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对旅游的门槛效应和国别差异
陈乔 程成
[摘 要]旅游和贸易作为“民心相通”和“贸易畅通”的重要内容，在传播文明、增进友谊、促进区域经济协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1995-2016年中国与24个对象国旅游与贸易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回归、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的门槛效应和国别差异。结果发现：贸易对旅游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随着收入水平增加，贸易对旅游的促进作用逐年减弱，且“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另外，从协调度国别分布来看，“出口贸易与入境旅游”集中在中度和高度协调，而“进口贸易与出境旅游”主要是中度协调;从协调度时间演变上看，中国与东盟国家耦合协调度逐年增长;但菲律宾、美国分别由于南海争端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原因，下降趋势明显。
[关键词]出入境旅游;进出口贸易;国别差异;门檻回归;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11-0037-11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8.11.010
引言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全面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而旅游和贸易作为“民心相通”和“贸易畅通”的重要内容，在传播文明、增进友谊、促进区域经济协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280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6 6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6.3%，其中，进口贸易额从1995年的1321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5 8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5.3%;出口贸易额由1487亿美元增加到20 84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7.1%。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加强了经济联系，而且还推动了人员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国居民跨越国界的旅游活动。作为发展中国家，入境旅游一直是我国赚取外汇的重要途径，中国入境客流量从1995年的0.36亿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1.38亿人次，年均增长率高达13%;出境游客从1995年的0.04亿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1.22亿人次，年均增长率高达36%。进出口贸易和出入境旅游的同步发展现象，表明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那么，贸易对旅游的作用机理和强度如何？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下，贸易对旅游的影响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与各对象国的旅游与贸易耦合和协调度如何？属于哪种协调类型？具体有何种差异？演进规律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1 文献综述
旅游和贸易作为国与国之间人员流动和货物流通的两个方面，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率先提出“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是否相关”问题的是Kulendran，接着他又提出了旅游与贸易的“马可·波罗假设”与“兴趣与关注假设”，随后，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解答和验证。比如Satheesh以美国亚利桑那州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农产品贸易与国际旅游的相互关系;Qudair考察了伊斯兰国家贸易与旅游的相互作用，发现游客数量与不同贸易方式之间存在长期平衡。Brida以智利为对象，探讨了旅游与贸易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Gautam和Suresh指出随着贸易合作的逐步深入，入境政策管辖限制将会逐步弱化，更有利于各国间的旅游活动。Massidda和Mattana认为意大利出入境旅游与国际贸易和国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相关性。Glauco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为对象，研究发现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有利于旅游和贸易发展。Chaisumpunsakul和Pholphirul以泰国与207个贸易伙伴国家数据，研究发现贸易开放程度与国际旅游需求呈正相关。总体上看，早期旅游与贸易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大都采用定性的方法，主要集中在旅游与贸易的理论基础、传导机制、影响因素等方面，而从定量角度研究旅游与贸易相互关系的文献依然相对较少。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从定量的角度，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线性回归、脉冲响应模型、波士顿矩阵等计量方法，对旅游和贸易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王洁洁以中国和韩国旅游贸易为对象，构建进出口贸易和出入境旅游间的推拉方程;孙根年利用三阶段模型，构建旅游与贸易的互动逻辑框架，阐述旅游与贸易的动力机制和关系;石张宇则以亚洲9国案例，将旅游与贸易关系分为3种：贸易推动旅游型、旅游推动贸易型以及混合型等;Santana利用延伸的引力模型研究旅游流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综合来看，已有研究未能将旅游和贸易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从更宽泛的视角研究二者的关系，无法深层次揭示二者之间作用强度和互动机理，更不能判识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口贸易与出境旅游、出口贸易与入境旅游的关联性，且多采用静态模型，也缺乏对变量连续性问题的探讨。
早在3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来到中国，其目的是为买进或卖出商品，由此拉开了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国际贸易，马克·波罗的中国之行可看作是国际商务旅游的先驱。可见，旅游作为更高层次的需求，其起源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促进人员的流动，促进了各国间经济和文化交往，促进了国际旅游发展。国际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程度。鉴于此，本文选取与我国旅游和贸易往来较频繁的2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以进出口贸易为自变量，出入境旅游为因变量，构建“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理论分析框架（图1），分别从“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和“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两个层面构建面板模型，借鉴学者Franziska、Timothy、Cro、Lee等指标选取，以1995-2016年各国出入境旅游人数、进出口贸易额、人均收入、首都球面距离、官方汇率、监管治理指数、政治稳定指数、世界遗产数量等为数据基础，运用门限回归、耦合协调度等方法，定量研究中国“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和“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效应，揭示中国与24个对象国在不同经济水平下二者关系的异质性，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探究不同年份内贸易对旅游作用的变化趋势，以期为促进旅游与贸易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本文在借鉴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拓展：其一，将旅游与贸易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分别从“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和“出境旅游对进口贸易”两个视角，深层次研究旅游和贸易二者关系;其二，引入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不同收入水平条件下，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更加真实地反映贸易对旅游影响效应，有效避免了简单线性回归无法测度不同收入区间内，贸易对旅游作用的动态变化。
