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的社会价值重建刍议
白玉凯
摘 要： 改革开放多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另一方面，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并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建国前的传统中国社会有着自发的运行规则，并不需要上层统治者假手而治，新中国各项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从官方意识形态的神坛掀翻打碎，在形式上儒家思想不再是指导人民各种行为的规范和准则；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又使传统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正是由价值观念与经济发展间的失衡所致。社会价值的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提出社会价值重建的具体举措会显得大而无当，而对传统社会价值作出建设性的检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重建原则才是具有建设性的。
关键词： 社会价值； 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 社会秩序； 乡土社会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93-04
只有旧体制在相当程度上解体之后，一种全新的体制才有可能产生，或者在酝酿中逐渐生成，甚至负面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如此。近代中国在经历了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后，个人的主体地位才开始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解放后，更是由最大限度消灭人的私欲向最大限度彰显人的权利转变，金钱本位主义、资本以及利润最大化等资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大地激发了被压抑已久的人的潜能。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在这样的价值标准的引导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的同时，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也随之产生。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人们对物质利益过分追求，人们的精神家园由于孤独焦躁和绝望等情绪而失落，这直接导致了人们精神的追求和信仰的危机，更导致了道德行为的混乱，甚至威胁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各自遵循不同的价值原则，这一事实已经导致了三者之间根本性的冲突。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直接地和经济发展相关联，但一个间接的影响则是传统社会价值的涣散，笔者将着重对后者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一、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维系方式
新问题和新矛盾的产生不仅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负面社会情绪，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数千年中国历史数见不鲜的兴衰变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古知今以为将来。尽管解放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就历史周期律曾有过著名的“延安对”，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也为此做出过种种真诚的努力和尝试，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仍然要求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新问题。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否就能够据此说我们已成为一个文明大国或者文化大国呢？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学习，然而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了多少呢？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该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身份与职能？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应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同一性，经济的发展是否必然与社会价值的诉求不可协调？
这些沉重的话题其实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建。我们能够接受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存在，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混乱，因为我们相信没有永远的混乱，在混乱之后必将迎来秩序的到场。这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经验，也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为了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国民进行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规范甚至改造都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在对全民进行社会价值改造的过程中，却毫不吝惜甚至深恶痛绝地摒弃了传统社会里相当一部分十分珍贵的价值观念，仿佛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才是妨碍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罪魁祸首。殊不知，正是这种对传统价值观念不加分辨、全盘否定的做法，才是造成当今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
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一直扮演着维系社会统一和稳定的重要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西方的价值观是宗教本位主义的。与此不同，中国自古就不是宗教本位主义的国家，维持社会有序发展的不是宗教。笔者无意为历史上诸如“蜀大饥，人相食”的悲惨混乱文过饰非，但即便有如此极端的情况，中国社会仍然保持了数千年的绵延连续而不曾中断和终止，这也是事实。那么，是什么维系了中国两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呢？笔者认为，历史上中国的地方社会之所以稳定和发展，举其大者，一则是乡约民俗，一则是儒家思想。
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其实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它既可以温情脉脉，也可以冷酷野蛮，并不像一般所理解的文明和慈善。维持礼的不是国家机器，而是社会传统，也就是社会积累的经验。他特别指出，传统的重要性在乡土社会中比在现代社会中更为明显。因为在一个变动很迅速激烈的现代社会里，环境的改变和新问题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因而传统的效力是得不到保证的。而在乡土社会中，人口流动性小，土地资源也很少变动，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文化是稳定的，但却很少有新的问题，前人所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尽可以拿来当作自己的生活指南。因为世世代代人们所面对的基本上是同样的问题，传统具有更大的效力。对于这类传统，人们甚至只需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只要照着做，社会生活的秩序自然会得到保障。
不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是指向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稳定这一目标的。中国历代以儒家思想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政府，总是要把礼治提高到很高的地位，“刑政”则只有辅助性的作用。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事实上，除了秦朝之外，其他政权也都比较懂得运用礼治来掩饰刑政。而就当今看来，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这一过程方兴未艾，由此带来的新的法制观念也造成了许多新问题。一方面，现代司法制度在破坏了乡间原有的礼治传统的同时也破坏了礼治秩序；另一方面，合乎新的社会情况的有效的法治秩序还尚未建立起来。法治社会是适应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形式，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伟大目标，但是法治社会的形成除了要制定若干形式的法律条文和设置相应形式的司法机构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人民去接受并适应法治的理念。也就是说，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有一番革新。否则，法治的好处尚未取得，礼治破坏的恶果已经先尝了。
