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抑或实现？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转向
张晓 白长虹
[摘要]目前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普遍借用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这种借用将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局限于情感要素，而忽视了旅游体验的价值和意义。借用过程中存在的偏差使得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术语使用存在模糊和混淆等问题。鉴于此，文章借助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对现有国外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研究发现，早期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者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欠缺对旅游者幸福感内涵的深入挖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意识到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局限性，进而开始转向从实现主义视角理解旅游者幸福感。这一研究转向不仅引发了学界对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反思和拓展，还为未来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思路。
[关键词]旅游者幸福感；快乐论；实现主义幸福论；真实幸福感
引言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幸福。古往今来，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对“什么是幸福”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简单的身体快乐是幸福，也有人认为精神的安宁才是幸福。正如康德所言，幸福的概念如此模糊，以至于人人想要得到它，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定追求的东西说明白。幸福概念在哲学、心理学等领域已被广泛使用，然而旅游者视角的幸福研究却刚刚起步。虽然幸福研究已从哲学中的纯粹理论思辨进入心理学、管理学等实证研究阶段，但幸福概念的模糊始终困扰着众多旅游领域的研究者。
幸福感是旅游者在参与旅游活动时所期望实现的心理状态。在旅游领域，如何界定幸福概念尤为重要，幸福作为旅游非经济性功能的评估要素，最终会影响目的地如何营销推广以及旅游体验中心理效益如何衡量。最早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由于研究历程较短，较哲学和心理学等传统学科，旅游学科中的幸福感研究尚不系统。目前，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多直接借用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理论成果，缺少对其内涵的哲学溯源。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直接借用限制了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研究者视野被局限于旅游者情感要素，忽略了旅游体验中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将旅游者幸福感直接理解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存在理解偏差，使得很多研究将幸福感与快乐、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生活质量、好心情等其他术语混用，进而导致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存在模糊与混淆。因此，很有必要从幸福研究的源头对现有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进而增强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科学性和清晰性。这种梳理和评述将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并为进一步探究旅游活动与旅游者幸福感的关系提供帮助。
1幸福研究的起源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道德哲学家就开始了对幸福的探索。先哲们的幸福研究主要围绕着“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而展开。梭伦开创了“幸福伦理学”的研究先河。受到当时宗教的影响，西方早期哲学的幸福研究更多弥漫着一种神性色彩的朴素主义，古希腊语的幸福（eudaimonia），意味着神或命运对某人的偏爱。这一时期的幸福观念主要围绕“追求快乐”和“禁欲”两个道德准则进行辩护。快乐论的主要代表是昔兰尼学派和伊壁鸠鲁等，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享受幸福，每一种快乐都是善，在快乐论者看来，快乐论者认为追求快乐就是道德的。禁欲论的主要代表是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苏格拉底认为幸福的特征是内省式的精神追求，强调禁欲，只有禁欲才是道德的。
进入19世纪中叶，当代的伦理学家对以上原始朴素的幸福观念进行了完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幸福理论，其中，以功利主义最为著名。哲学家Bentham将简单“快乐论”发展成为功利主义的苦乐计算，他认为幸福在于快乐或利益的增加，而痛苦和利益的损害则是不幸。这一观念被Mill进一步完善，他区分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主张智力、道德和审美等精神层面的快乐比同等强度和持续时间下的身体快乐更有价值。功利主义作为当代主流的幸福理论，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例如，哲学家Nozick对功利主义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假设有一种体验机，它能够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体验，人们也不愿意一直住进这样的体验机中，人们想要的快乐应是一种在真实的生活中通过自由选择和自主追求而获得的情感。
鉴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局限，很多哲学家开始反思和挖掘古希腊思想中其他概念资源来解释幸福。20世纪80年代，美德伦理学得以复兴，作为美德伦理学鼻祖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念得到复兴和完善。他所倡导的完善主义（perfectionism）、实现主义幸福论（eudaemonism）、自我实现论（self-realizationism）得以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論认为个体机能的最充分发挥就是幸福，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远大目标，在同艰难、失败、不幸的抗争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进而实现完善的自我。幸福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感觉到快乐，而是在于他实际上是否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幸福是一个人在整个生活上的成功、繁盛和成就，而不仅仅是一种快乐满足感。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中，快乐必须在理性的控制下达到适中的程度才能称为幸福。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现论幸福观为心理学和旅游学中的相关幸福研究开拓了思路。
2幸福研究的心理学扩展
心理科学的发展使“幸福”这个古老的哲学话题纳入科学实证的视野，学者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诠释与理解幸福。Wilson在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被视为心理学幸福感研究的开山之作。取材于哲学中快乐论（hedonism）的幸福思想，心理学领域形成了主观幸福感（subiective well.being）概念。快乐论认为幸福由主观快乐构成，快乐与幸福一词具有同等的含义。因此，早期的主观幸福感认为幸福是人们长期的积极情感或精神状态。这种情感状态可以用积极和消极情感来测量。这一观点的支持者Bradbum认为，这种情感状态可以理解为积极情绪情感与消极情感之间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情感平衡量表（affectbalance scale，ABS）。Kahneman等则认为这种情感状态是人们的一种实时感受。对于这种实时感觉的测量，他主张使用体验抽样法让被调研者在指定的时间点上与研究者互动并报告他们在此刻（最后1个小时左右）的积极和消极的情绪状态。也有学者从更为微观的层次对幸福的情感要素进行了研究，Warburton认为，这种愉快的生理感觉是由身体中的多巴胺系统对具有奖励性质（例如，食品、药物、性别和音乐）的外部刺激所做的反应。因此，主观幸福感可以通过脑中释放多巴胺的神经元活动分子的水平（和其他可能的神经化学物质）来测量。早期仅仅用情绪或情感维度来概念化主观幸福感的做法使得幸福概念过于微观和局限，忽视了对人们整体生活的关注。鉴于此，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扩展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维度，Andrews和Withey在1976年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第3个维度：认知维度（生活满意度）。认知维度指个体建构出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标准，并将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评定自己的满意程度。之后的很多学者开始区分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以这些维度为基础，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测量量表，例如，Kozma和Stones编订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the Memorial University ofNewfoundland Scale of Haooiness.MUNSH）以及Diener等人开发的生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with life scale，SWLS）。
