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应对中舆情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探赜
曹峰
摘 要：重大疫情应对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场”之一。在网络及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重大疫情暴发必然伴随舆情信息泛滥，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成为应对重大疫情的“第二条”战线。为此，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应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结合、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同时，在具体的网络信息治理中，可尝试实施技术性、人文性、基础性三种策略，以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的“隐性”战线配合疫情防控的“显性”战线，全面协调推进重大疫情的整体应对与防控。
关键词：重大疫情;舆情引导;网络信息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3?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6-0077-07
众所周知，重大疫情主要是指由动物或人感染某种致命病毒并迅速扩散和传染，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暴发性疫病。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2019年12月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均是典型的重大疫情。每當重大疫情暴发，很容易伴随舆情泛滥，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网络舆情总是与疫情同步，表现为相关海量网络信息“井喷”，令人无所适从、难以甄别。重大疫情中的舆情泛滥，一方面，极容易导致民众在疫情防控中“失控”：或盲目乐观，或过度恐慌，或麻木冷漠;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工作中陷入被动：或疲于应付，或“冷处理”，或麻痹大意。这些问题的存在，给疫情应对带来了严重干扰。因此，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是重大疫情应对的“第二条”战线，正确的舆情引导和有效的网络信息治理，是重大疫情应对的重要抓手，事关重大疫情应对的效能与质量。
一、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的舆情特点
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具体而言，从传播内容来看，舆情是指特定社会空间内的民众对于社会管理者，因特定的事件影响而产生或表达出来的一种态度[1]。从表现形式来看，舆情是基于信息形成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2]。在互联网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舆情主要表现为网络舆情，即网民在特定时间和互联网空间的范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尤其是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以及意见交错的总和。由此我们看到，在“岁月静好”的时候，民众生活“平缓如流”，舆情就很难出现爆发态势;而在出现“重大事件”的时候，民众生活“起伏跌宕”，舆情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酵以至爆发。同时，对于不同性质的“重大事件”，民众也会因关注点不同而出现不同倾向的反应。换言之，舆情特点并非千篇一律，不同“重大事件”会呈现不同的舆情特点。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对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的舆情特点作出简要梳理。
第一，从舆情的传播内容来看，追问疫情源头、防控责任、传染影响及医治效果等方面的信息爆炸式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一旦暴发重大疫情，各类相关信息就会在瞬间“满天飞”，呈现出信息“爆炸”的增长态势。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自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起，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信息就以几何量级递增，历时多月仍未见消散。关于重大疫情的繁杂舆情信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追问疫情源头。这方面的信息主要分析疫情可能产生的源头在哪里，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关于“零号病人”“动物宿主”等涉及疫情源头问题的信息传播从未间断。其二，追问防控责任。这方面的信息主要以“主持公道”的姿态出现，或声讨和嘲讽疫情发生地主政者，或谩骂和讽刺“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味追求者，或猎奇式“起底”相关职能部门和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等等。其三，追问传染影响。这方面信息主要针对疫情可能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影响，以相关专家的发言、确诊人数、死亡率或某些民间猜测为关注焦点。其四，追问医治效果。这方面信息主要以各种所谓“有效治疗方法”、“药物秘方”、药物研发、“重大突破”等为关注话题。从价值倾向来看，以上舆情内容又呈现“极端化”趋势，前两者以负面信息为主，后两者则以正面信息为主。
第二，从舆情的传播形式来看，各类疫情信息主要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途径传播。在互联网、自媒体高度普及的今天，重大疫情产生的舆情被极速扩大，其传播形式主要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为载体和途径。正如有分析者认为的那样，这种极速化的网络舆情传播形式，除了具有自由性和交互性之外，还表现出聚合扩散、时空交汇等特征[3]（P48）。所谓自由性和交互性，就是打破了以往只有“权威”单向发声的局面，在现代通信技术的助推下，信息传播实现了“去权威化”的多向发声，几乎人人都有发声权，同时人们还可以随时对任何人的发声进行即时互动、点评、争论等。所谓聚合扩散、时空交汇，就是指在某个特定的时空节点，绝大部分人跨越时空界限聚焦于某一个事件或人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以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殉职事件引发的舆情较为典型，当时几乎大部分的社交媒体、自媒体都在传播李文亮的相关信息。显然，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普及，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舆情传播形式已发生颠覆性变化，由传统的“单点单向”传播发展为现如今的“多点多向”传播。因此，舆情信息的狂轰滥炸已成为重大疫情暴发期间无法避免的典型现象。
