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机遇思想的中国话语
朱文婷等
摘 要： 机遇思想广泛见诸于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之中，其不仅和马克思的机遇观念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与内容上的连贯性，同时也是在中国语境中对于矛盾特殊性的考察与实践范式。认真研究和科学把握毛泽东机遇思想的中国话语，不仅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机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机遇； 马克思； 毛泽东； 中国话语； 战略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10-04
一、问题的提出
哲学概念中，“机遇”一般指代事物发展过程里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有利时期”。一方面，事物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矛盾和规律，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趋势；另一方面，机遇作为事物运动的外在表征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以“不确定性”和“非常驻性”影响着“必然性”的发生，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变事物本来面貌。故而，主体只有善于发现并适时捕捉机遇，才能促成事物向有利方向发展。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先导，马克思注重对机遇问题的考察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为机遇思想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毛泽东在中国特定环境中形成的机遇话语，不仅是落后国家抢抓机遇、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而且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伟大实践与创新。
在对毛泽东机遇思想的研究中，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缺乏对马列原著的文本研究，导致他们对马克思机遇思想的学习有所欠缺，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稍显不足①；加之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主义的影响，使得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上述事实成为部分学者将毛泽东机遇思想视作俄式马克思主义产物的主要原因：他们以毛泽东理论视域受到苏联的理论和实践限制为依据，否认毛泽东与马克思机遇思想之间存在的联系，主张应当将毛泽东的机遇话语独立化、特殊化①。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从基本方法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机遇思想与毛泽东的机遇话语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统一性：一方面，马克思在19世纪历史背景下将机遇思想不断完善和拓展，晚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更是对东方革命机遇的创造性阐释；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发现机遇、把握机遇的尝试，不仅在实践上创立了中国道路的成功范式，同时在理论上对马克思机遇思想做出了一种内在呼应，是马克思机遇“发源”在东方话语体系中的逻辑“延伸”。
二、理论渊源：马克思机遇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了解马克思的机遇观点是考察毛泽东机遇思想嬗变的前提。早期，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机遇的发端：资本主义“如彗星般”周期性降临的经济危机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表征，无产阶级如在危机时刻发动革命，将有利于占据主动，甚至改变现有局面。故而马克思预言：“我们的时代就要到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已经到来了”。[1] 此外，马克思甚至尝试规划了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步骤，希望通过德国革命的发动，一举开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而在现实层面，历次革命的失败与马克思的设想形成鲜明对比，使他开始在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临的思想中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备较强的张力，一两次经济危机并不能立即导致资本主义灭亡。故而19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从密切关注经济危机、不断预言社会主义革命机遇，转向以现实为出发点的革命可能性分析中。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以英国殖民地斗争的考察为依据，阐述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机遇观点。由于当时英国一些工人受到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政治工贼”以及爱尔兰国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逐步高涨，二者的对比使马克思意识到，“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2]378 “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3]398 作为英属殖民地，爱尔兰的斗争天然具有民族民主的双重革命性，加之英国海外统治力量相对薄弱，革命胜利也就正当其时。所以，马克思主张对爱尔兰革命加以推进：“如果应该有所行动的话，那就得立即动手”，[4]639 “爱尔兰丧失了，不列颠‘帝国也就完蛋了”。[3]646 他还进一步讲道：“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4]641 以此号召英国无产阶级以爱尔兰解放作为自身的机遇，用工人阶级联合的方式推翻本国统治。这一阶段马克思机遇思想的突破点在于，将殖民地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有关构想“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5]
“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创造性的机遇思想源于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相关研究。他认为，农村公社的生产模式“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方向”，[6]439 俄国完全能够借助这一模式，在利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的情况下，实现“不必自杀就能获得的新生”。[6]431-432马克思反复强调了机遇的重要性，并警告俄国如果沿用旧有发展道路，“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6]129 唯有保存公社生产模式、借助资本主义发展优势，才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6]775 的可行路径。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预言了俄国革命的前景：“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爆发，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6]41 以上，马克思实际是为落后国家抢抓革命时机、冲破发展桎梏做出的新的尝试。虽然俄国历史并未完全按马克思的设想展开，但“跨越理论”依然为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的可行性依据。
三、理论延伸：毛泽东机遇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是继俄国之后，东方社会寻求革命与发展机遇的新路径，也是马克思机遇构想在中国语境中的延伸。特殊的战争背景和建设环境造就了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机遇意识，成为机遇思想中国话语形成的发端。
