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土地续租中农民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

[摘 要]农村地区土地流转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究竟是如何进行决策行为的研究尚未获得重视。通过对中山市新伦村的田野考察，发现村民在景区土地续约中的决策行为经历了识别问题、确定目标、信息获取、方案设计到方案选择的过程，但受到外部政策和制度、微观环境中的社会关系、集体行为方式以及个体认知能力的约束，在信息收集中表现出可得性偏向下的认知偏差，在方案设计中依赖启发式推理下的直觉判断，在方案选择中存在面临损失下的风险偏好。他们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力，但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的消亡，也有可能在未来将地区中小乡村旅游景区驱逐出市场，对地区未来的乡村旅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有限理性;决策行为;农民;土地续约;新伦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12-0036-10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8.12.011
引言
土地作为传统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长久保证，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决策行为直接影响他们现在及未来的生活水平，但当前我国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错位、缺位使得土地流转市场混乱[1]，农民的意愿难以受到尊重，导致权益受到掠夺，使他们失去生存和发展的保障[2]，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甚至成为了我国当前乡村治理困境及农村社会动荡的主要诱因[3]。在此背景下，土地流转中的农民决策行为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意愿研究[4-7]和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8-14]。这些研究对理解我国农民在当前土地流转中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有以下两点：一是当前的研究主要以土地轉让，即征地为研究背景。事实上，我国的土地流转方式有合作、入股、租赁、转让、转耕、互换等多种方式，农民对不同流转方式的偏好及选择应该具有很大的内部差异性[15]，因此，以征地来替代土地流转势必影响了对农民行为的真实判断和理解。二是虽然学者们的研究厘定了农民在何种情境下决策行为受到何种因素的制约，以解答农民“愿意”或“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来测量的路径很大程度掩盖了农民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本质[5]，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决策行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因此，如何结合农民在不同土地流转形式中的处境、想法、情感、动机等来探究他们的决策行为，对理解农民的社会行动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2016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5700亿元，带动672万户农民受益，乡村旅游已经成为缩小城乡差别、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美化乡村环境以及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将农业与乡村社会结合起来的经营活动，是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重要集约利用形式[16]。这种以农业资源为依托，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结构，也不改变其依附农业的性质[17]，决定了乡村旅游景区建设所需的土地流转方式主要为农民转让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即土地租赁。虽然，当前农村土地租赁的发包方主要是村委会或基层乡镇政府，但必须经过2/3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因此，在乡村旅游景区土地租赁中农民的决策行为不仅决定了经营者能否获得土地使用权以及地方乡村旅游能否持续发展，也决定了土地流转是否将产生社会冲突，影响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农民是在现实环境中按照地方习惯和礼俗，并受自己的逻辑和观念支配而做出决策行为的。当前我国农民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也受到自身能力和观念的局限以及国家政策、地方政府治理等因素的影响[18]。因此，从有限理性视角来分析具体情境中的农民决策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能使那些在表象上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得到合理的解释[14]。乡村旅游景区土地续约是各参与主体追求土地流转收益分配最大化的博弈过程，作为弱势主体的农民的决策行为是如何产生的？表现出哪些有限理性行为？他们的决策行为对地区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本文通过深入调研广东省中山市新伦村村民在乡村旅游景区土地续租中的决策行为，解构其决策行为的逻辑及其影响，以期对当前土地纷争引起的社会矛盾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1 文献综述
1.1理论框架：有限理性决策行为