美德伦理学复兴之后，伦理学中的实现主义幸福观开始进入心理学研究的视野。与快乐论不同，实现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是人的功能得以蓬勃发展以及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进而为社会做出贡献，以达到“至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心理学者发展出了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或实现主义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的概念。为了便于区分，本研究将统一使用实现主义幸福感这个概念。实现论者Waterman认为，实现主义幸福感涉及人们与真实自我的协调一致，是人格展现（personal expressiveness）的幸福，并依据此定义开发了人格展现量表。Ryff等人则在区分主观幸福感与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多维模型，其中，包含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把握、独立自主6个维度。除此之外，自我决定理论（self-decision theory）也是实现主义幸福感研究中较为著名的理论，其提出者Ryan和Deci认为，人的基本需求有3个方面，即自主需要、认可需要、关系需要，这3个方面需要的满足是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关键要素㈣。幸福感研究的另一大飞跃在于真实幸福感（authentic happiness）概念的提出，Seligman在对主观幸福感的情感维度、认知维度和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哲学渊源重新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真实幸福感的概念。他指出幸福的生活可以分为愉快的生活、参与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3种，主观幸福感的情感维度是愉快生活的评价标准，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是参与生活的评价标准，而实现主义幸福感是有意义生活的评价标准。真实幸福感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主观幸福感和实现主义幸福感的相关要素，但更为偏重实现主义幸福感要素。Seligman认为，有意义的生活比只顾享乐的生活更容易带来更高的满足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PERMA模型，其中，包含积极的情感（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关系（relationship）、意义（meaning）、成就（achievement）5个维度，用以解释真实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幸福理论在心理学领域的发展为旅游学科将幸福概念纳入实证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思路，激发了旅游学者对幸福议题的关注。
3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
较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幸福感研究，旅游领域的幸福感研究起步较晚。Chen和Petrick两位学者在关于旅游积极效应的研究综述中提到，现有的旅游者幸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旅游者幸福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Lounsbury和Hoopes对旅游者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为了更为清晰和直观地呈现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本研究在2017年11月中旬以“vacation”“tourism”“tourist”“travel”“holiday”和“well-being”“happiness”“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y well—being…‘positive emotion'“health”“quality of life”“life satisfaction”为联合搜索关键词，通过百度学术、ScienceDirect等文献检索平台对英文的旅游者幸福研究文献（其中，包含2018年发表，但可以提前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了收集和整理。随后，本研究根据文献研究内容相关度，剔除了目的地居民等其他视角的研究文献，筛选后最终得到旅游者视角的幸福感研究文章99篇。从图1所呈现的文章发表年份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多数集中于2000年之后。2010年是旅游者幸福研究的重要分水岭，对Bloom等学者的元分析发现，在2008年6月份之前发表的与旅游者幸福感直接相关的英文文献只有8篇。从2010年开始，每年发表数量都保持在5篇以上，文献数量增长速度加快。
从这些文献的研究主题来看，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心理学中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存在较大差异。据上文对心理学领域幸福研究的回顾可知，其研究历程呈现出“幸福意涵的哲学反思与借鉴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主观幸福感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哲学反思——实现主义幸福感的概念化与操作化”几个发展阶段。然而，旅游领域的幸福感研究历程则呈现出“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直接借用——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对主观幸福感概念直接借用做法的批判与反思——旅游者实现主义幸福感的探索”几个发展阶段。
可见，早期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并没有从源头上借助道德哲学家们的思想成果对幸福概念化，也没有对旅游者幸福感的意涵进行思辨类或定性类分析，而是直接借鉴和参考心理学领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Chen和Petrick在对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回顾中提到，早期学者将旅游者幸福直接概念化為旅游者的积极情绪或生活满意度，使得很多早期的研究并没有直接使用“well-being”或“happiness”这一术语来指代幸福，而是以生活满意度（lifesatisfaction）、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等主观幸福感的组成要素来指代幸福。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现主义视角的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概念。但是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并没有及时地跟上心理学的研究步伐，而是依旧沿用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做法。直到2010年左右，随着心理学中实现主义幸福感研究的逐步成熟以及旅游学者对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做法的批判与反思，旅游学者开始转向实现主义视角旅游者幸福感的探索。虽然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历程发展受到心理学幸福感研究进程的较大影响，但相对于心理学幸福感研究的发展，旅游领域的幸福感研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下文将具体评述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转向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
4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转向的表现及原因
4.1转向前的表现——对主观幸福感理论成果的直接借用
4.1.1对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直接借用
在心理学领域中，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组成维度，即便早期的积极情感和生活质量的研究中没有使用幸福这一术语，但这些研究多数都被旅游学者归人幸福研究的范畴。从表l所呈现的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维度可以发现，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最先仅仅关注到了主观幸福感概念中情感或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中的其中一者，特别是情感维度。例如，Milman在其研究中仅仅用情感维度测量旅游者幸福感。而Neal等人则在其研究中仅仅将旅游者幸福感操作化为总体生活满意度。随着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概念的成熟，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开始出现两者之间的整合，即同时包含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例如，Gilbert和Abdullah在其研究中将旅游者幸福感概念化和操作化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平衡及总体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
虽然早期的旅游者幸福研究直接借用了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意涵，但由于心理学主观幸福感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复杂性和部分旅游学者的理解偏差，使得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术语、操作化混淆现象较为普遍。例如，心理学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一般从术语表达上便可以区分其包含的维度。研究者为了准确地表达幸福含义中的情感要素，常常使用“happiness”作为只包含情感维度的主观幸福感概念的代名词。当使用“subiective well-being”术语时则表示主观幸福感概念包含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但在旅游领域，旅游者幸福感研究所使用的术语并不统一。从表1对部分研究术语和维度的呈现中可以发现，在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中，“psychological well-being”“happiness”“subjectivewell-being"等术语都有可能用来表述只包含情感维度的旅游者幸福感概念。而且，在不同作者的研究中，相同的术语可能表达了不同的旅游者幸福感意涵。例如sonja等人研究中的“psychological well-being”包含了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但Soocheong等人研究中的“psychological well-being”却只包含了情感维度。不难发现，旅游研究对心理学领域中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直接借用不够精准，这使得旅游研究中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操作化和术语使用过于混乱，给未来的相关关系研究和因果关系研究带来极大的挑战，也为很多矛盾的因果关系结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4.1.2借用之后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研究
