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
周赟 刘泽源
摘要：政党规模的调整变动会对政党生命力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从而使两者呈现正相关或负相关效应。经济行为逻辑与社会行为逻辑是引导两者变化发展的逻辑主线：一方面，政党是由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组成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增进成员利益。规模化固然能够产生规模效益、增强政党力量，然而过度发展同样会造成规模不经济，损害成员利益，并由此引起组织运行困境，削弱政党生命力;另一方面，围绕共享观念塑造的“机械团结”是传统社会组织通过规模化增强组织力量的群体结合模式，但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程度的日益加深，共享观念的调控效用被逐步消解，过度规模化反而加速了集体意识分裂，最终导致“机械稳定”的全面瓦解，造成政党生命力衰减。
关键词：政党规模;政党生命力;经济行为逻辑;社会行为逻辑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9）05-0088-010
政党是维持政治系统运转的基础部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制的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力量的强大与否的重要依据在于政党的规模。美国管理学家托马斯认为，对于组织而言，规模事关重大。①规模作为衡量组织大小的显性指标，主要与数量、空间等概念相联系。评价一个组织的强弱会首先从成员数量的多寡、组织结构的庞杂程度等方面进行初步判断，尤其是组织人数的变动往往影响着组织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弱变化。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随着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政党的整体实力也会相应得到增强，主要体现在政党对于社会各阶层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实际地位的提高，因此党员人数众多的大型政党比之于小型政党往往更加具备优势。由数量上的优势取得实力上的提升，使得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之间呈现出正相关效应。
然而，随着20世纪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等一些传统大党失去长期执政地位从而相继衰落后，研究者们又开始思索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之间似乎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规模的扩增可能会导致生命力的衰减，从而产生负相关现象。从根本上说，影响政党生命力的党员数量是一方面，同样由数量增加所带来的质量问题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否在数量最优情况下保证质量从而发挥力量的最大化效应，是每个政党在制定发展策略时必须要予以考虑的。关键在于规模是否适度、数量是否超标。因此科学地认知与理性地思考关于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之间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政党尤其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国大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而言，影响政党规模发展进而造成政党生命力发生改变的内在逻辑可以分为两类：经济行为逻辑与社会行为逻辑。可以说，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之间彼此影响从而产生变化，主要就是由经济行为逻辑和社会行为逻辑来主导的。
一、经济行为逻辑
（一）规模不经济现象
任何组织都有一个固定且长期的共同目标——获得某种利益：作为非公共组织的企业在市场活动中追求利润，在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收益的基础上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公共组织的政党则期望在政治活动中以最低限度的组织成本来推动政党活动，并获得最大程度的收益——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优势从而尽可能长期执政，以此牢牢掌控政权或最大限度地参与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个体成员参与组织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利益，因而政党的存在意义就是为了增进政党成员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页。随后他指出，“人们为了获得特别的好处，通过为生活的目的提供某些特别的东西而聚到一处;同样，政治社团看来是为它所带来的总的好处而自发地聚到一处并继续存在下去。”[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正是由于所有党员在拥有集体利益的意识时——当分享一个意图或目的——所采取的统一行动，才推动着政党机构的有效运转，从而有力增进由党员个人组成的政党整体的共同利益。