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外资因素

    张封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关贸易顺差问题的不断凸显，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关贸易顺差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受到关注。经分析发现，贸易逆差转移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的发生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关贸易差额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效应的发生加剧了中关贸易的失衡。由此，我国的外贸战略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的巨大压力。

    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问题一直伴随着中美贸易发展的整个过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争议的焦点。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外资因素的作用不断突显，越来越受到关注。外资和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何协调利用外资与我国贸易平衡发展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以外资引致的贸易差额为视角，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展开分析，从FDI的角度探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相应的外贸战略调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资引致效应的不利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096.5亿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616亿美元，增长了5.03倍，而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25.5亿美元剧增至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增长了13.1倍。其中美国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地，以2008年为例，中美贸易顺差为1708.6亿美元，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7.8%。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涵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等越来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平衡发展就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在注意到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额达到14105.8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5.1%。而且，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达1590.0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美国总额的68.3%，占当年外资企业对外总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为396.74亿美元，占全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57.2%，占当年外资企业从外总进口的7.07%。两者相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和从美商品进口是非常不对称的。依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外资因素是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主导因素，而对于外资因素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以及形成贸易顺差的原因则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199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仅为624亿美元，而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飙升到1590亿美元，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却显得相对滞后。两者相抵，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造成的中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由1993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9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间，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也从1993年的275.15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747.68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选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贸易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经过对各变量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定各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单整的，随后应用协整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经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中美进出口总额、FDI与对美出口额、FDI与对美进口额、FDI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外商在华FDI”这个变量在长期内确实对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等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呈同方向变化关系。尤其是FDI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的促进作用很强，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对美国贸易差额的扩大有引致效应。

    具体到我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或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他们各自的在华实际投资也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存在着同方向变动关系。依据相关性测算，1993-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0.97，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台湾香港在大陆实际投资以及日本、欧盟的直接投资都存在较高的相关度（均大于0.89）。这与Jiawen Yang等（2004）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效应

    研究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持续增加，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

    1.东亚国家在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至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也纷纷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通过在华设厂的方式向中国转移，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种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大部分的加工贸易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市场与出口市场的分离，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转移到中国，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也转移为中国。与中国成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地相对应的是，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增加。

    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中美贸易差额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但中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几乎一直稳定在20%-30%之间；与此同时，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急剧的下降（从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显然，美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东盟。中国加入WTO以后，美中贸易逆差明显背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下降趋势，而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因此，有理由认为，东亚地区的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这与徐明珠（2009）进行实证计量分析的结论“美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越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随之扩大”是一致的。

    2.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之间发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中国台湾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部分地对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增长负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2006年期间，美台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与此保持一致的是，美台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与此同时，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的体现在美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上，美国和香港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国香港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额比重到2006年为-0.65%。那么，美国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哪里了呢？

    如果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作为一个大中华区加总起来考虑，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差额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美国对台湾和香港的贸易差额所占比重却一路下降。与美国同大陆、香港、台湾贸易差额比重的巨幅跌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2006年间，美国同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总额和贸易差额所占的比重都非常稳定，而中国大陆对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逆差的贡献率却从最初的35%上升到了90%以上。份额变化在时间上的同步性表明了中美贸易差额是随着中国大陆承接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而转移过来的。而这种差额的变化与香港、台湾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变动趋势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一致性。

    3.随着美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华产业转移，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放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和外资来源国之一，截至2008年底，美国在华累计投资项目达到56610项，实际投资累计达到595.15亿美元，仅次于香港的在华投资。美国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环节通过FDI形式被转移到了中国，把原本由本国生产的大量商品和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和出口，并相应的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在大量最终产品返销到美国市场的同时，也扩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差额。比较典型的如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广东、福建设有10余家鞋厂，其产品全部用于出口，90%以上返销美国市场，年出口额达25亿美元。

    可见，美国在华投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美的出口和对美贸易顺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在华的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优势在中国投资生产了美国国内不愿生产但又必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到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的在华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生产加工方面的优势，采用来料加工等形式生产了特定行业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然后返销回美国。由此，美国的在华投资发生了贸易逆差转移效应。陈艳林、方齐云（2007）通过对美国FDI和中美贸易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华美国FDI每增加1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增加约7.5美元。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将增加1.02%。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替代效应

