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区高校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与行为应对

    杨嬛 宾朋 和经纬

    

    

    

    摘要：2020年1月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演变成一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作为核心疫区的武汉市首当其冲，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巨大威胁。在这个全世界大学生人数最多的特大型城市，有130万高校学生在武汉学习生活。他们在疫情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应对如何？本项研究以网络调查方式展开，针对这一特殊群体于当年1月底进行基线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全日制本硕博在读学生。调查数据涵盖了受访学生的精神状态、主观认知、回乡及留守学生对疫情防控的个人感受、疫情对教学科研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这篇“快手定制”的调查报告展示了新鲜的一手数据，以期为未来进一步的学术研究积累实证素材，为各级政府决策和高校学生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管理;网络调查;高等教育;武汉

    中图分类号：B844.2;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0）02-0059-016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市不断蔓延至湖北省，直至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海外确诊病例数也日益攀升，源自一个城市的传染病最终升级为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下，首当其冲的是广大武汉市民，不但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限制出入城交通（所谓的“封城”）之后，留在武汉的数百万市民为抗疫阻击战也做出了极大牺牲。武汉市不仅是这次危机的核心疫区，而且在校大学生人数达130余万，是中国四大科教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在1100万的常住人口中，高校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人在武汉，和普通市民一样遭受传染病威胁;他们又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春节返乡后难免被贴上“武汉来”的标签，而承受额外的精神压力。这些来自疫区的大学生在这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精神状态是怎样的？面对疫情，他们个体的抗疫行为如何？作为疫情的经历者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这场危机事件的认知又是怎样的？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文作者会同来自另外三所在汉重点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者一起，进行了一次面对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全日制学生的网络调查。

    本文所要呈现的并非是一个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批公共管理学者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快手定制”的社会研究报告。我们期待这篇文章可以用新鲜的一手数据展示大学生这个群体在疫情中的心理认知和行为响应，以期为未来进一步的学术研究积累实证素材，为各级政府决策和高校学生工作提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为一项追踪调查，文章中所展现的是基线调查结果，横截面数据不可避免缺乏过程性和动态性。研究团队还将视抗疫形势发展，继续进行后续跟踪调查，以期了解大学生在危机全过程主要阶段的心理、行为和认知变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的几位研究者共同设计，于2020年1月28日至30日通过网络对上述四所高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在内的武汉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8500余份，删除重复IP地址和答题时间三分钟以下的无效问卷后，最终样本量为8252份。由于上述四所高校均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全国招生，生源地广，因而相比起研究省属高校来说可以更全面了解不同地区学生在武汉期间及返乡以后的主客观状况，样本中还包括了很多“封城”后仍旧留在武汉的本地学生和外地籍留守学生。本调查通过“网易调查”网站的技术支持，以网络调查形式展开，问卷包含46题，涵盖学生的基本信息、心理状态、个人行为、主观认知等方面。对于留汉和离汉的学生，另外设计有针对性的问题。表1展示基本的样本描述。

    三、统计结果及数据解读

    （一）疫情蔓延下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和防疫行为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烈度空前，给民众带来较大心理冲击。从心理学角度，焦虑和恐惧都可由所处环境或所面对事件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而引发（Armfield，?2006;Eisen，?1995;Craske?et?al.，?1993）。心理学认为，特定情景下个体的焦虑状态会诱发恐惧心理，而群体性的高度焦虑将会蔓延为公众性的心理恐慌（戴健林，2006;李华强等，2011）。Slovic（2000）就指出，当危机事件的后果越嚴重、可控性越低时，公众的风险感知越高。大学生群体社会阅历尚浅，心理尚未成熟，情绪易受感染。问卷中调查了他们面对疫情的焦虑感和恐惧感、对自身感染的风险认知及对疫情走向的预期。

    1.受访学生中约有一半对疫情感到焦虑和恐惧，其中焦虑感大于恐惧感。负面情绪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显著。