与生活满意度维度的研究相比，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中情感维度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研究更为全面和连贯。旅游者情感维度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研究始于Hammit在1980年对Clawson和Knetsch经典休闲体验模型的验证，他在研究中发现旅游活动使得游客的积极情感增加。但这一研究并没有使用“幸福”这一术语，以致很多学者没有将其视为旅游者幸福方面的研究。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旅游体验对旅游者情感的显著积极影响。后来的研究发现，旅游者在度假中比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会感受到更积极的情感，而且在一年中的某一特定时期旅游，人们会获得更为积极的情感。Farber等学者对旅游者积极情感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了进一步探索，其研究发现旅游中的积极情感主要包含愉悦、爱、积极惊喜、放松等方面。积极情感在旅游幸福研究中的另一个议题是积极情感在旅游过程中的强弱变化。有学者发现旅游者的积极情感从出游前便会出现并持续到旅游结束，但这种积极情绪在旅游结束后会迅速下降。换言之，旅游者的积极情感存在一个峰值，在旅游过程中间会出现最为积极的情感。Nawijn等学者对荷兰974位有过旅游经验居民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他们认为旅游产生的积极情感变化符合心理学的幸福设定点理论，存在一个恒定的数值，旅游使的积极情感围绕这个点波动。积极情感在旅游研究中的第三个议题是旅游者积极情感的前因和结果变量探究，大部分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表明，旅游过程中旅游者积极情感的获得得益于人与人的互动作用。旅游者在旅游中所获得这些积极情感可以带来高的满意度和重游意向。
與积极情感相反，现有研究认为旅游体验中的消极情感并不显著。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旅游中，人们的消极情感变化不大。但在与痛苦和死亡相关的黑色旅游中，旅游者的消极情感会明显增加㈣。但这种消极情感是旅游者主动寻求的，并不会对其旅游体验产生消极影响。消极情感并不一定会使假期变得不理想，Nawijin和Fricke对伊斯特维根集中营的案例研究发现，消极情感体验会增加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重游意向。可见，在特定旅游情境中，消极情绪的产生对旅游者未来积极的行为意向有积极的影响。
在主观幸福感概念增加了认知维度之后，旅游活动与旅游者生活质量或生活满意度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生活满意度领域的学者比旅游学者更早地关注到这一方面，生活满意度领域的研究更为关注休闲活动而不是旅游活动对人们整体生活满意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休闲和旅游在本质上是有一定区别的，旅游只是休闲的一个组成要素。在休闲研究逐步成熟之后，旅游活动对旅游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才逐渐进入旅游学者的视野。不过现在的旅游研究中也会涉及休闲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休闲生活满意度被认为是旅游者旅游体验满意度和整体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Lounsbury和Hoopes最早将生活质量研究聚焦于旅游活动而非休闲活动，他们发现旅游活动能够提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随后，旅游活动对旅游者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这种积极影响作用得到众多学者的验证。学者研究发现，旅游通过影响旅游者在具体生活领域（例如健康、社会、家庭、工作等）中的满意度而影响其总体生活满意度。旅游活动的这种积极作用在多个群体（老人、社会旅游人群等）的研究中得到一致性验证。但也有少数学者对这一结论产生了质疑，他们发现旅游并不能显著提高旅游者的总体生活质量。旅游活动对旅游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还受到一些变量的调节，如旅游频率、停留时间、生活阶段等要素。例如，Neal等人研究发现旅游频率增加会逐年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短期停留的旅游者相比，停留时间较长的旅游者拥有更高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但也有一部分研究认为，旅游频率和时间长度对旅游者的幸福感没有影响。除了出游频率和逗留时间之外，旅游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也会因人们所处人生阶段差异而不同。
2000年之后，很多旅游研究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同時兼顾了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因果或相关关系分析。Gilbert和Abdullah在对355个旅游者旅游前和旅游后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中发现，旅游活动对旅游者总体生活满意度、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均有积极影响。Strauss-Blasche等人在对53名公司职员的研究同样发现旅游活动对员工的情感和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McCabe和Johnson对社会福利型旅游者的研究发现，旅游可以为旅游者提供超越短期享乐的其他体验，并可以提高长期的生活满意度。但有些学者对这些观点产生了质疑，特别是支持幸福设定点理论的研究者。他们认为旅游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并不会对旅游者长期的幸福感产生影响，旅游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很快就会丧失。产生这一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存在差异，即上文提到的主观幸福感概念直接借用过程中出现的旅游者幸福感概念化和操作化的混乱。
综上，不论是主观幸福感的单一维度（情感或生活满意度）还是双重维度（整合的主观幸福感），旅游学者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是，对主观幸福感概念及相关理论的直接借用，使得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操作化和术语使用较为混乱，进而影响了实证研究中因果或相关关系研究的准确性。同时，部分旅游学者开始意识到这种直接借用限制了旅游者幸福感概念的意涵，诸如黑色旅游等形式的旅游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难以得到体现。鉴于此，开始有部分旅游学者对这一做法进行批判与反思。
4.2转向的诱因——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局限
4.2.1直接借用的方式给旅游者幸福感概念带来偏差
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直接借用心理学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旅游者幸福感内涵的理解偏差和解释偏差。心理学领域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化来源于哲学领域中的幸福理论。然而，哲学中的幸福理论纷繁复杂，同样是支持“快乐至上”观点的不同学派，对快乐意涵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区别。昔兰尼学派的快乐论以追求简单的肉体快乐为核心。伊壁鸠鲁的快乐论将快乐视为一种对深层次精神平和的重视和追求。功利主义快乐论则关注到高层次的精神快乐，且强调集体快乐比个人快乐更为重要。可见，心理学中仅仅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概念化主观幸福感的做法过于简单地解读了哲学中快乐论的幸福理论，并没有捕捉到幸福意涵的全貌。同时，心理学者对哲学理论的理解偏差进一步增加了旅游学者对主观幸福感概念内涵的把握难度，使得旅游学者在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时产生了更多的理解偏差。心理学者和旅游学者的理解偏差最终使得旅游者幸福感概念模糊不清，意涵解读和测量量表难以统一，不同术语的混用现象频繁出现，即幸福感与健康、快乐、积极情感、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等其他术语经常出现互换使用。而且，旅游学者逐渐意识到旅游体验有别于一般的生活体验，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并不能充分解释旅游者幸福感的独特内涵，主观幸福感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旅游者在旅游中真实获得的幸福要素的全貌，即心理学领域的主观幸福感与旅游者幸福感间具有一定的解释偏差。直接用主观幸福感概念化旅游者幸福感会使得旅游者幸福感概念与该概念所要反映的真实对象出现偏离。
4.2.2主观幸福感概念忽视了对旅游体验整体价值的判断
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哲学依据是快乐论。快乐论聚焦于快乐，或者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中的快乐和舒适。所以主观幸福感将幸福定义为积极情感的增加和消极情感的减少，以获得高的生活满意度。旅游学者Krippendorf在其研究中曾预言从2000年开始，旅游者出游的享乐动机会减少，旅游目的地必须要提供额外的要素来吸引旅游者。从目前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可见，KriDpendorf的预言有其合理性。研学旅游、探险旅行、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等旅游产品不再将享乐作为其核心的体验，而是提供给旅游者自我实现、认知提升、身份认同等多样化、深层次的体验。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借用，使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将关注点局限于享乐主义视角，难以全面分析和研究旅游体验所带来的其他更深层次的积极效益。此外，主观幸福感概念中强调的享乐体验是价值中立的，在旅游中参与非法和不道德活动的旅游者可以体验到快乐、开心等积极情绪，但这些旅游体验并不能被视为幸福的体验。过度强调快乐等积极情感的主观幸福感概念会引导旅游者成为欲望的追随者，最终陷入过度纵欲的困境。心理学家Haybron在其对幸福的哲学反思中提到，强调享乐的主观幸福感概念过于极端，如果将开心等积极情感作为幸福的判断标准，那么，一个被放进快乐体验机的人或一个毫无察觉到自己丈夫背叛行为而依旧每天开心的妻子应该是幸福的，但他们的人生却并不能被视为幸福。这种过分强调情感的幸福考量使得人们被自己暂时的积极情感所迷惑，反而不能带来好的或有意义的生活。鉴于此，部分旅游学者认为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借用是片面的，旅游者幸福感的考量应该从更为整体和宽泛的视角出发，注重旅游体验的整体价值。
4.2.3主观幸福感在解释旅游意义和在场体验方面存在局限