就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而言，它表面上是专制独裁，但若皇权对内的压力不断增加，则可能导致天下大乱。除非不想皇权永固，否则从人民的实际生活来看，政权对于人民的约束还是松垮而微弱的，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一个社会在变迁和转型过程中能否保持稳定、避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能否顺势适应社会变迁的速率。以英国为例，在工业革命前的几百年间英国既处于世界文化的领导地位，又有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领导阶层，能够适应社会转型的节奏，因而才有可能产生世人羡慕的“光荣革命”。无独有偶，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也强调，若要消弭中国人的混乱，一要培养现代化的法治精神，二要诉诸本土的“人治”。[1] 就国人的性格论，中国人的人格并没有自主的完整性，而是始终呈现出一个他制他律而非自我组织的形式。强大而内省的自我，在中国人身上还不十分发达。这就使得在传统的礼治和教化失去效力的情况下，外在的机械的制约尤为必要。他特别指出，治和乱这两种因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同时存在，政治上的典型表现就是在天下大治时，习惯被自上而下地管束，是规矩而听话的；一旦天下大乱，则毫无顾忌，之前所有的约束就都失去了效力而无所不为，社会秩序也就完全崩溃了。
朝廷派遣的官员下到县就到底了，底下就再也没有政府机构了。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单轨到了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户人家门前或大门之内的。一个地方的人民为着水利、自卫、调解、互助、娱乐和宗教等公共活动而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机构是一种自治单位，并不属于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地方的公务，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并不是由政府代管的，而是由人民自理的。而处于政权机构最底层的县衙门，其最主要的职能，则一为税收，一为听讼，即处理民间各种纠纷，此外并无十分确定的事宜，因而治世的地方官其实是近于闲差的。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本身有限的张力与需求，尚不足以促使它自身与其他文明进行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而封建社会本身的保守性质和封闭的地理环境更是使中国社会像一挂古老的车架，自顾自地缓慢行进，对于外面的现代化进程一无所知。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治体制在秦朝时就定下了基本的规范和模式，但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一般发展状况却是，传统的政治结构虽然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个层次，但实际上中央所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它并不能跨过各级政府机构直接干预地方公益活动。地方的公益活动是由地方自治团体主持的，这种地方自治团体不受中央政权制约。所以，天高皇帝远的皇权并不直接作用于普通老百姓，与中央权力的极少接触更是使得人民在履行了有限的义务后，“得以鼓腹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人们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会自然地遵循社会秩序和自然规律，而不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假手而治。政府的基本职能只在于赋税和徭役以及一般的社会公共工程如修筑河堤等。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和观念，政府并不着意予以干预。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饥荒的时候，人民的生活是井然有序的，因而政府也没有安排社会价值观念的学习和灌输的必要。只有当政府不可靠的时候，民众才会揭竿而起，起而自立，新的社会价值的培树才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汉代大一统之后，儒家思想就一直作为主导思想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运行，整个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学的思想价值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度契合是它能够保持两千年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儒家的仁礼同构的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但这个文化的基础是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所以就其整体结构和核心内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在清末以后就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衰亡了。但作为一种绵延的存在，文化并不会随着某一时代或朝代的结束而马上和完全消失，它依然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影响人们的生活，建立起新的文化结构并成为新的社会价值的核心，而人们也将接受另一种新的文化并在该文化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价值观的指导下生活。随着近代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已无力回天，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并举。伴随着近代化的兴起，传统的儒家观念被淘汰则似乎是势在必行。五四运动之后，本已式微的孔孟之道，在1949年之后被完全彻底地摧毁、砸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遗毒受到过分激烈的批判。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被硬生生割断，人们也因而失去了赖以维持自我和社会统一的精神纽带。
新中国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民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带有新时代特点的心理思维方式和习惯等要素构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2]平实地说，这种新的文化结构的建设是按照西方的文化模式进行的。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文化建构的观念当中，其表达和言语方式都是这个新文化结构给予和设定的。新的时代核心的教育使传统的言语方式及其表达的内容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价值追求和价值承担是新文化教化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文化既失去了其制度和经济保证，也不再符合现代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因而很难再成为现代人的主体文化。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开放和探索的眼光来看待就会发现，和大陆只有浅浅的一条海峡之隔的台湾在经济腾飞之后，却没有出现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社会困境。究其根源，在于传统的社会价值在台湾没有完全中断。即使在蒋介石治台期间对于儒学的宣传也是久久不辍。蒋介石本人是基督徒，西方的宗教和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在台湾非但并行不悖，反而相得益彰。普通民众既可以在宗教，也可以在传统文化里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无需为了一己之利冒险挑战社会的底线，社会风险的成本也因此大大降低。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价值的影响
