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大学生就业难：基于需求导向的思考
高红
摘 要： 功利主义大学观和功利主义就业观有其存在的需求基础，大学生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经济理性选择导致的集体行动悖论。因此，应从现代大学生以及用人单位的需求出发，不断扩大大学的投融资渠道；加强与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教学实践以及专业能力考察和认证上的合作；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制定大学生就业发展规划，并将其融入大学生的整个培养过程，促进“大学生学业”的能力而非功利导向；推进“大学生就业”的发展和规划导向而非简单模仿的集体行动导向。
关键词： 大学生； 就业； 需求层次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47.3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03
近年来我国高校不断扩张和扩招，198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只有1，016所，招生人数为61.9万人，在校大学生170.3万人；而到了2012年，以上三项指标分别增加到2，442所，688.8万人，2，391万人；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30%。与此相应的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2001年我国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80%，2009年已下滑至68%左右。[1] 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2011年毕业生平均签约比率为47.06%，其中，211与985工程高校的签约率达到49.3%。[2] 有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由于“功利主义大学观”导致大学生整体素质下滑。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行情是，用人单位急需的高素质人才供不应求，许多大学生毕业的同时又如同失业。有人分析部分大学生就业难是由于“功利主义就业观”，即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一般的工作不愿意做，理想的工作竞争多、机会少。因此，笔者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首先考察功利主义大学观形成的需求基础，进而分析功利主义就业观的集体行动选择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能力而非功利导向，推进“大学生就业”的发展和规划导向而非简单模仿的集体行动导向的路径选择。
一、功利主义大学观：需求组合的选择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中首次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种：生理上的需求——吃、穿、住等物质利益需求；安全上的需求——职业安全、生活稳定等；社交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尊、他尊和权力欲；自我实现的需求——精神上的体验和满足。各种需求之间的关系可以作如下理解：每个人的需求根据其内容都可以分为五大类，这五种需求通常按照由物质到精神、由内在到外在再到内在的顺序排列。在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和人的特定发展阶段，个体会以某种需求为核心组织自身的需求组，从而使同一时期同一场域的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3] 而大学是一个培养专业人才，传承和发展专业知识的公共交往领域，这个领域的交往主体有政府、大学、企业、其他社会组织，以及教师、学生和家长。显然，大学生在这个领域的需求以“交往”为主。但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大学和大学生可获得资源的多寡，大学生的“交往需求”与其他需求组成的“需求组合”有两种典型情况。
在第一种需求组合下，大学生基本解决了生理和安全需求、或者是生理和安全需求处于相对满足的状态下，形成的以“专业学习和专业知识”的增长为核心的交往需求。在这种交往需求的激励下，通常会形成以“专业能力和专业竞争力”的提升为路径的尊重需求，以及以“生活体验和精神充实”为目标的自我实现需求，即以社交需求为核心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组合，将产生“专业主义和能力主义”大学观。在第二种需求组合下，大学生的生理和安全需求仍未解决，或者是生理和安全需求处于相对不满意的状态下，形成的以“积累人脉和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交往需求。在这种交往需求的推动下，通常把“人脉的打造和经营”作为获取尊重需求的路径，把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控制权”视为自我实现需求的终极追求，即与“社交—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组合相伴随的是“功利主义大学观”。其中，前者是国家和大学在制定大学生人才培养方案时的理论预期；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大学生选择的往往是第二种需求组合，而且在“劣币驱逐良币”①的传导效应下，这种“功利主义”大学观得到了进一步强化。[4]
事实上，目前大学生对物质利益等基本需求的关注，并非物资短缺和社会动乱下生理和安全需求的绝对无保障，而往往是因为在中国现行的大学筹资体制下（详见图1），每个学生都背负着确保家庭投资保值增值的责任。正是这种强大的经济压力使一些大学生患上了急功近利的“浮躁病”，缺少脚踏实地、系统化地学习专业知识的耐力。另一方面，以大学生自由选择权为主导的现行大学教学体制助长了部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这些学生上大学以交友、社交、玩游戏和享受人生为主，以专业学习、攒学分、拿文凭为辅。
