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驱动因素研究
王婉飞 吴建兴 吴茂英
[摘要]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加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文章基于“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长兴县的乡村旅游实践，通过二手资料分析、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应用扎根理论探索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深层次因素。研究发现，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3个主范畴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有显著影响。地方官员预期收益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前置变量，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外在情境变量，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内在情境变量，三者通过不同方式和路径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产生影响。该研究尝试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创新提供政策指导。
[关键词]乡村旅游；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08-0037-11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11
引言
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过程中，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的正外部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生态权力和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生态资源和环境治理的公共性等特点，市场在配置生态资源时经常失灵，需要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生态管理。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质是通过生态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创新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社会增长方式绿色转变，促进乡村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从实践来看，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在目的地规划、生态政策执行、环境保护投人以及利益相关群体的环境监管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这些实际成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仍存在着生态管理体制不完善，地方官员追求任期内的经济绩效，放松对污染企业监管，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等生态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明显落后于生态文明发展需要，相关部门之间生态管理职能定位不清晰、分工不明确等问题。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未能或不愿意开展生态管理？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深层次因素和路径是什么？已有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很好解决上述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示范县、“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县和长兴县政府的生态管理为例，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内外影响因素以及对地方政府生态决策行为的作用机制，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创新提供可行的政策指导。
1文献述评
生态旅游、公共管理以及环境保护的学者很早开始关注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开展生态管理。在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关键因素上，现有文献大体存在3种观点：
一是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强调利益群体生态利益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影响。Saxena和Ilbery认为，乡村旅游渗透和整合农业产业，农产品的生态要素被重新定价，生态利益直接流入旅游社区，社区居民参与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显著提升。Krutwaysho和Bramwell等学者将旅游地生态政策执行比喻为地方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对话，在相互倾听、理解和交流中展开，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双方的目标和意愿，也取决于能否建立长效互利共赢机制。温铁军等人认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实质是推动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资源转变成生态资本，生态优势转变成生态效益。Maychiun等学者认为，旅游目的地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而是持续不断与利益相关群体进行互动、沟通和谈判的过程，政策执行效果也取决于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的认同和参与程度。Reed认为，当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有利于利益相关者时，政策执行会得到更多信任，本地知识融入使得决策信息更为全面科学，从而优化执行流程，提升政策效果，降低管理成本，规避不确定风险，加速社会化学习等。
二是从制度经濟学角度强调地方政府拥有所辖地关键生产要素控制权对生态管理影响。Dredge等学者将地方政府比喻为导演，将旅游规划视为剧本，在旅游目的地舞台上决定了自然资源的使用、旅游业态分布和基础设施配套。Bramwell和Lane认为，地方政府系统地控制着资源分配和协调，规范和动员社会行为，生产社会发展秩序。曹正汉和史晋川认为地方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通过掌握“地区性生产要素控制权”，如土地要素的供给权和定价权，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Dowling提出了环境基础上的旅游规划模型助推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被纳入为旅游规划，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旅游规划从源头上对旅游目的地土地使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森林、湖泊、河流、草地等生态自然资源利用，旅游业从业者经营规模、企业环境排放标准、居民及游客生态承载力进行管理。
三是从地方官员角度强调预期利益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影响。Hunter等学者认为，没有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强有力的引导和控制，可持续旅游要实现有效的生态管理是极其困难且难以想象的，地方政府促进或者阻碍生态旅游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决策行为。郁建兴等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性行为，发现主导其决策行为的逻辑是财政收益的最大化。戴胜利认为，地方政府利益对生态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分析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中的利益障碍及其突破路径。金太军等认为，因为现有政治竞标赛和生态监管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主政官员有着较低的生态管理意愿和能力。所以，要改变地方政府行动偏好和行动能力，需要对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政治竟标赛的指标进行重塑，完善生态管理监督机制。孙伟增等研究了国内86个城市2004年至2009年的实证数据，发现了以提升生态质量和能源利用率为中心的环境保护考核对所在地主政官员晋升的影响，以及考核机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促进作用。