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革命的空间里。直到今天，许多人的话语结构也都逃不出“对立统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后，革命空间逐渐解体，中国人最为信仰的是“猫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已经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实际上，即便在现代社会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核心价值也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现在流行的国学热表面看是儒家价值观伴随着儒学的复兴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实际上，它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这也正反映了人们仍然对于传统文化有急切的需要。这样说既不是鼓吹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指导原则，也不是建议将它树立为新的意识形态，而是说，从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来看，我们仍然生活在儒家文化圈这一文化形态区域中，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建也不能完全离开传统儒家的文化价值观。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人口和地理环境庞杂是其基本特点，因而更需要稳定的内外部条件和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个特点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由于社会价值观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社会历史性，儒家价值观历经两千多年润物无声，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无可分割的精神部分，成为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
但毕竟社会价值的重建不同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制度层面的建立和完善，它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对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建构的指导作用。社会学把现代社会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社会价值的重建过程当中，公共领域是必须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传统文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私人领域则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领域，这正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传统的价值并不能直接变为宪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却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很难想象完全抛弃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念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
三、社会价值重建的若干原则
当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的价值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更为广泛地说，它是现有社会关系及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一个综合系统在人们观念上的表现和投射。所以，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建实际上也是一个必须诉诸上述复杂系统重新建构的过程，尤其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重建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起来，决不能靠政治力量自上而下的灌输。我们需要培养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传统的根基，又能与世界先进文明并行不悖，这也是文化界、学术界和艺术界所应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社会价值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在信仰缺失很久之后将成为人们渴望的精神支柱，人们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有所寄托，才能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权力层级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易使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进而侵占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那段著名的话所描述的：“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若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突发的妄自尊大的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和僵化呢？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一种由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必然应运而生。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市场经济倡导的是凭能力立足和创造个性，公民社会注重的是公民参与、社会和谐，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是公平正义和权力的阳光运作，它要服务的是公共利益。显然，这种新型社会结构是一种有利于确立和实现全民共同价值观的有效保障。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建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全民共同价值观。建立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既要综合考虑人的精神结构，包括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和精神状态，又要自觉地反映和提升现实生活中人民的诉求。概而言之，社会价值的重建有三个渠道：一是恢复民间宗教信仰，通过宗教重建社会价值，这有赖于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切实承认和保障；二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教育来进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一项漫长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会初见成效，不能急于求成；三是通过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于社会价值重建的争论，逐渐形成一套明细使用的社会价值体系。幸运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将目光重新聚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本土宗教当中，同时也积极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中吸取经验，广泛汲取思想文化资源，逐步探索与时代发展和民众诉求相适应的价值理念。这种实践无疑会极大提高国人的精神境界，对于整合和引领社会价值、道德风尚并进而推动社会秩序的有序化有积极的意义。
当前有关社会价值重建的争论不休貌似混乱不堪，实则有积极的意义。争论本身就是一种探索，许多有关社会价值的问题会在争论中变得越来越清楚，这无疑有助于新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社会价值的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作层面，都存在许多需要反复商讨的细节，对此笔者无力与焉。但是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守，那就是无论将要重建的社会价值是什么，这种社会价值都必须是开放的，它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并且吸收现代世界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既具有中国本身的独特性质，又能够为大多数文明所接受。切忌以自己为中心，闭门造车，故步自封。
参考文献：
[1]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90.
[2]焦国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0：13.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75.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
[6]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4.
