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主要特点及历史经验
鱼俊清等
摘 要：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仅存的一块比较完整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抗击日寇和建立新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在这块红色根据地，党领导西北红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军事斗争。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研究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特点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党史军史研究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使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红军； 军事斗争
中图分类号： K26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84-04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历史背景
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及早期形成的渭北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省北部和甘肃省东部的接壤地区，北起长城，南至关中北部的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曾在陕、甘两省的二十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它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并成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走向敌后抗战的出发点。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开展土地革命和领导武装斗争的背景下创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1932年春渭北根据地建立，1935年2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统一，到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三个历史阶段。依据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历程，其军事斗争分为创建时期的军事斗争（1927年9月-1935年2月），形成时期的军事斗争（1935年2月-1935年10月）和巩固时期的军事斗争（1935年10月-1937年9月）。
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开展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红26军（陕甘边红军）和红27军（陕北红军）。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取得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的胜利，参与东征、西征，使西北红军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健康发展。在军事斗争中涌现出马文瑞、马明芳、王泰吉、杨森、贺晋年等一批具有指挥才能的军事骨干。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西北红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为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展的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军事斗争。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历史特点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年的全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成功开展兵运工作，为西北红军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1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提出：要建立军阀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军阀军队里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发动和领导兵士日常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中心部队的工作，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在农民斗争剧烈的区域内，特别注意兵士斗争与农民斗争的配合。在这个指示下，大批共产党员到杨虎城部作兵运工作，第17路军的第17师、第42师、第58师，以及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都有共产党员作兵运工作，进而发动兵变或起义。总之，从1929年春夏到1933年7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先后领导了数十次兵变起义。这些兵运工作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展兵运工作的成功之处还表现在做好民团的统战工作，“凡与我军为敌对抗，我有力量消灭的，坚决消灭，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1] 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红26军同盘踞在庙湾一带具有进步倾向的民团首领夏玉山建立统战关系，并通过夏玉山购买过武器弹药和物资。1933年1月中旬，红26军派代表同夏玉山谈判，双方约定：两家继续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
根据斗争实际情况，区别不同类别土匪，做好统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制定的统战政策是：“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也予彻底消灭”。除上述两种情况外，“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2]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红26军对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进行了坚决打击，而对贫苦农民出身、被逼投身绿林的黄龙山“山大王”之一郭宝珊则进行争取工作。1934年10月，郭宝珊在庆阳新堡率部起义，参加红军，并于1935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哥老会很多，且大多讲义气，并与红军、游击队有关系，也提供过不少帮助。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他们采取争取政策，而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另外，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在革命根据地内也相当普遍，其中成员多为贫苦农民，虽然信奉迷信，但党和苏维埃政府逐步争取和改造他们，建立地方游击队，为红军补充兵员，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虽然当时全党处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统治下，但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却在统一战线策略下，依然保证了根据地军事斗争的顺利发展。
（二）最早设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政治委员，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政治委员制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工作根本制度之一。西北工农革命军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开创了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工农革命武装相继始建。不论是打响武装反对国民党当局第一枪的南昌起义，还是随后爆发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普遍在起义之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并沿袭大革命时期军队设立党代表的政治工作制度。唯有1928年5月1日，在西北地区爆发的渭华起义，不仅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而且还设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后来，红军在军事斗争过程中相继在部队设立政治委员。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对于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完成党赋予红军的各项任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西北地区军事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等始终是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提出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红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的胜利，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深入实际、实行具体领导等重要原则，这对加强红军政治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渭华地区是陕西境内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全陕西开展革命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早在冯玉祥反共“清党”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就将一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先后派到渭华地区，组织领导该地区的军事斗争。通过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其他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直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都始终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在开展武装斗争中都把政治工作作为红军生存发展的法宝，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军队设立前委，纵队和营设党委，连设支部；军设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团、营设政治指导员，对官兵和工农群众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保证了部队发展的方向，解决了枪口对谁的重大原则问题，最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壮大。
（三）举办战时干部学校，为西北红军发展培养军事干部
