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范式转换

    张明

    摘要：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影响力的巨大提升，国际中共学的概念开始被学界提出并受到集中关注。这个概念一方面力图建构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单纯学术研究门类，另一方面期冀以全球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实现本土研究与异域研究的有机融合，这是对传统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的一次重要突破性理论尝试。然而，深化拓展国际中共学的相关研究工作，需要在逻辑上厘清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一是国际中共学的概念考察问题，即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二者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结合的问题，亦即二者之间的问题意识反省;二是国际中共学研究逻辑边界的界划问题，即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历史实践中的非替代性影响，如何界划中共学研究对象与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问题;三是国际中共学研究方法的确证问题，即如何打破意识形态偏好、理论倾向与学科壁垒之间的差异，寻求出一种综合性普遍研究方法之可能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中共学;问题意识;逻辑边界;中国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2;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9）02-0064-007

    在目前学术界的相关学科划分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存在中共党史研究与中共党建研究两大门类。前者主要是以历史为叙述主线，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史进行集中关注;而后者更加侧重于党的自我建设维度，其包含着思想、组织、制度建设等多维内容。实事求是而言，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随着其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人新时代，在这一全新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蕴含了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一些内容具有了全新历史语境与当代特征。例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与全球理念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这些内容既不能简单地置于党史研究领域，也不能将其直接纳入到党建领域。全新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外溢，催生了需要建构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范式。近期以来，国际中共学的概念开始在国内学术界流行，它主张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置于学术化的光谱下加以审视，并实现该研究本土视角与海外视角的融合，在此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催生中共学研究的国际化时代。这一新学术术语的发明在理论上具有显著的创新意义，标志着对传统中共研究范式的一次重要理论变革。一方面，国际中共学研究消解了以往中共研究中过分夹杂的意识形态因素与政治导向，而更多地寄希望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视为单纯的学术对象加以客观中立性研究;另一方面，国际中共学研究主张以全球视角观察中共理论与实践，在本土研究与异域研究的相互冲击与碰撞中，既克服了国内研究因“身在此山中”而导致的局限，又改造了海外研究因“局外人”身份限定而导致的“雾里看花”。可以说，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从国际视野定位中共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国际中共学的基本研究路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全新研究范式与研究理念的提出，仍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考验，其中在逻辑层面就存在着需要厘清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诸如，如何实现本土研究与海外研究的融合问题，如何界划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学之间的逻辑边界问题以及适用于国际中共学的普遍性研究方法的生成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以上问题构成了当前历史条件下影响与制约国际中共学研究向纵深挺进的主要逻辑障碍。

    一、本土立场与异域视角的交融：

    国际中共学的概念考察

    目前学界倾向于将国际中共学理解为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的结合，本土研究与异域视角的融合构成了国际中共学的理论内涵。这种逻辑上融合的前提是承认了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分有了共同的理论DNA，惟其如此，否则很难进行理论上的嫁接与联姻。但这里忽视了一个逻辑上的隐喻便是，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除了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之外，二者在研究的出发点、立场、理论旨趣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二者之间从本质上来上并非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因而从逻辑上来看很难对其进行硬性拼接，也很难进行所谓理论上同类项的合并。为此，需要从理论上首先界划出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的问题意识。

    本土中共学主要是指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尽管从行政归属上属于中国，但因为学术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的限制，使得其与大陆中共学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性空间）地区展开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就现阶段公开出版发行的本土中共学成果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如下两大研究类型：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取向”，即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的阐释、宣传式研究，它支配着本土中共学研究的主流政治话语。持此一研究倾向的学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官员、学者，他们大部分是在党的政策研究机构、宣传机构以及各级党校机构等;二是“亚意识形态的研究取向”，即主要围绕主流意识形态提出的观点、理论进行更进一步的系统化、学术化阐释与研究。这一研究倾向是以服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中共研究的理论判断为前提的，只不过以更加学术化的方式进行理论的再诠释。持此一研究倾向的学者大部分是各大高等学校、社科研究院等专业化学者，他们的诠释始终在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基础上努力赋予本土中共学研究以新的理论内容或形式。上述两个层面的区分并非是从绝对意义上展开的，两种研究倾向时常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很难从根本上作出泾渭分明的逻辑区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分有了相同的理论内核。一方面，二者都是从本土视角展开对中共理论与实践的“近距离”观察，研究者本身都是生活在中共执政的时空中，都与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机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都是从自身的现实经历出发展开相关理论透视;另一方面，二者对于中共执政实践从根基上是持支持的态度，因而相关研究的理论倾向是以正面导向型研究为主，是宣传、阐释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海外中共学研究主要指在中国大陆以外展开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海外中共研究開始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就海外中共学的研究取向而言，大致可以界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直接否定型导向”，即研究中共理论与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从理论上消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冷战”时期的相关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诸多研究都是建立在以直接否定中共为价值倾向的基础上展开的;二是“亚否定型导向”，即基于对中共执政前途迷茫基础上作出所谓进一步观察的判断，其本质上仍然是以否定性为基本价值导向;三是“解惑型研究”，这一研究路向直接是从第一、二种倾向中生发出来的，因为对中共执政实践的否定性判断与现实中共实践的反差——即中国共产党并未如西方预言家所言的走向失败的困境，反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因而西方部分学者开始通过所谓学术研究方式来解答困扰西方社会的“中国疑惑”。