    根据李克特量表评分法中对量表性问题的赋值原则，我们分别对焦虑感和恐惧感按由低到高的顺序赋值，5分表示“非常焦虑”或“非常恐惧”，1分表示“一点不焦虑”或“一点不恐惧”。调查发现（表2），约有一半受访学生对此次疫情感到焦虑和恐惧;其中，焦虑感较高的学生占到总样本的5349%，有4683%的学生表达出较强的恐惧感。对学生城乡来源进行交叉对比后发现，来自农村的学生感到焦虑和恐慌的比例分别是5634%和4973%，平均分值为353和338，从比例和平均分值上都明显高于城市学生。而目前在武汉的学生感到非常焦虑（1476%）和非常恐惧（1123%）的比重最高。通过进一步的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由于数据偏态，以武汉、城市、农村分组的数据不满足方差齐性，因此采用非参数检验分析大学生焦虑感和恐惧感的组间差异显著性。，我们发现受访学生的焦虑感（Chi-squared?（2）?=17111，?P=00002<0001）和恐惧感（Chi-squared?（2）=25322，?P=00001<0001）均呈现显著的城乡差异。来自河南、内蒙古、安徽、贵州等省份农村地区的学生表现出的两种负面情绪明显高于同省份城市地区的同学（见附表）。截至调查结束时，虽然疫情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向农村大规模蔓延，但是我们数据显示来自以上省份农村地区的学生表现出较强的负面情绪应该得到重视，上述情况可能与农村地区交通、卫生医疗条件有限，以及一些地区严格的防疫措施所形成的环境压力有关。

    对不同省份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图1，左图），在距离湖北较远的省份，如海南、辽宁、云南、青海等省的学生表现出了较高的焦虑感和恐惧感，可见负面情绪的传导不受地理的限制。其中，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学生群体。数据显示，在宁夏、广西、新疆、西藏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区，受访学生对疫情的恐惧感和焦虑感非常显著，均超过样本中的全国平均水平。根据确诊人数对省份进行分组（图1，右图），我们发现受访学生的焦虑感和恐惧感并没有随着疫情严峻程度的加剧而升高。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较轻的地区，受访学生反倒表现出较强的负面情绪。用基本的心理学机制来看，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心理紧张，及时得当的反馈则会有效矫正想象中偏离或夸大的部分;但是如果外界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反馈，这些想象的感受会转化成一系列的情绪体验，诱发焦虑和恐惧（时堪等，2003）。因此，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发布的及时准确，以及相应的心理疏导对于降低疫情诱发的大学生负面情绪乃至心理疾病至关重要。

    图1受访学生焦虑感和恐惧感的省际差异（左图）和疫情严重程度区域差异（右图）

    注：图中数据不包括目前所在地为第三地的学生。

    2.大部分受访学生认为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较低，对疫情预期积极乐观。

    受访学生对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可能性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对突发疫情的风险感知程度。Slovic（2000）认为，当危机事件的后果越严重、可控性越低时，公众的风险感知越高。调查数据显示（表3），认为自己感染可能性较大的受访学生仅占348%，而大部分人对疫情走向持积极乐观态度（846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危机响应，以及全社会对抗疫阻击战的关注支持，对学生心态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现居武汉的学生中认为自己可能会感染的比重最高，约占728%，而持积极乐观态度的学生比例最低（8004%），由此可见疫情对武汉高校学生心理造成的冲击之巨。

    3.焦虑感和恐惧感高的受访学生倾向于采取更高级数的防疫行为。

    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中，风险沟通（risk?communication）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其目的在于让公众能够感知到危机风险并采取适当的行为应对。调查显示，受访学生普遍采取了政府和媒体宣传的防疫行为。8991%的受访学生表示外出会戴口罩，6801%的学生用洗手液或肥皂洗手的频率明显增加，9923%的学生减少了外出活动，其中6566%的学生全部取消了外出活动。通过对心理状态和防疫行为的交叉分析发现（图2-1至2-3），受访学生中采取更高级数防疫行为的群体，其焦虑感和恐惧感更高。洗手频率增加的学生中，焦虑感平均达到361，恐惧感为347，显著高于没有增加洗手频率的学生。同样，对于全部取消外出活动的学生，其焦虑感（353）和恐惧感（338）也是最高的。出门戴口罩的防疫行为级数也与焦虑和恐惧程度呈现正相关，随着防疫行为级数的降低，受访学生的焦虑感和恐惧感也呈减少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想戴口罩但买不到的受访群体呈现出较高的焦虑感（351）和恐惧感（339），仅次于出门一定会戴口罩的受访群体。