    贸易替代效应是蒙代尔（R.A.Mundel）于1957年提出的。蒙代尔认为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进入他国市场，投资是对贸易的替代。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时，投资对贸易的替代就会加速。不过，当前投资对贸易的替代主要是出于接近廉价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考虑，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有相当部分是基于这种目的到中国来的。对此，Buddye和casosn（1981）指出，相对于国内生产，外国生产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可变成本。这意味着在东道国市场扩大的时期存在着一个时点，在这个时点上由出口向在外国生产的转变是有效率的。更进一步，Markusen（1998）、Markusen和Vmables（1995）提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FDI和贸易可以是同时存在的。但是随着不发达国家市场的扩大、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越来越接近，这时跨国公司的国内和国外生产会趋同，也就是说会出现FDI对贸易的替代。

    1.随着中国市场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出于在接近市场效应利益和母国集中生产效应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前者的利益大于后者利益，美资企业就会越来越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对华直接投资，从而替代出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在进口替代部门的直接投资会越来越多，而这种投资是替代贸易的。而且根据BlorKgen（2001）的论述，如果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那么这种效应不是渐进式发生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美资企业更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直接投资，在短期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会很大。

    当然直接投资的流入对进口也会有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投资必需品（如资本品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但在短期内，投资引致的需求没能够抵消替代效应的影响。李捷（2004）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采用中国7个行业同美国进口、出口及美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在进口方程中，直接投资变量前系数为负，说明在这些行业内来讲，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口贸易在短期内具有替代作用。另据调查，2011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共销售了750亿美元的产品，这75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作为贸易品的替代，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2.中国广阔的市场特别是招商引资的各项政策，使得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看作为外贸出口的生产平台。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中国劳动力廉价所致。实际上，一向被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料显示，外资企业的中国职员的劳动力成本已高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而且，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和国内企业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对合格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加上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资成本。因此，影响中国外资流入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开始下降。其实，真正影响和加快外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如投资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和加入世贸后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保障，都坚定了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仅从中国的外资政策方面看，2007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鼓励类比原目录增加了94条，占目录的比重由原来的69%提高到73%。

    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的外资政策中明确了高新技术产业和跨国公司政策为引进外资的战略重点，美国大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中，更加强调和寻求中国市场的开放。

    3.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技术知识溢出，金融和营销基础设施的构建，以及中间商和贸易公司网络的建立，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增长和竞争力。这种间接效应的结果一方面是使美国对华出口受到影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在中国设立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出口的大量商品转化为在华子公司的生产与出口，由此美国在华生产企业能够替代美国对华出口销售；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生产的供应配套能力得到增强，国产化率越来越高，减少了对中间产品、资本品和配套服务的需求，产生替代出口效应。因此，随着美国对华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造成美国对华出口份额的进一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因此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4.从投资的行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角度分析，由于国际分工格局的转变，直接投资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制成品出现大量逆差。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在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向美国的总出口、总进口、工业制成品进出口等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表明，在短期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替代了美国向中国的总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另据美国海关统计，美国在机械设备、电机电气、家具玩具和服装等商品上对华逆差增长较快，2008年1-12月占美国对华逆差总额32.4%的机械设备（HS84）逆差额达到553.98亿美元。由此大量外资在华投资生产替代了美国的出口。

    四、结论

    综上所述，外资企业对中美贸易顺差具有促进作用，在华外商通过贸易逆差转移以及贸易替代效应直接或间接的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因素成为引致中美贸易顺差的主导因素。因此，我国的外贸战略特别是外资策略应当作出适时地调整。

    1.从重视外资数量向强调外资贡献转变，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新技术产业以及吸收外资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技术等方面。有选择地吸收外资，并从技术、产业、环境等多个角度设立外资进入标准，注重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或者产业竞争力的带动作用。

    2.进一步完善靶向型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加大对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的引资政策支持，最终抑制美国、亚洲各国或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降低其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引致”扩大效应。

    3.正确处理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建立有效的投资和贸易预警机制，引导优化外资企业出口的国别结构，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避免造成投资-出口-贸易逆差的简单循环，从源头上防范外资利用的低效率。

    4.促进加快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通过对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来减少中美之间的巨额顺差。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对美贸易顺差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