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中的“外来劳动者-本地贫困人口”知识转移
饶勇 杨岳轩 林雪琼 陈生生
[摘要]从脱贫攻坚战略需求来看，旅游扶贫应加快面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知识与技术转移，但实践中普遍存在知识转移层次偏低、内容单一且贫困人口受益不充分等问题。文章以广东省多个旅游脱贫成功村落为例，试图通过分析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过程与影响机制，探索如何提升知识转移效率。研究发现：（1）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是发生于“外来劳动者”和“本地贫困人口”之间的跨社会群体知识转移;（2）政府承担主要交易成本，是克服外来劳动者与贫困人口自行协调机制失灵、促使无意识“知识溢出”转变为有意识“知识转移”的前提条件;（3）旅游扶贫知识转移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取决于由政府主导建立的跨群体知识转移“类组织”系统的运行效率;（4）梳理了知识转移技术性过程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联系，提出了旅游扶贫知识转移效率形成机制模型。文章探索了扶贫知识转移微观发生机制“理论黑箱”，拓宽了知识转移理论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旅游扶贫;知识转移;跨社会群体;广东案例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12-0026-10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8.12.010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期。作为产业扶贫的主要形式之一，旅游扶贫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障碍是贫困人口在知识与技能上的严重匮乏[1]，使其无法独立提供高质量旅游产品与服务，并充分享有旅游发展收益。这意味着旅游扶贫除了向贫困地区提供资金、项目和政策等物质性援助外，更应注重对贫困人口的“扶志扶智”，加快由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由外来劳动者向本地贫困人口的知识与技术转移[2-3]。
然而，实践研究表明，当前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效果整体并不尽人意。以旅游扶贫两种主要模式——开发商主导模式和社区自主发展模式为例[4]，“开发商主导模式”虽然引入了大量外来企业，但经营者倾向以外来劳动者直接替代本地用工，企业员工缺乏向贫困人口主动传授知识的激励，从而使贫困人口被长期固定于低技术且低收入的基层操作岗位，知识技能提升非常缓慢[5]。而在“社区自主发展模式”中，贫困人口虽然有机会接受政府或公益组织的人村培训，并参与经营管理活动，但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外来劳动者参与旅游实务，培训者的专业水平和投入时量很难保障，因此频频出现远离市场、封闭发展的“知识孤岛”现象[6]。总的来说，当前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普遍存在贫困人口受益不充分、知识转移层次偏低且内容单一等缺陷，但已有文献并未对此进行系统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现有研究大多从政府视角出发，探索如何通过政策和项目设计来创造知识转移机会[7]，并以受培训人次数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后置统计数据来表征知识扶贫成果[8]，较少关注贫困人口实际利用这些机会的具体过程与效率，从而使面向贫困人口的知识转移微观发生机制迄今仍然是“理论黑箱”。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旅游精准扶贫先行地区——广东省为例，试图通过对多个旅游脱贫成功村落的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建构有关旅游扶贫知识转移过程与影响机制的扎根理论，从而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1 文献回顾
“知识转移”概念最早出现于技术经济学，特指企业通过跨国技术贸易和协同生产等途径扩充自有知识储备，后逐渐扩展至企业间、组织间或区域间等“有意识、有组织”的知识扩散行为[9]。在旅游研究领域，知识转移理论常用于对跨国饭店集团、连锁旅游企业或旅游目的地企业网络等场景中的组织间知识转移现象研究[10]。
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研究始于对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升问题的关注[1]。一般认为，提升贫困人口能力的主要途径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正式教育投入[11]，但片面依靠教育投入有可能导致“对象错位”和“内容错位”，即大部分参与旅游开发的贫困人口已超出受教育年龄，而且旅游从业所需知识技能大多是难以通过课堂教学传递的隐性知识[12]，因此基于工作情境的知识转移应成为对正式教育投入的重要补充[5]。实践中，大量旅游企业涌人使面向贫困人口的大规模知识转移成为可能，外来企业及其员工拥有显著知识技能优势，为贫困人口获取和吸收先进知识创造了机会[13]。知识转移机会既包括正式化的旅游企业在职训练和专家人村培训等[14]，也包括志愿者或游客等个体与贫困人口的非正式交流互动[15]。研究者认为，为贫困人口创造尽可能多的知识转移机会，将显著改善其知识与技能水平[16]，但大量案例表明，这些机会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这些矛盾有可能导致知识转移层次的底层固化、知识转移内容的低水平重复[6]和知识转移机会被非贫困人口攫取的精英捕获等现象[17]。
