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视角理解把握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品质与要义
公方彬 孙香萍
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并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这是富于强烈政治制度色彩以及持续性极强的国家治理方式和举措，是党的政治领导与思想指导反映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中央政府宏观指导地方与地方党委政府了解把握全局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是引导社会与凝聚民心士气的有效方式和重要载体。
关键词：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远景目标;国家治理;精神品质
中图分类号：D262?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1-0012-0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建议并讨论通过，二者都是在十九大精神指导下的重要成果。就后者而言，既是党的政治品质与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反映，同时又与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关联，属于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延展和表征。这决定了我们在深刻理解全面掌握规划安排和重要措施的过程中，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维和政治高度，以便更好地理解把握其精神实质，并使之落实于具体工作之中。
一、富于强烈政治制度色彩
以及持续性极强的国家治理方式和举措
“十四五”规划以及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皆为我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重要举措，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后便不难发现，其意义价值已经超出了内容设计本身，或者在内容设计外还表征着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特别是“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框架。因此，深刻理解把握其精神實质必须弄清其内生逻辑。
从历史渊源来讲，我们国家采取的这种规划模式，一定意义上是从社会主义苏联借鉴而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涉及的主要内容更与苏联关系密切。1928年，苏共在夺取政权后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才能在最短时间内由一个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经过几年经验积累，采取了制度基础上反映执政理念的计划经济模式，其一便是创造性地制订出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尝试先计划后落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苏联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种全新的模式存在其制度的内生逻辑。因为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而具有了强大的整合资源的能力。或者说因为党的全面领导，经济发展必然也必须与这种领导方式相适应、相吻合。这应当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解释清楚的问题。
因为政治制度相同，提供了经济模式的可复制性，中国采取了与苏联相同的计划经济模式，包括带有标志性的“五年计划”模式。当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制订与苏联工业援助项目落实高度关联，甚至可以说这个五年计划主要着眼于落实苏联援助项目。这既符合实际又合乎逻辑，毕竟合作项目是清楚的，为“有计划”去虚坐实提供了条件。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周恩来、陈云的主持下编制完成，其重点是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及其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其目标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相似，即通过集国家之力，在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实现工业基础建设的快速突破。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但一直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并且强调发挥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加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特征和优势起基础作用，国家层面走“有计划”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还是很鲜明的，也是不可能彻底改变的。凡此种种，决定了制订“五年规划”一直延续下来，未因借鉴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而中断。这方面只要看我们的话语系统就很清楚，如：“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等等。这些与计划相关联的用语是“一五”时期总结出来的，到今天仍然沿用和常用。
更进一步分析，我们这种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模式具有独特的内涵和特征。其一，在基本政治制度建构上，当今时代，所有现代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超出政党政治的范畴。我们的政治制度核心是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既然长期执政，那么逻辑上和理论上都可以进行长远设计，“五年规划”是这样，二○三五年的远景目标也是这样，甚至可以进行更加长远的规划设计。其二，在执政党及其政府主导权上，任何执政党及其政府所进行的包括近期远期规划在内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基于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权力能够发挥的空间。有多大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力，就进行怎样的设计。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为人民利益而来，代表人民执政，这种一致性决定了其掌握着相对全面的社会资源。比如人类社会的最大恒产土地就是由国家掌握。人民群众也认同和支持由国家掌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种关系决定了党和政府具有长时期规划设计的可能。其三，“五年规划”蕴含的谋划、计划和规划意识，也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迹。清人陈澹然说，“唯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谋划、规划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特色鲜明，因而必然地影响着后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正如荣格心理学所说，个体无意识是后天习得的结果，民族潜意识是遗传的结果。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与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形成同向同频同步，推动“五年规划”持续进行也就成为必然。正如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所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1]认识“十四五”规划及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确实需要这样的思想深度，方能深刻理解、自觉接受、融会贯通。
二、政治领导与思想指导反映于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