旅游学者质疑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这一做法的第3个原因是，主观幸福感概念并不能表达旅游者幸福体验的丰盈内涵。主观幸福感无法体现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意义获得和旅游反思。充实的旅游体验并不仅仅体现在快乐等积极情绪的获得，同时体现在旅游者通过旅游获得生命意义。旅游体验中的意义获得有时并不会与快乐等积极情绪相伴相随，例如在黑色旅游、贫民窟旅游等旅游情景中，即便旅游者没有获得快乐、开心等积极的情感体验，但依旧可以获得充实而有意义的旅游体验。因此，直接用主观幸福感概念化旅游者幸福感会失去旅游体验中某些有意义的要素。此外，虽然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只测量情感维度的缺陷，但生活满意度作为旅游者对其生活的整体性认知判断，无法解释许多旅游活动和情景中强大而引人入胜的时刻，也无法捕捉旅游过程中充实的在场体验。例如，这种整体性认知判断不可能从潜水旅行中捕捉到旅游者对自我挑战的沉浸，也不可能了解到博物馆旅游中旅游者对原真性吸引物的强烈临场体验。然而，在旅游体验研究中，这些特殊的旅游时刻和强大的在场体验是十分重要的关注点。存在主义真实性的相关研究结论便是这一重要性的体现所在。可见，从对充实旅游事件和在场体验的解释力来看，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也是不可取的。
综上，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借用，使得旅游者幸福感概念与旅游者真实获得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理解和解释偏差，减弱了旅游者幸福感概念的内容效度。同时过分强调享乐的主观幸福感会让旅游者误以为简单的快乐便是幸福，进而阻碍了旅游者对高价值旅游体验的寻求。而且，主观幸福感概念在解释充实的在场旅游体验及沉浸体验方面存在不足。鉴于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以上局限，近几年，旅游学者开始尝试从主观视角转向实现主义视角研究旅游者幸福感。
4.3转向后的表现——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
很多研究者认为以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为哲学依据的实现主义幸福感概念更能够表达出人们长期的积极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所提及的幸福并不仅仅是一种心智状态，还关注到人生活的整体。其理论的核心是鼓励人们以展现卓越个性和美德的方式生活。因此，部分旅游学者认为实现主义视角更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旅游者幸福感的意涵，从而开启了从主观视角向实现主义视角的研究转向。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可以追溯到“有意义的旅游体验”的研究，Amould和Price将非凡的旅游体验划分为：与大自然的交融、与他人（社会）的联系以及个人成长或自我更新。Noy对背包旅游者旅游体验的研究发现，旅游者在旅游体验后可以获得自我变革等感知。Wilson和Harris在对独立女性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研究中发现，有意义的旅游体验体现在3个方面：寻求自我和认同、自我赋权以及与他人的联系。这些研究虽未涉及幸福感的概念，但已具备实现主义幸福感的雏形。
如表2所示，真正使用实现主义幸福术语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于2010年之后。在这之前，旅游领域的实现主义视角的幸福研究非常稀少。特别是在Seligman在2011年逐步完善真实幸福感的概念后，旅游领域使用幸福术语的实现主义理论成果开始逐渐增加。这些研究者认为，实现主义幸福感所表达出的意义和深度更有助于理解旅游者幸福感的真实内涵，特别是黑色旅游等特殊旅游形式。因为这些旅游形式中的旅游体验并不会给旅游者带来诸如快乐这样的积极情感，而是有助于旅游者的人格完善、社会认知等方面的自我提升。同时从表2还可以发现，现有的实现主义视角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多数停留在区分幸福中的主观幸福成分和实现主义幸福成分阶段。换言之，现有研究还多数在探索如何利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幸福理论从实现主义视角概念化旅游者幸福感，而相关的实证研究相对稀少。
纵观现有的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可以发现，旅游者幸福感更多存在于对自己的真实存在和存在属性的感知，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情感体验。Thumell-Read在对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年轻游客的研究中发现，意义感和参与感是其体验的最为核心的组成要素。Filep于2009在其博士论文中利用真实幸福感的概念框架，对旅游者幸福感的组成要素进行了探讨。随后，Filep和Deery在真实幸福感基础上，结合旅游者预期、在场、反思3个阶段的旅游体验的特点，提出了最原始的实现主义旅游者幸福感構成框架，其中包含积极情感、投入和意义3个方面。Howat等学者则通过对社会福利旅游的探索性研究区分了旅游体验中的享乐成分和实现主义成分，他们认为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体验包括对特殊社交圈的归属感、职业发展、努力和坚持不懈、知识训练和技能、满足和建立身份认同5个方面。Kler和Tribe则通过对16名参与潜水体验的旅游者的深度访谈，确定了“学习”和“个人成长”两类实现主义旅游者幸福感的组成要素。Berdychevsky等学者对女性旅游者的研究认为，旅游活动给女性带来积极情感（享乐奖励）的同时，也赋予了她们目的和意义感、个人成长、成就、自我接受等实现主义幸福感要素。在对贫民窟旅游的调查中，学者发现旅游者收获的是对自己生活情况与条件的感激和满足。MaReucci和Filep通过对20名听过弗拉门哥音乐会（由安达路西亚人的灵魂转化成的音乐，展现了穷人和受迫害民族的苦难）的观众的访谈发现，社会和物质环境、对挑战的体验、唤醒、自我发现是其体验的核心构成要素。
虽然，旅游学者对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已逐渐从主观视角向强调意义的实现主义视角过渡，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实现主义视角的研究尚处于观点思辨和定性分析阶段。Filep和Deery提出的原始的旅游者幸福感模型尚未在定量研究中得以检验，这使得该模型未能在旅游定量研究中得到广泛推广。现有的实现主义视角的定量分析仍然使用心理学领域中的成熟量表。例如，2018年，Chen和Lj对旅游者实现主义视角的幸福感测量中沿用了心理学者Diener于2009年研究中提出的价值、实现和意义3个维度。因此，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观幸福感概念依旧占据旅游者幸福研究的主导，但由主观视角向实现主义视角的转向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5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转向的意义与启示
5.1研究转向的意义
5.1.1对理论研究的影响
国外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由主观幸福感向实现主义幸福感的转向，表明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直接借用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的局限性。虽然，旅游领域的实现主义幸福感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但从主观视角向实现主义视角的转向却预示着对旅游者幸福感内涵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扩展。这一转向的出现，在概念上丰富了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使之更为合理、全面地反映了旅游者在旅游中所获得的积极效益，进而使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更为科学化、系统化。概念与理论上的系统化为旅游者幸福感的量表开发和设计、因果关系推理等定量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目前，国内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相对较少，而且主要受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外研究中的这一转向，不仅有助于激发国内学者对旅游者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关注，而且，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系统化的思路和比较性的视角。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更为契合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一新时代目标，为我国的旅游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提供了概念资源和分析框架。
5.1.2对旅游实践的影响
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中的主观幸福感视角，关注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得的开心、快乐等直接的主观体验，以此为指导的旅游目的地开发和旅游产品设计，主要关注满足旅游者的感官刺激，往往导致旅游功能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忽视了旅游者对旅游效益的多维度诉求。实现主义的转向，不仅关注旅游者的感官快乐，而是更为关注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自我实现、认知提升、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意义获取和深层体验，相应的旅游目的地开发和旅游产品设计也突破了单一的功能导向，而会增加教育、技能训练、深层情感开发等多维度的功能。旅游目的地的这种开发转型，更为契合旅游者全面的幸福感诉求，进而有助于有效地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和推动多元化。
5.2未来研究启示
目前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做法依旧占据了旅游者幸福研究的主流，但旅游者实现主义视角的幸福研究已兴起，并取得一定的进展。未来，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首要任务需要聚焦到旅游者实现主义幸福感的概念化方面，因为如何定义旅游者幸福感不仅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和政府如何理解和评判旅游所带来的非经济效益，也会影响到旅游者幸福感的量表开发、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未来的研究需要持续关注这种转向，从更为宽泛和合理的视角审视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而不是将视野聚焦于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
未来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一方面，可以运用哲学理论思辨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探索旅游者幸福感的组成要素。理论思辨和定性研究比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方式，更能够准确地揭示旅游者幸福感的组成要素。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更为成熟的实现主义幸福理论（例如seligman提出的真实幸福感PERMA框架）对旅游学者Filep和Deery提出的原始的实现主义旅游者幸福感概念模型进行完善和发展。心理学领域不断完善的实现主义幸福理论可以为旅游者幸福感理论提供一定的素材和思路。除此之外，未来的研究还需借助更多的定量研究对理论思辨和定性研究中的旅游者幸福感组成要素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进而为提出更为准确和合理的旅游者幸福感测量量表提供依据。
