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迎春花市集体记忆，讲述原汁原味中国故事
廖珍杰 戴光全
广州迎春花市，俗称行花街，它的历史可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据说南汉王刘怅有一个宠姬，名日素馨，原是珠江南岸庄头村的种花女。在其进宫后依旧保持着荷把锄头、播种施肥种花的习惯。每每种花时或者花开的季节便是素馨笑得最灿烂的时候。皇宫贵族纷纷效仿种起花花草草，随后这一仿效之風由宫廷传至民间家家户户。久而久之，一种以养花为幸福吉祥寓意的民风扎根于岭南地区。迎春花市的基本定型是在20世纪20年代，其中，传统花市与春节节庆活动的结合是关键所在。1949年后，广州除夕花市变成了一项政府主办的市政项目。如今，追逐历史的足迹，广州迎春花市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成为了一项规模大、影响广，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
2012年起，广州市整合园林、旅游、文化等资源，推出“广州过年·花城看花”迎春花市节庆活动，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来广州过年。2018年，广州迎春花市首次开到海外，2月14日西方情人节当天，在巴黎大皇宫荣誉大厅举办“当广州遇见巴黎——‘花城魅力之夜”海外花市新春灯光音乐秀活动，借助声光电形式主推广州花市和美食，邀请巴黎市民到广州过年，充分展现广州“花城”文化特色。法国艺术家Gad Weil表示：“文化、花卉、美食以及著名的历史人物、悠久的历史建筑、现代的城市地标等，让所有能够代表两座城市——广州与巴黎的标志物对话，好比一场美好的相遇，一段充满惊喜的爱情。”他期待通过广州发现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如何向世界讲述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并不急于一时一刻。在学理上，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并思考以下问题：集体记忆是什么？选取什么“故事”向世界讲述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更贴切？集体记忆可以传播吗？……这些问题有必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基于此，长期困扰笔者并进行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从传播学的视角切入集体记忆研究？“传播迎春花市集体记忆，讲述原汁原味中国故事”能否找到理论基础？这些疑问的解答值得笔者根据此次广州成功营造的文化旅游特色品牌活动来进行一番探讨。
其一，关于集体记忆。记忆本是一个被心理学集中关注的研究领域。个人的心理机制以及生理机制是记忆问题的核心处理器，也是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成熟，群体及人的群体化开始被广泛关注，而不是狭隘于个体生命的意义，记忆的社会属性便被剖析出来。目前学术界对于集体记忆的定义并没有达成共识，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三种说法。有关“集体记忆”（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MauriceHalbwachs）的说法偏向于以个人为中心。集体记忆在群体中存续，但只有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够进行记忆。研究聚焦个体心理活动中的群体因素和群体影响，认为个人的记忆都是源自群体，强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集体记忆不是某种神秘的群体思想，也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
有关“社会记忆”（代表人物：美国学者PaulConnerton）的说法偏向于以社会为中心，研究认为社会是集体记忆的本体和中心，社会记忆不得不直面建构过程中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关注整个群体或整个社会的记忆机制，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Halbwachs过于关注集体记忆的当下建构，忽略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承不同，Connerton重点研究了传承和保持社会记忆的两种重要方式——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ceremonies）和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身体实践又分为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刻写实践利用人体之外的手段和媒介传递、记录、保存信息，通常被认为是传递社会记忆重要且可靠的形式。但是通过亲身在场参与活动、传递信息的体化实践同样“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
有关“文化记忆”（代表人物：德国学者JanAssmann和Aleida Assmann夫妇）的说法：“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文化记忆理论强调文化体系中的“凝聚性结构”，最终从具体的事件、具体的故事、具体的记忆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抽象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群体成员遵照的准则，也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约束力量。“文化记忆”将集体记忆研究的取向拉回到个人和群体，在Halbwachs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维度，即内在的文化影响。
无论哪一种研究取向，可以肯定的是：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并非是一个恢复或完全再现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有一些因素决定着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决定着哪些东西被删除、保留或修订;集体记忆的延续方式是多样的，类似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样的反复操演的方式，往往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
