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对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社会观的批判
摘 要： 卢梭揭示了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危机，指出启蒙思想家们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政治的腐化、道德的衰败和人性的异化。他用“自然”来对抗启蒙运动的“文明”，用共和主义的道德概念来对抗启蒙运动的现代进步概念，其深刻洞见一直影响和启迪着各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 卢梭； 启蒙运动； 科学主义社会观
中图分类号： B5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67-06
18世纪启蒙运动极大地动摇了有组织的“牧师的宗教”的权威，根除了大量的迷信、教条和偏见，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普及与推广不仅改变了人们看待自然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式。它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社会的深刻变革，开创了西方世界以理性和科学为内核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启蒙运动在闪耀着“现代性的筹划”的光辉之时，却也陷入了“科学的谬误”之黑暗，引起了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危机。就像斯特劳斯一再指出的，“现代的根本问题是新自然科学的全面胜利所导致”。[1]72卢梭立足于启蒙运动同时又超越了启蒙运动，他对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思潮，尤其是其对科学主义社会观进行了深入批判，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政治的腐化
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的筹划”不仅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来实现控制自然的目的，而且要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来实现变革旧有的以基督教和传统习俗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现以自由、平等和宽容为基本价值的现代政治制度的目的。他们高举自由、平等、宽容的旗帜，反对基督教会对异端邪说的禁锢和对异教徒、无神论者的迫害；反对按身份划分的等级制度，认为所有人都是同样具有理性能力的人，因此人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他们反对束缚人类自由的一切理论和制度，反对传统权威尤其是教会权威下的教条主义传统，伸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伏尔泰由此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然而，启蒙运动对于这些基本价值的承诺并未能兑现，在实践中甚至走向了它们的反面。面对宗教势力的压迫，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呼唤宽容，另一方面则自觉组成一个团体，一个哲学党派（the republic of letters）；他们公开地反对教会，暗地里反对基督教；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反对传统教条，以真理的名义反对宗教迷信，最终成功地让自然取代了上帝，让科学的权威取代了神学的权威。可当他们赢得反对传统宗教的胜利后，却接过了耶稣会士们的衣钵，致力于自身解释自然、判断真伪的垄断地位，使自身的理论蜕变为结党营私、打压异己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启蒙运动的这一趋势引起了卢梭的警觉，他意识到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自然、科学、知识已不再像原来一样的纯粹，它们现在成了党同伐异的武器：“他们表面上显得与耶稣会士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他们与耶稣会教士一样自封为帮派领袖，与这些人是殊途同归。耶稣会教士对人的信仰实施神权，以天主的名义自封为善与恶的主宰，使自己变得势大无比。哲学家们无法攫取同样的权威，就极力去摧毁这个权威，然后，做出向他们那样听话的帮派分子解释自然的模样，自封为自然的最高诠释者，以自然的名义给自己确立了权威”。[2]290-291 实际上，对于派外的对手及派内的“叛徒”，哲学家们像耶稣会士们一样的不宽容。对于那些神职人员，那位要誓死捍卫他人说话权利的伏尔泰发出“踩死败类”（crush the infamous thing）的叫嚣，卢梭甚至预言一个比宗教裁判所更为虚伪、更为血腥的哲学裁判所的出现，这个裁判所会毫不留情地把任何敢于相信上帝的人烧死；而对于那些被视为阵营内的异己者，哲学家们更是极尽迫害之能事。尽管卢梭晚年时现谵妄之态，可他在自传体著作中描述的哲学家们对他的迫害却实有其事，狄德罗在他的《私生子》一书中暗讽卢梭说，“只有坏人才孤独地生活着”，伏尔泰则公开歪曲卢梭的著作、披露卢梭的隐私、诽谤卢梭的人品、散布卢梭的谣言。在伏尔泰的描述之下，“本堂神甫的讲道成了亵渎宗教的作品，《新爱络绮丝》成了色情小说，《社会契约论》成了煽动暴乱的书籍”。[3]287 在他的《公民们的感情》一书里，伏尔泰说：“我们怀着沉重和羞愧的心情承认：这个人身上遗留着放荡的肮脏；他扮成江湖郎中，拖着一个可怜的女人在山村里游荡，眼看着女人的母亲死去；他把自己的孩子抛弃在孤儿院门前，却拒绝一个好心人将他们收养”。[4]349 既披露卢梭遗弃孩子，又造谣说卢梭得了性病，还害死了自己的岳母。伏尔泰甚至致信卢梭的祖国——日内瓦共和国的小议会，说卢梭的《山中来信》有十多页“嘲笑耶稣奇迹”的内容，却不提他自己曾表示这些内容在他看来是唯一值得一读的，他还对小议会“仅仅不疼不痒地焚毁一本书”感到遗憾。[4]346 卢梭通过现身说法，指出启蒙团体像宗教团体一样的专横无理、不容异己，“他们是忠实的无神论传道士和独裁专横的教条主义者。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持有任何一点异议”。[3]36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科说“知识就是权力”，在启蒙思想家们那里，知识成了压制宗教、打击异己的权力，卢梭大概是西方知识史上揭示和警告现代性中隐含的科学主义滑向意识形态化的第一人。
在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便指出不平等产生了科学，而科学则导致更进一步的不平等。在卢梭看来，“为艺术和科学主宰的社会是充满了不平等的社会”。[5]647 科学和艺术的产生源于社会有闲阶级的存在，而有闲阶级则是随着西方社会出现公民和奴隶这两大不平等阶层而出现的。在卢梭那里，社会不平等是万恶之源，“罪恶的首要根源是不平等，不平等产生富裕……富裕产生奢侈和闲逸，奢侈产生精致的艺术，闲逸则产生科学”。[6]45 而现代科学的普及则又反过来助长了两种社会不平等：一是财富的不平等。自然科学方法孕育的工具理性思维模式驱使现代社会的人们把他人和社会仅仅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使得人们尤其是那些最为狡诈、最为冷酷的权贵和富人能够以他人的利益和幸福为代价，肆无忌惮地追逐财富，从而导致一个富者更富、贫者愈贫的不平等社会；二是荣誉的不平等。在卢梭看来，文明社会状态下的人们是由amour propre驱使的，amour propre使人们渴望赢得社会荣誉和他人尊重，当一个社会把才智或财富而非美德和功绩作为人们获得社会荣誉与尊重的标准时，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根据才智高低或财富多寡而不是根据美德优劣与贡献大小来分配荣誉和地位，当社会的不平等建立在才智或财富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美德与功绩的基础上时，这个社会便不再有美德了，这个社会便将无可挽回地堕落。“如果不是由于才智的不同和德行的败坏在人间引起了致命的不平等的话，那么这一切的谬误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这就是我们种种学术研究的最显著的后果，也是一切结果中最危险的后果了。我们不再问一个人是不是正直，而是问他有没有才华；我们不再问一本书有没有用，而是问它是不是写得好。我们对聪明才智滥加犒赏，而对于德行则丝毫不加尊敬”。[5]31启蒙思想家们发起的科学主义运动使得现代社会不再拿德行与品性，而是拿才智与学识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而“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里，所有的公民都是那么的平等，谁也不能被看作是最有学问的，最能干的人，顶多只能被看作是比他人略胜一筹而已”。[7]147正是为了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为了捍卫美德，卢梭才反对科学的普及，要求把科学研究限制在少数人的范围之内。他认为唯有像培根、牛顿和笛卡尔这样的“人类的导师”才能够不为荣誉所惑，为人类的幸福而探寻宇宙的真理，唯有他们这样的人才配进入科学的殿堂。