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主要领导人在开展军事活动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军事干部的培养工作，他们为培养具有较高军事素质的干部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1932年1月，刘志丹在新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引导训练班学员坚持学习军事知识和革命道理。1933年又创办了随营学校，在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又针对军事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现状展开扫盲识字。1934年3月，刘志丹和习仲勋建立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他们分别担任校长和政委。同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要扩大红军队伍，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3]
当时，军政干部学校的军事课均由刘志丹亲自讲授，使学员们的军事素养和游击战争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凡经培训的学员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中参与革命，都成为军事斗争的中坚力量，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巩固提高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水平。通过进行军事教育活动，对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军事干部和提升部队战斗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培育储备了一批军事干部。
三、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的根本保证
党和军队的关系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核心问题。能否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是关系到党能否正确推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重大问题。1929年12月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4]88可以说，从那时起军队的一切工作就由党“讨论和决议”，从而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思想在西北地区得以创造性的运用，并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坚持革命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统一，有力地保证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胜利进行。
刘志丹等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常以过去多次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要求部队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1930年10月，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建立了西北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1年9月，恢复南梁游击队建制的同时，在部队中及时建立了党支部，确立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使部队从诞生之日就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1933年11月，红26军在师、团两级建立了党委，在红军连队和游击队中建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在西北革命根据地整个军事斗争过程中，基本实现了党组织在部队中自上而下的全面覆盖。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肃反”错误，解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员干部，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在军事行动上、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正是由于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使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优良的革命传统，人民军队才能够克敌制胜、勇往直前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正是由于自觉听从党指挥，人民军队才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了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数次“围剿”。
总结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经验可以看出：开展军事斗争，坚持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克服教条主义错误影响，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根本保证。正如习仲勋同志所指出的：“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艰险，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了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5]
（二）实行统一战线是西北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国革命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结合本地特点和自身实际，十分重视开展以兵运工作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在积极努力探索和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军事统一战线，且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兵运活动。他们在军事斗争过程中注重从实际出发，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和策略，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减少敌对势力，扩大统一战线阵营，号召共产党员到兵营中去，争取士兵起义，为革命积蓄了力量。在贯彻党的统战策略中，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等人坚持把军事统一战线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创新了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特点鲜明的统战策略。其中红色革命武装、白色兵运工作、灰色改造土匪的“三色”活动，开创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和军事统一战线的斗争模式。
如在开展兵运工作时期，他们很注意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如刘志丹利用幼时的同学、曾任国民党甘军陈璋部旅长的刘保堂开展统战工作。刘志丹到陈部作兵运工作时，在同学感情基础上进一步和刘保堂交朋友，直到无所不谈。后来，刘保堂想加入红军。通过开展兵运工作，使国民党军队官兵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在西北地区建立我党自己的军队提供了有利条件。
又如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时期，陕西省委重点采取了对绿林武装（土匪）郭宝珊的争取工作，促使其在1934年10月，率部起义，参加红军。通过这一系列积极、灵活、稳妥的策略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变被动为主动，使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实践证明，当时开展得很务实的军事统战工作，为开展军事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打开了通道，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更为党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密切联系群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 西北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革命为了人民的理念，在军事斗争实践过程中，以建立红色革命政权为目的，争取和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刘志丹在组建陕甘游击队之初就向群众发过布告：“劳苦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团结一致，根本动摇西北国民党军阀统治，推进西北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使广大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起来，为打倒国民党军阀与压迫而斗争，为解放自己而斗争来参加红军游击队”。[7] 刘志丹常说：“群众宣传好了，我们就能打胜仗；群众宣传不好，没有人替你通风报信，就要挨打”。[8] 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大力支持，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才得以发展壮大。
党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中注重将军事斗争与土地革命斗争相结合，实行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充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党开展的军事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展战勤服务工作，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运送物资，抢救伤病员的工作中，人民群众踊跃支前；此外，为配合主力红军，他们为部队传送情报，通报敌情，主动加入红军游击队，为保卫和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红军作战时，地方兵团、赤卫军、儿童团等竞相配合，众志成城地积极开展游击战，并通过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围剿”。每当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时，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不畏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军事斗争，通过军民密切配合、共同抗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实告诉我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511 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志丹
纪念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7.
[2]曲涛.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
央文史出版社，2009：164.
[3]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陕西革命历
史文件汇集（1933-1936）[G].甲7（内部
资料），1992：397.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1.
[5]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18.
[6]毛泽东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1：136.