第三，从舆情的传播主体来看，业内人士、高知群体、社会青年及大学生等成为疫情信息传播的重要源头。由于与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息息相关，重大疫情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疫情暴发期间，人们会不断搜索和浏览各类疫情信息，以“获取更多有用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那么，这些信息资源从何而来呢？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我们看到，除老年人群体关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传统媒体的报道外，绝大多数群体都是通过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微信群、微博）来获取相关信息。这些自媒体信息源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传播主体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中所描述的那样：“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过去因为顾虑大众需求而弃之不用、排不上版面的文章，现在都能够为你所用。”[4]（P196）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客观地看，各类传播主体传播信息的动机确实如此。但我们也看到，虽然传播主体具有“随意性”，但也并非涉及所有人群，而是带有一定的“区域”聚集性：从新冠肺炎疫情来看，舆情传播的主体集中在业内人士、高知群体、社会青年及大学生身上。业内人士主要是某些医院的医生及职能部门相关人员，以信息及文件的截图为主，发布所谓“内部消息”;高知群体主要包括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受过高等教育、在某个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以发布所谓“深度分析”信息为主;社会青年及大学生则以发布所谓“最新进展消息”为主。而老年人群体、普通老百姓群体则较少发布信息，也较少关注自媒体舆情信息。
二、重大疫情应对中的舆情引导原则
在互联网时代，舆情信息尤其是网络舆情信息已成为重大疫情暴发衍生出来的一个“副产品”，我们必须正视并作出积极引导，只有这样，重大疫情应对才可能全面顺利推进。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舆情引导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5]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不同“重大事件”引发的舆情虽有共同点，但也有明显区别。因此，要做到正确引导舆论、传播正能量，必须在遵循舆情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重大事件”及其引发舆情的特性来有针对性地施策。基于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的舆情特点，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引导原则。
第一，坚持“第一者”视角与“他者”视角相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在重大疫情应对中，一些焦点的舆情事件之所以会爆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却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合理解决，激发了民众负面情绪，因而被各种不同的舆情传播主体加以裁剪和利用，最终酿成影响极大的舆情事件。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地方政府防控不力问题、李文亮医生事件等，就具有代表性。在舆情风潮中，多数民众认为如果李文亮医生的“吹哨”能引起应有的关注，疫情可能就不会发展到大量人传人并“封城”的地步;同样，多数普通民众也认为，如果湖北省及武汉市政府高层能早些关注“不明原因肺炎”并作出相应防控措施，疫情就不会大面积传播并全覆盖地危及武汉和湖北。可见，民众的这些情绪，均因事件直接或间接地与其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关。面对这种阅读和留言“10万+”级的汹涌舆情，一味地遮掩或者回避显然不可取，如果因此“责怪”民众无知或盲目，就更不可取。这样做的话只会加重民众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处理不当，就会走向民众情感的对立面。其结果，就可能会像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言：“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6]（P16）也就是说，政府的公信力会因处理不好伴随疫情而来的舆情而受到影響甚至丧失。因此，面对伴随重大疫情而来的舆论风潮，为了防止出现“塔西佗陷阱”这样的严重后果，我们认为，舆情引导首先应该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第一者”视角主要是指代表官方立场和态度的视角，多以正面陈述和宣传为主，很少涉及负面信息。“第一者”视角的对立面是“第二者”视角，后者以负面陈述和质疑为主，意图抹黑政府和职能部门。所谓“他者”视角，则是在“第一者”视角和“第二者”视角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多以客观陈述、分析事实为基本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假设性的“旁观者”立场和态度。诚然，应对重大疫情时，舆情导向需要对政府和职能部门所做的应对措施进行正面宣传，特别是呈现政府和职能部门敢于面对问题、敢于承担责任的良好形象，这样既有利于树立政府威信，又有利于帮助民众树立战胜疫情的信心，这是“第一者”视角的舆情引导效应。但如果只有“第一者”的引导视角，“第二者”的对立视角就必然会“疯狂进攻”，进而扰乱公众视听甚至会使公众受到误导而引起更高浪潮的舆情风波。因此，应该在“第一者”视角的基础上，引入“他者”视角，即以相对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分析“大事件”，敢于客观呈现政府及职能部门工作的短板、分析相关原因、陈述“补救”措施、描述改进态度等。只有这样，公众的“愤怒”和“质疑”情绪才会慢慢趋于平和，进而理性客观地看待“大事件”，并可能理解政府及职能部门，最终与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抗击疫情。简而言之，就是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应该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