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然而刁诡的是，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思潮非但没有增进自由，反而妨碍了自由。首先，科学主义思潮妨碍了思想和言论自由。启蒙思想家们持之以恒地传播自己的思想，最终以科学的名义从教会手中夺取了话语霸权，进而得以控制公共舆论。他们通过引导和控制公共舆论来主宰个人的声名荣辱，由此来影响甚至控制别人的言论；他们试图与朝廷官员和有权有势者合伙，以便通过这些人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宰；他们还模仿基督教会的手段，让他们的学说得以在中学和大学传播，从而得以自新生一代的孩童时候起就开始控制他们的思想。其次，科学主义思潮妨碍了“无支配的”自由。尽管卢梭的自由概念十分复杂，但却仍有一个核心，即今天的新共和主义者佩迪特所说的无支配的自由。在卢梭那里，人们最可贵的自由就是这种不受他人任意意志支配的自由，卢梭说：“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8]19 科学技术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然而它所创造的这些愉悦人们的舒适条件却一个个都最终转化为人们的需要，使得人们在拥有它们时不再感到舒适，缺少它们时却变得难以忍受，这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把人们变成物质奴隶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文明人的需要越来越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来满足，从而越来越依赖于他人与社会，富人要依靠穷人来为他提供服务，穷人则要依靠富人来维持生计，文明人的这种支配与依附关系成为了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对物质与他人的双重依附使得文明人不再拥有自身最宝贵的、无支配的自由。所以卢梭说：“政府与法律为人民集体提供了安全与福祉；而科学、文学与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因而也许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们成为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5]8 其三，科学主义思潮妨碍了共和国的自由与稳定。启蒙思想家们相信，通过把经验理性和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可以揭示出适合于所有政治社会的普遍法则。他们要求现代政治社会的制度和法律立足于现代科学和知识，而不是民族习惯和文化，相信根据自由、平等和法治等普适性原则可以建立普适无差异的国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都是世界主义者，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甚至认为，早在政治社会形成之前就存在一种人类的公意，根据这种公意形成了自然和普遍的人类社会。由此，启蒙思想家们以违背科学的名义攻击民族国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把它们统统斥之为阻碍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偏见。对此，卢梭以特殊主义来对抗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用爱国主义来反对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在《社会契约论》的初稿即《日内瓦手稿》中，卢梭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人类公意，也没有所谓的“普遍的人类社会”。尽管一个正义共和国的实在法不能违背上帝规定的自然法，但自然法不能直接指导实在法，共和国的法律是由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公意颁布的，是公意的表达，而公意则又是由民族共同体先在的风尚、习俗和生活方式所塑造的。因此，卢梭十分重视民族国家的风尚、习俗和舆论，把它们称为政治法、民法和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律，[8]70 这种法律是民族国家中最重要的法律，甚至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所以，“每一个有自己的风俗，因而尊重法律，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来的习惯的民族，应该当心科学的害处，尤其要提防那些学者，如果相信了他们说得娓娓动听的佳言隽语，不久以后就会藐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法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出现这种情况，无有不日趋腐败的”。[7]146 因此，当启蒙运动用他们的怀疑主义和普遍主义质疑和否定一个民族的风尚习俗时，它实际上是在摇撼共和国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了传统习俗这一心之法律，共和国的公民就很容易沦为暴民，共和国的秩序就将陷入混乱，共和国自身就将面临要么被暴君颠覆、要么被暴民推翻，最终使共和国丧失其宝贵自由的危险。
二、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道德的衰败
自中世纪直到早期现代，西方伦理学都建立在基督教之上，基督教的道德原则被认为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有效性，“善即遵循神圣秩序，恶即侵犯这一秩序，道德行为不是要寻求物质幸福或功利主义（目标），而是要建立上帝之城，它是人类存在的最高目的”。[9]391 然而，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反对宗教的胜利，现代伦理学便丧失了其信仰的基础，从而沦为一种功利主义的或享乐主义的伦理学。
现代自然科学自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以来，与基督教之间的恩怨就未曾间断过。然而自16世纪直到18世纪早期，自然科学或自然哲学从整体上看非但没有遭到基督教的阻碍，反而在它的监护下逐渐发展成熟，其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被认为有助于自然神学的自我更新。这一时期的许多科学家如培根、牛顿、笛卡尔等也都既是科学家又是基督徒，上帝的假设对于他们的理论乃至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牛顿更是自视为神学家而非科学家。但是，自启蒙运动兴起之后，科学与神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争斗便日趋激烈，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原因就如我们前面引述的卢梭的说法一样，这是两个团体、两个党派之间为争夺话语霸权、争夺意识形态地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啻神职人员对哲学家们极尽迫害之能事，哲学家们同样使尽浑身解数，视宗教为其学说的死敌，把宗教教义和神学教理统统斥之为迷信或教条。狄德罗说：“如果理性是上天的礼物，那么信仰也可以这样说，如此老天爷就给了我们两件不但彼此不容而且相互矛盾的礼物”。[10]480伏尔泰说要踩死败类，霍尔巴赫则号召人们“彻底放弃宗教并与自然相协调”。除伏尔泰和孔迪亚克是自然神论者外，狄德罗、爱尔维修、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等人都是无神论者，他们通过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普及实现了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祛魅”，使自然和社会不再服务于任何更高的目的，他们的这种无神论思想遭到卢梭的激烈批判。作为自然神论者，卢梭也反对基督教，并因此使自己的著作遭到法国天主教和日内瓦新教焚毁，本人则被迫长年四处流亡。在他看来，基督教对于共和国的社会稳定和公民团结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它教人们爱人类却漠视自己的祖国，它让自己的子民生活在人世上尽的却只是对于天国的义务，它造就出来的往往是天性盲从与忠顺的奴隶；它的教会组织“给人以两套立法、两个首领、两个祖国，使人们屈服于两种互相矛盾的义务，并且不许他们有可能同时是信徒又是公民”。[8]174 可他并不反对一般的宗教信仰，在他看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对于一个政治社会的政治稳定与公民美德就像牧师的宗教一样有害，因为人们的行为是由情感而非理性、由关于抑恶扬善的情感而非关于善恶的知识驱动的，用知识取代信仰、用自然取代上帝，就必定会摧毁政治社会的道德基础，削弱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感，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所以，在《日内瓦手稿》中，卢梭说：“人们进入政治社会之后，就要靠宗教来维持，没有宗教，一个民族就不会、也不可能长久存在”。[8]166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设想在未来的共和国中确立一种“公民的宗教”。“论公民宗教”是《社会契约论》除结论之外的最后一章，对卢梭而言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章，因为正像吉尔丁所说，对于卢梭而言，“……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宗教”。[11]194 唯有公民宗教才能使公民像崇拜神明般地崇拜祖国，唯有公民宗教才能使公民自觉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唯有公民宗教才能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公民美德，因此，唯有公民宗教才最适合于一个正义和平等的共和国。就像“高贵的谎言”对于柏拉图的共和国至关重要一样，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的共和国来说同样是“高贵的谎言”，也同样的重要。