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现有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的研究往往受限于学科研究视野，如旅游学专家聚焦于利益相关者因素，而公共管理专家聚焦于地方政府内部因素，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研究缺少一个能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融合多学科知识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现有文献侧重研究独立的解释变量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影响，缺少将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深入考察情境变量的作用机制。此外，现有乡村旅游生态管理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背景，但我国有着特殊的发展国情，如乡村旅游的生态管理与乡镇工业的绿色发展紧密相关等。因此，本文在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专门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这一变量范畴开展研究，探究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深层次因素及其影响路径。
2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2.1方法论说明
由于本文是探索性研究，研究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旨在探索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关键因素和机理，因此案例研究是最为合适的研究方法。本文采取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复制法则，对精心选择的案例进行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从而提升案例内在效度。两个案例在生态问题、产业结构、政策执行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使推导出来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和推广性，从而提高了案例外部效度。
2.2案例选取
湖州市在乡村旅游和生态管理创新上处在全国前列，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的发源地。湖州既是首批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又是首个国务院获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地级市。在相同政策环境下，湖州下辖安吉县、长兴县政府通过生态管理创新，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道路，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范例。
安吉县从1996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经过21年发展，形成全县范围“生态+文化”美丽乡村模式。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生态管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2000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粗放式发展，出现乡村旅游萌芽。第二阶段是2001—2007年，生态立县，政府注重对传统农业绿色转型升级，扶持乡村旅游发展。第三阶段是2008年至今，政府主导全县范围内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其中，工业环境整治、传统农业绿色发展、地方政府生态考核和美丽乡村建设等生态管理因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兴县乡村旅游起步于2002年，经过15年发展，形成以水口乡为代表的“景区+农家”农家乐模式。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生态管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2003年，高污染产业无序粗放发展，出现乡村旅游萌芽。第二阶段是2004—2012年，生态立县，政府注重对乡镇工业环境整治和绿色发展，扶持乡村旅游发展。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今，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政府推动农家乐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规范乡村旅游业有序发展。其中，乡镇工业绿色发展、地方政府生态考核和农村环境整治等生态管理因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2.3资料采集
在本研究中，课题组成员采用三角测量法，注重从多个信息来源交叉验证提升理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通过二手资料收集和一手资料采集，整理出12万字的原始资料。
二手资料的收集包括：（1）长兴县、安吉县2000—2016年发展乡村旅游讲话稿、规划、考核手册。其中，包括县领导乡村旅游讲话稿、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创建实施纲要及考核细则、长兴县水口乡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等内容共15份。（2）搜索CNKI有关长兴、安吉两县乡村旅游生态管理文章以及《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相关新闻报导21篇。（3）有关长兴、安吉两县乡村旅游与生态管理的内部刊物和书籍，比如《“绿水青山”是怎样变成“金山银山”的——浙江湖州乡村旅游的探索和实践》，《湖州生态文明》杂志，前任安吉县委书记单锦炎出版的《行走在美丽之间——美丽中国的安吉实践》，石培华等的《中国乡村度假新模式——湖州乡村度假的实践探索与理论观察》等内部刊物文章8篇和书籍5部。二手资料由于其客观性、时间跨度长和可复制性在案例分析中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中二手资料主要承担以下两个角色：一是加深对案例背景的理解和把握，提供访谈对象的线索，有利于访谈问题的设计。如长兴县环境整治会议纪要提供了当时参与环境整治的有关部门及负责人，这为本文寻找访谈对象提供了依据。二是扎根分析中重要的编码来源和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共同形成了多个信息来源，交叉验证来提升理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如对水口乡农家乐协会副会长的访谈，2005年县长环境整治的讲话稿等，通过讲话稿和深度访谈内容的交叉验证，提升了编码内容的可靠性。
一手资料获得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式观察是指研究者成为被研究群体中的一员，以局内人的眼光来深入理解研究对象行为和动机。参与式观察使得研究者通过亲身经历、换位思考和真实体验，能够洞察到“局外人”无法入场和共鸣的问题，捕捉到被研究群体内隐的思想和行为。参与式观察主要在2016年7—12月期间进行，它的有效进行与研究团队身份密切相关。课题组多年来与湖州地方政府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同时本研究一位核心成员为湖州本地人，其多位家庭成员从事乡村旅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他还曾任职于中共湖州市委党校，挂职长兴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国企）总经理助理，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制定与执行工作。
深度访谈，也称为半结构化访谈，研究者灵活针对访谈对象和访谈问题进行调整，围绕研究的问题展开访谈。深度访谈在2014年1月—2016年12月期间，课题组成员对长兴、安吉两县分管旅游的有关领导、村书记、农家乐业主等进行深度访谈。一共开展了24次访谈，访谈人员累计27人，每次访谈时间从半小时到3小时不等。访谈对象包含长兴县15人，安吉县10人，湖州市2人，其中，各级政府官员9人（县处级领导2人、乡科级领导5人、分管乡村旅游的公务员2人），乡村旅游经营者7人（含旅游协会负责人2人），村委委员4人（含村委书记2人），普通村民2人，乡镇企业部门经理5人。总体来说，访谈对象较为多元，覆盖了乡村旅游的多个利益群体。
2.4数据分析策略
本研究用扎根理论对收集的资料编码分析，自下而上浓缩提炼去构建理论。根据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以及选择式编码来研究资料的范畴，辨识范畴的性质和构建范畴之间的联系。通过对长兴县、安吉县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所得的文字材料、访谈录音等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最后提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的理论模型。
3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3.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主要是将原始的资料逐一进行分解、检验、比对和提炼，进而实现概念化和范畴化。从资料中抽象出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考核指标、生态教育、乡村旅游示范村创建工程、生态绩效考核獎励、白茶生态品牌等73个概念；抽象出长兴县网络负面评论通报、农家乐规范标准、农家乐精品示范工程、污水纳管、违规民宿拆迁等78个概念。再对这些初始范畴作比对，依照其彼此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归纳整理为10个初始范畴（表1）。
3.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主要是通过聚类分析建立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发展主范畴及其副范畴。依照不同初始范畴之间在概念层次上潜在的逻辑关系归类，本文总共概括出3个主范畴：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各个主范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初始范畴和内涵见表2。