当然，部分专业和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各种资助奖学金评比机制不合理，大学社团缺少文化感召力和创新力等，都有可能因无法使大学生从这些交往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而转向追求生理和安全等基本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设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自我实现路径。正因为“功利主义大学观”具有最小化投入、最大化产出的优势（只要修满学分，100分和60分的成绩都能获得同样的毕业文凭和大学生的身份），它极大地考验着现代大学生作为学生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根据教育部网站2013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研究生毕业人数486，455人，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6，247，338人，成人本专科毕业人数1，954，357人，网络本专科生毕业人数136，0870人，其他自考助学班、进修班、培训班、留学生等毕业生人数合计7，788，450人。大学文凭和大学生的身份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势正日益消失，大学必须通过积极的课程改革和机制创新，引导现代大学生由学业的“功利主义”向“能力主义”导向转型，在帮助大学生打造职业能力优势的同时树立大学的文化品牌形象和专业比较优势。
二、功利主义就业观：集体行动的选择
集体行动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体组合为了集体性的共同利益而自发采取的行动。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由于个体的理性选择会产生广泛的“搭便车”心理，因此在缺少有效的激励和强制性措施下，社会不会自发且足量的提供能使集体共同受益的物品。” [5] 对于由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产品属性来看，高等教育产品的消费收益具有个体性、间接性和不确定性，为了消费这类非生活必需品还需要投入学杂费、生活费和机会成本等大量前期投入。因此，高等教育是一类可分割、高风险、高成本的物品，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但由于高等教育的消费收益具有社会受益性、历史传承性，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等作用，因而高等教育又是一类应该由政府非排他提供的有益物品。③ 就高等教育的竞争性来看，高等教育产品的提供存在着规模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非竞争性。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当达到一定的拥挤点之后，高等教育就会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同时，作为一种价值认证和评判体系，以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高等教育产品本身就是稀缺性的竞争产品。可见，高等教育产品是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双重属性的混合产品。因此，它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补助、政策优惠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进行引导，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强制性保障。例如，德国的柏林大学受益于其“国兴科教”的战略规划和社会改革，美国现代大学的兴起源于其《莫雷尔法案》施行的“赠地运动”和各级政府大量的科研拨款。
建国初期，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高级专门人才奇缺，需要高等教育较快发展以促进人才尽快成长，因此国家对大学的运行经费和教学工作实行全面负责和管理。即全国的高等学校教学都要执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颁发或审定的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国家按学校规模投入基建经费，按办学规模拨付教学管理经费，计划招生和毕业分配。同时，各高校普遍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不仅不收学费，国家每年还根据学生的家庭收入情况给大学生发放津贴，最多象征性地收取一些杂费。[6] 通常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教学大纲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享有“国家干部”的身份、编制、待遇。这也就意味着“考入大学=顺利就业=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精英人才，获得社会的尊重和体面的生活。可见，建国初很多家庭选择让孩子到大学深造是一种集体行动的选择，即这是当时社会的主流选择，是政府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的选择，是投资收益回报率可靠或较高的选择。而这些集体行动的动机隐含的正是“功利主义就业观”。 但随着大学收费制的改革，原有的就业分配制度逐渐变成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上大学”的选择正逐渐失去其投资少、回报高、风险低等优势。因此，在“功利主义就业观”的压力下，政府、大学、家庭和大学生都迫切地希望用更高的大学生就业率、成功（才）率来证明“上大学”是值得的、是正确的。
