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王彩萍 刘方方 代姗姗
[摘要]区位选择是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也是酒店经营扩张的重要决策。文章以在中国大陆地区经营的上市跨国酒店集团为样本，收集整理其在2000-2014年期间，在中国不同省份酒店扩张数据信息。在此基础上，首先，运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其散点图、局域空间关联指标LISA集群图研究发现，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扩张区位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阶梯式依次减少状态，并具有显著的临海型、中部塌陷和低变迁性特征，同时呈现出显著空间相关性和路径依赖特征，东中西部差异性明显。其次，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发现，跨国酒店的空间分布受到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房地产发展、旅游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并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跨国酒店集团；轻资产模式；区位选择；区域房地产发展；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08-0083-13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15
引言
在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服务业的扩张日益显著，大型服务企业在新兴市场区域如东亚、东欧以及中南美洲的快速扩张，成为新的经济地理特征。这些扩张不仅推动了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和配置，也对东道国区域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作为传统服务产业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酒店业也加剧了全球扩张步伐。跨国酒店集团是全球酒店产业领导者，综合实力强劲，经营管理水平高，跨国酒店集团扩张对促进区域酒店产业发展不无裨益，是各区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基础和保证，其发展格局也影响到区域经济活动的频繁与扩散。
区位选择是酒店对外扩张战略决策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针对酒店企业的区位选择或布局，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是星级酒店本土的区位选择问题。针对我国星级酒店的区位分布，已有研究多发现其省际分布差异大、区域分布不均衡特征，目前星级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内陆地区的星级酒店分布密度则较低。同时，这些研究发现，地区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收入水平、入境旅游等因素对星级酒店区位选择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在国外研究中，从酒店所有者视角，Adam与Amuquandoh研究发现经济水平、区位特征、竞争因素、法律规制和社会文化影响酒店区位选择。
第二是跨国酒店集团全球区位选择问题。张祥等以全球酒店企业十强为研究对象，发现一国或地区的总体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入境旅游规模、FDI规模、地缘和文化亲缘等因素对酒店企业跨国扩张区位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国外研究对此予以更多关注但所得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异，从母国竞争的视角，一些研究认为跨国公司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仅仅是为了追随母国竞争者去抢占客源，如美国高度饱和的酒店市场促使美国酒店公司为了获取更高的利益提升品牌知名度而把市场扩展至海外；更多的研究则是从东道国视角，发现先验因素、经验因素在服务类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随着经验的增加以及地域更加多元化，服务类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进入地理上和文化上差距大的地区或国家；同时，国家风险、区位和经济因素、入境旅游人数、东道国吸引外资总量、旅游总收入等也对酒店集团跨国区位选择存在潜在影响。
第三是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选择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其中，王娟等专门关注国际酒店业在华布局状况，通过城市网络连接度测量，发现其以上海等城市为中心的层级体系以及低端锁定等特征。Zhang等以及陈丽英等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跨国酒店主要集中于省会城市以及发达区域，并呈现向二三线城市、旅游城市扩张特征，他们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认为，以入境游客数计量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游客消费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以人均GDP计量的经济环境状况以及政策和重大事件等显著影响跨国酒店集团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王捷二研究发现跨国酒店在中国布局呈现点状板块分布、轴线分布特征，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了区域人均GDP、民航吞吐量、4A景点数以及国内旅游收入对区域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管理酒店综合指数存在的正向影响。
然而，上述研究对这三个层面的关注却不均衡，目前国内研究多集中于本国星级酒店区位选择，而国外学者则主要关注跨国酒店集团在不同国家的扩张，仅有少量研究关注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选择问题。酒店业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行业之一，越来越多的跨国酒店集团把中国作为跨国扩张的重要目标市场。但作为转型经济国家，中国经济、政治等制度环境具有特殊性，不同地区发展和开放程度也不均衡；同时，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具有自身的典型性，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多以“轻资产”模式展开，即以委托管理、特许经营等品牌输出模式实现对酒店的运营管理并收取管理费，这不仅与其他产业的海外投资扩张模式存在差别，也有别于中国酒店投资的“重资产”理念。因此，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可能具有与本土星级酒店或跨国酒店集团全球扩张区位分布不一样的特征。对此，尽管已有研究已予以初步探索，但仍存在以下可完善之处：
第一，研究样本需扩展。已有研究从宏观角度展开，以《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的外资星级酒店数目来衡量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情况，这些数据仅包括采用全资或者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的星级酒店，造成了对以管理合同、特许经营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跨国酒店的忽略；或者仅根据研究需要关注部分酒店在单一年度在部分城市分布状况，无法把握跨国酒店集团在华扩张整体状况及变迁特征。
第二，研究方法不足。已有研究多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或多元回归方法展开实证检验，或仅关注城市网络连接度测度，从而忽视空间因素而形成的路径依赖，无法了解空间邻域内企业之间的集聚或分散。
第三，研究内容不足。尽管已有研究已经关注了经济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对酒店或跨国酒店集团区位选择的影响，但却忽略了近10余年来，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房地产与酒店尤其是星级酒店的高关联特征。跨国酒店集团的“轻资产”品牌输出战略降低了其在华投资扩张的风险，也加快了其在中国不同地区扩张的步伐，但是，也使得其发展受制于房地产建设市场的约束。随着政策改革带来的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地产+酒店”综合开发模式，即通过酒店品牌、规模和档次这些附加价值带来综合效应提升地产的综合价值越来越为流行，从而产生了对跨国酒店集团国际品牌酒店的大量市场需求。因此，在分析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选择时不能忽略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潜在影响。
