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
周灿灿
摘 要： 国际战略思想是一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外交大局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新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外交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创新，特别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创造性地提出国际战略思想，对当时和此后的外交工作进行全局指导。对新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在理论基础、时代特征、国际形势和国家实力等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新中国外交中的国际战略思想发展脉络。
关键词： 新中国； 外交； 领导人； 国际战略思想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86-04
国际战略思想是指一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基础之一，反映出执政者对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球格局的调整和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的全盘认识与通体判断，且将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具体外交行为，因此，国际战略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人都特别重视国际战略思想，都能够从全局高度审视国际风云变化，使对外关系适合国家发展的阶段特征，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服务国内建设的同时，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一、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较为丰富，在1949-1976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他先后提出的“一边倒”、“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和“一条线”、“一大片”等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理论，特别是他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问题，达到了出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制高点。
三个世界理论继承了毛泽东在从20世纪50年代联苏反美到60年代反苏又反美再到70年代联美反苏的国际斗争战略思想，发展了他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出了在两极格局达到稳定状态时的世界各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明确了未来中国外交发展的重点。三个世界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明确了美苏两极格局的稳定性，即在将来一段时期内这一国际体系不会崩盘，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需要通盘考虑两极带来的影响。其次，在两极格局下，中国应该重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通过将中国自身定义为其中一员，能够团结最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支持。最后，在对待其他发达国家的态度上，毛泽东并没有将其定义为“剥削者”或“帝国主义者”，而是采用了“修正主义分子”这一较为温和的表述，换言之这些国家也是中国争取的对象，特别是在处理与第一世界国家关系时，完全可以团结这一部分国际力量。
当然，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具有一定的革命外交色彩，其理论渊源与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带有浓厚的国际主义色彩。当时，三个世界理论对于此后中国外交从革命外交向发展外交转型，特别是发展为总体外交提供了有力的战略指导。特别是将中国归入第三世界的战略选择，为中国能够长期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活动，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最大限度上团结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二、邓小平：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辩证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其内容也较为丰富，包括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指出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认为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及指出社会主义前途依然一片光明等。[1]17-25在这些问题中，和平与发展问题贯穿其中。他认为：“国际社会在为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时，还必须始终不渝地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 [1]30-31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是邓小平审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后做出的正确判断，一方面他指出了国际权力格局正处在调整过程之中，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冲突或冲突的可能，国际安全局势尚不明朗，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促进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利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另一方面西欧国家和日本等迅速发展，国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同时中国国内也在积极推动经济建设，亟须营造良好的对外经济关系，广泛吸收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积极利用发达市场的先进资源。因此可以讲和平与发展问题囊括了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体现出邓小平统筹全局放眼未来的战略眼光。
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提出，使中国外交实现了政治经济一肩挑的转变，经济外交开始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崭露头角。在这一国际战略思想的引领下，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经贸合作覆盖面不断扩宽，合作力度不断加大，如中德合资上海大众、中日合作上海宝钢等一大批项目在这一时期相继开工。同时，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方面，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开始务实对待存在的分歧与矛盾，尽量避免因细小问题而影响和平与发展大局，例如实现了中苏、中越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空前高潮的阶段，中国外交实现了新的跨越。
三、江泽民：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江泽民的国际战略思想主要表现在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单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世界上其他主要大国实力不断增强，多强局面随之形成。此时国际体系处在由旧到新的过渡阶段，传统的国际秩序已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变化，因此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的“国际新秩序”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指出：“当前的多极化趋势，是在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这种多极化趋势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削弱、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争取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的世纪。” [2]196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包括丰富的内涵。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3]567可以看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议基于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把握，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出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特别是充分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又不要求彻底地抛弃现有的国际体系，反映出中国外交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在世界局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新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能够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基于对未来国际格局发展的准确判断，特别是强调在当前国际社会的各种力量竞相发展的背景下，新兴国家将在未来国际格局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提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提供了战略支撑。这一战略思想，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国际大环境，指出在未来中国外交应进一步谋合作促共赢，积极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抵制单边主义给世界造成的威胁；同时外交重点应该落脚于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特别是逐步地融入国际市场，是中国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并在最终为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发展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历经十五年艰苦谈判，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亦创造性地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同时积极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兴国际组织。