3.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主要是从主范畴剥离出核心范畴，将其与其他范畴予以关联，并通过“故事线”的方式描述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行为现象以及内在脉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理论构架，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见表3。
本研究确定“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这一核心范畴，围绕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故事线可归纳为：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3个主范畴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存在显著影响。地方官员预期收益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内驱因素，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外在情境条件，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内在情境条件，两者调节着地方官员预期收益与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之间的意识行为关系。基于这一“故事线”，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圖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根据理论饱和原则，本研究通过对访谈记录的初始编码进行随机抽选，都没有发现新的重要的范畴和关联，主范畴之内也未形成新的因素，表明“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驱动因素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4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阐释
通过前面分析，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对于模型中的各个因素对地方政府的生态管理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认为他们的影响方式和路径存在差异，提出以下阐释。
地方官员预期收益（由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公共声誉因子决定）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内驱因素，通过影响地方官员对生态管理收益的评估从而促进行为的发生，是生态管理的前置因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会根据感知的生态收益与风险的衡量而做出生态管理选择。安吉县和长兴县地方政府加大生态考核权重和力度，使生态管理报酬递增，地方官员在对生态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公共声誉等预期收益的理性评估中，不断自我强化生态管理行为，从而形成路径依赖，成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内驱因素。首先，生态考核奖励、生态财政补贴等经济利益是地方官员生态管理的重要动力。这印证了郁建兴等学者的研究，即“主导地方政府行为的逻辑是财政收益最大化”。在调研访谈中，不少政府官员访谈对象都强调此观点，如“重要紧急事情很多，生态环境管理虽然重要，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事情，没有这个生态绩效考核奖励，基层干部积极性不够（I-04）”。其次，生态责任审计、环境责任终身追究等政治利益对地方官员生态管理有着显著影响。这些制度改变了原有任用机制导致的地方官员生态短视问题，在任期制的作用下，地方官员追逐任期内政绩最大化而忽视对继任者的不良影响。在安吉和长兴，生态追责和生态追赏机制有效倒逼地方官员加强生态管理的意识，履行环境保护职能。多位政府官员的访谈者强调了这一影响。如“长兴出台《环境违法行为追究办法（试行）》的规定，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对当地环境质量状况担负总责任，并在以后提拔考核中对环境污染的领导政绩一票否决（I-27）”。最后，公共声誉对地方官员生态管理有显著影响。公共声誉指地方官员的行为能力以及诚信水平的社会评估，取决于有效声誉信息传播渠道，如新闻媒体、网络舆论等。如长兴县旅游局的干部就强调，“主流媒体舆论让地方官员更加重视辖区内的生态问题，如浙江卫视《寻找可游泳的河》等系列节目，使生态管理成为县委书记牵头的中心工作之一（I-02）。”
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内在情境条件，是生态管理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是生态管理的切入点和支撑点，表现为地方政府运用自身拥有的关键性资源来开展生态管理。二手资料分析中发现地方标准成为生态管理的启动因素，如安吉县政府从2006年以来出台了多项生态管理标准来推进生态管理，如《生态村建设规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规范》等20多项安吉地方标准规定，这些地方标准成为安吉环境整治的重要依据和抓手，启动了中国首个全县范围内中国美丽乡村建设。Connell等认为，地方政府在关键性资源控制上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生态资源的守护者，出于生态保护需求，通过规划控制旅游发展规模及速度；另一方面是生态资源的开发者，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热情，提升就业率和地方财政收入。长兴县乡村旅游的一位负责人表示，“经营许可证是规范农家乐环境管理标准很重要的抓手，对食品卫生有问题、污水纳管不合格、安全消防不规范等有关环境问题的农家乐，限期勒令整改，整改不达标取消经营资格（I-04）”。长兴县农家乐协会负责人则强调，“乡里制定了统一规划管理土地使用，为了大唐贡茶院四期项目建设，对王塔片区的农家乐进行统一的拆迁和重建，为我们解决了原来老房子的污水管网和门口道路拥堵的问题。新上马的项目会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玩，为我们带来更多生意（I-03）”。Pastras和Bramwell认为，地方政府在生态旅游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占主动地位，在旅游市场规范发展中，应针对发展阶段面临的生态问题，通过对战略性生产要素控制，与地方旅游企业共同发展。安吉县政府出台《中国美丽乡村长效管理办法》，对生态管理良好的乡村旅游企业，实现绿色信贷，并且通过县镇村三级资源予以配套的奖励扶持，鼓励引导旅游企业发展生态旅游。2010—2014年，安吉县财政以奖代补投入的资金有5.1亿元，带动乡镇（街道）财政投入的资金有2亿元，进一步带动村集体投入7.71亿元，吸引工商资本60多亿元（I-18）。
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外在情境因素，反映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所受的外在约束，是生态管理的着力点和落脚点，表现为企业或居民对地方政府行为决策的影响。生态利益的本质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核心是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资源转变成生态资本，生态优势转变成生态效益，围绕生态品牌建设倒逼乡镇工业、传统农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生态经济发展。在湖州乡村旅游生态管理中，主要的利益群体包含农民、传统农业和乡镇工业。首先，当地农民绿色行为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长效性。Stronza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中社区居民的基于经济收入、生态文化、集体意识基础上的绿色行为对旅游目的地生态管理有重要影响。正如资料所记载，“市里拿出大量的资金整治乡村环境，反而被老百姓认为是政府形象工程，因为他们感觉与自身利益毫无相关，形成了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但是通过乡村旅游的载体，老百姓尝到了生态旅游的甜头，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旅游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村民就会自觉制定环境保护的乡规民约，成立了农家乐协会等环保组织，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B2）。其次，传统农业绿色发展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发展方向。传统的生态农业无法适应市场化需求，而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为追求高产获得更高市场收益而导致农产品被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再加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农业化学化现象。Saxena和Ilbery等学者认为，生态农业和乡村休闲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发展中，使得农业的生态要素被重新定价，农业商品的生态价值显著提高。在访谈中，长兴、安吉两县的官员多次强调生态休闲农业的重要性，“生态管理是手段，目的是发展生态休闲农业，现在农业不仅仅是卖绿色有机农产品，更是卖一种生态环境，一种乡村休闲生活。像安吉的溪龙白茶园、长兴的城山沟桃源山庄，这些已经被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它们不仅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而且深度挖掘农业生态价值，提升当地百姓的收入，是未来发展方向（I-06）”。最后，乡镇工业绿色发展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内容。在访谈中，长兴县多位与旅游行业管理相关的官员表示，“长兴县把环境整治作为工业绿色发展的突破口，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重点整治高耗能重污染行业，如耐火、建材、矿山等产业，并统一规划建设了高环保标准的产业园区，有效解决了乡镇粉尘、噪音、污水等工业污染问题，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良好生态环境（I-07）”。