[7]刘志丹研究委员会组.刘志丹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
[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志丹
纪念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508.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党 婷]
摘 要：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仅存的一块比较完整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抗击日寇和建立新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在这块红色根据地，党领导西北红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军事斗争。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研究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特点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党史军史研究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使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红军； 军事斗争
中图分类号： K26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84-04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历史背景
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及早期形成的渭北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省北部和甘肃省东部的接壤地区，北起长城，南至关中北部的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曾在陕、甘两省的二十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它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并成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走向敌后抗战的出发点。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开展土地革命和领导武装斗争的背景下创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1932年春渭北根据地建立，1935年2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统一，到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三个历史阶段。依据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历程，其军事斗争分为创建时期的军事斗争（1927年9月-1935年2月），形成时期的军事斗争（1935年2月-1935年10月）和巩固时期的军事斗争（1935年10月-1937年9月）。
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开展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红26军（陕甘边红军）和红27军（陕北红军）。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取得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的胜利，参与东征、西征，使西北红军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健康发展。在军事斗争中涌现出马文瑞、马明芳、王泰吉、杨森、贺晋年等一批具有指挥才能的军事骨干。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西北红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为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展的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军事斗争。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历史特点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年的全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成功开展兵运工作，为西北红军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1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提出：要建立军阀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军阀军队里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发动和领导兵士日常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中心部队的工作，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在农民斗争剧烈的区域内，特别注意兵士斗争与农民斗争的配合。在这个指示下，大批共产党员到杨虎城部作兵运工作，第17路军的第17师、第42师、第58师，以及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都有共产党员作兵运工作，进而发动兵变或起义。总之，从1929年春夏到1933年7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先后领导了数十次兵变起义。这些兵运工作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展兵运工作的成功之处还表现在做好民团的统战工作，“凡与我军为敌对抗，我有力量消灭的，坚决消灭，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1] 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红26军同盘踞在庙湾一带具有进步倾向的民团首领夏玉山建立统战关系，并通过夏玉山购买过武器弹药和物资。1933年1月中旬，红26军派代表同夏玉山谈判，双方约定：两家继续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
根据斗争实际情况，区别不同类别土匪，做好统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制定的统战政策是：“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也予彻底消灭”。除上述两种情况外，“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2]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红26军对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进行了坚决打击，而对贫苦农民出身、被逼投身绿林的黄龙山“山大王”之一郭宝珊则进行争取工作。1934年10月，郭宝珊在庆阳新堡率部起义，参加红军，并于1935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哥老会很多，且大多讲义气，并与红军、游击队有关系，也提供过不少帮助。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他们采取争取政策，而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另外，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在革命根据地内也相当普遍，其中成员多为贫苦农民，虽然信奉迷信，但党和苏维埃政府逐步争取和改造他们，建立地方游击队，为红军补充兵员，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虽然当时全党处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统治下，但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却在统一战线策略下，依然保证了根据地军事斗争的顺利发展。
（二）最早设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政治委员，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政治委员制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工作根本制度之一。西北工农革命军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开创了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工农革命武装相继始建。不论是打响武装反对国民党当局第一枪的南昌起义，还是随后爆发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普遍在起义之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并沿袭大革命时期军队设立党代表的政治工作制度。唯有1928年5月1日，在西北地区爆发的渭华起义，不仅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而且还设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后来，红军在军事斗争过程中相继在部队设立政治委员。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对于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完成党赋予红军的各项任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西北地区军事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等始终是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提出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红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的胜利，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深入实际、实行具体领导等重要原则，这对加强红军政治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渭华地区是陕西境内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全陕西开展革命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早在冯玉祥反共“清党”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就将一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先后派到渭华地区，组织领导该地区的军事斗争。通过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其他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直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都始终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在开展武装斗争中都把政治工作作为红军生存发展的法宝，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军队设立前委，纵队和营设党委，连设支部；军设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团、营设政治指导员，对官兵和工农群众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保证了部队发展的方向，解决了枪口对谁的重大原则问题，最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壮大。
（三）举办战时干部学校，为西北红军发展培养军事干部