否定了道德的信仰基础，启蒙思想家们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伦理学领域，试图为他们的伦理学寻找到“科学的根据”。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激进的Aufklrer（启蒙主义者）不需要天意的观念，或一种天意的秩序；至少他们自己认为不需要。他们的伦理学建立在纯粹的功利基础上。他们从人们渴望幸福或愉悦以及渴望减少痛苦的事实出发”。[12]433 孔迪亚克接受了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但拒绝了洛克的内省经验，认为对外界的感觉印象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一切观念都来自于感觉，“没有一个观念不是获得的，”[13]104 孔迪亚克的感觉认识论为启蒙思想家们普遍接受，拉美特利把人的理性能力还原为仅仅处理感觉印象的感性能力，爱尔维修也说：“一切判断无非是一种感觉”。[13]437 从这种感觉认识论出发，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类的一切真知、包括伦理学都来源于感觉经验，都应该以感觉经验为出发点。拉美特利认为人的思维活动不过是一种自然物理过程，人就像机器一样对于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因此宗教是无意义的，伦理学只应从人们的身体欲望出发去寻找自身的根据；霍尔巴赫说自然赋予人以身体的感受性，使他能够产生关于外界的感觉印象，并激发人热爱快乐、害怕痛苦的情感，从自然出发，伦理学就应该建立在这种以自我保存、趋乐避苦为目的的自爱本能之上，“因此，自我保护是所有能量、力量及人的机能不断趋向的共同目标。科学家把这种趋势或倾向称为向心力。牛顿称之为惯性，道德学家称之为人的自我爱怜，无非是保护自身的倾向，对幸福的渴望，对幸福和愉悦的热爱……”[12]439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的“amour proper”词条中，把“自私的假设”描述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且是自我证明的，但同时又对“amour propre是一种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爱尔维修则以感觉认识论为基础，先于边沁建立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爱尔维修认为人具有肉体的感受性，它是主体接受对象的能力，它使人产生痛苦或快乐的体验，从这种肉体感受性中产生出人的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本性，这种本性从人类学角度来说叫“自我保存”，从伦理学角度来说则叫“amour propre”。自爱（amour propre）作为人的本能，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最原始动机，真实有效的伦理学就应该立足于自爱的本能，把维护人的自我保存、增进人的幸福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们为了自我保存和幸福，就需要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因为社会生活有利于他的自我保存和幸福。既然自爱或自利是人的天性，那么社会性也是人的天性，所以霍尔巴赫说：“人是社会性的，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幸福并渴望安全的状态；这些是天然情感，即它们源于人类的本性，源于寻求保护自己、热爱自己、想要自己生活得幸福并拥有以一切手段取得成功的激情；一切都向他证明，社会生活于他是有利的，习惯把他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他被剥夺了同胞的帮助，那他就会感到不幸福”。[9]394 既然自爱或自利是一种社会性本能，那么追逐自我利益、寻求自身幸福就不再是疏离社会关系、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团结的行为了，狄德罗由此甚至暗示取消道德，让人们在理性的引导下不受拘束地根据自己的自利本能行事。由于把宗教信仰驱逐出了道德领域，启蒙思想家们否定了一切超验目的，一切都根据是否有利于个人幸福和社会效用来做出道德判断，于是伏尔泰说奢侈是必要和有益的，奢侈是富人把从穷人那里豪夺来的财富返还给他们的唯一办法；爱尔维修则说：“让我们从政治上来考察高级妓女们的行为吧，我们会发现，尽管在某些方面该受指责，在其他方面她们却对公众非常有用，因为比如，她们在利用财富方面就比最诚实的妇女更有利于国家”；狄德罗甚至走得更远，他认为如果滥交和乱伦有益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那么这些行为也是可以允许的。[9] 可以说，非道德主义甚至反道德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必然推论。
对于启蒙运动伦理学的这种倾向，卢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这种伦理学是非常可怕的。一方面，取消了道德的信仰基础，这种伦理学就使得那些权贵们在损人利己时少了最强有力的约束，同时又使得芸芸众生没有了来自于未来的希望与安慰， “男人从孩提时代起就培养他们褊狭的对宗教的亵渎和蔑视，甚至发展到狂热程度，培养他们肆无忌惮、没有羞耻之心、放纵、放荡；青年人不受纪律约束；女人轻佻、放荡、道德败坏；老百姓没有信仰；王国没有法律，没有他们惧怕的最高主宰；从各种各样的约束中解脱出来，一切良心上的义务一笔抹杀，在每个人心中对祖国的热爱、对王公的依恋全都灰飞烟灭”。[2]294-295 另一方面，既然人的行为都独一无二地出于人的自利本能，那么好人行善和坏人作恶就不再有道德上的差异，好人也就不该受奖，坏人也就不该受罚了，如此整个人类就都将陷入恶人横行、好人遭殃的不幸境地，“这些学说将人的绝对权威让给他的感官，将一切局限在享受这种短暂的生命上，使这些学说统治的时代变得既可鄙又不幸”。[2]295
启蒙运动发起的以科学代替信仰支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科学主义运动，带来的不单单是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理论的庸俗化，而且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衰落。在卢梭看来，科学艺术总是与奢侈同时出现，也总是相伴相随，对科学的追求必然助长对奢侈的追求，而“奢侈腐败一切，既包括享受奢侈的富人，也包括渴望奢侈的穷人”；[6]46 读书做学问耗尽体力、枯竭精神、摧毁勇气，使人变得懦懦弱弱、胆小如鼠；对科学的普及化追求不仅削弱人们的勇敢品质和尚武精神，也会削弱人们的其他道德品质，因为“美德是灵魂的力量与生气”，一个灵魂柔弱的人既吃不了苦，也抵抗不了激情的骚动，他只能沦为激情的奴隶，不能拥有任何道德品质。因此，针对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序言中说的：“我们想请他审视一下，他归于科学和艺术的大多数罪恶不是源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卢梭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人类中有成百上千的腐败根源，但来自于科学的根源最多，流传得也最广，它差点儿就成了唯一的根源了”。[7]138启蒙思想家们相信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必然带来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文明本身就属道德的范畴，文明的进步就是道德的进步，只要科学和文化得到发展，就自然能够敦风化俗。所以，启蒙思想家们都是乐观的社会进步论者。卢梭在社会历史观上则是个悲观主义者，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把人类社会进程描绘为一个由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状态、终止于专制政治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完善了、科技进步了、知识增长了，可与此同时，道德败坏了、人性腐化了、人类变得更为不幸了。对于卢梭来说，以道德败坏和人性异化为代价来换取科技进步和物质增长，是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最大不幸。
三、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人性的异化
狄德罗曾经把他编纂《百科全书》的目的解释为：“以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仅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有时也更有美德、更为幸福”。[14]385在启蒙思想家们那里，知识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启蒙运动开启了人性解放的时代，科学知识的增长和普及必然促进人们的美德和幸福；然而在卢梭那里，启蒙运动开启的则是一个人性异化的时代，知识与美德、文明与幸福是彼此不相容的，现代科学和文化造就出来的人“只有一副徒有其表的骗人外表，再就是那些没有美德的荣誉，没有智慧的理性，没有幸福的欢乐”。[15]138他们的人性已经完全变异。那么，卢梭所说的人性异化指的是什么呢？
在卢梭看来，自然人或野蛮人与社会人或文明人有着不同的天性，前者是由amour de soi和怜悯（pity）支配的，后者是由 amour propre和良心（conscience）支配的。amour de soi大致可以翻译为“自爱”，而amour propre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卡西尔称它为“自私之爱”（selfish-love），[16]75 维罗里称之为自私（egotism），[17]96李平沤在《爱弥尔》中也把它译为“自私”，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译法显然不妥。amour de soi寻求的是自我生存需要的满足，这种渴望不受他人意见的支配，而amour propre寻求的则是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依赖于他人和社会的意见；前者寻求的是自身的好，后者寻求的不仅是自身的好，而且是比他人更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家与卢梭在人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差别，也就是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人性只有一种即自爱，人类的这种寻求自我保存和自身幸福的“自爱”天性是跨时空的，为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人们所共有；而卢梭则认为人性具有两重性，即既包括自利性本能（amour de soi或amour propre），也包括利他性本能（怜悯或良心），而且人性是发展变化的，野蛮人与文明人有着不同的人性，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文明人也会拥有不同的人性。这种差异的意义在于，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既然人性是固定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人性异化的问题了；而在卢梭这里，人性既然是变化而且具有两重性的，那么人性的反常变化即人的异化就是一种现实。
