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与人的发展的历史逻辑

    韩庆祥

    摘要:“改革开放与人”是一个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重大问题,具体展开来说,就是“改革开放与人的发展的历史逻辑”。从历史发展的动态来讲,也就其一般性而言,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动能相对不足的历史时刻,相对注重“解放人”。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相对处于失序的时候,往往注重“约束人”,这里所讲的“约束”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讲的是人受所规定的“东西”如法律、道德、政治纪律的制约和规范。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的,不可将其绝对化。当今,最为关键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运用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解放人和约束人之间的关系,这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运。

    关键词:改革开放;人的逻辑;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9)03-0005-07

    我们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现在需要对这40年的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进而从中进一步揭示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路径和发展规律。

    一、一个特别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哲学问题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國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①这里所讲的“三个里程碑”和“四个伟大”,充分表明改革开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所具有的里程碑地位,在党的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应以高度的理论研究自觉,来分析研究改革开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指出:“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②这一论断鲜明揭示了创新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更要以高度的理论研究自觉,来研究改革开放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创新的主体是人,人是一切创新和创新活动的主体承担者。研究创新,首先要研究人。展开来说,就是我们还要以高度的理论研究自觉,来全面深入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人的问题。

    一般来讲,“人”有三种基本的规定,即自在规定、关系规定和过程规定。“人”的自在规定,是指关于人本身的规定,即人的本质在人本身。这一规定着眼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其本质含义就是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和“主体承担者”,人通过其具有主体性的自主劳动而创造历史,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其核心概念是“主体”“创造”。“人”的关系规定,是指关于“人”在社会关系中所被赋予的规定性。这一规定着眼于人所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人”又是“剧中人”。比如,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人便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在夫妻关系中你是丈夫,在上下级关系中你是领导,在师生关系中你是老师,在全国政协你又是政协委员,等等。在这种关系规定中,其核心概念是“社会关系”“社会角色”“社会身份”。“人”的过程规定,是指关于“人”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规定,其本质含义就是人在其实践发展过程和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使其成其为人,进而不断获得其历史的规定性。其核心概念是“人的生成性”“人成其为人”。由此,我们需要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人”:注重解放人(人的解放);注重约束人(对人的约束);注重成为人(人的生成性,把人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理解和把握)。

    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重大问题就提出来了:改革开放与人,具体展开来说,就是“改革开放与人的发展的历史逻辑”。从历史发展的动态来讲,也就其一般性而言,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动能相对不足的历史时刻,相对注重“解放人”;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相对处于失序的时候,往往注重“约束人”。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的,不可将其绝对化。

