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的谴责和批判
屈建军等
摘 要： 孙中山晚年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且全方位地谴责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侵略。他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造成了中国财富外流和人民贫困，而文化侵略则弱化了某些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谴责和批判，有助于消除当今社会上某些人对西方强国的糊涂认识。
关键词： 孙中山； 帝国主义； 经济侵略； 文化侵略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64-03
对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的谴责和批判，是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重要特色。关于此课题的研究，学界迄今似无专文全面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拟在梳理、归纳孙中山有关言论的基础上，对其反帝思想略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谴责和批判
孙中山是从分析影响民族兴亡的因素入手，谴责和批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孙中山认为，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之所以兴亡，一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天然因素，二是由于人为的力量使然。“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1]197换言之，“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更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1]198
就政治力来说，“中国受欧美政治力的压迫，将及百年”。[1]198但与政治力压迫比较起来，“经济力的压迫，比较帝国主义，就是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因为“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容易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但是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觉，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1]201
那么，帝国主义是怎样用经济力压迫中国呢？我们知道，在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商品输出包括鸦片走私，以西方的工业品甚至毒品交换中国的白银和农副产品。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帝国主义在原有的商品输出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在中国开办工厂、开发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实行资本输出。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资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了巨额利润。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孙中山给国人详细地算了一笔账：“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权利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扣折、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或至一万万元；其三，出入口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税、地价三桩，夺我权利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1]208孙中山警告世人：“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国亡种灭而后已”。[1]208-209孙中山的计算未必十分精确，但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了大量财富，却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财富，并不是通过正当的商业贸易获得的，而是在不平等条约的支配下通过非法途径掠夺的。孙中山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海关，“海关税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1]202结果外国输入中国的洋货税率很低，“现在还是值百抽五”，入关之后便畅销无阻。相反，“中国货物经过海关，都由外国人任意抽税，通过各关卡更要纳许多次数厘金”。[1]423由于“中外货物的税率不平均”，所以中国土货在与洋货竞争时总是陷于失败。孙中山进而指出，帝国主义不仅利用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政治特权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还通过控制中国的金融、邮政、财政和交通进行超经济掠夺。本来外国就资本雄厚，机器先进，在经济实力方面已经占了优势；现在还有政治力量来做后援，所以双方贸易时中国总是“亏本”。孙中山由此总结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迫中国定了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领事裁判权啊，租借地啊，关税权啊，已筑就了经济上财政上侵略的基础。于是大发挥其对于殖民地的政策，将中国做成他的市场，源源不断地销售商品，一方面又将中国的土地出产及人民劳力，来满足他掠夺原料，榨取劳力的欲望。这样绝人生计，灭人种族的政策，”使中国人民感到“生计的压迫，一日紧似一日，不由得不害怕，不由得不着急”。[2]532因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正是造成中国衰弱和人民贫穷的根本原因。他说：“我们国家的土地有这样大，矿藏有这样丰富，农产有这样多，为什么还弄得民穷财尽，人民日日受贫穷的困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3]21
孙中山使用“经济压迫”形容中外经济交往不是没有原因的。表面上看，当时中西商业贸易似乎是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但事实上，由于帝国主义已经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支撑其商业贸易的并非价值规律下的等价交换，而是政治强制下的巧取豪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谈到“食利国”问题时，曾引用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不列颠帝国主义》一段原文：“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防止债务人造反”。[4]819 列宁在转述霍布森所著《帝国主义》一书描写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及金融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情况时说：“分割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像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机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且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指帝国主义制度——引者）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4]821-822 舒尔采·格弗尼茨和霍布森的自供状，形象而深刻地表露了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超经济性。
二、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谴责和批判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西方帝国主义的私有经济和强权政治反映到观念形态上，就是帝国主义的霸道文化。孙中山在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谴责了其对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
（一）孙中山指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
