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研究动态梳理与回顾
李晓红 刘东 吴昭洋
摘要：利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改革开放40年来以“扶贫”为主题的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984年后，扶贫文献数量呈阶段性增长，研究内容同国家阶段性扶贫政策高度关联，政策导向明显;相关机构对扶贫的研究持续性较强且发文量较高，但机构间合作程度较低，且扶贫领域研究的多学科融合进程并未开启;从机构数量和高引用学者的地区来源看，中西部地区对扶贫的研究落后于东部，未来既要加强区域间合作，又要加快提升西部对自身发展问题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影响力;关键词聚类分析表明：精准扶贫、贫困户、扶贫资金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改革开放;扶贫;文献回顾;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9）02-0079-00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貧政策从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构建大扶贫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虽然我国正式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始于1986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前就不存在扶贫相关工作。恰恰相反，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迅速拉大，扶贫工作从现实层面凸显了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在1986年正式提出扶贫开发之前，大量的扶贫问题研究为我国明确提出开发式扶贫提供了决策依据。因此，有必要对这期间的扶贫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以期为现阶段决战脱贫攻坚以及2020年以后的贫困研究提供参考。
考虑到扶贫研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政策性，因此本文将研究文献限定为“国内”扶贫研究，不包括外文文献。同时，在扶贫文献的分析方面，目前多采用传统的文献综述范式进行分析，仅有少量文献运用相关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展开可视化，而且要么聚焦扶贫的某一特定领域，要么样本文献时间跨度不够，不能够从整体上展现四十年来扶贫研究的发展路径。比如王坤等（2018）对1996年以来的职业教育扶贫、陈升等（2018）对2014-2017年的精准扶贫文献、陆孝花等（2017）对2013-2016年民族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研究等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陈银娥等（2015）对女性贫困问题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女权运动推动了女性贫困研究深化。目前尚没有跨度达到40年的聚焦国内扶贫研究的可视化文献分析，因此本文对改革开发以来国内扶贫研究的可视化分析，不仅有利于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扶贫研究的总体走向，而且通过可视化分析，可以为后续的扶贫研究提供直观的参考和启发。
根据需要，本文内容包括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研究样本的总体性分析、扶贫研究热点识别与演化路径及前沿预测分析、简要结论四部分内容。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CiteSpace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 Cit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 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伍特斯基于卡尔·波普尔提出三个世界的宏观哲学理论，将其中的第三世界（客观知识世界）根据抽象程度不同又细分为多阶科学，并指出：抽象程度越高的高阶科学越能够深刻地反应第一世界（物质世界）的客体本质，但会陷入由于抽象程度高而难以理解的困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CiteSpace借助可视化图谱，以更高抽象程度的“二阶科学”范畴和更为生动形象的可视化图像，从整体上更加深刻地反应和逼近物理世界一个具体领域的科学发展规律。在对文献进行处理与分析的过程中，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普莱斯的科学前沿理论、社会网络分析及结构洞理论、信息觅食理论等，是CiteSpace对领域内文献进行解释和预见分析的理论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对样本文献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多角度分析和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研究的发展规律。
任何知识图谱绘制的科学性都根源于数据基础，即如何精准全面地检索到所要研究主题的全部文献是关键问题。为确保研究样本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取自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献。以“扶贫”为主题词进行精确检索，来源类别设置为CSSCI，检索时间段设置为1978-2018年，检索得到文献数量为4099篇，剔除其中的会议综述、新闻报道、会议通知、期刊目录、卷首语、编者评论等非学术论文类的文章，最终得到有效文献数量为3686篇，检索和更新时问为2018年5月31日。对上述文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格式转化，标准化处理即对文献数据进行筛选以确保其属于扶贫研究领域，格式转化即将文献信息类型转化为软件默认格式。
二、扶贫研究样本文献的总体性分析
（一）载文数量总体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研究是一个总体历程，这既体现于国家对贫困问题的持续关注，又体现于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但40年的时间跨度期间也呈现出了不少阶段性特征，这在扶贫的实践探索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分析并把握扶贫历程中的阶段性、结构性特征，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国扶贫历程具重要意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总结分析，比如杨占国（2009）将改革开放30年的扶贫历程分为“体制改革推动减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大扶贫”4个历史阶段⑥;张琦（2016）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实践历程分为“制度变革释放减贫效应”、“扶贫县减贫模式”、“专项扶贫”、“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与精准扶贫”5个阶段;唐梅玲（2018）将40年来我国贫困治理政策划分为“政策确立”、“八七扶贫攻坚”、“集中连片整村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四个阶段。