在卢梭看来，只要人类由自然状态迈入社会状态，人性就必然由amour de soi转化为amour propre，因为只要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相互比较、相互评论就必然会使所有人都渴望获得比他人更好的评价、更多的尊重。既然前者转化为后者是一种自发的、必然的进程，那么它也就不是一种人性的异化过程，而是一种人性的进化过程。既然如此，所谓的人性异化又指什么呢？实际上，在卢梭那里，amour propre具有两种基本类型，即骄傲与虚荣①。在《科西嘉宪法拟议》的末尾部分，卢梭明确指出，amour propre具有两个分支，热衷于渺小事物的意见产生虚荣，而钟爱内在美好和伟大之事物的意见则产生骄傲。[18] 尽管骄傲与虚荣都是对社会荣誉和他人尊重的渴望，但它们却存在质的区别。amour propre寻求的是他人的尊重，因此，它依靠的不是自我评价，而是社会和他人的意见。虚荣依赖的是腐败的社会舆论和偏见确立的评价体系，寻求的是外在的、自身不具有价值的善，如财富、名望或权势；而骄傲依赖的则是健康风尚、良好法律或正义制度所确立的评价体系，寻求的是内在的、自身即具有价值的善，如高贵的品质、健康的性情以及美德等等；骄傲是健康的、适度的、合社会性的，而虚荣则是病态的、过分的、反社会性的。人性呈现为骄傲还是虚荣，既源于人们的自主选择，也源于社会制度与舆论确立的评价体系，而当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的阶层的大多数成员都呈现出虚伪、虚荣的病态特征时，也就意味着出现了卢梭所谓的人性异化。
在卢梭那里，人性的异化不仅意味着amour de soi转化为病态的虚伪与虚荣，而且也意味着良心的泯灭。卢梭认为，人是由两种实体即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肉体具有消极的感受性即感觉，灵魂具有积极的感受性即良心。自然秩序的知识可以通过感性知觉和理性判断来获得，而道德秩序的知识则必须通过人的感性直觉即良心来发现。良心是“纯朴灵魂的科学”，是人与生俱来的正义和道德的原则，服从自己的良心，就是听从自然的声音，人们的行为就能合乎道德。“良心啊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19]417 然而，在文明社会里，在内在的欲望和外在的偏见双重压制下，良心虽不致被扼杀，却经常被窒息或淹没，而当自然的声音即良心不再向人心诉说时，也就意味着人性的病变。
在卢梭看来，启蒙运动以理性和科学为内核的现代性筹划，造就的正是人性被扭曲的典型：虚伪、虚荣且良心泯灭的布尔乔亚（bourgeois）。首先，启蒙运动创造了一种扭曲人性的评价体系。启蒙思想家通过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逐渐控制了社会的公共舆论，在他们的影响和引导下，才智而非美德、知识而非品性成为人们能否获得荣誉和地位的评判标准。“只要重才而轻德的思想一流行，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谁也不愿做好人”的布尔乔亚的典型，[7]141 即那些文人学士，那些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迎合大众趣味，往往就要标新立异、别出心裁。早先的哲学家推崇美德，后来的哲学家们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莱希普、戴奥吉尼斯、皮罗、普罗塔哥尔、卢克莱修、霍布斯、曼德威尔就是这样的人，而启蒙运动的旗手、文学泰斗伏尔泰就更是这样的人。“为了要博得别人的赞赏……他就会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上去的，并且宁愿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愿写出唯有在死后很长时期才会为人赞美的优秀作品了。大名鼎鼎的阿鲁艾啊①！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的矫揉造作的纤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的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佻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啊！”[5]26 这个万人敬仰的文学巨匠，在卢梭的笔下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人格扭曲的凡夫。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人会成为毕生的死敌，为什么伏尔泰会不遗余力地迫害卢梭了。其次，启蒙运动创造了一种扭曲人性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的主客分立的认知模式把认识过程设定为主体认识客体、主观认识客观的过程，这种认知理性模式随着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普及而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泛化为一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把自我设想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而他人和社会则都是因我而存在的，他人是与我有着不同甚至对立利益的他者，要么成为我利用的对象，要么成为我奴役的对象；工具理性以论证和计算物质利益来为人们服务，因此它还是虚荣心和自私心的天然盟友，总是在为实现自私心所追求的目的而寻找着手段；工具理性还总是与自私心结合在一起，压抑人们天生具有的道德情感即良心。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工具理性越来越成为人们典型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人的良知泯灭。在他的回忆系列中，卢梭指出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工具理性、自私、虚荣和良心之间的真实关系。“什么是实用的理智？如果不是牺牲目前的、瞬时的好处用以在某一天得到更大的或者更实在的好处，那又是什么呢？而什么是‘利害？如果不是增加和不断扩大这些手段，那又是什么呢？为利害所左右的人，……根本没有真正的激情，或者说战胜激情，出于精明的预见，完全致力于为自己赢得某种地位，以便自由自在地消受可能会在某一天来到他心中的激情。真正的激情在人类当中，比人们想的更难得，而且日益罕见。利害考虑磨损了它，削弱了它，将它全部淹灭，而自负自夸只不过是虚荣的蠢行之一，更有助于扼杀激情”。[2]141 最后，启蒙运动创造了一种扭曲人性的世界观。启蒙思想家们否认良心是一种天性，把它视为超验的因而是非科学的东西来加以拒斥，“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家是那样处心积虑地要扼杀这内心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声音不过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因为这内心的声音已经再也不能给他们任何启示了”。[2]20 由于否认了人的利他性本能，他们的伦理学就只能建立在人的自利性本能之上，这种伦理学实际上是在以道德学说的面貌解构着道德。这种以自利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与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科学主义思潮，随着启蒙思想家对普通大众的启蒙而逐渐渗入到政治、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世界，由此创造出布尔乔亚式的占有性世界观。布尔乔亚们渴望的是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财富、更大的名望、更高的地位，为此他们不顾一切地损人利己，从他人的痛苦中谋得自己的快乐，从他人的不幸中谋得自己的幸福，“为了发财致富，他们什么都干；而发财致富的目的，是为了受到人家的尊敬”，[7]225 他们是由虚荣心支配的人；布尔乔亚们听从的是欲望的声音，自然的声音在他们那里早已湮没无闻，只是在他们的不断作恶之余才会偶然泛起，使他们产生片刻的悔过之意，他们是良心泯灭的人；布尔乔亚们总是遵循着社会流行的礼节、习俗，从不遵循自己的天性，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触动，他们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可这彬彬有礼的外表掩盖着的却是一颗冷酷自私的心。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再也没有诚恳的友情，再也没有真诚的尊敬，再也没有深厚的信心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目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明的背后”，[5]10 布尔乔亚还是虚伪的人，虚荣、虚伪、良知泯灭、人性异化，在卢梭看来是启蒙运动科学主义思潮的必然结果。