这种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表现在就业选择上，首先，就业目标世俗化、短期化和功利化。根据问卷调查统计结果，2013 年高校毕业生求职时的择业意向，涉及的 16 种因素全部与个人利益相关，其中前八项直接关系到个人利益。[7] 另有调查指出，大学生就业的目的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为了生活的幸福（43%）、为了实现个人价值（34%）。[8] 其次，大学生内部的就业竞争激励，如在就业待遇和环境好的领域大学生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2013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超过 150 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达到 66∶1，最高报考比例高达 8709∶1，有 146 个职位无人报考；2014 年国家考试平均竞争比达到70∶1，最高报考比例 7192∶1，有 72 个职位无人报考。[9] 再次，大学生对社会的忍耐力和适应性差，表现为就业流动性频繁。麦可思《2010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指出，38%的2009 届大学毕业生工作半年内离职，近九成是主动离职，“211”院校离职率 22%，非“211”本科院校 33%，高职高专院校 45%，导致大学生普遍缺乏职业发展和规划意识。有研究表明，在校期间只有 36.07%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规划，并且为之付出过努力，33.33%的学生虽然也有规划但没有任何具体行动，21.31%的学生只是觉得应该进行规划，还有 9.21%的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不想规划。[10] 可见，单一的“功利主义就业观”并不会增加大学生的就业优势，反而使大学生群体面临更糟的就业境况。因此，必须通过帮助大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规划，对大学生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进行合理引导和分流。
三、解惑大学生就业难的路径选择
（一）大学投融资和招生方式改革
通过大学投融资和招生方式改革，减少家庭投资成本、降低上大学的投资风险，以缓解大学生前期的成本分担压力和对未来不确定预期的焦虑，从而在基本满足现代大学生的生理、安全需求基础上，消融功利主义大学观的需求基础。就大学投融资改革来看，一方面，可通过为各类社会主体培养专门人才的方式吸引投资，为此要根据社会主体的需求设计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式，并且明确各项费用的支出用途、支出目标与支出绩效。另一方面，可通过加强大学与社会的合作创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此要推进大学科技创新项目的公开融资平台和收益分享机制的建构。就招生机制改革来看，建议根据大学生学费来源和未来就业方向划分为国家培养型、国家和大学共同培养型、学校自主培养型、社会委托培养型、企业培养型和自我培养型等多种类型，为此需根据不同的融资方式和融资额度确定招生类型、招生名额，并根据投资方的特定需求分别确定招生考核方式和招生标准。对于顺利通过毕业资质考核的学生，可获得由此类招生类型的投资主体提供的就业过渡岗位，在就业过渡期内大学有责任监督用人单位给予学生符合国家标准和个人能力的薪资和福利待遇，过渡期满后由双方视情况决定是否续约。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拟设定年度经费超过10个亿，计划针对研究助理、研究助手等职位留聘四分之一左右本校毕业生。[11]
（二）大学教学模式和考评机制改革
通过大学教学模式和考评机制改革，将用人单位引入大学生培养过程，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统一于打造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目标，建构能力主义大学观。有研究表明，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在校应届毕业生三方对就业能力各维度的认知均存在显著差异，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较少考虑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人才供需双方缺乏必要的交流，难以在培养目标上达成共识。[12] 因此，就教学和考评模式改革来看，各专业可考虑根据市场与政府、理论与实践的二维象限确定不同的教学模块，定期、不定期地邀请用人单位参与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估，并在与用人单位广泛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以实践问题的敏感度、解决能力、创新能力为标准的教学考核方式和体系，逐步实现大学的课程设置、考核方式和考核体系的定期社会公布和征求意见机制。例如，美国大学注意吸引企业管理者（雇主）参与课程设置，并且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完善课程内容、课程结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测评方式，使高校课程建设与行业发展相匹配。[13] 英国大学注意加强用人单位与高校之间的联系，由用人单位与学校联合对学生进行从事经营活动所需技能的教学；鼓励学生对在企业工作中可能碰到的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然后由企业专家小组进行评判。[14] 2009年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为威尔士一项关于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工作计划提供了1700万英镑的资助，该计划要求中小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为大学生提供工读或实习机会，而高校则负责提供相关培训。
（三）大学学位授予机制改革
将用人单位引入对大学生学业能力的考察和专业执业资格的认证过程，从而根据用人单位选人、用人、育人的需求和信息，从发展的视角帮助大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就业规划。具体来看，在大学生毕业时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分设现场考察、学业报告考察和团队考察等多种专业能力考察方式，考察主体涉及校内、校外等多元社会主体。同时，在现有的由国家赋予的专业学位认证权限下，大学可自主设置实用型、科研型和创新型等专业能力和资质认证方向。例如，英国伦敦大学施行了对就业技能进行细分和评估的方案， 毕业时学生在取得学习成绩单的同时，还将取得一分技能记录单，记录单上将记录学生们所掌握的各项技能及其水平。莱斯特大学关注为学生们提供可选择的教学方案，如将学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作为团队学习形式的教学目标之一，创建与提高就业能力相关的教学模式。伯明翰大学则建立了功能强大的职业服务中心，一方面为学生提供特定的教学安排，使其具备与自身品质特征相适应的特定就业技能，另一方面将根据用人单位的状况协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设计。