可以说，利益的实现是政党活动得以开展的基本动力，利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决定了政党生命力能否得以长久维持，所以如何不断扩大收益是每个政党在制订发展规划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一定的市场容量下，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可以获得更多经营效益，这就是所谓的“规模经济”，即以规模的扩大促使平均成本降低、利润收益提升。如同企业一样，政党规模的扩大、政党成员的增多，容易使政党在获得与巩固执政权力的过程中产生规模效益。然而随着规模不断地扩张，并不能够绝对实现“规模经济”，规模扩张超过一定程度就会产生“逆向经济学现象”，即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将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包括：无效率、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丧失创新性、异化、交流不畅、不负责任、怀疑和冲突。[美]肯尼思·克洛克、瓊·戈德史密斯：《管理的终结》，王宏伟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同理，规模不经济会导致在获取利益的具体活动中没有效率，行动难以充分展开，进而导致政党利益的严重萎缩，最终危及政党生命力。出现“规模不经济”的原因就在于，随着政党规模扩大、党员人数增加，党员成分变得愈加复杂，整体队伍的异质化程度提升，导致政党文化对于党员的内在规约效果将被减弱，成员意识难以统一，政治认同难以达成，最终影响到集体行动的统一性。为了增强政党的内部控制、稳定异质化的成员关系，促使成员能够为了增进集体利益而共同协作，不得不在成员管理方面加大协调成本的投入，从而导致组织结构的设计、管理制度的设置变得愈加庞大复杂。由于大量本来被用于开展外部活动的组织资源、注意力被耗费在复杂的内部管理过程上，不仅导致协调成本逐步加大，从而极大削减了由规模效益而带来的利益增量，而且容易造成程序庞杂、机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等组织问题。
苏联共产党作为反面典型，清晰展示了片面注重发展规模的政党如何从“规模经济”到“规模不经济”的变化过程。苏联共产党脱胎于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建党之初只有几十人，政党较为弱小。为了增加政党的社会影响力，苏共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群体中大量发展党员，不断壮大政党实力，于1917年凭借20多万党员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在200万党员时击败了法西斯。但随着党员数量的继续扩增反而为苏共垮台埋下隐患。其实早在苏共成立初期，列宁就一再强调“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党的质量”，《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然而在苏共成为执政党后这种理念并没有贯彻下去，从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放松了入党标准，将重心放在“数量立党”而非“质量建党”之上，许多人员并非对实现共产主义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只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混入党内，最终造成党员纯洁性严重下降、党内凝聚力被极大削弱。与此同时，由于整体人数急速增加，使得组织机构变得庞大而臃肿，党内部门林立、程序冗繁、协调不畅，严重妨碍了行动力、执行力与动员力的发挥，“规模不经济”现象变得愈加严重，最终造成1991年在党员人数2000万时苏共的倒台。苏共20万时建国、200万时卫国、2000万时亡党亡国的事例，深刻说明了政党持续的规模扩张并不一定都是有利的，超过一定限度、忽视质量之时就会对政党生命力产生负面作用。
（二）理性选择的目标背离
是否将一名符合党员基本资格且具有入党意愿的人员发展为党员，使其在党内为政党目标的达成而作出贡献，或是以友好人士的身份将其留在党外，借助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平等合作等方式来为政党对外活动的顺利开展而付出努力，对于政党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理性选择过程。
按照交易成本学派的分析思路，如果将社会人员发展为党员放在党内，则需要在政党文化的教育、规章制度的培训、组织结构的调整等管理活动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从而使得协调成本相应增加，因为每当一个成员加入团体组织，就需要进行多方面协调才能产生效率。但是这样做却可以降低其他成本，例如了解党外合作人士的信息成本、调整协商计划的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将人员放在党外，则可以降低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但为此可能会增加其他成本，例如制订合作协议的成本、采取协商措施的成本等。不管是将人员发展为党员还是将其留在党外，只要是为了增进政党利益，都会产生不同的行动成本（前者属于管理成本，而后者属于统战成本刘筱勤、程建军：《关于党员队伍规模的考察与反思》，《理论视野》，2014年第5期。）。
如果从切实为政党谋取利益的角度考虑，政党很难实时掌握作为外部人的党外人士的全部信息（存在隐蔽信息的潜在隐患），也很难保证党外人士能竭尽全力为政党出谋划策，即使有基于合作关系的协商机制的存在，组织外部的合作行动也容易遭到外部环境不稳定性的影响从而具有市场风险。因此，对政党利益的增进与否来说，选择将其作为外部人的决定似乎面临着高风险。与此相反，在将其发展成作为内部人的党员后，政党与人员的关系就从合作关系变成组织内部的协调关系，受到政党内部规章制度、党纲纪律、人员关系的有效制约，极大减弱了投机行为、刻意隐瞒等潜在威胁，同时使其拥有共同利益的追求作为自身的利益驱动，以此保证成员的行动目的能与集体目标相靠拢。因此，政党更倾向于将符合党章要求的社会人员发展成更为值得信任的党内人员，以此切实保障其能为政党的利益增进而服务。