（一）唯物辩证法是考察机遇的方法论根据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7]45 如何在无现成参照的情况下寻找新的机遇，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是中国革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革命与发展将是一个必然与偶然相结合的过程：所谓必然是指，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在经历长期的革命斗争后，必然取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代之的最终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将如同“疾风暴雨”一般，“以某种方式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8] 所谓偶然是指，革命的“必然性必定因另一偶然性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而完成”，“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9] 也就是说，事物的必然性都将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次次偶然的累积和发展，将会逐渐显现事物的必然面貌和必然趋势。故而，在偶然中把握必然有助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改变当前社会的状态和固有发展方向，最终获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这种对“偶然”和“必然”关系的辩证阐释，实际蕴含着深刻的机遇思想。因果联系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事物发展的整体趋势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随外物的干扰而发生本质改变。然而，作为偶然性的一种，机遇又将以数量上的叠加和时间序列上的发展，成为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肯定和承认机遇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才能在参照现实可能性的前提下，把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时机，自觉拒斥将偶然性排除于历史之外的绝对性认识，从而恢复唯物辩证法的原貌。正是基于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的把握，毛泽东不仅从思想上厘清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关系，明确了机遇之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二）宏观战略与微观把握相结合是机遇的实践形式
以宏观视角审视全局，以微观实践把握重点，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环境中抓住机遇的特殊形式。一方面，从宏观上把握机遇，才能对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做出准确预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科学分析整体背景和发展现状，以“审时度势”的态度规划战略蓝图。他认为，“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10]494 而对机遇的把握“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10]414 这就是说，机遇的促成不仅需要时机和形势的有机结合，还需要善于发现、把握全局，方能使整体性的战略策略取得成功。在这一认识前提下，毛泽东把主观思想放诸客观环境内，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战略策略。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及时判断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11] 只要积极促成机遇、敢想敢干，便可争取战争主动，使胜利“具有确定性”。[12]142这种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在毛泽东的机遇论述中从不鲜见，这种正确的宏观导向不仅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宝贵理论资源，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优势得以有效发挥的实践指导。另一方面，制定具体和微观层面的机遇利用范式，可以有效地为阶段性任务取得胜利提供助力。如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对于“群众基础”与“战斗节点”的论述，便是以微观视域利用机遇的范例。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初成阶段，毛泽东将良好的群众基础视为赢得革命发展机遇的前提和保证，时刻强调“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得到机会才能起来的”，[13]366“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10]494 在分析国共“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略博弈阶段，毛泽东侧重对具体战斗时机的考察，适时提出“与其失之（时机）过迟，不如失之过早”的判断，并对革命的具体步骤做出分析，“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势形式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13]505 毛泽东以客观条件的变化为依据，申明了机遇在革命的具体实践阶段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奠定了在微观层面利用机遇的思想基础。
（三）创新是机遇思想的核心
作为机遇思想的核心，创新思维一直贯穿于毛泽东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始终，同时也是中国话语语境中机遇形成的重要原因。他向来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最终在中国环境中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创造性路径。
通过对农村、农民的分析，毛泽东预言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阶级中蕴藏着的革命力量：“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7]1075 毛泽东始终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当作革命前提和保证：一方面，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一旦离开农民，革命将无法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革命纲领的制定只有以农民为本，才能形成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广大农民群众为队伍的团结统一局面。不仅如此，毛泽东也看到了农民阶级需要从外部接受领导的现实情况，进而制定了以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方式促成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道路。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评估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制定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机遇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机遇观念的深化和发展。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相关论述，不仅是具有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同样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机遇思想。在他看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更应当妥善利用这一“内不虑匮乏，外不虑强敌”的有利时期。他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7]1081 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路线，不失为马克思机遇思想在中国环境中衍生、变“新时期”为“新机遇”的重要尝试。此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施阶段，毛泽东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4]395并将把握机遇、驾驭局势作为建设阶段的重要原则。他初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具体战略构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完成工业化，为现代化进程奠定基础；第二步，用40至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机遇思想。
四、理论思考