对于情境变量的调节效应，研究团队从二手资料和深度访谈中获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生态管理的调节效应强弱受到新闻舆论影响，调节效应与新闻平台影响力呈正相关，如图2所示。县级新闻主要关注老百姓反映的生态问题，会得到相关部门立即回应，但往往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调节效应比较微弱。而省级及中央新闻关注的生态问题，会引发地方主要领导牵头多部门一系列生态管理的连锁反应，并对污染源头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例如，200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浙江省安吉县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这条新闻使得安吉美丽乡村创建由几个试点村迅速向全县187个建制村全面铺开，成为持之以恒的全县范围内的美丽乡村创建，生态管理成为安吉全县考核的重点。
5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两山理论”发源地、乡村旅游的重要示范地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安吉两县案例的扎根研究，探索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开展生态管理受到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3个驱动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地方官员预期收益是前置变量，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外在情境变量，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内在情境变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理论拓展如下：
一是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和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外在情境因素（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的调节，还受到内在情境因素（关键性资源控制权）的调节。地方官员预期收益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内驱因素，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外在情境因素，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内在情境因素，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实现方式。
二是本研究探索了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的形成机制与构成因子。以地方官员预期收益为例，其构成因子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公共声誉。其中，公共声誉是地方官员预期收益的隐性作用机制，但是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与新闻平台级别有着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有效弥补了现有国内外文献中基于地方官员公共声誉对生态管理影响的研究重视不够的缺憾。
而且，本研究还发现这些深层次的影响因素与乡村旅游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地方政府的生态管理既不是上级政府生态政策的照搬照抄，也不是全盘性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应对乡村旅游发展阶段中所面临的市场无法解决的环境问题，地方政府因势利导地开展生态管理。各个发展阶段中，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因素各有不同，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正是在乡村旅游发展困境与生态管理深层次因素的不断交融互动中形成了原生态的影响路径。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建构了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驱动因素模型，发现了中国本土化情境下的独特元素，如公共声誉、经营许可证、乡镇工业绿色发展等，国外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提及这些因素。本研究首次探索了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深层次因素整合在一起来研究其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这对地方政府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管理創新，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基于此，本研究为地方政府践行“两山理论”，有效开展生态管理提供以下政策指导建议。
首先，政策制定者应创新生态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来提升地方官员对生态管理预期收益认识。一是创新多元考核主体，建立由政府主导、公众有效参与以及信息透明的生态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特别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网络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新闻媒体、网络舆论等多方面信息渠道来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生态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升生态管理实效。二是有效融入现有政治竞标赛。通过生态追责与追赏等机制，解决地方政府官员有限任期下的“机会主义”行为，系统考核“显性”经济绩效与“潜性”生态绩效，避免“负外部效应”导致的生态管理的囚徒困境。
其次，政策制定者可创新生态资源资本化实现途径，提升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一是重视区域性生态品牌建设，引导利益相关者不断提高自身环境意识和素质，扩展绿色生产和消费市场。区域性生态品牌建设中，起主导作用的地方政府推动整体制度朝有利于生态管理的方向改革，原有制度体系中利益相关者会相应调整其经济发展方式，进而形成生态资源资本化实现途径。地方政府应通过一系列生态品牌创建和传播，形成政策合力，优化招商选资环境，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并使其成为生态品牌重要内容，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创新生态管理中利益相关者合作机制，地方政府着力培育绿色农业生态资本市场和公共研发技术中心，引导企业和农户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挖掘生态要素的商业价值，提高农产品生态收益。
第三，政策制定者应严格控制关键性资源来规范生态管理执行。地方政府是资本和自然之间强有力的中介，控制着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应通过规划标准来规范生态管理执行。一是政策制定者应协调相关部门成立旅游标准化委员会，出台统一详细的环境保护、食品卫生、安全消防等标准体系，推动乡村旅游生态管理水平普及和提升，切实解决生态管理中各部门“抢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二是政策制定者应针对当前发展阶段中产业与社区居民所面临主要的生态问题，有效整合中央与地方政策，从土地要素、资本要素、经营许可证等方面规范生态管理执行，实现产业融合和绿色发展，提升社区居民绿色行为。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待后续深入研究：一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是基于安吉、长兴两县小样本的深度访谈和二手资料的质性分析得出，并未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检验。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结合国内外文献对该模型中的因素开发相应量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来进一步检验各个因子之间的关系。二是本研究仅仅发现新闻平台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调节效应，其内在确切的关系仍待进一步大样本的新闻统计研究。三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生态管理驱动因素对乡村旅游发展生态困境的影响效应如何，以及这些因素如何有效支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仍然值得学者对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大样本的数据统计以及生态政策绩效的分析研究。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王玉洁]