然而随着政党规模的持续扩大、入党人员的数量增多，党员成分异质化程度也必然随之加大，导致与理性选择的初衷相违背的结果——政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难以实现。一方面，由于政党必须以组织结构上的纵横分化来逐渐适应愈加增多的成员间基于学历、能力、年龄等方面的差异格局，使得政党内部的纵向分层与横向分工日趋复杂，不断抬高了协调成本并最终致使收益增长的那部分被抵消。另一方面，由于政党越来越难以调和同质化程度日趋下降的党员队伍在利益需求方面的差异性矛盾，从而无法调动每个成员都能为共同利益的增进而贡献力量的积极性。
究其原因在于，虽然人们参与政党是基于同一政治目标的利益追求，通过开展统一协作的集体行动来增进共同利益。但是，除了拥有共同利益之外，党员个人在为政党服务的同时也会为其纯粹的私人利益而采取行动。虽然党内人员比起党外人员在利益需求方面与政党行动的目标更为接近，但依然不是完全重合的。从经济人角度考虑，每个政党成员都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逐利倾向，只有当个人目标与集体利益完全趋于一致时，党员才能竭尽全力为集团目标的实现而采取积极行动，促使政党能以更为协调统一的集体行动，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
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对于规模越加庞大的政党来说，越是难以开展统一的集体行动：其一，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利益越加难以协调统一，不可能兼顾所有成员的特殊私利，而只能凭借最大公约数的办法来尽可能地实现大部分成员利益，这就导致每个成员的个人利益不会时时刻刻与集体利益高度保持一致，就此造成政党内部需要依靠协议条规、管理制度来开展协调的难度加大。其二，集体总收益的获得是以付出集体总成本作为代价的，需要每一名成员采取行动作为成本投入来推动彼此协作与共同努力。然而，随着人数愈加增多造成单个成员所做出的努力则愈加微不足道，同时由于平均成本被极大分摊，导致即使个别成员不采取行动，也不会对总收益造成巨大影响。所以尽管集团的全体成员对获得这一集团利益有着共同兴趣，但他们對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而当政党规模愈加扩大，党内出现此类现象的频率亦会愈加增多，从而导致政党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成为不可能。其三，当政党通过集体行动获取共同利益后，必然面临利益分配的问题，而共同利益对于所有成员来说，可以看作是能够共同参与分享的公共物品。就如黑德所说，公共物品具有两个根本特点：排外的不现实性和供给的相关联性。也就是说，某一集团成员对于公共物品的获取不能够排斥其他成员的享有。除此之外，公共物品具有相当程度的供给相关联性，即每当增加一名需提供物品供给的成员，那么必然会导致减少其他成员对于公共物品的消费。因此政党规模的不断增大，会逐渐削弱每个成员对于共同利益的分享水平，从而导致成员缺乏足够的利益驱动来为集体服务，最终造成政党利益的最优目标难以达成。
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发展，也反映出政党通过扩大规模意图提升政党实力的理性目标会与最终呈现的现实结果完全相悖。随着欧洲进入后工业时代，社会结构发生大变革，工人阶级数量明显下降，社会民主党党员流失严重。为了扭转困局、赢得大选，社会民主党放弃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原则，将政党转型为“包括一切人”的群众党、大众党，主要目的就是从数量不断激增且逐渐成为西欧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中吸收党员，通过淡化党的阶级色彩，为吸引更多不同阶层的人员入党做好铺垫。的确在转型初期，党员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党影响力，但随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严重削弱了政党生命力。
首先，党员利益难以协调，党内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社会民主党在转型成为“包括一切人”的群众党后，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党员将不同的利益要求带入党内，然而彼此利益千差万别、难以统一协调，党内缺乏高度一致的政治认同，党员之间的利益差别远远大于他们的利益重合，导致用于提高成员合作效率、降低合作风险的协调成本急剧增加，组织全党活动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其次，党员活动积极性下降，无法促成统一的集体行动。由于把大量中产阶级纳入党内，而中产阶级大多对于集体行动缺乏兴趣，他们更偏愛个人奋斗、更注重个人得失。在政党活动中，人数庞大的中产阶级党员表现出极其消极的态度，尤其对为促成集体行动而需要的个人付出根本毫无兴趣，他们不愿意参加共同承担行动成本的活动，成员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导致党内存在一大批所谓的“休眠党员”。
最后，政党活动呈现个人化特点，党内规矩的约束力减弱。由于休眠党员普遍存在，在政党获利随后进行利益分配时又无法将他们排除在外，随着类似成员增多，每个党员的获利水平逐渐下降。为此一些有实力的党员，开始绕开政党订立的规矩，以独立身份我行我素地开展活动，以此避免在个人付出后应得的那部分利益被其他没有参与行动的成员平分而被稀释，所以党内活动个人化倾向愈加明显。可以说，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不但没有吸引“一切人”，反而造成了政党衰弱。