社区参与和旅游增权理论的引入，为上述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初步的成因与对策分析。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贫困人口作为“无权”弱势群体，缺乏促成知识转移所需的社会资本[5]，而自利性决策的旅游企业缺乏长期培养贫困人口的激励，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外部增权来克服双方激励不相容，如政府干预企业用工或单独开展公益性培训[18]，但对“政府主导”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还存有争议[3]。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大多认为形成上述矛盾的关键，是没有找到市场化机制与贫困人口能力建设的契合点，大量社区旅游项目失败表明，政府干预存在培训人员非专业、受训对象选择性和扶贫项目期限約束等弊端，因此主张“市场机制协调为主、政府干预为辅”[19]。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旅游学者的研究大都是从政府视角出发，讨论如何通过基于资源配置效应的政策和项目设计，为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知识转移机会，但忽略了知识本身具有可复制性、权力属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复杂特征[20]，贫困人口吸收知识的过程与争取物质资源的过程显著不同，而对知识转移的技术性过程解析已超出传统社区参与理论的边界。知识转移理论主要关注跨国公司、连锁企业或产业园区等边界清晰的大型组织，各主体在知识转移系统中的角色与职能明确，且主要通过经济利益纽带联结[21]，但旅游扶贫知识转移不但超出单一组织边界，而且主体间关系纽带有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公益动机等多种形式，因此不能简单套用现有知识转移理论。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侧重关注帮扶者在旅游扶贫知识转移中“可以做些什么”和“实际做了什么”，较少关注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关知识转移过程与影响机制的研究迄今仍是“理论黑箱”。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研究方法
针对现有理论缺口，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分析与扎根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已有文献来看，旅游扶贫研究侧重关注宏观视角的扶贫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而知识转移理论主要研究基于经济联系和自利决策的组织边界内行为，因此很难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演绎分析，提出有关旅游扶贫知识转移过程与机制的假设。采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实践素材出发梳理概念范畴，建立贴合实践情形的理论模型，归纳并检验不同个案中的可复制逻辑，是适合当前理论条件的研究方法。
2.2研究案例
首先，确认案例选择范围为我国精准扶贫先行地区广东省;然后，以省级示范点新丰县利坑村为初始案例，通过访谈调查和编码分析，辨识并确认知识转移双方是本地贫困人口和外来劳动者这两大社会群体，并以双方职业身份和工作联系形式为依据，划分出4种最常见的知识转移场景;最后，通过实地调查和反复比较，选取新丰利坑村、斗门接霞庄、新丰板岭村和大亚湾东升村4个村落为研究案例，每个案例代表一种知识转移场景类型。
案例1（利坑村）代表“外来劳动者和贫困人口共同受雇于开发商投资企业”时的知识转移场景。当地政府于2009年引入云天海度假酒店，全村先后有400余名贫困村民进入酒店工作。政府为企业提供多种政策优惠和奖励，推动企业开展扶贫培训，指定资深员工传帮带，优先选拔贫困员工进入管理层，并将贫困员工培养当做管理者考评主要标准。
案例2（接霞庄）代表“外来劳动者受雇于开发商投资企业，贫困人口从事企业关联业务”时的知识转移场景。当地毗邻御温泉度假区，企业响应政府扶贫号召，吸纳贫困村民从事食材供应、园林绿化与商业铺面经营等关联业务。企业制定关联业务技术标准，围绕技术标准进行关联业务验收，并对贫困村民进行标准示范、专项培训和全程技术指导。
案例3（东升村）代表“贫困人口从事社区旅游非正规就业，外来劳动者含多种职业身份”时的知识转移场景。当地是海上渔村，贫困人口主要参与渔家乐、出海游和短租民宿等旅游项目，外来劳动者包括渔家乐管理人员、旅行社导游、扶贫干部与专家等多种职业。知识转移方式包括政府人村培训、民俗活动指导以及村民与外部企业的日常业务协作等。
案例4（板岭村）代表“外来劳动者和贫困人口共同创办或受雇于本地小企业”时的知识转移场景。当地政府打造了含近百家“农家乐”的客家美食长廊，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者、职业经理、技术人员和本地贫困村民。政府颁布服务质量规范和等级评定制度，推动外来职业经理和技术骨干对贫困村民进行业务培训和传帮带，同时积极扶持贫困家庭与外来劳动者合作创业，促进双方在多个层面上的知识交流。
2.3數据收集与分析
2013年4月开始，笔者耗时4年多对全省多个案例村进行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非正式访谈与现场观察等数据收集方法。访谈对象包括贫困村民、外来劳动者、企业管理者、政府和村委干部等各种利益相关者，每次访谈约0.5～2小时，此外，本文还收集了政府文件报告、企业档案记录与现场观察札记等其他类型数据。
