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庄晓平 尹书华 孙艺萌
[摘要]政府信任是政治学、社会学新兴的研究领域，旅游研究对此鲜有涉及。文章以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为研究目标，借鉴了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从政府信任的制度理论、文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的3种理论视角，构建了6个理论假设维度。以广东省开平市自力村、马降龙村、锦江里村3个村落为研究案例地，展开实证调研，运用SmartPLS 3.0软件分析相关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居民决策权、人际信任、文化价值观和感知利益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且政府绩效与人际信任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文化价值观，最后是居民决策权和感知利益。研究为旅游地政府的善政良治提供理论支待，从而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06-0024-12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6.008
引言信任作为现代性的后果，陆续进入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研究视野，尤其公民与政府信任的研究是推动及实现政府善治、公众支持的重要研究。旅游作为我国重要的产业经济，政府与居民作为其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之间的信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前较少学者重视此方面的研究。从理论上看，一个政治稳定和制度透明的政府有利于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政府信任度的提高，是实现政府善政良治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现实上看，近年来某些旅游发展地区的政府把旅游业视为创造业绩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政府通過旅游正式、非正式部门控制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作为经济驱动力影响着居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在某些旅游地，居民对政府管理和控制的一些遗产类景点表现出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反应激烈的表现为村民对政府的政策不满，破坏旅游成果，强硬阻止游客进入景区，或是转化为隐形的反抗行为，不配合开发、暗地里破坏景区景点的观赏价值，希望阻止旅游进一步的发展。究其根源在于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未能及时转化自身角色、加强制度建设，引起了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缺失，从而影响了旅游的发展，使居民与政府的利益冲突逐渐成为普遍性问题。究竟旅游发展使哪些因素影响着旅游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是钱，还是权？因此，探究旅游地居民与政府的信任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既是构建地方政府善政良治的理论需要，也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
1 旅游发展下的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的运作产生出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的结果所持有的信念或信心，当政府的行为达不到公民的心理预期时，就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与描述政府信任相比，对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自1960年政府信任的研究在美国兴起以来，逐渐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目前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研究的热点话题。国外学者大多从政府信任起源的理论视角探究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并逐渐形成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制度理论解释路径和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解释路径。国内学者则从政府信任主客体视角进行分析，形成从公众和政府角度探讨政府信任的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的研究路径。
相比之下，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居民与政府信任关系尚处于一个较新的研究阶段，目前，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基本上沿用了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即从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方面探究影响政府信任因素，也就是借助制度论、文化论，加上旅游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社会交换理论3种理论模型来探究旅游发展中的政府信任。代表性的人物是Nunkoo，他对旅游地居民与政府信任关系做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主要以政府信任的制度理论、文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指出影响居民对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绩效、居民决策权、文化价值观、人际信任、居民感知利益和感知成本、居民的旅游知识等。另有一种较少学者涉及的研究视角，即从政府信任主客体的视角分析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主体包括表达信任的个人、居民、公民、社区等，又被称为社会资本视角；客体即被信任的对象，包括个人、组织、政府等，又被称为政府绩效视角。如国内学者肖艳荣以旅游地开发中拆迁安置居民为例，指出影响政府信任的主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月收人等人口统计变量因素，客体包括政府机构、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公共服务等因素。左冰等以井冈山景区居民为研究样本，指出红色旅游区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差别，揭示了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影响着他们对旅游的支持程度；文化信任比制度信任更为重要，且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支持不完全是基于理性的计算的结果。总的看来，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职责，或将政府信任作为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积极性的原因或居民支持社区旅游的因素，但对哪些因素影响着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研究较少涉及。故此，本文选取广东开平古村落为案例地，在借鉴西方旅游学者们所普遍使用的研究范式，即制度论、文化论、社会交换理论3种理论视角，提出研究假设，探讨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并对此进行验证。