由此可见，发展党员、扩大规模原本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最后却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背离。
（三）规模化的行动困境
鉴于以上对组织现象的观察，奥尔森做出了合理的解释，“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同时，由于共同利益的非排他性，这就造成集团成员‘搭便车的现象：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一般总能得到提供的利益。”[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这必然导致大型规模的集团组织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一方面，随着集团规模的逐渐扩大，导致公共利益的总供给量逐渐低于最优供应水平，成员可获得的个人报酬就越来越偏离个人期望值，致使没有一个成员有足够的动力单独采取行动。另一方面，随着集团成员人数的逐渐增多，每个成员所能获得的最终收益将愈加小于他付出的成本，导致没有一个成员愿意采取纵使是最小程度的行动。因此，规模庞大的政党若不能够保证有效地开展集体行动，其行动能力可能反而不如小型政党更加具有创造力、凝聚力与活力，那么大型政党就会难以维持生命力继而走向衰落。
虽然通过压力措施与“有选择性的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集体行动的困境，但对于大型政党来说，最终所能取得的效果也会被愈加扩张的规模化程度而逐渐抵消：一方面，压力措施的强制性效果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而愈加失去作用。在小型政党中由于成员之间互相熟识，能够直接观察到彼此是否为增进集体利益而承担责任，通过熟稔的关系网络可以迫使每个成员都不得不重视自身的名誉与地位，从而保证其能够切实采取实际行动。然而在规模庞大的政党中，由于成员数量庞大、彼此关系疏远导致社会压力被稀释，即使没有付出行动成本去增进共同利益，彼此的陌生也使得个人名誉不会受到过多损害。另一方面，有选择性的激励是依据个人偏好而对成员加以有区别的对待——对作出贡献的成员提供不同于公共利益的额外利益以资鼓励，而对没有付出努力的成员施加剥夺性的惩罚措施（比如减少或停止提供本应给予的利益配额），通过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来驱使成员积极为政党提供服务，促使个人利益与集体目标趋于一致。也就是说，借助“赏罚分明”的奖惩措施来迫使成员行动的目标函数与政党发展的期望函数相一致。但由于党内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隐蔽行为，所以要做到有效地甄别其他成员有无按照相应的要求而行动，从而保证激励能够有的放矢，那么就必须遵守有效信息原则、激励强度原则、监督强度原则、平衡激励原则，[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202页。那么在信息的搜集、度量的确定、奖惩的实施等行动环节就需要投入高额的成本——激励成本。而且，规模越大，人数越多，“有选择的激励”会越加难以准确而高效地执行。所以规模愈加扩大的政党，无论借助什么样的手段，都愈加难以有效地开展统一的集体行动，政党必然陷入规模化的行动困境中，进而愈加造成政党生命力的不断减损。
日本自民党就是最为鲜明的例子。日本实行多党制，加之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党派竞争的程度较为激烈。为了尽可能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扩大政党的社会影响、快速增强政党的实力，日本自民党在遴选成员方面实行“多方吸纳党员，扩大自身影响”的政策，通过大量发展党员以此借助数量优势实现政党执政。由此导致自民党的入口管理相当宽松（包括遴选标准矮化、遴选程序简化、遴选功能弱化等），甚至为了大规模发展党员，遴选党员显得过于随意，比如自民党规定，“凡是认可自民党党章、由两名党员推荐、资源注册并暗示缴纳党费的本国守法公民都可以成为自民党党员。”齐忠成：《一些国家政党处理党员数量与质量关系的做法与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第7期。通过降低入党标准的方式，20世纪60、70年代自民党的政党规模急速扩大，党员数量急剧增加，但也导致党内异质性程度不断上升，全党缺乏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同时，由于党员数量庞大、全党利益极不统一，党内逐渐形成派阀政治，各派阀之间围绕利益互相争斗，激励机制的具体运作被严重干扰、扭曲，因而无法有效地组织起统一的集体行动。所以自民党表现出极其严重的执政无力现象，逐渐在多党竞选中处于弱势，最终发生90年代的大量党员退党、党组织发展陷入困境的局面，自民党自此衰落。
二、社会行为逻辑
（一）“机械团结”的规模化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是成员为了实现共同目的而聚集形成的心理群体，受到高远的政治理念、鲜明的意识形态与崇高的政治信仰等方面的激励而驱使其行动，成员甚至有时表现出不计名利的举动与无私的奉献精神。究其原因在于，每个成员能够强烈意识到彼此具有相同的观念思维，并且依靠交流互动与情感传染不断强化高度同质化的共享心理基础，逐渐形成极强的集体心理意识来磨合个体性格、融合个体差异、聚合个体观点，从而以更为统一协调的集体行动来追求共同目标，最终使政党成为具有组织力、战斗力与行动力的持久性群体。可以说，共享观念促成了统一、无差别的集体心理，借此把原子式、零散化的个体从心理意识方面结合起来，消除由于个体盲动所造成的内耗与摩擦或是不作为所引起的内部动力缺失，保证群体内部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以更为有效的集体行动推动政党的兴盛发展。所以正是由于共享观念的存在，由它催生出了为群体成员从主观意愿上都能遵从的共同规则，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由此，一个组织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加以牢固地维系，从而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涂尔干认为，这就是传统社会群体结合的一种典型方式，通过共享观念去构建社会关系，并以此维护社会规则从而推动社会的生产发展，他将这种团结方式称为“机械团结”。