四、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理念
2005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上发表讲话中指出：“要发扬亚非会议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4]在10月举行的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重要讲话，将和谐世界理念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指出：“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5]
和谐世界理念在当代中国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它深化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坚持主权独立上升为坚持文明独立，同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以“和而不同”的姿态对待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再一次表明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遇。（2）它明确地提出中国外交不仅要立足于本国发展，同时也要着眼世界，不断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贡献智慧和力量，不断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3）和谐世界理念表明了中国不仅要为世界的物质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要用中华文化精华为世界的精神发展贡献力量。从一个侧面而言，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只有靠新的理念才能加以调和。（4）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照顾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现实需要，照顾不同文明的发展要求，应该在国际事务民主化的背景下共同商议，可控推进。（5）和谐世界理念明确地向西方国家表明，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世界各国需要尊重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同样中国也会尊重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向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的良策。“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虽然大规模的战争短时间内不会爆发，但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升级，更有学者甚至提出“文明冲突”理论。和谐世界理念恰恰强调多元并立与和谐统一，国际社会中相互尊重与包容，相互协商与谅解，不断增进互信和扩大共识，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国际氛围。
和谐世界理念首次将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理论在国际战略层面进行了延伸，首次明确地用中国思维解读世界发展，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指导。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外交开始了从发展外交向大国外交的转型，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视发出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富有创造性地参与国际事务。
五、习近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 [6]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7]在习近平任职后的第一次出访中，他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鞋子合不合适，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8]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首先，中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跨越提升，特别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处理国际事务不可或缺的一方。因此，中国有能力也有资格就全球性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次，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担当与自己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换言之，中国需要为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各国对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一筹莫展时，中国不能袖手旁观，需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能够为中国改善国际形象提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改善，但由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加之既有的种种误区，造成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佳，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十分不利。而命运共同体强调不分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以包容的心态和务实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成员，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取长补短，自我损益。这些理念对于外部世界认识中国，特别是了解和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大有裨益。最后，中国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与世界各国一样面临着各种发展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因此中国需要国际力量携手共进，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共同的智慧和力量解决共同的问题，从而促进个人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是中国外交成为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开始将维护社会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历史任务提升到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开始以更高的包容度看待和思考国际形势，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和判断国际问题，逐步修正传统的以暴制暴的国际规则，强调民主协商在处理国际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有序地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命运共同体不仅强调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国际关系内容，还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相互依存，重视以合作共赢的姿态对待全球性新问题，特别重视构建一种同舟共济的新的国际理念。
国际战略思想不是一时的产物，而是基于对理论的深厚积淀和对时代的全面领会而提出的。上述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传统国家间关系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精华等思想渊源对于国际体系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于国际格局走向的判断。例如江泽民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反映了马列主义对于现有国际体系的批判思想，体现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于现有国际体系弊端的深刻反思。同时，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和外交理念越来越多地融入其中。例如和谐世界理念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反映出中国人对于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反映出中国人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思想中天下观和大义观，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对待国际问题，以更加包容的胸怀拓展国际合作。在一定意义上，更加主动和积极地运用中国思维，是对自己的思想、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同样也是对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的发扬光大。