2 理论假设维度的说明
2.1 制度理论
政府在旅游开发中占主导地位，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管理和控制旅游地的发展，因此，制度信任是影响旅游地居民信任的主要因素。制度理论认为“政府信任是内生的，强调政府信任和不信任是个人对政府绩效的理性回应”，从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来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基于眼前物质利益的计算以及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当政府的所为增加了人民的福祉，政治系统的运作符合公众利益，贪污腐败行为得到控制时，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就会增加。制度理论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政府绩效。它是衡量政府信任的最主要标准，决定了政府信任的程度，是政府信任的前提。政府绩效既包括了外在绩效，即政府是否有为民众提供好的政策、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甚至政府官员是否有“好人”的感觉；也包括了内在绩效，即经济绩效，政府是否提高了民众的经济水平。政治学家们普遍认为，政府绩效对公民的信任有着强烈的影响，在塑造政府信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研究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积极评价都正相关于政府信任。Nunkoo通过对加拿大安大略省尼亚加拉地区391位居民进行调查发现，政府绩效显著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第二，居民决策权。政府信任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居民决策权，也是“个人做出那些影响他们生活决策的能力”。权力是配置信任的重要手段，双方在权力极不平等的条件下，很难建立信任关系。在旅游发展中，政府在规划与政策制定中占有主导地位，使最初拥有旅游资源的居民缺失相对的话语权。随着旅游业的开发，居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加，渴望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对村内公共事务表现出较强的参与意识和明显的民主诉求。Nurikoo研究发现，拥有较大决策权的居民，不仅在旅游业方面相信政府，而且在整体上相信政府。左冰等对井冈山居民的调查中也指出，重视居民的决策权会有助于政府信任的提高。因此，根据以上理论，本文选取了政府绩效和居民决策权两个维度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进行理论假设：
H1：政府绩效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2：居民决策权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2.2 文化理论
文化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外生的，根植于社会文化规范和早期人们成长的社会环境而形成的风俗习惯，是人际信任的延伸。”具体来讲，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原因，高度的社会信任会产生高度的政治信任。从文化主义的视角解释政府信任有不同的路径，主要从文化价值观和人际信任等方面来分析：
第一，人际信任。文化理论假设信任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即从出生起，人们就学会了信任或不信任他人，通过体验文化中的其他人如何对待自己，以及如何回报他人等行为做出反应。公众的人际信任程度直接影响了对整个政府的信任。人际信任越高，对政府信任的“溢出效应”越明显，即较高的人际信任產出的“溢出”作用，可以投射到政治制度，使人们更容易信任自己的政府。有学者在对我国城市和乡村居民政府信任的比较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同样的，Nunkoo等通过对毛里求斯居民的实地调查指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第二，文化价值观。文化理论认为短期的物质利益计算只是政府信任的一部分，仅从政府绩效的角度解释政府信任是不全面的，因为制度理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史天健教授指出，中国文化的两个方面对政府信任有很大的影响：一是人们对权力和权威的定位，中国传统文化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等级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的权力，个人所做的是服从和尊重权威；二是对待冲突的态度，与西方尊重自我利益相反，中国文化是一种理想型的社会控制的思想，当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提倡牺牲自己的利益，保证集体的利益，即使政府没有满足他们利益的时候，也不会失去对政府的支持。其他学者同样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将道德与政府相混合，使政府获得较高的信任。因此，根据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H3：人际信任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4：文化价值观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2.3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Homans创立，主要代表人物有Homans、Blau和Emerson等。该理论用于解释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是以获得奖赏和报酬为目的，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是一个相互让渡价值、相互交换价值的过程；，也就是有收获也有付出。交换是人类行为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换双方通过定期履行义务和交流的扩大而产生信任。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程度是基于交换关系中的积极或消极结果进行评价。所以，衡量信任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利益和成本。