通过“机械团结”聚合而成的社会群体讲究权力的集中，强调服从与执行以及注重共同利益优先于个人目标，因而使得社会活动呈现出极强的一致性、整体性與规模化的特点。社会各类群体通过高效的行动、高度的协调、高频的产出来实现行动目标的最大优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大工业时代机器规模化生产的需要。“机械团结”通过共享观念造就了高度同质性的规模化群体组织，以一个凌驾于一切的共同目标取代了可能导致内部分裂的利益纷争，从而发挥集体合力作用。勒庞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移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凭借这种稳定且纯粹的集体心理抹平了复杂易变、躁动不安的个性化情感波动，以共享的思维极大程度统一了个体成员的心理差异，使得社会群体长期维持在“机械稳定”状态，以此聚集起所有成员原本作为个体存在时零散、孤弱的力量，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规模强大的合力来推动行动目标的达成。
传统大型政党正是凭借“机械团结”的结合方式来聚拢数量庞大的党员，在政党文化的建设、组织结构的规划、规章制度的设置、党员队伍的构成等方面，以符合大规模机械化管理模式来进行具体地建构：首先，在政党文化建设方面强调整齐划一的价值理想、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协调一致的行事风貌，将个人价值进行整合进而熔铸于集体目标的实现之中，以此消除由纷繁复杂的个体目标意识所带来的不稳定。通过整合组织价值、塑造整体形象、培育共享情感形成基于共享观念的组织氛围，以强有力的文化力量作为内在规约推动成员行为的一致性、稳定性与秩序性，由此弥补从外在制度化、形式化等方面约束成员行为的不足之处，确保在共同的价值观体系驱使之下，每个成员都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其次，构建以纵向分层与横向分工为主的复杂而庞大的组织结构，以此为群体规模化的发展奠定基础。在设置可容纳大量成员的框架体系下，将他们安排在相对应的工作岗位，充分发挥每名成员作为基础部件的作用，督促各自依据岗位职责而采取彼此统一、相互协调的行动来维持整个政党系统的有效运转。结构设计尤其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上级领导权力的绝对权威，由此在以权力集中为核心的科层制管理结构中，保证由最高决策中心逐级下达的指令能够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提高规模化行动的执行效率。
再次，在规章制度的设置方面注重严格的纪律性与明确的程序性，确保在规章管理条例的制度化规约之下，每名成员都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义务，每项工作能够切实遵照相关的管理办法，以制度化的管理方式来极大地统一数量庞大的成员之间行为的指向性，提升协调程度，保证政党系统始终不偏离规模化管理协作模式的正常运转轨道，最大限度实现内部管理的实效性。
最后，在党员队伍的构成方面，注重以高度同质化为方向来建设党员队伍。在发展党员时优先从那些与政党阶级基础相一致的群体中选拔优秀骨干分子，或是从其他阶级群体中挑选能够高度认同政党纲领，并愿意为政党及其代表阶级作出贡献的社会精英，以此保证入党动机的纯洁性。同时在党员的培训、教育、考评等管理工作中不断强化党员意识，以此确保全党能够形成最大程度的共识，提升党员队伍在思想、情感、利益等方面的一体化、一致化程度，以凸显党员间的相似性来为开展统一协作的集体行动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基于“机械团结”的具体措施来为大型政党发展进行规划，以此促使每个成员都能将自身作为一个组成政党的不可或缺的要件来看待，依靠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发挥各自作用来聚合产生同向度的合力效应，进而在达成“机械稳定”的状态之中维持政党这部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最终实现传统大党的规模化行动效益。
虽然“机械团结”有助于使每个成员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一个更崇高的集体事业负责而不去计较个人得失，共同推动大型行动目标的达成（且达成的程度是任何小型群体绝对望尘莫及的），从而为群体带来规模化效益。但是同样，“机械团结”将导致个体之间差异性被过分忽视而只重视相似性，以纯粹机械的排列组合方式将人们聚拢起来，导致个人的行为意识过分追随群体的行动意向，就像一部机器的零部件会随着整个机器的启动而自动运转起来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个体意识被弱化并由群体意识所操控，最终在机械化的组织模式下形成这种“机械稳定”的心理状态。