    二、改革开放初期:相对注重解放人的逻辑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的历史场景,是相对注重解放人的逻辑。当然,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强调对人的正当约束的,比如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在这个时期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开启和推进改革开放是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意义的。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根本迈不开改革开放步伐的。把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置于前位,可见对解放思想的重视。当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左”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思想禁锢,从思想观念上为人松绑,从思想上解放人。从思想上解放人,对人的解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的解放首先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换言之,解放人首先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这在当年主要表现为通过全党全国 “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看问题,对解放人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确立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内容而且置于首位,也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可见当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高度重视。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首要因素。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具体体现为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工作重点大转移,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不仅如此,当时我们还强调让一切创造财富的能力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注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其实质就是解放人,它对解放人或人的解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体制改革,把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改革之强调改革体制,其实质就在于冲破体制对人禁锢,从体制上为人松绑,赋予人以自主性或主体性。当初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实行的现代企业制度,一定意义上都是改革传统陈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从而束缚人的发展的体制,其实质在于通过解放人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尊重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他还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这是对人的物质利益的恢复、坚持和捍卫。思想的背后是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对每个人物质利益的尊重、恢复、坚持和捍卫,对解放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物质利益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原初动因,是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主要涉及到市场经济的理解。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市场经济的本性是追求经济利益和经济利润最大化。这是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解读。如果从哲学来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四个li”的有机统一:一是市场经济从本性上讲,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首先追求的是其经济利益和经济利润的最大化,这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原初动因。这是利益的“利”;二是我们进一步追问,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怎样才能正当获取其经济利益和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在本质上就是要求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其能力,进而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就是说,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靠其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来获取经济利益和经济利润。这是能力的“力”;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其能力?这就内在要求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且这种制度安排要体现公平正义。比如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110米的跨栏比赛,每个运动员都想赢得金牌,为此,每个运动员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奔跑和跨栏能力。要保证运动员能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其奔跑和跨栏能力,就必须有一种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即保证五个方面的平等:同一个场地、同一个起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裁判、同一种规则。这种制度安排体现出人具有理性,人是靠其理性来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的。这是理性的“理”;人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从而获取最大的利益,这意味着每个人是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而自立的。这是自立的“立”。这“四个li”是能激发人的创新活力的,即有助于解放人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竞争,而平等竞争能激发人的创造潜能,进而能解放人和开发人。因此,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进一步说是一所解放人、开发人的大学校。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市场经济也具有逐利本性,对其约束、规范和管控不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滋生功利主义、利己主义,这些是需要我们加以警惕和避免的。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十分注重科学技术。这里就涉及到科学技术、生产力和人的关系。科学技术大都来源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彰显的人的创造性力量。因而,它内在要求充分尊重和信任人即科研人员,内在要求激发人即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这显然也是有利于解放人和开发人的。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真正从实质上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也是有助于解放人的。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来理解和把握现代化的发生、历史进程及其一般本质。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的核心内涵是: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一般要经历由“人的依赖”经“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个人独立”,再走向“自由个性”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按照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现代化就是在批判、超越“人的依赖”的历史进程中,逻辑必然地内在生长出来的,它起源于人对“人的依赖”的超越且成为独立主体的历史必然性。这里讲的“人的依赖”,主要指人对血缘共同体(家族)、国家权力和人身依附关系的依赖。要言之,依据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现代化发源于“社会结构转型”,即由以“权力”为主导的社会结构走向以“物”和“个人独立”为主导的社会结构。这种理解,实际上抓住了现代化起源的本质,因为从历史和实践来看,现代化就是从社会结构转型开始的,现代化过程本质上就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从“社会结构转型”角度阐释现代性本质,这一本质就是:从人的依赖(或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市场或资本力量相对独立出来;使个人相对独立且成为主体。本质只有一种,但本质之表现却有所不同。换言之,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一元的,而现代还本质之表现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一般来讲,现代化主要从经济、社會和政治三个维度中体现出来。在经济维度上,现代化体现为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在社会维度上,现代还体现为以个人物质利益和人格独立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在政治维度上,现代还体现为为市场经济提供平等竞争环境、注重民众社会参与和法治的国家治理方式。以上三个维度可以揭示出一种共性,即现代是一种注重人的“权利、能力、理性、自立(包含自由)的批判精神和启蒙精神。现代化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效应。就现代性作为批判和超越“人的依赖”出场而言,它具有历史的积极作用,是一种肯定性概念;就现代化迷恋于“物的依赖”而言,它又具有历史的消极作用,因而它又是一种否定性概念。其历史积极作用集中体现在“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如对官本位或对权力膜拜的批判和超越)、“生长出物质文明成果”和“培育人的独立人格”,它既促进了人的独立人格的生成,也把人对“权力”的过度追逐转向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这自然会使人类创造出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积极作用给以充分肯定。他们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又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还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7页。然而,这种现代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人过度于追逐物质财富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人对物质财富的过度崇拜异化为物对人的统治,使人的生存成为物化生存;在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中,在过于追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造成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在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地方,在追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产生了金钱至上,进而会诱发人的物欲、贪欲,使物欲横流、贪欲膨胀;在人们追逐物质财富的进程中,人们往往把手段当成目的,用手段遮蔽目的,即把工具理性看做高于价值理性。对此,我们自然要特别加以警惕和防范。但不管怎么说,现代化确确实实具有解放人、解放人性的一面。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充分体现出来的,即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得到了一定的彰显。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精神状态上特别强调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具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要敢为人先。这在实质上就是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在精神上要具有主动性,要有被动性走向主动性。这是在精神上对人的解放,是从精神状态上解放人。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加紧解决;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一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那么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邓小平同志还突出强调人的创新精神:“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强调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注重体制改革,尊重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重科学技术,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具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等等,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总体图景和场景。这一总体图景和场景之内核,就是解放人,推进人的解放。正因如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了,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富起来的中国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相对注重约束人的逻辑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注重解放人的逻辑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对人的约束即法治和德治没有完全跟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发展失衡和无序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放开”,放开在总体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放开的目的是为了搞活;放开之进一步发展,就体现为“放活”,放活在总体上也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放活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放权让利,这有利于激发人的创新活力;放活之进一步发展,由于法治和德治没有完全跟进,结果在一些人身上就表现为“放松”,放松主要体现为“总开关”放松了,即一些人放松了对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改造,这就为“邪恶”因素的出现打开了闸门;放松之进一步发展,也由于法治和德治没有完全跟进,结果在某些人身上就发生了变异,异化为“放任”,即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嘴就任性,出现了许多社会丑恶现象和腐败现象;放任之进一步发展,也是由于法治和德治没有完全跟进,结果在某些人那里,就变异为“放肆”,导致极端的腐败行为,进而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使社会显得无序。把“人”放在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和把握,就必然相对注重并加强对人的约束,或者说对人的约束要跟进。因此,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从总体上的宏观图景看,就是相对强调约束人。这里所讲的约束,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讲的是人受所规定的“东西”如法律、道德、政治纪律的制约和规范。当然,也应清醒认识到,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还是注重解放人的逻辑的,比如,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等。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首先是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注重法治对人的行为的法律约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 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人民日报》,2019年2月26日第1版。党的十八大以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随即又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且看作是鸟之“两翼”的关系。法治,蕴含着法治精神。法治精神,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公正、权利、约束、秩序”。其中的约束,就是要求人严格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把法作为人的行为的基本规则和遵循,把人的行为纳入法的框架和轨道,受法治约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第 1版。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敬宪法法律。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推动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第1版。