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拟以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2000—2014年酒店分布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方法，对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分布的空间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其中，在影响因素的选择时，既包括影响酒店区位选择的共同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状况和区域内酒店竞争状况，也从跨国酒店集团的视角，兼顾其在华区位选择时，各企业所面临的国家风险或文化因素的一致性，以及中国各区域对外开放程度不平衡共存的特點，将外资集聚程度纳入影响因素分析范畴。同时，从房地产业发展产生的借助跨国酒店经营提升房地产品牌和地产综合价值需求的视角，探索地区房地产发展因素对国际酒店集团在华扩张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首先将从跨国酒店集团微观企业视角，通过多渠道手工收集和整理其在中国扩张经营数据，样本范畴广、跨度长，进一步提高研究样本完整性；其次，本研究将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展开实证研究，弥补已有研究在方法方面的局限；最后，对房地产发展因素的分析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对其作用的忽视，丰富酒店区位选择研究文献。跨国酒店集团品牌优势明显、竞争实力强，具有自身独特的扩张模式，这些是否最终导致其区位选择决策因素的特殊性，对其结果的关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国内各地区在跨国品牌酒店引进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通过与国内外酒店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所得结论预期可为促进我国酒店企业海外投资扩张提供经验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自1982年香港四季酒店接管北京建国饭店以来，进入中国的跨国酒店集团快速增多，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仅把在中国扩张经营的上市跨国酒店集团作为研究样本。相较于其他酒店集团，上市跨国酒店集团有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获取信息渠道，同时，其相对规模大、实力强，是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市场经营的主体。
具体的信息和数据采集思路为：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公开资料收集，初步获取在我国大陆地区经营的跨国酒店集团名录，并对各跨国酒店集团官网信息、酒店在华经营的相关新闻信息予以检索，获取各酒店集团进入中国的酒店品牌名录及酒店目录。其次，以携程官网提供的酒店目录（http：∥hotels.ctrip.com/group/）为数据库，以酒店品牌为关键词，对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华酒店进行逐一搜索，获取各酒店的开业时间、地理位置、规模（客房数）等信息，并将具体酒店与上述酒店集团官网所获信息进行比对，提高信息准确性。再次，通过BVD-OSIRIS全球上市公司财务分析数据库，进一步检索相应跨国酒店集团信息，对其跨国经营属性以及上市属性进行进一步确认。上述资料和信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和印证，以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最终，共获得26个上市跨国酒店集团样本，截至2014年12月31日，这26家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共经营1442家酒店（表1）。这些跨国酒店集团以高星级品牌酒店为主在华进行扩张，也包含了少部分连锁酒店，其中，1999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温德姆酒店集团（Wyndham Hotel Group）扩张速度最快，在华酒店数位列第一，这与其在全球快速的增长趋势保持一致，据Hotels杂志2016年全球酒店集团排名，温德姆集团以5952家酒店位居全球第一。
基于所获酒店开业时间、地理位置等信息，构建全国31个省份2000—2014年共15年的跨国酒店分布数据库，并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进一步分析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不同区域的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面板数据考查多个样本在多个年份中的多重观察，既包括对某一样本单元在某一时间上多个特性的观察，也包括对该样本单元的这些特性在一段时间内的连续观察。由于面板数据含有指标、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三维信息，因此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构造和检验比单独使用横截面或时间序列数据更加真实的行为方程。
本研究首先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度跨国酒店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包括两部分的分析：首先，运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其散点图来分析跨国酒店在空间上是否存在集群现象，并进一步采用局域空间关联指标LISA集群图及显著性水平来检验这种分布格局。其次，利用面板回归，分析了跨国酒店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方程中所有的变量皆做取对数处理。这样可以纠正数据分布的非对称性，以及减小极值的影响，由于跨国酒店进入各区域的时间具有差异，部分省份的跨国酒店数量在早期为0，为了保证数据集取对数的一致性，跨国酒店的数量作加1处理。面板回归的主要形式包括3种，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因为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包括中国所有的省份，不是随机抽样，基于每个省份可能存在固定的回归效应。因此，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方程1）。
2实证结果分析
2.1跨国酒店在华区位分布
表2列示了2014年这些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不同区域的具体分布状况。由表2可见，跨国酒店数目较多的省份，其对应的跨国酒店集团数以及酒店品牌数也相对较多，如在北京分布了17家跨国酒店集团旗下45个酒店品牌，酒店数达198家，是样本跨国酒店分布最多的地区；各省份分布的跨国酒店集团数、酒店品牌数和酒店总数差异明显，青海省跨国酒店数目最少，仅有1家；跨国酒店在东中西部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跨国酒店分布数量在任何时期均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次之，西部跨国酒店数量最少，跨国酒店数量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阶梯式依次减少的状态。
2.2跨国酒店集团区位分布的空间分析
空间自相关性可以通过Moran指数进行检验。Moran指数是观测值与它的空间滞后之间的相关系数，其取值范围在（-1）至1之间。若各区域观测值呈空间正相关，则Moran值在0～1之间，Moran值越接近于1，表明其空间正相关性越强，否则为负相关。
从表3可以看出，跨国酒店的Moran指数从2007年开始，p值显著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2007年之后我国31个省域的跨国酒店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空间依赖性），表现出某些省域的跨国酒店在空间上趋于集聚。
Moran指数散点图（图1）可以将各省域的跨国酒店集群分为4个象限的空间关联模式：第一象限（HH，高高关联）表示跨国酒店高集聚区被同是跨国酒店高集聚区的其他省域所包围；第二象限（LH，低高关联）表示跨国酒店低集聚区被高集聚区的其他省域所包围；第三象限（LL，低低关联）表示跨国酒店低集聚区被同是低集聚区的其他省域所包围；第四象限（HL，高低关联）表示跨国酒店高集聚区被低集聚区的其他省域所包围。第一、三象限体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四象限体现出负的空间自相关性。
在图1中，位于第一象限的省域，在2004年仅有天津、上海與江苏；2009年增加了浙江与山东；2014年则增加福建、天津进入第二象限。大部分的省域位于第三象限。此结果进一步证实，跨国酒店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上升。
观察Moran散点图可以进一步发现跨国酒店的空间动态发展过程。根据时空跃迁测度法，跨国酒店的动态跃迁类型表现为以下3类（表4）：第一类是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跃迁，2009年具体表现为从HL象限迁入HH象限，如山东；从LH象限至LL象限，如湖南、云南；2014年具体表现为从LL象限至LH象限，如河南。第二类为相对位移的省域跃迁，2009年具体表现为从LH象限迁入HH象限，如浙江；2014年具体表现为从LH象限至HH象限，如福建；从HH象限至LH象限，如天津，从HL象限至LH象限，如辽宁。第三类为某省域及其邻居均跃迁至其他象限，这一情况没有出现。第四类为省域及其邻居保持相同水平，即在整个考察期内保持不变，2009年，属于这类变迁的区域有27个，占总体87.1%；2014年，属于这类变迁的区域有26个，占总体83.9%。