在“机械稳定”状态中依靠持续散播的情感传递与不断动员的协作行动，来反复强化共同目标的唯一性、共同理念的崇高性，“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最终使得集体利益成为了每个人构建彼此关系纽带的唯一目标。涂尔干对此认为，“个人维系于社会的纽带与物维系于人的纽带是完全相似的。”[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页。也就是说，个体依赖于群体的心理倾向较为明显，自我成为了一件被主宰、被占有的物品，而个体之间基于独立自主前提下相互依赖的基础被削弱，王萍、姜崇辉：《政党治理中的“软件”要素分析》，《浙江学刊》，2009年第3期。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构建被无差别地同化。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极易导致自主意识的薄弱、民主氛围的淡化等弊端，致使个体成员的创造力、积极性、主动性与责任心的发挥受阻，为引发内部行动危机埋下潜在隐患。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进而打破“机械稳定”状态，群体规模化的结合方式就会反向造成集体行动的无效率、对外界反应的迟缓与成员无责任的冷漠，有可能导致群体陷入规模化困境，而且规模越是庞大的群体，这种困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越为凸显。
英国传统三大政党（英国保守党、英国工党、英国自由民主党）如今正面临此类困境。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时代的到来加速了近代政党制度在英国的首先确立。通过借鉴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方式，构建出一套标准化的政党组织结构与权力配置，促使政党能够如同机器一般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由此推动英国政党模式逐渐趋于成熟。在这种模式之下，三大党派内部的权力结构与组织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一方面通过等级有序的纵向分层确保由上层权力中心发布的指令能够得到逐级贯彻执行，并以此提高执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职能分化的横向分工确保各个部门能够各司其职，并以此发挥各自作用。通过金字塔型的结构设计与权力配置，并辅之以严格执行的规章制度、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确保政党每个成员具备极其强烈的集体意识，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规模化行动得以协调统一地实施与开展，政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逐步提升，推动了三大政党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英国步入后工业时代，“机械团结”的规模化结合受到了现代社会诸如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潮的挑战，内在弊端逐渐显现（比如金字塔型结构造成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党上层，下层党员的民主权利被忽视且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政党纪律难以对上层党员形成有效约束，反倒成为上层谋取私利进而支配政党行为的惯例;官僚化的科层制等级结构造成上层党员与下层党员的脱离，无法充分代表下层的利益诉求等等），因此共同利益逐渐分化、集体意识逐步瓦解、内部凝聚力渐渐削弱，英国传统政党都相继呈现衰弱态势。三大政党由于规模庞大，衰退迹象尤为明显，出现大规模退党现象。英国三大政党在规模顶峰时期党员人数总和高达900万，占英国总人口的15%，而如今三大政党的党员总数还不到英国总人口的1%。刘长江：《政党的转型还是政党的衰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二）“机械稳定”的崩溃与规模化困境
随着步入后工业时代，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传统社会的群体结合手段日益被新型的群体聚合模式所取代：以个体差异性为基础，个人拥有绝对的自主意识与一定程度的自由领域，不再仅仅重视集体目标，更重要的是满足每名成员的个体需要，群体结合的真正价值在于组成它的每个人的价值能够得以真正地实现——涂尔干将之成为“有机团结”。“有机团结”的产生得益于社会分工程度的逐渐加深，群体结合的原因由此转变为高度分工后的社会基于某些需要的功能耦合。因此社会群体出现了极大程度的分化，原本将诸多个人聚合成为高度同质化群体单位的共享观念也随之受到冲击，“个人之所以依赖于社会，是因为它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0页。人们因为在利益上的彼此依赖而联系在一起，个人之间基于独立性的相互依赖程度被逐渐强化，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被极大拓宽，最终构建成了个人才智能够充分发挥、个性化意识能够充分彰显的极具创造力与活力的现代社会。
当今时代大工业生产浪潮早已退去，以强调集中、统一与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为主的局势已然发生变革，社会结构出现深度分化与调整，社会不再是一个完全同质化的单元，而是从内部分化出越来越多具有特殊利益需求的新兴社会势力，呈现出异质力量不断增强、异质思维不断衍生的多元化格局。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倡导多元并存、主张个体价值、强调民主诉求的思维理念不断在全社会得到快速传播、广泛认同与多方位强化，从而导致个体倚赖于集体、个体服从上级的依附程度日益降低，就此也影响着政治生活，推动政治心理由不成熟的感性盲从向着成熟的理性自主进行完善。