毛泽东的机遇思想不仅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理论、殖民地革命理论及落后国家跨越理论不谋而合，更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科学分析基础上的伟大实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以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机遇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多次论证，机遇概念的中国话语开始引起人们的思考，呼唤给予其新的定位和评价。
（一）东西理论的连贯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机遇思想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是尚待证明、发展和实践的理论形态。这一思想的内涵在于，不仅要判断当下正在孕育的革命机遇，还要对东方和西方、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加以分析，从而预估机遇的发展趋势，在宏观上指导未来改造世界的活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机遇思想的方法论原则推进到了实践形态，不失为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在20世纪的巨大发展。在战争与革命阶段，毛泽东擅抓时机、巧促机遇的战略思维，对革命活动的有效开展和最终胜利起到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又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机遇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及在新时期的发展规划起到奠基作用。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发展机遇的探索，是马克思机遇思想在经济落后国家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现路径。即便毛泽东在现实层面上并未直接接触马克思机遇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但其对机遇的认识也同马克思的机遇思想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内容上的连贯性，因而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框架内，东西方理论也就有了对接的可能和必然。
（二）中国话语的特殊性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机遇虽然如同“胚胎的发展一样”包含在辩证思维的必然性之中，然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机遇大多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说，机遇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在矛盾特殊性因素作用下的个别现象，必须在社会历史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之下才能起作用。马克思虽然设想落后国家可以走社会主义这条路，但他同时强调各国的具体道路要以各个国家和民族自身情况为出发点，并以“过多的荣誉、过多的侮辱”强烈反对将理论模式套用于一切国家的行为。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考察机遇的严谨态度和思想论述的科学精神。换句话说，马克思对机遇思想的贡献在于，他为“机遇”提供了有待于实践充实和完善的叙事框架，充分体现了“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伟大的、彻底的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是继列宁之后东方社会探索发展模式的新尝试。也正因为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充分认识和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正确把握，毛泽东才得以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填补马克思机遇思想的中国空白。具体而言，毛泽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深化了对具体战争的时机、机遇和战略的分析和认识；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对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战略步骤等做出概括和探索；找到了适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说，毛泽东建立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上的机遇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话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前后相继的传承性
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寻找革命和发展的机遇，这是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观点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伴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内涵，又明确了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和本质要求。对中国而言，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新科技革命的历史背景下，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进行政策调整，在总结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狠抓机遇的思想加以传承，这是延长我国发展周期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被需要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实现程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紧紧抓住逐步形成的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是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抢抓机遇思想的前提下，坚持把发现、抓住和用好机遇三者相协调，用“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5]的口号，以适当的改革步伐和适当的发展速度，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新千年，在国际新科技革命和多极化趋势下，江泽民又以“重要战略机遇期”[16]的表述方式对我国所处历史时期加以概括，阐明了反映我国中长期规划理念的宏伟目标，从而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的结合点上成功地把握了发展时机，极大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全面繁荣，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又再次重申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并鼓励全党“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17]从而确定了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和新兴产业不断拓展、经济结构逐步调整的重要机遇期。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以“战略抉择”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定位，同时指出“要抓住这个机遇，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18]以积极主动的精神研究并提出改革举措，使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内获得长足发展，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总体来看，传承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的基本原则，丰富机遇观念的中国话语，这是我国实现长期发展、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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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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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58.
[16]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2.
[17]胡锦涛.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M].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3：26.