孙中山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说，东方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所以亚洲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相反，欧洲近百年来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5]405 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孙中山指出，西方帝国主义在文化上“行霸道”，至少造成了两大恶果：一是“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客观上造成了亚洲的落后。二是“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造成了整个世界道德的沦丧。[5]405 必须说明的是，孙中山纯粹从地域分析文化的不同属性，客观上是有某种局限性和不准确性的。事实上，东方也有霸道文化，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西方也有王道文化，如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化。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总是附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制度，就会滋生什么样的文化；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文化也将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不过整体来看，当时欧洲的文化确实是“主张功利强权”，“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霸道文化”。西方帝国主义正是借助于这种“霸道文化”，“他们的势力更渐渐侵入东洋，把我们亚洲的各民族和各国家，不是一个一个的消灭，便是一个一个的压制起来”。[5]401 结果给亚洲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孙中山指斥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是伴随帝国主义东侵而来的“西学东渐”。在西学之中，尤以西式宗教为盛。当时的中国，传教士东奔西走，宣传教义，吸纳教民；教堂遍布城乡，香火甚盛，信徒众多。这些传教士和教民，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虔诚向教、慷慨行善的，也有欺世盗名、为非作歹的；有真诚皈依基督门的传教士，也有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间谍。19世纪末年中国发生的多起教案及20世纪初年的义和团运动，与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某些教民勾结官府，作恶乡里，霸占田产，欺压良善有莫大的关系。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感同身受，刻骨铭心。孙中山指出，西方帝国主义除对中国实行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压迫外，“还有宗教的侵略。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豪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般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吃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2]532 孙中山并不反对一般宗教，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经孙中山亲自签署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他本人甚至还曾加入基督教。但他不能容忍那些披着宗教外衣，从事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并干涉中国内政、欺压非教民众的邪教。作为爱国者和政治家，孙中山能善待宗教，甄别教士，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孙中山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世界主义”蛊惑人心
“世界主义”是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倡导的借以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理论，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为那些崇尚西方文明，反对民族主义的青年学生所顶礼膜拜。孙中山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世界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驳。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1]216 “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1]223-224基于对“世界主义”骗局和本质的深刻认识，孙中山反复强调，世界主义“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其所以如此，“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6]558-559 为此中国必须高擎民族主义大旗，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以期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如果中国的新青年实在要讲“世界主义”，也必须是在“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1]220在这里，孙中山理解的“世界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帝国主义所宣扬的世界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终生追求的“世界大同”的同义语。倡言民族独立但并未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却向往“世界大同”，这正是孙中山先生的卓越之处。
三、余论
诚如孙中山所言，政治的侵略和压迫是赤裸裸的，容易被人发现并引起公愤，而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却富于欺骗性，容易使人麻痹甚至产生幻觉。在孙中山逝世半个多世纪后，一些人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大背景下，开始有意非难“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的历史结论，质疑或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荣历史，肯定甚至讴歌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帝国主义侵略的是非问题不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界有过激烈的争论，即使在今天，类似的争论实际上仍然暗流涌动。如近年来国际上关于人权与主权之争、文化界关于普世价值与政治价值之争，即是典型的例证之一。这种争论与孙中山时代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几乎如出一辙。关于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是非问题，因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的研讨和争鸣，此不赘述。笔者只想强调的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512 今天的中国，已经与近代的中国迥然不同。尽管中国仍然落后，需要对外开放，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时依然存在着利益让渡，但由于当今的中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早已把孙中山当年倡导的“权自我操”变为现实，任何发达国家都不能奢望取得经济利益之外的好处或通过享有政治特权在中国获得超额的经济利益，其与近代中国政府的丧权辱国是判然有别的，不能以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简单比照近代中西方的经济交往。至于当今国际上的人权与主权之争、文化界的普世价值与政治价值之争，对普通知识分子而言，说到底是高远理想与残酷现实之争，作为一般学术争论本来无可厚非，然而由于现实世界存在着国家分野和民族利益之争，所以必须指出的是，不管人权和普世价值如何美妙诱人，如何富于诗意，但在人类跨入世界大同的门槛之前，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横行无忌的今天，奢谈抽象的人权和普世价值其实是不靠谱的，且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同理，纵然“主权高于人权”论从人类的长远发展来说仍不免些许瑕疵，现实中的政治价值也有待于继续改进，但在国界尚未泯灭之前，在民族利益尚存的今天，都是需要人们认真坚守的。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中国疾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是非评价，亲身经历的人或许更有发言权。稽诸史籍，肯定、褒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人（如西太后之流）寥若晨星，而抨击、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国人却史不绝书。孙中山对待西方列强态度的前后变化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孙中山自幼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成年后多次游历欧美各国，由此滋生了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及文化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在其从事民主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资本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列强各国能够承认革命政府，赞助中国革命，为此受尽了西方列强和无耻政客的欺骗和耍弄。以至于后来的多数学者借此认定早年的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只排满不反帝，批评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晚年的孙中山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开始从以往幻想西方列强援助中国革命转到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的轨道上来，并严词谴责和深刻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巨大转变，固然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力感召有关，但更根本的还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现实侵略及自己的屡次受骗使其对西方列强产生了深度绝望。今天重温近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谴责和批判，对于我们科学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也有助于消除当今社会某些人对西方强国的糊涂认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陈旭麓.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孙中山全集：第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孙中山晚年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且全方位地谴责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侵略。他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造成了中国财富外流和人民贫困，而文化侵略则弱化了某些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谴责和批判，有助于消除当今社会上某些人对西方强国的糊涂认识。