[摘要]目前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普遍借用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这种借用将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局限于情感要素，而忽视了旅游体验的价值和意义。借用过程中存在的偏差使得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术语使用存在模糊和混淆等问题。鉴于此，文章借助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对现有国外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研究发现，早期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者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欠缺对旅游者幸福感内涵的深入挖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意识到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局限性，进而开始转向从实现主义视角理解旅游者幸福感。这一研究转向不仅引发了学界对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反思和拓展，还为未来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思路。
[关键词]旅游者幸福感；快乐论；实现主义幸福论；真实幸福感
引言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幸福。古往今来，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对“什么是幸福”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简单的身体快乐是幸福，也有人认为精神的安宁才是幸福。正如康德所言，幸福的概念如此模糊，以至于人人想要得到它，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定追求的东西说明白。幸福概念在哲学、心理学等领域已被广泛使用，然而旅游者视角的幸福研究却刚刚起步。虽然幸福研究已从哲学中的纯粹理论思辨进入心理学、管理学等实证研究阶段，但幸福概念的模糊始终困扰着众多旅游领域的研究者。
幸福感是旅游者在参与旅游活动时所期望实现的心理状态。在旅游领域，如何界定幸福概念尤为重要，幸福作为旅游非经济性功能的评估要素，最终会影响目的地如何营销推广以及旅游体验中心理效益如何衡量。最早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由于研究历程较短，较哲学和心理学等传统学科，旅游学科中的幸福感研究尚不系统。目前，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多直接借用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理论成果，缺少对其内涵的哲学溯源。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直接借用限制了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研究者视野被局限于旅游者情感要素，忽略了旅游体验中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将旅游者幸福感直接理解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存在理解偏差，使得很多研究将幸福感与快乐、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生活质量、好心情等其他术语混用，进而导致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存在模糊与混淆。因此，很有必要从幸福研究的源头对现有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进而增强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科学性和清晰性。这种梳理和评述将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并为进一步探究旅游活动与旅游者幸福感的关系提供帮助。
1幸福研究的起源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道德哲学家就开始了对幸福的探索。先哲们的幸福研究主要围绕着“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而展开。梭伦开创了“幸福伦理学”的研究先河。受到当时宗教的影响，西方早期哲学的幸福研究更多弥漫着一种神性色彩的朴素主义，古希腊语的幸福（eudaimonia），意味着神或命运对某人的偏爱。这一时期的幸福观念主要围绕“追求快乐”和“禁欲”两个道德准则进行辩护。快乐论的主要代表是昔兰尼学派和伊壁鸠鲁等，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享受幸福，每一种快乐都是善，在快乐论者看来，快乐论者认为追求快乐就是道德的。禁欲论的主要代表是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苏格拉底认为幸福的特征是内省式的精神追求，强调禁欲，只有禁欲才是道德的。
进入19世纪中叶，当代的伦理学家对以上原始朴素的幸福观念进行了完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幸福理论，其中，以功利主义最为著名。哲学家Bentham将简单“快乐论”发展成为功利主义的苦乐计算，他认为幸福在于快乐或利益的增加，而痛苦和利益的损害则是不幸。这一观念被Mill进一步完善，他区分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主张智力、道德和审美等精神层面的快乐比同等强度和持续时间下的身体快乐更有价值。功利主义作为当代主流的幸福理论，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例如，哲学家Nozick对功利主义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假设有一种体验机，它能够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体验，人们也不愿意一直住进这样的体验机中，人们想要的快乐应是一种在真实的生活中通过自由选择和自主追求而获得的情感。
鉴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局限，很多哲学家开始反思和挖掘古希腊思想中其他概念资源来解释幸福。20世纪80年代，美德伦理学得以复兴，作为美德伦理学鼻祖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念得到复兴和完善。他所倡导的完善主义（perfectionism）、实现主义幸福论（eudaemonism）、自我实现论（self-realizationism）得以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論认为个体机能的最充分发挥就是幸福，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远大目标，在同艰难、失败、不幸的抗争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进而实现完善的自我。幸福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感觉到快乐，而是在于他实际上是否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幸福是一个人在整个生活上的成功、繁盛和成就，而不仅仅是一种快乐满足感。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中，快乐必须在理性的控制下达到适中的程度才能称为幸福。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现论幸福观为心理学和旅游学中的相关幸福研究开拓了思路。
2幸福研究的心理学扩展
心理科学的发展使“幸福”这个古老的哲学话题纳入科学实证的视野，学者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诠释与理解幸福。Wilson在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被视为心理学幸福感研究的开山之作。取材于哲学中快乐论（hedonism）的幸福思想，心理学领域形成了主观幸福感（subiective well.being）概念。快乐论认为幸福由主观快乐构成，快乐与幸福一词具有同等的含义。因此，早期的主观幸福感认为幸福是人们长期的积极情感或精神状态。这种情感状态可以用积极和消极情感来测量。这一观点的支持者Bradbum认为，这种情感状态可以理解为积极情绪情感与消极情感之间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情感平衡量表（affectbalance scale，ABS）。Kahneman等则认为这种情感状态是人们的一种实时感受。对于这种实时感觉的测量，他主张使用体验抽样法让被调研者在指定的时间点上与研究者互动并报告他们在此刻（最后1个小时左右）的积极和消极的情绪状态。也有学者从更为微观的层次对幸福的情感要素进行了研究，Warburton认为，这种愉快的生理感觉是由身体中的多巴胺系统对具有奖励性质（例如，食品、药物、性别和音乐）的外部刺激所做的反应。因此，主观幸福感可以通过脑中释放多巴胺的神经元活动分子的水平（和其他可能的神经化学物质）来测量。早期仅仅用情绪或情感维度来概念化主观幸福感的做法使得幸福概念过于微观和局限，忽视了对人们整体生活的关注。鉴于此，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扩展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维度，Andrews和Withey在1976年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第3个维度：认知维度（生活满意度）。认知维度指个体建构出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标准，并将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评定自己的满意程度。之后的很多学者开始区分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以这些维度为基础，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测量量表，例如，Kozma和Stones编订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the Memorial University ofNewfoundland Scale of Haooiness.MUNSH）以及Diener等人开发的生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with life scale，SWLS）。