[1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的说明[EB/OL].新华网，（2013-11-15）[2013-12-20].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党 婷]
摘 要： 机遇思想广泛见诸于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之中，其不仅和马克思的机遇观念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与内容上的连贯性，同时也是在中国语境中对于矛盾特殊性的考察与实践范式。认真研究和科学把握毛泽东机遇思想的中国话语，不仅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机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机遇； 马克思； 毛泽东； 中国话语； 战略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10-04
一、问题的提出
哲学概念中，“机遇”一般指代事物发展过程里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有利时期”。一方面，事物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矛盾和规律，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趋势；另一方面，机遇作为事物运动的外在表征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以“不确定性”和“非常驻性”影响着“必然性”的发生，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变事物本来面貌。故而，主体只有善于发现并适时捕捉机遇，才能促成事物向有利方向发展。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先导，马克思注重对机遇问题的考察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为机遇思想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毛泽东在中国特定环境中形成的机遇话语，不仅是落后国家抢抓机遇、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而且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伟大实践与创新。
在对毛泽东机遇思想的研究中，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缺乏对马列原著的文本研究，导致他们对马克思机遇思想的学习有所欠缺，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稍显不足①；加之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主义的影响，使得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上述事实成为部分学者将毛泽东机遇思想视作俄式马克思主义产物的主要原因：他们以毛泽东理论视域受到苏联的理论和实践限制为依据，否认毛泽东与马克思机遇思想之间存在的联系，主张应当将毛泽东的机遇话语独立化、特殊化①。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从基本方法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机遇思想与毛泽东的机遇话语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统一性：一方面，马克思在19世纪历史背景下将机遇思想不断完善和拓展，晚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更是对东方革命机遇的创造性阐释；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发现机遇、把握机遇的尝试，不仅在实践上创立了中国道路的成功范式，同时在理论上对马克思机遇思想做出了一种内在呼应，是马克思机遇“发源”在东方话语体系中的逻辑“延伸”。
二、理论渊源：马克思机遇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了解马克思的机遇观点是考察毛泽东机遇思想嬗变的前提。早期，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机遇的发端：资本主义“如彗星般”周期性降临的经济危机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表征，无产阶级如在危机时刻发动革命，将有利于占据主动，甚至改变现有局面。故而马克思预言：“我们的时代就要到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已经到来了”。[1] 此外，马克思甚至尝试规划了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步骤，希望通过德国革命的发动，一举开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而在现实层面，历次革命的失败与马克思的设想形成鲜明对比，使他开始在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临的思想中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备较强的张力，一两次经济危机并不能立即导致资本主义灭亡。故而19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从密切关注经济危机、不断预言社会主义革命机遇，转向以现实为出发点的革命可能性分析中。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以英国殖民地斗争的考察为依据，阐述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机遇观点。由于当时英国一些工人受到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政治工贼”以及爱尔兰国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逐步高涨，二者的对比使马克思意识到，“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2]378 “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3]398 作为英属殖民地，爱尔兰的斗争天然具有民族民主的双重革命性，加之英国海外统治力量相对薄弱，革命胜利也就正当其时。所以，马克思主张对爱尔兰革命加以推进：“如果应该有所行动的话，那就得立即动手”，[4]639 “爱尔兰丧失了，不列颠‘帝国也就完蛋了”。[3]646 他还进一步讲道：“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4]641 以此号召英国无产阶级以爱尔兰解放作为自身的机遇，用工人阶级联合的方式推翻本国统治。这一阶段马克思机遇思想的突破点在于，将殖民地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有关构想“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5]
“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创造性的机遇思想源于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相关研究。他认为，农村公社的生产模式“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方向”，[6]439 俄国完全能够借助这一模式，在利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的情况下，实现“不必自杀就能获得的新生”。[6]431-432马克思反复强调了机遇的重要性，并警告俄国如果沿用旧有发展道路，“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6]129 唯有保存公社生产模式、借助资本主义发展优势，才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6]775 的可行路径。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预言了俄国革命的前景：“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爆发，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6]41 以上，马克思实际是为落后国家抢抓革命时机、冲破发展桎梏做出的新的尝试。虽然俄国历史并未完全按马克思的设想展开，但“跨越理论”依然为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的可行性依据。
三、理论延伸：毛泽东机遇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是继俄国之后，东方社会寻求革命与发展机遇的新路径，也是马克思机遇构想在中国语境中的延伸。特殊的战争背景和建设环境造就了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机遇意识，成为机遇思想中国话语形成的发端。
