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跨境旅游合作研究进展与启示
田里 吴信值 王桀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跨境旅游合作研究受到许多国外学者关注，并取得显著成果。为从总体上透视国外跨境旅游合作研究动态，并为国内该领域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文章对1995年以来55篇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发现：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出现在2000年之后并呈增长趋势；研究方法以定性、实证案例研究为主；研究视角涉及旅游、地缘政治、经济地理、公共管理等多门学科；研究内容主要涵盖合作动机、合作管理、合作层次、合作路径、合作效应、问题与挑战6大方面。
[关键词]跨境旅游；国外文献；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07-0052-11
旅游和政治边界向来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便有所涉足。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尤以1978年9月国际地理联合会游憩工作组会议召开作为标志），旅游与边境的关系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79年，Matznetter将旅游与边境的空间关系划分为3种类型：边境线远离旅游区；仅在边境线一侧有单个旅游区毗邻；边境线穿越旅游区或边境线两侧均有旅游区毗邻。上述3种空间关系反映出，不同政治边界对旅游来说具有障碍、通道、吸引物等不同功能，其中第3种空间关系给相邻两国提供了旅游交流与合作的契机。基于Matznetter提出的分类框架，以Timothy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旅游与边境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探讨，并不断拓宽跨境旅游的研究领域。这里之所以称为“跨境旅游”，是因为国外学者主要着眼于双边互动来研究边境旅游活动，因而跨境旅游合作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之一。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理解，跨境旅游强调跨越国家边界，具有国际旅游的性质，应隶属于边境旅游，后者的旅游活动范围更广泛，既包括跨境的也包括境内的活动。但如果从我国管理部门以及多数学者的定义来看，我国所指的“边境旅游”，更准确地说相当于国外的“跨境旅游”。
近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推进跨境旅游合作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5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满洲里、绥芬河、二连浩特、黑河、延边、丹东、西双版纳、瑞丽、东兴、崇左、阿勒泰等有条件的地区研究设立跨境旅游合作区。鉴于沿边各地具有陆路开放前沿和国家安全屏障方面的战略地位，在这些地区发展跨境旅游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进全面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只是研究深度跟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学者在介绍国外边境旅游研究成果时，虽然也涉及跨境旅游合作方面的内容，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为此，本文拟通过对国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从总体上透视国外跨境旅游合作研究动态，以便为我国该领域
1文献基本概况
1.1文献来源
为尽可能多地收集到有关跨境旅游合作方面的文献，笔者利用Sciencepirect、Taylor&FrancisOnline;、Emerald、Web Of Science、Wiley OnlineLibrary等多个外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涉及“边境旅游/跨境旅游”与“合作”两组关键词。其中，跟“边境旅游/跨境旅游”有关的英文关键词包括border tourism、tourism in borderlands、boundarytourism、cross-border tourism、transboundary tourism、transfrontier tourism等；跟“合作”有关的英文关键词包括cooperation、collaboration、interaction～partnership、integration、alliance、relationship等。笔者把上述两组英文关键词交叉组合起来进行检索，共获得78篇英文期刊论文。以此为基础再进行甄别，最终确定将其中55篇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其来源涵盖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TourismGeographies、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Journal ofSustainable Tourism、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Research等国际旅游权威期刊。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国家边界之外，国内不同等级行政区的边界都可以用border、boundary来表示，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跨国界的旅游合作，因而把那些只涉及国内跨界旅游合作的文献舍去。
检索结果表明，用来表达“跨境旅游”最常用的英文词汇是cross-border tourism，而transboundary、transfrontier这两个词汇多出现在有关跨境保护区/跨境公园的文献中；表达“合作”最常用的英文词汇是cooperation，其次是collaboration，这跟其他类似研究稍微有些差别：冯翔和高峻在对国外区域旅游合作方面的文献进行检索时发现，最广泛用来表达“合作”的英文词汇是collaboration，其次是cooperation。
除了学术论文之外，笔者还将本研究领域里2本重要的英文专著列为参考资料。
1.2研究态势
上述55篇文献出版时间跨度为1995年1月一2017年3月（图1）。通过初步分析发现，跨境旅游合作相关文献在2000年以前还很少见，进入2000年后开始增多，虽然每年发表数量有较大波动，但大体上呈增长势头。
1.3研冤案例地
跨境旅游合作研究离不開具体案例地，这在国外文献中得到充分体现。在55篇文献中，除两篇为纯理论探讨之外，其余53篇均涉及案例地实证分析。从大的区域来看，研究欧洲案例的有28篇，占52.8%；其次为南部非洲8篇，占15.1%；再次是北美洲7篇，占13.2%；其余东南亚4篇、东亚3篇、中东3篇，分别占7.5%、5.7%和5.7%。表1为部分案例地分布情况。
1.4研究视角
从目前国外研究情况来看，跨境旅游合作引起了来自不同领域学者们的关注。正因为如此，跨境旅游合作的学科视角与理论视角呈多样化态势，具体涉及旅游、地缘政治、经济地理、公共管理等多门学科。在旅游学方面，许多学者从旅游供给角度出发对跨境旅游合作的基础条件进行探讨。Timothy认为政治边界及其环境本身具有许多独特性，能够成为旅游吸引物，这是跨境旅游合作得以开展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邻国之间可通过联合规划和管理来共同打造跨境旅游目的地。也有的研究从旅游需求角度出发调查分析游客对跨境旅游合作的感知和态度。在地缘政治学方面，学者们注意到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给国际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政治边界变得更加开放，这无疑为跨境旅游合作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自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部分学者更加关注国家安全政策给跨境旅游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地理学方面，学者们引入最多的是核心一边缘理论。相比国家政治中心，边境地区被普遍认为是发展相对滞后的经济边缘地带。这些地区为了提升区域竞争力并获得可持续发展，往往倾向于通过合作来推进跨境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公共管理学方面，学者们主要借鉴和应用合作伙伴关系、治理、制度等方面的理论来探讨跨境旅游合作中的管理问题。除此之外，系统论、博弈论、群际接触、社会空间生产、文化景观变迁、区域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也被一些学者引入跨境旅游合作研究领域。
1.5研究方法
对跨境旅游合作的研究，国外学者在方法应用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在55篇文献中，只有9篇涉及定量分析方法，占16.4%；其余46篇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占83.6%。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情形在当前国际旅游研究方法讲究定量化的环境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在跨境旅游合作这一领域，一方面数据获取困难会限制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另一方面定性研究方法亦有其明显优势。由于跨境旅游合作涉及众多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彼此关系往往错综复杂。为深入分析双边乃至多边合作的动机、管理、路径、效应、障碍等多方面问题，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广受学者们青睐。此外，德尔菲法、文本分析法、话语分析法、网络民族志等也被一些学者所采用。与此同时，定量研究方法多被用于评价经营者、旅游者对跨境旅游合作的感知和态度进行评价。