可见，跨国酒店在我国地理分布上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具有显著的临海型、中部塌陷和低变迁性特征。临海型特征表现为HH象限的省域均为沿海省份，中部塌陷表现在湖南、云南、河南和辽宁等中部省域向LL象限或LH象限跃迁，低变迁性表现为在第四类省域占比高。由此可以预期，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是跨国酒店的首选区位，但会渐进式地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
2.3跨国酒店的空间集聚
Moran指数从整体上刻画了跨国酒店的集群情况，但这种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无法用于进一步分析不同地理位置的区域空间关联模式，而局域空间关联指标LISA可以检验局部地区高值或低值是否在空间上趋于集聚。
通过局域LISA集群图及显著性水平检验发现（表5），跨国酒店在我国的区域空间分布上，已形成3个不同的集聚区域。第一个是以上海、江苏为中心，与周边东部沿海省份共同组成的跨国酒店高值集聚区。2009年之后，这一集聚区的空间依赖性越来越显著。第二个是以新疆为中心，与西北内陆各省份形成的低值聚集区。此外，作为非典型区域的代表之一，四川省一直处于HL象限，作为旅游强省，跨国酒店集聚，但是并没有带动周边省份的发展。
从跨国酒店的空间分布和集群检验就结果来看，可以发现跨国酒店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并且呈现出东中西部的差异性。东部地区有较强的集群效应，而中部地区集群效应较弱，西部地区跨国酒店数量有限，处于低低集聚的状态，下文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此进行进一步论证。
2.4跨国酒店集团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表6显示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模型1与模型2在全国层面估计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华酒店扩张的影响因素，模型3至8则分别对东、中、西部3个地理区域进行了分别检验。实证检验模型中Log likelihood值的绝对量和调整后的r方值均较高，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表7则是对各自变量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与总效应的评估。模型结果进一步表明，跨国酒店在我国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特征，跨国酒店数量的变化与周边邻近省域跨国酒店数量的相互影响，同时受区域间结构性差异的空间效应。这些结构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省域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区域外资水平、区域酒店业竞争和房地产发展水平等方面。
上市跨国酒店集团的空间自回归的系数估计值ρ在模型中显著为正（表6），空间相关系数呈东一西一中部递减趋势，空间自回归系数在全国模型，东部模型与西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而在中部模型中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在全国范围内，省域跨国酒店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邻近省域的跨国酒店数量越多，本省域的跨国酒店数量也越多，跨国酒店存在局部集聚现象。中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较低。结合空间描述性分析的结果，中部地区的跨国酒店主要集中在四川，四川省跨国酒店的扩张没有对周边省份产生带动效应；尽管在西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西部地区跨国酒店存量较低，从长期来看，该区域跨国酒店的发展将会以较为缓慢的步伐进一步推进。
GDP的估计系数在全国模型与东部模型中显著为正且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西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GDP的空间相关系数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显著为正。GDP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区域均显著为正；中部地区尽管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但总效应显著为正；西部地区在叠加了负的直接效应与正的溢出效应之后，其总效应显著为正。表明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量的经济因素的增长有效促进了跨国酒店集团在东部区域内的投资扩张，这一结果对已有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细化的实证结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既可衡量地区的经济规模，同样也反映区域的消费水平，较高的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是企业获得预期回报的保障。然而，对于跨国酒店，经济规模吸引仅仅表现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跨国公司的投资推力主要来自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全国层面和东部模型中，房地产指标的估计系数显著正值，而其空间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在东部地区，房地产指标的直接效应均显著正；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负。表明东部省份跨国酒店扩张，受本省房地产销售额正向影响，但周边省份房地产销售额的竞争对此产生负面影响。在东部省份，政府出于城市快速发展和地标建设需求，促使了大量的酒店项目建设，而这些酒店项目往往需要引进国际品牌来提高其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并进一步对于地产项目形成品牌和资本后盾效应，提升地产价值；同时，虽然酒店本身具有固定资产性质，但鉴于目前管理合同和特许经营是大多数跨国酒店扩张常用的非资产进入模式，在此背景下，房地产所有者既可拥有房地产所有权，又获得国际酒店的品牌效应，而国际酒店集团以较小的投资风险实现扩张获利，因此“酒店+地产”的复合开发模式共同得到房地产商和国际酒店集团的青睐。然而，由于投资总额有限，并没有出现规模效应，其他周边省份房地产的开发抑制了本省跨国酒店的扩张，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受房地产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房地产效应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
以国际游客数量衡量的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对上市跨国酒店集团的扩张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部地区，其影响显著为正，但其空间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国际游客数量的直接效应为正，溢出效应为负，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综合之后，其总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与贺灿飞和尹薇所强调的外资星级宾馆偏好入境旅游人数较多的城市，常采取国外客户跟随策略存在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近年来入境旅游市场持续下滑有关，国际游客人数的下降对其与区域跨国酒店集团酒店数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干扰，并导致两者之间回归结果的不显著或呈负相关态势，例如，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13年浙江省入境过夜游客由2012年的866万突降至338万人次；云南省2012年国际游客人数达458万人次，而2013年，该指标仅为288万人次，下降幅度明显，随着中国入境旅游的增长速度相对放缓，入境旅游市场整体呈现相对下降并平稳发展态势，从而导致其与跨国酒店数量总体的负相关；同时，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表明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可能更与国内旅游市场“奢侈型消费”有关，在中国旅游消费转型之前，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奢侈型消费”是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中国旅游消费转型，区域旅游业对跨国酒店集团扩张产生的影响如何仍需进一步检验。
反映酒店竞争状况的星级酒店数量指标，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对上市跨国酒店集团的扩张产生的总效应显著为负。全国层面与西部地区，其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同时，其空间估计系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显著为负值，即周边省份星级酒店的竞争对跨国酒店集团在本省的扩张形成了负向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星级酒店数量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通常情况下，随着私人消费的增加，高端酒店客源市场呈增长趋势，在外部需求较大的前提下，高端酒店的集聚有助于形成区域内的集聚效应，并吸引国际酒店集团进入。然而，在中国特殊宏观背景下，由于潜在客源市场有限，星级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的增加会加大市场竞争，尤其在八项规定限制高标准消费后，高端酒店的市场表现从繁荣的顶点向下回调，传统星级酒店以及经济型酒店巨头纷纷致力于打造中端酒店品牌，因此外资酒店旗下的奢华品牌在中国现阶段的优势大大减少，使得他们在中国扩张时会更加谨慎考虑区域竞争的影响。