第二，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各大官方媒体（包括官方自媒体）常见的舆论宣传手法是以家国情怀、国家力量、舍生忘死等“高阶”价值为主要阐述主题。但客观地说，这种舆论宣传手法，因为较难令人感受贴身的“温度”，可能会让公众产生“审美疲劳”。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高调的、宏大的宣传报道，虽然得到了公众的相对认可，但也存在一些报道浏览量很大，收获的网友点赞和评论却较少的现象。而与之相比，一些“非主流”媒体诸如财新网等的相关文章和报道，虽引发了较大的争议，但却是公众高度关注的明证，同时也收获了不少点赞和积极评论（尽管也受到了不少批评）。当我们仔细阅读财新网的多数报道时会发现，报道的内容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关注疫情中的人间烟火，关注个体（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医护人员等）的日常生活和命运“波折”，展现真实的人性和情感，等等。总之，它们的关切点大多落在微观个体身上。从理论上讲，官方媒体的宣传手法是“宏大叙事”，与之相对，财新网的多数报道则是“个体叙事”。为此，在重大疫情应对中，我们认为，舆情引导也应该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的原则，才能行之有效。
具体而言，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的原则，就是在舆情引导时既要彰显“高大上”的共性，又要体现“细小微”的个性，将两者结合起来，而不是失之偏颇甚至顾此失彼。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两则十分典型的舆情案例：其一，一位患者在临终前，给医院写了一句简单的遗言——“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这句遗言引发了公众强烈的情感震撼。某官媒报道时，只截取了前面七个字进行主题解读，歌颂患者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其二，日本在支援我国的抗疫物资上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个字赠言，获得了公众的赞赏。对此，某官媒刊发了一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文章，表达了对很多人喜欢“风月同天”这类表达方式的不解，由此也引起了公众的微词。上述患者的遗言和日本的赠言均引起了较大的舆情效应，但该官媒的“引导”却达不到预期。很显然，第一个案例中，患者遗言中的前面七个字“我的遗体捐国家”是典型的宏大叙事方式，但后面的四个字“我老婆呢？”则是典型的个体叙事;第二个案例中，“武汉加油”是典型的宏大叙事方式，而日本赠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则更倾向于个体叙事（微观叙事）。以上两组案例，如果该官媒能够将两种叙事方式结合起来进行报道和解读，就会令人既感受到家国情怀、人民力量的“高大上”，又感受到个体情感的“细小微”，这样才会可亲可敬、有血有肉，从而为公众理解和接受。
第三，坚持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在重大疫情应对中，舆情引导本质上讲是一种危机状态下的话语权争夺。按照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说法：“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7]（P201）也就是说，话语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和“资格”。因此，在重大疫情期间，各类立场和观点充斥着网络和各种社交媒体，其本质就是话语背后的各种力量在抢夺疫情应对的话语权。显然，按照我国现行体制，官方的主流媒体事实上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优势，但是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这种绝对的话语权优势未能完全转化为绝对的话语权效能。也就是说，官方主流媒体说的话，公众不一定愿意听，也不一定听得进去。相反，一些自媒体的所谓“爆料”，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和情绪反应，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和传播力，从而引发舆情风潮。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家卫生健康委某知名专家因有在国外学术期刊“抢发”论文的嫌疑而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和普遍抨击，成为疫情中舆论的焦点之一;因在疫情应对中无法满足公众的期待，某国家级研究所主要负责人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和讽刺，成为疫情中舆论的另外一个焦点，等等。显然，以上所述的两则舆情，将“涉事人”的一些信息公之于众，从某种程度上看，有超越法律之嫌，但却激起了公众的强烈兴趣和情绪，必须予以正确引导，才能够平息舆情，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重大疫情防控上来。
对此，我们认为，应该坚持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所谓依法规范，就是当舆情爆发时，应该按照相关法律对舆情引爆的源头进行跟踪调查，尤其是舆情的“主事者”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如果违反就应该及时制止（删帖或约谈信息发布者），并就事实本身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复，进而以此为鉴，规范舆情主体的行为。所谓依情回应，就是要考虑公众的情绪，及时对舆情的内容特别是涉及人员和部门的行为等进行核实查证，实事求是地向公众展示实情，以平息公众的极端情绪和好奇心。像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某知名专家“抢发”论文事件、某国家级研究所主要负责人事件等，均可采取依法规范和依情回应的舆论引导原则。此类舆情若得不到有效引导，对重大疫情的应对虽不构成直接即时的影响，但却会对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公信力构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可以预见，即便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很多舆情事件的主角必然还会继续被公众关注甚至追究，进而可能再次引发舆情风潮。基于此，在重大疫情应对中，舆情引导应该坚持依法规范和依情回应的原则。
三、重大疫情应对中的
网络信息治理策略
