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的演进与丰富
杜平 潘哲琪
摘要：“浙江模式”或“浙江经验”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逐步形成的市场化发展为导向、富民强省的特色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模式”“浙江经验”不断丰富与完善，逐步形成了一种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利的区域发展模式，同时又有“敢为天下先”“勇立潮头”不断改革创新的内在精神特质相伴。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了“浙江模式”八个基本特征，并深入剖析了近十年来“浙江模式”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对外开放、政府改革和文化精神五个方面新的内涵。
关键词：浙江经验;新时代;内涵特征;演进丰富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9）05-0068-010
引言
浙江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引人瞩目的一大现象。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政策体制等因素，浙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1978年，浙江省人均GDP仅为331元，居全国第16位，三次产业比重为38.1%∶43.3%∶18.7%，农耕经济、小农经济特色明显，农村工业化为主的工业经济基础薄弱，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中游偏下。这也与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山多地少，耕地、矿藏、水资源等人均拥有量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关。面对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贫瘠的自然条件，浙江人基于追求物质财富的本初冲动，依靠能吃苦、善经营、敢冒险的个性，紧紧抓住改革开放机遇，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路子。浙江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可排世界前二十位，居全国第4，人均GDP越过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服务业比重接近55%。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经济蓬勃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杭州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居全国前三，在高端人才引进数量上甚至超过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创造了像移动支付、网购等老外眼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以马云为代表的新一代浙商风起云涌、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潮头，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央表彰了四十年来的100位改革先锋，其中16位出生在浙江，约占六分之一。这不仅仅是偶然。
改革开放40年浙江从一个农业小省发展成一个经济强省，人民生活实现了基本温饱到全面小康乃至向提前实现基本现代化目标迈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基本实现了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惊险一跃”。浙江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地位上升最快的地區之一，已成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大典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践的率先示范。浙江的迅速崛起，确实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为什么浙江这样一个资源贫乏、基础薄弱、优势缺乏的沿海省份，能够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抢占先机、保持领先？能够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陷阱时成功摆脱？能够在各类国内外经济危机轮番冲击面前一一化解？学术界对此颇感兴趣，关于“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或“浙江现象”的探讨及研究也已经相当丰富。
一、文献回顾
“浙江模式”在学术界一直广受关注，国内关于“浙江模式”的研究论述不断涌现。张仁寿（1999）分析了“浙江模式”引起关注的原因及背景，并提出了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张仁寿：《深化对“浙江模式”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史晋川（2005）研究了“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启动条件、演变进程以及战略选择，并展望了“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史晋川：《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浙江模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陆立军（2007）重点探讨了“浙江模式”转型提升的必要性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与重点，提出必须努力贯彻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为主要内容的“新浙江模式”;之后强调了浙江的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始终坚持富民强省（强市、强县、强镇、强村、强户）这条主线不动摇，由此生发出独具特色的“浙江模式”陆立军：《略论“浙江模式”及其转型和提升》，《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9期。。赵伟（2009）从制度转型、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开放等四个视角，分析了“浙江模式”及其演进机理，即浙江经济的制度转型，是“温州模式”“萧山模式”“宁波模式”“义乌模式”四个典型区域模式的融合;从工业化视角切入，浙江模式是“温州模式”和“义乌模式”两个模式的聚合;浙江城市化带有“新古典”特征，“老板进城效应”突出;区域经济开放由区际化向国际化演进赵伟：《浙江模式：一个区域经济多重转型范式——多视野的三十年转型》，《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陈剩勇（2009）提出，“浙江模式”是浙江形成的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他从地方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探讨了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陈剩勇：《政府创新、治理转型和浙江模式》，《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与“浙江模式”相关的“浙江现象”“浙江经验”研究成果也不少。