其二，关于传播。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被建构而成的.存在于个人、群体及社会的持续互动之中。集体记忆从具象的符号到抽象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其形态随着参与互动的主体以及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集体记忆的传承、传播离不开媒介，媒介形态的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到集体记忆的传承和传播。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不再是有关集体记忆传播的唯一主角，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着关于集体记忆传播既有的模式和格局。公众通过这些新平台，可以及时获取有关集体记忆的最新动态，自由发表观点。传统的权威正在被消解，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可能性和足够的愿望表达自己以及有关群体的种种信息，包括集体记忆。个体已经获得了建构集体记忆的权力和意识，集体记忆研究需要以新媒体带来的个体话语力崛起以及社会结构变迁作为重要背景展开。面对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属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与以往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新语境将为集体记忆的传播带来新模式和新途径。针对以往集体记忆理论中过分强调组织或者社会权力对集体记忆建构的影响，忽视个人的作用，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更应该重新审核和重视政府与媒体如何更好地建立和完善互动关系，从而改变“大众”与“精英”，或“民间”与“官方”潜在对立的前提，通过独特视角和艰苦挖掘来找到与“精英”或“官方”对立的真相。因此，如何另辟蹊径传播和讲述中国故事值得深入研究。
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更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微博、微信作为政府权威的官方自媒体平台，积极主动地向媒体公开集体记忆的相关信息，主动为媒体设置议程，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把握輿论引导的主导权。节日和仪式，也即Connerton所说的纪念仪式，是集体记忆传承传播的重要方式。即使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我国一些少数民族通过一系列特有、丰富、周期化的仪式，同样能够有效地传承本族群的集体记忆，形成了集体记忆传承的一种独特模式。符号的多样性在这里只是手段，周期性的呈现才是传承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核心要素。大众传媒能够通过故事叙述、纪实记录、新闻报道等手段再现集体记忆，也能够通过建构现实、发明传统、再造符号和意义来创造集体记忆。
其三，传播集体记忆，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我们先要对炎黄子孙讲好自己的故事。广州迎春花市的集体记忆对广州人而言，对我们中国人而言首先是一种经过几代共同个体的反复生产而产生的集体认同，只有集体认同，才会实现文化传承。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每年的迎春花市，人们耳畔听着耳熟能详的童谣歌曲《行花街》：“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排，朵朵红花鲜，朵朵黄花大，千朵万朵睇唔晒。阿妈笑，阿爸喜，人欢花靓乐开怀……”;目光里闪烁着人们对来自广东各地甚至国外的春红绿柳难以掩饰的喜爱;空气间畅快呼吸着遍布整条街的浓烈花香;脑海里计划着各种购置回家的鲜花给家里带来的各种新年祝福和寓意：美好生活长长久久的吊钟花，仙到福到的水仙花，吉利发财的金桔，百年好合的百合花，夫妻和睦、鸿运当头的大桃花……简单而又热闹，充满着浓浓的年味儿。秦牧曾在《花街》一文中说：“花市盘桓，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我们和这一切古老而又青春的东西异常水乳交融。”国泰民安，幸福绵长，集体记忆以这样的方式代代延续。英国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ErnestGellner说，“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民族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意系统，是饱含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的感性符号，是能唤醒民族这个“共同体”的共同记忆。由花卉集市演变而来的“迎春花市”，是岭南民众广泛认同的年俗文化。作为以迎春祈福为旨归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迎春花市包括以花为核心的民俗象征物，由牌楼、灯饰、棚架、花意头和风车等组成的年俗符号，以及承载基本仪式及集体记忆的商业老街等元素。
并不是所有的过去都是记忆，也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具有留存的价值，通过选择、留存下来的集体记忆必然是有价值的。记忆本身是反复重申的解释，不管是作为“能指”的符号，还是表征“所指”的符号，在迎春花市集体记忆符号系统中都会涉及对符号的解释或翻译。广州迎春花市在被群体选择和解释后通过“行花街”仪式不断重演和回顾，让这段集体记忆成为习惯，防止被社会遗忘，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进一步建构着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如果说将传播学引入集体记忆的研究可以成立，那么集体记忆研究将会出现新的里程碑，呈现出传播学集体记忆研究范式和传统集体记忆研究范式两大类别。在传统集体记忆研究范式下，包括了如前所述的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三者的共同点在于无论用何种方式表述，其一，记忆可以被建构是其主要特征，其二，政治权力、官方及精英人物建构集体记忆的力量必然大于个人或民间力量;而在传播学集体记忆的研究范式下，随着新媒体力量的崛起，政治权力、官方及精英人物建构集体记忆的力量必然被削弱，代表来自民间及个人的有关“集体”记忆讲述或表达的力量大大增强。基于此，政府及官方通过先期精心策划、筹备广州迎春花市，树立广州文化旅游品牌的同时，事前、事中、事后的新闻策划及一系列的新闻跟踪报道，理应成为该集体记忆获得集体认同、讲述广州及中国故事必不可少的并必须获取更加被重视的途径或者方式。随着新媒体力量崛起下的个体话语权力增强，政府在做好自身正确“有所为”的同时，民间或个人对政府“有所为”会形成自我的评价或认知，由众多的个体所建构的评价或认知会通过新媒体将无形中形成的“集体认同”传播出去。所以，“传播迎春花市集体记忆，讲述原汁原味中国故事”需要官方讲述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充分重视和利用自媒体力量来进行“转述”。研究集体记忆传播问题，无疑对于我国社会变迁背景下形塑国家认同、传承民族文化、组织社会行动、指导日常生活的研究和实践都极具价值，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说，新媒体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传播将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