国际战略思想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特别是对中国建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同外部环境的深刻把握。在建国初期，两极格局迫使中国不得不时刻警惕来自外部的威胁，把国家安全置于国际战略思想的首要因素，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最广大的国际力量，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霸权势力。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两极斗争趋减直至两极崩盘，领导人对于国际战略的思考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的国际形势判断所生发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有所差异的。当今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对于领导人分析和研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邓小平曾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对。” [3]321只有这样，才能够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全面深入地分析国际形势，为国际战略思想和中国外交大局服务。
国际战略思想离不开国家实力的考量。国际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发展，都是基于国家实力的强弱变化，特别是基于对势力消长趋势的把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领导人开始将目光由自身转向国际，开始越来越重视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重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例如，在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充分考虑到国内经济社会建设高速发展的需要，考虑到不断上升的中国综合国力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综合国力是国家开展对外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外交工作的坚强后盾。只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际战略思想才能更加丰富，外交工作才能更上一个台阶。
总之，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每一代领导人都会基于时代的特点和现实的国情对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走向做出判断，从而在战略高度引导中国外交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国，正在朝着全球性大国的方向迈进，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更加注重与世界的结合，注重将自身的优势转化为促进世界发展的动力，注重将中国特色与世界经验相结合，注重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维度相结合，注重从世界大家庭的角度思考问题，体现出由分到合，推己及人的总特点。
正是基于这些战略思想，新中国历经六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总体上坚持了正确的立场，采取了妥当的方式，赢得了良好的反响，也为国内经济社会建设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在新时期不断完善和发展既有的国际战略思想，巩固和夯实传统的国际战略理论基础，发现和探求新的理论创新源泉，拓展和深化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对于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2000.
[2]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05-04-22）
[2014-05-1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4/22/con-
tent_2865173.htm.
[5]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EB/OL].
光明网，（2005-09-16） [2014-05-12].http：//www.gmw.cn/
01gmrb/2005-09/16/content_305533.htm.
[6]中国的和平发展[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11-09-06）[2014-05-12].http：//www.gov.cn/zwgk/2011-09/
06/content_1941258.htm.
[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温飞.命运共同体的春天起航——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
访[EB/OL].网易新闻，（2013-04-01） [2014-05-12].http：//news.
163.com/13/0401/01/8RBDV4EA00014JB5.html.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国际战略思想是一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外交大局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新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外交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创新，特别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创造性地提出国际战略思想，对当时和此后的外交工作进行全局指导。对新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在理论基础、时代特征、国际形势和国家实力等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新中国外交中的国际战略思想发展脉络。
关键词： 新中国； 外交； 领导人； 国际战略思想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86-04
国际战略思想是指一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基础之一，反映出执政者对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球格局的调整和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的全盘认识与通体判断，且将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具体外交行为，因此，国际战略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人都特别重视国际战略思想，都能够从全局高度审视国际风云变化，使对外关系适合国家发展的阶段特征，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服务国内建设的同时，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一、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较为丰富，在1949-1976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他先后提出的“一边倒”、“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和“一条线”、“一大片”等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理论，特别是他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问题，达到了出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制高点。
三个世界理论继承了毛泽东在从20世纪50年代联苏反美到60年代反苏又反美再到70年代联美反苏的国际斗争战略思想，发展了他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出了在两极格局达到稳定状态时的世界各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明确了未来中国外交发展的重点。三个世界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明确了美苏两极格局的稳定性，即在将来一段时期内这一国际体系不会崩盘，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需要通盘考虑两极带来的影响。其次，在两极格局下，中国应该重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通过将中国自身定义为其中一员，能够团结最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支持。最后，在对待其他发达国家的态度上，毛泽东并没有将其定义为“剥削者”或“帝国主义者”，而是采用了“修正主义分子”这一较为温和的表述，换言之这些国家也是中国争取的对象，特别是在处理与第一世界国家关系时，完全可以团结这一部分国际力量。