[摘要]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加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文章基于“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长兴县的乡村旅游实践，通过二手资料分析、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应用扎根理论探索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深层次因素。研究发现，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3个主范畴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有显著影响。地方官员预期收益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前置变量，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外在情境变量，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内在情境变量，三者通过不同方式和路径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产生影响。该研究尝试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创新提供政策指导。
[关键词]乡村旅游；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08-0037-11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8.011
引言
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过程中，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的正外部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生态权力和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生态资源和环境治理的公共性等特点，市场在配置生态资源时经常失灵，需要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生态管理。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质是通过生态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创新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社会增长方式绿色转变，促进乡村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从实践来看，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在目的地规划、生态政策执行、环境保护投人以及利益相关群体的环境监管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这些实际成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仍存在着生态管理体制不完善，地方官员追求任期内的经济绩效，放松对污染企业监管，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等生态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明显落后于生态文明发展需要，相关部门之间生态管理职能定位不清晰、分工不明确等问题。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未能或不愿意开展生态管理？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深层次因素和路径是什么？已有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很好解决上述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示范县、“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县和长兴县政府的生态管理为例，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内外影响因素以及对地方政府生态决策行为的作用机制，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创新提供可行的政策指导。
1文献述评
生态旅游、公共管理以及环境保护的学者很早开始关注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开展生态管理。在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关键因素上，现有文献大体存在3种观点：
一是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强调利益群体生态利益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影响。Saxena和Ilbery认为，乡村旅游渗透和整合农业产业，农产品的生态要素被重新定价，生态利益直接流入旅游社区，社区居民参与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显著提升。Krutwaysho和Bramwell等学者将旅游地生态政策执行比喻为地方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对话，在相互倾听、理解和交流中展开，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双方的目标和意愿，也取决于能否建立长效互利共赢机制。温铁军等人认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实质是推动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资源转变成生态资本，生态优势转变成生态效益。Maychiun等学者认为，旅游目的地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而是持续不断与利益相关群体进行互动、沟通和谈判的过程，政策执行效果也取决于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的认同和参与程度。Reed认为，当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有利于利益相关者时，政策执行会得到更多信任，本地知识融入使得决策信息更为全面科学，从而优化执行流程，提升政策效果，降低管理成本，规避不确定风险，加速社会化学习等。
二是从制度经濟学角度强调地方政府拥有所辖地关键生产要素控制权对生态管理影响。Dredge等学者将地方政府比喻为导演，将旅游规划视为剧本，在旅游目的地舞台上决定了自然资源的使用、旅游业态分布和基础设施配套。Bramwell和Lane认为，地方政府系统地控制着资源分配和协调，规范和动员社会行为，生产社会发展秩序。曹正汉和史晋川认为地方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通过掌握“地区性生产要素控制权”，如土地要素的供给权和定价权，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Dowling提出了环境基础上的旅游规划模型助推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被纳入为旅游规划，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旅游规划从源头上对旅游目的地土地使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森林、湖泊、河流、草地等生态自然资源利用，旅游业从业者经营规模、企业环境排放标准、居民及游客生态承载力进行管理。
三是从地方官员角度强调预期利益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影响。Hunter等学者认为，没有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强有力的引导和控制，可持续旅游要实现有效的生态管理是极其困难且难以想象的，地方政府促进或者阻碍生态旅游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决策行为。郁建兴等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性行为，发现主导其决策行为的逻辑是财政收益的最大化。戴胜利认为，地方政府利益对生态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分析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中的利益障碍及其突破路径。金太军等认为，因为现有政治竞标赛和生态监管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主政官员有着较低的生态管理意愿和能力。所以，要改变地方政府行动偏好和行动能力，需要对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政治竟标赛的指标进行重塑，完善生态管理监督机制。孙伟增等研究了国内86个城市2004年至2009年的实证数据，发现了以提升生态质量和能源利用率为中心的环境保护考核对所在地主政官员晋升的影响，以及考核机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促进作用。