在注重独立自主以及创造精神的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群体结合强调高度同质化、缺乏浓厚民主氛围的“个体无意识”状态，转而向着凸显个性化发展、拥有极强民主韵味的多元化有机结合模式为目标发生转变，比如在现代组织的管理技术方面提倡从“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进行过渡，从而使得群体结合有充足的民主供给作为保障。姜崇辉：《政党组织的几个构成要素及其关系探究》，《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亦使得政党规模化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受到现代化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党内原本由共享观念主导的高度统一的思维格局发生微妙变化，个体成员基于多元化需求的民主意愿不断在增强，而绝对服从与权力集中的意识则在减弱，导致具有庞大党员数量的政党自身的同质化程度难以像以往一样维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作为政党阶级基础的社会群体本身也在发生剧烈的内部变化，在多元主义的影响之下，意识分化的程度逐渐拉大，难以形成高度认同的共享观念，引起政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尤其是人力资源宏观规划方面）目标定位的不清晰，致使政党在同化社会势力、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造成了党内异质成分的增多。
所以在社会转变的大潮冲击下，政党规模化发展所倚靠的“机械稳定”状态开始出现松动，进而隐匿在“机械团结”运作模式下的潜在危机集中爆发：首先，随着个体意识的强化，成员越来越期望摆脱集体对于目标追求的个体控制，转而以获得更多特殊的私人利益为奋斗目标进而与集体行动的方向发生背离。规模越是庞大，行动背离的总量越是巨大，最终形成的反向冲量也越大。其次，传统大党面对外界兴起民主化、个性化管理方式的变革没有及时作出反应，依然受到长期沿用传统“机械团结”模式的惯性影响，迟迟未通过重构组织结构、重设规章制度等方法，积极满足成员对于权利下放、平等参与等民主诉求的渴望，最终引起人员流失。最后，随着社会发展从共享观念到社会分化过渡，导致维系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被极大削弱，党员责任感逐渐淡化，且政党规模越是庞大，责任感也就越淡薄。由此，随着潜藏在“机械团结”内部危机的爆发，传统大党所竭力维持的“机械稳定”状态必然全面崩溃。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外部的社会分化削弱了共享观念（“机械稳定”赖以存在的根基），进而引起了传统大党内部同质化的减弱、异质性的提升，就此促使政党从一个由内部思想高度统一、成员责任感强烈的同质化群体，变成一个党员意识淡薄、思维观念混乱、利益纷争不断的异质化群体，最终导致传统大党在内在危机的全面爆发中迅速衰败。可以说，社会发展中的结构分化是传统大党长期维持的“机械稳定”状态发生崩溃的根源。
由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异质性在导致政党陷入规模化困境从而发生全面衰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异质性源于个体成员的思维、利益与行为无法被协调、统一与融合，是成员个性化需求超过了共性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特征。勒庞认为，“个人的个体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所以当大型政党成为一个异质性群体，会很大程度削弱党内的凝聚力，妨碍政党行动力及其政治目标的实现，最终导致所谓的“大党”只是空有碩大躯壳的“庞然巨兽”。
由于异质化群体偏执于差异的共存而不是相融的共享，造成了集体行动完全处于一种没有共享观念引导的无意识状态，导致群体意识在被分散独立、彼此冲突的个体意识所分割肢解、轮流操控的情境之中变得浮躁易变、盲目冲动、缺乏方向感进而逐渐自我丧失。而且随着规模化程度的提升，在异质化群体中约束成员的责任感会彻底消失，致使引导集体行动的决策可能只是一个短暂多变、随意性较大的偶然意见，不受到理性支配而只受情绪控制，这就进一步使得群体将会跌入“集体无意识”的陷阱之中，由此造成集体行动的低效无能、集体利益的丧失殆尽、集体发展的穷途末路。所以由社会的结构分化所引发的群体异质化，不仅会导致政党将失去最初所渴望的规模效益，而且还使其缺乏理性的集体意识与统一的行动能力从而陷入规模化困境，最终削弱政党生命力。
与依靠“机械团结”的规模化结合模式推进政党发展的传统思路不同，欧洲绿党围绕现代社会倡导的“有机团结”，开辟了一条摆脱规模化困境的政党发展新路径。作为20世纪60、70年代在绿色政治运动的推动下才兴起的政党，绿党发展势头极为迅猛，逐渐成为欧洲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究其原因，绿党秉持适度发展原则，尤其是坚持分散化、小型化与权利下放的政治主张，这完全与现代社会奉行的“有机团结”理念相符，尤其反对官僚等级化、反对权力集中化，强调以个体自愿为基本准则、追求彻底的民主主义，创建采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组织结构——扁平化的网络型结构。这种基于人本主义的新型组织结构充分彰显了“小即美”的价值观念，通过减少组织结构的纵向层级来严格控制政党规模，推动政党向着“小而精”的方向发展。同时，针对大规模组织无法保障普通党员权利、权力过分集中于上层、基层民主供给不充分等所造成的广大党员积极性与创造性无法发挥的固有弊端，绿党提出只有更加突出党员个体的重要性、并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更加关注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才能唤起每一个党员的责任意识及主人翁意识，以此提升他们的参与度与自觉性。