原华荣（2005）从发展绩效、发展特征、发展条件、“浙江精神”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对“浙江现象”进行了解读原华荣：《“浙江现象”解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蓝蔚青（2007）提出，“浙江经验”的最大特点，是民营经济比重大、发展快，这与政府充分尊重群众自主创业权利，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创业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有关蓝蔚青：《“浙江现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证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一新（2008）认为，“浙江经验”是浙江人民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生动实践的概括，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富民优先、富民强省成功做法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体现陈一新：《浙江现象·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精神》，《政策瞭望》，2008年第12期。。徐明华（2009）研究了温州模式与浙江现象的关系，通过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的传播与扩展，并指出温州模式的历史地位不容低估徐明华：《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过程与逻辑》，《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陈国权、李院林（2009）认为，浙江的强县发展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鲜明特色和重要经验。浙江强县发展与地方政府创新密切相关，两者形成了互强互动的格局，地方政府创新推动强县发展，强县发展又激励政府进行更多的创新陈国权、李院林：《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基于“浙江现象”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徐邦友（2014）从自由角度解读浙江现象，将浙江社会自由空间扩展的基本路径归纳为四类，分别是市场体系发育、审批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供给和“法治浙江”建设徐邦友：《自由与发展：浙江现象的新解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大量的文献资料，描述了“浙江模式”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成因等，但时间相对较早，近年关于“浙江模式”在新时代新阶段演进的讨论不足。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进一步概括“浙江模式”内涵与特点，并从五个方面探讨“浙江模式”的丰富与完善。
二、“浙江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一）“浙江模式”的内涵
“模式”是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常用的一种概念，是一种体制结构及运行方式。首先，“浙江模式”是一种内源自发型的区域经济模式，即以改革、开放、搞活为导向，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坚持结构调整和多种所有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边洁英：《浙江模式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启示》，《地区经济》，2011年第4期。。国有经济、个私经济等“落霞与孤鹜齐飞”，混合所有制经济、外资经济以及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等“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是最大特色。其次，“浙江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持续制度变迁，以市场化为取向，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有效结合、市场决定性作用机制与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机制有效结合形成的发展模式。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构建是其本质要求。再者，“浙江模式”是在法治框架下市场、政府、企业、民众不断谋求改革创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有效结合、尊重民间首创精神与政府改革创新精神有效结合形成的发展模式。建设法治浙江、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其根本追求。
（二）“浙江模式”的灵魂
浙江精神是“浙江模式”的灵魂所在，是浙江发展的源动力，“浙江模式”厚植于历经数千年地域文化孕育的浙江精神。浙江文化精神既包含了历史悠久的大陆农耕文明，也吸收了海洋文明精华，刚柔并济、务实创新、兼容并蓄。从永康学派陈亮“崇义谋利、义利并行”到永嘉学派叶适“经世致用、注重事功”，由王充的“疾虚归实”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从黄宗羲“经世应务”到竺可桢“求是笃行”，由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至大教育家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不同年代的“浙学”，奠定了浙江精神深厚的底蕴，不断成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支撑。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源远流長的浙江精神，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她们‘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在浙江精神引领下，浙江人民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培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主体，抓住了改革机遇，赢得了发展先机，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格局，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正是这种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最终铸就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浙江模式”，孕育了浙江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神，勤耕好学、义利并重、开放包容的浙江人民，有为有限和致力于改革创新发展的地方政府，产生了“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杭州现象”“浙江现象”等。
（三）“浙江模式”的特征