与扶贫实践探索对应，扶贫研究过程也表现出可循的阶段性规律特征，根据扶贫文献数量的统计结果（图1），结合学者对扶贫阶段的划分，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制度变革减贫研究阶段（1978-1986），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开始萌芽，零星地出现了相关研究论文。1978年的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是均衡地分布在所有群体中，贫困并没有因此被完全消除②。相关学者开始对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贫困问题进行关注和思考;第二阶段，开发式扶贫研究阶段（1987-1993），此阶段扶贫文献数量增多，但总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高水平的扶贫研究学术论文数量极少。1986年我国首次实施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成立专门扶贫机构，这很大程度上引导和激发了扶贫研究的发展;第三阶段，八七扶贫攻坚研究阶段（1994-2000），从1994年开始相关文献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并在1997年达到其峰值，随后缓慢回落。1994年国家启动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此期问的起伏变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第四阶段，大扶贫研究阶段（2000-2013），此阶段扶贫文章数量维持在稳定水平，高水平文章（CSSCI）的平均数量为87篇，且分布均匀。第五阶段，精准扶贫扶贫研究阶段（2014至今），自2014年精准扶贫进入学界视野之后，相关研究占据扶贫研究领域的绝对优势，文献量呈井喷式增长，形成精准扶贫研究的热潮③。
总体来看，40年的扶贫研究历程中载文量有两次明显的变动：分别出现在第三阶段（1993—2001）和第五阶段（2014年至今），这与扶贫实践的阶段性特征相吻合。1994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攻坚计划》，提出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减贫目标设定的时间跨度与扶贫文献变动的时间阶段相一致，国家政策对扶贫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激励和导向作用。2013年习总书记在调研时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开始被学术界关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确定精准扶贫为基本方略。此后，扶贫研究成果中有关精准扶贫的文献数量猛增，呈爆发性增长态势，可见国家政策对于扶贫研究有极强的导向和指挥作用。从贫困发生率与扶贫研究发文量之间的关系来看，贫困发生率与发文量呈现出反相关的关系。
反贫困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同时也是相关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学者的理论研究与政府政策的出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理论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政策的制定用于问题的解决。从40年来我国扶贫研究发展历程来看，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政策的驱动效应远强于问题本身的导向作用。研究成果的高峰期往往伴随着国家强力政策的出台期，研究围绕国家政策文件展开。虽然扶贫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时政性质，但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持续而稳定的研究同样是重要的。但是目前来看，扶贫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缺乏对于一般性问题的稳定关注和研究，从长期来看，这对于贫困问题的解决存在潜在的不利影响。因此，提高学者对贫困一般性问题研究的稳定性，坚持问题导向，对于解决目前的贫困问题以及2020年之后的新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扶贫研究作者和机构的总体分析
1.核心作者与团队分布特征
Citespace具有统计分析作者发文量、合作情况、被引情况的功能，设置Node type為Author，同时设置阈值为显示前50个高产作者，时间切片为2，运行软件即可得到文献作者的相关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图中节点越大，表明发文量越多;节点中心颜色越深，表明发文时间越早，即对贫困问题关注较早;节点之问连线的粗细反应节点之间合作程度的大小。
由图2可以看出扶贫研究作者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扶贫研究领域形成了几个影响力较大的合作团队，比如以汪三贵为中心的团队、以庄天慧为中心的团队、以左停和李小云为中心的团队等，其紧密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于开展稳定的贫困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明显有利于发文量的提高;第二，除去几大合作团队之外，作者分布较为稀疏且孤立，合作关系薄弱，单独开展研究的作者中不乏发文量较高的作者，但就平均水平而言，学者之间的合作强度与发文量基本成正相关。第三，结合团队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在贫困研究领域内，各团队的研究主题各有侧重且具有持续性，主要团队的研究主题、成员、文章数量概括如表1。
2.研究机构分布
将Node type设置为Institution，其余设置不变，运行CiteSpace得到扶贫研究机构分布图（图3）。
为便于清楚了解机构发文情况，将发文量居前的科研机构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图中可见我国贫困研究领域内形成了几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合作交流中心，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除此之外，我国不少研究机构与外界的合作频率相对较低，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四川省社科院等发文量较高，但与其他机构的联系和合作较少。颜色深浅显示出了文章发表的时间分布，对贫困问题关注较早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等，这些机构对于扶贫一直持续关注，并一直保持较高的发文量。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扶贫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比图2和图3可以发现，扶贫研究的机构分布与作者分布表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