2主要研究内容
2.1合作动机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跨境旅游合作动机归纳起来主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几个方面。
2.1.1资源环境保护驱动
在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跨国境分布地区，邻国之间开展跨境旅游合作的重要动机便是联合保护这些自然、文化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对此，Timothy作如下解释：由于许多自然、文化资源受政治边界束缚，如果没有邻国共同参与管理，多数资源保护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而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跨境合作有助于促进边境两边实施标准化保护与控制。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南部非洲的跨境保护区（transfrontier conservation areas）建设、中东欧的生物圈保护区（biosphere reserves）跨境合作项目以及东南亚的婆罗洲之心（Heart of Bomeo）热带雨林保护计划等较具代表性。
2.1.2经济社会发展驱动
边境地区一般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往往相对滞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通过发挥跨境合作所产生的优势来满足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无疑成为跨境旅游合作的重要驱动力。在欧洲，说到跨境旅游合作，就不得不提到欧盟的跨境合作发展项目（INTERREG），它在欧盟国家跨境旅游合作背后起着重要推动作用。INTERREG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专注于跨境、跨国、跨区域合作，并通过提供资助来帮助经济边缘地区解决发展问题。随着INTERREG项目的实施，欧盟各国纷纷开展包括旅游在内的跨境合作。在北美，Timothy通过对美国一加拿大边境3个国际公园进行研究，指出如果双边没有进行跨境整合，基础设施建设工期有可能会变得拖沓漫长。在东南亚，鉴于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起到主引擎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各国已将跨境旅游合作列为重要的合作内容之一。在中东地区，Felsenstein和Freeman则以以色列一埃及边境地区博彩旅游业为例，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跨境竞争对地区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反面揭示跨境合作的必要性，尤其在市场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另外，在前面所提到的自然资源跨境分布地区，除资源环境保护之外，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动机。
2.1.3邻邦友好交往驱动
旅游的空间流动特征，决定了它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正因为如此，不少国家试图借助跨境旅游合作来促进与邻国的友好往来。美国一加拿大边境的国际和平花园（InternationalPeace Garden，IPG）、以色列一约旦边境的和平岛（Island of Peace）、南部非洲跨越多国边界的和平公园（即跨境保护区）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像这种跨国界的公园或作为国家公园中特殊类别的边境公园，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和平公园”。1998年11月，朝鲜与韩国首个合资旅游项目——位于朝韩边境的金刚山（Mt.Kumgang）对外开放，这一跨境旅游合作项目正是朝韩两国在初次和解中为缓和相互间紧张和敌意而采取的措施。Shin对访问朝韩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DMZ）旅游者的感知和态度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和平被认为是朝韩非军事区旅游发展的催化剂。
2.2合作管理
2.2.1合作参与主体
跨境旅游合作参与主体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合作伙伴的组成、来源、角色、作用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合作参与主体的组成和来源应该多样化，将合作行动者以及各个利益相关者都吸纳进来，包括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管理部门、私营单位、非政府组织（NGO）、当地社区等。至于各参与主体在合作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学者们有不同看法。Vodeb认为，合作参与方中同一层级的管理机构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他同时认为，虽然公共部门和私营单位都至关重要，但由于合作项目都需要政府给予支持并提供基础设施，因而为了确保旅游开发顺利推进，政府部门参与是最重要的。不过，Prokkola在对欧盟INTERREG第3期北欧地区跨境合作（INTERREG III ANorth）子项目“北半球帽”（North Calotte）进行研究时指出，在实际的旅游合作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而私营旅游企業参与不足，使得合作在一国之内流于形式。Blasco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私营旅游企业参与跨境合作的重要性。在对南部非洲跨境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的研究中，Chirozva和Spenceley则更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意义。上述学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体现了跨境旅游合作管理中的两种思路：一种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政府管理导向，另一种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企业和社区管理导向。
2.2.2合作管理的有效性
国外有关合作管理有效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基本理念、环境条件、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
鉴于合作参与主体的组成和来源很复杂，为促进有效合作，需要在共同管理过程中树立一些大家均能够接受的基本理念，如明确表达合作意愿和设立共同目标、尊重各国主权、确保各成员地位平等、提倡相互理解、尊重与信任、鼓励相互交往、保持紧密的面对面沟通。
对环境条件的研究显示，跟国内组织间合作相比，由于在不同环境中运作，从本质上来讲，跨境旅游的合作管理非常复杂。Greer也指出，建立跨行政区的旅游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因此，在尊重每一个参与国家主权的同时，有必要构建一个特殊的管理框架。Blasco等以地处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塞尔达尼亚谷一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山（cerdanya Valley-Catalan Pyrenees）地区为例，对跨境旅游合作过程进行研究，发现跨境旅游管理机构的形成受到这5个因素影响：体制的相似性、中间协调人的作用、企业家的领导与创业能力、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及无意中的机缘巧合。
跨境旅游合作的组织结构一般包括国家、区域、地方3个层面。Spenceley、Timothy、Studzieniecki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跨境旅游合作有不同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以地处美国一加拿大边境的国际和平花园（IPG）为例，根据Timothy的研究，IPG是一个私人所有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为包括20名成员的董事会。具体管理和运营工作则由代表6个委员会的执行董事负责。这6个委员会涉及人事、基建、宣传、会籍、策划及财务。依据双方签署的条约，董事会成员数量由加拿大和美国公民平分，但有一个除外，该成员可属于两国中任何一方公民。董事会每年举行一次會议，讨论管理方面的问题。
2.3合作层次
2.3.1国家边界的渗透性
Timothy的研究发现，各国边界具有从开放性（没有口岸检查站）到完全封闭性（不允许任何人通行）的不同渗透程度（permeability）。国家边界这种性质决定了跨境旅游合作频度和运作模式：封闭的边界对双边旅游流和旅游发展来说是一种障碍；而开放的边界由于几乎没有文化、政治、经济差异，使得双边旅游业可以通过优势互补获得共同发展。
2.3.2跨境旅游合作的层次