关键词： 孙中山； 帝国主义； 经济侵略； 文化侵略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64-03
对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的谴责和批判，是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重要特色。关于此课题的研究，学界迄今似无专文全面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拟在梳理、归纳孙中山有关言论的基础上，对其反帝思想略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谴责和批判
孙中山是从分析影响民族兴亡的因素入手，谴责和批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孙中山认为，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之所以兴亡，一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天然因素，二是由于人为的力量使然。“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1]197换言之，“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更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1]198
就政治力来说，“中国受欧美政治力的压迫，将及百年”。[1]198但与政治力压迫比较起来，“经济力的压迫，比较帝国主义，就是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因为“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容易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但是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觉，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1]201
那么，帝国主义是怎样用经济力压迫中国呢？我们知道，在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商品输出包括鸦片走私，以西方的工业品甚至毒品交换中国的白银和农副产品。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帝国主义在原有的商品输出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在中国开办工厂、开发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实行资本输出。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资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了巨额利润。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孙中山给国人详细地算了一笔账：“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权利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扣折、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或至一万万元；其三，出入口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税、地价三桩，夺我权利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1]208孙中山警告世人：“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国亡种灭而后已”。[1]208-209孙中山的计算未必十分精确，但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了大量财富，却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财富，并不是通过正当的商业贸易获得的，而是在不平等条约的支配下通过非法途径掠夺的。孙中山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海关，“海关税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1]202结果外国输入中国的洋货税率很低，“现在还是值百抽五”，入关之后便畅销无阻。相反，“中国货物经过海关，都由外国人任意抽税，通过各关卡更要纳许多次数厘金”。[1]423由于“中外货物的税率不平均”，所以中国土货在与洋货竞争时总是陷于失败。孙中山进而指出，帝国主义不仅利用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政治特权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还通过控制中国的金融、邮政、财政和交通进行超经济掠夺。本来外国就资本雄厚，机器先进，在经济实力方面已经占了优势；现在还有政治力量来做后援，所以双方贸易时中国总是“亏本”。孙中山由此总结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迫中国定了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领事裁判权啊，租借地啊，关税权啊，已筑就了经济上财政上侵略的基础。于是大发挥其对于殖民地的政策，将中国做成他的市场，源源不断地销售商品，一方面又将中国的土地出产及人民劳力，来满足他掠夺原料，榨取劳力的欲望。这样绝人生计，灭人种族的政策，”使中国人民感到“生计的压迫，一日紧似一日，不由得不害怕，不由得不着急”。[2]532因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正是造成中国衰弱和人民贫穷的根本原因。他说：“我们国家的土地有这样大，矿藏有这样丰富，农产有这样多，为什么还弄得民穷财尽，人民日日受贫穷的困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3]21
孙中山使用“经济压迫”形容中外经济交往不是没有原因的。表面上看，当时中西商业贸易似乎是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但事实上，由于帝国主义已经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支撑其商业贸易的并非价值规律下的等价交换，而是政治强制下的巧取豪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谈到“食利国”问题时，曾引用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不列颠帝国主义》一段原文：“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防止债务人造反”。[4]819 列宁在转述霍布森所著《帝国主义》一书描写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及金融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情况时说：“分割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像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机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且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指帝国主义制度——引者）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4]821-822 舒尔采·格弗尼茨和霍布森的自供状，形象而深刻地表露了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超经济性。
二、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谴责和批判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西方帝国主义的私有经济和强权政治反映到观念形态上，就是帝国主义的霸道文化。孙中山在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谴责了其对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
（一）孙中山指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