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现有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的研究往往受限于学科研究视野，如旅游学专家聚焦于利益相关者因素，而公共管理专家聚焦于地方政府内部因素，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研究缺少一个能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融合多学科知识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现有文献侧重研究独立的解释变量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影响，缺少将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深入考察情境变量的作用机制。此外，现有乡村旅游生态管理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背景，但我国有着特殊的发展国情，如乡村旅游的生态管理与乡镇工业的绿色发展紧密相关等。因此，本文在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专门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这一变量范畴开展研究，探究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深层次因素及其影响路径。
2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2.1方法论说明
由于本文是探索性研究，研究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旨在探索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关键因素和机理，因此案例研究是最为合适的研究方法。本文采取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复制法则，对精心选择的案例进行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从而提升案例内在效度。两个案例在生态问题、产业结构、政策执行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使推导出来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和推广性，从而提高了案例外部效度。
2.2案例选取
湖州市在乡村旅游和生态管理创新上处在全国前列，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的发源地。湖州既是首批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又是首个国务院获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地级市。在相同政策环境下，湖州下辖安吉县、长兴县政府通过生态管理创新，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道路，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范例。
安吉县从1996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经过21年发展，形成全县范围“生态+文化”美丽乡村模式。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生态管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2000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粗放式发展，出现乡村旅游萌芽。第二阶段是2001—2007年，生态立县，政府注重对传统农业绿色转型升级，扶持乡村旅游发展。第三阶段是2008年至今，政府主导全县范围内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其中，工业环境整治、传统农业绿色发展、地方政府生态考核和美丽乡村建设等生态管理因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兴县乡村旅游起步于2002年，经过15年发展，形成以水口乡为代表的“景区+农家”农家乐模式。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生态管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2003年，高污染产业无序粗放发展，出现乡村旅游萌芽。第二阶段是2004—2012年，生态立县，政府注重对乡镇工业环境整治和绿色发展，扶持乡村旅游发展。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今，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政府推动农家乐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规范乡村旅游业有序发展。其中，乡镇工业绿色发展、地方政府生态考核和农村环境整治等生态管理因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2.3资料采集
在本研究中，课题组成员采用三角测量法，注重从多个信息来源交叉验证提升理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通过二手资料收集和一手资料采集，整理出12万字的原始资料。
二手资料的收集包括：（1）长兴县、安吉县2000—2016年发展乡村旅游讲话稿、规划、考核手册。其中，包括县领导乡村旅游讲话稿、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创建实施纲要及考核细则、长兴县水口乡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等内容共15份。（2）搜索CNKI有关长兴、安吉两县乡村旅游生态管理文章以及《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相关新闻报导21篇。（3）有关长兴、安吉两县乡村旅游与生态管理的内部刊物和书籍，比如《“绿水青山”是怎样变成“金山银山”的——浙江湖州乡村旅游的探索和实践》，《湖州生态文明》杂志，前任安吉县委书记单锦炎出版的《行走在美丽之间——美丽中国的安吉实践》，石培华等的《中国乡村度假新模式——湖州乡村度假的实践探索与理论观察》等内部刊物文章8篇和书籍5部。二手资料由于其客观性、时间跨度长和可复制性在案例分析中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中二手资料主要承担以下两个角色：一是加深对案例背景的理解和把握，提供访谈对象的线索，有利于访谈问题的设计。如长兴县环境整治会议纪要提供了当时参与环境整治的有关部门及负责人，这为本文寻找访谈对象提供了依据。二是扎根分析中重要的编码来源和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共同形成了多个信息来源，交叉验证来提升理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如对水口乡农家乐协会副会长的访谈，2005年县长环境整治的讲话稿等，通过讲话稿和深度访谈内容的交叉验证，提升了编码内容的可靠性。
一手资料获得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式观察是指研究者成为被研究群体中的一员，以局内人的眼光来深入理解研究对象行为和动机。参与式观察使得研究者通过亲身经历、换位思考和真实体验，能够洞察到“局外人”无法入场和共鸣的问题，捕捉到被研究群体内隐的思想和行为。参与式观察主要在2016年7—12月期间进行，它的有效进行与研究团队身份密切相关。课题组多年来与湖州地方政府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同时本研究一位核心成员为湖州本地人，其多位家庭成员从事乡村旅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他还曾任职于中共湖州市委党校，挂职长兴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国企）总经理助理，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制定与执行工作。
深度访谈，也称为半结构化访谈，研究者灵活针对访谈对象和访谈问题进行调整，围绕研究的问题展开访谈。深度访谈在2014年1月—2016年12月期间，课题组成员对长兴、安吉两县分管旅游的有关领导、村书记、农家乐业主等进行深度访谈。一共开展了24次访谈，访谈人员累计27人，每次访谈时间从半小时到3小时不等。访谈对象包含长兴县15人，安吉县10人，湖州市2人，其中，各级政府官员9人（县处级领导2人、乡科级领导5人、分管乡村旅游的公务员2人），乡村旅游经营者7人（含旅游协会负责人2人），村委委员4人（含村委书记2人），普通村民2人，乡镇企业部门经理5人。总体来说，访谈对象较为多元，覆盖了乡村旅游的多个利益群体。
2.4数据分析策略
本研究用扎根理论对收集的资料编码分析，自下而上浓缩提炼去构建理论。根据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以及选择式编码来研究资料的范畴，辨识范畴的性质和构建范畴之间的联系。通过对长兴县、安吉县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所得的文字材料、访谈录音等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最后提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的理论模型。
3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3.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主要是将原始的资料逐一进行分解、检验、比对和提炼，进而实现概念化和范畴化。从资料中抽象出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考核指标、生态教育、乡村旅游示范村创建工程、生态绩效考核獎励、白茶生态品牌等73个概念；抽象出长兴县网络负面评论通报、农家乐规范标准、农家乐精品示范工程、污水纳管、违规民宿拆迁等78个概念。再对这些初始范畴作比对，依照其彼此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归纳整理为10个初始范畴（表1）。
3.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主要是通过聚类分析建立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发展主范畴及其副范畴。依照不同初始范畴之间在概念层次上潜在的逻辑关系归类，本文总共概括出3个主范畴：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各个主范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初始范畴和内涵见表2。