FDI指标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集聚对于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各区域扩张不存在显著影响。已有研究认为的外资聚集程度较高的区域意味着较高的开放程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集聚。跨国酒店集团越来越多地采取管理合同和特许经营，而不是资产投资方式在中国进行扩张，这意味着酒店建设和经营中所可能存在的交易成本將主要由所有权方即业主方处理，因此，区域开放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反映区域开放水平的国际直接投资集聚并不会对跨国酒店集团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模型9与模型10（表7）分别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剔除西部地区之后的数据进行了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因此。基于模型10进行分析，所得结果发现，在东中部地区，上市跨国酒店集团的空间效应显著为正。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状况（LnPerGDP）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与总效应均显著为正；旅游业发展水平（LnTourist）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负；星级酒店（LnHotel）的溢出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负；区域房地产发展水平（LnReal）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溢出效应显著为负，总效应显著为负。该结果与上述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回归分析结果一致，为其稳健性提供了有效支持。
3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研究以2000—2014期间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各区域酒店扩张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其散点图分析了跨国酒店在空间是否存在集群现象以及其变迁过程，同时，运用局域空间关联指标LISA集群图检验了跨国酒店的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区域经济、产业等因素对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投资扩张区域选择决策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首先表明，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扩张区位选择是一种复杂现象，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跨国酒店数量从东部到西部阶梯式依次减少；第二，跨国酒店在我国地理分布呈现显著的临海型、中部塌陷和低变迁性的特征；第三，跨国酒店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并且呈现出东中西部的差异性，东部地区有较强的集群效应，而中部地区集群效应较弱，西部地区跨国酒店数量有限，处于低低集聚的状态。从总体来看，跨国酒店集团在我国的区位扩张分布状况与我国五星级酒店分布状况较为类似，即主要集聚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在具体区位上也体现出差异性，如与已有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及西南地带已逐渐演化为我国高端酒店聚集区存在差别，本文对跨国酒店集团扩张区位的研究仅发现跨国酒店在四川省的集聚，且这一集聚并未带动周边省份的发展，这一结果的出现可能与跨国酒店集团更为审慎的扩张决策有关，近年来，四川尤其是其省会城市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异军突起，同时，四川也是中国传统的旅游大省，共同形成吸引跨国酒店集团集聚的综合力量，相对而言，其他中部或西南区域则比较优势不足，跨国酒店集团为保持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必然审慎进入。此外，与已有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所得跨国酒店在华分布特征相比，本研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兼顾跨国酒店在华区域分布的时空特征与变迁，所发现区域间跨国酒店的空间依赖特征，为我们了解跨国酒店在华区域分布提供了深入细致结果。
本文对跨国酒店在华区域扩张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国酒店的空间分布受到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房地产发展、旅游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并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正向影响最为显著，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区域房地产水平也对跨国酒店集团在该区域的扩张形成了正向刺激，但是，竞争因素以及近年来入境旅游市场的回调均使得其与跨国酒店集团扩张呈现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国际直接投资集聚则对其不存在显著影响。本研究关于房地产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发现丰富了酒店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文献。所得实证结果不仅充分体现了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域扩张的“轻资产”特征，也反映了跨国酒店集团区域选择决策的高市场化偏好，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其更倾向于选择房地产发展程度更为成熟的东部地区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此外，本研究对其他因素如人境旅游者数量、国际投资聚集程度的实证发现，也表现出与本土星级酒店以及跨国酒店在华区位选择研究结果的差异。这一结果有效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相对下降以及跨国酒店集团品牌输出经营的低风险特征，这也从另一侧面强调了不能仅关注以全资或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的跨国酒店，更应将通过管理合同或特许权经营的酒店纳入样本进行分析，以扩展样本涉及范畴，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研究也为促进我国酒店业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不可置否，跨国酒店集团的进入为我国本土酒店在经营方式、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促进了本土酒店管理人才的培养，所形成的溢出效应对促进区域酒店产业发展不无裨益。因此，各区域应结合本区域的经济、产业发展实践，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为促进跨国酒店集团在本区域积极效应的发挥，促进区域酒店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受数据获得制约，本文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无法获得非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酒店扩张分布的准确数据，尽管其在中国外资酒店总体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但未来在可获得准确数据的基础上，仍需进一步展开实证检验；同样，本文未能区分外资酒店经营模式展开检验，未来随着各类酒店样本的增加，或可利用大数据等工具，获取信息展开分析。其次，旅游产业发展对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区域扩张的影响仍需进一步实证检验。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所采用的入境旅游人数，在近年来国际游客人数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呈现出不稳定结果；而以国内游客人数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其与其他因素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这也使得其无法作为替代指標纳入模型，同时，随着中国旅游消费转型的变迁，旅游产业发展对跨国酒店集团区域选择的影响如何仍需进一步检验。