总之，功利主义大学观和功利主义就业观有其存在的需求基础，大学生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经济理性选择导致的集体行动悖论。事实上，随着大学收费制改革和实行大学生“自主择业”的分配制度以来，由于人才培养投资方的私人化、消费化，人才需求方的市场化、分散化，高等教育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逐渐被忽视，在大学校园里和大学周围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这极大地侵蚀着大学的文化底蕴以及专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从而使原本就因为高校扩招而陷于供大于求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雪上加霜。因此，必须从现代大学生的需求以及用人单位的需求出发，不断扩大大学的投融资渠道；加强与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教学实践以及专业能力考察和认证上的合作；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制定大学生就业发展规划，并将其融入大学生的整个培养过程。最终促进功利主义大学观转向“专业能力”导向，功利主义就业观转向“职业发展和规划”导向。
参考文献：
[1]袁晖光.大学生就业难本质探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3.
[2]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J].职业技术教育，2011，（33）：20-21.
[3]叶奕乾，等.普通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69-270.
[4]王建华.大学道德危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1）：23-32.
[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70-74.
[6]秦福利.对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比例偏高的审视[J].教育科学，2011，（2）：
60-64.
[7]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13“史上最难就业季”大学生就业状况究竟怎样？[N].光
明日报，2014-01-28（13）.
[8]张虎.当代大学生就业观问题及教育对策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10.
[9]孙永健.高校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
[10]袁姣姣.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观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12.
[11]大学生就业分析报告[C]//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2010：215-265.
[12]王霆，等.提升就业能力解决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3）：
49-56.
[13]冯勇.国外大学生就业力提升研究及其启示[J].南华大学学报，2010，（1）：83-85.
[14]叶晓倩.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英国结验及其启示[J].教育科学，2011，（2）：90-96.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党 婷]
摘 要： 功利主义大学观和功利主义就业观有其存在的需求基础，大学生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经济理性选择导致的集体行动悖论。因此，应从现代大学生以及用人单位的需求出发，不断扩大大学的投融资渠道；加强与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教学实践以及专业能力考察和认证上的合作；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制定大学生就业发展规划，并将其融入大学生的整个培养过程，促进“大学生学业”的能力而非功利导向；推进“大学生就业”的发展和规划导向而非简单模仿的集体行动导向。
关键词： 大学生； 就业； 需求层次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47.3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03
近年来我国高校不断扩张和扩招，198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只有1，016所，招生人数为61.9万人，在校大学生170.3万人；而到了2012年，以上三项指标分别增加到2，442所，688.8万人，2，391万人；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30%。与此相应的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2001年我国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80%，2009年已下滑至68%左右。[1] 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2011年毕业生平均签约比率为47.06%，其中，211与985工程高校的签约率达到49.3%。[2] 有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由于“功利主义大学观”导致大学生整体素质下滑。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行情是，用人单位急需的高素质人才供不应求，许多大学生毕业的同时又如同失业。有人分析部分大学生就业难是由于“功利主义就业观”，即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一般的工作不愿意做，理想的工作竞争多、机会少。因此，笔者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首先考察功利主义大学观形成的需求基础，进而分析功利主义就业观的集体行动选择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能力而非功利导向，推进“大学生就业”的发展和规划导向而非简单模仿的集体行动导向的路径选择。