3.扶贫研究的空间差异性
从贫困地区的东西部分布差异来看，贫困地区主要集中于我国西部地区，2001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取消沿海发达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同时增加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可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就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的深度贫困地区。本文将发文量大于3篇（包含3篇）的扶贫研究机构的空问分布按地区进行统计，并通过机构数量和发文量两个维度来展示扶贫研究的空问差异性，结果如图4所示。
图中可见，无论是扶贫研究机构还是发文量，东部地区都是最高的，特别是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扶贫研究成果上占据绝对优势，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两大扶贫研究的合作中心均位于北京;相较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在研究机构的数量上相差不大，但是在发文量上有明显差距;中部地区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发文量均为最低;从单位机构的发文数量上来看，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加强东西部扶贫研究的合作交流，同时又要着力提高中西部地区扶贫研究的能力水平。
（三）扶贫研究多学科融合度分析
Citespaee能够对文献的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单位名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作者的研究领域，即扶贫研究的学科分布。以作者单位（研究机构）为研究对象，筛选发文量超过3篇的作者单位，剔除其中的“xx省社科院”、“xx大学”、“xx党校”等不能体现研究机构学科性质的单位名称，最终得到72所“学院”级的作者单位，主要通过“研究机构数量”和“发文量”两个维度来分析扶贫研究的学科分布状况，如图5所示。
从机构数量分布来看，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其次是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院、民族学院虽有参与，但是数量不多。从各机构发文量上来看，集中分布于经济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这与机构数量的分布情况基本吻合;其次，公共管理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发文量也较多;社会学院、旅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虽有参与，但是发文量不多。由此可见：扶贫研究力量高度集中于经济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即主要以经济学科参与研究为主、管理学科参与研究为辅;社会学院、民族学研究院等虽有参与，但是力量不足。各学科应该在深化对贫困问题认识的同时，加强学科之问的相互合作，推动贫困研究的跨学科发展，这既是学科优势互补的理论要求，也是目前扶贫研究学科交流程度不高的现实需求。
贫困成因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贫困治理的系统性、综合性，坚持综合治贫已经成为共识①，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在贫困研究维度、研究方法和减贫主张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且互补性强②，对我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加强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贫困问题、制定实施科学有效的减贫策略是极其重要的。目前扶贫研究的学科分布表明，扶贫的跨学科交流程度不深，很多重要的相关学科没有参与进来，这容易造成扶贫研究重要维度的缺失，不利于减贫目标的实现。
三、扶贫研究热点识别、
路径演进及前沿预测分析
（一）扶贫研究热点识别
从知识理论的角度看，关键词是论文主要内容的凝练与概括，是作者学术理想和观点的核心体现，关键词共现分析是从样本文献中抽取高频词汇，这些高频词汇反映了领域内的研究热点④。本文将N0de Type设置为Key word，选取每个切片（2年）中前10个关键词，对40年问扶贫研究热点进行识别。运行软件得到扶贫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6所示。
图中颜色的差异代表关键词的时问分布，节点中心的大小代表发文量的多少。分别从这两个维度来看：反映学者早期研究的重点关键词有“贫困户”、“农村”、“温饱”等，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主题的研究开始得较晚;“精准扶贫”、“扶贫资金”、“扶贫开发”、“贫困户”等关键词的节点中心较大，是扶贫研究领域内的热点，研究的学者数量多，发文量高。中心性是反映节点在网络中是否起到战略作用的关键节点，体现了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媒介作用的大小。从关键词中心性和词频的角度出发，筛选得到20个高频关键词（表3）。
表3 1978-2018扶貧研究领域频次和
在此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仍如图6所示，计算得到Modularity Q=0.3812>0.3，说明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在选取不同的阈值多次绘制后Mean Sihouette仍小于0.5，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扶贫研究的专注性不高导致聚类的清晰度不高。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本文结合我国扶贫研究的背景和文献资料，将相似聚类进一步归并分析，总结出如下扶贫研究主题（表4）。
第一，对精准扶贫的研究。作为扶贫思路的一种，精准扶贫是为了抵消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下降而必需采取的措施，同时也是为了解决“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2014年国务院文件《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精准扶贫思想得以落实，随即也开启了学术研究的热潮，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增长速度连续3年超过500%，占据了扶贫研究的主导位置。研究主要围绕精准扶贫的内涵界定、运行机制、实现路径、效果评价四个方面。影响较大的有汪三贵对“精准扶贫”的概念、难点分析，认为精准扶贫的难点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并围绕贫困标准、考核机制、收益机制等问题提出应对思路;邓维杰详细分析了精准扶贫中排斥贫困户的现象，提出对贫困村分类管理、双向融合识别和帮扶的工作机制;葛志军等对贫困户参与度不足这一困境进行了原因分析，指出农民自立性、信息缺乏与精准扶贫内在矛盾等多种因素造成目前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