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2.1 门槛回归模型
以Hansen1999年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为基础，重点考察不同收入水平下，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出境旅游对进口贸易的作用，为了消除异方差，构建线性对数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yit表示出、入境旅游人数，xit表示进、出口贸易額，Xit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影响两国间出入境旅游人数的特征变量。比如人均收入、地理距离、世界遗产数量、是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政治稳定指数、监管治理指数、是否旅游免签等，β0、β1，、θ是待估计参数，sit为误差项。
由于旅游和贸易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产业，相互关系较为复杂，并非简单的对称和线性关系，因此，采用自举技术对门槛效应显著性进行假设检验，构建如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2.1.1 单（多）门槛面板模型
从基础的单门槛面板模型开始，将模型（1）设定为如下形式：
式（2）中，qit为门槛变量，分别代表进口贸易额impit、出口贸易额expit;I（·）为示性函数：当qit≤y时，I（·）=1;qit>y时，I（·）=o;y为未知门槛值，εit-iid（0，δ2）为随机扰动项。
该模型实质上相当于一个分段函数，当qit≤y时，xit的系数为β1，而当qit>y时，xit的系数为β2。
由于模型可能出现多重门槛，因此以单门槛模型的基础，构建如下多重门槛模型：
采用Hansen提出的“格栅搜索法”连续给出门槛回归中的候选门槛yi，以0.0025作为格栅化水平，将候选门槛值范围进行格栅化处理，选择模型残差平方和最小值S1（y）所对应的候选门槛值yi，即为所求的真实门槛值y。
2.1.2 门槛效应检验
其一，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即检验回归结果中的β1与β2是否有显著差异。先对既定门槛值对应的回归模型施加约束条件β1=β2，然后进行Wald检验。如果Wald统计量的置信概率小于0.05，则拒绝原假设，认为β1与β2存在显著差异，门槛效应显著;反之，则门槛效应不明显。
其二，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检验。即检验所得到的门槛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原假设为H0： y-y0。Hansen（1996）提出使用极大似然估计量检验门槛值，相应的似然比统计量：
LR（y）= （SSR1（y） - SSR1（y）/δ2（y）
（5）
式（5）中，S1（y）为原假设下进行参数估计后得到的残差平方和，δ2（y）为原假设下进行参数估计后得到的残差方差。参照Hansen的研究，当LR（y）> -2log（1 -（1-a》1/2）时，拒绝原假设，LR统计量的临界值为7.35。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研究中国与不同对象国之间贸易对旅游的影响效应差异，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探究“出口贸易对人境旅游”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耦合作用强度及作用的时序区间。耦合度模型表达式为：
式（6）中，C为耦合度指数，U1、U2分别为极差正规化处理后的旅游和贸易序参量。在耦合度模型基础上，构建如下偶合协调度模型：
式（7）中，D表示耦合协调度，T表示综合协调度指数，α，b为待定系数（令a=b=0.5）。
2.3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目前纳入我国入境旅游统计口径的有39个国家，但由于各对象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不同，而且各国对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的统计时间也存在先后。通过对39个对象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旅游主管部门、Wind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新华丝路数据库等进行搜索，发现仅有24个国家把我国游客列入其统计范围。另外，我国1994年才将入境旅游人数纳入统计口径，故本文以1995年为时间起点，收集各对象国人均收入、地理距离、世界遗产数量、出境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免签、政治稳定、监管治理，以及进口和出口额等，上述国家占我国贸易总额的47.9%，占出入境旅游客流总量的34.8%，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为避免因数据单位不同而造成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的异方差，且时间序列取对数后更易得到平稳序列，为此对相应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
本研究以世界各国与中国出、入境游客量为被解释变量，中国与各国进出口贸易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国民收入、世界遗产数量、监管治理完善程度等为控制变量，探讨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之间的影响效应。具体变量含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对象国入境中国人数是衡量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入境旅游人数越多，说明我旅游资源吸引力较强和旅游基础设施较完善;中国出境对象国人数不仅反映中国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而且还反映了中国游客对对象国的认知度及好感。
（2）核心解释变量。中国进口对象国贸易额指中国从对象国进口资源和产品的总额，而中国出口对象国贸易额是指中国对24个对象国销售资源和产品的总额，两者都是中国与对象国间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重要体现。
（3）控制变量。具体包括：①人均国民收入。利用GDP平减指数以198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得到实际值。②地理距离。论文采用两国间地理距离来测度，理论界视地理距离为冰山成本，一般而言，该值越大越不利于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往来。③世界遗产数量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三类，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世界遗产数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体现一个国家的旅游吸引力。④政治稳定。旅游安全是游客最基本的需求，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反之，则不利于旅游业发展。⑤监管治理指某国对合约履行的保护程度以及对违法的惩罚力度，值越大说明该国监管治理越完善，那么游客在该国被强制消费、欺诈、甩客等现象就会越少。
3 实证分析
3.1 “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门槛效应
3.1.1 人均收入门槛值的确定和检验
首先，依次假设不存在门槛、存在单一门槛、存在双重门槛和存在3个门槛，对模型（4）进行估计，得到F统计量和“自抽样法”得到的p值。结果显示，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分别在5%和1%水平下显著，而三重门槛效果不显著。为此，本文将基于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其次，对双重门槛模型的两个门槛值进行识别。通过图2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即人均收入门槛估计值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为零时y取值。由表3可知，进口贸易与入境旅游门槛回归模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y1、y2分别为8.026和10.246。