[7]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12.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改革开放多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另一方面，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并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建国前的传统中国社会有着自发的运行规则，并不需要上层统治者假手而治，新中国各项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从官方意识形态的神坛掀翻打碎，在形式上儒家思想不再是指导人民各种行为的规范和准则；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又使传统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正是由价值观念与经济发展间的失衡所致。社会价值的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提出社会价值重建的具体举措会显得大而无当，而对传统社会价值作出建设性的检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重建原则才是具有建设性的。
关键词： 社会价值； 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 社会秩序； 乡土社会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93-04
只有旧体制在相当程度上解体之后，一种全新的体制才有可能产生，或者在酝酿中逐渐生成，甚至负面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如此。近代中国在经历了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后，个人的主体地位才开始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解放后，更是由最大限度消灭人的私欲向最大限度彰显人的权利转变，金钱本位主义、资本以及利润最大化等资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大地激发了被压抑已久的人的潜能。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在这样的价值标准的引导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的同时，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也随之产生。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人们对物质利益过分追求，人们的精神家园由于孤独焦躁和绝望等情绪而失落，这直接导致了人们精神的追求和信仰的危机，更导致了道德行为的混乱，甚至威胁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各自遵循不同的价值原则，这一事实已经导致了三者之间根本性的冲突。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直接地和经济发展相关联，但一个间接的影响则是传统社会价值的涣散，笔者将着重对后者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一、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维系方式
新问题和新矛盾的产生不仅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负面社会情绪，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数千年中国历史数见不鲜的兴衰变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古知今以为将来。尽管解放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就历史周期律曾有过著名的“延安对”，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也为此做出过种种真诚的努力和尝试，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仍然要求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新问题。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否就能够据此说我们已成为一个文明大国或者文化大国呢？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学习，然而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了多少呢？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该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身份与职能？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应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同一性，经济的发展是否必然与社会价值的诉求不可协调？
这些沉重的话题其实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建。我们能够接受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存在，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混乱，因为我们相信没有永远的混乱，在混乱之后必将迎来秩序的到场。这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经验，也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为了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国民进行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规范甚至改造都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在对全民进行社会价值改造的过程中，却毫不吝惜甚至深恶痛绝地摒弃了传统社会里相当一部分十分珍贵的价值观念，仿佛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才是妨碍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罪魁祸首。殊不知，正是这种对传统价值观念不加分辨、全盘否定的做法，才是造成当今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
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一直扮演着维系社会统一和稳定的重要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西方的价值观是宗教本位主义的。与此不同，中国自古就不是宗教本位主义的国家，维持社会有序发展的不是宗教。笔者无意为历史上诸如“蜀大饥，人相食”的悲惨混乱文过饰非，但即便有如此极端的情况，中国社会仍然保持了数千年的绵延连续而不曾中断和终止，这也是事实。那么，是什么维系了中国两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呢？笔者认为，历史上中国的地方社会之所以稳定和发展，举其大者，一则是乡约民俗，一则是儒家思想。
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其实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它既可以温情脉脉，也可以冷酷野蛮，并不像一般所理解的文明和慈善。维持礼的不是国家机器，而是社会传统，也就是社会积累的经验。他特别指出，传统的重要性在乡土社会中比在现代社会中更为明显。因为在一个变动很迅速激烈的现代社会里，环境的改变和新问题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因而传统的效力是得不到保证的。而在乡土社会中，人口流动性小，土地资源也很少变动，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文化是稳定的，但却很少有新的问题，前人所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尽可以拿来当作自己的生活指南。因为世世代代人们所面对的基本上是同样的问题，传统具有更大的效力。对于这类传统，人们甚至只需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只要照着做，社会生活的秩序自然会得到保障。
不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是指向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稳定这一目标的。中国历代以儒家思想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政府，总是要把礼治提高到很高的地位，“刑政”则只有辅助性的作用。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事实上，除了秦朝之外，其他政权也都比较懂得运用礼治来掩饰刑政。而就当今看来，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这一过程方兴未艾，由此带来的新的法制观念也造成了许多新问题。一方面，现代司法制度在破坏了乡间原有的礼治传统的同时也破坏了礼治秩序；另一方面，合乎新的社会情况的有效的法治秩序还尚未建立起来。法治社会是适应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形式，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伟大目标，但是法治社会的形成除了要制定若干形式的法律条文和设置相应形式的司法机构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人民去接受并适应法治的理念。也就是说，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有一番革新。否则，法治的好处尚未取得，礼治破坏的恶果已经先尝了。