决策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按照最优化的要求，选择管理目标、行动方案的活动[19]。传统的经济和决策理论中“理性人”假设的标准观点是：人们对决策情境中的每一个选项都有稳定和潜在的偏好，能从全局的角度看待所有备选方案及其所导致的全部结果，并使用价值系统从所有备选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优方案[20]。但受到人的不完备知识以及可行性范围的限制，在特定情境中行为主体不可能做出符合完全理性要求的最优化决策，但可以借助内在和外在的各种机制做出明智的选择，Simon称之为“有限理性”，就是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眭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两方面的局限性[21]，并用“满意原则”取代了“最优化原则”。Simon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准则纠正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期望获得绝对的最优解，而是找到满意解即可[22]。Kaheman和Tversky对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进行了拓展，指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的判断和决策经常是非理性的，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同时证明了这种决策偏差有规律性，主要有3种来源：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可得性（availability）、锚定和调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23]。
Simon将决策过程分为3个部分，即信息获取、方案设计、方案选择[19]。在决策过程中，一般决策主体都力求做到知识完备，但受到特定情境的复杂性、主体的知识水平以及情绪情感等个人因素的影响[24]，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难以考虑问题的整体结构而导致行为认知偏差，并对决策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5]，对此，Simon指出决策的每个部分都是在有限理性的指导下完成的[19]。Simon的决策模型既考虑了决策行为的理性，也考虑了决策行为中主观行为的特征和偏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现实决策状况[26]。
1.2农民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研究
从我国农民的行为模式来看，他们仍然以追求经济目标为主[27]，但受到科学知识较为贫乏、对方案的区别能力有限、信息和心智成本在决策行为中成本太高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28]，农民在具体决策行为中无法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符合有限理性决策的行动逻辑[29]。虽然有不少学者将有限理性的理论引入农村循环经济、农业生产、农业灾害、社会保险、计划生育等主题，但较少学者运用有限理性理论对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钟涨宝等认为，农民行为选择受到农地市场以及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心理与主观认知的影响，其土地流转中的行为显示出有限理性特征，并在有限理性的影响下农民的行为选择可以归类为顽固型、观望型、情感型和探索型[30]。龙良富和黄英对中山市崖口村村民在旅游开发用地中的行为进行了深度调研，发现当地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表现出因可得性偏向导致的差异化认知与态度、伦理行动下的集体选择、规避风险下的非最优选择的有限理性行为特征[31]。上述研究主要是对征地农民的有限理性行为进行了研究，至今尚无学者以有限理性理论对土地租赁中农民是如何决策的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考察。鉴于此，本文将以有限理性视角来分析农民在乡村旅游景区土地续约中的决策行为，考量他们在具体情境中的处境、想法和情感等。
2 研究案例和调研过程
2.1研究案例
新伦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北接广州番禺、南临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与香港、澳门、深圳隔海相望。虽然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但新伦村至今仍以农业为主，基本保持了蛋家人独特的岭南水乡风貌，被评委“广东最美乡村”。新伦村全村人口约4000人，其中，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0%。虽然仍以农业为主，但当地农民基本都将村集体土地租赁给外来企业或私人进行耕种养殖或旅游开发，绝大部分中青年外出经商或打工，因此，全村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外出经商、打工以及物业出租。1998年，中山市政府通过引资将新伦村生态风光最好的40余亩地开发为岭南水乡景区，随后景区成为全国农耕文化型休闲农庄的代表。岭南水乡的成功促使中山市政府将新伦村定位为全市乡村旅游发展基地，陸续引资将约2000亩、超过全村1/3面积的土地开发成了丰本农业科技园、沙田明珠、南粤水乡、伟丰农场等景区，景区经营者通过与新伦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获得15年土地经营权。随着租赁期的即将结束，土地续约被提上议事日程，本文将以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两景区的土地续约事件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2.2调研过程