3.1.2 “出口貿易对入境旅游”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考虑到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作用在滞后一年或两年才能体现出来，为此，以当期入境旅游为因变量，将出口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分别作为替代变量引入模型。结果发现：其一，线性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基本一致。其二，将出口贸易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作为替代变量，引入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各系数依然显著，且系数符号一致。综上可知，该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本研究利用非线性双重门槛模型研究入境旅游和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发现：（1）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逐步减弱。当人均收入位于第一门槛内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系数为0.178;当人均收入位于第二门槛值内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系数降至0.154;当人均收入位于第三门槛值内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促进做进一步减弱，为0.121，说明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存在非线性关系。主要原因是：入境旅游发展初期，多是以贸易往来为主要目的的入境商务旅游，入境商务旅游在入境游客中比重较大，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多的人选择到中国观光旅游，领略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入境旅游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平民化、大众化，受出口贸易的影响也逐渐减小。
（2）入境旅游除了受出口贸易影响外，世界遗产数量、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监管治理、旅游免签等都促进了入境旅游的发展，但是地理距离与入境旅游呈显著负相关。虽然2017年《全球治理指数报告》②显示，中国政治稳定指数略有下降，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逐年攀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使得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快速增长。
（3）依据收入门槛估计值y1、y2将人均收入划分为：（0，8.026]、（8.026，10.246]和（10.246，+co]三个区间。1995-2007年中国处于第一区间，2008年至今处于第二区间。由于人均收入越高，贸易对旅游的促进作用越弱。为此，可以预测未来出口贸易对中国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势必会日益降低。
3.2 “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门槛效应
3.2.1 人均收入门槛值的确定和检验
研究发现，单一门槛效应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三重门槛则未通过水平为10%的显著性检验。通过图3展示的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即人均收入对数门槛估计值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为零时y取值。另外，出境旅游与进口贸易门槛回归模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y3、y4分别为6.509和8.998。
3.2.2 “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通过比较线性固定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各解释变量系数和符号，以及入境旅游人数滞后一期和二期的回归结果（表2），不难发现，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且门槛模型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为此重点研究门槛回归模型中，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效应。
通过门槛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
（1）从人均收入门槛值来看，入境旅游与出口贸易的人均收入门槛值为8.02和10.24;而出境旅游和进口贸易的人均收入门槛值为6.50和8.99。不难发现，前者门槛值明显高于后者，说明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要实现跨越式增长，对人均收入水平要求更高，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要实现跨越式增长，则对经济发展水平要求相对较低。此外，本文结合2016年各对象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进出口贸易与出入境旅游的门槛区间，根据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大小，进一步将24个对象国划分为核心客源国：韩国、日本、美国、越南;重要客源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德国、英国等;一般客源国：瑞典、伊朗、西班牙、新西兰、乌克兰、巴基斯坦、以色列、比利时等。从洲际客源国来看，主要集中在亚洲、其次是欧洲和北美洲。
（2）我国出境旅游除了受进口贸易影响外，各国世界遗产数量、官方语言、监管治理、入境免签等对出境旅游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对出境旅游系数为负，通过1%显著性检验，且具有阻碍作用，与实际相符。另外，从3个区间内贸易对旅游的平均影响系数来看，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平均影响力为0.25，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平均影响力为0.15，可见，进口对出境的平均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出口对入境;从下降幅度来看，进口对出境作用下降幅度大于出口对入境，年均下降度分别为3.7%和2.8%，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我国旅游业发展初期，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远达不到国际标准，即使出口贸易额快速增长，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也难以立竿见影。其二，我国出口贸易最初是以技术含量低的农副产品为主，占出口总额的80%左右，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较弱。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内新产品、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激发人们来中国旅游的兴趣。基于此，使得“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人均收入门槛值和平均影响系数，高于“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
另外，从影响系数下降幅度来看，进口对出境作用下降幅度（3.7%）大于出口对人境（2.8%），可见虽然进口对出境旅游促进作用强，但是其持续时间不如出口对入境。
