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中国奥运的先驱者
彭援军
张伯苓，1876年生于天津，他是中国奥运的先驱者、南开大学创办人及首任校长。张伯苓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贡献，首先在体育。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倾心体育、精通体育。张伯苓堪称是“中国注重体育的第一人”。
张伯苓以倡导爱国教育和重视学校体育，为教育界所钦敬。发展体育、增强国民的体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多次谈到：教育的目的是救国，即以教育来改造中国，但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她的体魄”。为此，张伯苓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国体育竞赛活动，建国前历任各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因教育成就卓著，先后被授予国家奖章及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名誉博士。
张伯苓于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75岁。周恩来与张伯苓师生之谊近40年，张伯苓逝世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赶来天津吊唁，并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南开大学敬塑张伯苓铜像，以资永怀。
张伯苓在中国奥运史上的六大贡献
张伯苓研究的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认为，张伯苓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有六大贡献。
第一，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张伯苓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应当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问题。早在100年前，即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这是国人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主张。
第二，最早提出开展“远东奥林匹克运动”
张伯苓先生最早参与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后改称远东运动会)的创建和组织工作。张伯苓是远东体协成员之一，参加过第二、三、五、八、九届远东运动会，担任过第二、三、九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领队和第三、五届远东运动会的大会总裁判。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体育组织。
第三，最早提倡将奥林匹克教育编入课本
张伯苓先生最早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通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推动校园体育课程建设。他在创办南开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体现奥林匹克与素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率先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了体育科学教学大纲中。1929年10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天成印字馆)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就明确写明要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这是最早提倡把奥林匹克教育写入课本的历史见证。
第四，最早创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任中国第一任奥委会主席
张伯苓先生最早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中华体育协进会努力推进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先后加入了国际足球协会、国际游泳协会、国际草地网球协会、国际技巧协会等，并选派观察员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这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
1949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宣布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第五，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
张伯苓先生最早促成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项目比赛。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推动我国著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刘长春参加了百米比赛项目，从而开启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历史。
第六，最早发起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活动
张伯苓最早参与发起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活动。1945年9月7日，张伯苓主持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会议一致同意邀请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张伯苓还负责“向政府商洽”此事。这是最早发起中国要举办奥运会的申办奥运活动。
弃武从文，造就新人，体育为先，强我华夏
张伯苓原名张寿春，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张伯苓的父亲以教私塾为生，他从小耳濡目染，对私塾这种填鸭式教育深有感触。由于家庭并不富裕，父辈无心无力供他走科举之路，张伯苓读了几年私塾后便报考了时称“新学”、不用缴纳学费的北洋水师学堂。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学习5年，受到了比较正规的新式教育训练，学到了比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对中西文化教育的异同也有了最直接的感受。1894年，张伯苓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开始服务于北洋海军。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当时北洋海军数量、质量都不亚于日本，却惨败于对方。兵败后的北洋海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张伯苓痛感祖国国土虽大，历史虽久，人口虽多，但是人的素质必须提高，“必须改造人！”
此后不久，威海卫被日本占据，后英国人要强租威海卫，而清政府无力相拒，只能听之任之。张伯苓亲身参加了威海卫交还一事，先看到日本太阳旗在威海卫降下，再看到中国龙旗升起，隔一日又看到改升英国米字旗。张伯苓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更令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文，献身教育救国。“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1898年，严修礼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馆。这是张伯苓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严修是晚清翰林出身，但思想开明，力主教育救国。他不让自己的子侄专学孔孟之道、四书五经，更不希望他们重复科举做官的老路。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时，张伯苓就要求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把木椅，上面架一个长竹竿，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练跳高。这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张伯苓在严氏家馆讲授的科目除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外，还特别增设了体育课。
当年西方体育传入我国，主要是在军队和军事学堂实行，而传统塾馆是鄙夷体育的。但此时的张伯苓，不仅大胆把体育列为私塾的必备课程，还积极地以课外活动方式开展新式体育，踢足球、骑自行车、练哑铃等。夏季时鼓励学生穿短裤参加体育锻炼，士大夫阶级、读书人当时还是宽袍博带，留着长指甲、迈着四方步，而张伯苓引进近代体育，大胆开风气之先。