一、功利主义大学观：需求组合的选择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中首次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种：生理上的需求——吃、穿、住等物质利益需求；安全上的需求——职业安全、生活稳定等；社交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尊、他尊和权力欲；自我实现的需求——精神上的体验和满足。各种需求之间的关系可以作如下理解：每个人的需求根据其内容都可以分为五大类，这五种需求通常按照由物质到精神、由内在到外在再到内在的顺序排列。在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和人的特定发展阶段，个体会以某种需求为核心组织自身的需求组，从而使同一时期同一场域的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3] 而大学是一个培养专业人才，传承和发展专业知识的公共交往领域，这个领域的交往主体有政府、大学、企业、其他社会组织，以及教师、学生和家长。显然，大学生在这个领域的需求以“交往”为主。但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大学和大学生可获得资源的多寡，大学生的“交往需求”与其他需求组成的“需求组合”有两种典型情况。
在第一种需求组合下，大学生基本解决了生理和安全需求、或者是生理和安全需求处于相对满足的状态下，形成的以“专业学习和专业知识”的增长为核心的交往需求。在这种交往需求的激励下，通常会形成以“专业能力和专业竞争力”的提升为路径的尊重需求，以及以“生活体验和精神充实”为目标的自我实现需求，即以社交需求为核心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组合，将产生“专业主义和能力主义”大学观。在第二种需求组合下，大学生的生理和安全需求仍未解决，或者是生理和安全需求处于相对不满意的状态下，形成的以“积累人脉和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交往需求。在这种交往需求的推动下，通常把“人脉的打造和经营”作为获取尊重需求的路径，把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控制权”视为自我实现需求的终极追求，即与“社交—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组合相伴随的是“功利主义大学观”。其中，前者是国家和大学在制定大学生人才培养方案时的理论预期；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大学生选择的往往是第二种需求组合，而且在“劣币驱逐良币”①的传导效应下，这种“功利主义”大学观得到了进一步强化。[4]
事实上，目前大学生对物质利益等基本需求的关注，并非物资短缺和社会动乱下生理和安全需求的绝对无保障，而往往是因为在中国现行的大学筹资体制下（详见图1），每个学生都背负着确保家庭投资保值增值的责任。正是这种强大的经济压力使一些大学生患上了急功近利的“浮躁病”，缺少脚踏实地、系统化地学习专业知识的耐力。另一方面，以大学生自由选择权为主导的现行大学教学体制助长了部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这些学生上大学以交友、社交、玩游戏和享受人生为主，以专业学习、攒学分、拿文凭为辅。
当然，部分专业和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各种资助奖学金评比机制不合理，大学社团缺少文化感召力和创新力等，都有可能因无法使大学生从这些交往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而转向追求生理和安全等基本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设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自我实现路径。正因为“功利主义大学观”具有最小化投入、最大化产出的优势（只要修满学分，100分和60分的成绩都能获得同样的毕业文凭和大学生的身份），它极大地考验着现代大学生作为学生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根据教育部网站2013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研究生毕业人数486，455人，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6，247，338人，成人本专科毕业人数1，954，357人，网络本专科生毕业人数136，0870人，其他自考助学班、进修班、培训班、留学生等毕业生人数合计7，788，450人。大学文凭和大学生的身份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势正日益消失，大学必须通过积极的课程改革和机制创新，引导现代大学生由学业的“功利主义”向“能力主义”导向转型，在帮助大学生打造职业能力优势的同时树立大学的文化品牌形象和专业比较优势。
二、功利主义就业观：集体行动的选择