（一）唯物辩证法是考察机遇的方法论根据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7]45 如何在无现成参照的情况下寻找新的机遇，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是中国革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革命与发展将是一个必然与偶然相结合的过程：所谓必然是指，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在经历长期的革命斗争后，必然取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代之的最终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将如同“疾风暴雨”一般，“以某种方式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8] 所谓偶然是指，革命的“必然性必定因另一偶然性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而完成”，“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9] 也就是说，事物的必然性都将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次次偶然的累积和发展，将会逐渐显现事物的必然面貌和必然趋势。故而，在偶然中把握必然有助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改变当前社会的状态和固有发展方向，最终获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这种对“偶然”和“必然”关系的辩证阐释，实际蕴含着深刻的机遇思想。因果联系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事物发展的整体趋势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随外物的干扰而发生本质改变。然而，作为偶然性的一种，机遇又将以数量上的叠加和时间序列上的发展，成为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肯定和承认机遇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才能在参照现实可能性的前提下，把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时机，自觉拒斥将偶然性排除于历史之外的绝对性认识，从而恢复唯物辩证法的原貌。正是基于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的把握，毛泽东不仅从思想上厘清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关系，明确了机遇之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二）宏观战略与微观把握相结合是机遇的实践形式
以宏观视角审视全局，以微观实践把握重点，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环境中抓住机遇的特殊形式。一方面，从宏观上把握机遇，才能对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做出准确预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科学分析整体背景和发展现状，以“审时度势”的态度规划战略蓝图。他认为，“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10]494 而对机遇的把握“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10]414 这就是说，机遇的促成不仅需要时机和形势的有机结合，还需要善于发现、把握全局，方能使整体性的战略策略取得成功。在这一认识前提下，毛泽东把主观思想放诸客观环境内，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战略策略。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及时判断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11] 只要积极促成机遇、敢想敢干，便可争取战争主动，使胜利“具有确定性”。[12]142这种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在毛泽东的机遇论述中从不鲜见，这种正确的宏观导向不仅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宝贵理论资源，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优势得以有效发挥的实践指导。另一方面，制定具体和微观层面的机遇利用范式，可以有效地为阶段性任务取得胜利提供助力。如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对于“群众基础”与“战斗节点”的论述，便是以微观视域利用机遇的范例。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初成阶段，毛泽东将良好的群众基础视为赢得革命发展机遇的前提和保证，时刻强调“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得到机会才能起来的”，[13]366“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10]494 在分析国共“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略博弈阶段，毛泽东侧重对具体战斗时机的考察，适时提出“与其失之（时机）过迟，不如失之过早”的判断，并对革命的具体步骤做出分析，“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势形式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13]505 毛泽东以客观条件的变化为依据，申明了机遇在革命的具体实践阶段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奠定了在微观层面利用机遇的思想基础。
（三）创新是机遇思想的核心
作为机遇思想的核心，创新思维一直贯穿于毛泽东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始终，同时也是中国话语语境中机遇形成的重要原因。他向来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最终在中国环境中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创造性路径。
通过对农村、农民的分析，毛泽东预言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阶级中蕴藏着的革命力量：“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7]1075 毛泽东始终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当作革命前提和保证：一方面，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一旦离开农民，革命将无法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革命纲领的制定只有以农民为本，才能形成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广大农民群众为队伍的团结统一局面。不仅如此，毛泽东也看到了农民阶级需要从外部接受领导的现实情况，进而制定了以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方式促成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道路。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评估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制定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机遇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机遇观念的深化和发展。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相关论述，不仅是具有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同样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机遇思想。在他看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更应当妥善利用这一“内不虑匮乏，外不虑强敌”的有利时期。他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7]1081 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路线，不失为马克思机遇思想在中国环境中衍生、变“新时期”为“新机遇”的重要尝试。此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施阶段，毛泽东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4]395并将把握机遇、驾驭局势作为建设阶段的重要原则。他初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具体战略构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完成工业化，为现代化进程奠定基础；第二步，用40至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机遇思想。
四、理论思考
毛泽东的机遇思想不仅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理论、殖民地革命理论及落后国家跨越理论不谋而合，更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科学分析基础上的伟大实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以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机遇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多次论证，机遇概念的中国话语开始引起人们的思考，呼唤给予其新的定位和评价。