本文的质性资料分析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首先，访谈资料达到一定丰度后，采用Strauss和Corbin的三级编码方法[22]进行初始编码;然后，以初始编码获得的类属、属性和理论假设等为依据，循理论抽样要求将调研范围拓展到各案例地中的所有个案类型;之后，不断纳入新资料中涌现的新概念，补全类属和属性数据，绘制逻辑分析图;最后，当质性资料与理论假设的持续比较达到“理论饱和点”时，归纳得出本文的理论模型。
3 编码与理论分析
笔者自2013年开始3次前往初始案例地——新丰县利坑村实地调查，先后采访贫困村民、云天海度假村外来员工及管理人员、村委委员和县镇扶贫干部等32人次，其中，贫困村民累计受访21人次，含8名男性和13名女性，除2人为高中肄业外，其余均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访者年龄介于25～50岁。通过对访谈记录和各种资料文本的编码分析，得到有关旅游扶贫知识转移发生机制的初步结论，并以此作为探索性案例分析的待检验逻辑。
3.1开放编码
为提高开放编码信度，本文秉持文化主位与客位相结合原则，采用双人逐段编码，两人编码相同或相近处保留，相异之处则由课题组成员讨论确认。结果见表1第2列。
3.2轴心编码
在开放编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形成了5个主类属及相应的子类属、属性和维度（表1第3列）。为展现知识转移现象特征归纳和理论建构过程，本文对各类属的实际涵义作简要阐释。
“旅游精准扶贫开发”类属
引入外来企业进行旅游扶贫开发，并按照“贫困家庭优先”和“一户一策”等精准扶贫原则安排村民进企业工作，使贫困人口有条件与外来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频繁接触，尤其是全职工作的贫困人口更是因此获得了较系统的知识转移机会。
“知识转移双方关系”类属
贫困村民成为与外来劳动者朝夕共处的企业同事，但双方初始阶段的知识技能和职级收入差距很大，相互之间不太信任，矛盾重重，不太容易成为有交情的朋友。很显然，仅凭双方自行协调关系，无法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程度。
“知识获取与传递”类属
贫困村民的学习动机是谋求稳定工资收入，外来劳动者原本没有传授知识的动机与责任感，但精准扶贫政策下的新型政企关系提供了物质奖励、荣誉表彰和晋升优先等激励。除了企业统一培训外，对贫困村民帮助最大的是将他们与外来员工在工作中混合编组，指定师傅传帮带，村民听师傅讲解，模仿师傅做事，主动请教问题，师傅也会针对性选择合适的传授内容与方法。村民主要学习服务操作知识，少数人会主动咨询经营管理问题。
“政府与第三方协调”类属
政府扶贫部门提出以能力建设为帮扶工作重心，将帮扶工作下沉到每一个贫困家庭。政府发现企业和外来员工缺乏培养村民的主动性和耐心，因此采用政策激励与过程管控结合的协调方式。一方面向企业提供用地、贷款和税收等优惠政策，将知识转移活动的具体组织事务委托给企业和村委，另一方面密切关注知识转移实际进展，及时化解矛盾与隐患。
“贫困人口知识吸收”类属
知识转移效果主要表现为贫困人口吸收和利用先进知识的程度。在政府倡导和企业配合下，贫困村民获得了独立作业授权、优先晋升管理岗和轮换调动部门等试错和自主学习机会，贫困人口群体内部也经常交流讨论所学知识。随着累积学习时量增加，贫困村民习得的知识逐渐超出服务操作层次。
基于轴心编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1）当旅游扶贫开发带来大量外来劳动者时，可能出现“外来劳动者一本地贫困人口”跨群体知识转移。（2）跨群体知识转移包含知识获取、传递和吸收等环节。由于双方自行协调关系困难，因此需要有政府和第三方参与协调。（3）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政府依托企业和村委，为知识转移双方创造条件，提供激励，不断提升知识转移的组织性和计划性。（4）当贫困人口获得足够试错与自主学习机会时，知识吸收能力显著提升，使知识转移逐步进入较高层次。
3.3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阶段，本文发现知识转移各方行动与相互间关系调整，都与知识吸收目的有关，因此可将“贫困人口知识吸收”视为“核心类属”，而“知识获取与传递”和“政府与第三方协调”为支援类属。导致跨群体知识转移发生的因果条件是“旅游精准扶贫开发”，而“知识转移双方关系”则是情境条件。基于各类属间逻辑关系，本文分析并歸纳贯穿其中的故事线，获得对初始案例的以下结论：旅游精准扶贫开发使“外来劳动者一本地贫困人口”之间的跨群体知识转移成为可能。知识转移效率内生于知识“获取一传递一吸收”的技术性过程和各参与方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性过程，提高效率的关键是建立政府主导的关系协调网络，逐步提升知识转移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
4 案例讨论
4.1初始结论修正与案例扩展分析
上述结论仅反映了贫困村民全职受雇于开发商投资企业模式中的知识转移现象。为检验该结论的可概推性，本文将案例研究范围扩展至旅游扶贫中的其他知识转移场景，并在每种场景类型中进行理论抽样和比较，以检验和修正初始结论。
表2说明，初步结论中的“类属一属性一维度”框架与主要理论假设基本适用于其他场景类型，但各类属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有一定差别。据此，本文对初始结论进行了以下修正：