（3）无论是进口对出境，还是出口对入境，当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时，贸易对旅游的促进作用会逐步减弱，但是在具体区间内，贸易与旅游的关系不尽相同。对于入境旅游和出口贸易而言（图4），当人均收入对数值低于8.026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系数为0.178;当人均收入迈过第一门槛，但未达到第二门槛值时，出口贸易的系数仍为正，但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效应有所减弱，相关系数为0.154;当人均收入跨越第二门槛值，进口贸易对出境促进作用进一步减弱，影响系数为0.121，说明出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出口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对于出境旅游和进口贸易而言（图4），当人均收入对数值低于6.509时，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具有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293;当人均收入迈过第一门槛，但未达到第二门槛值时，进口贸易的系数仍为正，但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效应有所减弱，相关系数为0.264;当人均收入跨越第二门槛值，进口贸易对出境促进作用进一步减弱，影响系数为0.219，说明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进口对出境旅游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其内在原因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初期，出境旅游多是以商务合作的商务旅游，进口贸易发展为跨国企业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也进一步促进出境（商务）旅游，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放松身心、开阔眼界，陶冶情操等为主要目的出境旅游逐渐成为主流;另一方面，不断涌现的免税店、海淘网店等，大大方便了人们对进口产品的购买，进一步削弱了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
3.3 贸易对旅游影响效应的国别差异
首先，对1995-2016年中国与24个对象国的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极差正规化处理。其次，构建“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耦合模型，测算中国与各对象国旅游与贸易的耦合協调度。最后，参考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对耦合协调度区间与等级进行阶段划分，刻画出贸易与旅游的关系和动态变化，为预测未来耦合演变趋势和寻找协调制约因素提供依据。
其一，从耦合协调度等级国别分布来看，在“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中，除了芬兰、丹麦、巴西耦合协调指数较低，属于基本协调外，中国与其他对象国耦合协调度大多属于中度协调（占比54.2%）和高度协调（占比33.3%）。在“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中，我国与菲律宾的进口和出境耦合协调度仅为0.22，排名倒数第一，主要是因中菲舰船黄岩岛对峙事件和南海争端，使得我国游客入境菲律宾人数急剧下降，但是中国一直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并未因此而刻意减少对菲律宾的进口，使得进口贸易与出境旅游二者协调度较低;此外，乌克兰排名倒数第二仅为0.31，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地区的亲俄武装冲突不断，游客量急剧下降，出口贸易也日益萎缩，导致出境旅游和进口贸易耦合协调度较低。中国与各对象国“进口对出境”耦合的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占比分别为70.8%和8.3%。从整体上看，我国“出口对入境”耦合协调度高于“进口对出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我国高铁建设、桥梁建筑、机械制造、激光产业等逐步走出国门，相关产品出口到国外;同时，国内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服务意识逐渐增强，相信未来我国“出口对入境”系统协调程度会更高。
其二，从耦合协调度数值的时间演变上看，在“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方面各国差异较大。比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盟国家与我国的入境旅游与出口贸易耦合度增长趋势明显，增长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升级版，为双边旅游和贸易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丹麦、芬兰、巴西等国家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产业结构与我国存在一定的相似，空间地理距离较远，使得进口贸易发展缓慢。另外，在“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方面，中国与各对象国的耦合协调度均逐年增大，呈现出较好的耦合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与菲律宾、泰国和美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下降，菲律宾主要受南海争端等影响，前文已经阐述。泰国则是我国出境前往泰国的游客迅速上升，但由于泰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国会弹劾前总理英拉，中泰之间“大米换高铁”计划受阻等，致使进口贸易增长缓慢，二者耦合协调度降低。而美国则是由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贸易保护主义的日渐盛行，加大了对我国的贸易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对我国进行贸易调查等，阻碍了两国贸易发展，使得耦合协调度降低。
3.4 结论及讨论
本文利用1995-2016年中国与24个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出入境旅游数据，结合各对象国人均收入、旅游免签、政治稳定、监管治理、世界遗产数量等数据，依照门槛模型和耦合协调度，研究旅游与贸易的门槛效应，拟合不同人均收入门槛值下的贸易与旅游拟合曲线形态，并探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现状及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出口对入境和进口对出境均显著存在基于人均收入的双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8.026、10.246）和（6.509、8.998）。第二，在人均收入的3个区间内，出口贸易对入境的影响系数为0.293、0.264、0.219;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系数为0.178、0.154、0.121，进口贸易对低收入国家出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第三，“进口对出境”的平均促进作用（0.259）大于“出口对入境”（0.151）;但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进口对出境”作用的下降幅度也大于“出口对入境”，年均下降分别为3.7%和2.8%，第四，从协调度国别分布来看，我国“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集中在中度、高度协调，占比分别为54.2%、33.3%，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主要是中度协调，占比为70.8%，前者整体协调度明显高于后者;从协调度时间演变上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协调度逐年增长;但菲律宾、美国等由于领土争端、贸易保护主义等原因，下降趋势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世界经济疲软的宏观环境下，在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应该重视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的正溢出效应。为此，在制定促进我国贸易发展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扩大进出口的现实需要，同时也要高度重视贸易对旅游的带动作用，对进出口贸易增长和出入境旅游发展进行统筹考虑，制定协调发展规划和政策。其二，在发展旅游和贸易的同时，不能仅重视规模上的提升，更应该重视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促进作用的差异。我们除了加强与高收入水平国家旅游和贸易往来外，更应该重视低收入水平国家贸易对旅游的促进作用。其三，通过旅游与贸易耦合协调度指数我们发现，中国与蒙古、巴西、丹麦、哈萨克斯坦、芬兰、俄罗斯、菲律宾、美国等下降趋势明显。因此，要形成旅游与贸易彼此促进的动态发展，首先要从这些耦合协调度低的重点国别着手，强化对重点国别低偶合协调度问题的解决。