1.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浙江是中国最早开始所有制结构变革的省份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利用市场机制推动民间力量创办私营企业，率先推动市场化和民营化进程，出现了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民营经济发展主体。浙江民营经济具有自发自生、自组织等特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有研究认为是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的一种演进。民营经济在“浙江模式”的制度变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自由极其有限，1979年浙江工商个体户8091户，集体经济占全部增加值比重60%左右，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不到6%。现在浙江所有制经济是“6789”典型的民营经济结构，即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外贸出口、9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温州是“8899”结构，即民营经济创造了80%的税收、80%以上的GDP、9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95%的工业产出和出口，是最典型的民营经济“富民强市”模式张天长，《当好探路者，续写创新史——新时代促进温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条建议》，浙江省经济体改办《改革内参》，2018年1月16日。。民营经济是“浙江模式”的最大特色和优势。
2.块状经济的集聚效应。浙江市场建设起步较早，块状经济发展卓有成效。伴随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浙江涌现了一大批专业市场，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永康的五金城、海宁的皮革市场、绍兴的轻纺城等等。这些专业市场在地理上高度集中，于是形成了一地一产、一地一特的一大批块状经济或产业集群，如纽扣、领带、服装产业集群，家电、电气、汽摩配产业集群，医药、化工产业集群。块状经济主要效应有二：一是产业集群效应。依托大量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企业群落迅猛发展，浙江目前已形成了约600多个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的产值甚至超过千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二是人口集聚效应。块状经济发展伴随着中小企业的集中，同时必然引起劳动力的集聚。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和人才彼此形成市场，以人兴业、以业兴镇、以镇聚人，在有效扩大市场经济规模的同时，也有利于加速浙江城市化进程。
3.民间金融的资本保障。民间借贷、民间融资浙江古已有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关系性融资”，契约化程度低。改革开放后，民间金融在我省“金融抑制”的政策环境下艰难成长，是在正规金融约束情况下市场自发的金融深化，较为典型的是温州一带的“呈会”“台会”“标会”，以及较为公开的担保公司等。来自本土企业家和家族的融资，是浙江企业家的第一批创业资金，有效解决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又以强烈的市场取向，有力推动了体制机制创新。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浙江民间资本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当民间金融规模日趋庞大，并逐渐成为区域金融的重要力量后，金融体系市场化运营加快步伐。2014年，首批试点的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蚂蚁小微金服为主）两家民营银行正式获批。民营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打破了国有金融垄断的局面，有效促进了民间资本以较低成本、更高效率流入民营经济。民间金融在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温州为例，温州民间资本规模超过6000亿，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超过1100亿元。
4.县域经济的有力支撑。浙江发达的县域经济，与“省管县”制度密切相关。浙江的“省管县”改革是一个大胆探索、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渐进过程。1992、1997、2002和2006年，浙江先后实施了四轮“强县扩权”改革，2008年全面推开“扩权强县”，县级政府管理权限的潜能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陈晨、段广军：《从浙江经验浅析省管县制度》，《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期。。这一体制性突破，赋予县级政府统筹协调区域发展的更大自主权，包括财政实力和各种资源，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过近40年的发展，浙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强县发展之路，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已经相当发达。2016年工信部研究院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中，浙江有26席进入榜单，占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四分之一;在其他机构发布的各类全国百强县市榜单中，基本上也有20席左右。浙江的义乌、慈溪、余姚、诸暨、乐清、瑞安、温岭、桐乡、海宁等县市，包括撤县设区前的萧山、余杭、鄞县、绍兴县等，长期居于全国百强县前列。
5.文化精神的敢为人先。“浙江模式”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根源在于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重商求利、勤劳务实、开拓创业等品性。一是重商求利。浙江人敢于冲破重农抑商的桎梏，“握微资以自营”，这种发现市场缝隙、善于经营机变的商业精神延续至今，为浙江人长期经商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因子。二是勤劳务实。浙江制造业最早起步于家庭作坊和流动走商，从走街串巷的传统商贩模式一步步发展到遍布全国的各类商品市场，从资源小省变为市场大省，浙江人的这条从商之路异常艰辛。三是开拓创业。由于自然资源的制约，浙江人为改善生存条件不得不做出现实选择，众多侨乡侨民走南闯北、创新创业，富有创新色彩的冒险精神在浙江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浙商数量全国第一，在省外海外的浙商人数超过600万，走出去的浙商数量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在各省份当中绝无仅有。浙江人大量在省外海外经商办厂或搞研发办市场，形成了庞大的“浙江人经济”，并通过“浙商回归”鼓励吸引浙商回浙投资，反哺本地产业和经济发展，来推动产业升级、腾笼换鸟。
6.社会治理的兼容并蓄。“浙江模式”持续生根发芽也得益于全社会良好的基本治理秩序、公序良俗和公民精神发育，得益于长期坚持“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社会治理注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和多样性，从而形成了地方治理一方包容的社会心态、互信的一个社会共同体，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了率先发展优势。政府社会治理注重行政分权、强化基层，充分增强市县乡镇地方自治能力，突出以人为本、尊重首创，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涌现出一批典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譬如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衢州市“三民工程”和武义县的村民监督委员会，以优化社会结构为根本，自主协调劳资关系，保障了劳方利益和基层民主;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诸暨市“枫桥经验”和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等，以改革夯实基层为取向，促进了和谐社会构建;余杭区“法治指数”，乐清市“人民听证制度”等，以强化民主法治为保障，有效提升了社会公平正义。