笔者从2009年开始对新伦村岭南水乡景区和丰本农业科技园的旅游发展进行了跟踪研究，与当地政府与村民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并于2010年9月、2012年8月、2014年9月及2015年3月和12月5次对两景区的土地续约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分别对村民、民众镇政府旅游管理人员、景区员工以及村委会成员进行了访谈，访谈涉及总人数72人，其中，新伦村村民65人（其中多人为多次调研对象），全面了解了村民在整个土地续约中的想法、情感和行动，并阅读了土地续约相关的合同、政府批文、媒体报道等。在资料整理中，对72位访谈对象进行了分类编号（A为村民，B为政府工作人员，C为景区员工，D为村委会成员），并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8对所有资料进行了归类和初步整理，根据研究问题对资料中涉及的信息、租金、方案、行动等内容进行了开放式编码，围绕关键词撰写了相应的分析备忘录，以对资料进行深入挖掘，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3 新伦村村民在乡村旅游土地续约中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分析
决策行为是一个从问题提出到方案决定所经历的过程。在乡村旅游景区土地续约过程中，新伦村村民并未对政府与景区经营者商定的土地租赁价格进行简单的“愿意”或是“不愿意”的表决，而是经历了问题识别、信息获取、方案设计和方案选择4个阶段，表现出一种物质利益取向的既定制度规范内的集体行动。
3.1问题识别：村民的地租期望与政府宣布的地租之间的差距
决策行为的所有阶段都是针对所解决的问题，因此决策行为的第一步是对事物进行分析并找到问题所在，而问题就是事物的实际状况与理想状况之间的差距[32]。2010年民众镇政府为保住岭南水乡这块金字招牌，离首期土地租赁结束还有5年之时，便率先与经营者协商两景区300余亩农村集体用地的续租问题，双方商定以租金1500元/亩·年续约20年，并以每5年20%递增。随即新伦村村委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对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两景区的续约方案进行说明和解释。新伦村村委会对此价格踌躇满志，“我们镇平均租金才1000元每亩，这个价格不算低，比平均租金都高了500元”。但两景区1500元/亩·年的租金在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就遭到了部分参会者的质疑，A2在访谈中表示，“不要说旁边番禺、火炬开发区一年三四千元/亩的土地租金，旁边裕安村有些香蕉地的租金都达到了一年2400元/亩。这块地旅游发展了10年，租金还这样子，我们能同意吗？”由此可见，村镇相关管理者以当地地租的平均价格甚至是最低价作为参照物，并未反映当时的市场需求，这使景区经营者低价占有了土地作为旅游资源的级差地租。而当地村民以地方租赁价格的较高甚至最高价格为参照物，希望两景区的地租能达到或超过参照价格，双方价格差距至少在1000元/亩·年，这使得在土地续约初始村民就和乡镇政府以及村委会就地租价格处于对立状态。
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两景区土地续约一事随即在全村形成热议。笔者于2010年10月初次调研的26名村民，全部反对1500元/亩·年的地租价格。事实上，岭南水乡景区在1998年签订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中，租金就已经达到1000元/亩·年，随着珠三角30多年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土地已经成为稀缺资源，1500元/亩·年的租金既不能达到当时区域的平均水平，更不能反映土地未来的增值效应。对此，全村村民很快便达成“反对”的一致意见，形成了具有共同信念和期望以及明确目标的并由少数几位村民代表领导的共同体。Laski认为“社团的存在是为了达到集团成员共有的目的”[33]，新伦村村民的共同目的就是争取最高的土地租金。
3.2信息收集：可得性偏向下的认知偏差
可得性偏向是指当人们需要做判断时，往往会依赖快速得到的信息，或是最先得到的东西，而不是去致力于挖掘更多的信息[23]。2010年民众镇政府推出的景区土地续租价格不能反映当地村民的期望，这让村民开始更加关注中山市内外的土地租赁信息，以便推出让他们满意的方案。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珠三角，农村土地流转的信息数不胜数，但新伦村村民更容易被自己看到或者听到的信息影响，获得的信息来源主要为同村村民或自己家亲戚，在访谈中两位村民告诉笔者：
“火炬开发区有块荒地，租金都3000元，那块地离我们这里只有10分钟，火炬那边听说还有租金达到4000元的。我们这边裕安村的农田出租出去种树和建花圃，租金也有2200元，还每5年递增10%。”（A28，2012年8月3日）
“我家亲戚在东升，他们那边条件和我们其实也差不多，他们村的一块地转包出去养鱼，租金3000元。”（A31，2012年8月3日）
虽然新伦村村民收集到了民众镇及周边地区甚至市外的农村土地流转信息，但受到个人知识背景、社会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信息获取方式更多的还是口口相传，而非通过网络、报刊等渠道获得有始有终的完整信息。同时，他们也未进一步推敲这些信息是否具有参考价值，如火炬开发区作为中山市经济最发达的工业重镇，土地租赁价格是全市最高的区域之一，一般高出民众镇1000元/亩·年以上，而民众镇各村集体土地租金也因位置、配套、产业等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当地村民忽视对完整信息的关注以及差异性的深度挖掘，对于正确评估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两景区的土地租金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当地村民判断的偏差。
3.3方案设计：启发式推理下的直觉判断
方案设计就是要寻找出所有的可行方案，但Simon认为，按照有限理性原则能够找出全部备选方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找到满意方案即可，因此不用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搜索其他方案。新伦村村民在乡村旅游景区土地续约中，他们既不会充分分析期望收益的可能概率，也不愿意分析景区经营者的成本与收益情况，更无法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导致的土地增值，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主要依靠某些捷径和原则做出判斷。