[摘 要]旅游和贸易作为“民心相通”和“贸易畅通”的重要内容，在传播文明、增进友谊、促进区域经济协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1995-2016年中国与24个对象国旅游与贸易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回归、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的门槛效应和国别差异。结果发现：贸易对旅游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随着收入水平增加，贸易对旅游的促进作用逐年减弱，且“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另外，从协调度国别分布来看，“出口贸易与入境旅游”集中在中度和高度协调，而“进口贸易与出境旅游”主要是中度协调;从协调度时间演变上看，中国与东盟国家耦合协调度逐年增长;但菲律宾、美国分别由于南海争端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原因，下降趋势明显。
[关键词]出入境旅游;进出口贸易;国别差异;门檻回归;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11-0037-11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8.11.010
引言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全面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而旅游和贸易作为“民心相通”和“贸易畅通”的重要内容，在传播文明、增进友谊、促进区域经济协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280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6 6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6.3%，其中，进口贸易额从1995年的1321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5 8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5.3%;出口贸易额由1487亿美元增加到20 84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7.1%。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加强了经济联系，而且还推动了人员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国居民跨越国界的旅游活动。作为发展中国家，入境旅游一直是我国赚取外汇的重要途径，中国入境客流量从1995年的0.36亿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1.38亿人次，年均增长率高达13%;出境游客从1995年的0.04亿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1.22亿人次，年均增长率高达36%。进出口贸易和出入境旅游的同步发展现象，表明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那么，贸易对旅游的作用机理和强度如何？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下，贸易对旅游的影响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与各对象国的旅游与贸易耦合和协调度如何？属于哪种协调类型？具体有何种差异？演进规律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1 文献综述
旅游和贸易作为国与国之间人员流动和货物流通的两个方面，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率先提出“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是否相关”问题的是Kulendran，接着他又提出了旅游与贸易的“马可·波罗假设”与“兴趣与关注假设”，随后，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解答和验证。比如Satheesh以美国亚利桑那州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农产品贸易与国际旅游的相互关系;Qudair考察了伊斯兰国家贸易与旅游的相互作用，发现游客数量与不同贸易方式之间存在长期平衡。Brida以智利为对象，探讨了旅游与贸易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Gautam和Suresh指出随着贸易合作的逐步深入，入境政策管辖限制将会逐步弱化，更有利于各国间的旅游活动。Massidda和Mattana认为意大利出入境旅游与国际贸易和国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相关性。Glauco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为对象，研究发现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有利于旅游和贸易发展。Chaisumpunsakul和Pholphirul以泰国与207个贸易伙伴国家数据，研究发现贸易开放程度与国际旅游需求呈正相关。总体上看，早期旅游与贸易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大都采用定性的方法，主要集中在旅游与贸易的理论基础、传导机制、影响因素等方面，而从定量角度研究旅游与贸易相互关系的文献依然相对较少。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从定量的角度，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线性回归、脉冲响应模型、波士顿矩阵等计量方法，对旅游和贸易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王洁洁以中国和韩国旅游贸易为对象，构建进出口贸易和出入境旅游间的推拉方程;孙根年利用三阶段模型，构建旅游与贸易的互动逻辑框架，阐述旅游与贸易的动力机制和关系;石张宇则以亚洲9国案例，将旅游与贸易关系分为3种：贸易推动旅游型、旅游推动贸易型以及混合型等;Santana利用延伸的引力模型研究旅游流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综合来看，已有研究未能将旅游和贸易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从更宽泛的视角研究二者的关系，无法深层次揭示二者之间作用强度和互动机理，更不能判识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口贸易与出境旅游、出口贸易与入境旅游的关联性，且多采用静态模型，也缺乏对变量连续性问题的探讨。
早在3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来到中国，其目的是为买进或卖出商品，由此拉开了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国际贸易，马克·波罗的中国之行可看作是国际商务旅游的先驱。可见，旅游作为更高层次的需求，其起源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促进人员的流动，促进了各国间经济和文化交往，促进了国际旅游发展。国际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程度。鉴于此，本文选取与我国旅游和贸易往来较频繁的2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以进出口贸易为自变量，出入境旅游为因变量，构建“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理论分析框架（图1），分别从“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和“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两个层面构建面板模型，借鉴学者Franziska、Timothy、Cro、Lee等指标选取，以1995-2016年各国出入境旅游人数、进出口贸易额、人均收入、首都球面距离、官方汇率、监管治理指数、政治稳定指数、世界遗产数量等为数据基础，运用门限回归、耦合协调度等方法，定量研究中国“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和“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效应，揭示中国与24个对象国在不同经济水平下二者关系的异质性，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探究不同年份内贸易对旅游作用的变化趋势，以期为促进旅游与贸易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本文在借鉴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拓展：其一，将旅游与贸易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分别从“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和“出境旅游对进口贸易”两个视角，深层次研究旅游和贸易二者关系;其二，引入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不同收入水平条件下，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更加真实地反映贸易对旅游影响效应，有效避免了简单线性回归无法测度不同收入区间内，贸易对旅游作用的动态变化。
