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的经济思想

    乔金山

    由于中国的地理特点和传统观念，从上古时期就形成了重农思想，先秦时期的史书都不重视对经济的关注和记载，《春秋》《左传》《国语》等对经济的记载尤其是对工商业的记载几乎没有。司马迁在《史记》当中首次专辟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记载经济生活的体制和范例，为后代史书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开了先河，使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有关经济史的记载，因此无论从经济思想还是史学角度看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哪些先进的经济思想呢？本文试从以下几点分析：

    一、指出经济利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肯定了追求正当利益的奋取精神

    首先，司马迁认识到了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货殖列传》道：“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这段话详细而生动地论述了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自觉不自觉间其行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但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因此司马迁提出了那句我们熟知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这是应当肯定的。

    其次，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子贡从商致富，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可见势力之大。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货殖列传》中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作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我们不可否认，司马迁的这条理论符合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再次，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的财富思想。在《货殖列传》中，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不仅赞同管仲的先富足再修德的思想，还进一步发挥了经济财富是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只能是“附焉”。能够排除道德天赋的影响，提出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命题，这是司马迁的贡献。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重视经济生活在历史上的作用，看到了经济力量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的确是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二、重视商业的地位和商人的作用

    战国时期，人们在对经济的看法中，提出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以农为本成为先秦诸子的共识，“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源于先秦，成于韩非，自西汉后，便成了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教条之一。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基本上都以“重本抑末”思想作为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作为生产力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这一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为促进自然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长期的“重本抑末”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合理发展，司马迁在汉代已经意识到这一政策的弊端，提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商人在古代被看作是对整个经济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没有生产物品，却利用各地差价买低卖高，赚取利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马迁却看到了商人的作用，并且不遗余力地强调商业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和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些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建树上，应该说是很大的贡献。

    司马迁对因为勤劳与聪明才智而富起来的商人是很尊重的，他说“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塑造了一批正面的、有生气的商人形象。典型代表就是陶朱公，范蠡既是成功的政治家更是成功的商贾巨富。《越王勾践世家》所附范蠡传最后说：“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又太史公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所谓范蠡“三徙”或“三迁”，一是自楚徙越，助勾践成霸业；二是自越至齐，“致产数十万”；三是自齐适陶，“致赀累巨万”。显而易见，其第一徙成就的是“霸业”，成的是从政名声；而后二徙成就的却是“商业”，成的是经商名声。

    三、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经济观念

    首先，司马迁提出了分工论，在《货殖列传》中，他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描述了两种不同分工形式，即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区域分工为：“是夫山西饶材、竹、毂、泸、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锌、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璋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并且这些资源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他认识到不同地域出产不同物产，在地理上可以尽地力生产特色产业，满足人民发展需要。我们今天提倡的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因地制宜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看似新鲜的经济理论，实则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已经提出。在强调社会分工时他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虞工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衣食住行的根本保障，是缺一不可的，此所谓社会分工。他主张四业并举。不可偏废，互相联合，才能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生产再生产体系。区域分工即各个地区根据自然条件等因素出产不同物品并互通有无，保证了资源的合理利用，人们生活可以处于平衡状态，社会分工则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满足人们各项需求。

    其次，司马迁提出了货币流通与物价理论，他在《平准书》中指出：从建以来，政府财用匮乏，往往在产铜多的山地就近铸钱，百姓也时有私铸。于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越多，则货币购买力越低；货物数量越少，则物价越昂贵。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在商品数量不变、铸币贬值的情况下，单位铸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商品价格成反比例变化，这是符合商品货币交换规律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论及货币流通的作用时认为：“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即货币流通为的是促使农商各业间的贸通有无，交易往来；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媒介作用，正是由于货币的积极作用，沟通了农、工、商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推动和刺激了封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

    再次，提出了先进的的生产经营方法论。一是经营者应当具有丰富的生产经营知识。“富者必用奇胜”，“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二是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须不断运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资金只有在不断周转的过程中才能达到增值的目的。三是生产经营者要经营人民普遍需要的商品。如“欲长钱，取下谷”，他人“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等，就讲述了因时而动，根据市场行情及时选择投资方向的道理。四是生产经营者须善于掌握时机。“任时”、“乐观时变”、“取予以时”等，说的都是抓住机遇，及时进行投资以盈利。

    最后，基于“法自然”的基本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著名的国家经济管理理论——“善因论”。在他看来，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最好是听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即“善者因之”；其次是根据客观需要加以利导；再次是对人们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活动加以教导；又其次才是将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自发的不平衡现象加以人为整理与划一；而最坏的办法是与民争利，故曰“最下者与之争”。他不赞许“整齐”社会经济生活，更反对逆自然之道而有所作为。战国时期法学家慎到所谓“因也者，因之人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各种商业活动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产生。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朵奇葩。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经济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肯定了追求正当利益的奋取精神。重视商业的地位和商人的作用，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来全面地论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论述了放任主义的“善因论”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使其经济思想反映出客观的经济发展过程，因此，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我们当今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原高速大桥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