（一）东西理论的连贯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机遇思想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是尚待证明、发展和实践的理论形态。这一思想的内涵在于，不仅要判断当下正在孕育的革命机遇，还要对东方和西方、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加以分析，从而预估机遇的发展趋势，在宏观上指导未来改造世界的活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机遇思想的方法论原则推进到了实践形态，不失为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在20世纪的巨大发展。在战争与革命阶段，毛泽东擅抓时机、巧促机遇的战略思维，对革命活动的有效开展和最终胜利起到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又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机遇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及在新时期的发展规划起到奠基作用。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发展机遇的探索，是马克思机遇思想在经济落后国家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现路径。即便毛泽东在现实层面上并未直接接触马克思机遇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但其对机遇的认识也同马克思的机遇思想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内容上的连贯性，因而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框架内，东西方理论也就有了对接的可能和必然。
（二）中国话语的特殊性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机遇虽然如同“胚胎的发展一样”包含在辩证思维的必然性之中，然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机遇大多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说，机遇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在矛盾特殊性因素作用下的个别现象，必须在社会历史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之下才能起作用。马克思虽然设想落后国家可以走社会主义这条路，但他同时强调各国的具体道路要以各个国家和民族自身情况为出发点，并以“过多的荣誉、过多的侮辱”强烈反对将理论模式套用于一切国家的行为。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考察机遇的严谨态度和思想论述的科学精神。换句话说，马克思对机遇思想的贡献在于，他为“机遇”提供了有待于实践充实和完善的叙事框架，充分体现了“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伟大的、彻底的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是继列宁之后东方社会探索发展模式的新尝试。也正因为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充分认识和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正确把握，毛泽东才得以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填补马克思机遇思想的中国空白。具体而言，毛泽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深化了对具体战争的时机、机遇和战略的分析和认识；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对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战略步骤等做出概括和探索；找到了适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说，毛泽东建立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上的机遇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话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前后相继的传承性
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寻找革命和发展的机遇，这是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观点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伴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内涵，又明确了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和本质要求。对中国而言，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新科技革命的历史背景下，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进行政策调整，在总结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狠抓机遇的思想加以传承，这是延长我国发展周期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被需要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实现程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紧紧抓住逐步形成的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是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抢抓机遇思想的前提下，坚持把发现、抓住和用好机遇三者相协调，用“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5]的口号，以适当的改革步伐和适当的发展速度，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新千年，在国际新科技革命和多极化趋势下，江泽民又以“重要战略机遇期”[16]的表述方式对我国所处历史时期加以概括，阐明了反映我国中长期规划理念的宏伟目标，从而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的结合点上成功地把握了发展时机，极大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全面繁荣，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又再次重申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并鼓励全党“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17]从而确定了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和新兴产业不断拓展、经济结构逐步调整的重要机遇期。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以“战略抉择”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定位，同时指出“要抓住这个机遇，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18]以积极主动的精神研究并提出改革举措，使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内获得长足发展，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总体来看，传承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的基本原则，丰富机遇观念的中国话语，这是我国实现长期发展、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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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胡锦涛.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M].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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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的说明[EB/OL].新华网，（2013-11-15）[2013-12-20].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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