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用“的”入手

    目前，某杂志要笔者将某作者一篇三千字文稿压缩一半。笔者阅毕，竟发现“的”字达数百之多。遂联想到上海作家程庸的《官窑美人》一经刊发，仅月余便重版。小说最抓读者眼球的至少有两个卖点。一、是冠名“官窑美人”，写尽了古玩场中鲜为人知的神秘内幕，无论对已进入或待进入收藏界的人士都有一定警示意义；一是三十余万字的小说竟然通篇无“的”，实在让人称奇。笔者不懂古玩，无意于前者；却对通篇无“的”，感触良多。

    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是“的”，要在行文造句中省略它，确实很难。然而时下“的”字泛滥，却已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著名诗人和评论家余光中曾说，看汉语简洁与否，只要看出现“的”字的频率。二十个字里只能出现一个“的”(即5％)，超过两个则是啰嗦。笔者认为此见解相当精辟，并为此专门对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字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报告全文28063个字(含标点)中，有584个“的”，占2.08％，远远低于余光中所列5％的标准。仅此一点即可说明十七大报告用语上的简洁。《北京档案》有个“每期一辩”栏目，因为要在一个页码内刊登9个人的观点，逼得责编只好在删减“的”上下工夫。以去年第十二期“每期一辩”为例，内文1692字中，有65个“的”，占3.84％。虽然也低于余先生5％的标准，可同十七大报告相比，就逊色多了。可见，十七大报告值得我们学习效仿的地方确实很多，除了要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外，报告的写作特色，报告在使用语言上的简洁，也给我们做出了典范。

    但时下许多报刊文章，二十个字里出现了三四个“的”，却成了正常现象，这确实有悖中国传统语言文学的简洁原则。因此，三十余万字的《官窑美人》，竟然通篇无“的”，虽被一些人斥之哗众取宠，有炒作之嫌，笔者却很欣赏作者的用心良苦。“的”字泛滥原因何在，有人认为是欧化倾向过重，长句、修饰语过多；也有人认为是导向有误，如某项教育活动中，某单位竟要求干部读书笔记、心得体会不得少于万字；还有人认为纯系现行稿酬制度造成，遂导致字不够，用“的”凑的现象。这和当今银屏上许多电视连续剧松散拖沓、专为吸引广告，动辄几十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为此笔者倒有个办法，文中所有之“的”，不但不按字数计稿酬，且要双倍加以扣除。此主意虽馊，效果却一定不错。有人担心，统计“的”字。编辑会吃不消。其实对于电子文本，实乃轻而易举。

    鲁迅先生曾言：“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先生不愧是文学大师，肚子里有的是真货，所以不怕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则是因为肚子里没货，或是没有真货，也就只好把空话、套话、废话等言之无物的东西统统写进；把焦裕禄同志曾经说过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话放之一旁，专门寻找别人嚼过的馍去嚼，并美其名曰“好消化”；直到挖空心思多用几个“的”，以滥竽充数，以装腔作势。对这类冗长文章，毛泽东主席曾形象地批评为“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一个“懒”字，道出了这些人的本色；一个“又臭又长”，点明了人们心目中对这类文章的几分厌恶和几分无奈。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这就把开短会，说短话，写短文章，提到了“精兵简政”的高度。

    当然，少用“的”，只是倡导写短文章的一个手段。该用“的”还是要用，没有必要刻意去回避。因为有“的”并不等于啰嗦，但“的”用多了，显然会影响文章的简洁。然而一篇文章是否简洁，检验一下“的”字出现的频率，无疑是个很好的测试手段。

    当今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信息呈爆炸态势，有用的信息与无用的信息垃圾交织而来。面对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把文章写得短些，再短些，实些，再实些，人们才会有时间，也有兴趣去阅读它。否则，人们没有时间看，或者不喜欢看，既达不到写文章的预期目的，更浪费了读者的时间。说得严重一些，就是鲁迅先生所言“无异于谋财害命”。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一段中，再次重申“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让我们从少用“的”人手，把文章写精炼些，再精炼些。

    (知心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