五年规划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或着力于行政行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主持制订，涉及内容更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包括“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主要也都是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展开，但比较前后历程和着眼点、着力点，特别是起草方式，把握的基本原则，都存在很大不同。最为突出的就是越来越体现党的政治主导，逐渐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起草，转变为党中央直接组织起草。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都把审议“五年规划”（“十一五”前称“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为会议主要议程。这一次（“十四五”规划）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起草小组组长，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中央领导担任副组长，组织编制规划建议案。与此同时，建议案产生后由中央全会讨论通过，而不是最初的由全国人大讨论通过。
从起草过程中牢牢把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看，要害在于发挥政治制度优势，这和四中全会决定一脉相承，围绕展开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却是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这也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和重大决定无不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细节品出其政治意蕴。比如，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次起草组会议，研究审议规划《建议》稿的总体框架、基本思路、指导原则和重要内容”。同时“作出很多重要的批示指示”，为规划《建议》稿的起草“把握大方向、确定大思路、提出大战略”[2]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这些同样可以看出，从设计五年规划至今，其属性和政治定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可谓已进入政治生活中来，或本身就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关注这个变化对于我们提高认识同样重要。
再看“十四五”规划中的具体内容，第二个部分涉及“‘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重要内容，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时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这些政治要求已经清晰表现出来党的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这一重要特色。
其他内容中也有这样的思想呈现。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部分，明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3]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政治中没有纯粹的行政行为，所谓以“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哪怕是政府中的重大决策，都一定内含着党委意志，而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更是基于党或党中央的意志。所以，每一个五年规划的形成，一定是基于党的执政理念和奋斗目标，或者党的使命任务而来的。
仍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计划编制开始时间是1954年4月，1955年7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而计划的内容是1953年至1957年的工作任务，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倒推，为什么将已经过去的时间列入发展计划中来？主要还是反映党的意志，也就是说党在计划制订前已经在这样的理念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了，制订计划只是将行动条理化。显然，问题只有这样解释才通顺且合乎逻辑。其实，过去和今天都没有纯粹的经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紧密联系，这不仅是在中国而是全世界皆如此。从“十四五”规划中的第一个发力点确定为创新与“国内大循环”可以看出，规划制订无不关涉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
拓展思想的空间，我们还可以借助党的三大历史使命贯穿于十四个五年规划来认识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执政权力后的“站起来”阶段，若干个“五年计划”几乎都是以英美为赶超对象，“大跃进”中的“以钢为纲”反映出这一点，“两弹一星”在艰难情况下上马也是基于此。在“富起来”阶段，每个五年规划都突出民生或改善经济条件，又是与这个时期党的政治责任有关系。进入“强起来”的今天，除了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包括话语系统都基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无疑是个重大的政治目标。所以，行政行为尤其重大的国家层面的行政行为，一定反映着党的意志，表现着鲜明的政治思想、政治理念。
三、中央政府宏观指导地方与地方党委
政府了解把握全局的结合点和切入点
深刻把握“十四五”规划与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精神实质，重要切入点便是中国制度设计特别是中央如何领导和指导地方工作，同时又有一个地方是如何在“一盤棋”下开展工作的问题。这应当从政治建设中的一些要求来把握。在我们的政治学习中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说法，这就是中央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四个意识”培养，五中全会公报也将其突出出来加以强调。“四个意识”中不仅仅大局意识与此直接关联，辩证分析，“四个意识”都与此有关系。也就是说，中央施政要有“四个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行政也必须通过强化“四个意识”来把握中央精神。
相对于早期的“五年计划”，后来的五年规划越来越突出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涉及远景目标更是如此。主要原因除了与国家实现巨大发展有关，还与简单的农业经济与较薄弱的工业经济跨入“全世界产业最齐全”的最大工业产品生产国有关。比如，“一五”期间的所有项目放到今天，甚至比不上一个省的建设规模和项目安排，更重要的还是党中央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彰显的反映。偌大一个国家，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情况复杂，千差万别，除了中央政府直接承办落实的重要建设项目具有明确的可能，绝大多数项目无法作具体规定进入规划。所以，主客观原因决定了规划只能上升到宏观指导层面，而不能事无巨细，无形中捆住地方发展的手脚。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组织领导和经济活动在实施过程中，把持的原则和处理关系的方式差异很大，组织领导突出的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领导干部要树立“四个意识”。经济活动虽然不能脱离组织领导各行其是，但基于自身特点和规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地区差异性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和重心、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都有地域特征，不可能搞全国“一刀切”，所谓因地制宜指的就是这些问题。
既然经济活动具有强烈的区域特点，怎样才能整合地方，统筹全国，形成一盘棋？中央政府除通过政策支持、财政支持、经济杠杆、财税调整等手段外，就是借助某种制度性规划把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发展理念与方向目标传达至全国，让各地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有所指导，有所遵循。这需要一个最佳结合点，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满足的就是这样一个要求。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在于具体规划要求都非具体操作，而是宏观指导，也就是不涉及某一区域的发展。既然是国家总体方案，各地就有自己的空间，只要结合中央的规划部署，遵循其基本精神，就可以实现有效对接。
“十四五”确立了6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3]可以看出这些都具有指向性和轮廓性特征与特点，又恰恰这样才更具有指引地方的功效。其实，包括其间的12个重要举措，仍然属于指导性意见。
这里需要补充强调的是，中央的设计为地方发展指明了方向，地方发展找到了指导和遵循。从落地和落实的角度思考，这应当也是中央开展工作的抓手、决策安排与自我考评的基本依据，同时是中央考核地方工作的基本依据。只是从国家层面看，行政行为或者整体建设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既着眼于奋斗目标，又涉及产业规划，还要统筹当下发展，尤其要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加以平衡，这就必须进行科学设计，所以说中央抓工作，这是一个抓手，道理就在这里。