    （二）高校学生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动员的时效和力度

    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的政治动员通过宣传教育、物质激励和组织强制等方式集结调配资源，为危机应对提供人财物的支持，尽可能减少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促进危机后的恢复重建（金太军、赵军锋，2018;皇娟，2012）。危机管理与日常公共管理最大的区别就是时间的高度紧迫性，对管理主体危机动员的速度和力度都提出很高要求（许超，2012;张成福，2003）。高校学生获取信息渠道广泛，对信息感知和获取的敏锐度高。作为在武汉就读的重点大学学生，我们样本中绝大多数同学都经历了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间武汉市疫情的急转直下，返乡后又经历了各地疫情防控采取的紧急措施，因此他们对于各种防控措施的认知和态度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1.不同省市区和城乡之间的动员力度和措施到位程度存在差异

    数据显示，各地政府或社区与武汉返乡人员联系、实施“防控到人”措施的力度存在较大差异。传染病危机应对措施中最为重要的是识别潜在传染源，对其进行有效跟踪并及时隔離治疗。武汉高校返乡学生是最为明确、也最易识别的跟踪管理对象。7121%的受访学生表示回乡后已有当地政府部门或社区组织与其取得联系。我们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发现，这一数据的省际差异显著（chi-squared（32）=1459724，P=00001）。图3展示了不同省级行政区内受访学生中收到政府部门或社区主动联系的比例。比较来看，湖北省“措施到人”的比例最低，为4476%;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封城”之后，阻断了人员出入，因而武汉市乃至湖北省抗疫阻击战的重心已经转向收治病人和防止疫情向农村传播。相比而言，距离较远的地区“防控到人”的比例明显更高，包括辽宁、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福建、新疆、西藏、青海和陕西。表4显示，大多数省级行政区“防控到人”措施在农村地区的实施力度要大于城市地区。在上海、广东、广西、海南、安徽、陕西、北京和山西，返乡学生获得地方政府或社区主动联系比例的城乡差异在15%以上。可见各地政府和群众组织在防止疫情向农村蔓延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2.危机动员存在“失范”倾向，部分返乡学生遭遇不友好情景

    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有效的危机动员不仅要控制疫情的蔓延，同时也要保证参与主体的行动在一定的秩序之内，防止由过度动员而引起新的问题（皇娟，2012）。在此次抗疫阻击战中，媒体先后报道了基层不同程度的危机动员“失范”问题，包括个人信息泄露、湖北和武汉返乡人员遭遇歧视、在家门口悬挂横幅等非常规警示方式等。我们的调查显示（图4），返乡学生中遭遇以上不友好对待的比例分别为4002%、2250%和713%，而且农村地区出现“失范”动员的比例高于城市地区。在当前危机情景下，广泛动员无疑有利于快速控制疫情蔓延，但动员“失范”带来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持续到危机之后，如若不加以合理纠正和规范引导，对于社会和谐有害无益。

    （三）高校学生在危机过程中的信息获取，以及对抗疫参与主体作用发挥的认知

    信息公开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责之一。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民众了解真实信息，克服对于不确定性因素的恐惧，从而有序参与到危机动员，并树立和维护政府形象（李燕凌、丁莹，2017;丁柏銓、严敏，2013;李德华，2009）。信息公开的特点体现在及时性、主动性、全面性和真实性（糜皛，2014）。我们调查了高校学生在此次疫情过程中信息获取方式和对不同危机管理参与主体作用发挥的认知。

    1.学生群体知晓新型冠状病毒相关事件信息较早，信息来源以政府发布信息为准，获取渠道以现代网络媒体为主

    武汉高校学生知晓此次新冠肺炎的时间较早，反映出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性，以及大学生群体对社会动态的关注度。调查数据显示（图5），分别有3329%、3706%、2014%的受访学生在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发布救治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之前或当日、12月31日（武汉市首次公布27人感染不明肺炎）知晓了某种呼吸系统传染病的存在。但由于地方政府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不足，信息发布迟缓，在此期间对事件提起重视的同学不到20%。自2020年1月9日武汉市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至1月19日中央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出重要指示的十天时间里，有近六成的受访学生对此次疫情开始提起重视。由此可见，发布信息由模糊转向明确和透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受访学生的重视程度。

    疫情发生后，受访学生高度关注政府信息发布，了解疫情动态。如图6所示（左图），分别有9547%和7180%的学生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发布获取信息。除此之外，分别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学生利用商业新闻媒体和自媒体获取更为详细、与自身联系更为密切的信息，对于学生了解防疫相关知识和获取社会帮助提供了多维度的信息支持。从信息获取渠道看，网络媒体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电视、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媒体（图6，右图）。分别有6553%、4906%和3602%的受访学生主要从微博、微信和媒体网站或移动客户端获取信息。微博和微信信息量大、内容庞杂，对学生辨别信息权威性、科学性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2.对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度和透明度评价中等，评价的省际差异显著

