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与落寞
耿翊然
摘 要 我国的铨选制度,首推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始自隋代,历经唐宋,日渐完善,终于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成为一代又一代士人心中的图腾。可是,时间迁延已久,一些人批判其弊端,在1905年,科举大厦轰然倒塌,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废弃。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下對考举者人生的影响,在帮助考举成功者向上层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又造成一批考举失败者的悲剧人生。
关键词 科举制度 阶级流动 人才选拔
一、引言
孙中山先生曾有一个观点,大致是考试制度可以弥补委任与选举的弊端,他认为考试制度是我国的一大发明。考量我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确实是我国贡献给世界的一种智慧。尽管在科举制度废弃的前几年,已经有声音不断呼吁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育新式人才,但是一朝废除之后,又有人怀念起科举制的优点。在大历史的视域下,我们看到的王侯将相的家谱,普通人的血泪被有意无意地掩藏了,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科举制下普通人的悲欢。其实,如果我们能把目光下移,寻绎整个科举制度史,我们会看到其中蕴含了多少落寞,多少荣耀。每一个为科举奋战的人,不管成功与否,都是科举道路上的小人物,他们的荣耀和落寞,躲藏在大历史的背后,淹没于故纸堆中,有谁曾听见他们的声音?即使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又有谁知道他们荣耀背后的苦辛?
二、荣耀:科举制度促进了士子的阶层流动
隋代以前,选士制度主要集中于社会上层,出身豪门的子弟,甫一出生,就像含着金钥匙,生活优渥,位居社会的上层,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畸形局面。由此形成的,上者永远为上,而沉积于下层的读书人,一直为下层,即使是荣登高位,也不被上流社会所接受,从而导致社会的阶层流动逐渐停滞,造成社会阶层的日渐固化。下层优秀人士的上升渠道被堵死,社会也就无从展现其活力。隋代开科举以后,大批寒门士子拥有了上升的渠道,有了新的出路。科举路上,白发苍苍者仍不知疲倦的为了科举的名分而努力。
有唐一代,国力强盛,士人胸襟开阔,诞生出许多影响历史的人物。与之前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唐代人物辈出,实有其缘由,根本原因即在于科举制之开放,下层寒门士子得以有上升的途径。虽然我们后人看起来,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在汲汲于求仕进,无缘官运,但是从整个历史上来说,唐代的杰出人物众多,是跟其开放选才制度有关。纵观唐代近300年历史,虽然中后期宦官把政,但是科举制并未被中断,反而有愈加制度化、规范化的趋势。武则天之时,创立糊名法,虽未广泛使用,但其努力使科举考试更加公平的做法可以说是惠及广大寒门子弟;也说明人才选拔引起政府重视,日渐进入规范的轨道。中晚唐以后,地方割据造成地方和中央上下不通,改变了人才流动的渠道,于是就有部分士子企图向割据政权求仕进,韩愈的名篇《赠董邵南游河北序》,含蓄地指出,一个读书人,在时局动荡之时,即使是科举一途有障碍,也不应该向割据政权求官职。这个赠序从侧面也反映出,科举的道路,已经成为当时人十分看重的道路。这一认识,几乎延续千年,对于读书人来说,出身不由科举,便实为一生的遗憾。
延至宋代,科举更为兴盛,有宋一代的名臣贤相以及文学名士,几乎皆由科举选出,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司马光等,都是卓卓优异的例子,甚至欧阳修为主考官选拔苏东坡的故事还被传为佳话。苏东坡伪造典故的行径,欧阳修不但不以为忤,还以为人才难得,既反映出欧阳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怀,更反映出科举制下,卓异人才上升途径的无限种可能。
范仲淹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范例,如果说苏东坡的家庭还算中上之家的话,那么范仲淹的家庭纯粹是赤贫。范仲淹早年丧父,母亲改嫁,他的姓氏也改做朱氏,但是,范仲淹发奋苦读,终于以一介寒士,位极人臣,成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几乎是代表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而他在苦读期间,极端清苦,昭示了科举是读书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不管是贵胄子弟,还是寒门子弟,只要肯读书,书中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自然会出现。站在后世的立场,我们可以说读书人的眼中只有官位和钱财,多么的俗气,但是在古代,整个社会呈现扁平化状态,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基本集中于官僚系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尚没有发展起来的前近代社会,知识分子上升的途径只有一条路——科举,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科举制度赋予士子合法的上升的权利,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农家子弟,只要在承平之时,有三至五代的积累,便可以有一人去参加科举。这就出现一种可能,就是一旦该士子登第,“鸡犬升天”便在分内。
三、落寞:科举制造下的人生悲剧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塑造了一个中举之后近乎疯掉的范进形象,因为太过形象,几乎成为科举反面作用的代名词。科举在步入明清以后,其僵化、死板的选才方式日被诟病,龚自珍就曾经对科举制下死气沉沉的气氛表示不满,称之为“万马齐喑”。其实,不仅是范进,科举制下,无人能够幸免,众多读书人钻进牛角尖,走进死胡同,视野之内,似乎是除了科举一条路,再无其他的路可走。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的名篇《孔乙己》描述了一个落魄的读书人形象,这个在科举路上蹒跚而行的人,终于没有逃过科举的压迫,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他死了。这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其实在孔乙己的背后,还有千万个孔乙己,他们的人生命运也各不相同。
明代大才子唐寅,即著名的唐伯虎,就是科举制度的一个受害者。年轻之时,唐伯虎也是一门心思考科举,他到北京参加科举时,拜会了当时的主考官程敏政。成绩出来以后,唐伯虎名次靠前,舆论大哗,以为程敏政有泄露题目之嫌,最后事情闹到皇帝那儿,结果是唐伯虎的成绩作废,终身不得进入考场。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无缘进入科场,那就意味着一生没有了希望,后来的唐伯虎因画春宫画而闻名天下,恐怕是科举一途不得之后的百无聊赖消遣之举。我们可以说,唐伯虎个人的失意,也为中国艺术史和文学史增添了一种风情,单就唐伯虎本人来说,现实太过残酷。“文章憎命达”,大约只有在落魄之下,文人的思绪才能泛出最活跃的细胞。
科举制愈到后期,僵化愈重,但是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走上仕途对其而言是最好的选择。鲁迅先生算是当代人最为熟知的文学家了,他们的父祖乃至整个家庭都受科考案的波及。鲁迅12岁那年,其祖父科场贿案败露,朝廷判为“斬监侯”,导致家境败落,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由小康人家堕入困顿”。与唐伯虎相同,家境的败落以及小时候的磨难,让鲁迅冷眼看这个世界,竟然催生出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这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也不是一家人搏命,大批士子义无反顾地走向科举,他们没有回头路。有的人丢掉了性命,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更多的人,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即使是从地方志入手,也几乎看不到科举制下的士子的悲剧。科举密网的笼罩之下,读书人别无他途,只有冒着搭上身家性命的风险,往前奋进,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也在所不惜。看到士子们奋进的身影,我们不知道该是为此欢呼,还是该为之悲戚?