（1）扩展了外来劳动者群体边界。除了初始案例中的企业外来员工外，外来劳动者还应包含扶贫专业干部、志愿者、外来创业者、外部供应商和导游等各种与贫困人口有稳定工作联系的劳动者。（2）发现政府主导并协调各方关系的方式，除初始案例中的政策激励外，还包含行业标准推广、大型活动导人与实务技术指导等多种“因地制宜”的方式。（3）发现除“政府一企业一村委”正式协调机制外，本地精英“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协调作用也很突出，而回到初始案例中也发现较早晋升的贫困人口充当了“知识转泽者”和“中介者”等协调角色。（4）发现贫困人口普遍有高流动性和就业状态变换频繁等特征，因此增加“村民学习连贯性”子类属，补充描述知识转移状态。
4.2旅游精准扶贫中的知识转移过程模型
以上述结果为基础，本文继续对清远安庆村、英德红茶谷和梅州丰顺村等其他村落进行理论抽样和个案发掘。研究结果丰富和补全了属性和维度数据，但没有再产生有理论价值的新类属，表明扎根理论建构已达到理论饱和点。据此，本文通过对最终类属、属性和维度信息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得出旅游精准扶贫背景下知识转移过程的理论模型。
图1表明：（1）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主要发生于贫困人口与外来劳动者之间。由于贫困人口主要以个体和群体身份出现，因此对应的知识传递方应是具备优势知识且有密切工作联系的个体和群体。（2）知识转移过程包含知识流转的技术性过程和各参与方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性过程。前者包含知识获取、加工、传递和吸收等技术性环节，并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后者包括贫困人口、外来劳动者、政府、企业、村委（社区）和本地精英等各利益相关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解构、重构与再生产。（3）关系再生产过程中，政府通过承担知识转移系统的主要交易成本来获得主导地位。以政府为主导核心，统筹建立“政府一企业一村委”正式协调机制和“本地精英一社群”非正式协调机制，最终形成覆盖整个贫困社区的知识转移“类组织”系统。（4）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性过程可以提高知识流转过程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反过来，技术性过程顺利演进也会降低社会性过程的运行成本，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旅游扶贫知识转移的不断升级与发展。
4.3旅游扶贫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形成机制
表3列举了最终的主类属和子类属结果，而对已有文献的检索和比对也表明，研究者曾对其中大部分要素与知识转移结果的关系进行论述，但没有形成统一理论主线，因此可以通过分析各类属与知识转移效率的因果联系，近似推断知识转移效率的形成机制。
如表3所示，依照“原因先于结果”原则，本文将各类属划分为以下类型：（1）外生性因素——反映了知识转移系统运行的外部影响因素，可以对知识转移系统产生影响，但不受系统本身影响;（2）前置因素——反映了知识转移开始阶段各参与方的投入或状态;（3）“前置一后置”因素——类似于中间变量，既是各前置因素的阶段性结果，也是后置最终结果的输入因素;（4）后置因素——反映了各方行動与互动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是下一轮知识转移的输入因素。以分类结果为依据，重新归并和梳理各子类属的关系集合，可得到有关旅游扶贫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形成机制模型（图2）。
图2表明：（1）初始投入阶段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各扶贫参与方的资源配置效应，如外来劳动者数量占比、贫困人口与外来劳动者的工作联系紧密度以及政府提供的知识扶贫激励等;（2）运行阶段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于知识转移“类组织”系统的建立和发展，使超出单一企业边界的知识扩散行为具备目的性、组织性和计划性，从而区别于自发性知识溢出;（3）产出阶段，知识转移强度、深度和贫困人口的知识内化程度，反映了当期知识转移结果，也为下一轮各参与方的再投入提供了新的条件。
5 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本文以广东省多个旅游脱贫成功村落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了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过程与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结论：
（1）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是发生于“外来劳动者”和“本地贫困人口”之间的跨群体知识转移，旅游扶贫知识转移研究应由区域间知识转移或“企业一社区”知识转移，下移至不同社会群体间乃至个体间的知识转移。
（2）政府的利他性投入和组织协调是克服外来劳动者与贫困人口自行协调机制失灵、促使无意识“知识溢出”转变为有意识“知识转移”的关键。由于外来劳动者和贫困人口缺乏自行协调能力，只有通过政府承担知识转移系统的主要交易成本，改变各参与方的效用决策，才能实现面向贫困人口的知识转移。
（3）通过建立微观上的知识转移结对组合、中观上的双重协调网络和宏观上的精准帮扶政策体系，可以有序提升跨群体知识转移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最终形成面向贫困社区的知识转移“类组织”系统。
（4）通过扎根理论分析，梳理了知识转移的技术性过程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旅游扶贫知识转移效率形成机制模型。
5.2理论贡献与启示