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2.1 门槛回归模型
以Hansen1999年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为基础，重点考察不同收入水平下，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出境旅游对进口贸易的作用，为了消除异方差，构建线性对数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yit表示出、入境旅游人数，xit表示进、出口贸易額，Xit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影响两国间出入境旅游人数的特征变量。比如人均收入、地理距离、世界遗产数量、是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政治稳定指数、监管治理指数、是否旅游免签等，β0、β1，、θ是待估计参数，sit为误差项。
由于旅游和贸易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产业，相互关系较为复杂，并非简单的对称和线性关系，因此，采用自举技术对门槛效应显著性进行假设检验，构建如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2.1.1 单（多）门槛面板模型
从基础的单门槛面板模型开始，将模型（1）设定为如下形式：
式（2）中，qit为门槛变量，分别代表进口贸易额impit、出口贸易额expit;I（·）为示性函数：当qit≤y时，I（·）=1;qit>y时，I（·）=o;y为未知门槛值，εit-iid（0，δ2）为随机扰动项。
该模型实质上相当于一个分段函数，当qit≤y时，xit的系数为β1，而当qit>y时，xit的系数为β2。
由于模型可能出现多重门槛，因此以单门槛模型的基础，构建如下多重门槛模型：
采用Hansen提出的“格栅搜索法”连续给出门槛回归中的候选门槛yi，以0.0025作为格栅化水平，将候选门槛值范围进行格栅化处理，选择模型残差平方和最小值S1（y）所对应的候选门槛值yi，即为所求的真实门槛值y。
2.1.2 门槛效应检验
其一，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即检验回归结果中的β1与β2是否有显著差异。先对既定门槛值对应的回归模型施加约束条件β1=β2，然后进行Wald检验。如果Wald统计量的置信概率小于0.05，则拒绝原假设，认为β1与β2存在显著差异，门槛效应显著;反之，则门槛效应不明显。
其二，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检验。即检验所得到的门槛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原假设为H0： y-y0。Hansen（1996）提出使用极大似然估计量检验门槛值，相应的似然比统计量：
LR（y）= （SSR1（y） - SSR1（y）/δ2（y）
（5）
式（5）中，S1（y）为原假设下进行参数估计后得到的残差平方和，δ2（y）为原假设下进行参数估计后得到的残差方差。参照Hansen的研究，当LR（y）> -2log（1 -（1-a》1/2）时，拒绝原假设，LR统计量的临界值为7.35。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研究中国与不同对象国之间贸易对旅游的影响效应差异，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探究“出口贸易对人境旅游”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耦合作用强度及作用的时序区间。耦合度模型表达式为：
式（6）中，C为耦合度指数，U1、U2分别为极差正规化处理后的旅游和贸易序参量。在耦合度模型基础上，构建如下偶合协调度模型：
式（7）中，D表示耦合协调度，T表示综合协调度指数，α，b为待定系数（令a=b=0.5）。
2.3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目前纳入我国入境旅游统计口径的有39个国家，但由于各对象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不同，而且各国对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的统计时间也存在先后。通过对39个对象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旅游主管部门、Wind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新华丝路数据库等进行搜索，发现仅有24个国家把我国游客列入其统计范围。另外，我国1994年才将入境旅游人数纳入统计口径，故本文以1995年为时间起点，收集各对象国人均收入、地理距离、世界遗产数量、出境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免签、政治稳定、监管治理，以及进口和出口额等，上述国家占我国贸易总额的47.9%，占出入境旅游客流总量的34.8%，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为避免因数据单位不同而造成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的异方差，且时间序列取对数后更易得到平稳序列，为此对相应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
本研究以世界各国与中国出、入境游客量为被解释变量，中国与各国进出口贸易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国民收入、世界遗产数量、监管治理完善程度等为控制变量，探讨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之间的影响效应。具体变量含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对象国入境中国人数是衡量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入境旅游人数越多，说明我旅游资源吸引力较强和旅游基础设施较完善;中国出境对象国人数不仅反映中国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而且还反映了中国游客对对象国的认知度及好感。
（2）核心解释变量。中国进口对象国贸易额指中国从对象国进口资源和产品的总额，而中国出口对象国贸易额是指中国对24个对象国销售资源和产品的总额，两者都是中国与对象国间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重要体现。
（3）控制变量。具体包括：①人均国民收入。利用GDP平减指数以198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得到实际值。②地理距离。论文采用两国间地理距离来测度，理论界视地理距离为冰山成本，一般而言，该值越大越不利于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往来。③世界遗产数量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三类，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世界遗产数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体现一个国家的旅游吸引力。④政治稳定。旅游安全是游客最基本的需求，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反之，则不利于旅游业发展。⑤监管治理指某国对合约履行的保护程度以及对违法的惩罚力度，值越大说明该国监管治理越完善，那么游客在该国被强制消费、欺诈、甩客等现象就会越少。
3 实证分析
3.1 “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门槛效应
3.1.1 人均收入门槛值的确定和检验
首先，依次假设不存在门槛、存在单一门槛、存在双重门槛和存在3个门槛，对模型（4）进行估计，得到F统计量和“自抽样法”得到的p值。结果显示，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分别在5%和1%水平下显著，而三重门槛效果不显著。为此，本文将基于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其次，对双重门槛模型的两个门槛值进行识别。通过图2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即人均收入门槛估计值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为零时y取值。由表3可知，进口贸易与入境旅游门槛回归模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y1、y2分别为8.026和10.246。