在重大疫情应对中，除把握好科学有效的原则、做好舆情引导外，政府和职能部门还必须做好网络信息的治理工作。任何高科技“产品”都是一把“双刃剑”，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也是一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伴随网络及自媒体而来的海量信息，客观上具有两种功能：一是积极的方面，公众利用网络参与社会监督和讨论，有利于提升我国民主政治的公众参与性[8];二是消极的方面，在公共危机环境下某些信息的大量传播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并致使网民的负面情绪积累而造成舆情危机[9]。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相关网络信息海量爆发，各种意见和立场并存，可谓泥沙俱下，令公众应接不暇、难以甄别和分辨。无疑，这些海量信息如果得不到相应的科学妥善治理，某些信息的大肆传播就可能演变为极端的舆情事件，从而对疫情应对造成不必要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干扰。因此，在重大疫情应对中，网络信息治理势在必行。具体而言，可尝试实施三种治理策略。
第一，技术性治理策略。所谓技术性治理策略，是指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面对海量信息这个事实，政府及舆情部门应该从技术操作层面进行有效的正面应对和管控。技术性治理策略应分三步走：第一步，设立专门的临时性重大疫情舆情信息治理技术机构（小组）。我们看到，在目前的重大疫情应对中，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疫情医疗救治专家小组，前者负责疫情防控的全方位组织协调工作，主要由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领导组成;后者负责疫病的临床研究及救治工作，主要由知名医疗专家组成。遗憾的是，虽然各级政府有意识地加强了舆论及信息发布的管控力度，但很少成立专门的舆情信息治理小组。在信息化高度发达、自媒体全面普及的今天，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缺憾。因为伴随重大疫情而来的海量信息传播在所难免，如果缺少必要的治理，很可能会让公众不知所措甚至惊慌失措，从而影响疫情应对工作的整体推进。第二步，拉响重大疫情舆情信息警报。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除了向全民拉响疫情防控警报外，还应同时拉响舆情信息警报。前者在于提醒公众做好自我防护措施，后者则在于提醒网民管好自己的“手指头”，防止各类虚假信息泛滥传播。为此，各级政府可通过电视、纸质媒体、手机短信、自媒体平台等向民众简要普及国家相关的网络信息管理法律法规，提高全民的网络信息“自觉”。第三步，采取信息分类治理的针对性措施。首要的是能够甄别各类不同性质的信息。在此，可以将网络信息大体分为事实性信息、价值性信息、探索性信息三大类。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事实性信息主要是关于疫情发展状况（包括疫区民众生活情况、医疗救治情况、病人发病情况及整体防控情况等）的描述性信息;价值性信息主要是关于疫情相关议论（包括对政府及职能部门工作的意见、对某些焦点人物及事件的讨论、由疫情引发的相关“反思”等）的评价性信息;探索性信息则主要是关于疫情来源、防控趋势及结果等方面的分析、探究等信息。以上信息的分类，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设定主题、人物和关键词等）进行追踪处理。在此基础上，对事实性信息采取快速甄别真假的措施，真则保留、假则删帖，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对价值性信息采取柔性疏导的措施，有利于疫情应对的（包括批评性意见）保留，恶意攻击抹黑党和政府的删帖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对探索性信息可在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没有泄露安全信息的情况下予以保留。
第二，人文性治理策略。所谓人文性治理策略，是和技术性治理策略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技术性治理属于“被动防御”型策略，那么人文性治理则属于“主动出击”型策略;如果说技术性治理属于“硬性”策略，那么人文性治理则属于“软性”策略。具体而言，人文性治理策略是指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政府及舆情部门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灵活治理各类瞬间爆发的网络信息。首先，人文性治理策略的基本原则，应该坚持“别人说不如自己说，被动说不如主动说;特定时候说不如第一时间说，尽快说不如抢先说;外行说不如内行说，大家说不如专人说;分别说不如统一说，用技巧说不如用事实说”[10]的原则。显然，这个原则重点突出信息治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这对重大疫情的应对具有重要的“维稳”功效。其次，人文性治理策略主要包括三种“情形性”措施。其一，面对疫情肆虐情形，主动生成“引领性”信息。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人民日报、新华网、央视网等主流媒体发出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知名专家奔赴疫情一线支援等信息，均在短时间之内获得了“10万+”以上的关注，并获得了大量网民的点赞和好评。显然，这些信息的主动发布，对网络上其他相关的负面信息构成了“压倒性”优势，既稳定了疫情中的“民心”，又增强了全民抗疫的信心，有利于重大疫情应对工作的整体推进。其二，面对“10万+”级浏览量的信息，第一时间予以关切回应。在重大疫情中，短期内浏览量达“10万+”的信息，肯定都是民众高度关注的舆情，对于这类舆情信息（违法者除外），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删帖办法，显然不可取，那样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对此，官方权威机构应该第一时间进行实事求是的澄清，以减少公众的质疑。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曾有一位刑满释放的“发热”症状女士在武汉“封城”期间返京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引发公众高度关注。为此，湖北省委书记应勇迅速作出批示，要求迅速查清事实，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也因此，这一信息迅速降温。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就是适当的、灵活的、及时的，是人文性治理的体现。其三，面对与疫情同样肆虐的信息风暴，应采取官方跟帖的“沙发”措施。也就是说，在所有网络及自媒體发布的信息跟帖栏中，官方回应的跟帖可以自动“置顶”。特别是对于某些焦点事件的信息，这一做法十分必要，可以在短时间内打消公众的疑虑，减少不必要的误解，从而有利于重大疫情的应对。