集体行动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体组合为了集体性的共同利益而自发采取的行动。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由于个体的理性选择会产生广泛的“搭便车”心理，因此在缺少有效的激励和强制性措施下，社会不会自发且足量的提供能使集体共同受益的物品。” [5] 对于由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产品属性来看，高等教育产品的消费收益具有个体性、间接性和不确定性，为了消费这类非生活必需品还需要投入学杂费、生活费和机会成本等大量前期投入。因此，高等教育是一类可分割、高风险、高成本的物品，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但由于高等教育的消费收益具有社会受益性、历史传承性，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等作用，因而高等教育又是一类应该由政府非排他提供的有益物品。③ 就高等教育的竞争性来看，高等教育产品的提供存在着规模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非竞争性。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当达到一定的拥挤点之后，高等教育就会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同时，作为一种价值认证和评判体系，以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高等教育产品本身就是稀缺性的竞争产品。可见，高等教育产品是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双重属性的混合产品。因此，它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补助、政策优惠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进行引导，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强制性保障。例如，德国的柏林大学受益于其“国兴科教”的战略规划和社会改革，美国现代大学的兴起源于其《莫雷尔法案》施行的“赠地运动”和各级政府大量的科研拨款。
建国初期，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高级专门人才奇缺，需要高等教育较快发展以促进人才尽快成长，因此国家对大学的运行经费和教学工作实行全面负责和管理。即全国的高等学校教学都要执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颁发或审定的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国家按学校规模投入基建经费，按办学规模拨付教学管理经费，计划招生和毕业分配。同时，各高校普遍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不仅不收学费，国家每年还根据学生的家庭收入情况给大学生发放津贴，最多象征性地收取一些杂费。[6] 通常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教学大纲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享有“国家干部”的身份、编制、待遇。这也就意味着“考入大学=顺利就业=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精英人才，获得社会的尊重和体面的生活。可见，建国初很多家庭选择让孩子到大学深造是一种集体行动的选择，即这是当时社会的主流选择，是政府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的选择，是投资收益回报率可靠或较高的选择。而这些集体行动的动机隐含的正是“功利主义就业观”。 但随着大学收费制的改革，原有的就业分配制度逐渐变成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上大学”的选择正逐渐失去其投资少、回报高、风险低等优势。因此，在“功利主义就业观”的压力下，政府、大学、家庭和大学生都迫切地希望用更高的大学生就业率、成功（才）率来证明“上大学”是值得的、是正确的。
这种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表现在就业选择上，首先，就业目标世俗化、短期化和功利化。根据问卷调查统计结果，2013 年高校毕业生求职时的择业意向，涉及的 16 种因素全部与个人利益相关，其中前八项直接关系到个人利益。[7] 另有调查指出，大学生就业的目的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为了生活的幸福（43%）、为了实现个人价值（34%）。[8] 其次，大学生内部的就业竞争激励，如在就业待遇和环境好的领域大学生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2013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超过 150 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达到 66∶1，最高报考比例高达 8709∶1，有 146 个职位无人报考；2014 年国家考试平均竞争比达到70∶1，最高报考比例 7192∶1，有 72 个职位无人报考。[9] 再次，大学生对社会的忍耐力和适应性差，表现为就业流动性频繁。麦可思《2010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指出，38%的2009 届大学毕业生工作半年内离职，近九成是主动离职，“211”院校离职率 22%，非“211”本科院校 33%，高职高专院校 45%，导致大学生普遍缺乏职业发展和规划意识。有研究表明，在校期间只有 36.07%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规划，并且为之付出过努力，33.33%的学生虽然也有规划但没有任何具体行动，21.31%的学生只是觉得应该进行规划，还有 9.21%的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不想规划。[10] 可见，单一的“功利主义就业观”并不会增加大学生的就业优势，反而使大学生群体面临更糟的就业境况。因此，必须通过帮助大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规划，对大学生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进行合理引导和分流。
三、解惑大学生就业难的路径选择
（一）大学投融资和招生方式改革