3.1.2 “出口貿易对入境旅游”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考虑到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作用在滞后一年或两年才能体现出来，为此，以当期入境旅游为因变量，将出口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分别作为替代变量引入模型。结果发现：其一，线性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基本一致。其二，将出口贸易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作为替代变量，引入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各系数依然显著，且系数符号一致。综上可知，该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本研究利用非线性双重门槛模型研究入境旅游和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发现：（1）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逐步减弱。当人均收入位于第一门槛内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系数为0.178;当人均收入位于第二门槛值内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系数降至0.154;当人均收入位于第三门槛值内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促进做进一步减弱，为0.121，说明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存在非线性关系。主要原因是：入境旅游发展初期，多是以贸易往来为主要目的的入境商务旅游，入境商务旅游在入境游客中比重较大，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多的人选择到中国观光旅游，领略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入境旅游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平民化、大众化，受出口贸易的影响也逐渐减小。
（2）入境旅游除了受出口贸易影响外，世界遗产数量、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监管治理、旅游免签等都促进了入境旅游的发展，但是地理距离与入境旅游呈显著负相关。虽然2017年《全球治理指数报告》②显示，中国政治稳定指数略有下降，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逐年攀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使得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快速增长。
（3）依据收入门槛估计值y1、y2将人均收入划分为：（0，8.026]、（8.026，10.246]和（10.246，+co]三个区间。1995-2007年中国处于第一区间，2008年至今处于第二区间。由于人均收入越高，贸易对旅游的促进作用越弱。为此，可以预测未来出口贸易对中国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势必会日益降低。
3.2 “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门槛效应
3.2.1 人均收入门槛值的确定和检验
研究发现，单一门槛效应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三重门槛则未通过水平为10%的显著性检验。通过图3展示的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即人均收入对数门槛估计值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为零时y取值。另外，出境旅游与进口贸易门槛回归模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y3、y4分别为6.509和8.998。
3.2.2 “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通过比较线性固定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各解释变量系数和符号，以及入境旅游人数滞后一期和二期的回归结果（表2），不难发现，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且门槛模型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为此重点研究门槛回归模型中，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效应。
通过门槛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
（1）从人均收入门槛值来看，入境旅游与出口贸易的人均收入门槛值为8.02和10.24;而出境旅游和进口贸易的人均收入门槛值为6.50和8.99。不难发现，前者门槛值明显高于后者，说明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要实现跨越式增长，对人均收入水平要求更高，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要实现跨越式增长，则对经济发展水平要求相对较低。此外，本文结合2016年各对象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进出口贸易与出入境旅游的门槛区间，根据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大小，进一步将24个对象国划分为核心客源国：韩国、日本、美国、越南;重要客源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德国、英国等;一般客源国：瑞典、伊朗、西班牙、新西兰、乌克兰、巴基斯坦、以色列、比利时等。从洲际客源国来看，主要集中在亚洲、其次是欧洲和北美洲。
（2）我国出境旅游除了受进口贸易影响外，各国世界遗产数量、官方语言、监管治理、入境免签等对出境旅游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对出境旅游系数为负，通过1%显著性检验，且具有阻碍作用，与实际相符。另外，从3个区间内贸易对旅游的平均影响系数来看，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平均影响力为0.25，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平均影响力为0.15，可见，进口对出境的平均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出口对入境;从下降幅度来看，进口对出境作用下降幅度大于出口对入境，年均下降度分别为3.7%和2.8%，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我国旅游业发展初期，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远达不到国际标准，即使出口贸易额快速增长，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也难以立竿见影。其二，我国出口贸易最初是以技术含量低的农副产品为主，占出口总额的80%左右，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较弱。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内新产品、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激发人们来中国旅游的兴趣。基于此，使得“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人均收入门槛值和平均影响系数，高于“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
另外，从影响系数下降幅度来看，进口对出境作用下降幅度（3.7%）大于出口对人境（2.8%），可见虽然进口对出境旅游促进作用强，但是其持续时间不如出口对入境。