卢梭的反科学主义思想为尼采、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学运动等所继承和发扬，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反启蒙运动、生态学运动和极端反功利技术主义，在我们今天依然有着生命力。18世纪后期看到的对理性主义的自然神论和自然主义的反动，为这些反对运动开辟了道路，而这些反对运动也深刻地改变着现代文化”。[1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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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关键词： 卢梭； 启蒙运动； 科学主义社会观
中图分类号： B5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67-06
18世纪启蒙运动极大地动摇了有组织的“牧师的宗教”的权威，根除了大量的迷信、教条和偏见，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普及与推广不仅改变了人们看待自然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式。它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社会的深刻变革，开创了西方世界以理性和科学为内核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启蒙运动在闪耀着“现代性的筹划”的光辉之时，却也陷入了“科学的谬误”之黑暗，引起了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危机。就像斯特劳斯一再指出的，“现代的根本问题是新自然科学的全面胜利所导致”。[1]72卢梭立足于启蒙运动同时又超越了启蒙运动，他对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思潮，尤其是其对科学主义社会观进行了深入批判，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政治的腐化
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的筹划”不仅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来实现控制自然的目的，而且要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来实现变革旧有的以基督教和传统习俗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现以自由、平等和宽容为基本价值的现代政治制度的目的。他们高举自由、平等、宽容的旗帜，反对基督教会对异端邪说的禁锢和对异教徒、无神论者的迫害；反对按身份划分的等级制度，认为所有人都是同样具有理性能力的人，因此人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他们反对束缚人类自由的一切理论和制度，反对传统权威尤其是教会权威下的教条主义传统，伸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伏尔泰由此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然而，启蒙运动对于这些基本价值的承诺并未能兑现，在实践中甚至走向了它们的反面。面对宗教势力的压迫，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呼唤宽容，另一方面则自觉组成一个团体，一个哲学党派（the republic of letters）；他们公开地反对教会，暗地里反对基督教；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反对传统教条，以真理的名义反对宗教迷信，最终成功地让自然取代了上帝，让科学的权威取代了神学的权威。可当他们赢得反对传统宗教的胜利后，却接过了耶稣会士们的衣钵，致力于自身解释自然、判断真伪的垄断地位，使自身的理论蜕变为结党营私、打压异己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启蒙运动的这一趋势引起了卢梭的警觉，他意识到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自然、科学、知识已不再像原来一样的纯粹，它们现在成了党同伐异的武器：“他们表面上显得与耶稣会士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他们与耶稣会教士一样自封为帮派领袖，与这些人是殊途同归。耶稣会教士对人的信仰实施神权，以天主的名义自封为善与恶的主宰，使自己变得势大无比。哲学家们无法攫取同样的权威，就极力去摧毁这个权威，然后，做出向他们那样听话的帮派分子解释自然的模样，自封为自然的最高诠释者，以自然的名义给自己确立了权威”。[2]290-291 实际上，对于派外的对手及派内的“叛徒”，哲学家们像耶稣会士们一样的不宽容。对于那些神职人员，那位要誓死捍卫他人说话权利的伏尔泰发出“踩死败类”（crush the infamous thing）的叫嚣，卢梭甚至预言一个比宗教裁判所更为虚伪、更为血腥的哲学裁判所的出现，这个裁判所会毫不留情地把任何敢于相信上帝的人烧死；而对于那些被视为阵营内的异己者，哲学家们更是极尽迫害之能事。尽管卢梭晚年时现谵妄之态，可他在自传体著作中描述的哲学家们对他的迫害却实有其事，狄德罗在他的《私生子》一书中暗讽卢梭说，“只有坏人才孤独地生活着”，伏尔泰则公开歪曲卢梭的著作、披露卢梭的隐私、诽谤卢梭的人品、散布卢梭的谣言。在伏尔泰的描述之下，“本堂神甫的讲道成了亵渎宗教的作品，《新爱络绮丝》成了色情小说，《社会契约论》成了煽动暴乱的书籍”。[3]287 在他的《公民们的感情》一书里，伏尔泰说：“我们怀着沉重和羞愧的心情承认：这个人身上遗留着放荡的肮脏；他扮成江湖郎中，拖着一个可怜的女人在山村里游荡，眼看着女人的母亲死去；他把自己的孩子抛弃在孤儿院门前，却拒绝一个好心人将他们收养”。[4]349 既披露卢梭遗弃孩子，又造谣说卢梭得了性病，还害死了自己的岳母。伏尔泰甚至致信卢梭的祖国——日内瓦共和国的小议会，说卢梭的《山中来信》有十多页“嘲笑耶稣奇迹”的内容，却不提他自己曾表示这些内容在他看来是唯一值得一读的，他还对小议会“仅仅不疼不痒地焚毁一本书”感到遗憾。[4]346 卢梭通过现身说法，指出启蒙团体像宗教团体一样的专横无理、不容异己，“他们是忠实的无神论传道士和独裁专横的教条主义者。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持有任何一点异议”。[3]36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科说“知识就是权力”，在启蒙思想家们那里，知识成了压制宗教、打击异己的权力，卢梭大概是西方知识史上揭示和警告现代性中隐含的科学主义滑向意识形态化的第一人。
在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便指出不平等产生了科学，而科学则导致更进一步的不平等。在卢梭看来，“为艺术和科学主宰的社会是充满了不平等的社会”。[5]647 科学和艺术的产生源于社会有闲阶级的存在，而有闲阶级则是随着西方社会出现公民和奴隶这两大不平等阶层而出现的。在卢梭那里，社会不平等是万恶之源，“罪恶的首要根源是不平等，不平等产生富裕……富裕产生奢侈和闲逸，奢侈产生精致的艺术，闲逸则产生科学”。[6]45 而现代科学的普及则又反过来助长了两种社会不平等：一是财富的不平等。自然科学方法孕育的工具理性思维模式驱使现代社会的人们把他人和社会仅仅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使得人们尤其是那些最为狡诈、最为冷酷的权贵和富人能够以他人的利益和幸福为代价，肆无忌惮地追逐财富，从而导致一个富者更富、贫者愈贫的不平等社会；二是荣誉的不平等。在卢梭看来，文明社会状态下的人们是由amour propre驱使的，amour propre使人们渴望赢得社会荣誉和他人尊重，当一个社会把才智或财富而非美德和功绩作为人们获得社会荣誉与尊重的标准时，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根据才智高低或财富多寡而不是根据美德优劣与贡献大小来分配荣誉和地位，当社会的不平等建立在才智或财富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美德与功绩的基础上时，这个社会便不再有美德了，这个社会便将无可挽回地堕落。“如果不是由于才智的不同和德行的败坏在人间引起了致命的不平等的话，那么这一切的谬误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这就是我们种种学术研究的最显著的后果，也是一切结果中最危险的后果了。我们不再问一个人是不是正直，而是问他有没有才华；我们不再问一本书有没有用，而是问它是不是写得好。我们对聪明才智滥加犒赏，而对于德行则丝毫不加尊敬”。[5]31启蒙思想家们发起的科学主义运动使得现代社会不再拿德行与品性，而是拿才智与学识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而“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里，所有的公民都是那么的平等，谁也不能被看作是最有学问的，最能干的人，顶多只能被看作是比他人略胜一筹而已”。[7]147正是为了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为了捍卫美德，卢梭才反对科学的普及，要求把科学研究限制在少数人的范围之内。他认为唯有像培根、牛顿和笛卡尔这样的“人类的导师”才能够不为荣誉所惑，为人类的幸福而探寻宇宙的真理，唯有他们这样的人才配进入科学的殿堂。