第三，基础性治理策略。所谓基础性治理策略，是一种以“预防性”为主的策略，可谓不是策略的策略。从根本上讲，基础性策略就是要与时俱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1]任何重大疫情都是国家和民族遭遇的重大风险，要从根本上克服这种风险，就必须从根本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久久为功，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我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举国体制的力量，及时扭转疫情蔓延的势头，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威力和优势在重大疫情中发挥根本作用的体现。当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也确实反映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在网络信息治理方面，主要体现在某些干部对舆情信息的预判不足、对舆情信息处理的能力不强等方面。显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将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在重大疫情应对中，网络信息治理的好坏，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干部的素质直接相关。因此，采取基础性治理策略，首先，要全面提高党政干部的网络舆情应对能力，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是必须将其列为干部遴选、考核的重要内容。其次，在网络及新媒体普及化的新时代，必须加强舆情信息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培养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网络信息技术干部，以随时应对紧急状态（如重大疫情暴发）下的舆情信息治理。第三，应该加快建设党和政府的“全天候”权威信息平台。目前，我们看到各级政府均已设立“××发布”信息平台，较之以往，进步很大。但仍然无法满足社会及民众的诉求，特别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这种一天发布一次的权威信息平台的“时效性”就显得不够强。相比较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丁香医生疫情实时动态”“腾讯新闻疫情实时追踪”等信息平台就发挥了较为全面的网络信息“主动”治理作用。其内容包括中央及各级政府、各级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信息，疫情实时数据，各种谣言核实（辟谣）等信息，均是全天候24小时动态更新和跟进，这对重大疫情的应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信息“正本清源”作用。因此，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各级政府（一般是省级政府）也应该设立类似的实时信息平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公众甄别各类信息，最终助力疫情应对。
四、结? 语
总之，在网络及自媒体全面普及的今天，在重大疫情应对中，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有效的网络信息治理必不可少。各级政府在抓好防控疫情“显线”工作的同时，还应该抓好网络舆情“隐线”工作，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结合、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在具体的网络信息治理中，尝试实施技术性、人文性、基础性三种策略，全面协调推进重大疫情的整体应对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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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Major Epidemic
CAO Feng
（School of Marxism，Guangd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Foshan 528041，China）
Abstract：Major epidemic respons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ttlefields to test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Today，with the highly developing network and self media，the outbreak of a major epidemic is bound to be accompanied by the flood of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have become the second front in response to a major epidemic. Therefore，in response to major epidemic，we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public opinion，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irst perspective and the other perspective，the combination of grand narrative and individual narrative，and the combination of legal norms and emotional response. At the same time，in the spe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we can try to implement three strategies，namely，technology，humanity and foundation，to guide public opinion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The recessive front cooperates with the dominant fro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comprehensively coordinate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response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epidemic.
Key Words：major epidemic;public opinion guidance;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責任编辑：傅建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