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个人收人，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旅游地居民所能感知的利益。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商品、服务、土地和财产的价格增加，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增加犯罪和造成交通拥堵等，这是感知成本。Nunkoo和Ramkissoon通过对毛里求斯居民调查发现，居民的感知利益与旅游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但在随后的对尼亚加拉地区居民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居民感知利益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成本没有显著影响。尽管出现不同的结果，毋庸置疑的是感知利益和感知成本可能是影响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两个重要维度。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5：感知利益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6：感知成本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结合以上假设，本文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因素（图1），在基本维度中，政府绩效、居民决策权、人际信任、文化价值观、感知利益和感知成本是自变量，政府信任是因变量。
3 研究案例地概况
3.1 案例地概况
开平碉楼与村落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是集居住、防卫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式建筑，为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碉楼始建于明朝，成熟于清代和民国时期，兴盛时期多达3000多座，现存1833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2007年6月28日，在新西兰召开的第31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广东省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包括自力村、马降龙村、锦江里村和三门里4个古村落，因三门里尚未进行旅游开发，为了保证数据的严谨性和客观性，本研究以前3个村落为案例地（图2）。
选择该案例地的原因在于：3个村落在旅游开发初期，村民均对政府的旅游开发政策不理解，并采取了激烈的反对手段，如马降龙村村民用布条和横幅将碉楼围起来，自力村村民和锦江里村村民们将石子堵在村里主要干道上，不让专家和游客进入参观。后来，经过碉楼办公室多方沟通，终于同意开发。在开发过程中，3个村落的旅游发展程度不一，自力村的旅游发展最为充分，每位村民每年获得的旅游收益最高；马降龙村次之，锦江里村最低（图3）。笔者前期的研究发现，旅游作为主要的经济驱动力，已逐渐改变着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同村落因旅游发展程度不同，3个村落村民们在民主、公平等的诉求以及利益分配与社区参与等方面表现不同。随之展示在调研与访谈中，村民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不一样。此现象引起笔者研究兴趣：哪些因素影响着旅游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3.2 问卷测量
根据以上6个方面的假设，在广泛阅读居民与政府信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预调研和案例地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专家意见，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影响政府信任模型的6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及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其中，6个自变量中的“政府绩效”（X1-X6）维度的测量借鉴了Nunkoo等、Wong等、Luhiste的研究成果；“居民决策权”（X7～X9）借鉴了Latkovaff Vogt的研究成果；“人际信任”（X10～X12）借鉴了Luhiste的研究成果；“文化价值观”（X13～X16）借鉴了Shi和Nunkoo等的研究成果；“感知利益”（X17～X20）和“感知成本”（X21～X24）借鉴了Gursoym，LatkOVa和Vogt、Nuhkoo和Ramkissoon的研究。因变量“政府信任”（Y1～Y5）则借鉴了Shi、Wong等和Liihiste的研究而设计问卷指标。问卷设计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方法，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3.3 数据收集
本研究于2016年12月在自力村、马降龙村和锦江里村3个村落进行访谈，了解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状况。2017年4月14-18日进行预调研，正式调研在4月28日—5月2日开展。3个村落常住居民约80多户，其中，自力村20多户，马降龙村40多户，锦江里村20多户。采用随机调研的方式，对当地村民进行调研，对不识字或不能独立完成的村民，调研员对其进行解释并协助完成问卷，对于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居民让其独立填写，并现场收回问卷。本次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10份，有效问卷106份，问卷回收率为91.7%，问卷有效率为96.4%，其中，自力村38份，马降龙村42份，锦江里村26份，问卷数量基本涵盖案例地的常住人口。居民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3.4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PLS）构建结构方程，利用SmartPLS 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对数据分析。选择PLS方法主要原因为：第一，PLS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分析方法，对样本量的要求较低，可以利用有限的样本达到较好的分析效果；第二，PLS可以解决变量之间多重共线的问题，克服变量多重相关性在建模过程中的不良作用；第三，PLS不仅可以用于理论的验证，而且可以检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未来研究提供建议。根据Hulland的建议，PLS分析主要包括两个阶段：（1）评估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2）对结构模型进行评估。