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然而刁诡的是，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思潮非但没有增进自由，反而妨碍了自由。首先，科学主义思潮妨碍了思想和言论自由。启蒙思想家们持之以恒地传播自己的思想，最终以科学的名义从教会手中夺取了话语霸权，进而得以控制公共舆论。他们通过引导和控制公共舆论来主宰个人的声名荣辱，由此来影响甚至控制别人的言论；他们试图与朝廷官员和有权有势者合伙，以便通过这些人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宰；他们还模仿基督教会的手段，让他们的学说得以在中学和大学传播，从而得以自新生一代的孩童时候起就开始控制他们的思想。其次，科学主义思潮妨碍了“无支配的”自由。尽管卢梭的自由概念十分复杂，但却仍有一个核心，即今天的新共和主义者佩迪特所说的无支配的自由。在卢梭那里，人们最可贵的自由就是这种不受他人任意意志支配的自由，卢梭说：“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8]19 科学技术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然而它所创造的这些愉悦人们的舒适条件却一个个都最终转化为人们的需要，使得人们在拥有它们时不再感到舒适，缺少它们时却变得难以忍受，这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把人们变成物质奴隶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文明人的需要越来越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来满足，从而越来越依赖于他人与社会，富人要依靠穷人来为他提供服务，穷人则要依靠富人来维持生计，文明人的这种支配与依附关系成为了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对物质与他人的双重依附使得文明人不再拥有自身最宝贵的、无支配的自由。所以卢梭说：“政府与法律为人民集体提供了安全与福祉；而科学、文学与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因而也许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们成为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5]8 其三，科学主义思潮妨碍了共和国的自由与稳定。启蒙思想家们相信，通过把经验理性和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可以揭示出适合于所有政治社会的普遍法则。他们要求现代政治社会的制度和法律立足于现代科学和知识，而不是民族习惯和文化，相信根据自由、平等和法治等普适性原则可以建立普适无差异的国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都是世界主义者，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甚至认为，早在政治社会形成之前就存在一种人类的公意，根据这种公意形成了自然和普遍的人类社会。由此，启蒙思想家们以违背科学的名义攻击民族国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把它们统统斥之为阻碍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偏见。对此，卢梭以特殊主义来对抗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用爱国主义来反对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在《社会契约论》的初稿即《日内瓦手稿》中，卢梭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人类公意，也没有所谓的“普遍的人类社会”。尽管一个正义共和国的实在法不能违背上帝规定的自然法，但自然法不能直接指导实在法，共和国的法律是由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公意颁布的，是公意的表达，而公意则又是由民族共同体先在的风尚、习俗和生活方式所塑造的。因此，卢梭十分重视民族国家的风尚、习俗和舆论，把它们称为政治法、民法和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律，[8]70 这种法律是民族国家中最重要的法律，甚至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所以，“每一个有自己的风俗，因而尊重法律，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来的习惯的民族，应该当心科学的害处，尤其要提防那些学者，如果相信了他们说得娓娓动听的佳言隽语，不久以后就会藐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法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出现这种情况，无有不日趋腐败的”。[7]146 因此，当启蒙运动用他们的怀疑主义和普遍主义质疑和否定一个民族的风尚习俗时，它实际上是在摇撼共和国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了传统习俗这一心之法律，共和国的公民就很容易沦为暴民，共和国的秩序就将陷入混乱，共和国自身就将面临要么被暴君颠覆、要么被暴民推翻，最终使共和国丧失其宝贵自由的危险。
二、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道德的衰败
自中世纪直到早期现代，西方伦理学都建立在基督教之上，基督教的道德原则被认为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有效性，“善即遵循神圣秩序，恶即侵犯这一秩序，道德行为不是要寻求物质幸福或功利主义（目标），而是要建立上帝之城，它是人类存在的最高目的”。[9]391 然而，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反对宗教的胜利，现代伦理学便丧失了其信仰的基础，从而沦为一种功利主义的或享乐主义的伦理学。
现代自然科学自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以来，与基督教之间的恩怨就未曾间断过。然而自16世纪直到18世纪早期，自然科学或自然哲学从整体上看非但没有遭到基督教的阻碍，反而在它的监护下逐渐发展成熟，其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被认为有助于自然神学的自我更新。这一时期的许多科学家如培根、牛顿、笛卡尔等也都既是科学家又是基督徒，上帝的假设对于他们的理论乃至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牛顿更是自视为神学家而非科学家。但是，自启蒙运动兴起之后，科学与神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争斗便日趋激烈，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原因就如我们前面引述的卢梭的说法一样，这是两个团体、两个党派之间为争夺话语霸权、争夺意识形态地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啻神职人员对哲学家们极尽迫害之能事，哲学家们同样使尽浑身解数，视宗教为其学说的死敌，把宗教教义和神学教理统统斥之为迷信或教条。狄德罗说：“如果理性是上天的礼物，那么信仰也可以这样说，如此老天爷就给了我们两件不但彼此不容而且相互矛盾的礼物”。[10]480伏尔泰说要踩死败类，霍尔巴赫则号召人们“彻底放弃宗教并与自然相协调”。除伏尔泰和孔迪亚克是自然神论者外，狄德罗、爱尔维修、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等人都是无神论者，他们通过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普及实现了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祛魅”，使自然和社会不再服务于任何更高的目的，他们的这种无神论思想遭到卢梭的激烈批判。作为自然神论者，卢梭也反对基督教，并因此使自己的著作遭到法国天主教和日内瓦新教焚毁，本人则被迫长年四处流亡。在他看来，基督教对于共和国的社会稳定和公民团结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它教人们爱人类却漠视自己的祖国，它让自己的子民生活在人世上尽的却只是对于天国的义务，它造就出来的往往是天性盲从与忠顺的奴隶；它的教会组织“给人以两套立法、两个首领、两个祖国，使人们屈服于两种互相矛盾的义务，并且不许他们有可能同时是信徒又是公民”。[8]174 可他并不反对一般的宗教信仰，在他看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对于一个政治社会的政治稳定与公民美德就像牧师的宗教一样有害，因为人们的行为是由情感而非理性、由关于抑恶扬善的情感而非关于善恶的知识驱动的，用知识取代信仰、用自然取代上帝，就必定会摧毁政治社会的道德基础，削弱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感，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所以，在《日内瓦手稿》中，卢梭说：“人们进入政治社会之后，就要靠宗教来维持，没有宗教，一个民族就不会、也不可能长久存在”。[8]166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设想在未来的共和国中确立一种“公民的宗教”。“论公民宗教”是《社会契约论》除结论之外的最后一章，对卢梭而言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章，因为正像吉尔丁所说，对于卢梭而言，“……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宗教”。[11]194 唯有公民宗教才能使公民像崇拜神明般地崇拜祖国，唯有公民宗教才能使公民自觉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唯有公民宗教才能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公民美德，因此，唯有公民宗教才最适合于一个正义和平等的共和国。就像“高贵的谎言”对于柏拉图的共和国至关重要一样，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的共和国来说同样是“高贵的谎言”，也同样的重要。