为此绿党将决策中心放在基层，使决策圈与普通党员更为接近，强调通过平等协商的基层民主运作机制，使每一位党员都能在自由、平等、民主的组织氛围之中积极参加政党活动，由此提升了政党在开展集体行动时的灵活性与战斗力，从而使得全党上下都充满了生命力与活力。由此可见，绿党依据反规模化的党建思路，摒弃从工业时代起就沿用的“机械团结”的规模化模式，采用与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理念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以适度的政党规模有效提升了政党生命力。虽然绿党在提升政党生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这种结合模式依然有其局限性，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提倡“小而精”的绿党由于体量较小，无法在人口稠密的大国作为执政党承担起国家建设的重任，因此绿党的组织设计也并非能够作为政党建设的通用模式，具体还要依据每个国家与地区的客观现实来决定。然而总体来看，绿党与传统政党结合方式有所区别的组织结构与权力运作模式，对于中国共产党搞好党内基层民主、控制政党规模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结语
随着国内外对于政党规模问题的深入研究，保持党员队伍的适度规模几成共识。一定规模的党员队伍是政党存续与发展的前提，然而政党生命力却与政党规模并不始终为正相关，超过一定限度的党员数量会反向削减政党生命力。虽然目前已经明晰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之间并不呈现线性关系，但对于主导两者之间关系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仍缺乏相对完整、系统、全面的理论阐述，大多数研究要么从政治性层面探讨政党规模化的发展策略与在具体政治现实中谋求特定政治目标之间的关联性，要么片面地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解释集体行动的规模化困境，然而这只揭示了导致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关系变动的政治行为逻辑与经济行为逻辑，忽视了社会变迁、环境变化同样会对政党的规模化发展及其力量提升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除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引起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变化发展的内部驱动，而且还基于社会学角度着眼于从工业时代的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向后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组织方式的调整变动，以此探寻作为外部驱动的社会行为逻辑。通过将经济行为逻辑与社会行为逻辑进行整合，论证在内外两种逻辑共同主导的双重驱动之下，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如何发生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变化。
纵观在规模适度建设方面成效较好的政党，大多从经济行为逻辑与社会行为逻辑出发，在对政党规模适当调整的基础上使其与政党生命力保持正相关关系。以巴西劳工党为例：一方面，从经济行为逻辑来看，巴西劳工党在党员发展上不追求党员绝对数量的盲目增加，为了杜绝党员数量过多而难以消除“搭便车”现象，劳工党多次实施清党行动，仅2000年就通过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清理了相当数量的不合格党员，使党员数量始终保持在适当范围内，避免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与此同时，劳工党通过提高党员干部的工资待遇、实施严格的奖惩制度并辅之以教育措施，促使党员追求个人利益能与实现政党的集体利益相融合，由此在利益驱动之下提升集体行动的效力与政党活力。另一方面，从社会行为逻辑看，劳工党充分满足每一位党员的个体诉求，突出党员个体的重要性，在坚持适度规模基础上着力优化党员结构，以制度作为保障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党员，尤其是为处于话语权弱势地位的女性、青年党员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以此培养他们自主管理的个人能力。例如，2011年在劳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党章规定：“各级领导机构中男女比例各占50%，各级领导29岁的青年比例需达20%”。陈文学：《冷战结束以来拉美中左翼政黨崛起的原因和面临的挑战》，《当代世界》，2012年第6期。同时，劳工党创立的“核心小组”制度确保经过基层党员充分参与和讨论之后才能形成劳工党决议，由此保证党内充足的基层民主供给。这样不仅使上层党员也使下层党员都具备强烈的使命感，调动了全党上下参与政党事务的积极性，促使政党充满生命力与活力。
综上所述，经济行为逻辑与社会行为逻辑分别作为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共同推动着政党规模的调整变化进而对政党生命力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样政党规模与政党生命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得以逐渐清晰起来，从而可以为政党制订合理、科学的规模化发展策略，为促进政党生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责任编辑：杨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