当然，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具有一定的革命外交色彩，其理论渊源与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带有浓厚的国际主义色彩。当时，三个世界理论对于此后中国外交从革命外交向发展外交转型，特别是发展为总体外交提供了有力的战略指导。特别是将中国归入第三世界的战略选择，为中国能够长期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活动，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最大限度上团结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二、邓小平：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辩证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其内容也较为丰富，包括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指出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认为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及指出社会主义前途依然一片光明等。[1]17-25在这些问题中，和平与发展问题贯穿其中。他认为：“国际社会在为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时，还必须始终不渝地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 [1]30-31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是邓小平审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后做出的正确判断，一方面他指出了国际权力格局正处在调整过程之中，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冲突或冲突的可能，国际安全局势尚不明朗，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促进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利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另一方面西欧国家和日本等迅速发展，国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同时中国国内也在积极推动经济建设，亟须营造良好的对外经济关系，广泛吸收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积极利用发达市场的先进资源。因此可以讲和平与发展问题囊括了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体现出邓小平统筹全局放眼未来的战略眼光。
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提出，使中国外交实现了政治经济一肩挑的转变，经济外交开始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崭露头角。在这一国际战略思想的引领下，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经贸合作覆盖面不断扩宽，合作力度不断加大，如中德合资上海大众、中日合作上海宝钢等一大批项目在这一时期相继开工。同时，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方面，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开始务实对待存在的分歧与矛盾，尽量避免因细小问题而影响和平与发展大局，例如实现了中苏、中越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空前高潮的阶段，中国外交实现了新的跨越。
三、江泽民：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江泽民的国际战略思想主要表现在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单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世界上其他主要大国实力不断增强，多强局面随之形成。此时国际体系处在由旧到新的过渡阶段，传统的国际秩序已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变化，因此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的“国际新秩序”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指出：“当前的多极化趋势，是在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这种多极化趋势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削弱、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争取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的世纪。” [2]196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包括丰富的内涵。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3]567可以看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议基于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把握，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出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特别是充分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又不要求彻底地抛弃现有的国际体系，反映出中国外交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在世界局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新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能够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基于对未来国际格局发展的准确判断，特别是强调在当前国际社会的各种力量竞相发展的背景下，新兴国家将在未来国际格局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提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提供了战略支撑。这一战略思想，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国际大环境，指出在未来中国外交应进一步谋合作促共赢，积极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抵制单边主义给世界造成的威胁；同时外交重点应该落脚于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特别是逐步地融入国际市场，是中国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并在最终为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发展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历经十五年艰苦谈判，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亦创造性地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同时积极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兴国际组织。
四、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理念
2005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上发表讲话中指出：“要发扬亚非会议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4]在10月举行的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重要讲话，将和谐世界理念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指出：“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5]
和谐世界理念在当代中国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它深化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坚持主权独立上升为坚持文明独立，同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以“和而不同”的姿态对待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再一次表明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遇。（2）它明确地提出中国外交不仅要立足于本国发展，同时也要着眼世界，不断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贡献智慧和力量，不断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3）和谐世界理念表明了中国不仅要为世界的物质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要用中华文化精华为世界的精神发展贡献力量。从一个侧面而言，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只有靠新的理念才能加以调和。（4）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照顾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现实需要，照顾不同文明的发展要求，应该在国际事务民主化的背景下共同商议，可控推进。（5）和谐世界理念明确地向西方国家表明，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世界各国需要尊重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同样中国也会尊重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向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的良策。“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虽然大规模的战争短时间内不会爆发，但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升级，更有学者甚至提出“文明冲突”理论。和谐世界理念恰恰强调多元并立与和谐统一，国际社会中相互尊重与包容，相互协商与谅解，不断增进互信和扩大共识，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国际氛围。
和谐世界理念首次将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理论在国际战略层面进行了延伸，首次明确地用中国思维解读世界发展，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指导。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外交开始了从发展外交向大国外交的转型，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视发出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富有创造性地参与国际事务。