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主要领导人在开展军事活动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军事干部的培养工作，他们为培养具有较高军事素质的干部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1932年1月，刘志丹在新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引导训练班学员坚持学习军事知识和革命道理。1933年又创办了随营学校，在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又针对军事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现状展开扫盲识字。1934年3月，刘志丹和习仲勋建立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他们分别担任校长和政委。同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要扩大红军队伍，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3]
当时，军政干部学校的军事课均由刘志丹亲自讲授，使学员们的军事素养和游击战争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凡经培训的学员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中参与革命，都成为军事斗争的中坚力量，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巩固提高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水平。通过进行军事教育活动，对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军事干部和提升部队战斗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培育储备了一批军事干部。
三、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的根本保证
党和军队的关系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核心问题。能否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是关系到党能否正确推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重大问题。1929年12月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4]88可以说，从那时起军队的一切工作就由党“讨论和决议”，从而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思想在西北地区得以创造性的运用，并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坚持革命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统一，有力地保证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胜利进行。
刘志丹等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常以过去多次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要求部队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1930年10月，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建立了西北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1年9月，恢复南梁游击队建制的同时，在部队中及时建立了党支部，确立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使部队从诞生之日就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1933年11月，红26军在师、团两级建立了党委，在红军连队和游击队中建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在西北革命根据地整个军事斗争过程中，基本实现了党组织在部队中自上而下的全面覆盖。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肃反”错误，解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员干部，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在军事行动上、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正是由于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使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优良的革命传统，人民军队才能够克敌制胜、勇往直前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正是由于自觉听从党指挥，人民军队才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了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数次“围剿”。
总结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经验可以看出：开展军事斗争，坚持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克服教条主义错误影响，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根本保证。正如习仲勋同志所指出的：“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艰险，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了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5]
（二）实行统一战线是西北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国革命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结合本地特点和自身实际，十分重视开展以兵运工作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在积极努力探索和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军事统一战线，且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兵运活动。他们在军事斗争过程中注重从实际出发，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和策略，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减少敌对势力，扩大统一战线阵营，号召共产党员到兵营中去，争取士兵起义，为革命积蓄了力量。在贯彻党的统战策略中，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等人坚持把军事统一战线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创新了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特点鲜明的统战策略。其中红色革命武装、白色兵运工作、灰色改造土匪的“三色”活动，开创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和军事统一战线的斗争模式。
如在开展兵运工作时期，他们很注意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如刘志丹利用幼时的同学、曾任国民党甘军陈璋部旅长的刘保堂开展统战工作。刘志丹到陈部作兵运工作时，在同学感情基础上进一步和刘保堂交朋友，直到无所不谈。后来，刘保堂想加入红军。通过开展兵运工作，使国民党军队官兵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在西北地区建立我党自己的军队提供了有利条件。
又如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时期，陕西省委重点采取了对绿林武装（土匪）郭宝珊的争取工作，促使其在1934年10月，率部起义，参加红军。通过这一系列积极、灵活、稳妥的策略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变被动为主动，使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实践证明，当时开展得很务实的军事统战工作，为开展军事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打开了通道，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更为党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密切联系群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 西北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革命为了人民的理念，在军事斗争实践过程中，以建立红色革命政权为目的，争取和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刘志丹在组建陕甘游击队之初就向群众发过布告：“劳苦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团结一致，根本动摇西北国民党军阀统治，推进西北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使广大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起来，为打倒国民党军阀与压迫而斗争，为解放自己而斗争来参加红军游击队”。[7] 刘志丹常说：“群众宣传好了，我们就能打胜仗；群众宣传不好，没有人替你通风报信，就要挨打”。[8] 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大力支持，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才得以发展壮大。
党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中注重将军事斗争与土地革命斗争相结合，实行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充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党开展的军事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展战勤服务工作，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运送物资，抢救伤病员的工作中，人民群众踊跃支前；此外，为配合主力红军，他们为部队传送情报，通报敌情，主动加入红军游击队，为保卫和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红军作战时，地方兵团、赤卫军、儿童团等竞相配合，众志成城地积极开展游击战，并通过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围剿”。每当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时，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不畏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军事斗争，通过军民密切配合、共同抗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实告诉我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511 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志丹
纪念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7.
[2]曲涛.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
央文史出版社，2009：164.
[3]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陕西革命历
史文件汇集（1933-1936）[G].甲7（内部
资料），1992：397.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1.
[5]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18.
[6]毛泽东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1：136.
[7]刘志丹研究委员会组.刘志丹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
[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志丹
纪念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508.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党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