4 研究分析
4.1 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测量模型的信度，从表2看到，各测量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各潜变量的观测变量是唯一度量的；此外，CR大于0.7且均大于0.8，表明各测量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和稳定性。
外部模型效果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潜变量的负载系数、平均方差提取率等几个指标。从表3可以看出，本研究测量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6，大部分达到0.7以上的水平，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内敛效度。各潜变量的AVE值都满足了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明变量的收敛度较高。另外，各潜变量的系数不为1，且所有潜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大于相对应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强的判别效度。
4.2 结构模型的评佑
结构模型评估主要通过拟合指数R2、标准化系数刀和显著性水平（t值）等指标进行检验。从图4看到拟合指数R2=0.804，说明模型的拟合指数效果良好。采用Bootstrapping对结构模型进行系数检验，根据t值大小判断系数路径是否显著且不为0，检验对假设关系的支持力度。如图4所示，提出的6个假设中，有5个通过显著性的假设检验。因此，提出的模型可以较为充分地检验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4.3 研究结论
上述研究通过对政府绩效、居民决策权、人际信任、文化价值观、感知利益、感知成本6个自变量和政府信任1个因变量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绩效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β=0.303，t=4.069，p<0.001）（图4），研究结果支持H1。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是基于政府为人们提供公共福利的能力之上，而一个表现拙劣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对政府的表现越满意，越相信政府”。研究结果与Nunkoo和其他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制度变量中的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结论相一致。另外，从路径系数来看（p<0.001），意味着政府绩效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最大，具有很强的显著性。研究支持了如果当地政府在旅游开发中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保证利益分配和尊重村民意见，保证地方官员的清正廉洁和财务透明，就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的观点。在随后的访谈中也支持了这一观点，3个村落的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与评价并非完全一致，自力村村民对政府评价和信任度在3个村落中最高，马降龙村次之，最后是锦江里村。实际上旅游发展带给这3个村落的经济收益也是不一样的，自力村的收益最高，是其他村落羡慕的对象，马降龙村次之，锦江里村最少。
“政府各个方面都挺好的，村长呢，也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有什么意见他也会听我们的，旅游收入還不错，比种地好很多了。每年的财务也都有公开，贴在墙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自力村，方姨，38岁，2017.4.15
马降龙村村民对当地村委的表现不太满意，认为政府没有实现当初的承诺，也没有为本村着想，不顾村子未来发展。
“唉，你看看那些村干部，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9点上班，5点下班，没好好搞一搞本村的旅游业，也不跟旅游公司商量一下，跟自力村相比，差好多，你看看后面那些私人搞的旅游，都比这个强。”
——马降龙村，黄叔，50岁，2017.4.16
“他们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哪能知道啊，一年门票收入也就400多块钱，太少了。”
——锦江里村，黄姨，46岁，2017.4.17
3个村落中锦江里村的旅游发展较为萧条，村民认为政府没有充分开发本村的旅游资源。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支持了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有绝对的影响的同时，访谈中居民也表达了对政府信任还取决于政府官员的政治表现和道德操守。如他们会比较信赖某个表现好的、比较有公仆心的政府官员，并推荐给调研者进行访谈。
（2）研究结果支持H2，即个人决策权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34，t=2.109，p<0.5）。以往研究表明，当居民个人在旅游开发与管理中有越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时，对当地政府越信任。学者Oberg和Svensson曾指出，若一方（如居民）相对于另一方（如政府）来说权力较弱或甚至没有权力时，两者在合作中并不存在信任。研究结果支持了西方学者们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被赋予决策权的往往是年轻人，或是因为年轻人精力充沛、受教育程度较高、权利意识强，抑或“见过世面”等，村落中的年长者几乎都自愿将权利交给年轻人，他们更习惯性地服从“上面，，的安排。
“嗯，村内有时候会开会，商量一下问题，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
——自力村，方哥，32岁，2017.4.15
“我们这个不太清楚，上面说啥就听着，我年纪都这么大了，这个让年轻人做主就行了。”
——自力村，周姨，65岁，2017.4.15