[责任编辑：刘鲁；责任校对：吴巧红]
[摘要]区位选择是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也是酒店经营扩张的重要决策。文章以在中国大陆地区经营的上市跨国酒店集团为样本，收集整理其在2000-2014年期间，在中国不同省份酒店扩张数据信息。在此基础上，首先，运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其散点图、局域空间关联指标LISA集群图研究发现，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扩张区位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阶梯式依次减少状态，并具有显著的临海型、中部塌陷和低变迁性特征，同时呈现出显著空间相关性和路径依赖特征，东中西部差异性明显。其次，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发现，跨国酒店的空间分布受到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房地产发展、旅游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并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跨国酒店集团；轻资产模式；区位选择；区域房地产发展；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08-0083-13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15
引言
在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服务业的扩张日益显著，大型服务企业在新兴市场区域如东亚、东欧以及中南美洲的快速扩张，成为新的经济地理特征。这些扩张不仅推动了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和配置，也对东道国区域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作为传统服务产业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酒店业也加剧了全球扩张步伐。跨国酒店集团是全球酒店产业领导者，综合实力强劲，经营管理水平高，跨国酒店集团扩张对促进区域酒店产业发展不无裨益，是各区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基础和保证，其发展格局也影响到区域经济活动的频繁与扩散。
区位选择是酒店对外扩张战略决策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针对酒店企业的区位选择或布局，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是星级酒店本土的区位选择问题。针对我国星级酒店的区位分布，已有研究多发现其省际分布差异大、区域分布不均衡特征，目前星级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内陆地区的星级酒店分布密度则较低。同时，这些研究发现，地区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收入水平、入境旅游等因素对星级酒店区位选择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在国外研究中，从酒店所有者视角，Adam与Amuquandoh研究发现经济水平、区位特征、竞争因素、法律规制和社会文化影响酒店区位选择。
第二是跨国酒店集团全球区位选择问题。张祥等以全球酒店企业十强为研究对象，发现一国或地区的总体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入境旅游规模、FDI规模、地缘和文化亲缘等因素对酒店企业跨国扩张区位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国外研究对此予以更多关注但所得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异，从母国竞争的视角，一些研究认为跨国公司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仅仅是为了追随母国竞争者去抢占客源，如美国高度饱和的酒店市场促使美国酒店公司为了获取更高的利益提升品牌知名度而把市场扩展至海外；更多的研究则是从东道国视角，发现先验因素、经验因素在服务类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随着经验的增加以及地域更加多元化，服务类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进入地理上和文化上差距大的地区或国家；同时，国家风险、区位和经济因素、入境旅游人数、东道国吸引外资总量、旅游总收入等也对酒店集团跨国区位选择存在潜在影响。
第三是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选择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其中，王娟等专门关注国际酒店业在华布局状况，通过城市网络连接度测量，发现其以上海等城市为中心的层级体系以及低端锁定等特征。Zhang等以及陈丽英等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跨国酒店主要集中于省会城市以及发达区域，并呈现向二三线城市、旅游城市扩张特征，他们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认为，以入境游客数计量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游客消费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以人均GDP计量的经济环境状况以及政策和重大事件等显著影响跨国酒店集团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王捷二研究发现跨国酒店在中国布局呈现点状板块分布、轴线分布特征，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了区域人均GDP、民航吞吐量、4A景点数以及国内旅游收入对区域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管理酒店综合指数存在的正向影响。
然而，上述研究对这三个层面的关注却不均衡，目前国内研究多集中于本国星级酒店区位选择，而国外学者则主要关注跨国酒店集团在不同国家的扩张，仅有少量研究关注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选择问题。酒店业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行业之一，越来越多的跨国酒店集团把中国作为跨国扩张的重要目标市场。但作为转型经济国家，中国经济、政治等制度环境具有特殊性，不同地区发展和开放程度也不均衡；同时，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具有自身的典型性，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多以“轻资产”模式展开，即以委托管理、特许经营等品牌输出模式实现对酒店的运营管理并收取管理费，这不仅与其他产业的海外投资扩张模式存在差别，也有别于中国酒店投资的“重资产”理念。因此，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可能具有与本土星级酒店或跨国酒店集团全球扩张区位分布不一样的特征。对此，尽管已有研究已予以初步探索，但仍存在以下可完善之处：
第一，研究样本需扩展。已有研究从宏观角度展开，以《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的外资星级酒店数目来衡量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情况，这些数据仅包括采用全资或者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的星级酒店，造成了对以管理合同、特许经营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跨国酒店的忽略；或者仅根据研究需要关注部分酒店在单一年度在部分城市分布状况，无法把握跨国酒店集团在华扩张整体状况及变迁特征。
第二，研究方法不足。已有研究多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或多元回归方法展开实证检验，或仅关注城市网络连接度测度，从而忽视空间因素而形成的路径依赖，无法了解空间邻域内企业之间的集聚或分散。
第三，研究内容不足。尽管已有研究已经关注了经济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对酒店或跨国酒店集团区位选择的影响，但却忽略了近10余年来，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房地产与酒店尤其是星级酒店的高关联特征。跨国酒店集团的“轻资产”品牌输出战略降低了其在华投资扩张的风险，也加快了其在中国不同地区扩张的步伐，但是，也使得其发展受制于房地产建设市场的约束。随着政策改革带来的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地产+酒店”综合开发模式，即通过酒店品牌、规模和档次这些附加价值带来综合效应提升地产的综合价值越来越为流行，从而产生了对跨国酒店集团国际品牌酒店的大量市场需求。因此，在分析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选择时不能忽略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潜在影响。