（1）知识转移理论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区域间、组织间或组织内等典型情境。本文通过对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过程分析，探索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知识转移这一新研究领域，拓宽了知识转移理论的应用范围。
（2）旅游扶贫理论方面，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扶贫资源配置、政策设计与机会创造，缺乏对知识流转技术性过程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模型化说明。本文对扶贫知识转移微观发生机制“理论黑箱”进行了初步探析。
（3）旅游扶贫实践方面，本文提出了通过知识转移加快贫困人口能力发展的操作性思路，既包括观念变革，如重新界定不同参与者在旅游扶贫中的角色和职能，也包括行为优化和改革，如建立知识转移类组织系统和由政府承担交易成本等。
5.3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虽然采用多案例分析和扎根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但案例特殊性会影响结论的可概推性，后续研究还需扩展案例场景，如深度贫困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等。此外，本文基于质性材料分析获得的扎根理论仍属于中层理论，所揭示的变量间关系规律也还有待定量研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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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大多从政府视角出发，探索如何通过政策和项目设计来创造知识转移机会[7]，并以受培训人次数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后置统计数据来表征知识扶贫成果[8]，较少关注贫困人口实际利用这些机会的具体过程与效率，从而使面向贫困人口的知识转移微观发生机制迄今仍然是“理论黑箱”。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旅游精准扶贫先行地区——广东省为例，试图通过对多个旅游脱贫成功村落的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建构有关旅游扶贫知识转移过程与影响机制的扎根理论，从而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1 文献回顾
“知识转移”概念最早出现于技术经济学，特指企业通过跨国技术贸易和协同生产等途径扩充自有知识储备，后逐渐扩展至企业间、组织间或区域间等“有意识、有组织”的知识扩散行为[9]。在旅游研究领域，知识转移理论常用于对跨国饭店集团、连锁旅游企业或旅游目的地企业网络等场景中的组织间知识转移现象研究[10]。
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研究始于对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升问题的关注[1]。一般认为，提升贫困人口能力的主要途径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正式教育投入[11]，但片面依靠教育投入有可能导致“对象错位”和“内容错位”，即大部分参与旅游开发的贫困人口已超出受教育年龄，而且旅游从业所需知识技能大多是难以通过课堂教学传递的隐性知识[12]，因此基于工作情境的知识转移应成为对正式教育投入的重要补充[5]。实践中，大量旅游企业涌人使面向贫困人口的大规模知识转移成为可能，外来企业及其员工拥有显著知识技能优势，为贫困人口获取和吸收先进知识创造了机会[13]。知识转移机会既包括正式化的旅游企业在职训练和专家人村培训等[14]，也包括志愿者或游客等个体与贫困人口的非正式交流互动[15]。研究者认为，为贫困人口创造尽可能多的知识转移机会，将显著改善其知识与技能水平[16]，但大量案例表明，这些机会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这些矛盾有可能导致知识转移层次的底层固化、知识转移内容的低水平重复[6]和知识转移机会被非贫困人口攫取的精英捕获等现象[17]。
社区参与和旅游增权理论的引入，为上述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初步的成因与对策分析。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贫困人口作为“无权”弱势群体，缺乏促成知识转移所需的社会资本[5]，而自利性决策的旅游企业缺乏长期培养贫困人口的激励，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外部增权来克服双方激励不相容，如政府干预企业用工或单独开展公益性培训[18]，但对“政府主导”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还存有争议[3]。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大多认为形成上述矛盾的关键，是没有找到市场化机制与贫困人口能力建设的契合点，大量社区旅游项目失败表明，政府干预存在培训人员非专业、受训对象选择性和扶贫项目期限約束等弊端，因此主张“市场机制协调为主、政府干预为辅”[19]。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旅游学者的研究大都是从政府视角出发，讨论如何通过基于资源配置效应的政策和项目设计，为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知识转移机会，但忽略了知识本身具有可复制性、权力属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复杂特征[20]，贫困人口吸收知识的过程与争取物质资源的过程显著不同，而对知识转移的技术性过程解析已超出传统社区参与理论的边界。