（3）研究结果支持H3，即人际信任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61，t=4.334，p<0.001），当人际信任越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研究结果与一些政治学家研究结果相一致，但与Nunkoo和Smith认为“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的研究结论相反。两者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较大受制于传统的文化背景、现有的社会制度等因素。Nunkoo在研究中也指出，由于加拿大尼亚加拉地区处于后工业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由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被改造为相对“薄弱”的信任关系，且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没有延伸至政治机构，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但本文的案例地以中国村落为例，与西方文化信任方式不同的是，我国的人际信任是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乡土人际关系，正如韦伯所指，“中国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准亲戚关系之上的”。开平古村落间的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在旅游公司中担任管理者，或是开平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与古村落村民们沾亲带故的开平市人，村委会成员更是村落中的村民所担任。在这种熟人社会中，相信他人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高度的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溢出效应。
“我当然相信自己的邻居啦，家里有什么困难，都会互相帮助一下，以前种地的时候，比较苦，大家忙完自己的，有时候也会互相帮一下，现在当然也是啦，村委会主任就是老熟人了，他通知开会，我们没钱都会去。”
——自力村，关叔，53岁，2016.12.10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有什么事情都知道。现在更好了，村子里有了保安，还安了监控，出门有时候也不用锁门，没啥事，挺放心的，要感谢政府。”
——马降龙村，关叔，55岁，2017.4.16
（4）研究结果支持H4，即文化价值观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62，t=3.198，p<0.01），且居民的文化价值观越高，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研究结果与西方学者Nunkoo所认为的“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但和我国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相一致，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众在长期的儒家思想和威权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传统文化价值中，威权主义价值观作为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都有利于形成较高的政府信任”。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中的“威权主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根源不只是在于文化传统，也在于社会现实。在调研中，有些村民接受访谈时，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谨慎”态度，尤其涉及“政府”“信任”的字眼时，他们或紧张敷衍，或避而不谈。
“这件事情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你去问别人。”
——马降龙村，黄姐，32岁，2016.12.12
“政府都好，都好，我刚才没有什么地方说错话吧。”
——自力村，方姨，62岁，2017.4.15
（5）研究结果支持H5，即感知利益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80，t=2.397，p<0.05），研究表明居民在旅游业中得到的利益越多，越相信当地政府。观点与Nunkoo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一致，即居民感知利益越多，越相信政府。当政府行为提供激励和福利，并鼓励民众相互合作时，民众会对政府产生信任。“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含了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3个村落旅游发展的深入，提高了村民们的经济水平，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环境，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利益的获得，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满意度，也提升了村民们对政府的信任。验证了Blau的社会交换理论所认为的“当社會交换的结果达到预期或较好时，会增加双方的信任”。
“村里有了公共厕所，还有纸，每天都有人打扫，可干净了，这点政府和旅游公司做得不错。”
——自力村，黄姨，53岁，2017.4.15
“自发展旅游业之后，村子里修了新路，以前路都不好走的，现在多方便。原来电线在上面，绕来绕去像个蜘蛛网一样，不好看也不安全，现在把电线也都埋到地下了，看不到了。墙也帮我们刮了，每天都有专门的人打扫，收垃圾，现在环境都好了，感谢政府。”
——锦江里村，关姨，48岁，2017.4.17
（6）研究结果对H6旅游地居民的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不支持（β=-0.066，t=1.281，p>0.05）。這与Nunkoo和Ramkissoon所认为的“居民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均有显著影响”结论相反。有学者认为，制度政策和冲突解决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此，感知成本的负向影响不显著的原因既有可能与3个村落目前旅游发展的饱和程度不高、带来的负面感知不强有关，也有可能在于政府处理村民的诉求比较及时。如作为依靠土地为生的村民来讲，土地是村民非常关注的利益点，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占用部分农耕地，但在调研中发现，村民对政府的土地补偿政策表现出较为满意的态度。
“村子里的地大部分都被政府承包了，种上油菜花，也不用自己打理，我现在老了，干不了农活，现在由他们帮我们打理，而且一年还有千把块的收入，感觉到很知足，非常满意。”
——自力村，黄姨，68岁，2017.4.16
5 研究总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可知，旅游作为主要的经济驱动力，改变村民们的经济水平的同时，也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就案例地而言，调研结果表明：政府绩效与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文化价值观，最后是居民决策权和感知利益，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国外学者研究发现，政府介人旅游业的根本应该是为了保护社会利益，如果政府在旅游开发中的政治不公和过度干预旅游政策制定，有可能因此受到民众的指责。但通过案例地的研究发现，文化价值观对政府信任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即在我国，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基于对政府表现的评价，更深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所流传下来的价值观中，政府是村民的父母官，村民们对政府的依赖度较高，因此能忍受政府干预的底线相对比较低。