Kaheman和Tversky指出人们通常具有3种启发式推理方式，锚定与调整启发法为其中之一。锚定与调整启发法是指在判断过程中，人们通常会根据最初得到的信息设定一个判断的初始值（锚点，参考点），然后根据进一步的信息进行调整，形成比较理想的判断[34]。村民获得的大量农村土地租赁信息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明白即使在中山市内，各镇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也会导致土地租金的差异，但他们在信息的处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好，即往往对土地租赁价格高的事件更容易记住。在2012年的访谈中多位村民提及浪网（属于民众镇）一个40亩的农场租金达到了3500元/亩·年，这让他们艳羡不已。对于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300余亩的租金，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理性，并未要求达到农场租金3500元/亩·年。在2012年8月调研中问及所调研的28位村民希望景区土地租金为多少时，约14%（4位）的村名希望租金达到2500元/亩·年，约18%（5位）为2600元/亩·年，约32%（9位）为2800元/亩·年，约25%（7位）为3000元/亩·年，其余11%（3位）为3000元/亩·年以上，由此可判断，村民对于景区土地满意租金范围在2500～3500元/亩·年，其中，约有57%的村民希望租金为2800或3000元/亩·年。调研数据最终得到了一位村民代表的证实，“大部分村民希望租金在2800～3000元/亩·年之间，我们也希望最低价格为2800元/亩·年”。可见，新伦村村民在景区土地租金的方案设计中，直接跳过计算步骤，通过整理相关土地租赁信息再结合实际情况推算出一个满意值，这个满意的起始值为2800元/亩·年（锚点，参考点）。但这个参考点是参照周边地区土地租赁事件而形成的直觉判断，村民主要考虑的是什么价格我可以接受，是一种满意选择而非“最优解”。在此背景下，他们于2012年再次一致反对村镇管理者推出的2500元/亩·年、每5年增加20%的租赁方案。
2012年，新伦村村民对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的土地租金基本达成了2800元/亩·年的可接受的价格，但随后两件事提高了他们的心理预期：一是2013年新伦村有块农业种植地租金达到了3100元/亩·年，这是新伦村有史以来集体土地的最高租金，对村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在2014年笔者的第三次调研中，A46对此说到，“地今后肯定越来越值钱啦，今后5年肯定要到3500～4000元/亩·年”。虽然这种预测只是一种直觉判断，但这种观念在新伦村村民普遍存在。二是景区首任经营者将全部资产转让给了自己的朋友，而新的景区经营者没有与村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就开始对原来景区内的建筑进行翻新，并建设薰衣草园等景点，在调研中景区管理人员C2告诉笔者：“接手后，转让费和景区建设已经投资了1000多万元”。景区新经营者的大力投资建设对村民的心理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认为不管如何，景区肯定会经营下去的，“新老板投资这么多，景区发展有希望，他肯定愿意出更高的租金”。村民对新信息权衡过重，反应过激使他们过度自信，导致他们高估自己的判断、低估风险和夸大自己控制事情的能力。因此，到了2014年，他们已经将“锚点”提高到了3000元/亩·年，A46告诉笔者，“至少要3000元/亩·年”。
3.4方案选择：面临损失下的风险偏好
人们决策时会建立适当的参考点，如果超过参考点就被视为收益，低于参考点则被视为损失，同样的损失和收益，前者对心理的冲击比后者要大一倍以上[23]。新伦村村民在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的土地租金并没有过多的备选方案，3000元/亩·年的租金就是满意方案，如果景区经营者同意，他们也不再考虑更高的租金方案。由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和镇政府直接与景区经营者进行租金的淡判，2014年最终商定的价格为2800元/亩·年，这与村民的3000元/亩·年要求差距为200元，但村民对这200元的差距非常敏感，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A56对此抱怨到：“人家种植地都可以租3100元/亩·年，岭南水乡旅游做了十几年，租金才2000多元/亩·年，每次愿意出的价都这么低，根本没有诚意。他们不愿意租，那就重新招标”。
这种受损心理对村民的情绪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最终影响到了他们的方案选择。新伦村村民不仅因景区经营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过低而产生了损失心理，而且对村委会和镇政府的行为产生了质疑，担心因此失去土地，有村民对于村委会不让村民参与价格谈判的行为是“私自与开发商谈价格，整体出卖我们的承包田地和永久不变的自留地”。可见，好的心境使人倾向于积极的判断，并乐于付诸行动;坏的心境则使人回忆事物消极的方面，并导致消极的预期[35]。在这种消极情绪以及受损心理的驱使下，村民们成了冒险家，他们要求“租金必须提高到3500元/亩·年，不然我们就收回土地”，并到村委会和镇政府进行抗议。
4 村民在土地续租过程中有限理性决策行为的结果及影响
4.1结果：景区的消亡和社会关系的恶化
4.1.1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就此消亡
村民提出的3500元/亩·年的租金方案远远超过了企业的预期，在调研中景区管理人员C1告诉笔者：“岭南水乡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虽然初期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珠三角知名的旅游景区，但中后期原来的老板一直不投资更新旅游产品，旅游人数逐年减少，现在只能说基本维持经营。”因此，景区经营者愿意接受的最高价为2800元/亩·年。村委虽然作为发包方，但景区经营者与村民的不妥协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尊重民意，向景区经营者发送了搬迁、交回土地的通知。2015年年初，景区经营者砸坏了景区原来所有的设备设施以及道路桥梁，经营了15年的珠三角农耕景区代表——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就此消亡。