五、习近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 [6]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7]在习近平任职后的第一次出访中，他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鞋子合不合适，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8]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首先，中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跨越提升，特别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处理国际事务不可或缺的一方。因此，中国有能力也有资格就全球性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次，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担当与自己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换言之，中国需要为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各国对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一筹莫展时，中国不能袖手旁观，需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能够为中国改善国际形象提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改善，但由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加之既有的种种误区，造成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佳，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十分不利。而命运共同体强调不分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以包容的心态和务实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成员，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取长补短，自我损益。这些理念对于外部世界认识中国，特别是了解和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大有裨益。最后，中国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与世界各国一样面临着各种发展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因此中国需要国际力量携手共进，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共同的智慧和力量解决共同的问题，从而促进个人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是中国外交成为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开始将维护社会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历史任务提升到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开始以更高的包容度看待和思考国际形势，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和判断国际问题，逐步修正传统的以暴制暴的国际规则，强调民主协商在处理国际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有序地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命运共同体不仅强调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国际关系内容，还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相互依存，重视以合作共赢的姿态对待全球性新问题，特别重视构建一种同舟共济的新的国际理念。
国际战略思想不是一时的产物，而是基于对理论的深厚积淀和对时代的全面领会而提出的。上述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传统国家间关系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精华等思想渊源对于国际体系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于国际格局走向的判断。例如江泽民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反映了马列主义对于现有国际体系的批判思想，体现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于现有国际体系弊端的深刻反思。同时，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和外交理念越来越多地融入其中。例如和谐世界理念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反映出中国人对于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反映出中国人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思想中天下观和大义观，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对待国际问题，以更加包容的胸怀拓展国际合作。在一定意义上，更加主动和积极地运用中国思维，是对自己的思想、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同样也是对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的发扬光大。
国际战略思想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特别是对中国建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同外部环境的深刻把握。在建国初期，两极格局迫使中国不得不时刻警惕来自外部的威胁，把国家安全置于国际战略思想的首要因素，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最广大的国际力量，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霸权势力。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两极斗争趋减直至两极崩盘，领导人对于国际战略的思考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的国际形势判断所生发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有所差异的。当今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对于领导人分析和研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邓小平曾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对。” [3]321只有这样，才能够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全面深入地分析国际形势，为国际战略思想和中国外交大局服务。
国际战略思想离不开国家实力的考量。国际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发展，都是基于国家实力的强弱变化，特别是基于对势力消长趋势的把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领导人开始将目光由自身转向国际，开始越来越重视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重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例如，在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充分考虑到国内经济社会建设高速发展的需要，考虑到不断上升的中国综合国力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综合国力是国家开展对外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外交工作的坚强后盾。只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际战略思想才能更加丰富，外交工作才能更上一个台阶。
总之，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每一代领导人都会基于时代的特点和现实的国情对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走向做出判断，从而在战略高度引导中国外交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国，正在朝着全球性大国的方向迈进，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更加注重与世界的结合，注重将自身的优势转化为促进世界发展的动力，注重将中国特色与世界经验相结合，注重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维度相结合，注重从世界大家庭的角度思考问题，体现出由分到合，推己及人的总特点。
正是基于这些战略思想，新中国历经六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总体上坚持了正确的立场，采取了妥当的方式，赢得了良好的反响，也为国内经济社会建设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在新时期不断完善和发展既有的国际战略思想，巩固和夯实传统的国际战略理论基础，发现和探求新的理论创新源泉，拓展和深化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对于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2000.
[2]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05-04-22）
[2014-05-1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4/22/con-
tent_2865173.htm.
[5]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EB/OL].
光明网，（2005-09-16） [2014-05-12].http：//www.gmw.cn/
01gmrb/2005-09/16/content_305533.htm.
[6]中国的和平发展[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11-09-06）[2014-05-12].http：//www.gov.cn/zwgk/2011-09/
06/content_1941258.htm.
[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温飞.命运共同体的春天起航——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
访[EB/OL].网易新闻，（2013-04-01） [2014-05-12].http：//news.
163.com/13/0401/01/8RBDV4EA00014JB5.html.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