知识转移理论主要关注跨国公司、连锁企业或产业园区等边界清晰的大型组织，各主体在知识转移系统中的角色与职能明确，且主要通过经济利益纽带联结[21]，但旅游扶贫知识转移不但超出单一组织边界，而且主体间关系纽带有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公益动机等多种形式，因此不能简单套用现有知识转移理论。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侧重关注帮扶者在旅游扶贫知识转移中“可以做些什么”和“实际做了什么”，较少关注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关知识转移过程与影响机制的研究迄今仍是“理论黑箱”。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研究方法
针对现有理论缺口，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分析与扎根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已有文献来看，旅游扶贫研究侧重关注宏观视角的扶贫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而知识转移理论主要研究基于经济联系和自利决策的组织边界内行为，因此很难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演绎分析，提出有关旅游扶贫知识转移过程与机制的假设。采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实践素材出发梳理概念范畴，建立贴合实践情形的理论模型，归纳并检验不同个案中的可复制逻辑，是适合当前理论条件的研究方法。
2.2研究案例
首先，确认案例选择范围为我国精准扶贫先行地区广东省;然后，以省级示范点新丰县利坑村为初始案例，通过访谈调查和编码分析，辨识并确认知识转移双方是本地贫困人口和外来劳动者这两大社会群体，并以双方职业身份和工作联系形式为依据，划分出4种最常见的知识转移场景;最后，通过实地调查和反复比较，选取新丰利坑村、斗门接霞庄、新丰板岭村和大亚湾东升村4个村落为研究案例，每个案例代表一种知识转移场景类型。
案例1（利坑村）代表“外来劳动者和贫困人口共同受雇于开发商投资企业”时的知识转移场景。当地政府于2009年引入云天海度假酒店，全村先后有400余名贫困村民进入酒店工作。政府为企业提供多种政策优惠和奖励，推动企业开展扶贫培训，指定资深员工传帮带，优先选拔贫困员工进入管理层，并将贫困员工培养当做管理者考评主要标准。
案例2（接霞庄）代表“外来劳动者受雇于开发商投资企业，贫困人口从事企业关联业务”时的知识转移场景。当地毗邻御温泉度假区，企业响应政府扶贫号召，吸纳贫困村民从事食材供应、园林绿化与商业铺面经营等关联业务。企业制定关联业务技术标准，围绕技术标准进行关联业务验收，并对贫困村民进行标准示范、专项培训和全程技术指导。
案例3（东升村）代表“贫困人口从事社区旅游非正规就业，外来劳动者含多种职业身份”时的知识转移场景。当地是海上渔村，贫困人口主要参与渔家乐、出海游和短租民宿等旅游项目，外来劳动者包括渔家乐管理人员、旅行社导游、扶贫干部与专家等多种职业。知识转移方式包括政府人村培训、民俗活动指导以及村民与外部企业的日常业务协作等。
案例4（板岭村）代表“外来劳动者和贫困人口共同创办或受雇于本地小企业”时的知识转移场景。当地政府打造了含近百家“农家乐”的客家美食长廊，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者、职业经理、技术人员和本地贫困村民。政府颁布服务质量规范和等级评定制度，推动外来职业经理和技术骨干对贫困村民进行业务培训和传帮带，同时积极扶持贫困家庭与外来劳动者合作创业，促进双方在多个层面上的知识交流。
2.3數据收集与分析
2013年4月开始，笔者耗时4年多对全省多个案例村进行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非正式访谈与现场观察等数据收集方法。访谈对象包括贫困村民、外来劳动者、企业管理者、政府和村委干部等各种利益相关者，每次访谈约0.5～2小时，此外，本文还收集了政府文件报告、企业档案记录与现场观察札记等其他类型数据。
本文的质性资料分析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首先，访谈资料达到一定丰度后，采用Strauss和Corbin的三级编码方法[22]进行初始编码;然后，以初始编码获得的类属、属性和理论假设等为依据，循理论抽样要求将调研范围拓展到各案例地中的所有个案类型;之后，不断纳入新资料中涌现的新概念，补全类属和属性数据，绘制逻辑分析图;最后，当质性资料与理论假设的持续比较达到“理论饱和点”时，归纳得出本文的理论模型。
3 编码与理论分析
笔者自2013年开始3次前往初始案例地——新丰县利坑村实地调查，先后采访贫困村民、云天海度假村外来员工及管理人员、村委委员和县镇扶贫干部等32人次，其中，贫困村民累计受访21人次，含8名男性和13名女性，除2人为高中肄业外，其余均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访者年龄介于25～50岁。通过对访谈记录和各种资料文本的编码分析，得到有关旅游扶贫知识转移发生机制的初步结论，并以此作为探索性案例分析的待检验逻辑。
3.1开放编码
为提高开放编码信度，本文秉持文化主位与客位相结合原则，采用双人逐段编码，两人编码相同或相近处保留，相异之处则由课题组成员讨论确认。结果见表1第2列。
3.2轴心编码
在开放编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形成了5个主类属及相应的子类属、属性和维度（表1第3列）。为展现知识转移现象特征归纳和理论建构过程，本文对各类属的实际涵义作简要阐释。
“旅游精准扶贫开发”类属