否定了道德的信仰基础，启蒙思想家们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伦理学领域，试图为他们的伦理学寻找到“科学的根据”。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激进的Aufklrer（启蒙主义者）不需要天意的观念，或一种天意的秩序；至少他们自己认为不需要。他们的伦理学建立在纯粹的功利基础上。他们从人们渴望幸福或愉悦以及渴望减少痛苦的事实出发”。[12]433 孔迪亚克接受了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但拒绝了洛克的内省经验，认为对外界的感觉印象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一切观念都来自于感觉，“没有一个观念不是获得的，”[13]104 孔迪亚克的感觉认识论为启蒙思想家们普遍接受，拉美特利把人的理性能力还原为仅仅处理感觉印象的感性能力，爱尔维修也说：“一切判断无非是一种感觉”。[13]437 从这种感觉认识论出发，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类的一切真知、包括伦理学都来源于感觉经验，都应该以感觉经验为出发点。拉美特利认为人的思维活动不过是一种自然物理过程，人就像机器一样对于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因此宗教是无意义的，伦理学只应从人们的身体欲望出发去寻找自身的根据；霍尔巴赫说自然赋予人以身体的感受性，使他能够产生关于外界的感觉印象，并激发人热爱快乐、害怕痛苦的情感，从自然出发，伦理学就应该建立在这种以自我保存、趋乐避苦为目的的自爱本能之上，“因此，自我保护是所有能量、力量及人的机能不断趋向的共同目标。科学家把这种趋势或倾向称为向心力。牛顿称之为惯性，道德学家称之为人的自我爱怜，无非是保护自身的倾向，对幸福的渴望，对幸福和愉悦的热爱……”[12]439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的“amour proper”词条中，把“自私的假设”描述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且是自我证明的，但同时又对“amour propre是一种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爱尔维修则以感觉认识论为基础，先于边沁建立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爱尔维修认为人具有肉体的感受性，它是主体接受对象的能力，它使人产生痛苦或快乐的体验，从这种肉体感受性中产生出人的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本性，这种本性从人类学角度来说叫“自我保存”，从伦理学角度来说则叫“amour propre”。自爱（amour propre）作为人的本能，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最原始动机，真实有效的伦理学就应该立足于自爱的本能，把维护人的自我保存、增进人的幸福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们为了自我保存和幸福，就需要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因为社会生活有利于他的自我保存和幸福。既然自爱或自利是人的天性，那么社会性也是人的天性，所以霍尔巴赫说：“人是社会性的，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幸福并渴望安全的状态；这些是天然情感，即它们源于人类的本性，源于寻求保护自己、热爱自己、想要自己生活得幸福并拥有以一切手段取得成功的激情；一切都向他证明，社会生活于他是有利的，习惯把他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他被剥夺了同胞的帮助，那他就会感到不幸福”。[9]394 既然自爱或自利是一种社会性本能，那么追逐自我利益、寻求自身幸福就不再是疏离社会关系、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团结的行为了，狄德罗由此甚至暗示取消道德，让人们在理性的引导下不受拘束地根据自己的自利本能行事。由于把宗教信仰驱逐出了道德领域，启蒙思想家们否定了一切超验目的，一切都根据是否有利于个人幸福和社会效用来做出道德判断，于是伏尔泰说奢侈是必要和有益的，奢侈是富人把从穷人那里豪夺来的财富返还给他们的唯一办法；爱尔维修则说：“让我们从政治上来考察高级妓女们的行为吧，我们会发现，尽管在某些方面该受指责，在其他方面她们却对公众非常有用，因为比如，她们在利用财富方面就比最诚实的妇女更有利于国家”；狄德罗甚至走得更远，他认为如果滥交和乱伦有益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那么这些行为也是可以允许的。[9] 可以说，非道德主义甚至反道德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必然推论。
对于启蒙运动伦理学的这种倾向，卢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这种伦理学是非常可怕的。一方面，取消了道德的信仰基础，这种伦理学就使得那些权贵们在损人利己时少了最强有力的约束，同时又使得芸芸众生没有了来自于未来的希望与安慰， “男人从孩提时代起就培养他们褊狭的对宗教的亵渎和蔑视，甚至发展到狂热程度，培养他们肆无忌惮、没有羞耻之心、放纵、放荡；青年人不受纪律约束；女人轻佻、放荡、道德败坏；老百姓没有信仰；王国没有法律，没有他们惧怕的最高主宰；从各种各样的约束中解脱出来，一切良心上的义务一笔抹杀，在每个人心中对祖国的热爱、对王公的依恋全都灰飞烟灭”。[2]294-295 另一方面，既然人的行为都独一无二地出于人的自利本能，那么好人行善和坏人作恶就不再有道德上的差异，好人也就不该受奖，坏人也就不该受罚了，如此整个人类就都将陷入恶人横行、好人遭殃的不幸境地，“这些学说将人的绝对权威让给他的感官，将一切局限在享受这种短暂的生命上，使这些学说统治的时代变得既可鄙又不幸”。[2]295
启蒙运动发起的以科学代替信仰支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科学主义运动，带来的不单单是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理论的庸俗化，而且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衰落。在卢梭看来，科学艺术总是与奢侈同时出现，也总是相伴相随，对科学的追求必然助长对奢侈的追求，而“奢侈腐败一切，既包括享受奢侈的富人，也包括渴望奢侈的穷人”；[6]46 读书做学问耗尽体力、枯竭精神、摧毁勇气，使人变得懦懦弱弱、胆小如鼠；对科学的普及化追求不仅削弱人们的勇敢品质和尚武精神，也会削弱人们的其他道德品质，因为“美德是灵魂的力量与生气”，一个灵魂柔弱的人既吃不了苦，也抵抗不了激情的骚动，他只能沦为激情的奴隶，不能拥有任何道德品质。因此，针对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序言中说的：“我们想请他审视一下，他归于科学和艺术的大多数罪恶不是源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卢梭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人类中有成百上千的腐败根源，但来自于科学的根源最多，流传得也最广，它差点儿就成了唯一的根源了”。[7]138启蒙思想家们相信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必然带来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文明本身就属道德的范畴，文明的进步就是道德的进步，只要科学和文化得到发展，就自然能够敦风化俗。所以，启蒙思想家们都是乐观的社会进步论者。卢梭在社会历史观上则是个悲观主义者，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把人类社会进程描绘为一个由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状态、终止于专制政治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完善了、科技进步了、知识增长了，可与此同时，道德败坏了、人性腐化了、人类变得更为不幸了。对于卢梭来说，以道德败坏和人性异化为代价来换取科技进步和物质增长，是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最大不幸。
三、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人性的异化
狄德罗曾经把他编纂《百科全书》的目的解释为：“以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仅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有时也更有美德、更为幸福”。[14]385在启蒙思想家们那里，知识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启蒙运动开启了人性解放的时代，科学知识的增长和普及必然促进人们的美德和幸福；然而在卢梭那里，启蒙运动开启的则是一个人性异化的时代，知识与美德、文明与幸福是彼此不相容的，现代科学和文化造就出来的人“只有一副徒有其表的骗人外表，再就是那些没有美德的荣誉，没有智慧的理性，没有幸福的欢乐”。[15]138他们的人性已经完全变异。那么，卢梭所说的人性异化指的是什么呢？
在卢梭看来，自然人或野蛮人与社会人或文明人有着不同的天性，前者是由amour de soi和怜悯（pity）支配的，后者是由 amour propre和良心（conscience）支配的。amour de soi大致可以翻译为“自爱”，而amour propre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卡西尔称它为“自私之爱”（selfish-love），[16]75 维罗里称之为自私（egotism），[17]96李平沤在《爱弥尔》中也把它译为“自私”，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译法显然不妥。amour de soi寻求的是自我生存需要的满足，这种渴望不受他人意见的支配，而amour propre寻求的则是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依赖于他人和社会的意见；前者寻求的是自身的好，后者寻求的不仅是自身的好，而且是比他人更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家与卢梭在人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差别，也就是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人性只有一种即自爱，人类的这种寻求自我保存和自身幸福的“自爱”天性是跨时空的，为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人们所共有；而卢梭则认为人性具有两重性，即既包括自利性本能（amour de soi或amour propre），也包括利他性本能（怜悯或良心），而且人性是发展变化的，野蛮人与文明人有着不同的人性，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文明人也会拥有不同的人性。这种差异的意义在于，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既然人性是固定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人性异化的问题了；而在卢梭这里，人性既然是变化而且具有两重性的，那么人性的反常变化即人的异化就是一种现实。