3.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主要是从主范畴剥离出核心范畴，将其与其他范畴予以关联，并通过“故事线”的方式描述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行为现象以及内在脉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理论构架，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见表3。
本研究确定“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这一核心范畴，围绕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故事线可归纳为：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3个主范畴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存在显著影响。地方官员预期收益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内驱因素，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外在情境条件，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内在情境条件，两者调节着地方官员预期收益与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之间的意识行为关系。基于这一“故事线”，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圖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根据理论饱和原则，本研究通过对访谈记录的初始编码进行随机抽选，都没有发现新的重要的范畴和关联，主范畴之内也未形成新的因素，表明“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驱动因素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4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阐释
通过前面分析，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对于模型中的各个因素对地方政府的生态管理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认为他们的影响方式和路径存在差异，提出以下阐释。
地方官员预期收益（由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公共声誉因子决定）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内驱因素，通过影响地方官员对生态管理收益的评估从而促进行为的发生，是生态管理的前置因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会根据感知的生态收益与风险的衡量而做出生态管理选择。安吉县和长兴县地方政府加大生态考核权重和力度，使生态管理报酬递增，地方官员在对生态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公共声誉等预期收益的理性评估中，不断自我强化生态管理行为，从而形成路径依赖，成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内驱因素。首先，生态考核奖励、生态财政补贴等经济利益是地方官员生态管理的重要动力。这印证了郁建兴等学者的研究，即“主导地方政府行为的逻辑是财政收益最大化”。在调研访谈中，不少政府官员访谈对象都强调此观点，如“重要紧急事情很多，生态环境管理虽然重要，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事情，没有这个生态绩效考核奖励，基层干部积极性不够（I-04）”。其次，生态责任审计、环境责任终身追究等政治利益对地方官员生态管理有着显著影响。这些制度改变了原有任用机制导致的地方官员生态短视问题，在任期制的作用下，地方官员追逐任期内政绩最大化而忽视对继任者的不良影响。在安吉和长兴，生态追责和生态追赏机制有效倒逼地方官员加强生态管理的意识，履行环境保护职能。多位政府官员的访谈者强调了这一影响。如“长兴出台《环境违法行为追究办法（试行）》的规定，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对当地环境质量状况担负总责任，并在以后提拔考核中对环境污染的领导政绩一票否决（I-27）”。最后，公共声誉对地方官员生态管理有显著影响。公共声誉指地方官员的行为能力以及诚信水平的社会评估，取决于有效声誉信息传播渠道，如新闻媒体、网络舆论等。如长兴县旅游局的干部就强调，“主流媒体舆论让地方官员更加重视辖区内的生态问题，如浙江卫视《寻找可游泳的河》等系列节目，使生态管理成为县委书记牵头的中心工作之一（I-02）。”
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内在情境条件，是生态管理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是生态管理的切入点和支撑点，表现为地方政府运用自身拥有的关键性资源来开展生态管理。二手资料分析中发现地方标准成为生态管理的启动因素，如安吉县政府从2006年以来出台了多项生态管理标准来推进生态管理，如《生态村建设规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规范》等20多项安吉地方标准规定，这些地方标准成为安吉环境整治的重要依据和抓手，启动了中国首个全县范围内中国美丽乡村建设。Connell等认为，地方政府在关键性资源控制上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生态资源的守护者，出于生态保护需求，通过规划控制旅游发展规模及速度；另一方面是生态资源的开发者，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热情，提升就业率和地方财政收入。长兴县乡村旅游的一位负责人表示，“经营许可证是规范农家乐环境管理标准很重要的抓手，对食品卫生有问题、污水纳管不合格、安全消防不规范等有关环境问题的农家乐，限期勒令整改，整改不达标取消经营资格（I-04）”。长兴县农家乐协会负责人则强调，“乡里制定了统一规划管理土地使用，为了大唐贡茶院四期项目建设，对王塔片区的农家乐进行统一的拆迁和重建，为我们解决了原来老房子的污水管网和门口道路拥堵的问题。新上马的项目会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玩，为我们带来更多生意（I-03）”。Pastras和Bramwell认为，地方政府在生态旅游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占主动地位，在旅游市场规范发展中，应针对发展阶段面临的生态问题，通过对战略性生产要素控制，与地方旅游企业共同发展。安吉县政府出台《中国美丽乡村长效管理办法》，对生态管理良好的乡村旅游企业，实现绿色信贷，并且通过县镇村三级资源予以配套的奖励扶持，鼓励引导旅游企业发展生态旅游。2010—2014年，安吉县财政以奖代补投入的资金有5.1亿元，带动乡镇（街道）财政投入的资金有2亿元，进一步带动村集体投入7.71亿元，吸引工商资本60多亿元（I-18）。
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外在情境因素，反映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所受的外在约束，是生态管理的着力点和落脚点，表现为企业或居民对地方政府行为决策的影响。生态利益的本质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核心是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资源转变成生态资本，生态优势转变成生态效益，围绕生态品牌建设倒逼乡镇工业、传统农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生态经济发展。在湖州乡村旅游生态管理中，主要的利益群体包含农民、传统农业和乡镇工业。首先，当地农民绿色行为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长效性。Stronza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中社区居民的基于经济收入、生态文化、集体意识基础上的绿色行为对旅游目的地生态管理有重要影响。正如资料所记载，“市里拿出大量的资金整治乡村环境，反而被老百姓认为是政府形象工程，因为他们感觉与自身利益毫无相关，形成了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但是通过乡村旅游的载体，老百姓尝到了生态旅游的甜头，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旅游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村民就会自觉制定环境保护的乡规民约，成立了农家乐协会等环保组织，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B2）。其次，传统农业绿色发展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发展方向。传统的生态农业无法适应市场化需求，而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为追求高产获得更高市场收益而导致农产品被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再加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农业化学化现象。Saxena和Ilbery等学者认为，生态农业和乡村休闲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发展中，使得农业的生态要素被重新定价，农业商品的生态价值显著提高。在访谈中，长兴、安吉两县的官员多次强调生态休闲农业的重要性，“生态管理是手段，目的是发展生态休闲农业，现在农业不仅仅是卖绿色有机农产品，更是卖一种生态环境，一种乡村休闲生活。像安吉的溪龙白茶园、长兴的城山沟桃源山庄，这些已经被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它们不仅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而且深度挖掘农业生态价值，提升当地百姓的收入，是未来发展方向（I-06）”。最后，乡镇工业绿色发展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内容。在访谈中，长兴县多位与旅游行业管理相关的官员表示，“长兴县把环境整治作为工业绿色发展的突破口，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重点整治高耗能重污染行业，如耐火、建材、矿山等产业，并统一规划建设了高环保标准的产业园区，有效解决了乡镇粉尘、噪音、污水等工业污染问题，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良好生态环境（I-07）”。