广州迎春花市，俗称行花街，它的历史可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据说南汉王刘怅有一个宠姬，名日素馨，原是珠江南岸庄头村的种花女。在其进宫后依旧保持着荷把锄头、播种施肥种花的习惯。每每种花时或者花开的季节便是素馨笑得最灿烂的时候。皇宫贵族纷纷效仿种起花花草草，随后这一仿效之風由宫廷传至民间家家户户。久而久之，一种以养花为幸福吉祥寓意的民风扎根于岭南地区。迎春花市的基本定型是在20世纪20年代，其中，传统花市与春节节庆活动的结合是关键所在。1949年后，广州除夕花市变成了一项政府主办的市政项目。如今，追逐历史的足迹，广州迎春花市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成为了一项规模大、影响广，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
2012年起，广州市整合园林、旅游、文化等资源，推出“广州过年·花城看花”迎春花市节庆活动，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来广州过年。2018年，广州迎春花市首次开到海外，2月14日西方情人节当天，在巴黎大皇宫荣誉大厅举办“当广州遇见巴黎——‘花城魅力之夜”海外花市新春灯光音乐秀活动，借助声光电形式主推广州花市和美食，邀请巴黎市民到广州过年，充分展现广州“花城”文化特色。法国艺术家Gad Weil表示：“文化、花卉、美食以及著名的历史人物、悠久的历史建筑、现代的城市地标等，让所有能够代表两座城市——广州与巴黎的标志物对话，好比一场美好的相遇，一段充满惊喜的爱情。”他期待通过广州发现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如何向世界讲述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并不急于一时一刻。在学理上，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并思考以下问题：集体记忆是什么？选取什么“故事”向世界讲述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更贴切？集体记忆可以传播吗？……这些问题有必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基于此，长期困扰笔者并进行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从传播学的视角切入集体记忆研究？“传播迎春花市集体记忆，讲述原汁原味中国故事”能否找到理论基础？这些疑问的解答值得笔者根据此次广州成功营造的文化旅游特色品牌活动来进行一番探讨。
其一，关于集体记忆。记忆本是一个被心理学集中关注的研究领域。个人的心理机制以及生理机制是记忆问题的核心处理器，也是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成熟，群体及人的群体化开始被广泛关注，而不是狭隘于个体生命的意义，记忆的社会属性便被剖析出来。目前学术界对于集体记忆的定义并没有达成共识，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三种说法。有关“集体记忆”（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MauriceHalbwachs）的说法偏向于以个人为中心。集体记忆在群体中存续，但只有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够进行记忆。研究聚焦个体心理活动中的群体因素和群体影响，认为个人的记忆都是源自群体，强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集体记忆不是某种神秘的群体思想，也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
有关“社会记忆”（代表人物：美国学者PaulConnerton）的说法偏向于以社会为中心，研究认为社会是集体记忆的本体和中心，社会记忆不得不直面建构过程中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关注整个群体或整个社会的记忆机制，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Halbwachs过于关注集体记忆的当下建构，忽略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承不同，Connerton重点研究了传承和保持社会记忆的两种重要方式——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ceremonies）和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身体实践又分为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刻写实践利用人体之外的手段和媒介传递、记录、保存信息，通常被认为是传递社会记忆重要且可靠的形式。但是通过亲身在场参与活动、传递信息的体化实践同样“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
有关“文化记忆”（代表人物：德国学者JanAssmann和Aleida Assmann夫妇）的说法：“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文化记忆理论强调文化体系中的“凝聚性结构”，最终从具体的事件、具体的故事、具体的记忆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抽象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群体成员遵照的准则，也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约束力量。“文化记忆”将集体记忆研究的取向拉回到个人和群体，在Halbwachs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维度，即内在的文化影响。
无论哪一种研究取向，可以肯定的是：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并非是一个恢复或完全再现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有一些因素决定着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决定着哪些东西被删除、保留或修订;集体记忆的延续方式是多样的，类似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样的反复操演的方式，往往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