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拟以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2000—2014年酒店分布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方法，对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位分布的空间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其中，在影响因素的选择时，既包括影响酒店区位选择的共同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状况和区域内酒店竞争状况，也从跨国酒店集团的视角，兼顾其在华区位选择时，各企业所面临的国家风险或文化因素的一致性，以及中国各区域对外开放程度不平衡共存的特點，将外资集聚程度纳入影响因素分析范畴。同时，从房地产业发展产生的借助跨国酒店经营提升房地产品牌和地产综合价值需求的视角，探索地区房地产发展因素对国际酒店集团在华扩张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首先将从跨国酒店集团微观企业视角，通过多渠道手工收集和整理其在中国扩张经营数据，样本范畴广、跨度长，进一步提高研究样本完整性；其次，本研究将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展开实证研究，弥补已有研究在方法方面的局限；最后，对房地产发展因素的分析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对其作用的忽视，丰富酒店区位选择研究文献。跨国酒店集团品牌优势明显、竞争实力强，具有自身独特的扩张模式，这些是否最终导致其区位选择决策因素的特殊性，对其结果的关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国内各地区在跨国品牌酒店引进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通过与国内外酒店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所得结论预期可为促进我国酒店企业海外投资扩张提供经验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自1982年香港四季酒店接管北京建国饭店以来，进入中国的跨国酒店集团快速增多，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仅把在中国扩张经营的上市跨国酒店集团作为研究样本。相较于其他酒店集团，上市跨国酒店集团有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获取信息渠道，同时，其相对规模大、实力强，是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市场经营的主体。
具体的信息和数据采集思路为：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公开资料收集，初步获取在我国大陆地区经营的跨国酒店集团名录，并对各跨国酒店集团官网信息、酒店在华经营的相关新闻信息予以检索，获取各酒店集团进入中国的酒店品牌名录及酒店目录。其次，以携程官网提供的酒店目录（http：∥hotels.ctrip.com/group/）为数据库，以酒店品牌为关键词，对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华酒店进行逐一搜索，获取各酒店的开业时间、地理位置、规模（客房数）等信息，并将具体酒店与上述酒店集团官网所获信息进行比对，提高信息准确性。再次，通过BVD-OSIRIS全球上市公司财务分析数据库，进一步检索相应跨国酒店集团信息，对其跨国经营属性以及上市属性进行进一步确认。上述资料和信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和印证，以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最终，共获得26个上市跨国酒店集团样本，截至2014年12月31日，这26家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共经营1442家酒店（表1）。这些跨国酒店集团以高星级品牌酒店为主在华进行扩张，也包含了少部分连锁酒店，其中，1999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温德姆酒店集团（Wyndham Hotel Group）扩张速度最快，在华酒店数位列第一，这与其在全球快速的增长趋势保持一致，据Hotels杂志2016年全球酒店集团排名，温德姆集团以5952家酒店位居全球第一。
基于所获酒店开业时间、地理位置等信息，构建全国31个省份2000—2014年共15年的跨国酒店分布数据库，并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进一步分析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不同区域的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面板数据考查多个样本在多个年份中的多重观察，既包括对某一样本单元在某一时间上多个特性的观察，也包括对该样本单元的这些特性在一段时间内的连续观察。由于面板数据含有指标、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三维信息，因此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构造和检验比单独使用横截面或时间序列数据更加真实的行为方程。
本研究首先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度跨国酒店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包括两部分的分析：首先，运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其散点图来分析跨国酒店在空间上是否存在集群现象，并进一步采用局域空间关联指标LISA集群图及显著性水平来检验这种分布格局。其次，利用面板回归，分析了跨国酒店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方程中所有的变量皆做取对数处理。这样可以纠正数据分布的非对称性，以及减小极值的影响，由于跨国酒店进入各区域的时间具有差异，部分省份的跨国酒店数量在早期为0，为了保证数据集取对数的一致性，跨国酒店的数量作加1处理。面板回归的主要形式包括3种，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因为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包括中国所有的省份，不是随机抽样，基于每个省份可能存在固定的回归效应。因此，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方程1）。
2实证结果分析
2.1跨国酒店在华区位分布
表2列示了2014年这些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不同区域的具体分布状况。由表2可见，跨国酒店数目较多的省份，其对应的跨国酒店集团数以及酒店品牌数也相对较多，如在北京分布了17家跨国酒店集团旗下45个酒店品牌，酒店数达198家，是样本跨国酒店分布最多的地区；各省份分布的跨国酒店集团数、酒店品牌数和酒店总数差异明显，青海省跨国酒店数目最少，仅有1家；跨国酒店在东中西部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跨国酒店分布数量在任何时期均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次之，西部跨国酒店数量最少，跨国酒店数量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阶梯式依次减少的状态。
2.2跨国酒店集团区位分布的空间分析
空间自相关性可以通过Moran指数进行检验。Moran指数是观测值与它的空间滞后之间的相关系数，其取值范围在（-1）至1之间。若各区域观测值呈空间正相关，则Moran值在0～1之间，Moran值越接近于1，表明其空间正相关性越强，否则为负相关。
从表3可以看出，跨国酒店的Moran指数从2007年开始，p值显著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2007年之后我国31个省域的跨国酒店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空间依赖性），表现出某些省域的跨国酒店在空间上趋于集聚。
Moran指数散点图（图1）可以将各省域的跨国酒店集群分为4个象限的空间关联模式：第一象限（HH，高高关联）表示跨国酒店高集聚区被同是跨国酒店高集聚区的其他省域所包围；第二象限（LH，低高关联）表示跨国酒店低集聚区被高集聚区的其他省域所包围；第三象限（LL，低低关联）表示跨国酒店低集聚区被同是低集聚区的其他省域所包围；第四象限（HL，高低关联）表示跨国酒店高集聚区被低集聚区的其他省域所包围。第一、三象限体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四象限体现出负的空间自相关性。
在图1中，位于第一象限的省域，在2004年仅有天津、上海與江苏；2009年增加了浙江与山东；2014年则增加福建、天津进入第二象限。大部分的省域位于第三象限。此结果进一步证实，跨国酒店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上升。
观察Moran散点图可以进一步发现跨国酒店的空间动态发展过程。根据时空跃迁测度法，跨国酒店的动态跃迁类型表现为以下3类（表4）：第一类是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跃迁，2009年具体表现为从HL象限迁入HH象限，如山东；从LH象限至LL象限，如湖南、云南；2014年具体表现为从LL象限至LH象限，如河南。第二类为相对位移的省域跃迁，2009年具体表现为从LH象限迁入HH象限，如浙江；2014年具体表现为从LH象限至HH象限，如福建；从HH象限至LH象限，如天津，从HL象限至LH象限，如辽宁。第三类为某省域及其邻居均跃迁至其他象限，这一情况没有出现。第四类为省域及其邻居保持相同水平，即在整个考察期内保持不变，2009年，属于这类变迁的区域有27个，占总体87.1%；2014年，属于这类变迁的区域有26个，占总体83.9%。