第二，对贫困户的研究。作为扶贫瞄准的对象之一，贫困户作为基本的目标单元，在扶贫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从宏观来看，扶贫瞄准视域的放缩与扶贫效率显示出较强的相关性，虽然“县域”视角是我国扶贫开发瞄准的基准视角，但是贫困问题的根本主体仍然是贫困户;微观来看，贫困户主体的能力、权利等一系列问题都关系到其自身脱贫能力的培育，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贫困户的营养健康、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等微观问题，如张车伟（2003）运用贫困农村数据估计了不同营养和健康指标在贫困农村的回报和弹性，得出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的结论;程名望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得出健康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比教育更为显著的结论，对于农村减贫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第三，对扶贫资金的研究。作为扶贫行动的物质力量支撑，无论是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还是易地扶贫搬迁等各种扶贫政策和项目，都需要扶贫资金的支持，因此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首先是李小云对财政扶贫资金的概念界定：我国财政扶贫资金主要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其次是对扶贫资金中产生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的研究：如蔡防（2001）分析指出扶贫信贷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中存在脱离民众实际需求的问题;汪三贵（2004）指出扶贫资金应瞄准贫困户实际需求;田杰（2018）利用重庆953家扶贫资金互助社的数据分析发现互助社运行绩效不高，存在农户参与度低、规模小、收益有限、激励不足等问题。
（二）扶贫研究主题的路径演进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选择Time Zone得到关键词时区图谱（图7），进而可以分析扶贫研究主题的演进路径。
图中可见扶贫研究主题在演进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来看，第一是制度变革释放的减贫效应在80年代仍然存在，当时的扶贫研究更加注重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贫困户”这一关键词得到了不小的关注，但是扶贫开发并没有直接针对贫困户进行，与贫困户更直接相关的是救济式的帮助，且贫困标准是单一的收入标准。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温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问内被作为减贫的主要目标;第二是进入90年代之后，扶贫研究开始了以“扶贫攻坚”为主题的新一轮研究热潮，此时，民族地区开始受到学者更多的关注，旅游扶贫、小额信贷等多种扶贫方式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第三是2014年之后进入精准扶贫的研究阶段，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脱贫标准也随之提高，“温饱”的目标成为历史，代之以更为多元的脱贫标准，如2011年提出的“一达标、二不愁、三保障”等。多维贫困受到关注，扶贫研究更加注重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同时，如何做到精准施策成为扶贫研究的重点。
（三）扶贫研究前沿预测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精准扶贫作为当前脱贫攻坚的主要方略，是实现脱贫目标的重要保证。在实现目标之后，扶贫研究的重点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对我国下一步的贫困治理将会产生重要影响。Citespace软件中提供的突现词探测（burst detection）技术和算法，通过考察关键词突现的时间分布，将其中的突现词（burstterm）从大量关键词中探测出来，依靠词频的变动趋势，而不仅仅是频次的高低，来确定扶贫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
目前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多维贫困”、“精准脱贫”、“贫困治理”等方面，“民族地区”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此结果较为准确地展现了当前扶贫研究实际关注的热点。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的扶贫背景及文献资料，本文对扶贫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
第一，贫困问题不会随2020年脱贫目标的实现而终结。研究者大多从扶贫标准这一角度出发，认为扶贫标准将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提高，从而产生新的贫困人口。汪三贵等认为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采用更高的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或者最低生活需要的贫困标准，扶贫研究重点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谷树忠认为2020年之后的贫困问题是集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于一体的复合现象，需要从经济、社会、自然等多个维度进行审视和研究，即由单维贫困转向多维贫困。
第二，扶贫研究将更加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深度贫困地区与民族聚居地区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这些地区即便在2020年实现脱贫，但是仍将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依然面临较重的发展和扶贫问题。特别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民族和地域文化因素对贫困问题的影响将被更多地纳入研究范围。
第三，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化将成为研究的重点内容。张琦认为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滞后性会导致新贫困群体大量产生，城市贫困也成为国家减贫的重要任务，减贫战略重心应由农村减贫转向农村和城市减贫融合推进的方向上来，建构城乡一体化减贫模式。李小云从农村收入的结构性变化角度分析，工资收入占比高、对不平等贡献大，然而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的不均衡正成為转型贫困的主要原因，主张新的农村扶贫战略要考虑两个一体化，即城乡一体化和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
（责任编辑：石洪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