四、影响:科举制下,学问走向一个极端
科举的原意是选拔人才,鉴于汉代以后的察举制,已经选拔不出真正的人才,众多寒门士子流落于民间,不得上达,开创隋唐辉煌的时代精英们创造出科举一条路径,然而,一种制度一旦实行,便有人钻其中的空子,时间久了,制度本身反而会成为一种桎梏,构成一种僵化的体制,造成死气沉沉的局面。
清代的蒲松龄,以著作《聊斋志异》闻名于世,他年轻时,文采名动一时,可是后来参加国家科举考试,却屡试不中,直到71岁才成为贡生,此时距他去世已不过5年时间。蒲松龄一生为生活所迫,只能依附他人,成为一个幕僚。是蒲松龄的才气不够吗?非也,他写出名动天下的短篇小说集,至今仍影响巨大,许多篇目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那蒲松林为什么中不了举?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科举制度下,学术走向一个极端。科举不是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而是阻碍了学术的进展,它把学术逼进了一个死胡同。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在这个制度下,才气被压抑了,而大批的庸才,甚至是蠢材,却因为契合了时代的需要,得以飞黄腾达。《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司文郎》,说有一位盲和尚靠用鼻子闻,辨别文章的优劣,只有那些闻起来臭的文章,才能通过科举考试,多么具有反讽意味,这是不是蒲松龄愤怒的抗议?
我们可以拉长视野的距离,透视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有多少状元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真正推动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其实是那些没有科举名分的人,李白、杜甫、唐伯虎、左宗棠等一系列人物,为我们创造光辉灿烂的文化图景,但是他们却没有在科举之中获得应有的位置。以左宗棠为例,他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主持军务收复新疆地区,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被科举名分所困扰,因为他只是一个举人。后来,慈禧太后感念他功劳太大,授予他一个“进士出身”,但是左宗棠本人仍然是遗憾终身。科举制度当然优于出身论,但是在科举制度日益僵化的后期,不利于考举文人们的创新思维发展。
我们经常能在网上看到一件写有密密麻麻文字的长衫,专家告诉我们这是科举时代用于作弊的“小抄”。虽然明清两代,刑罚十分残酷,动辄满门抄斩,但是众多士子仍然为了登第,不惜一搏。选拔人才,不是选择优秀的人,而是考查其是否记住了圣贤说的话,乃至是如何理解圣贤说的话,这就走到一条死路。晚清末年,世界各国列强,对我国虎视眈眈,都想来分一杯羹。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清末,统治者们不仅没有意识到与世界的差距,还在井底之蛙的美梦里沾沾自喜。虽然该科考试的其他题目有涉及时政的,但总体而言,精英知识分子所学的,不是社会所最紧迫需要的。一个国家,与世界脱轨,从上到下,落后到这种程度,怎么能不被别人欺负?科举的本意是选拔人才,但是这一制度时间久了,对学校教育形成钳制。新式学堂立起来,但去的学生少;旧式的私塾里,咿咿呀呀学着子曰诗云的仍在多数。就是说,从整体方向上来说,清末的路就走错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科举这个指挥棒的引领。
一项制度,新生之时,一般都充满活力;时间久了,如果不改革,就会走向死路。在科举制度最初形成之时,是当时先进的选官制度,也大力地促进了参举成功者的社会阶级流动。但是在科举制度日益僵化发展的后期,刻板的科技制度反而限制了文化发展,且导致了一批批有悲剧色彩的考举人生。在世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科举制度也应该要随着时代改革发展的,也许这样会避免那些悲剧。
参考文献:
[1] 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J].历史研究,2000(6):3-16.
[2] 房列曙.论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J].安徽史学,2006(6):59-68.
[3] 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不等于否定废科举[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6(3):60-72.
[4] 田澍.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01):6
[5] 邓俊康.清朝末期废除科举制的主要原因分析与论证[J].考试周刊,2014(89):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