    根据李克特量表评分法中对量表性问题的赋值原则，5到1分别表示非常及时（透明）、比较及时（透明）、一般、比较滞后（不透明）、非常滞后（不透明），我们发现，受访学生对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度和透明度评价的平均值分别为317、342。如图7（左图）所示，只有4558%和?5144%的受访同学分别认为此次疫情的信息公开及时和透明，总体来看政府在疫情初期信息公开上的表现不足。疫情发展过程中，各地政府信息公开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这反映在受访学生对信息公开的评价上。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我们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度和透明度评价的省际差异显著（chi-squared（32）=112688，P=00001;chi-squared（32）=117011，P=00001）。如图7（右图）所示，所有省级行政区信息公开的及时度评价均低于透明度。

    3.对疫情防控中政府作用评价从中央到基层逐次降低，对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评价最低，对医疗卫生系统和一线医护人员评价高，对社会力量作用评价积极。

    调查采用打分制了解受访学生对疫情防控不同主体作用的评价，0分代表没有发挥作用，10分代表发挥了很大作用，图8为受访者对不同主体打出的平均分。统计结果显示，中央政府得分最高，为883分，随着政府层级向基层变化，得分不断下降。村委会和居委会作为政府组织体系的延伸，其得分为731。位于此次疫情中心的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得分只有589和592分，有接近5%的受访学生给其打出了0分（图9），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其在疫情初期没有采取恰当措施给民众留下的负面印象。医疗卫生系统评价得分较高，为88分;一线医护人员得分为97分，八成左右受访学生给其打了满分，对医护人员在此次疫情中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给予充分肯定。受访者对社会力量在疫情控制中的评价较高，达到了838分，仅低于中央政府、医疗卫生系统和一线医护人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经过汶川赈灾后十多年发展，我国民间力量参与公共危机应对的能力和作用显著提升，其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四）高校学生对于疫情给教学科研造成影响的看法

    调查显示，分别有6684%和3011%的学生预期疫情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影响持续时间分别为1-2个月和3-4个月，占到了受访学生的绝大多数（图10）。我们继而考察学生如何看待疫情对学业的影响，不同年级同学关心的维度有较大差别。本科非毕业班（93%以上）和硕士一年级（70%以上）主要担心无法正常上课，耽误学业。3457%的学生担心实验进展，其中本科毕业班到博士年级学生比例较高，均在60%以上;本硕博毕业班分别有4049%、4924%和4157%的受访学生担忧疫情对找工作产生影响，40%以上本科毕业班学生担心考研面试无法正常进行（表5）。

    有861位同学在问卷的开放性栏目中就自己担心的学业问题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我们将具有共性的问题整理到图11中。本科生担心最多的是各类学科竞赛和等级资格考试，其次为暑期被缩短。当今社会更加注重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现在对学生能力的评价不再单纯依靠学业成绩，还有众多的竞赛奖励和资格考试。暑假正是学生集中参加和准备相关竞赛和考试的黄金时间，因此有较多学生担心暑期缩短会对自己就业或深造产生影响。研究生对于教学方面的担心集中于调研实习实践无法按期进行、资源有限影响毕业论文撰写、毕业延缓三个方面。大多数研究生都涉及实验室试验或社会调查，特别是部分科研内容受到试验周期限制，疫情会对他们的学业进展造成较大影响。

    四、改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及

    高校学生管理的意见建议本项调查以大样本分析为基础，真实、及时地反映了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高校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抗疫行为、对学业影响的担心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并从大学生群体的视角审视了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疫情中后期高校管理、后危机时期恢復和危机应急规划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结合上文的调查结果，我们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和高校学生管理提出若干意见建议。