可见，跨国酒店在我国地理分布上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具有显著的临海型、中部塌陷和低变迁性特征。临海型特征表现为HH象限的省域均为沿海省份，中部塌陷表现在湖南、云南、河南和辽宁等中部省域向LL象限或LH象限跃迁，低变迁性表现为在第四类省域占比高。由此可以预期，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是跨国酒店的首选区位，但会渐进式地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
2.3跨国酒店的空间集聚
Moran指数从整体上刻画了跨国酒店的集群情况，但这种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无法用于进一步分析不同地理位置的区域空间关联模式，而局域空间关联指标LISA可以检验局部地区高值或低值是否在空间上趋于集聚。
通过局域LISA集群图及显著性水平检验发现（表5），跨国酒店在我国的区域空间分布上，已形成3个不同的集聚区域。第一个是以上海、江苏为中心，与周边东部沿海省份共同组成的跨国酒店高值集聚区。2009年之后，这一集聚区的空间依赖性越来越显著。第二个是以新疆为中心，与西北内陆各省份形成的低值聚集区。此外，作为非典型区域的代表之一，四川省一直处于HL象限，作为旅游强省，跨国酒店集聚，但是并没有带动周边省份的发展。
从跨国酒店的空间分布和集群检验就结果来看，可以发现跨国酒店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并且呈现出东中西部的差异性。东部地区有较强的集群效应，而中部地区集群效应较弱，西部地区跨国酒店数量有限，处于低低集聚的状态，下文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此进行进一步论证。
2.4跨国酒店集团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表6显示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模型1与模型2在全国层面估计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华酒店扩张的影响因素，模型3至8则分别对东、中、西部3个地理区域进行了分别检验。实证检验模型中Log likelihood值的绝对量和调整后的r方值均较高，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表7则是对各自变量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与总效应的评估。模型结果进一步表明，跨国酒店在我国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特征，跨国酒店数量的变化与周边邻近省域跨国酒店数量的相互影响，同时受区域间结构性差异的空间效应。这些结构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省域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区域外资水平、区域酒店业竞争和房地产发展水平等方面。
上市跨国酒店集团的空间自回归的系数估计值ρ在模型中显著为正（表6），空间相关系数呈东一西一中部递减趋势，空间自回归系数在全国模型，东部模型与西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而在中部模型中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在全国范围内，省域跨国酒店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邻近省域的跨国酒店数量越多，本省域的跨国酒店数量也越多，跨国酒店存在局部集聚现象。中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较低。结合空间描述性分析的结果，中部地区的跨国酒店主要集中在四川，四川省跨国酒店的扩张没有对周边省份产生带动效应；尽管在西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西部地区跨国酒店存量较低，从长期来看，该区域跨国酒店的发展将会以较为缓慢的步伐进一步推进。
GDP的估计系数在全国模型与东部模型中显著为正且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西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GDP的空间相关系数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显著为正。GDP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区域均显著为正；中部地区尽管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但总效应显著为正；西部地区在叠加了负的直接效应与正的溢出效应之后，其总效应显著为正。表明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量的经济因素的增长有效促进了跨国酒店集团在东部区域内的投资扩张，这一结果对已有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细化的实证结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既可衡量地区的经济规模，同样也反映区域的消费水平，较高的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是企业获得预期回报的保障。然而，对于跨国酒店，经济规模吸引仅仅表现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跨国公司的投资推力主要来自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全国层面和东部模型中，房地产指标的估计系数显著正值，而其空间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在东部地区，房地产指标的直接效应均显著正；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负。表明东部省份跨国酒店扩张，受本省房地产销售额正向影响，但周边省份房地产销售额的竞争对此产生负面影响。在东部省份，政府出于城市快速发展和地标建设需求，促使了大量的酒店项目建设，而这些酒店项目往往需要引进国际品牌来提高其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并进一步对于地产项目形成品牌和资本后盾效应，提升地产价值；同时，虽然酒店本身具有固定资产性质，但鉴于目前管理合同和特许经营是大多数跨国酒店扩张常用的非资产进入模式，在此背景下，房地产所有者既可拥有房地产所有权，又获得国际酒店的品牌效应，而国际酒店集团以较小的投资风险实现扩张获利，因此“酒店+地产”的复合开发模式共同得到房地产商和国际酒店集团的青睐。然而，由于投资总额有限，并没有出现规模效应，其他周边省份房地产的开发抑制了本省跨国酒店的扩张，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受房地产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房地产效应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
以国际游客数量衡量的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对上市跨国酒店集团的扩张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部地区，其影响显著为正，但其空间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国际游客数量的直接效应为正，溢出效应为负，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综合之后，其总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与贺灿飞和尹薇所强调的外资星级宾馆偏好入境旅游人数较多的城市，常采取国外客户跟随策略存在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近年来入境旅游市场持续下滑有关，国际游客人数的下降对其与区域跨国酒店集团酒店数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干扰，并导致两者之间回归结果的不显著或呈负相关态势，例如，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13年浙江省入境过夜游客由2012年的866万突降至338万人次；云南省2012年国际游客人数达458万人次，而2013年，该指标仅为288万人次，下降幅度明显，随着中国入境旅游的增长速度相对放缓，入境旅游市场整体呈现相对下降并平稳发展态势，从而导致其与跨国酒店数量总体的负相关；同时，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表明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可能更与国内旅游市场“奢侈型消费”有关，在中国旅游消费转型之前，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奢侈型消费”是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中国旅游消费转型，区域旅游业对跨国酒店集团扩张产生的影响如何仍需进一步检验。
反映酒店竞争状况的星级酒店数量指标，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对上市跨国酒店集团的扩张产生的总效应显著为负。全国层面与西部地区，其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同时，其空间估计系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显著为负值，即周边省份星级酒店的竞争对跨国酒店集团在本省的扩张形成了负向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星级酒店数量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通常情况下，随着私人消费的增加，高端酒店客源市场呈增长趋势，在外部需求较大的前提下，高端酒店的集聚有助于形成区域内的集聚效应，并吸引国际酒店集团进入。然而，在中国特殊宏观背景下，由于潜在客源市场有限，星级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的增加会加大市场竞争，尤其在八项规定限制高标准消费后，高端酒店的市场表现从繁荣的顶点向下回调，传统星级酒店以及经济型酒店巨头纷纷致力于打造中端酒店品牌，因此外资酒店旗下的奢华品牌在中国现阶段的优势大大减少，使得他们在中国扩张时会更加谨慎考虑区域竞争的影响。