引入外来企业进行旅游扶贫开发，并按照“贫困家庭优先”和“一户一策”等精准扶贫原则安排村民进企业工作，使贫困人口有条件与外来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频繁接触，尤其是全职工作的贫困人口更是因此获得了较系统的知识转移机会。
“知识转移双方关系”类属
贫困村民成为与外来劳动者朝夕共处的企业同事，但双方初始阶段的知识技能和职级收入差距很大，相互之间不太信任，矛盾重重，不太容易成为有交情的朋友。很显然，仅凭双方自行协调关系，无法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程度。
“知识获取与传递”类属
贫困村民的学习动机是谋求稳定工资收入，外来劳动者原本没有传授知识的动机与责任感，但精准扶贫政策下的新型政企关系提供了物质奖励、荣誉表彰和晋升优先等激励。除了企业统一培训外，对贫困村民帮助最大的是将他们与外来员工在工作中混合编组，指定师傅传帮带，村民听师傅讲解，模仿师傅做事，主动请教问题，师傅也会针对性选择合适的传授内容与方法。村民主要学习服务操作知识，少数人会主动咨询经营管理问题。
“政府与第三方协调”类属
政府扶贫部门提出以能力建设为帮扶工作重心，将帮扶工作下沉到每一个贫困家庭。政府发现企业和外来员工缺乏培养村民的主动性和耐心，因此采用政策激励与过程管控结合的协调方式。一方面向企业提供用地、贷款和税收等优惠政策，将知识转移活动的具体组织事务委托给企业和村委，另一方面密切关注知识转移实际进展，及时化解矛盾与隐患。
“贫困人口知识吸收”类属
知识转移效果主要表现为贫困人口吸收和利用先进知识的程度。在政府倡导和企业配合下，贫困村民获得了独立作业授权、优先晋升管理岗和轮换调动部门等试错和自主学习机会，贫困人口群体内部也经常交流讨论所学知识。随着累积学习时量增加，贫困村民习得的知识逐渐超出服务操作层次。
基于轴心编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1）当旅游扶贫开发带来大量外来劳动者时，可能出现“外来劳动者一本地贫困人口”跨群体知识转移。（2）跨群体知识转移包含知识获取、传递和吸收等环节。由于双方自行协调关系困难，因此需要有政府和第三方参与协调。（3）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政府依托企业和村委，为知识转移双方创造条件，提供激励，不断提升知识转移的组织性和计划性。（4）当贫困人口获得足够试错与自主学习机会时，知识吸收能力显著提升，使知识转移逐步进入较高层次。
3.3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阶段，本文发现知识转移各方行动与相互间关系调整，都与知识吸收目的有关，因此可将“贫困人口知识吸收”视为“核心类属”，而“知识获取与传递”和“政府与第三方协调”为支援类属。导致跨群体知识转移发生的因果条件是“旅游精准扶贫开发”，而“知识转移双方关系”则是情境条件。基于各类属间逻辑关系，本文分析并歸纳贯穿其中的故事线，获得对初始案例的以下结论：旅游精准扶贫开发使“外来劳动者一本地贫困人口”之间的跨群体知识转移成为可能。知识转移效率内生于知识“获取一传递一吸收”的技术性过程和各参与方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性过程，提高效率的关键是建立政府主导的关系协调网络，逐步提升知识转移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
4 案例讨论
4.1初始结论修正与案例扩展分析
上述结论仅反映了贫困村民全职受雇于开发商投资企业模式中的知识转移现象。为检验该结论的可概推性，本文将案例研究范围扩展至旅游扶贫中的其他知识转移场景，并在每种场景类型中进行理论抽样和比较，以检验和修正初始结论。
表2说明，初步结论中的“类属一属性一维度”框架与主要理论假设基本适用于其他场景类型，但各类属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有一定差别。据此，本文对初始结论进行了以下修正：
（1）扩展了外来劳动者群体边界。除了初始案例中的企业外来员工外，外来劳动者还应包含扶贫专业干部、志愿者、外来创业者、外部供应商和导游等各种与贫困人口有稳定工作联系的劳动者。（2）发现政府主导并协调各方关系的方式，除初始案例中的政策激励外，还包含行业标准推广、大型活动导人与实务技术指导等多种“因地制宜”的方式。（3）发现除“政府一企业一村委”正式协调机制外，本地精英“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协调作用也很突出，而回到初始案例中也发现较早晋升的贫困人口充当了“知识转泽者”和“中介者”等协调角色。（4）发现贫困人口普遍有高流动性和就业状态变换频繁等特征，因此增加“村民学习连贯性”子类属，补充描述知识转移状态。
4.2旅游精准扶贫中的知识转移过程模型
以上述结果为基础，本文继续对清远安庆村、英德红茶谷和梅州丰顺村等其他村落进行理论抽样和个案发掘。研究结果丰富和补全了属性和维度数据，但没有再产生有理论价值的新类属，表明扎根理论建构已达到理论饱和点。据此，本文通过对最终类属、属性和维度信息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得出旅游精准扶贫背景下知识转移过程的理论模型。
图1表明：（1）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主要发生于贫困人口与外来劳动者之间。由于贫困人口主要以个体和群体身份出现，因此对应的知识传递方应是具备优势知识且有密切工作联系的个体和群体。（2）知识转移过程包含知识流转的技术性过程和各参与方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性过程。前者包含知识获取、加工、传递和吸收等技术性环节，并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后者包括贫困人口、外来劳动者、政府、企业、村委（社区）和本地精英等各利益相关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解构、重构与再生产。（3）关系再生产过程中，政府通过承担知识转移系统的主要交易成本来获得主导地位。以政府为主导核心，统筹建立“政府一企业一村委”正式协调机制和“本地精英一社群”非正式协调机制，最终形成覆盖整个贫困社区的知识转移“类组织”系统。（4）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性过程可以提高知识流转过程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反过来，技术性过程顺利演进也会降低社会性过程的运行成本，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旅游扶贫知识转移的不断升级与发展。