通过大学投融资和招生方式改革，减少家庭投资成本、降低上大学的投资风险，以缓解大学生前期的成本分担压力和对未来不确定预期的焦虑，从而在基本满足现代大学生的生理、安全需求基础上，消融功利主义大学观的需求基础。就大学投融资改革来看，一方面，可通过为各类社会主体培养专门人才的方式吸引投资，为此要根据社会主体的需求设计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式，并且明确各项费用的支出用途、支出目标与支出绩效。另一方面，可通过加强大学与社会的合作创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此要推进大学科技创新项目的公开融资平台和收益分享机制的建构。就招生机制改革来看，建议根据大学生学费来源和未来就业方向划分为国家培养型、国家和大学共同培养型、学校自主培养型、社会委托培养型、企业培养型和自我培养型等多种类型，为此需根据不同的融资方式和融资额度确定招生类型、招生名额，并根据投资方的特定需求分别确定招生考核方式和招生标准。对于顺利通过毕业资质考核的学生，可获得由此类招生类型的投资主体提供的就业过渡岗位，在就业过渡期内大学有责任监督用人单位给予学生符合国家标准和个人能力的薪资和福利待遇，过渡期满后由双方视情况决定是否续约。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拟设定年度经费超过10个亿，计划针对研究助理、研究助手等职位留聘四分之一左右本校毕业生。[11]
（二）大学教学模式和考评机制改革
通过大学教学模式和考评机制改革，将用人单位引入大学生培养过程，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统一于打造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目标，建构能力主义大学观。有研究表明，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在校应届毕业生三方对就业能力各维度的认知均存在显著差异，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较少考虑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人才供需双方缺乏必要的交流，难以在培养目标上达成共识。[12] 因此，就教学和考评模式改革来看，各专业可考虑根据市场与政府、理论与实践的二维象限确定不同的教学模块，定期、不定期地邀请用人单位参与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估，并在与用人单位广泛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以实践问题的敏感度、解决能力、创新能力为标准的教学考核方式和体系，逐步实现大学的课程设置、考核方式和考核体系的定期社会公布和征求意见机制。例如，美国大学注意吸引企业管理者（雇主）参与课程设置，并且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完善课程内容、课程结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测评方式，使高校课程建设与行业发展相匹配。[13] 英国大学注意加强用人单位与高校之间的联系，由用人单位与学校联合对学生进行从事经营活动所需技能的教学；鼓励学生对在企业工作中可能碰到的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然后由企业专家小组进行评判。[14] 2009年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为威尔士一项关于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工作计划提供了1700万英镑的资助，该计划要求中小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为大学生提供工读或实习机会，而高校则负责提供相关培训。
（三）大学学位授予机制改革
将用人单位引入对大学生学业能力的考察和专业执业资格的认证过程，从而根据用人单位选人、用人、育人的需求和信息，从发展的视角帮助大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就业规划。具体来看，在大学生毕业时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分设现场考察、学业报告考察和团队考察等多种专业能力考察方式，考察主体涉及校内、校外等多元社会主体。同时，在现有的由国家赋予的专业学位认证权限下，大学可自主设置实用型、科研型和创新型等专业能力和资质认证方向。例如，英国伦敦大学施行了对就业技能进行细分和评估的方案， 毕业时学生在取得学习成绩单的同时，还将取得一分技能记录单，记录单上将记录学生们所掌握的各项技能及其水平。莱斯特大学关注为学生们提供可选择的教学方案，如将学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作为团队学习形式的教学目标之一，创建与提高就业能力相关的教学模式。伯明翰大学则建立了功能强大的职业服务中心，一方面为学生提供特定的教学安排，使其具备与自身品质特征相适应的特定就业技能，另一方面将根据用人单位的状况协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设计。
总之，功利主义大学观和功利主义就业观有其存在的需求基础，大学生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经济理性选择导致的集体行动悖论。事实上，随着大学收费制改革和实行大学生“自主择业”的分配制度以来，由于人才培养投资方的私人化、消费化，人才需求方的市场化、分散化，高等教育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逐渐被忽视，在大学校园里和大学周围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这极大地侵蚀着大学的文化底蕴以及专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从而使原本就因为高校扩招而陷于供大于求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雪上加霜。因此，必须从现代大学生的需求以及用人单位的需求出发，不断扩大大学的投融资渠道；加强与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教学实践以及专业能力考察和认证上的合作；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制定大学生就业发展规划，并将其融入大学生的整个培养过程。最终促进功利主义大学观转向“专业能力”导向，功利主义就业观转向“职业发展和规划”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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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党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