FDI指标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集聚对于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各区域扩张不存在显著影响。已有研究认为的外资聚集程度较高的区域意味着较高的开放程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集聚。跨国酒店集团越来越多地采取管理合同和特许经营，而不是资产投资方式在中国进行扩张，这意味着酒店建设和经营中所可能存在的交易成本將主要由所有权方即业主方处理，因此，区域开放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反映区域开放水平的国际直接投资集聚并不会对跨国酒店集团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模型9与模型10（表7）分别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剔除西部地区之后的数据进行了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因此。基于模型10进行分析，所得结果发现，在东中部地区，上市跨国酒店集团的空间效应显著为正。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状况（LnPerGDP）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与总效应均显著为正；旅游业发展水平（LnTourist）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负；星级酒店（LnHotel）的溢出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负；区域房地产发展水平（LnReal）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溢出效应显著为负，总效应显著为负。该结果与上述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回归分析结果一致，为其稳健性提供了有效支持。
3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研究以2000—2014期间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各区域酒店扩张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其散点图分析了跨国酒店在空间是否存在集群现象以及其变迁过程，同时，运用局域空间关联指标LISA集群图检验了跨国酒店的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区域经济、产业等因素对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投资扩张区域选择决策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首先表明，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扩张区位选择是一种复杂现象，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跨国酒店数量从东部到西部阶梯式依次减少；第二，跨国酒店在我国地理分布呈现显著的临海型、中部塌陷和低变迁性的特征；第三，跨国酒店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并且呈现出东中西部的差异性，东部地区有较强的集群效应，而中部地区集群效应较弱，西部地区跨国酒店数量有限，处于低低集聚的状态。从总体来看，跨国酒店集团在我国的区位扩张分布状况与我国五星级酒店分布状况较为类似，即主要集聚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在具体区位上也体现出差异性，如与已有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及西南地带已逐渐演化为我国高端酒店聚集区存在差别，本文对跨国酒店集团扩张区位的研究仅发现跨国酒店在四川省的集聚，且这一集聚并未带动周边省份的发展，这一结果的出现可能与跨国酒店集团更为审慎的扩张决策有关，近年来，四川尤其是其省会城市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异军突起，同时，四川也是中国传统的旅游大省，共同形成吸引跨国酒店集团集聚的综合力量，相对而言，其他中部或西南区域则比较优势不足，跨国酒店集团为保持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必然审慎进入。此外，与已有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所得跨国酒店在华分布特征相比，本研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兼顾跨国酒店在华区域分布的时空特征与变迁，所发现区域间跨国酒店的空间依赖特征，为我们了解跨国酒店在华区域分布提供了深入细致结果。
本文对跨国酒店在华区域扩张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国酒店的空间分布受到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房地产发展、旅游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并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正向影响最为显著，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区域房地产水平也对跨国酒店集团在该区域的扩张形成了正向刺激，但是，竞争因素以及近年来入境旅游市场的回调均使得其与跨国酒店集团扩张呈现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国际直接投资集聚则对其不存在显著影响。本研究关于房地产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发现丰富了酒店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文献。所得实证结果不仅充分体现了跨国酒店集团在华区域扩张的“轻资产”特征，也反映了跨国酒店集团区域选择决策的高市场化偏好，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其更倾向于选择房地产发展程度更为成熟的东部地区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此外，本研究对其他因素如人境旅游者数量、国际投资聚集程度的实证发现，也表现出与本土星级酒店以及跨国酒店在华区位选择研究结果的差异。这一结果有效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相对下降以及跨国酒店集团品牌输出经营的低风险特征，这也从另一侧面强调了不能仅关注以全资或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的跨国酒店，更应将通过管理合同或特许权经营的酒店纳入样本进行分析，以扩展样本涉及范畴，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研究也为促进我国酒店业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不可置否，跨国酒店集团的进入为我国本土酒店在经营方式、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促进了本土酒店管理人才的培养，所形成的溢出效应对促进区域酒店产业发展不无裨益。因此，各区域应结合本区域的经济、产业发展实践，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为促进跨国酒店集团在本区域积极效应的发挥，促进区域酒店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受数据获得制约，本文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无法获得非上市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酒店扩张分布的准确数据，尽管其在中国外资酒店总体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但未来在可获得准确数据的基础上，仍需进一步展开实证检验；同样，本文未能区分外资酒店经营模式展开检验，未来随着各类酒店样本的增加，或可利用大数据等工具，获取信息展开分析。其次，旅游产业发展对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区域扩张的影响仍需进一步实证检验。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所采用的入境旅游人数，在近年来国际游客人数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呈现出不稳定结果；而以国内游客人数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其与其他因素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这也使得其无法作为替代指標纳入模型，同时，随着中国旅游消费转型的变迁，旅游产业发展对跨国酒店集团区域选择的影响如何仍需进一步检验。
[责任编辑：刘鲁；责任校对：吴巧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