7.地方政府的积极有为。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私营经济开始萌芽，家庭作坊的兴起、乡镇企业的发展、股份合作制的首创等等，地方政府给予了保护性默许，采取基本肯定的策略，比如“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个体私营经济“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等沈立江：《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的理性思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浙江地方政府呈现出从无为而治到积极有为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省政府出台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实施细则、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在引导企业制度创新、放宽市场准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快改善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转型罗卫东、许彬：《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一个总结》，《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在鼓励民间投资领域等方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非禁即入”，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和创造力。总之，浙江政府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适应、顺势而为，努力保持浙江在全国市场化改革中的领先优势。
8.人與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是“浙江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浙江发展整体上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和谐，追求经济和生态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浙江是习近平同志“两山”重要思想理论创新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2000年时浙江人均GDP仅为1600美元，刚刚实现温饱向小康的跨越，“十五”计划纲要就明确要求“强化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全国率先建成良性生态环境系统。浙江较早形成“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弱则文明弱”共识，普遍认为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浙江先后实施了绿色浙江建设、生态省建设、生态浙江建设、“两美”浙江建设等重大战略，保证了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三、“浙江模式”的丰富与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浙江模式”在积极探索中不断丰富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城乡空间格局、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改革等层面较以往呈现不同的发展内涵，很多特征是在近10年前所不具有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浙江模式”不仅是一种“民营经济+现代市场+法治社会”的发展模式，更是一种“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和社会有利”的发展模式。
（一）要素驱动向“制度+技术+人才复合型红利”的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在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浙江相对灵活的市场经济不断调整、逐渐成熟，以推动现代化创新驱动发展改革为取向，经营机制更加法制化、产业结构更加高端化、金融保障更加有效。
1.经营机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初级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法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初期，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人格化交易为特征的经营模式占据主导，尤以“温州模式”为甚。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交易范围的扩大，原始交易模式的局限性与封闭性暴露无遗金祥荣：《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浙江学刊》，1999年第5期。。于是，市场经济发展开始冲击甚至超越以人情联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逐步向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发展，产权明晰、法治健全的非人格化交易的经营机制逐步发展完善。相对于市场交易的熟人属性，非人格化交易的法制模式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有效减少了市场经营运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道德风险和交易成本。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法制的有力支撑，法制化是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内在需求。以台州为例，十年前全市41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到5%（其中上市11家），现在大部分企业建立了公司制，上市企业数量已达51家。2011年以来浙江全省累计新增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5788家《2017年浙江省统计年鉴》工业和能源统计，浙江统计信息网。。