孙中山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说，东方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所以亚洲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相反，欧洲近百年来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5]405 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孙中山指出，西方帝国主义在文化上“行霸道”，至少造成了两大恶果：一是“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客观上造成了亚洲的落后。二是“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造成了整个世界道德的沦丧。[5]405 必须说明的是，孙中山纯粹从地域分析文化的不同属性，客观上是有某种局限性和不准确性的。事实上，东方也有霸道文化，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西方也有王道文化，如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化。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总是附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制度，就会滋生什么样的文化；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文化也将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不过整体来看，当时欧洲的文化确实是“主张功利强权”，“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霸道文化”。西方帝国主义正是借助于这种“霸道文化”，“他们的势力更渐渐侵入东洋，把我们亚洲的各民族和各国家，不是一个一个的消灭，便是一个一个的压制起来”。[5]401 结果给亚洲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孙中山指斥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是伴随帝国主义东侵而来的“西学东渐”。在西学之中，尤以西式宗教为盛。当时的中国，传教士东奔西走，宣传教义，吸纳教民；教堂遍布城乡，香火甚盛，信徒众多。这些传教士和教民，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虔诚向教、慷慨行善的，也有欺世盗名、为非作歹的；有真诚皈依基督门的传教士，也有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间谍。19世纪末年中国发生的多起教案及20世纪初年的义和团运动，与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某些教民勾结官府，作恶乡里，霸占田产，欺压良善有莫大的关系。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感同身受，刻骨铭心。孙中山指出，西方帝国主义除对中国实行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压迫外，“还有宗教的侵略。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豪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般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吃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2]532 孙中山并不反对一般宗教，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经孙中山亲自签署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他本人甚至还曾加入基督教。但他不能容忍那些披着宗教外衣，从事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并干涉中国内政、欺压非教民众的邪教。作为爱国者和政治家，孙中山能善待宗教，甄别教士，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孙中山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世界主义”蛊惑人心
“世界主义”是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倡导的借以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理论，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为那些崇尚西方文明，反对民族主义的青年学生所顶礼膜拜。孙中山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世界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驳。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1]216 “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1]223-224基于对“世界主义”骗局和本质的深刻认识，孙中山反复强调，世界主义“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其所以如此，“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6]558-559 为此中国必须高擎民族主义大旗，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以期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如果中国的新青年实在要讲“世界主义”，也必须是在“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1]220在这里，孙中山理解的“世界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帝国主义所宣扬的世界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终生追求的“世界大同”的同义语。倡言民族独立但并未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却向往“世界大同”，这正是孙中山先生的卓越之处。
三、余论
诚如孙中山所言，政治的侵略和压迫是赤裸裸的，容易被人发现并引起公愤，而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却富于欺骗性，容易使人麻痹甚至产生幻觉。在孙中山逝世半个多世纪后，一些人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大背景下，开始有意非难“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的历史结论，质疑或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荣历史，肯定甚至讴歌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帝国主义侵略的是非问题不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界有过激烈的争论，即使在今天，类似的争论实际上仍然暗流涌动。如近年来国际上关于人权与主权之争、文化界关于普世价值与政治价值之争，即是典型的例证之一。这种争论与孙中山时代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几乎如出一辙。关于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是非问题，因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的研讨和争鸣，此不赘述。笔者只想强调的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512 今天的中国，已经与近代的中国迥然不同。尽管中国仍然落后，需要对外开放，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时依然存在着利益让渡，但由于当今的中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早已把孙中山当年倡导的“权自我操”变为现实，任何发达国家都不能奢望取得经济利益之外的好处或通过享有政治特权在中国获得超额的经济利益，其与近代中国政府的丧权辱国是判然有别的，不能以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简单比照近代中西方的经济交往。至于当今国际上的人权与主权之争、文化界的普世价值与政治价值之争，对普通知识分子而言，说到底是高远理想与残酷现实之争，作为一般学术争论本来无可厚非，然而由于现实世界存在着国家分野和民族利益之争，所以必须指出的是，不管人权和普世价值如何美妙诱人，如何富于诗意，但在人类跨入世界大同的门槛之前，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横行无忌的今天，奢谈抽象的人权和普世价值其实是不靠谱的，且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同理，纵然“主权高于人权”论从人类的长远发展来说仍不免些许瑕疵，现实中的政治价值也有待于继续改进，但在国界尚未泯灭之前，在民族利益尚存的今天，都是需要人们认真坚守的。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中国疾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是非评价，亲身经历的人或许更有发言权。稽诸史籍，肯定、褒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人（如西太后之流）寥若晨星，而抨击、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国人却史不绝书。孙中山对待西方列强态度的前后变化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孙中山自幼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成年后多次游历欧美各国，由此滋生了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及文化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在其从事民主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资本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列强各国能够承认革命政府，赞助中国革命，为此受尽了西方列强和无耻政客的欺骗和耍弄。以至于后来的多数学者借此认定早年的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只排满不反帝，批评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晚年的孙中山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开始从以往幻想西方列强援助中国革命转到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的轨道上来，并严词谴责和深刻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巨大转变，固然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力感召有关，但更根本的还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现实侵略及自己的屡次受骗使其对西方列强产生了深度绝望。今天重温近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谴责和批判，对于我们科学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也有助于消除当今社会某些人对西方强国的糊涂认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陈旭麓.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孙中山全集：第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