4.3旅游扶贫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形成机制
表3列举了最终的主类属和子类属结果，而对已有文献的检索和比对也表明，研究者曾对其中大部分要素与知识转移结果的关系进行论述，但没有形成统一理论主线，因此可以通过分析各类属与知识转移效率的因果联系，近似推断知识转移效率的形成机制。
如表3所示，依照“原因先于结果”原则，本文将各类属划分为以下类型：（1）外生性因素——反映了知识转移系统运行的外部影响因素，可以对知识转移系统产生影响，但不受系统本身影响;（2）前置因素——反映了知识转移开始阶段各参与方的投入或状态;（3）“前置一后置”因素——类似于中间变量，既是各前置因素的阶段性结果，也是后置最终结果的输入因素;（4）后置因素——反映了各方行動与互动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是下一轮知识转移的输入因素。以分类结果为依据，重新归并和梳理各子类属的关系集合，可得到有关旅游扶贫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形成机制模型（图2）。
图2表明：（1）初始投入阶段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各扶贫参与方的资源配置效应，如外来劳动者数量占比、贫困人口与外来劳动者的工作联系紧密度以及政府提供的知识扶贫激励等;（2）运行阶段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于知识转移“类组织”系统的建立和发展，使超出单一企业边界的知识扩散行为具备目的性、组织性和计划性，从而区别于自发性知识溢出;（3）产出阶段，知识转移强度、深度和贫困人口的知识内化程度，反映了当期知识转移结果，也为下一轮各参与方的再投入提供了新的条件。
5 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本文以广东省多个旅游脱贫成功村落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了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过程与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结论：
（1）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是发生于“外来劳动者”和“本地贫困人口”之间的跨群体知识转移，旅游扶贫知识转移研究应由区域间知识转移或“企业一社区”知识转移，下移至不同社会群体间乃至个体间的知识转移。
（2）政府的利他性投入和组织协调是克服外来劳动者与贫困人口自行协调机制失灵、促使无意识“知识溢出”转变为有意识“知识转移”的关键。由于外来劳动者和贫困人口缺乏自行协调能力，只有通过政府承担知识转移系统的主要交易成本，改变各参与方的效用决策，才能实现面向贫困人口的知识转移。
（3）通过建立微观上的知识转移结对组合、中观上的双重协调网络和宏观上的精准帮扶政策体系，可以有序提升跨群体知识转移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最终形成面向贫困社区的知识转移“类组织”系统。
（4）通过扎根理论分析，梳理了知识转移的技术性过程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旅游扶贫知识转移效率形成机制模型。
5.2理论贡献与启示
（1）知识转移理论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区域间、组织间或组织内等典型情境。本文通过对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过程分析，探索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知识转移这一新研究领域，拓宽了知识转移理论的应用范围。
（2）旅游扶贫理论方面，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扶贫资源配置、政策设计与机会创造，缺乏对知识流转技术性过程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模型化说明。本文对扶贫知识转移微观发生机制“理论黑箱”进行了初步探析。
（3）旅游扶贫实践方面，本文提出了通过知识转移加快贫困人口能力发展的操作性思路，既包括观念变革，如重新界定不同参与者在旅游扶贫中的角色和职能，也包括行为优化和改革，如建立知识转移类组织系统和由政府承担交易成本等。
5.3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虽然采用多案例分析和扎根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但案例特殊性会影响结论的可概推性，后续研究还需扩展案例场景，如深度贫困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等。此外，本文基于质性材料分析获得的扎根理论仍属于中层理论，所揭示的变量间关系规律也还有待定量研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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