2.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基于贫瘠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浙江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个私经济起步，“低小散”是浙江工业和企业曾经的代名词。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专业化、科技化的新型产业体系加速形成。近年来，浙江大力发展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文化等八大万亿级产业，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加快形成。特别是以大数据和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成为发展新引擎，深入融入各个行业，在促进传统产业信息化、机器换人等方面发挥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两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信息化）运用成为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通信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主流，网络化定制、智能制造逐渐成为传统制造业发展潮流。据统计，浙江工业在役机器人数量居全国第一，2017年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4853亿元，名义增长16.7%，占GDP的9.4%;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5.9%和35.7%，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动力转换 结构优化 质量提升——2017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2017年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9.4%》，浙江统计信息网，2018年1月25日。。
3.金融要素保障从民间借贷向互联网金融发展。从民间借贷的兴起，到银行贷款、融资上市、发行债券等等，金融业之“浙江模式”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而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旧的金融秩序，对传统金融产生了剧烈的“创造性破坏”。余额宝、蚂蚁金服等互联网金融相继在浙江推出，浙江再一次走在行业创新的前沿，成为互联网金融的先行区。以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适逢其时，恰好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新型网络化投资渠道。根据深圳钱诚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的浙江P2P网贷指数快报，2016年浙江省P2P网贷成交额、贷款余额均在全国排名第四，持有ICP许可证和EDI证的网贷机构居全国首位。对于融资需求旺盛的浙江中小企业而言，P2P网络借贷方便快捷、成本低廉，十分有利于弥补传统融资方式的不足。浙江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互哺，深刻改变着地区金融服务模式。
4.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与产业从劳动密集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一致，浙江实现了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驱动向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驱动的轉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盛世豪等（2015）指出，“劳动生产率红利”“技术+制度复合型创新红利”，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改善，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且数年内浙江经济增速仍能保持在7%以上盛世豪、杜平：《从劳动生产率看浙江经济增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视角》，《浙江经济》，2015年第5期。。从要素驱动转向市场创新驱动，这是浙江最近5至10年形成的一个现象。根据统计，2012年以来，浙江以“机器换人”为重点的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从61.1%上升到2016年的78.3%，全社会R&D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连续5年保持在2%的水平上，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高达23.4%，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创新转型 砥砺奋进——十八大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浙江统计信息网统计分析，2017年10月11日。。之江实验室、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宁波新材料科技城等一批创业环境优、特色鲜明的创新空间平台加快打造，产业特而强、机制活而新、高端要素集聚的一批省市级特色小镇加快创建形成，不断成为浙江新的创业创新高地。
（二）县域经济向四大都市区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都市经济转型升级
城市化也是“浙江模式”的一大主阵地。1978—2017年，浙江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从14.5%提升到68.0%，由低于全国3个百分点到高出全国约10个百分点。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规划建设，较早地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近年来，为适应新常态下城市发展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浙江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从强镇扩权、强县扩权逐步转向“强市扩区”“强市扩权”，以四大都市区建设为龙头《抓好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开局》，《浙江日报》，2018年1月26日。，中心集聚优化提升城乡格局，努力推动城市化高质量发展。
1.着力以大都市区为主体推动空间结构重塑。受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共同影响，浙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融合发展，即都市区经济概念。这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阶段。以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为发展主体的空间布局已经形成，人口、产业、高端要素进一步向都市区集聚。四大都市区协同发展、各有特色，杭州都市区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做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文章，建设世界名城;宁波都市区联动舟山，打造全球一流的智能经济与先进制造业基地、国际贸易物流与重要战略资源配置中心、现代化综合枢纽与国际航运服务中心，着力打造国际港口名城;温州都市区加快民营经济改革创新，强化先进制造业、海洋经济等发展，建设东南沿海重要中心城市;金华—义乌都市区重点发展商贸文娱、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打造“一带一路”示范区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目前，四大都市区经济总量占全省超三分之二，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2.着力以撤县（市）设区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改革开放前20年，浙江各地更多热衷于做大县域经济、撤县设市，县级市从1978年的0个增加至1998年23个，之后基本保持这个数目，“撤县（市）设区”较少。然而任何发展模式都是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县域经济经过数十年发展，“天花板”效应开始显露，诸如区域格局碎片化、要素资源整合能力偏弱、中心城市财力不足和规模普遍偏小等问题逐渐突现。随着做大中心城市、培育大都市区的诉求日益强烈，继2000—2002年后浙江掀起又一轮撤县设区热，譬如杭州撤富阳市设富阳区，温州市撤洞头县设洞头区，宁波市撤奉化市设奉化区，杭州市撤临安市设临安区等等。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扩大了杭州、宁波、温州等中心城区规模，提高了城市能级和体量，有助于培育特大都市、提升中心城市竞争力，在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未来都市区经济发展中抢占制高点。但撤县设区需要考虑中心城市本身的集聚辐射能力和民众的感受，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将面临较大阻力，譬如2013年湖州市尝试将长兴县撤县设区，引发了激烈的集体抗议而最终流产。
