“事前”应对也类似于日常的健身锻炼，为防止恶性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平时加强应对此类网络舆情事件的模拟演练，以有效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有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事前”应对的重要性，例如李齐建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是多种要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并且在高校网络舆情运行规律的发生阶段引入了“心理情绪的积淀”这一要素，[8]而这个要素则属于“事前”应对的范畴。虽然有的学者能够认识到网络舆情事件早期的潜伏期，对于“事前”应对以及可能发生舆情事件的隐患进行初步分析，但是绝大多数仅仅提出了概念和思路，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应对思路和可行的应对措施。
（二）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思想转变
1. 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2013年9月，习近平在河北省委常委“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实际上，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任何人总结剖析自己、发现自身优缺点、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的重要方式。以往发生网络舆情事件时，少数专家学者总是代表管理者将出现的问题说成是普通问题，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管理者面对批评和责问，就认定为污辱和诬陷，或者断然否认，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还有可能使事件更加恶化。
当网络舆情发生时，高校管理者不能将严重问题故意淡化、复杂问题故意简化、公众问题故意弱化，首先做好自我批评，确定工作中是否真正存在问题，查清楚、弄明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勇于承认、敢于担当、诚恳改正，一味地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掩盖、否认和打压，绝对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对于出现的负面信息，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就正视对待，真正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不存在，就用事实和数据来证明。如果对于负面信息一味地禁止或限制、遮掩篡改，只能解决一时问题，迟早会积攒成大问题、酿成大祸。
2. 制订但不要指望应急预案。网络舆情应对工作责任重大、纷繁复杂，尽管认真细致地分析研究也难免百密一疏，因此制订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至关重要。但是，应急预案与应急机制本身属于“事后”应对的被动处理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因此不应该指望其常态化，应该尽量少用或者不用。高校不应该把成功实施应急预案当成业绩，发生突发事件本身就是因为某些工作没有做好。即使突发事件得到平息，也需要深入追责，寻找突发事件发生的问题根源。
3.对于网络舆情，不能只关注其中的负面信息与恶性事件，这是一种悲观思维和负面情绪。网络舆情并不都是负面的。在网络舆情应对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发现其中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网络舆情，并且注意利用，加以支持、组织、宣传和鼓励，以此带动正面良性的网络舆情。这种对于网络舆情主动引导、积极引导的方式，还可以有效降低负面恶性网络舆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舆情应对包括制造舆情与消除舆情两个方面。制造舆情是正面的、积极的、说明问题和澄清事实的，而消除舆情是负面的、消极的、面对事实和解决问题的。
4. 相信科学而不是相信权力。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尤其是突发事件发生时，权力往往暂时失效。当前网络舆情应对仍然停留在“领导决策”、“上级拍板”的传统模式，而上级领导往往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无法解决具体问题，也无法给出具体意见。网络舆情应对应相信科学，而不是相信权力，相信技术，而不是相信级别，应该发挥系统功能与技术力量，最终的决策可以由领导做出，但是科学的意见与建议应该由系统分析和相关专家学者给出。
（三）大数据挖掘与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建设
1. 重视顶层设计和具备大局观念是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思想前提。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工作至关重要。一旦发生网络舆情恶性事件，不仅影响高校自身声誉，难以保持高校稳定发展，而且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甚至影响政府公信力以及党的执政合法性。因此，网络舆情应对工作要立足长远发展思想、全局大局观念，利用大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手段，重视“事前”应对，重视基础研究，重视预防工作。
2. 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是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技术前提。大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给网络舆情“事前”应对带来可能。基于大数据挖掘，对相关历史信息与即时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对相关历史事件与处理案例进行关联梳理，打破以往仅仅针对当前发生的即时事件或者即时信息进行分析研究的局限，尽力挖掘有可能产生网络舆情负面事件的问题和隐患，才能有效降低网络舆情恶性事件出现的可能性。
3. 加强沟通、增进合作是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有效补充。网络舆情应对与引导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作，事后的宣传与引导虽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实和产生的影响则无能为力，即使能够改善与消除，但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和代价。基于大数据分析，挖掘和发现社会、高校存在的一些不足，随时掌握动向，并且与历史信息进行对比，重视与社会、周边、兄弟院校针对上述问题沟通和联系，共同合作发现存在的问题，协作研究解决方案。
4. 挖掘本质、探寻根源是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的根本途径。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从网络舆情事件的本质与根源入手，挖掘产生网络舆情的背景与原因，并且从历史事件入手，分析产生网络舆情的源头。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趋向与事件关系，为防止网络舆情重大事件发生提供预测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充分结合信息技术与社会科学双重优势，重视数据、重视历史、重视事实，找出其中关联，实现细致入微、细粒度、高精准度的问题定位，以便在工作中加以改进和提高。
综上所述，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应对工作的立足点，应该从消极防御、被动应对转为积极防御、主动应对。预防工作并不仅仅是指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如何处理，那是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解决方案。从前的防御关注点在于“救火”，而如今需要把“防火”作为工作重点。基于大数据技术进行深度挖掘，找出可能引发网络舆情事件的关键点，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不仅做到预防，也为后续的监控监测、研判应对等工作提供科学参考与决策建议，使高校网络舆情应对工作更科学、更准确、更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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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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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杜坤林. “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生成与干预机制研究[J].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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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丁义洁，王铄.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424-425.
[8]李齐建.对高校网络舆情的认识与思考[J].传媒， 2014，（6）：68.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