与国家边界渗透性相对应的，是跨境旅游合作的不同层次或强度，由此产生了跨境旅游合作层次模式。1994年，Martinez提出一个包含4个层次的跨境互动模式来评估邻国之间人员通行情况。这4个层次分别是疏远型（alienation）、共生型（coexistence）、互依型（interdependence）以及整合型（integration）。1999年，Timothy将该模式引入跨境旅游合作领域，并在保留疏远型、共生型、整合型基础上，加入配合型（cooperation）与合作型（collaboration），形成包含5个层次的跨境旅游合作模式（图2）。根据Timothy的解释，疏远型是指相邻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共生型涉及最低水平的合作关系，表现为不妨碍彼此发展，但不会为解决共同问题而积极开展合作；配合型表现为相邻管辖区之间进行初步合作以便解决共同问题，特别是在非法移民和资源利用方面；合作型体现在双方积极寻求合作去解决发展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整合型（或一体化型）则不再有边境相关障碍，双方在功能上进行整合，愿意为共同发展而放弃一定程度的主权。2006年，Ioannides等对上述两个模式进行整合后设计一个新的模式图（图3）t39]。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有不少案例地印证了上述有关跨境旅游合作层次的理论。例如，地处东南亚的湄公河区域（Mekong Region）混合着配合与合作两种类型；位于美国-加拿大边境的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Waterton-Glacier Intemational PeacePark）、罗斯福坎波贝洛国际公园（RooseveltCampobello International Park）、国际和平花园分别属于配合型、合作型与整合型；位于比利时一荷兰边境的两个飞地型小镇巴勒海托赫（Baarle-Hertog）、巴勒拿骚（Baarle-Nassau）属于整合型。
2.4合作路径
2.4.1合作的战略方向
目的地化，即将涉及相邻国家的整个边境地区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进行建设与管理，是目前跨境旅游合作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Hartmann认为，实施目的地管理战略能够使跨境旅游合作更有效、更专业、更接近市场，也使合作更紧密和可持续。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目的地化在欧盟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波的尼亚弧”（BothnianArc）、“北极圈目的地”（DestinationArctic Circle）、康斯坦茨湖地区（Lake Constance Area）等许多案例都说明跨境旅游目的地建设与管理是可行的。
2.4.2合作的主要领域
围绕跨境旅游目的地建设与管理，国外学者从产品与服务、市场营销、品牌打造、教育培训等方面开拓了跨境旅游合作领域。
在产品与服务合作方面，vujko和Gajic以自行车体育旅游为例，指出穿越克罗地亚一塞尔维亚边境的多瑙河骑行路线（Danube cycling route）设施质量和服务水平较低，而进行标准化建设是提高服务质量的主要手段之一。Ioannides等在研究“波的尼亚弧”跨境旅游合作问题时，也指出了为边境两边的住宿、餐饮等服务设施建立同一质量体系的重要性。
在市场营销合作方面，Tosun等对土耳其、希腊两国在旅游市场营销方面的跨境合作进行分析，并从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合作伙伴等方面提出一些有助于成功实施联合营销战略的对策建议。Makkonen基于对跨境旅游购物重要性的认识，以丹麦一德国边境的日德兰半岛南部（Southern Jutland）为例，提出将跨境旅游购物融入目的地市场营销战略，以此来提升旅游形象。
在品牌打造合作方面，Markovid和Seric以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的跨境旅游合作为例，对跨境旅游目的地品牌化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边境地区打造共同的旅游品牌有利于在全球旅游市场上形成产品优势和竞争优势；为打造知名跨境旅游产品，需要共同实施旅游品牌战略。
在教育培训合作方面，Mihaela等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奥地利等国为例，基于社会文化视角，认为需要加强对跨境地区的年轻人进行教育，让他们接受多元文化，认识到掌握邻国的语言文化有助于促进包括旅游在内的跨境合作。Tigu等对多瑙河下游地区（Lower Danube region）的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时，特别注意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旅游设施和服务存在教育培训方面的问题，指出旅游教育培训需要加以改进，以便为两国跨境旅游合作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5合作效應
2.5.1合作的积极效应
研究表明，跨境旅游合作能够产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创新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合作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效应颇为明显。通过跨境旅游合作，边境地区可以避免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重复建设，从而节约投资和维护成本；还可以通过整合资源获得协同优势，从而增强区域竞争力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Hampton对印尼一马来西亚一新加坡“增长三角区”（Growth Triangle）内两个边境社区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境旅游合作确实能够给当地带来收入、就业、经济联系等方面的经济利益。合作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可进一步促进邻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爱尔兰共和国一北爱尔兰、以色列一埃及等国通过跨境旅游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并逐渐转向解决政治冲突的轨道，而塞浦路斯南北对立双方在经济互利中努力合作，有可能比过去其他行动更能促进和平进程。
跨境旅游合作还能产生明显的社会文化效应。例如，根据Bhatasara等学者的研究，南部非洲国家在跨国公园合作过程中，随着邻国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得到加强，政府官员和商人开始巩固关系，这无形中减少了把彼此视为外国人或“文化陌生人”（cultural strangers）的倾向，从而有利于减少紧张局势，弘扬区域团结精神。
对南部非洲跨境保护区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经常会切断野生动物传统迁徙路线或者阻碍其自然生长过程。对跨国界保护区进行统一管理，则可以扫除邻国之间人为设置的障碍，从而重新建立野生动物传统迁徙路线，提高生态保护效率。Bhatasara等也指出，这种更适应自然生态系统的联合管理将有助于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Weidenfeld在对跨境地区创新系统与旅游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跨境旅游合作可以通过游客跨境流动来促进知识转移和创新扩散。
2.5.2合作的消极效应
虽然跨境旅游合作所产生的各种积极效应大家有目共睹，但也有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Timothy指出跨境旅游合作可能存在一些弊端：合作需要时间和资金投入，付出的努力不一定产生预期效果；在完全一体化情况下，边境两边一些资源可能因为变得过于相似而失去吸引力；跨国界合作还有可能造成地方当局之间竞争，从而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利影响。Stoffelen和Vanneste通过对德国一捷克、德国一比利时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边境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跨境旅游合作项目未必能够对目的地的区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加剧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Bhatasara等认为，建立和管理跨国公园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过程，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在邻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产生仇恨。
2.6问题与挑战
受众多因素影响，在跨境旅游合作过程中，各种问题和挑战随时会涌现出来。如果说问题主要来自合作系统内部，多数是可控的；挑战则主要来自合作系统外部，多数是难以掌控的。
2.6.1合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跨境旅游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有效实施、沟通与协调以及社区发展3个方面。
国外的研究发现，即使是渗透性很强的边境地区，在开展跨境旅游合作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障碍，导致合作难以有效实施。障碍的来源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由于难以对边境两边现有旅游产品进行差异化，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实际上会存在竞相争夺顾客的可能，从而对已建立的合作关系造成破坏。二是邻国或者国内各市政当局出于自身利益上的考虑，可能对跨境旅游合作的支持力度不够。三是国家间政治体制、经济地位、社会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也会给跨境旅游合作产生一些障碍，如导致跨境旅游政策和规划难以落实。此外，在一些政治关系尚不稳定的国家，如朝鲜与韩国，紧张局势和安全问题仍然是跨境旅游合作最大障碍。