表11978年以来浙江各地撤县（市）设区统计
年份撤县（市）设区1985宁波撤镇海县设镇海区1992温州撤瓯海县设瓯海区1994台州撤椒江市、黄岩市，设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2000丽水撤丽水县设莲都区;金华撤金华县设金东区2001杭州撤余杭市、萧山市，设余杭区、萧山区2002宁波撤鄞县设鄞州区2013绍兴撤绍兴县、上虞市，设柯桥区、上虞区2014杭州撤富阳市设富阳区2015温州撤洞头县设洞头区2016宁波撤奉化市设奉化区2017杭州撤临安市设临安区数据来源：中国行政区划网。
3.着力以小城市培育为重点的特色城镇打造。小城市建设是浙江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一种途径。2010年浙江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启动实施，提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建设要求，每三年一轮，三轮试点共有69个中心镇入选。培育要求各主体科学编制三年行动计划，统筹规划小城市培育，主要包括功能定位、主要任务、发展目标、保障举措以及建设项目等内容，试点小城市在财政分配、专项资金、建设用地等方面获得政策支持。浙江小城市培育工作阶段性成效显著，定位明晰、功能完善的小城市形态初步显现，对人才、技术等要素的集聚辐射不断增强，在城市建设、产业集群、商贸市场、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全面提升，小城市整体实现由镇向城的跨越式发展。譬如，苍南龙港镇、乐清柳市镇、东阳横店镇、吴兴织里镇、义乌佛堂镇等。小城市培育试点由浙江首创，随后在安徽、福建、广东、山东等地推广，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做法，为其他省市乃至全国小城市培育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局部开放向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转型升级
作为对外开放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积极适应国际产业转型与国内经济成长需要，加快国际化进程、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以大通道、大资本、大平台为支撑的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开放大省地位进一步巩固。
1.从区域交通节点到建设联通全球枢纽，以大通道建设深度融入全球物流供应链体系。浙江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一带一路”枢纽，联动推进“海陆空”立体化综合交通建设，加快构建内联外通的高层次开放框架。海港方面，作為衔接中西部地区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枢纽，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境外连接的港口已达600多个，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列全球第四。陆港方面，义乌国际陆港，依托国际采购集聚地优势，实现中欧班列（义乌）常态化运营，目前已连通了33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货物运送品类最多的一大物流通道。空港方面，以杭州萧山机场为核心，宁波和温州机场为两翼，整合提升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进一步巩固在长三角机场群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中国（杭州、宁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eWTP新型贸易中心等为主建设信息港，促进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融合，加快建设义甬舟开放大通道、湾区大通道、美丽大通道，促进陆海东西双向开放。
2.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以大资本嫁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垂直体系。近年来，浙江致力于“走出去”发展战略，不断推进国际产业合作、创新投资方式，对外投资合作步伐不断加快，逐步成为资本输出大省。与全国以国有企业央企境外投资为主导不同，浙江民营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体，对外投资领域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农业等新兴领域拓展，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来获取原材料、技术、品牌等，逐渐成为境外投资的重要方式。最典型的是浙江吉利汽车并购沃尔沃汽车，乃至最近收购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股份，成为后者最大股东的案例。浙江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型的特征愈来愈明显。浙江企业贸易投资结构正在发生转变，过去主要集中于能源、矿业等传统行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开始涉足信息技术、医疗等高科技新兴产业;过去国企一度占据海外并购主导地位，而现在民营企业逐步成为生力军;过去多实体企业产能和产品输出，而现在多股权投资基金、资本输出。
3.从建设开发区新区到打造世界级大湾区，以高能级开放大平台构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高能级开放平台是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港站建设类，如舟山群岛新区、宁波梅山新区、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等，依托以宁波—舟山港为核心的港口资源优势，重点建设港航物流、国际贸易、金融保险、海洋生命等产业，着力打造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二是国际商贸类，如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着力营造国际化、便利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将改革试验区打造成为浙江企业“走出去”的窗口平台，提升全球贸易影响力;三是创新合作类，如大湾区建设，对标世界一流湾区，以杭州湾经济区为核心，打造绿色智慧和谐美丽的世界级大湾区，力争将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开放高地、高端要素集聚高地，乃至新经济革命策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