美德伦理学复兴之后，伦理学中的实现主义幸福观开始进入心理学研究的视野。与快乐论不同，实现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是人的功能得以蓬勃发展以及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进而为社会做出贡献，以达到“至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心理学者发展出了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或实现主义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的概念。为了便于区分，本研究将统一使用实现主义幸福感这个概念。实现论者Waterman认为，实现主义幸福感涉及人们与真实自我的协调一致，是人格展现（personal expressiveness）的幸福，并依据此定义开发了人格展现量表。Ryff等人则在区分主观幸福感与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多维模型，其中，包含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把握、独立自主6个维度。除此之外，自我决定理论（self-decision theory）也是实现主义幸福感研究中较为著名的理论，其提出者Ryan和Deci认为，人的基本需求有3个方面，即自主需要、认可需要、关系需要，这3个方面需要的满足是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关键要素㈣。幸福感研究的另一大飞跃在于真实幸福感（authentic happiness）概念的提出，Seligman在对主观幸福感的情感维度、认知维度和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哲学渊源重新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真实幸福感的概念。他指出幸福的生活可以分为愉快的生活、参与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3种，主观幸福感的情感维度是愉快生活的评价标准，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是参与生活的评价标准，而实现主义幸福感是有意义生活的评价标准。真实幸福感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主观幸福感和实现主义幸福感的相关要素，但更为偏重实现主义幸福感要素。Seligman认为，有意义的生活比只顾享乐的生活更容易带来更高的满足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PERMA模型，其中，包含积极的情感（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关系（relationship）、意义（meaning）、成就（achievement）5个维度，用以解释真实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幸福理论在心理学领域的发展为旅游学科将幸福概念纳入实证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思路，激发了旅游学者对幸福议题的关注。
3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
较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幸福感研究，旅游领域的幸福感研究起步较晚。Chen和Petrick两位学者在关于旅游积极效应的研究综述中提到，现有的旅游者幸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旅游者幸福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Lounsbury和Hoopes对旅游者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为了更为清晰和直观地呈现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本研究在2017年11月中旬以“vacation”“tourism”“tourist”“travel”“holiday”和“well-being”“happiness”“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y well—being…‘positive emotion'“health”“quality of life”“life satisfaction”为联合搜索关键词，通过百度学术、ScienceDirect等文献检索平台对英文的旅游者幸福研究文献（其中，包含2018年发表，但可以提前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了收集和整理。随后，本研究根据文献研究内容相关度，剔除了目的地居民等其他视角的研究文献，筛选后最终得到旅游者视角的幸福感研究文章99篇。从图1所呈现的文章发表年份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多数集中于2000年之后。2010年是旅游者幸福研究的重要分水岭，对Bloom等学者的元分析发现，在2008年6月份之前发表的与旅游者幸福感直接相关的英文文献只有8篇。从2010年开始，每年发表数量都保持在5篇以上，文献数量增长速度加快。
从这些文献的研究主题来看，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心理学中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历程存在较大差异。据上文对心理学领域幸福研究的回顾可知，其研究历程呈现出“幸福意涵的哲学反思与借鉴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主观幸福感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哲学反思——实现主义幸福感的概念化与操作化”几个发展阶段。然而，旅游领域的幸福感研究历程则呈现出“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直接借用——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对主观幸福感概念直接借用做法的批判与反思——旅游者实现主义幸福感的探索”几个发展阶段。
可见，早期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并没有从源头上借助道德哲学家们的思想成果对幸福概念化，也没有对旅游者幸福感的意涵进行思辨类或定性类分析，而是直接借鉴和参考心理学领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Chen和Petrick在对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回顾中提到，早期学者将旅游者幸福直接概念化為旅游者的积极情绪或生活满意度，使得很多早期的研究并没有直接使用“well-being”或“happiness”这一术语来指代幸福，而是以生活满意度（lifesatisfaction）、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等主观幸福感的组成要素来指代幸福。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现主义视角的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概念。但是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并没有及时地跟上心理学的研究步伐，而是依旧沿用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做法。直到2010年左右，随着心理学中实现主义幸福感研究的逐步成熟以及旅游学者对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做法的批判与反思，旅游学者开始转向实现主义视角旅游者幸福感的探索。虽然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历程发展受到心理学幸福感研究进程的较大影响，但相对于心理学幸福感研究的发展，旅游领域的幸福感研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下文将具体评述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转向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
4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转向的表现及原因
4.1转向前的表现——对主观幸福感理论成果的直接借用
4.1.1对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直接借用
在心理学领域中，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组成维度，即便早期的积极情感和生活质量的研究中没有使用幸福这一术语，但这些研究多数都被旅游学者归人幸福研究的范畴。从表l所呈现的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维度可以发现，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最先仅仅关注到了主观幸福感概念中情感或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中的其中一者，特别是情感维度。例如，Milman在其研究中仅仅用情感维度测量旅游者幸福感。而Neal等人则在其研究中仅仅将旅游者幸福感操作化为总体生活满意度。随着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概念的成熟，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开始出现两者之间的整合，即同时包含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例如，Gilbert和Abdullah在其研究中将旅游者幸福感概念化和操作化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平衡及总体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
虽然早期的旅游者幸福研究直接借用了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意涵，但由于心理学主观幸福感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复杂性和部分旅游学者的理解偏差，使得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术语、操作化混淆现象较为普遍。例如，心理学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一般从术语表达上便可以区分其包含的维度。研究者为了准确地表达幸福含义中的情感要素，常常使用“happiness”作为只包含情感维度的主观幸福感概念的代名词。当使用“subiective well-being”术语时则表示主观幸福感概念包含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但在旅游领域，旅游者幸福感研究所使用的术语并不统一。从表1对部分研究术语和维度的呈现中可以发现，在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中，“psychological well-being”“happiness”“subjectivewell-being"等术语都有可能用来表述只包含情感维度的旅游者幸福感概念。而且，在不同作者的研究中，相同的术语可能表达了不同的旅游者幸福感意涵。例如sonja等人研究中的“psychological well-being”包含了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但Soocheong等人研究中的“psychological well-being”却只包含了情感维度。不难发现，旅游研究对心理学领域中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直接借用不够精准，这使得旅游研究中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操作化和术语使用过于混乱，给未来的相关关系研究和因果关系研究带来极大的挑战，也为很多矛盾的因果关系结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4.1.2借用之后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研究