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多层级和多部门的管治、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导致跨境旅游合作经常会遇到沟通与协调问题。在众多原因当中，最不能忽略的是国家边界给两国居民在感知上（perceived）或心理上（mental）造成的障碍，这种障碍即使在友好邻邦之间也会存在。根据Prokkola、Chaderopa、Ioannides等学者的研究，尽管边境的物理障碍（physical barriers）被拆除了，但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两国之间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mental barriers），从而影响到跨境合作。Izotov和Laine对芬兰一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研究也显示，两边之间小的差异能对游客产生好奇心和吸引力，但大的差异则会构成障碍，阻碍双方互动。
跨境旅游合作的重要动机之一是促进边境社区发展，但实际上在合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与社区发展有关的问题，这种情况在跨国界的自然保护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南部非洲的跨境保护区面临着资源保护、管理体系、居民生计等诸多问题，其中在整个社区不得不让位于野生动物活动空间的情况下，人们的生计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大林波波跨国公园（GreatLimpopoTransfrontierPark）津巴布韦方则面临土地侵占、野生动物盗猎、旅游业衰退等难题。Hitchner等的研究发现，东南亚的婆罗洲之心（Heart of Borneo）也遇到包括资源保护、沟通协调、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困境，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生态和文化资源保护问题。在欧盟国家，那些单纯依赖外部短期基金资助（如INTERREG基金）的跨境旅游合作项目也存在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旦资助计划到期，就会面临被关停的风险。
2.6.2合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至于跨境旅游合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是恐怖袭击（如纽约“9·11”事件）、流行病传播（如SARS和禽流感）、非法移民及其所造成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为防范恐怖袭击、疾病传播、非法移民及其他非法跨境活动，国家边界的屏障功能又被重新开启或者得到进一步增强，即“再边界化”（re-bordering）。这是针对另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去边界化”（de-bordering）观点的反驳。根据Gelbman和Timothy的研究，自2001年以来，出于安全和走私方面的考虑，即便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睦邻好友的国家，也都必须行使主权来控制跨境流动；2015年，为应对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非法移民潮，有几个欧盟国家重新实施了边境管控；2017年，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为加强边境安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边境措施。研究显示，国家边境管控的加强，对跨境旅游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3研究述评与启示
3.1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外跨境旅游合作相关学术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在合作动机的多样性、合作管理的复杂性、合作水平的层次性、合作战略方向的明确性等方面取得广泛共识。但与此同时，有些问题还存在一定争议，需要进一步探讨，如合作中的管理导向之争（“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合作的效应之争（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合作的发展态势之争（“去边界化”还是“再边界化”）等。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跨境旅游合作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概念界定上，边境旅游（border tourism）、跨境旅游（cross-border tourism）等术语虽然被学者们使用，但其概念内涵并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更谈不上深入探讨。其次，在理论研究方面，纯理论探讨非常少，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案例地的实证分析，其研究成果的适用范围往往具有较大局限性，理论深度也显得不足。最后，在方法应用方面，以传统定性分析为主，如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而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不足。虽然定性分析方法也有其明显优势，但考虑到跨境旅游合作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随着本领域研究不断深入，需要重视定量化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使用。
3.2启示
跟国外相比，我国在跨境旅游合作方面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这一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借鉴国外研究已取得的丰富经验，围绕我国旅游业如何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这一新课题，建议国内学界重点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深入探讨我国跨境旅游合作发展中的現实与理论问题。
一是跨境旅游合作可行性研究。总体而言，目前我国跨境旅游合作仍在探索推进中，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和障碍。譬如，我国陆上边境线长达2万余千米，邻邦多达14个，边境口岸众多，但不是所有沿边地区都适宜开展跨境旅游合作，为此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对旅游资源禀赋、合作开发条件、民间跨境往来情况等多个方面进行客观评估，不仅要确定合作的重点区域和领域，还要确定合作的层次与水平，在提升理论研究水平的同时能够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二是跨境旅游合作意愿调查研究。开展跨境旅游合作必然会涉及不同层面、各种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支持与否将对合作能否顺利进行产生重要影响。我国跨境旅游合作主要靠自上而下推进，高层政府部门一般持积极态度，但基层职能部门、旅游相关企业、社区居民、各协会组织、广大旅游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是否都大力支持，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调研。因此，有必要对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和旅游者有关跨境旅游合作方面的感知与态度进行摸底调查，在全面了解他们利益诉求和关切点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是国内政策与邻国国情研究。旅游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政策因素影响的行业，边境旅游更是如此。推进并不断深化双边或多边跨境旅游合作，需要各国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必要时还应对有关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正因为如此，我国边境旅游相关政策值得学者们去研究。这些政策涉及面广，包括旅游、边防、海关、土地、投资、税收等许多方面。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对邻国国情的研究，掌握邻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社会文化、风情民俗、管理机制、旅游政策等。
四是目的地建设与管理研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境旅游目的地，是国外实施跨境旅游合作战略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正在探索设立跨境旅游合作区，实际上就是要推进跨境旅游目的地建设。围绕跨境旅游目的地打造，借鉴国外成功案例，结合我国国情，跨境旅游合作区有许多问题值得学者们去关注。例如，投资资金如何筹措？合作组织机构如何设立？运营过程如何管理？各方权益如何保障？国家安全风险如何防范？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深入探讨和分析。
五是方法应用研究。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跨境旅游合作涉及许多学科和领域，包括旅游、地理、政治、经济、管理、社会、文化、生态等。但在研究方法应用上，仍以传统的定性分析为主，各个学科和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的优势并未得到充分体现。随着跨境旅游合作研究不断深入，借鉴和应用其他学科先进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化研究方法势在必行。建议国内学者根据我国跨境旅游合作研究需要，积极关注各领域研究方法并博采众长，为跨境旅游合作研究所用。