    我國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其次是强调德治,注重道德对人的行为的道德约束。道德,是对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内在行为的约束或规范。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习近平还指出:“要发挥领导干部在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第1版。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再次是强调自治,注重自治对人的行为的自治约束。自治的核心要义,就是人具有自主性同时又具有自觉性和自律性,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具有自治的人,往往既具有自觉性,能自觉恪守法治德治,又具有自律性,能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第四是强调政治,注重政治对人的行为的政治约束。政治对人的约束,主要体现在用政治纪律、党纪党规约束党员干部,使其行为时时刻刻在政治纪律、党纪党规的约束之下。我们强调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其实质就是用政治来约束人。

    应当充分肯定,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我们在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同时,相对强调法治约束、德治约束、自治约束和政治约束,确实取得了重要且重大的积极成果,那就是:整个社会呈现出良性有序的大好局面,党风、社会风气鲜明好转,风清气正的环境正在形成!这充分表明:对人的合力约束,是理解和把握人、尤其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人的发展逻辑一个基本维度。改革开放初期,对人的约束相对薄弱,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加强对人的合力约束是必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景,即在一些人那里出现了“不作为”“懒政”“动力不足” “形式主义”“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等不良现象。然而,这绝不是由于注重对人的合力约束或约束人而造成的(没有约束,社会就会出现无序),而是由于以下五种原因导致的:一是少部分人对约束人的误读。似乎认为约束人,就不需要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是把人管的死死的,老实听话就行,这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行,什么都不敢做。其结果,就是“约束过度”,没有给激励机制和激励人留下空间,影响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二是一些人还没有真正或完全适应在有约束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即对具有约束的环境还不适应、不习惯,一定程度上有抵触;三是为敢于担当的人担当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结果使有些敢于担当的人吃了亏;四是一些地方的问责不精准,问责不规范。致使一些人怕问责而不敢作为;五是对某些地方一些诬告陷害行为缺乏有效的限制,对领导干部的保护和信任不够。这些原因,多是在理解和操作层面出了问题。

    对这些情况,中央不仅已充分认识到了,还及时且积极地采取了应对措施,主要体现在: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领导干部积极作为,大胆使用忠诚担当干净的领导干部;强调约束比如问责的科学性、针对性、精准性;对陷害诬告领导干部之人,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抵制,对被陷害诬告的领导干部大胆使用;为那些感担当的领导干部提供宽广舞台,等等。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十分迫切、急需弄清的哲学问题:如何在解放人的逻辑进程中对人进行有效约束,不致于走向任性,或者在注重解放人的逻辑同时给合力约束人留下合理空间?如何在注重约束人的逻辑的同时继续解放人并加强有效激励,或者在合力约束人的同时给解放人的逻辑留下合理空间?要言之,如何在解放中有约束、在约束中有解放?用大众化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如何让广大领导干部和民众既有活力也守规矩?这需要借助辩证思维,需要哲学智慧,也需要实践经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建构“三种秩序”:一是法治秩序,培育和铸就“公正、权利、约束、秩序”的法的精神;二是德治秩序,以德治引领社会风尚;三是自治秩序,使每个人既自主自觉又承担责任,达至自律。这三种秩序的实质,就是对“人”的治理。这种治理的核心,就是要运用辩证思维正确處理解放人的逻辑和约束人的逻辑之间的关系:在解放人的时候,法治、德治、自治要跟上;在约束人的时候,对利益、能力、自主的尊重要跟上。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对这一课题的解答关乎党和国家发展的命运,因而我们应加强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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