与生活满意度维度的研究相比，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中情感维度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研究更为全面和连贯。旅游者情感维度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研究始于Hammit在1980年对Clawson和Knetsch经典休闲体验模型的验证，他在研究中发现旅游活动使得游客的积极情感增加。但这一研究并没有使用“幸福”这一术语，以致很多学者没有将其视为旅游者幸福方面的研究。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旅游体验对旅游者情感的显著积极影响。后来的研究发现，旅游者在度假中比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会感受到更积极的情感，而且在一年中的某一特定时期旅游，人们会获得更为积极的情感。Farber等学者对旅游者积极情感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了进一步探索，其研究发现旅游中的积极情感主要包含愉悦、爱、积极惊喜、放松等方面。积极情感在旅游幸福研究中的另一个议题是积极情感在旅游过程中的强弱变化。有学者发现旅游者的积极情感从出游前便会出现并持续到旅游结束，但这种积极情绪在旅游结束后会迅速下降。换言之，旅游者的积极情感存在一个峰值，在旅游过程中间会出现最为积极的情感。Nawijn等学者对荷兰974位有过旅游经验居民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他们认为旅游产生的积极情感变化符合心理学的幸福设定点理论，存在一个恒定的数值，旅游使的积极情感围绕这个点波动。积极情感在旅游研究中的第三个议题是旅游者积极情感的前因和结果变量探究，大部分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表明，旅游过程中旅游者积极情感的获得得益于人与人的互动作用。旅游者在旅游中所获得这些积极情感可以带来高的满意度和重游意向。
與积极情感相反，现有研究认为旅游体验中的消极情感并不显著。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旅游中，人们的消极情感变化不大。但在与痛苦和死亡相关的黑色旅游中，旅游者的消极情感会明显增加㈣。但这种消极情感是旅游者主动寻求的，并不会对其旅游体验产生消极影响。消极情感并不一定会使假期变得不理想，Nawijin和Fricke对伊斯特维根集中营的案例研究发现，消极情感体验会增加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重游意向。可见，在特定旅游情境中，消极情绪的产生对旅游者未来积极的行为意向有积极的影响。
在主观幸福感概念增加了认知维度之后，旅游活动与旅游者生活质量或生活满意度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生活满意度领域的学者比旅游学者更早地关注到这一方面，生活满意度领域的研究更为关注休闲活动而不是旅游活动对人们整体生活满意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休闲和旅游在本质上是有一定区别的，旅游只是休闲的一个组成要素。在休闲研究逐步成熟之后，旅游活动对旅游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才逐渐进入旅游学者的视野。不过现在的旅游研究中也会涉及休闲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休闲生活满意度被认为是旅游者旅游体验满意度和整体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Lounsbury和Hoopes最早将生活质量研究聚焦于旅游活动而非休闲活动，他们发现旅游活动能够提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随后，旅游活动对旅游者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这种积极影响作用得到众多学者的验证。学者研究发现，旅游通过影响旅游者在具体生活领域（例如健康、社会、家庭、工作等）中的满意度而影响其总体生活满意度。旅游活动的这种积极作用在多个群体（老人、社会旅游人群等）的研究中得到一致性验证。但也有少数学者对这一结论产生了质疑，他们发现旅游并不能显著提高旅游者的总体生活质量。旅游活动对旅游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还受到一些变量的调节，如旅游频率、停留时间、生活阶段等要素。例如，Neal等人研究发现旅游频率增加会逐年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短期停留的旅游者相比，停留时间较长的旅游者拥有更高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但也有一部分研究认为，旅游频率和时间长度对旅游者的幸福感没有影响。除了出游频率和逗留时间之外，旅游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也会因人们所处人生阶段差异而不同。
2000年之后，很多旅游研究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同時兼顾了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因果或相关关系分析。Gilbert和Abdullah在对355个旅游者旅游前和旅游后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中发现，旅游活动对旅游者总体生活满意度、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均有积极影响。Strauss-Blasche等人在对53名公司职员的研究同样发现旅游活动对员工的情感和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McCabe和Johnson对社会福利型旅游者的研究发现，旅游可以为旅游者提供超越短期享乐的其他体验，并可以提高长期的生活满意度。但有些学者对这些观点产生了质疑，特别是支持幸福设定点理论的研究者。他们认为旅游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并不会对旅游者长期的幸福感产生影响，旅游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很快就会丧失。产生这一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存在差异，即上文提到的主观幸福感概念直接借用过程中出现的旅游者幸福感概念化和操作化的混乱。
综上，不论是主观幸福感的单一维度（情感或生活满意度）还是双重维度（整合的主观幸福感），旅游学者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是，对主观幸福感概念及相关理论的直接借用，使得旅游者幸福感的概念化、操作化和术语使用较为混乱，进而影响了实证研究中因果或相关关系研究的准确性。同时，部分旅游学者开始意识到这种直接借用限制了旅游者幸福感概念的意涵，诸如黑色旅游等形式的旅游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难以得到体现。鉴于此，开始有部分旅游学者对这一做法进行批判与反思。
4.2转向的诱因——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局限
4.2.1直接借用的方式给旅游者幸福感概念带来偏差
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直接借用心理学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旅游者幸福感内涵的理解偏差和解释偏差。心理学领域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化来源于哲学领域中的幸福理论。然而，哲学中的幸福理论纷繁复杂，同样是支持“快乐至上”观点的不同学派，对快乐意涵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区别。昔兰尼学派的快乐论以追求简单的肉体快乐为核心。伊壁鸠鲁的快乐论将快乐视为一种对深层次精神平和的重视和追求。功利主义快乐论则关注到高层次的精神快乐，且强调集体快乐比个人快乐更为重要。可见，心理学中仅仅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概念化主观幸福感的做法过于简单地解读了哲学中快乐论的幸福理论，并没有捕捉到幸福意涵的全貌。同时，心理学者对哲学理论的理解偏差进一步增加了旅游学者对主观幸福感概念内涵的把握难度，使得旅游学者在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时产生了更多的理解偏差。心理学者和旅游学者的理解偏差最终使得旅游者幸福感概念模糊不清，意涵解读和测量量表难以统一，不同术语的混用现象频繁出现，即幸福感与健康、快乐、积极情感、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等其他术语经常出现互换使用。而且，旅游学者逐渐意识到旅游体验有别于一般的生活体验，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并不能充分解释旅游者幸福感的独特内涵，主观幸福感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旅游者在旅游中真实获得的幸福要素的全貌，即心理学领域的主观幸福感与旅游者幸福感间具有一定的解释偏差。直接用主观幸福感概念化旅游者幸福感会使得旅游者幸福感概念与该概念所要反映的真实对象出现偏离。
4.2.2主观幸福感概念忽视了对旅游体验整体价值的判断
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哲学依据是快乐论。快乐论聚焦于快乐，或者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中的快乐和舒适。所以主观幸福感将幸福定义为积极情感的增加和消极情感的减少，以获得高的生活满意度。旅游学者Krippendorf在其研究中曾预言从2000年开始，旅游者出游的享乐动机会减少，旅游目的地必须要提供额外的要素来吸引旅游者。从目前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可见，KriDpendorf的预言有其合理性。研学旅游、探险旅行、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等旅游产品不再将享乐作为其核心的体验，而是提供给旅游者自我实现、认知提升、身份认同等多样化、深层次的体验。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借用，使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将关注点局限于享乐主义视角，难以全面分析和研究旅游体验所带来的其他更深层次的积极效益。此外，主观幸福感概念中强调的享乐体验是价值中立的，在旅游中参与非法和不道德活动的旅游者可以体验到快乐、开心等积极情绪，但这些旅游体验并不能被视为幸福的体验。过度强调快乐等积极情感的主观幸福感概念会引导旅游者成为欲望的追随者，最终陷入过度纵欲的困境。心理学家Haybron在其对幸福的哲学反思中提到，强调享乐的主观幸福感概念过于极端，如果将开心等积极情感作为幸福的判断标准，那么，一个被放进快乐体验机的人或一个毫无察觉到自己丈夫背叛行为而依旧每天开心的妻子应该是幸福的，但他们的人生却并不能被视为幸福。这种过分强调情感的幸福考量使得人们被自己暂时的积极情感所迷惑，反而不能带来好的或有意义的生活。鉴于此，部分旅游学者认为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借用是片面的，旅游者幸福感的考量应该从更为整体和宽泛的视角出发，注重旅游体验的整体价值。
4.2.3主观幸福感在解释旅游意义和在场体验方面存在局限