2015年笔者再次到新伦村调研村民对他们最终决策的结果的反馈，让村民重新评估当初3500元/亩·年的方案选择，大部分村民觉得3500元/亩·年确实过高，但仍认为这是个明智的选择，A62告诉笔者：“岭南水乡发展到现在，就只剩下烂房子一堆，连我家亲戚来了，我都不好意思带过去玩。以前我们村还有人拿香蕉、杨桃、火龙果等各种水果到景区门口去卖，后来基本都没什么人去了，早就该关门了。”但问及他们对于这块地未来的计划时，A62表示，“我们又没有决定权，只能等村委的招标了。”虽然政府最终遵循了村民的意愿，村民通过集体决策赶走了逐渐衰败且得过且过维持现状的企业，使这块地获得再次发展的机会，表现出了村民自治的进步，但是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与村民所期望的组织功能之间仍存在较大距离，村民在争取权益中的被动地位依然不会改变，他们还难以真正参与土地的未来发展决策。
4.1.2基层政府与当地农民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恶化
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景区300余亩地直到2015年12月以2800元/亩·年的价格租赁给一家公司，村民因此损失了近1年80余万的土地租金，这让他们感到痛心不已。但他们并不将此归咎于自身的有限理性决策导致的过高要价，而是认为这是民众镇政府和村委会联合景区共同压低租金的结果，这种由相对剥夺感带来的情绪使原本就对政府土地规划和景区长期经营不善未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不满的村民更加不满。
有限理性决策行为的驱使下村民越来越高的租金要求让基层管理者疲于应对，他们对村民的行为也无可奈何，村委D2抱怨道，“我们今年按照村民3500元/亩·年的价格要求，对这300余亩土地公开招标，但没有人来应标，现在是市场经济，你价格太高了，自然就没人愿意租。这个月再次招标，一家公司出价2800元/亩·年，村民虽然同意了，但还是对我们的工作意见很大，认为我们借土地出租拿到好处了，故意压低他们的价格。”不管是民众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新伦村村委会干部，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他们本可以以本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关系和本地人际交往规则来开展工作[36]，但由于村民对基层政府的不满让原本以地缘关系建立的信任关系瓦解，基层政权的干部劝说与宣传工作难以获得村民的认同和接受，进一步加深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原本就缺乏互信的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如何在土地租赁中构建当地政府和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达成二者的利益一致，从而实现双赢共生的结果，这一问题值得反思。
4.2影响：地区中小型乡村旅游景区将难以为继
新伦村村民虽然通过决策程序提出了让他们自己满意的土地续租方案，但他们更多地参考了周边不同镇区、不同产业、不同位置的土地租赁方案，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往往不加甄别借鉴高地租方案，从而提出让承租者难以接受的价格，这种有限理性决策行为对乡村旅游土地使用关系的稳定性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时随着珠三角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土地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外部市场对新伦村的土地存在很大的需求，而十几年的乡村旅游未能给他们的收入带来长期的拉动作用，这让当地村民在租地过程中并不过多考虑产业性质以及该产业未来可能带来的额外收益，他们首要考虑的是当前的租金是否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的土地续租事件也让民众镇十余家乡村旅游景区感到了危机，民众镇旅游负责人告诉笔者：“现在这些景区都很担心，一旦经营不好，他们承担不起地租和各项成本，那就会放弃旅游开发。”当地農民的逐利性和冒险性将对地区乡村旅游的投资者带来很高的风险，从而可能通过土地续约将中小乡村旅游景区驱逐出市场，影响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中山市，在珠三角地区的乡村旅游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土地困境，导致整个珠三角地区的乡村旅游至今发展相对滞后[37]。因此，如何保证乡村旅游长期发展需要的土地使用权顺畅转让是政府、景区经营者以及农民都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
5 结论及讨论
5.1结论
虽然人类有着一种“聚在一起与其他人群对抗的本能”[38]，但在新伦村景区土地续约过程中，村民并未首先进行利益抗争，而是要设计一种令大家满意的方案与政府进行谈判。他们由于相互间的身份和目的趋于一致，正如社会心理学家Festinger教授指出的：“集团成员身份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一种归属感，而在于能够通过这一成员获得一些什么”[39]，基于共同利益的争取形成了以村代表为领导的临时组织。村民的决策行为遵循了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决策流程，即信息获取一方案设计一方案选择，在信息获取之前经历了识别问题（确定目标），最后村民将选定的方案与基层管理者和景区经营者协商的土地租金进行比较，由于土地租金不能达到村民拟定的满意值，村民将面临土地租赁的再次选择，即再次进行土地租赁的有限理性决策。他们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Simon指出的外部环境因素（土地政策、经济环境等）以及个人因素（知识结构、社会经验、价值观念等）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微观环境中的社会关系，主要为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景区和村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的集体行为方式，如从众、过度自信等因素的影响（图2）。