此后，张伯苓积极仿学日本、美国教育，倡办新式学校，联合严修等地方著名人士捐输财力，创办南开。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又看到很多原本强壮的矿科毕业学生，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时，竟然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赤诚的爱国之心，使张伯苓暗下决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而体育，正是强国强种的重要手段。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张伯苓便将这样的理念带入南开学校，使更多的有志青年受其恩泽。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三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为了强身，张伯苓十分注意体育教育的普及，可以说，南开学校是张伯苓以体育强国强种的重要试验场，其鸿鹄之志体现在当时南开的每一个角落。在张伯苓的大力倡导下，体育之风吹遍了南开园，由于各项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校内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运动选手和实力雄厚的运动代表队，从董守义到郭毓彬，从中北足球队到南开五虎，都是曾经在天津、华北及全国各地甚至远东比赛中威震一时的骁将猛士。他们多次在天津、北京、华北及全国各地甚至远东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张伯苓酷爱足球运动，他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积沙成塔，积羽沉舟。”张伯苓的努力在当时的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被喻为“体育校长”。他还因此被推选为中国体育组织的领导人物。正如著名体育专家、曾任职于南开的郝更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的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注重体育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伯苓的人才教育信条是兼顾德、智、体三个方面，而且他对德育、智育、体育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张伯苓曾多次谈到：教育的目的是救国，即以教育来改造中国，但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她的体魄。”在南开大学任校长期间，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首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他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在他看来，德育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内容，积极的人生观、事业心、意志、社会公德、正直、善良、无私等多种素质，都是衡量一个人品格的重要尺度。
而在体育方面，张伯苓则更是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最为热心体育并精通体育的“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张伯苓认为，国民体质衰弱、精神不振、工作效率低，是因为国人不重视体育。这不仅是某一个人身体不健壮的问题，而是国民体弱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结果。他说，过去一提国家强盛，就联想到军队的多寡、军火武器的优劣，其实，国家的强弱，至关重要的是人的体质。他根据多年的观察，认为“在德、智、体三育之中，我国人最差的是体育”，“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主张“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因此，他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大声疾呼：“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1946年冬，张伯苓由美返国，对发展体育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教育如果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不懂得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
张伯苓一生提倡体育不遗余力。他始终把学生的健康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个思想的确立，不仅仅是出于为改变当时广大青少年由于享受不到真正的体育权利，健康状况极为低下的局面，更是基于他对体育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材的教育中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1917年5月，蔡元培应天津南开学校张伯苓校长邀请，到校作论德、智、体三育的演讲。他阐述了体育的作用和目的，批判了旧教育不重视体育而造成的恶果。蔡元培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党人和教育家，他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其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蔡元培曾极力推崇过“军国民体育”。当时，辛亥革命后不久，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没完成，帝国主义仍企图瓜分中国，各派军阀连年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蔡元培在l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阐述了进行军国民教育的理由，把体育提到捍卫祖国，恢复国权，维护共和体制的高度。
在南开学校，张伯苓真正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而体育教育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所刚刚建立起来的私立学校，南开学校的经费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但在体育教学和设施建设方面，张伯苓总是慷慨解囊，毫不吝惜。学校不仅修建了大操场，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棒球场和网球场也一应俱全，甚至连当时还不多见的冰球场也可以在南开看到。此外，还有单杠、双杠、木马、吊环、平梯、吊绳、跳箱等多种体育器械。
张伯苓不惜重金，聘请专业体育教师来南开任教。这些体育教师大都具有高等院校体育专业的学位，有的还有在外国大学体育专业进修或者留学的经历。体育课在南开学校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被列为和其他文化知识课程同样重要的必修课。南开中学规定，体育测验不及格，或者高中三年级以前不习满规定体育课的学生不能毕业。南开大学也明文规定，“须习满三年规定正科体育课程者始能毕业”。体育课还有非常正规的考试，分笔试与术科两种。笔试是考试各种运动规则，术科是考核实际运动成绩，及格标准是田径百米最低14秒跑完、球类篮球一分钟进球筐7个。此外，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等，也都有一定的具体数量标准。张伯苓在南开实行体育与运动“双轨制”，即除了规定每周三小时的体育课之外，还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课外的体育活动。每天下午四点，同学们自觉放下手中的书本，一身轻松地在运动场上一显身手，教室里面很少再有同学埋头苦读。有时，张伯苓那高大的身影也会出现在操场上，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体育活动。
张伯苓认为体育运动还能培养学生们胜不骄、败不馁的体育精神。他还具体阐述如何看待胜败等问题：“本校开运动会时，各班皆力争第一，宜也。然二十余班，不能皆得第一，终必有失败者。失败之后，尤须加意练习，毋得因是沮丧也。西人有言：为赢易，为输难。输非难也，输而能不自馁、不尤人斯难耳。此种精神，为中国少年人所最要者，汝等共勉之”。在他看来，真正的体育精神乃是一种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创造最佳成绩以及以豁达乐观的情绪和心境来对待失败的态度。
张伯苓一生从事教育，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校、南开小学、南开幼儿园、重庆南开中学，承办了四川蜀光中学，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有相当影响。张伯苓亲任南开大学校长30年，亲任南开系列学校校长40年，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作出重要的贡献，使南开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从举世钦敬的革命伟人到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从读书万卷的文苑大师到为国争光的体坛虎将。1937年日军炸毁南开后，他与梅贻琦、蒋梦麟共同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成为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
作者：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