[责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鲁}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跨境旅游合作研究受到许多国外学者关注，并取得显著成果。为从总体上透视国外跨境旅游合作研究动态，并为国内该领域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文章对1995年以来55篇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发现：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出现在2000年之后并呈增长趋势；研究方法以定性、实证案例研究为主；研究视角涉及旅游、地缘政治、经济地理、公共管理等多门学科；研究内容主要涵盖合作动机、合作管理、合作层次、合作路径、合作效应、问题与挑战6大方面。
[关键词]跨境旅游；国外文献；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07-0052-11
旅游和政治边界向来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便有所涉足。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尤以1978年9月国际地理联合会游憩工作组会议召开作为标志），旅游与边境的关系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79年，Matznetter将旅游与边境的空间关系划分为3种类型：边境线远离旅游区；仅在边境线一侧有单个旅游区毗邻；边境线穿越旅游区或边境线两侧均有旅游区毗邻。上述3种空间关系反映出，不同政治边界对旅游来说具有障碍、通道、吸引物等不同功能，其中第3种空间关系给相邻两国提供了旅游交流与合作的契机。基于Matznetter提出的分类框架，以Timothy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旅游与边境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探讨，并不断拓宽跨境旅游的研究领域。这里之所以称为“跨境旅游”，是因为国外学者主要着眼于双边互动来研究边境旅游活动，因而跨境旅游合作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之一。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理解，跨境旅游强调跨越国家边界，具有国际旅游的性质，应隶属于边境旅游，后者的旅游活动范围更广泛，既包括跨境的也包括境内的活动。但如果从我国管理部门以及多数学者的定义来看，我国所指的“边境旅游”，更准确地说相当于国外的“跨境旅游”。
近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推进跨境旅游合作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5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满洲里、绥芬河、二连浩特、黑河、延边、丹东、西双版纳、瑞丽、东兴、崇左、阿勒泰等有条件的地区研究设立跨境旅游合作区。鉴于沿边各地具有陆路开放前沿和国家安全屏障方面的战略地位，在这些地区发展跨境旅游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进全面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只是研究深度跟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学者在介绍国外边境旅游研究成果时，虽然也涉及跨境旅游合作方面的内容，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为此，本文拟通过对国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从总体上透视国外跨境旅游合作研究动态，以便为我国该领域
1文献基本概况
1.1文献来源
为尽可能多地收集到有关跨境旅游合作方面的文献，笔者利用Sciencepirect、Taylor&FrancisOnline;、Emerald、Web Of Science、Wiley OnlineLibrary等多个外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涉及“边境旅游/跨境旅游”与“合作”两组关键词。其中，跟“边境旅游/跨境旅游”有关的英文关键词包括border tourism、tourism in borderlands、boundarytourism、cross-border tourism、transboundary tourism、transfrontier tourism等；跟“合作”有关的英文关键词包括cooperation、collaboration、interaction～partnership、integration、alliance、relationship等。笔者把上述两组英文关键词交叉组合起来进行检索，共获得78篇英文期刊论文。以此为基础再进行甄别，最终确定将其中55篇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其来源涵盖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TourismGeographies、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Journal ofSustainable Tourism、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Research等国际旅游权威期刊。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国家边界之外，国内不同等级行政区的边界都可以用border、boundary来表示，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跨国界的旅游合作，因而把那些只涉及国内跨界旅游合作的文献舍去。
检索结果表明，用来表达“跨境旅游”最常用的英文词汇是cross-border tourism，而transboundary、transfrontier这两个词汇多出现在有关跨境保护区/跨境公园的文献中；表达“合作”最常用的英文词汇是cooperation，其次是collaboration，这跟其他类似研究稍微有些差别：冯翔和高峻在对国外区域旅游合作方面的文献进行检索时发现，最广泛用来表达“合作”的英文词汇是collaboration，其次是cooperation。
除了学术论文之外，笔者还将本研究领域里2本重要的英文专著列为参考资料。
1.2研究态势
上述55篇文献出版时间跨度为1995年1月一2017年3月（图1）。通过初步分析发现，跨境旅游合作相关文献在2000年以前还很少见，进入2000年后开始增多，虽然每年发表数量有较大波动，但大体上呈增长势头。
1.3研冤案例地
跨境旅游合作研究离不開具体案例地，这在国外文献中得到充分体现。在55篇文献中，除两篇为纯理论探讨之外，其余53篇均涉及案例地实证分析。从大的区域来看，研究欧洲案例的有28篇，占52.8%；其次为南部非洲8篇，占15.1%；再次是北美洲7篇，占13.2%；其余东南亚4篇、东亚3篇、中东3篇，分别占7.5%、5.7%和5.7%。表1为部分案例地分布情况。
1.4研究视角
从目前国外研究情况来看，跨境旅游合作引起了来自不同领域学者们的关注。正因为如此，跨境旅游合作的学科视角与理论视角呈多样化态势，具体涉及旅游、地缘政治、经济地理、公共管理等多门学科。在旅游学方面，许多学者从旅游供给角度出发对跨境旅游合作的基础条件进行探讨。Timothy认为政治边界及其环境本身具有许多独特性，能够成为旅游吸引物，这是跨境旅游合作得以开展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邻国之间可通过联合规划和管理来共同打造跨境旅游目的地。也有的研究从旅游需求角度出发调查分析游客对跨境旅游合作的感知和态度。在地缘政治学方面，学者们注意到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给国际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政治边界变得更加开放，这无疑为跨境旅游合作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自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部分学者更加关注国家安全政策给跨境旅游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地理学方面，学者们引入最多的是核心一边缘理论。相比国家政治中心，边境地区被普遍认为是发展相对滞后的经济边缘地带。这些地区为了提升区域竞争力并获得可持续发展，往往倾向于通过合作来推进跨境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公共管理学方面，学者们主要借鉴和应用合作伙伴关系、治理、制度等方面的理论来探讨跨境旅游合作中的管理问题。除此之外，系统论、博弈论、群际接触、社会空间生产、文化景观变迁、区域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也被一些学者引入跨境旅游合作研究领域。
1.5研究方法
对跨境旅游合作的研究，国外学者在方法应用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在55篇文献中，只有9篇涉及定量分析方法，占16.4%；其余46篇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占83.6%。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情形在当前国际旅游研究方法讲究定量化的环境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在跨境旅游合作这一领域，一方面数据获取困难会限制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另一方面定性研究方法亦有其明显优势。由于跨境旅游合作涉及众多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彼此关系往往错综复杂。为深入分析双边乃至多边合作的动机、管理、路径、效应、障碍等多方面问题，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广受学者们青睐。此外，德尔菲法、文本分析法、话语分析法、网络民族志等也被一些学者所采用。与此同时，定量研究方法多被用于评价经营者、旅游者对跨境旅游合作的感知和态度进行评价。