其二，关于传播。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被建构而成的.存在于个人、群体及社会的持续互动之中。集体记忆从具象的符号到抽象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其形态随着参与互动的主体以及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集体记忆的传承、传播离不开媒介，媒介形态的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到集体记忆的传承和传播。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不再是有关集体记忆传播的唯一主角，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着关于集体记忆传播既有的模式和格局。公众通过这些新平台，可以及时获取有关集体记忆的最新动态，自由发表观点。传统的权威正在被消解，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可能性和足够的愿望表达自己以及有关群体的种种信息，包括集体记忆。个体已经获得了建构集体记忆的权力和意识，集体记忆研究需要以新媒体带来的个体话语力崛起以及社会结构变迁作为重要背景展开。面对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属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与以往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新语境将为集体记忆的传播带来新模式和新途径。针对以往集体记忆理论中过分强调组织或者社会权力对集体记忆建构的影响，忽视个人的作用，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更应该重新审核和重视政府与媒体如何更好地建立和完善互动关系，从而改变“大众”与“精英”，或“民间”与“官方”潜在对立的前提，通过独特视角和艰苦挖掘来找到与“精英”或“官方”对立的真相。因此，如何另辟蹊径传播和讲述中国故事值得深入研究。
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更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微博、微信作为政府权威的官方自媒体平台，积极主动地向媒体公开集体记忆的相关信息，主动为媒体设置议程，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把握輿论引导的主导权。节日和仪式，也即Connerton所说的纪念仪式，是集体记忆传承传播的重要方式。即使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我国一些少数民族通过一系列特有、丰富、周期化的仪式，同样能够有效地传承本族群的集体记忆，形成了集体记忆传承的一种独特模式。符号的多样性在这里只是手段，周期性的呈现才是传承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核心要素。大众传媒能够通过故事叙述、纪实记录、新闻报道等手段再现集体记忆，也能够通过建构现实、发明传统、再造符号和意义来创造集体记忆。
其三，传播集体记忆，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我们先要对炎黄子孙讲好自己的故事。广州迎春花市的集体记忆对广州人而言，对我们中国人而言首先是一种经过几代共同个体的反复生产而产生的集体认同，只有集体认同，才会实现文化传承。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每年的迎春花市，人们耳畔听着耳熟能详的童谣歌曲《行花街》：“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排，朵朵红花鲜，朵朵黄花大，千朵万朵睇唔晒。阿妈笑，阿爸喜，人欢花靓乐开怀……”;目光里闪烁着人们对来自广东各地甚至国外的春红绿柳难以掩饰的喜爱;空气间畅快呼吸着遍布整条街的浓烈花香;脑海里计划着各种购置回家的鲜花给家里带来的各种新年祝福和寓意：美好生活长长久久的吊钟花，仙到福到的水仙花，吉利发财的金桔，百年好合的百合花，夫妻和睦、鸿运当头的大桃花……简单而又热闹，充满着浓浓的年味儿。秦牧曾在《花街》一文中说：“花市盘桓，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我们和这一切古老而又青春的东西异常水乳交融。”国泰民安，幸福绵长，集体记忆以这样的方式代代延续。英国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ErnestGellner说，“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民族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意系统，是饱含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的感性符号，是能唤醒民族这个“共同体”的共同记忆。由花卉集市演变而来的“迎春花市”，是岭南民众广泛认同的年俗文化。作为以迎春祈福为旨归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迎春花市包括以花为核心的民俗象征物，由牌楼、灯饰、棚架、花意头和风车等组成的年俗符号，以及承载基本仪式及集体记忆的商业老街等元素。
并不是所有的过去都是记忆，也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具有留存的价值，通过选择、留存下来的集体记忆必然是有价值的。记忆本身是反复重申的解释，不管是作为“能指”的符号，还是表征“所指”的符号，在迎春花市集体记忆符号系统中都会涉及对符号的解释或翻译。广州迎春花市在被群体选择和解释后通过“行花街”仪式不断重演和回顾，让这段集体记忆成为习惯，防止被社会遗忘，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进一步建构着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如果说将传播学引入集体记忆的研究可以成立，那么集体记忆研究将会出现新的里程碑，呈现出传播学集体记忆研究范式和传统集体记忆研究范式两大类别。在传统集体记忆研究范式下，包括了如前所述的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三者的共同点在于无论用何种方式表述，其一，记忆可以被建构是其主要特征，其二，政治权力、官方及精英人物建构集体记忆的力量必然大于个人或民间力量;而在传播学集体记忆的研究范式下，随着新媒体力量的崛起，政治权力、官方及精英人物建构集体记忆的力量必然被削弱，代表来自民间及个人的有关“集体”记忆讲述或表达的力量大大增强。基于此，政府及官方通过先期精心策划、筹备广州迎春花市，树立广州文化旅游品牌的同时，事前、事中、事后的新闻策划及一系列的新闻跟踪报道，理应成为该集体记忆获得集体认同、讲述广州及中国故事必不可少的并必须获取更加被重视的途径或者方式。随着新媒体力量崛起下的个体话语权力增强，政府在做好自身正确“有所为”的同时，民间或个人对政府“有所为”会形成自我的评价或认知，由众多的个体所建构的评价或认知会通过新媒体将无形中形成的“集体认同”传播出去。所以，“传播迎春花市集体记忆，讲述原汁原味中国故事”需要官方讲述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充分重视和利用自媒体力量来进行“转述”。研究集体记忆传播问题，无疑对于我国社会变迁背景下形塑国家认同、传承民族文化、组织社会行动、指导日常生活的研究和实践都极具价值，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说，新媒体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传播将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