    这里存在的一个潜在问题就是，如何区分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研究的逻辑边界问题，因为关于国际中共学研究的诸多内容其实在中国学研究中都有所涉及。海外中国学研究主要是指海外学者所从事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一般而言其集中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因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影响力的不断增大而开始集中关注中国事务研究，这是对西方传统“汉学”（Sinology）研究模式的重要转折。西方传统“汉学”研究主要始于16世纪的欧洲，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经历、文化译介给欧洲，进而形成“传教士书简阶段”的西方汉学最初模式。到19世纪初，西方汉学开始走向经院式汉学研究阶段——标志是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和鞑靼语一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即雷慕沙讲座），经院式汉学研究对象主要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如哲学、宗教、语言、历史等人文学科方面的学理研究，而对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不多。

    二战后兴起的“中国研究”更多地是开始集中聚焦中国的现实问题，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等，并且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服务于西方政府的政策咨询功能，具有非常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随着中共在中国政治格局中地位的不断凸显并最终取得统治性地位，中国问题的产生、走向等诸多环节都直接受到中共的影响与控制，这使得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再一次转变，即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亦即中共学的兴起与发展。其实，这里在逻辑上存在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即因当代中国学研究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共的影响，那么，在现有中国学可以能够解决的问题框架内，再提出中共学的可能性与意义究竟何在？中共学与中国学研究领域的逻辑边界究竟应当如何区分？这是推进国际中共学研究必须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倘若无法对上述逻辑边界作出比较清晰的界划，那么研究中国必然会出现中共学与中国学相互纠缠不清的理论尴尬，这种理论上的纠葛必然会严重矮化当下提出国际中共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为此，不妨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相关讨论：

    一方面，应当辩证理解国际中共学的国际意蕴，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高度审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这里所谓的国际并非简单地是实现研究视域的国际化，或者是实现本土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的结合问题，因为这种硬性的结合本身在逻辑上就是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尽管必须要承认，本土中共学研究是在本国范围内的单一区域所从事的理论思考，这一方面确实为理论观察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但另一方面因为审视距离过近的限制必然会导致研究的某种局限。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本土中共学研究需要拓展研究视域、更新研究方法、加强国际交流。这种中西国际层面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仅仅构成了国际中共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理论前提，而非其国际意蕴的全部内容。这一所谓的国际意蕴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国际中共学研究不仅仅是本土学者或海外学者的孤立性研究，它应当是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共研究的学者与研究成果都统摄起来的综合性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中共学的国际更应当是以国际的视野审视中共，即在国际背景与国际历史发展的谱系中综合定位中共的理论与实践。以国际视野关照中共意味着对于中共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将其拘泥于单纯区域性实践这一特殊性定位，而应当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角度透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将中国的探索与实践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加以审视与解读，这构成了国际中共学研究的核心维度。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高度审视中共，有助于打破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理论偏斜，从而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理解中共的理论与实践、构筑关于中共研究的客观学术化路径。

    另一方面，必须严格界定国际中共学研究的逻辑边界，避免出现理论泛化主义倾向。国际中共学研究对象毫无疑问必须是中共，这里的中共既可以是从整体上以抽象化形式存在的政治符号，也可以是具体各级中共政权甚至是个体化的中共党员，等等。基于这一定义，很明显，国际中共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当是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层面而言，可以是党中央提出的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诸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可以是党就某一问题所形成的具体理论政策与理论方案;就实践层面而言，可以是全党所推行的宏大实践活动，诸如改革开放等全局性执政实践，也可以是基层党组织所推动的区域性实践活动。那么，国际中共学研究的一个聚焦点便是集中关注与中共理论、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研究对象与内容都是以中共作为主体。其他与中共主体关系不是十分密切或者并非产生直接性关联的内容，可以不置于中共学的研究领域，而将其划拨到中国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当然，中国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比中共学更广，它既可以关注中共研究，也可以透视与中共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的其他方面的研究。那么，集中提出国际中共学，从中国学研究中切分出专门的部分从事中共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以更加集中透徹的方式专门聚焦中共治理，这种治理包括外在治理（社会治理）与内在治理（党的治理）的有机统一，通过对中国治理经验的系统分析与理论总结，以期上升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高度，为求解人类走向现代化路径以及选择美好社会制度提供某种程度上的“中国方案”之启示。

    三、多元视角的融合：

    国际中共学研究方法的确认

    在国际中共学研究对象、边界确立之后，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本土学者和海外学者基于不同立场与理论偏好，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进而彰显了各自不同的理论景观。如何整合本土研究与海外研究中流行的不同方法，通过对多元方法论的批判性阅读以建构出符合从国际维度出发研究中共的方法论资源体系，是需要学界同仁不断思考与探索的核心问题。