2主要研究内容
2.1合作动机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跨境旅游合作动机归纳起来主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几个方面。
2.1.1资源环境保护驱动
在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跨国境分布地区，邻国之间开展跨境旅游合作的重要动机便是联合保护这些自然、文化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对此，Timothy作如下解释：由于许多自然、文化资源受政治边界束缚，如果没有邻国共同参与管理，多数资源保护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而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跨境合作有助于促进边境两边实施标准化保护与控制。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南部非洲的跨境保护区（transfrontier conservation areas）建设、中东欧的生物圈保护区（biosphere reserves）跨境合作项目以及东南亚的婆罗洲之心（Heart of Bomeo）热带雨林保护计划等较具代表性。
2.1.2经济社会发展驱动
边境地区一般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往往相对滞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通过发挥跨境合作所产生的优势来满足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无疑成为跨境旅游合作的重要驱动力。在欧洲，说到跨境旅游合作，就不得不提到欧盟的跨境合作发展项目（INTERREG），它在欧盟国家跨境旅游合作背后起着重要推动作用。INTERREG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专注于跨境、跨国、跨区域合作，并通过提供资助来帮助经济边缘地区解决发展问题。随着INTERREG项目的实施，欧盟各国纷纷开展包括旅游在内的跨境合作。在北美，Timothy通过对美国一加拿大边境3个国际公园进行研究，指出如果双边没有进行跨境整合，基础设施建设工期有可能会变得拖沓漫长。在东南亚，鉴于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起到主引擎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各国已将跨境旅游合作列为重要的合作内容之一。在中东地区，Felsenstein和Freeman则以以色列一埃及边境地区博彩旅游业为例，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跨境竞争对地区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反面揭示跨境合作的必要性，尤其在市场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另外，在前面所提到的自然资源跨境分布地区，除资源环境保护之外，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动机。
2.1.3邻邦友好交往驱动
旅游的空间流动特征，决定了它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正因为如此，不少国家试图借助跨境旅游合作来促进与邻国的友好往来。美国一加拿大边境的国际和平花园（InternationalPeace Garden，IPG）、以色列一约旦边境的和平岛（Island of Peace）、南部非洲跨越多国边界的和平公园（即跨境保护区）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像这种跨国界的公园或作为国家公园中特殊类别的边境公园，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和平公园”。1998年11月，朝鲜与韩国首个合资旅游项目——位于朝韩边境的金刚山（Mt.Kumgang）对外开放，这一跨境旅游合作项目正是朝韩两国在初次和解中为缓和相互间紧张和敌意而采取的措施。Shin对访问朝韩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DMZ）旅游者的感知和态度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和平被认为是朝韩非军事区旅游发展的催化剂。
2.2合作管理
2.2.1合作参与主体
跨境旅游合作参与主体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合作伙伴的组成、来源、角色、作用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合作参与主体的组成和来源应该多样化，将合作行动者以及各个利益相关者都吸纳进来，包括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管理部门、私营单位、非政府组织（NGO）、当地社区等。至于各参与主体在合作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学者们有不同看法。Vodeb认为，合作参与方中同一层级的管理机构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他同时认为，虽然公共部门和私营单位都至关重要，但由于合作项目都需要政府给予支持并提供基础设施，因而为了确保旅游开发顺利推进，政府部门参与是最重要的。不过，Prokkola在对欧盟INTERREG第3期北欧地区跨境合作（INTERREG III ANorth）子项目“北半球帽”（North Calotte）进行研究时指出，在实际的旅游合作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而私营旅游企業参与不足，使得合作在一国之内流于形式。Blasco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私营旅游企业参与跨境合作的重要性。在对南部非洲跨境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的研究中，Chirozva和Spenceley则更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意义。上述学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体现了跨境旅游合作管理中的两种思路：一种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政府管理导向，另一种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企业和社区管理导向。
2.2.2合作管理的有效性
国外有关合作管理有效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基本理念、环境条件、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
鉴于合作参与主体的组成和来源很复杂，为促进有效合作，需要在共同管理过程中树立一些大家均能够接受的基本理念，如明确表达合作意愿和设立共同目标、尊重各国主权、确保各成员地位平等、提倡相互理解、尊重与信任、鼓励相互交往、保持紧密的面对面沟通。
对环境条件的研究显示，跟国内组织间合作相比，由于在不同环境中运作，从本质上来讲，跨境旅游的合作管理非常复杂。Greer也指出，建立跨行政区的旅游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因此，在尊重每一个参与国家主权的同时，有必要构建一个特殊的管理框架。Blasco等以地处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塞尔达尼亚谷一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山（cerdanya Valley-Catalan Pyrenees）地区为例，对跨境旅游合作过程进行研究，发现跨境旅游管理机构的形成受到这5个因素影响：体制的相似性、中间协调人的作用、企业家的领导与创业能力、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及无意中的机缘巧合。
跨境旅游合作的组织结构一般包括国家、区域、地方3个层面。Spenceley、Timothy、Studzieniecki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跨境旅游合作有不同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以地处美国一加拿大边境的国际和平花园（IPG）为例，根据Timothy的研究，IPG是一个私人所有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为包括20名成员的董事会。具体管理和运营工作则由代表6个委员会的执行董事负责。这6个委员会涉及人事、基建、宣传、会籍、策划及财务。依据双方签署的条约，董事会成员数量由加拿大和美国公民平分，但有一个除外，该成员可属于两国中任何一方公民。董事会每年举行一次會议，讨论管理方面的问题。
2.3合作层次
2.3.1国家边界的渗透性
Timothy的研究发现，各国边界具有从开放性（没有口岸检查站）到完全封闭性（不允许任何人通行）的不同渗透程度（permeability）。国家边界这种性质决定了跨境旅游合作频度和运作模式：封闭的边界对双边旅游流和旅游发展来说是一种障碍；而开放的边界由于几乎没有文化、政治、经济差异，使得双边旅游业可以通过优势互补获得共同发展。
2.3.2跨境旅游合作的层次