就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而言，它表面上是专制独裁，但若皇权对内的压力不断增加，则可能导致天下大乱。除非不想皇权永固，否则从人民的实际生活来看，政权对于人民的约束还是松垮而微弱的，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一个社会在变迁和转型过程中能否保持稳定、避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能否顺势适应社会变迁的速率。以英国为例，在工业革命前的几百年间英国既处于世界文化的领导地位，又有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领导阶层，能够适应社会转型的节奏，因而才有可能产生世人羡慕的“光荣革命”。无独有偶，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也强调，若要消弭中国人的混乱，一要培养现代化的法治精神，二要诉诸本土的“人治”。[1] 就国人的性格论，中国人的人格并没有自主的完整性，而是始终呈现出一个他制他律而非自我组织的形式。强大而内省的自我，在中国人身上还不十分发达。这就使得在传统的礼治和教化失去效力的情况下，外在的机械的制约尤为必要。他特别指出，治和乱这两种因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同时存在，政治上的典型表现就是在天下大治时，习惯被自上而下地管束，是规矩而听话的；一旦天下大乱，则毫无顾忌，之前所有的约束就都失去了效力而无所不为，社会秩序也就完全崩溃了。
朝廷派遣的官员下到县就到底了，底下就再也没有政府机构了。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单轨到了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户人家门前或大门之内的。一个地方的人民为着水利、自卫、调解、互助、娱乐和宗教等公共活动而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机构是一种自治单位，并不属于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地方的公务，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并不是由政府代管的，而是由人民自理的。而处于政权机构最底层的县衙门，其最主要的职能，则一为税收，一为听讼，即处理民间各种纠纷，此外并无十分确定的事宜，因而治世的地方官其实是近于闲差的。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本身有限的张力与需求，尚不足以促使它自身与其他文明进行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而封建社会本身的保守性质和封闭的地理环境更是使中国社会像一挂古老的车架，自顾自地缓慢行进，对于外面的现代化进程一无所知。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治体制在秦朝时就定下了基本的规范和模式，但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一般发展状况却是，传统的政治结构虽然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个层次，但实际上中央所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它并不能跨过各级政府机构直接干预地方公益活动。地方的公益活动是由地方自治团体主持的，这种地方自治团体不受中央政权制约。所以，天高皇帝远的皇权并不直接作用于普通老百姓，与中央权力的极少接触更是使得人民在履行了有限的义务后，“得以鼓腹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人们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会自然地遵循社会秩序和自然规律，而不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假手而治。政府的基本职能只在于赋税和徭役以及一般的社会公共工程如修筑河堤等。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和观念，政府并不着意予以干预。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饥荒的时候，人民的生活是井然有序的，因而政府也没有安排社会价值观念的学习和灌输的必要。只有当政府不可靠的时候，民众才会揭竿而起，起而自立，新的社会价值的培树才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汉代大一统之后，儒家思想就一直作为主导思想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运行，整个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学的思想价值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度契合是它能够保持两千年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儒家的仁礼同构的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但这个文化的基础是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所以就其整体结构和核心内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在清末以后就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衰亡了。但作为一种绵延的存在，文化并不会随着某一时代或朝代的结束而马上和完全消失，它依然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影响人们的生活，建立起新的文化结构并成为新的社会价值的核心，而人们也将接受另一种新的文化并在该文化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价值观的指导下生活。随着近代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已无力回天，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并举。伴随着近代化的兴起，传统的儒家观念被淘汰则似乎是势在必行。五四运动之后，本已式微的孔孟之道，在1949年之后被完全彻底地摧毁、砸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遗毒受到过分激烈的批判。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被硬生生割断，人们也因而失去了赖以维持自我和社会统一的精神纽带。
新中国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民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带有新时代特点的心理思维方式和习惯等要素构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2]平实地说，这种新的文化结构的建设是按照西方的文化模式进行的。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文化建构的观念当中，其表达和言语方式都是这个新文化结构给予和设定的。新的时代核心的教育使传统的言语方式及其表达的内容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价值追求和价值承担是新文化教化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文化既失去了其制度和经济保证，也不再符合现代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因而很难再成为现代人的主体文化。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开放和探索的眼光来看待就会发现，和大陆只有浅浅的一条海峡之隔的台湾在经济腾飞之后，却没有出现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社会困境。究其根源，在于传统的社会价值在台湾没有完全中断。即使在蒋介石治台期间对于儒学的宣传也是久久不辍。蒋介石本人是基督徒，西方的宗教和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在台湾非但并行不悖，反而相得益彰。普通民众既可以在宗教，也可以在传统文化里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无需为了一己之利冒险挑战社会的底线，社会风险的成本也因此大大降低。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价值的影响