表现在自我考评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无疑的执政党，其权力运行自然不同于西方的政党轮替，我们党拥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统筹能力，这些能力越强，就意味着共产党领导不是通过权力制衡来实现，而是通过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把握能力、自我要求来实现的，这就要求在行政过程中，在意志落实过程中必须有一种自我考核方式。五年规划也好，远景目标也好，虽然还不能说是具体的操作层面，但它已然是一个统筹规划，是已经能够成为考核党执政，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政府行政的一个依据。没有考核就没有标准，就谈不上效益和效率，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要求自我促进的方式。
实际上，党领导的政府向人民汇报工作，比如人大会上中央政府就需要将落实五年规划情况作出汇报，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和评价。这具有实质性，更反映出权力的本质，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具体体现。
四、引导社会与凝聚民心士气的
有效方式和重要载体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基于革命时期形成的宣传群众这一重要经验。所谓宣传群众主要通过目标吸引展开，一个是远大而又绚丽的伟大目标，比如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个是现实可感的近期目标，包括“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胜利后“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当远大目标和现实目标相结合后作用于群众，便产生无穷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因此有了千千万万追随者甘于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
进入执政阶段，党继承发扬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成熟经验。比如继续教育一代代青少年“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超英赶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劳动竞赛，都是着眼于激励群众。各种方式方法中带有机制性的做法便是“五年规划”，通过设计和描绘一个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目标，让人民群众在奔向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撑。事实上也的确产生了这样的作用。回看那个时期的纪录片、宣传画，都是人民群众敲锣打鼓迎接“五年规划”设计完成和取得丰硕成果。那种“乐在心头，喜上眉梢”的表现充分体现了目标吸引和目标激励的效果。
这个经验也反映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让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口号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一个阶段弱化了国家规划的指导作用，但通过阶段发展目标的描述，让人民群众憧憬未来，还是产生了社会精神激励作用的。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见可感。国际上我们由追随到参与规则制定，国内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这样的生态和状态决定了国家设计的重要和必要。因此，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的指导作用和社会激励作用都得到强化。
具体来看，五中全会确立的“到二○三五年基本實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在邓小平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又确立的一个重要建设目标。相信一个个建设目标的递进或提升，都有鼓舞全国人民的考量。
上述种种，从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中所强调的可以充分看出。“全面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扎扎实实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汇聚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基于具体内容也作出强调，比如，“用新时代的美好蓝图激励干部群众更加有方向、有信心、有力量地阔步向前。”[4]
参考文献：
[1] 公方彬.制度自信与制度完善的辩证统一[J].前线， 2020（6）：4-6.
[2] “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N].人民 日报，2020-10-31（2）.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新华社， （2020-11-03）.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3/ content_5556991.htm.
[4] 扎扎实实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 汇聚奋斗“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N].人民日报，2020-10-30（4）.
The Spiritual Quality and Essence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from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GONG Fang-bin1，SUN Xiang-ping2
（1.Beijing Cen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Beijing
100091，China;2.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Shanghai 201602，China）
Abstract：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and discussed proposals for formulat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025）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This is a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 and measure with strong political overtones and strong sustainability. It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reflect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ideological guidance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joint point and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guide local and local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overall situation，and is an effective way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guide the society and rally the morale of the people.
Key Words：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the 14th Five-Year Plan;the long-range objectives;national governance;spiritual quality
責任编辑：彭 澜
收稿日期： 2020-11-06
作者简介： 公方彬，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建和政治学;孙香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政治机关工作系教授、硕士学位、硕导，第十二届全国妇联执委、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军学习成才标兵、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党的十七大代表，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心理学和政治工作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