与国家边界渗透性相对应的，是跨境旅游合作的不同层次或强度，由此产生了跨境旅游合作层次模式。1994年，Martinez提出一个包含4个层次的跨境互动模式来评估邻国之间人员通行情况。这4个层次分别是疏远型（alienation）、共生型（coexistence）、互依型（interdependence）以及整合型（integration）。1999年，Timothy将该模式引入跨境旅游合作领域，并在保留疏远型、共生型、整合型基础上，加入配合型（cooperation）与合作型（collaboration），形成包含5个层次的跨境旅游合作模式（图2）。根据Timothy的解释，疏远型是指相邻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共生型涉及最低水平的合作关系，表现为不妨碍彼此发展，但不会为解决共同问题而积极开展合作；配合型表现为相邻管辖区之间进行初步合作以便解决共同问题，特别是在非法移民和资源利用方面；合作型体现在双方积极寻求合作去解决发展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整合型（或一体化型）则不再有边境相关障碍，双方在功能上进行整合，愿意为共同发展而放弃一定程度的主权。2006年，Ioannides等对上述两个模式进行整合后设计一个新的模式图（图3）t39]。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有不少案例地印证了上述有关跨境旅游合作层次的理论。例如，地处东南亚的湄公河区域（Mekong Region）混合着配合与合作两种类型；位于美国-加拿大边境的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Waterton-Glacier Intemational PeacePark）、罗斯福坎波贝洛国际公园（RooseveltCampobello International Park）、国际和平花园分别属于配合型、合作型与整合型；位于比利时一荷兰边境的两个飞地型小镇巴勒海托赫（Baarle-Hertog）、巴勒拿骚（Baarle-Nassau）属于整合型。
2.4合作路径
2.4.1合作的战略方向
目的地化，即将涉及相邻国家的整个边境地区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进行建设与管理，是目前跨境旅游合作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Hartmann认为，实施目的地管理战略能够使跨境旅游合作更有效、更专业、更接近市场，也使合作更紧密和可持续。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目的地化在欧盟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波的尼亚弧”（BothnianArc）、“北极圈目的地”（DestinationArctic Circle）、康斯坦茨湖地区（Lake Constance Area）等许多案例都说明跨境旅游目的地建设与管理是可行的。
2.4.2合作的主要领域
围绕跨境旅游目的地建设与管理，国外学者从产品与服务、市场营销、品牌打造、教育培训等方面开拓了跨境旅游合作领域。
在产品与服务合作方面，vujko和Gajic以自行车体育旅游为例，指出穿越克罗地亚一塞尔维亚边境的多瑙河骑行路线（Danube cycling route）设施质量和服务水平较低，而进行标准化建设是提高服务质量的主要手段之一。Ioannides等在研究“波的尼亚弧”跨境旅游合作问题时，也指出了为边境两边的住宿、餐饮等服务设施建立同一质量体系的重要性。
在市场营销合作方面，Tosun等对土耳其、希腊两国在旅游市场营销方面的跨境合作进行分析，并从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合作伙伴等方面提出一些有助于成功实施联合营销战略的对策建议。Makkonen基于对跨境旅游购物重要性的认识，以丹麦一德国边境的日德兰半岛南部（Southern Jutland）为例，提出将跨境旅游购物融入目的地市场营销战略，以此来提升旅游形象。
在品牌打造合作方面，Markovid和Seric以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的跨境旅游合作为例，对跨境旅游目的地品牌化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边境地区打造共同的旅游品牌有利于在全球旅游市场上形成产品优势和竞争优势；为打造知名跨境旅游产品，需要共同实施旅游品牌战略。
在教育培训合作方面，Mihaela等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奥地利等国为例，基于社会文化视角，认为需要加强对跨境地区的年轻人进行教育，让他们接受多元文化，认识到掌握邻国的语言文化有助于促进包括旅游在内的跨境合作。Tigu等对多瑙河下游地区（Lower Danube region）的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时，特别注意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旅游设施和服务存在教育培训方面的问题，指出旅游教育培训需要加以改进，以便为两国跨境旅游合作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5合作效應
2.5.1合作的积极效应
研究表明，跨境旅游合作能够产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创新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合作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效应颇为明显。通过跨境旅游合作，边境地区可以避免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重复建设，从而节约投资和维护成本；还可以通过整合资源获得协同优势，从而增强区域竞争力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Hampton对印尼一马来西亚一新加坡“增长三角区”（Growth Triangle）内两个边境社区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境旅游合作确实能够给当地带来收入、就业、经济联系等方面的经济利益。合作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可进一步促进邻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爱尔兰共和国一北爱尔兰、以色列一埃及等国通过跨境旅游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并逐渐转向解决政治冲突的轨道，而塞浦路斯南北对立双方在经济互利中努力合作，有可能比过去其他行动更能促进和平进程。
跨境旅游合作还能产生明显的社会文化效应。例如，根据Bhatasara等学者的研究，南部非洲国家在跨国公园合作过程中，随着邻国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得到加强，政府官员和商人开始巩固关系，这无形中减少了把彼此视为外国人或“文化陌生人”（cultural strangers）的倾向，从而有利于减少紧张局势，弘扬区域团结精神。
对南部非洲跨境保护区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经常会切断野生动物传统迁徙路线或者阻碍其自然生长过程。对跨国界保护区进行统一管理，则可以扫除邻国之间人为设置的障碍，从而重新建立野生动物传统迁徙路线，提高生态保护效率。Bhatasara等也指出，这种更适应自然生态系统的联合管理将有助于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Weidenfeld在对跨境地区创新系统与旅游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跨境旅游合作可以通过游客跨境流动来促进知识转移和创新扩散。
2.5.2合作的消极效应
虽然跨境旅游合作所产生的各种积极效应大家有目共睹，但也有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Timothy指出跨境旅游合作可能存在一些弊端：合作需要时间和资金投入，付出的努力不一定产生预期效果；在完全一体化情况下，边境两边一些资源可能因为变得过于相似而失去吸引力；跨国界合作还有可能造成地方当局之间竞争，从而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利影响。Stoffelen和Vanneste通过对德国一捷克、德国一比利时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边境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跨境旅游合作项目未必能够对目的地的区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加剧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Bhatasara等认为，建立和管理跨国公园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过程，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在邻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产生仇恨。
2.6问题与挑战
受众多因素影响，在跨境旅游合作过程中，各种问题和挑战随时会涌现出来。如果说问题主要来自合作系统内部，多数是可控的；挑战则主要来自合作系统外部，多数是难以掌控的。
2.6.1合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跨境旅游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有效实施、沟通与协调以及社区发展3个方面。
国外的研究发现，即使是渗透性很强的边境地区，在开展跨境旅游合作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障碍，导致合作难以有效实施。障碍的来源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由于难以对边境两边现有旅游产品进行差异化，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实际上会存在竞相争夺顾客的可能，从而对已建立的合作关系造成破坏。二是邻国或者国内各市政当局出于自身利益上的考虑，可能对跨境旅游合作的支持力度不够。三是国家间政治体制、经济地位、社会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也会给跨境旅游合作产生一些障碍，如导致跨境旅游政策和规划难以落实。此外，在一些政治关系尚不稳定的国家，如朝鲜与韩国，紧张局势和安全问题仍然是跨境旅游合作最大障碍。