旅游学者质疑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这一做法的第3个原因是，主观幸福感概念并不能表达旅游者幸福体验的丰盈内涵。主观幸福感无法体现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意义获得和旅游反思。充实的旅游体验并不仅仅体现在快乐等积极情绪的获得，同时体现在旅游者通过旅游获得生命意义。旅游体验中的意义获得有时并不会与快乐等积极情绪相伴相随，例如在黑色旅游、贫民窟旅游等旅游情景中，即便旅游者没有获得快乐、开心等积极的情感体验，但依旧可以获得充实而有意义的旅游体验。因此，直接用主观幸福感概念化旅游者幸福感会失去旅游体验中某些有意义的要素。此外，虽然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只测量情感维度的缺陷，但生活满意度作为旅游者对其生活的整体性认知判断，无法解释许多旅游活动和情景中强大而引人入胜的时刻，也无法捕捉旅游过程中充实的在场体验。例如，这种整体性认知判断不可能从潜水旅行中捕捉到旅游者对自我挑战的沉浸，也不可能了解到博物馆旅游中旅游者对原真性吸引物的强烈临场体验。然而，在旅游体验研究中，这些特殊的旅游时刻和强大的在场体验是十分重要的关注点。存在主义真实性的相关研究结论便是这一重要性的体现所在。可见，从对充实旅游事件和在场体验的解释力来看，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也是不可取的。
综上，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借用，使得旅游者幸福感概念与旅游者真实获得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理解和解释偏差，减弱了旅游者幸福感概念的内容效度。同时过分强调享乐的主观幸福感会让旅游者误以为简单的快乐便是幸福，进而阻碍了旅游者对高价值旅游体验的寻求。而且，主观幸福感概念在解释充实的在场旅游体验及沉浸体验方面存在不足。鉴于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以上局限，近几年，旅游学者开始尝试从主观视角转向实现主义视角研究旅游者幸福感。
4.3转向后的表现——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
很多研究者认为以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为哲学依据的实现主义幸福感概念更能够表达出人们长期的积极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所提及的幸福并不仅仅是一种心智状态，还关注到人生活的整体。其理论的核心是鼓励人们以展现卓越个性和美德的方式生活。因此，部分旅游学者认为实现主义视角更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旅游者幸福感的意涵，从而开启了从主观视角向实现主义视角的研究转向。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可以追溯到“有意义的旅游体验”的研究，Amould和Price将非凡的旅游体验划分为：与大自然的交融、与他人（社会）的联系以及个人成长或自我更新。Noy对背包旅游者旅游体验的研究发现，旅游者在旅游体验后可以获得自我变革等感知。Wilson和Harris在对独立女性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研究中发现，有意义的旅游体验体现在3个方面：寻求自我和认同、自我赋权以及与他人的联系。这些研究虽未涉及幸福感的概念，但已具备实现主义幸福感的雏形。
如表2所示，真正使用实现主义幸福术语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于2010年之后。在这之前，旅游领域的实现主义视角的幸福研究非常稀少。特别是在Seligman在2011年逐步完善真实幸福感的概念后，旅游领域使用幸福术语的实现主义理论成果开始逐渐增加。这些研究者认为，实现主义幸福感所表达出的意义和深度更有助于理解旅游者幸福感的真实内涵，特别是黑色旅游等特殊旅游形式。因为这些旅游形式中的旅游体验并不会给旅游者带来诸如快乐这样的积极情感，而是有助于旅游者的人格完善、社会认知等方面的自我提升。同时从表2还可以发现，现有的实现主义视角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多数停留在区分幸福中的主观幸福成分和实现主义幸福成分阶段。换言之，现有研究还多数在探索如何利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幸福理论从实现主义视角概念化旅游者幸福感，而相关的实证研究相对稀少。
纵观现有的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可以发现，旅游者幸福感更多存在于对自己的真实存在和存在属性的感知，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情感体验。Thumell-Read在对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年轻游客的研究中发现，意义感和参与感是其体验的最为核心的组成要素。Filep于2009在其博士论文中利用真实幸福感的概念框架，对旅游者幸福感的组成要素进行了探讨。随后，Filep和Deery在真实幸福感基础上，结合旅游者预期、在场、反思3个阶段的旅游体验的特点，提出了最原始的实现主义旅游者幸福感構成框架，其中包含积极情感、投入和意义3个方面。Howat等学者则通过对社会福利旅游的探索性研究区分了旅游体验中的享乐成分和实现主义成分，他们认为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体验包括对特殊社交圈的归属感、职业发展、努力和坚持不懈、知识训练和技能、满足和建立身份认同5个方面。Kler和Tribe则通过对16名参与潜水体验的旅游者的深度访谈，确定了“学习”和“个人成长”两类实现主义旅游者幸福感的组成要素。Berdychevsky等学者对女性旅游者的研究认为，旅游活动给女性带来积极情感（享乐奖励）的同时，也赋予了她们目的和意义感、个人成长、成就、自我接受等实现主义幸福感要素。在对贫民窟旅游的调查中，学者发现旅游者收获的是对自己生活情况与条件的感激和满足。MaReucci和Filep通过对20名听过弗拉门哥音乐会（由安达路西亚人的灵魂转化成的音乐，展现了穷人和受迫害民族的苦难）的观众的访谈发现，社会和物质环境、对挑战的体验、唤醒、自我发现是其体验的核心构成要素。
虽然，旅游学者对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已逐渐从主观视角向强调意义的实现主义视角过渡，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实现主义视角的研究尚处于观点思辨和定性分析阶段。Filep和Deery提出的原始的旅游者幸福感模型尚未在定量研究中得以检验，这使得该模型未能在旅游定量研究中得到广泛推广。现有的实现主义视角的定量分析仍然使用心理学领域中的成熟量表。例如，2018年，Chen和Lj对旅游者实现主义视角的幸福感测量中沿用了心理学者Diener于2009年研究中提出的价值、实现和意义3个维度。因此，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观幸福感概念依旧占据旅游者幸福研究的主导，但由主观视角向实现主义视角的转向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5旅游者幸福感研究转向的意义与启示
5.1研究转向的意义
5.1.1对理论研究的影响
国外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由主观幸福感向实现主义幸福感的转向，表明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直接借用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的局限性。虽然，旅游领域的实现主义幸福感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但从主观视角向实现主义视角的转向却预示着对旅游者幸福感内涵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扩展。这一转向的出现，在概念上丰富了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使之更为合理、全面地反映了旅游者在旅游中所获得的积极效益，进而使旅游者幸福感的研究更为科学化、系统化。概念与理论上的系统化为旅游者幸福感的量表开发和设计、因果关系推理等定量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目前，国内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相对较少，而且主要受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外研究中的这一转向，不仅有助于激发国内学者对旅游者实现主义幸福感的关注，而且，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系统化的思路和比较性的视角。实现主义视角的旅游者幸福感，更为契合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一新时代目标，为我国的旅游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提供了概念资源和分析框架。
5.1.2对旅游实践的影响
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中的主观幸福感视角，关注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得的开心、快乐等直接的主观体验，以此为指导的旅游目的地开发和旅游产品设计，主要关注满足旅游者的感官刺激，往往导致旅游功能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忽视了旅游者对旅游效益的多维度诉求。实现主义的转向，不仅关注旅游者的感官快乐，而是更为关注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自我实现、认知提升、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意义获取和深层体验，相应的旅游目的地开发和旅游产品设计也突破了单一的功能导向，而会增加教育、技能训练、深层情感开发等多维度的功能。旅游目的地的这种开发转型，更为契合旅游者全面的幸福感诉求，进而有助于有效地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和推动多元化。
5.2未来研究启示
目前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做法依旧占据了旅游者幸福研究的主流，但旅游者实现主义视角的幸福研究已兴起，并取得一定的进展。未来，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首要任务需要聚焦到旅游者实现主义幸福感的概念化方面，因为如何定义旅游者幸福感不仅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和政府如何理解和评判旅游所带来的非经济效益，也会影响到旅游者幸福感的量表开发、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未来的研究需要持续关注这种转向，从更为宽泛和合理的视角审视旅游者幸福感的内涵，而不是将视野聚焦于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
未来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一方面，可以运用哲学理论思辨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探索旅游者幸福感的组成要素。理论思辨和定性研究比直接借用主观幸福感概念的方式，更能够准确地揭示旅游者幸福感的组成要素。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更为成熟的实现主义幸福理论（例如seligman提出的真实幸福感PERMA框架）对旅游学者Filep和Deery提出的原始的实现主义旅游者幸福感概念模型进行完善和发展。心理学领域不断完善的实现主义幸福理论可以为旅游者幸福感理论提供一定的素材和思路。除此之外，未来的研究还需借助更多的定量研究对理论思辨和定性研究中的旅游者幸福感组成要素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进而为提出更为准确和合理的旅游者幸福感测量量表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