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幸福”上升为国家意志
刘耿
“中国最怕提‘工程，一提‘工程就有可能跟‘形象联系在一起，如果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就可能偏离决策者的价值追求，甚至导致民众对‘幸福的反感。”
“和谐”之后，“幸福”将成为下一个国家级词汇。
1月以来，各省区市陆续召开的两会传递着幸福接力棒，这一棒最后要交给3月初的全国两会。《人民日报》称，“提升幸福指数将成十二五施政导向”。
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幸福指数生来就与施政目标密切相关。而在学界看来，这很容易跑偏。听到“幸福工程”这个词，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教授感到有些担忧，“中国最怕提‘工程，一提‘工程就有可能跟形象联系在一起，如果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就可能偏离决策者的价值追求，甚至导致民众对‘幸福的反感。”
摸着幸福过河，第一步如何迈很重要。
关键靠地方给力
将幸福指数纳入五年规划是将“幸福”上升为公共意志的强烈信号。各地都试图出台不同版本的幸福指标体系。
但在邢占军看来，“目前还很难讲有特别成型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指数指标。有些地方推出了类似的、大致接近国际上理解的幸福指数指标，但实质上更像政府工作目标，与国外常见的科学量表或者评价工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个五年计划过去了，国家统计局的幸福指数仍未推出，幸福的國家标准仍然缺席。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肖巍认为，关于幸福指数的顶层设计不能出台统一标准，搞一刀切。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距很大，东部的解决方案拿到西部不一定行得通。
仅以处理GDP与GNH（国民幸福总值）的关系为例，各地两会传出来的见解并不一致。
广东山东等多地要求“十二五”期间提升民众幸福感，长三角集体调低了GDP预期增速，一升一降，都是要摘掉GDP崇拜的帽子。
发展中地区仍视GDP为幸福感的第一推动力，重庆、广西、黑龙江等地区都提出快速发展的“十二五”经济增长目标，力争到2015年地区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
当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时，与幸福指数紧密的正相关性就会递减，在这道分水岭之后，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国民幸福指数却如眉毛一样慢，这时就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保证了快速发展的高效率，也对地方治理提出考验。追求幸福，关键要靠地方给力，地方怎么去做，就是一个治理创新问题。”肖巍表示。
青年不幸福，后果很严重
地域差是影响幸福评价的一个因素，年龄差是另一个。
肖巍提醒，年轻人对不幸福的感受更加敏锐，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中一落千丈，社会结构板结化又阻塞了上升通道，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酝酿群体。“每年累计100万的大学生待业大军，10年就是1000万。”
青年不幸福，后果很严重。
席卷长三角、珠三角的民工荒，与其说是人口红利的兑付期接近尾声，不如说是年轻人的幸福观在改变。“他们押上全部身家，想赌一个未来，却发现是在格式化的工厂中进行原子化的劳动。赚钱回老家，盖房娶媳妇，是父辈农民工的幸福想象，新生代农二代希望融入城市，改变人生。”肖巍说。
中华全国总工会2月2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80后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的57.4%，比传统农民工还低167.27元。
城市中的贫二代不用奋斗18年去换取坐在星巴克里喝咖啡的机会，他们有自己的不幸福。房子是悬在婚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失业是悬在按揭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4-2-1的中国式家庭的倒金字塔的结构让“1”成为了现在最受宠爱、未来责任最重的底座。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指的都是新青年；蜗居族、啃老族、月光族、隐婚族指的也是新青年。“奴的一族”，怎样生活才有尊严？
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期望差是影响幸福评价的第三个因素。
“不幸福是在攀比中产生的。”肖巍表示。除了横向比较，美国心理协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用“幸福跑步机”来隐喻自身纵向比较，过去的努力带来的名望与财富只能维持一时。站上一个平台，就仰望更高的平台。幸福感要与时俱进，没有止境。
教人如何去幸福的心理咨询师刘冬焱说，上海人过去结婚只要“36只脚”就够了（大床、大橱、五斗橱、床头柜、方桌和4把椅子这样一套总共36只脚的家具），现在的幸福要房子、车子，这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还要比一下房子的地段、车子的牌子，被比下去的就有不幸福感。
带来这种落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公平问题。
周立波一调侃股票，台下中产笑得稀里哗啦；姜文在银幕中说：“我来鹅城要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台下掌声拍得稀里哗啦。
《人民日报》的表述同样得到微博网友喝彩：“公正规范的行政行为，完善平等的公共服务，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感到机会不平等，甚至常常遇到权力滥用的情况，那么收入提高带来的幸福感，会因尊严、机会受损而被冲淡或抵消。”
民生≠幸福
信仰差是第四个因素。
若对各地的与幸福相关的文件进行文本分析，提取同类项，会发现基本上与民生相关。现行的多套城市幸福感评价体系，也多是针对民生内容而设计。这给了主抓幸福的地方官一个抓手，也为测评者将抽象的指标具体化，便于操作。
但是，肖巍认为，主观层面的幸福感应该回归主观。“造成中国人不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仰缺失。”
“我们走得太快，把心灵甩在了身后。”肖巍评述，他认为不公平环境中的攀比和信仰缺失是中国人不幸福感的最大两个来源。
“最重要的是使国民幸福成为一种执政理念，对国民幸福的关注和追求，或许可以为不同制度的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走向和谐共赢创造更多的条件。” 邢占军说。
将幸福裁判权交给人民
地域差、年龄差、期望差、信仰差，消灭这些“差”，就不差幸福。那么，幸福的裁判权又将交予谁手？
“我怀疑他们在密谋策划要让我幸福。”是两会会场外的微博发言。
邢占军说，若只是发挥幸福指数的诊断功能，谁来制定都可，但若发挥评价功能，政府就不好自己给自己打分。
“那样会使幸福指数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理想状态是由第三方的学术机构来做。如果在幸福指数这个问题上造假，它的后果可能要比GDP造假更恶劣。”作为体验论幸福感理论的倡导者，邢占军认为老百姓对幸福感的体验更切肤。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甚至怀疑一切幸福指数的可信度。“连GDP也描绘不了经济状况，幸福指数怎么可能反映幸福呢？人们很有可能‘被幸福。”
邢占军提醒说，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绩指标，很可能导致各种形式的“幸福指数崇拜”，使该指标流于形式，远离老百姓的幸福，偏离国民幸福的执政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