对于情境变量的调节效应，研究团队从二手资料和深度访谈中获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生态管理的调节效应强弱受到新闻舆论影响，调节效应与新闻平台影响力呈正相关，如图2所示。县级新闻主要关注老百姓反映的生态问题，会得到相关部门立即回应，但往往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调节效应比较微弱。而省级及中央新闻关注的生态问题，会引发地方主要领导牵头多部门一系列生态管理的连锁反应，并对污染源头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例如，200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浙江省安吉县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这条新闻使得安吉美丽乡村创建由几个试点村迅速向全县187个建制村全面铺开，成为持之以恒的全县范围内的美丽乡村创建，生态管理成为安吉全县考核的重点。
5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两山理论”发源地、乡村旅游的重要示范地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安吉两县案例的扎根研究，探索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开展生态管理受到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3个驱动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地方官员预期收益是前置变量，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外在情境变量，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内在情境变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理论拓展如下：
一是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和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外在情境因素（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的调节，还受到内在情境因素（关键性资源控制权）的调节。地方官员预期收益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内驱因素，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是外在情境因素，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关键性资源控制权是内在情境因素，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实现方式。
二是本研究探索了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的形成机制与构成因子。以地方官员预期收益为例，其构成因子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公共声誉。其中，公共声誉是地方官员预期收益的隐性作用机制，但是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与新闻平台级别有着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有效弥补了现有国内外文献中基于地方官员公共声誉对生态管理影响的研究重视不够的缺憾。
而且，本研究还发现这些深层次的影响因素与乡村旅游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地方政府的生态管理既不是上级政府生态政策的照搬照抄，也不是全盘性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应对乡村旅游发展阶段中所面临的市场无法解决的环境问题，地方政府因势利导地开展生态管理。各个发展阶段中，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因素各有不同，地方政府生态管理正是在乡村旅游发展困境与生态管理深层次因素的不断交融互动中形成了原生态的影响路径。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建构了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驱动因素模型，发现了中国本土化情境下的独特元素，如公共声誉、经营许可证、乡镇工业绿色发展等，国外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提及这些因素。本研究首次探索了地方官员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关键性资源控制权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深层次因素整合在一起来研究其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这对地方政府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管理創新，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基于此，本研究为地方政府践行“两山理论”，有效开展生态管理提供以下政策指导建议。
首先，政策制定者应创新生态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来提升地方官员对生态管理预期收益认识。一是创新多元考核主体，建立由政府主导、公众有效参与以及信息透明的生态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特别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网络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新闻媒体、网络舆论等多方面信息渠道来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生态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升生态管理实效。二是有效融入现有政治竞标赛。通过生态追责与追赏等机制，解决地方政府官员有限任期下的“机会主义”行为，系统考核“显性”经济绩效与“潜性”生态绩效，避免“负外部效应”导致的生态管理的囚徒困境。
其次，政策制定者可创新生态资源资本化实现途径，提升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一是重视区域性生态品牌建设，引导利益相关者不断提高自身环境意识和素质，扩展绿色生产和消费市场。区域性生态品牌建设中，起主导作用的地方政府推动整体制度朝有利于生态管理的方向改革，原有制度体系中利益相关者会相应调整其经济发展方式，进而形成生态资源资本化实现途径。地方政府应通过一系列生态品牌创建和传播，形成政策合力，优化招商选资环境，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并使其成为生态品牌重要内容，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创新生态管理中利益相关者合作机制，地方政府着力培育绿色农业生态资本市场和公共研发技术中心，引导企业和农户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挖掘生态要素的商业价值，提高农产品生态收益。
第三，政策制定者应严格控制关键性资源来规范生态管理执行。地方政府是资本和自然之间强有力的中介，控制着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应通过规划标准来规范生态管理执行。一是政策制定者应协调相关部门成立旅游标准化委员会，出台统一详细的环境保护、食品卫生、安全消防等标准体系，推动乡村旅游生态管理水平普及和提升，切实解决生态管理中各部门“抢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二是政策制定者应针对当前发展阶段中产业与社区居民所面临主要的生态问题，有效整合中央与地方政策，从土地要素、资本要素、经营许可证等方面规范生态管理执行，实现产业融合和绿色发展，提升社区居民绿色行为。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待后续深入研究：一是地方政府生态管理驱动因素模型是基于安吉、长兴两县小样本的深度访谈和二手资料的质性分析得出，并未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检验。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结合国内外文献对该模型中的因素开发相应量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来进一步检验各个因子之间的关系。二是本研究仅仅发现新闻平台对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调节效应，其内在确切的关系仍待进一步大样本的新闻统计研究。三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生态管理驱动因素对乡村旅游发展生态困境的影响效应如何，以及这些因素如何有效支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仍然值得学者对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大样本的数据统计以及生态政策绩效的分析研究。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王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