    首先，地方政府需要加强疫情信息公开的力度、规范性和统一性。从调查结果来看，广大高校学生仍然把政府的权威发布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但大家对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透明性评价不高。毫无疑问，信息公开对于公众及时有效获取防疫知识、提高防护意识、减轻负面情绪都有显著影响。目前，各地政府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疫情信息公开机制。随着抗疫阻击战的深入，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应该进一步完善，做到信息准确、内容充分、发布及时。这不但可以促进公众科学防疫和理性防疫，也将有利于未来大规模复工、复课过程中防止疫情复燃。具体来说，各级政府包括卫健部门应该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及时做好病毒传播途径和相应防护知识的更新和宣教。截至本文完稿时，在新冠病毒是否可以通过气溶胶进行传播这个关键问题上，社交媒体的讨论已经铺天盖地。一旦科学研究已有初步结论，政府应该立即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发布，并用寻常百姓可以听懂的语言进行大范围宣教，帮助广大群众做好防护应对。第二，考虑适当下放信息公布权限。事实上当前很多乡镇街道和村组社区都已经有非正式的信息公布机制，一方面因为其“接地气”，信息内容比较贴近群众生活，公布也较为及时。但另一方面因为公布级别较低，操作中难免不够规范。政府可以将这些零散的渠道予以整合，例如统筹至县区一级，由本级政府统一规范协调，这样可以更好保证信息公布的严谨性和信息采集的全面性。

    其次，地方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要合法合规。调查显示，社交媒体所流传的一些基层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失范”行为确实存在。疫情大敌当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紧急手段确有必要，但必须在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范围内，公民的隐私和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在本项研究问卷的开放性栏目中，不少返乡学生反映，回家24天之后仍要接受再检查和单独隔离，且不同省市区的解除隔离标准非常不同。在某些省份，甚至当符合解除隔离标准后全家还要被带到医院进行CT扫描。这些过度反应虽然初衷可以理解，但客观上为同学造成了额外的精神压力，也无谓消耗了宝贵的医疗资源。我们建议，隔离和解除隔离的标准应该在省级层面进行统一，予以规范。

    再次，在高校教学科研和学生工作方面，建议重新规划安排2020年度教学科研各项工作。截至本文完稿的2月10日，疫情发展趋势尚不明朗，多个省份已经连续推迟大中小学校开学时间;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和周边地市高校何时完全恢复教学秩序更难以预期。上百万大学生留在武汉和各自家乡如此长的时间，如何组织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和就业服务工作，对于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各个高校来说，挑战巨大。针对当前复杂情况，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都要提前予以规划，根据疫情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预先设定多套备选方案，力求将疫情对高校各方面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具体来说，我们提出三个建议。第一，在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高校应尽快摸清由于实验、调研推迟造成的延迟毕业学生的数量，并根据疫情变化出台政策，尽可能追赶进度、提供额外辅导，并稳定学生情绪。高校应提早准备2020年秋季学期、乃至未来一两年可能出现的宿舍、实验室资源紧张等问题。第二，在疫情解除后，如果湖北省部分高校自身难以克服教学资源紧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建议由教育部统一协调，以跨省跨校学生短期访学多种形式，将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安排至对口的兄弟高校进行一个学期的交流学习。第三，加强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支持，在加强就业辅导、挖掘市场资源、档案托管等方面提供更多方便，为学生在疫情平稳之后提供充足的择业时间，降低他们求职的心理压力。

    此外，针对受访学生呈现出的焦虑和恐慌情绪，我们建议，除了目前很多学校已经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和在线心理辅导等服务之外，还可以考虑在春季学期有针对性地开设公共危机与心理健康通识课，直至将其常态化。在短期内，应该对低年级本科生、包括少数民族学生，提供更多的心理干预和学业辅导，用多种灵活的方式开展线上的互帮互助，发挥朋辈效应，帮助大家共渡难关。长远来看，我们建议在高校设立危机个人应对知识等相关课程，开展相关资格认证培训和考试。目前高校中的危机应对知识普及以消防等知识为主，涉及面较窄且缺乏实践操作。以后，应在体育或国防教育等相关课程中加入相应内容，并加强实践练习。本次疫情应对中也反映出基层社区和社会参与的重要作用，应借鉴国外社区危机应对志愿者专业化经验，建立社区消防员、公共卫生协调员等专业培训和认证制度（参见：张海波、童星，2015;王宏伟，2012）。可在学校开展消防、公共卫生专业培训和认证，让广大群众具备参与危机应对的基本能力，为未来可能的危机应对提供必要的力量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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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严国萍）附表

    收稿日期：2020-02-10

    作者简介：杨嬛，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賓朋，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和经纬（通信作者），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副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感谢以下师生参与调查组织和设计工作：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唐娜、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世香、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冷向明、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姜庆志以及该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王大卫、吴晓琪。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招标项目“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研究”（编号：7173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