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多层级和多部门的管治、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导致跨境旅游合作经常会遇到沟通与协调问题。在众多原因当中，最不能忽略的是国家边界给两国居民在感知上（perceived）或心理上（mental）造成的障碍，这种障碍即使在友好邻邦之间也会存在。根据Prokkola、Chaderopa、Ioannides等学者的研究，尽管边境的物理障碍（physical barriers）被拆除了，但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两国之间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mental barriers），从而影响到跨境合作。Izotov和Laine对芬兰一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研究也显示，两边之间小的差异能对游客产生好奇心和吸引力，但大的差异则会构成障碍，阻碍双方互动。
跨境旅游合作的重要动机之一是促进边境社区发展，但实际上在合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与社区发展有关的问题，这种情况在跨国界的自然保护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南部非洲的跨境保护区面临着资源保护、管理体系、居民生计等诸多问题，其中在整个社区不得不让位于野生动物活动空间的情况下，人们的生计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大林波波跨国公园（GreatLimpopoTransfrontierPark）津巴布韦方则面临土地侵占、野生动物盗猎、旅游业衰退等难题。Hitchner等的研究发现，东南亚的婆罗洲之心（Heart of Borneo）也遇到包括资源保护、沟通协调、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困境，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生态和文化资源保护问题。在欧盟国家，那些单纯依赖外部短期基金资助（如INTERREG基金）的跨境旅游合作项目也存在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旦资助计划到期，就会面临被关停的风险。
2.6.2合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至于跨境旅游合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是恐怖袭击（如纽约“9·11”事件）、流行病传播（如SARS和禽流感）、非法移民及其所造成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为防范恐怖袭击、疾病传播、非法移民及其他非法跨境活动，国家边界的屏障功能又被重新开启或者得到进一步增强，即“再边界化”（re-bordering）。这是针对另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去边界化”（de-bordering）观点的反驳。根据Gelbman和Timothy的研究，自2001年以来，出于安全和走私方面的考虑，即便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睦邻好友的国家，也都必须行使主权来控制跨境流动；2015年，为应对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非法移民潮，有几个欧盟国家重新实施了边境管控；2017年，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为加强边境安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边境措施。研究显示，国家边境管控的加强，对跨境旅游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3研究述评与启示
3.1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外跨境旅游合作相关学术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在合作动机的多样性、合作管理的复杂性、合作水平的层次性、合作战略方向的明确性等方面取得广泛共识。但与此同时，有些问题还存在一定争议，需要进一步探讨，如合作中的管理导向之争（“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合作的效应之争（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合作的发展态势之争（“去边界化”还是“再边界化”）等。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跨境旅游合作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概念界定上，边境旅游（border tourism）、跨境旅游（cross-border tourism）等术语虽然被学者们使用，但其概念内涵并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更谈不上深入探讨。其次，在理论研究方面，纯理论探讨非常少，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案例地的实证分析，其研究成果的适用范围往往具有较大局限性，理论深度也显得不足。最后，在方法应用方面，以传统定性分析为主，如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而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不足。虽然定性分析方法也有其明显优势，但考虑到跨境旅游合作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随着本领域研究不断深入，需要重视定量化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使用。
3.2启示
跟国外相比，我国在跨境旅游合作方面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这一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借鉴国外研究已取得的丰富经验，围绕我国旅游业如何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这一新课题，建议国内学界重点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深入探讨我国跨境旅游合作发展中的現实与理论问题。
一是跨境旅游合作可行性研究。总体而言，目前我国跨境旅游合作仍在探索推进中，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和障碍。譬如，我国陆上边境线长达2万余千米，邻邦多达14个，边境口岸众多，但不是所有沿边地区都适宜开展跨境旅游合作，为此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对旅游资源禀赋、合作开发条件、民间跨境往来情况等多个方面进行客观评估，不仅要确定合作的重点区域和领域，还要确定合作的层次与水平，在提升理论研究水平的同时能够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二是跨境旅游合作意愿调查研究。开展跨境旅游合作必然会涉及不同层面、各种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支持与否将对合作能否顺利进行产生重要影响。我国跨境旅游合作主要靠自上而下推进，高层政府部门一般持积极态度，但基层职能部门、旅游相关企业、社区居民、各协会组织、广大旅游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是否都大力支持，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调研。因此，有必要对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和旅游者有关跨境旅游合作方面的感知与态度进行摸底调查，在全面了解他们利益诉求和关切点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是国内政策与邻国国情研究。旅游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政策因素影响的行业，边境旅游更是如此。推进并不断深化双边或多边跨境旅游合作，需要各国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必要时还应对有关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正因为如此，我国边境旅游相关政策值得学者们去研究。这些政策涉及面广，包括旅游、边防、海关、土地、投资、税收等许多方面。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对邻国国情的研究，掌握邻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社会文化、风情民俗、管理机制、旅游政策等。
四是目的地建设与管理研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境旅游目的地，是国外实施跨境旅游合作战略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正在探索设立跨境旅游合作区，实际上就是要推进跨境旅游目的地建设。围绕跨境旅游目的地打造，借鉴国外成功案例，结合我国国情，跨境旅游合作区有许多问题值得学者们去关注。例如，投资资金如何筹措？合作组织机构如何设立？运营过程如何管理？各方权益如何保障？国家安全风险如何防范？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深入探讨和分析。
五是方法应用研究。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跨境旅游合作涉及许多学科和领域，包括旅游、地理、政治、经济、管理、社会、文化、生态等。但在研究方法应用上，仍以传统的定性分析为主，各个学科和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的优势并未得到充分体现。随着跨境旅游合作研究不断深入，借鉴和应用其他学科先进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化研究方法势在必行。建议国内学者根据我国跨境旅游合作研究需要，积极关注各领域研究方法并博采众长，为跨境旅游合作研究所用。
[责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