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革命的空间里。直到今天，许多人的话语结构也都逃不出“对立统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后，革命空间逐渐解体，中国人最为信仰的是“猫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已经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实际上，即便在现代社会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核心价值也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现在流行的国学热表面看是儒家价值观伴随着儒学的复兴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实际上，它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这也正反映了人们仍然对于传统文化有急切的需要。这样说既不是鼓吹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指导原则，也不是建议将它树立为新的意识形态，而是说，从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来看，我们仍然生活在儒家文化圈这一文化形态区域中，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建也不能完全离开传统儒家的文化价值观。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人口和地理环境庞杂是其基本特点，因而更需要稳定的内外部条件和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个特点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由于社会价值观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社会历史性，儒家价值观历经两千多年润物无声，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无可分割的精神部分，成为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
但毕竟社会价值的重建不同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制度层面的建立和完善，它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对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建构的指导作用。社会学把现代社会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社会价值的重建过程当中，公共领域是必须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传统文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私人领域则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领域，这正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传统的价值并不能直接变为宪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却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很难想象完全抛弃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念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
三、社会价值重建的若干原则
当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的价值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更为广泛地说，它是现有社会关系及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一个综合系统在人们观念上的表现和投射。所以，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建实际上也是一个必须诉诸上述复杂系统重新建构的过程，尤其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重建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起来，决不能靠政治力量自上而下的灌输。我们需要培养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传统的根基，又能与世界先进文明并行不悖，这也是文化界、学术界和艺术界所应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社会价值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在信仰缺失很久之后将成为人们渴望的精神支柱，人们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有所寄托，才能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权力层级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易使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进而侵占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那段著名的话所描述的：“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若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突发的妄自尊大的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和僵化呢？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一种由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必然应运而生。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市场经济倡导的是凭能力立足和创造个性，公民社会注重的是公民参与、社会和谐，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是公平正义和权力的阳光运作，它要服务的是公共利益。显然，这种新型社会结构是一种有利于确立和实现全民共同价值观的有效保障。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建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全民共同价值观。建立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既要综合考虑人的精神结构，包括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和精神状态，又要自觉地反映和提升现实生活中人民的诉求。概而言之，社会价值的重建有三个渠道：一是恢复民间宗教信仰，通过宗教重建社会价值，这有赖于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切实承认和保障；二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教育来进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一项漫长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会初见成效，不能急于求成；三是通过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于社会价值重建的争论，逐渐形成一套明细使用的社会价值体系。幸运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将目光重新聚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本土宗教当中，同时也积极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中吸取经验，广泛汲取思想文化资源，逐步探索与时代发展和民众诉求相适应的价值理念。这种实践无疑会极大提高国人的精神境界，对于整合和引领社会价值、道德风尚并进而推动社会秩序的有序化有积极的意义。
当前有关社会价值重建的争论不休貌似混乱不堪，实则有积极的意义。争论本身就是一种探索，许多有关社会价值的问题会在争论中变得越来越清楚，这无疑有助于新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社会价值的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作层面，都存在许多需要反复商讨的细节，对此笔者无力与焉。但是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守，那就是无论将要重建的社会价值是什么，这种社会价值都必须是开放的，它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并且吸收现代世界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既具有中国本身的独特性质，又能够为大多数文明所接受。切忌以自己为中心，闭门造车，故步自封。
参考文献：
[1]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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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焦国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0：13.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75.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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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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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12.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