在卢梭看来，只要人类由自然状态迈入社会状态，人性就必然由amour de soi转化为amour propre，因为只要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相互比较、相互评论就必然会使所有人都渴望获得比他人更好的评价、更多的尊重。既然前者转化为后者是一种自发的、必然的进程，那么它也就不是一种人性的异化过程，而是一种人性的进化过程。既然如此，所谓的人性异化又指什么呢？实际上，在卢梭那里，amour propre具有两种基本类型，即骄傲与虚荣①。在《科西嘉宪法拟议》的末尾部分，卢梭明确指出，amour propre具有两个分支，热衷于渺小事物的意见产生虚荣，而钟爱内在美好和伟大之事物的意见则产生骄傲。[18] 尽管骄傲与虚荣都是对社会荣誉和他人尊重的渴望，但它们却存在质的区别。amour propre寻求的是他人的尊重，因此，它依靠的不是自我评价，而是社会和他人的意见。虚荣依赖的是腐败的社会舆论和偏见确立的评价体系，寻求的是外在的、自身不具有价值的善，如财富、名望或权势；而骄傲依赖的则是健康风尚、良好法律或正义制度所确立的评价体系，寻求的是内在的、自身即具有价值的善，如高贵的品质、健康的性情以及美德等等；骄傲是健康的、适度的、合社会性的，而虚荣则是病态的、过分的、反社会性的。人性呈现为骄傲还是虚荣，既源于人们的自主选择，也源于社会制度与舆论确立的评价体系，而当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的阶层的大多数成员都呈现出虚伪、虚荣的病态特征时，也就意味着出现了卢梭所谓的人性异化。
在卢梭那里，人性的异化不仅意味着amour de soi转化为病态的虚伪与虚荣，而且也意味着良心的泯灭。卢梭认为，人是由两种实体即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肉体具有消极的感受性即感觉，灵魂具有积极的感受性即良心。自然秩序的知识可以通过感性知觉和理性判断来获得，而道德秩序的知识则必须通过人的感性直觉即良心来发现。良心是“纯朴灵魂的科学”，是人与生俱来的正义和道德的原则，服从自己的良心，就是听从自然的声音，人们的行为就能合乎道德。“良心啊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19]417 然而，在文明社会里，在内在的欲望和外在的偏见双重压制下，良心虽不致被扼杀，却经常被窒息或淹没，而当自然的声音即良心不再向人心诉说时，也就意味着人性的病变。
在卢梭看来，启蒙运动以理性和科学为内核的现代性筹划，造就的正是人性被扭曲的典型：虚伪、虚荣且良心泯灭的布尔乔亚（bourgeois）。首先，启蒙运动创造了一种扭曲人性的评价体系。启蒙思想家通过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逐渐控制了社会的公共舆论，在他们的影响和引导下，才智而非美德、知识而非品性成为人们能否获得荣誉和地位的评判标准。“只要重才而轻德的思想一流行，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谁也不愿做好人”的布尔乔亚的典型，[7]141 即那些文人学士，那些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迎合大众趣味，往往就要标新立异、别出心裁。早先的哲学家推崇美德，后来的哲学家们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莱希普、戴奥吉尼斯、皮罗、普罗塔哥尔、卢克莱修、霍布斯、曼德威尔就是这样的人，而启蒙运动的旗手、文学泰斗伏尔泰就更是这样的人。“为了要博得别人的赞赏……他就会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上去的，并且宁愿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愿写出唯有在死后很长时期才会为人赞美的优秀作品了。大名鼎鼎的阿鲁艾啊①！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的矫揉造作的纤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的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佻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啊！”[5]26 这个万人敬仰的文学巨匠，在卢梭的笔下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人格扭曲的凡夫。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人会成为毕生的死敌，为什么伏尔泰会不遗余力地迫害卢梭了。其次，启蒙运动创造了一种扭曲人性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的主客分立的认知模式把认识过程设定为主体认识客体、主观认识客观的过程，这种认知理性模式随着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普及而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泛化为一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把自我设想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而他人和社会则都是因我而存在的，他人是与我有着不同甚至对立利益的他者，要么成为我利用的对象，要么成为我奴役的对象；工具理性以论证和计算物质利益来为人们服务，因此它还是虚荣心和自私心的天然盟友，总是在为实现自私心所追求的目的而寻找着手段；工具理性还总是与自私心结合在一起，压抑人们天生具有的道德情感即良心。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工具理性越来越成为人们典型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人的良知泯灭。在他的回忆系列中，卢梭指出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工具理性、自私、虚荣和良心之间的真实关系。“什么是实用的理智？如果不是牺牲目前的、瞬时的好处用以在某一天得到更大的或者更实在的好处，那又是什么呢？而什么是‘利害？如果不是增加和不断扩大这些手段，那又是什么呢？为利害所左右的人，……根本没有真正的激情，或者说战胜激情，出于精明的预见，完全致力于为自己赢得某种地位，以便自由自在地消受可能会在某一天来到他心中的激情。真正的激情在人类当中，比人们想的更难得，而且日益罕见。利害考虑磨损了它，削弱了它，将它全部淹灭，而自负自夸只不过是虚荣的蠢行之一，更有助于扼杀激情”。[2]141 最后，启蒙运动创造了一种扭曲人性的世界观。启蒙思想家们否认良心是一种天性，把它视为超验的因而是非科学的东西来加以拒斥，“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家是那样处心积虑地要扼杀这内心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声音不过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因为这内心的声音已经再也不能给他们任何启示了”。[2]20 由于否认了人的利他性本能，他们的伦理学就只能建立在人的自利性本能之上，这种伦理学实际上是在以道德学说的面貌解构着道德。这种以自利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与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科学主义思潮，随着启蒙思想家对普通大众的启蒙而逐渐渗入到政治、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世界，由此创造出布尔乔亚式的占有性世界观。布尔乔亚们渴望的是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财富、更大的名望、更高的地位，为此他们不顾一切地损人利己，从他人的痛苦中谋得自己的快乐，从他人的不幸中谋得自己的幸福，“为了发财致富，他们什么都干；而发财致富的目的，是为了受到人家的尊敬”，[7]225 他们是由虚荣心支配的人；布尔乔亚们听从的是欲望的声音，自然的声音在他们那里早已湮没无闻，只是在他们的不断作恶之余才会偶然泛起，使他们产生片刻的悔过之意，他们是良心泯灭的人；布尔乔亚们总是遵循着社会流行的礼节、习俗，从不遵循自己的天性，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触动，他们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可这彬彬有礼的外表掩盖着的却是一颗冷酷自私的心。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再也没有诚恳的友情，再也没有真诚的尊敬，再也没有深厚的信心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目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明的背后”，[5]10 布尔乔亚还是虚伪的人，虚荣、虚伪、良知泯灭、人性异化，在卢梭看来是启蒙运动科学主义思潮的必然结果。
卢梭的反科学主义思想为尼采、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学运动等所继承和发扬，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反启蒙运动、生态学运动和极端反功利技术主义，在我们今天依然有着生命力。18世纪后期看到的对理性主义的自然神论和自然主义的反动，为这些反对运动开辟了道路，而这些反对运动也深刻地改变着现代文化”。[1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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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