    第一，树立以客观中立性为导向的研究姿态。国际中共学研究的特色不仅仅体现在国际维度，而且也体现在其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的“学”之层面。学术研究的一大基础性原则便是研究的客观中立性，只有秉持客观中立的研究姿态方可真正构筑起研究的学术性底蕴。但必须要承认的是，中共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政治与学术所构筑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本土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海外研究因其生成的历史性因素限制——“冷战”时代的最初产生以及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思维惯性的限制，使其内在具有意识形态考量色彩显得尤为浓厚。上述双方因为其各自具有意识形态因素差异，导致了研究中经常出现所谓针锋相对的论争，双方甚至都以学术性研究自居而反驳对方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图。其实，在特定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的纠葛下所展开的中共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可能保证相关研究始终处于客观中立的学术性轨道上加以推进，因为任何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动都会直接扭转学术性轨迹。建构国际中共学的学术意图，需要在研究方法层面上实现一次巨大的格式塔变革，即摒弃先人为主的政治判断（在研究之前就确定对中共实践的政治判断、好或坏的线性判断，进而使相关研究直接服务于论证先在的政治论断），真正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置于学术的平台上加以审慎理性的分析与考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对待，既不夸大成功经验、也不回避失败教训，建构出以客观中立性为导向的全面科学研究态度。

    第二，立足于中共研究中心以实现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有机统一。国际中共学的建构，必须首先要真实恰当地确认研究中心的问题。这一研究中心不能是形式上的中共中心，而必须是实质上的中心。所谓形式上的中共中心主要是指一些研究在表面上尽管是以中共作为研究中心，但其真实的理论意图不过是通过对中共研究的透视，以求解自身的问题。这样一来，中共研究仅仅发挥了形式上的功能或者是一种理论上的“药引”，而研究所真正关切的问题并非是中共的理论与实践，而是其它通过中共研究所引申出的问题群。诸如，西方“左”翼思潮眼中的中共研究，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其研究的目的并非是对毛泽东或中共兴趣使然，而是寄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层面的中心，以建构出其激进话语的理论资源或象征性表达。因此，国际中共学研究必须确立真正实质意义上的中共中心，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始终置于研究中心位置加以集中关注，并使研究的最终目的与旨趣聚焦到中共本身，建构出以中共为研究中心的学术导向。这一研究导向的建立需要实现内在研究视角与外在研究视角的有机统一。所谓内在研究视角即是指从中共实践的内部出发，通过从内向外看的方式透视中共实践的具体历史进程，即中共的理论与实践究竟是如何提出、实施、修正，等等。而所谓外在研究即是指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区别于中共本体的外在层面，通过以相对局外的视角客观的审视中共理论与实践的客观效果，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反馈性客观评价。

    第三，拓展研究视域以实现跨学科与交叉研究方法的多元运用。所谓拓展研究视域，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将中共研究从单纯的区域研究提升到全球性视野、提升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高度加以综合审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并非是一种涉及单一学科的试验，而是蕴含着丰富内容、影响范围极其深远的超级治理工程，对此问题的系统研究与把握绝非通过单一的学科知识就能驾驭，仅仅依据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中共实践的整体性面貌。诸如，以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实践为分析对象，这是一项系统化的综合性治理工程，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仅凭单一的学科知识背景只能产生对此问题的某种“洞穴假象”，而这一理论假象在当前学科壁垒尚未被打破以及学术培养机制相对固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这就对从事国际中共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较高的理论要求，不仅要掌握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现实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知识，而且需要对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也要有着较好的掌握。也就是说，从事国际中共学研究的学者不应当是固守单一学科门类的“专家”，而应当是具有综合性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就当代海外中共学研究而言，这一要求显得尤为迫切。最早一批从事海外中共学研究的学者，诸如费正清、史华慈等，都有着较好的人文学术精神修養，他们不仅善于从宏大历史层面把握中共的理论与实践，而且也擅长微观层面的历史考证分析，这种跨学科、多元方法的引用与介入，催生了诸如《美国与中国》、《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等经久不衰的经典著作。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学科分类的进一步细化与专门化，诸多从事中共学研究的学者都仅仅是某个领域或者是某个研究方向的专家，其相关研究更多地是通过一些抽象化的数理模型建构出来的，并且是以所谓实证性考证的形式得出的非常微观化、具体化的结论。这些研究也不乏非常精彩之处，但固守于非常狭小的层面所展开的讨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了对中共整体的历史性关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一叶障目”的理论尴尬。破解上述碎片化研究倾向的一个重要路径便是以跨学科方式引入多元研究方法，通过宏大叙事逻辑的把握并辅之以微观研究的支撑，以构筑出关于中共研究的高清晰思想画像。

    概言之，提出国际中共学研究的理论期盼，是对当代本土研究与海外研究不足的某种理论补充，它期冀在全球性视野层面搭建出关于中共研究的客观学术理论平台。相关研究仍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与问题，目前来看，这种“大胆假设”仍需要学界同仁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小心求证”。

    （责任编辑：杨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