他们在信息收集中表现出可得性偏向下的认知偏差;在方案设计中依赖启发式推理下的直觉判断;在方案选择中存在面临损失下的风险偏好。新伦村村民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大体属于钟涨宝等学者提出的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行为分类中的探索型[30]，钟涨宝认为，这种行为类型的农民会根据自身的客观条件进行深思熟虑与分析未来土地改革趋势，新伦村村民虽然也会根据新的信息不断调整行动策略，但尚未达到深思熟虑的程度;也并非崖口村村民在土地转让中规避风险下的非最优选择行为[31]，而是显现出一定的冒险性和非理性。他们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力，但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岭南水乡和丰本农业科技园的消亡，也有可能在未来将地区中小乡村旅游景区驱逐出市场，这给地区未来的乡村旅游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新伦村村民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来看，他们的信息获取、方案设计依赖于他们自身的需要、动机或目标，目的是寻找一个锚点（参考点），这个锚点即最低满意标准，其选择策略就是等于或大于这个最低满意标准。这个最低满意标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从2012年的2800元/亩·年到2014年的3000元/亩·年和3500元/亩·年，村民对旅游的认知、可能获得的信息以及情绪状态都影响了他们的最低满意标准选择。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他们无需对结果选择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或复杂的计算，只需取（1，0）两值之一，1代表满意即同意续租，0代表不满意即拒绝续租。追求满意的行为及其机制是简单的，也是有效的，它不仅与农民的计算能力有限这一实际情况相一致，也与其生存环境的复杂结构相适应[20]。但村民对外部世界的总体面貌并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仅是土地租赁价格，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更加偏好高价格，其最低满意标准有可能高于市场需求价格，导致交易失败。因此，如何引导村民关注价格之外的信息，帮助他们拟定符合市场需求的锚点，这应该是基层政府土地管理者在土地流转中的重要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新伦村村民已经不再将耕地作为生计依靠，而是将土地视为收入来源之一[40]，村民、政府和景區经营者三者之间关于土地的关系变成了金钱交易和契约关系，那些具有情感的、保护性的和家长式的政府行为已经不能再具有调和三者之间关系的功能。当地村民在与外界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知识、规范对他们的经济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生活的世界已经是Skinner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41]。他们极力要冲破当前土地制度的约束，希望在乡村旅游景区土地续约中提出他们自己满意的方案，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但政府仍以传统的家长式的行政方式，忽视村民应该拥有的权益，从而造成村民与政府和景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村民和景区多次错过了达成协议的机会，从而使双方利益都受到损害，也让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因此，土地续约也是村集体土地收益以及村民、政府、景区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村镇管理者在农村土地租赁中除了作为土地规划者和谈判者之外，更应该承担监督者和协调者的作用，不仅要保护农民和景区经营者的短期和长期收益，也要积极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5.2讨论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将农业与旅游结合起来的经营活动，土地的顺畅流转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租赁期不得超过20年”来看，越来越多的乡村旅游景区面临土地租赁的再次谈判。虽然我国乡村旅游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但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弱势地位仍旧未变。《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明确规定，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土地流转，都“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因此，保障农民正当土地权益是乡村旅游土地流转重要的价值目标，但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究竟应该拥有什么权益？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这些问题仍有待学者们的研究。
致谢：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黄英博士、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江或博士和卢健强老师在田野调查中的支持和协助，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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