（3）无论是进口对出境，还是出口对入境，当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时，贸易对旅游的促进作用会逐步减弱，但是在具体区间内，贸易与旅游的关系不尽相同。对于入境旅游和出口贸易而言（图4），当人均收入对数值低于8.026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系数为0.178;当人均收入迈过第一门槛，但未达到第二门槛值时，出口贸易的系数仍为正，但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效应有所减弱，相关系数为0.154;当人均收入跨越第二门槛值，进口贸易对出境促进作用进一步减弱，影响系数为0.121，说明出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出口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对于出境旅游和进口贸易而言（图4），当人均收入对数值低于6.509时，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具有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293;当人均收入迈过第一门槛，但未达到第二门槛值时，进口贸易的系数仍为正，但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效应有所减弱，相关系数为0.264;当人均收入跨越第二门槛值，进口贸易对出境促进作用进一步减弱，影响系数为0.219，说明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进口对出境旅游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其内在原因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初期，出境旅游多是以商务合作的商务旅游，进口贸易发展为跨国企业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也进一步促进出境（商务）旅游，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放松身心、开阔眼界，陶冶情操等为主要目的出境旅游逐渐成为主流;另一方面，不断涌现的免税店、海淘网店等，大大方便了人们对进口产品的购买，进一步削弱了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
3.3 贸易对旅游影响效应的国别差异
首先，对1995-2016年中国与24个对象国的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极差正规化处理。其次，构建“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耦合模型，测算中国与各对象国旅游与贸易的耦合協调度。最后，参考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对耦合协调度区间与等级进行阶段划分，刻画出贸易与旅游的关系和动态变化，为预测未来耦合演变趋势和寻找协调制约因素提供依据。
其一，从耦合协调度等级国别分布来看，在“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中，除了芬兰、丹麦、巴西耦合协调指数较低，属于基本协调外，中国与其他对象国耦合协调度大多属于中度协调（占比54.2%）和高度协调（占比33.3%）。在“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中，我国与菲律宾的进口和出境耦合协调度仅为0.22，排名倒数第一，主要是因中菲舰船黄岩岛对峙事件和南海争端，使得我国游客入境菲律宾人数急剧下降，但是中国一直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并未因此而刻意减少对菲律宾的进口，使得进口贸易与出境旅游二者协调度较低;此外，乌克兰排名倒数第二仅为0.31，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地区的亲俄武装冲突不断，游客量急剧下降，出口贸易也日益萎缩，导致出境旅游和进口贸易耦合协调度较低。中国与各对象国“进口对出境”耦合的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占比分别为70.8%和8.3%。从整体上看，我国“出口对入境”耦合协调度高于“进口对出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我国高铁建设、桥梁建筑、机械制造、激光产业等逐步走出国门，相关产品出口到国外;同时，国内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服务意识逐渐增强，相信未来我国“出口对入境”系统协调程度会更高。
其二，从耦合协调度数值的时间演变上看，在“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方面各国差异较大。比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盟国家与我国的入境旅游与出口贸易耦合度增长趋势明显，增长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升级版，为双边旅游和贸易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丹麦、芬兰、巴西等国家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产业结构与我国存在一定的相似，空间地理距离较远，使得进口贸易发展缓慢。另外，在“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方面，中国与各对象国的耦合协调度均逐年增大，呈现出较好的耦合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与菲律宾、泰国和美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下降，菲律宾主要受南海争端等影响，前文已经阐述。泰国则是我国出境前往泰国的游客迅速上升，但由于泰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国会弹劾前总理英拉，中泰之间“大米换高铁”计划受阻等，致使进口贸易增长缓慢，二者耦合协调度降低。而美国则是由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贸易保护主义的日渐盛行，加大了对我国的贸易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对我国进行贸易调查等，阻碍了两国贸易发展，使得耦合协调度降低。
3.4 结论及讨论
本文利用1995-2016年中国与24个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出入境旅游数据，结合各对象国人均收入、旅游免签、政治稳定、监管治理、世界遗产数量等数据，依照门槛模型和耦合协调度，研究旅游与贸易的门槛效应，拟合不同人均收入门槛值下的贸易与旅游拟合曲线形态，并探究“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现状及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出口对入境和进口对出境均显著存在基于人均收入的双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8.026、10.246）和（6.509、8.998）。第二，在人均收入的3个区间内，出口贸易对入境的影响系数为0.293、0.264、0.219;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的影响系数为0.178、0.154、0.121，进口贸易对低收入国家出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第三，“进口对出境”的平均促进作用（0.259）大于“出口对入境”（0.151）;但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进口对出境”作用的下降幅度也大于“出口对入境”，年均下降分别为3.7%和2.8%，第四，从协调度国别分布来看，我国“出口贸易对入境旅游”集中在中度、高度协调，占比分别为54.2%、33.3%，而“进口贸易对出境旅游”主要是中度协调，占比为70.8%，前者整体协调度明显高于后者;从协调度时间演变上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协调度逐年增长;但菲律宾、美国等由于领土争端、贸易保护主义等原因，下降趋势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世界经济疲软的宏观环境下，在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应该重视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的正溢出效应。为此，在制定促进我国贸易发展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扩大进出口的现实需要，同时也要高度重视贸易对旅游的带动作用，对进出口贸易增长和出入境旅游发展进行统筹考虑，制定协调发展规划和政策。其二，在发展旅游和贸易的同时，不能仅重视规模上的提升，更应该重视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进出口贸易对出入境旅游促进作用的差异。我们除了加强与高收入水平国家旅游和贸易往来外，更应该重视低收入水平国家贸易对旅游的促进作用。其三，通过旅游与贸易耦合协调度指数我们发现，中国与蒙古、巴西、丹麦、哈萨克斯坦、芬兰、俄罗斯、菲律宾、美国等下降趋势明显。因此，要形成旅游与贸易彼此促进的动态发展，首先要从这些耦合协调度低的重点国别着手，强化对重点国别低偶合协调度问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