左冰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二，根据国外交换理论学者们研究表明，居民做出的决策主要在于计算成本和收益，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交换关系产生的风险和成本会使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案例地的研究表明，旅游发展的感知成本较少影响着村民对政府的信任。由于本文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和量表检验在中国情境下的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因此，在量表维度的设计和比重方面，未能更好地展示中国语境的影响，希望以后研究可以结合质性的研究方法，对测量指标进行行修正和完善。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旅游地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正而临着前所未有的改变，居民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的考量也应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需要不间断的长期的跟踪研究。因此，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是旅游学者们未来可以探究、也值得探究的领域。
[摘要]政府信任是政治学、社会学新兴的研究领域，旅游研究对此鲜有涉及。文章以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为研究目标，借鉴了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从政府信任的制度理论、文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的3种理论视角，构建了6个理论假设维度。以广东省开平市自力村、马降龙村、锦江里村3个村落为研究案例地，展开实证调研，运用SmartPLS 3.0软件分析相关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居民决策权、人际信任、文化价值观和感知利益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且政府绩效与人际信任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文化价值观，最后是居民决策权和感知利益。研究为旅游地政府的善政良治提供理论支待，从而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06-0024-12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6.008
引言信任作为现代性的后果，陆续进入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研究视野，尤其公民与政府信任的研究是推动及实现政府善治、公众支持的重要研究。旅游作为我国重要的产业经济，政府与居民作为其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之间的信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前较少学者重视此方面的研究。从理论上看，一个政治稳定和制度透明的政府有利于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政府信任度的提高，是实现政府善政良治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现实上看，近年来某些旅游发展地区的政府把旅游业视为创造业绩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政府通過旅游正式、非正式部门控制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作为经济驱动力影响着居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在某些旅游地，居民对政府管理和控制的一些遗产类景点表现出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反应激烈的表现为村民对政府的政策不满，破坏旅游成果，强硬阻止游客进入景区，或是转化为隐形的反抗行为，不配合开发、暗地里破坏景区景点的观赏价值，希望阻止旅游进一步的发展。究其根源在于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未能及时转化自身角色、加强制度建设，引起了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缺失，从而影响了旅游的发展，使居民与政府的利益冲突逐渐成为普遍性问题。究竟旅游发展使哪些因素影响着旅游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是钱，还是权？因此，探究旅游地居民与政府的信任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既是构建地方政府善政良治的理论需要，也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
1 旅游发展下的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的运作产生出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的结果所持有的信念或信心，当政府的行为达不到公民的心理预期时，就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与描述政府信任相比，对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自1960年政府信任的研究在美国兴起以来，逐渐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目前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研究的热点话题。国外学者大多从政府信任起源的理论视角探究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并逐渐形成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制度理论解释路径和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解释路径。国内学者则从政府信任主客体视角进行分析，形成从公众和政府角度探讨政府信任的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的研究路径。
相比之下，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居民与政府信任关系尚处于一个较新的研究阶段，目前，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基本上沿用了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即从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方面探究影响政府信任因素，也就是借助制度论、文化论，加上旅游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社会交换理论3种理论模型来探究旅游发展中的政府信任。代表性的人物是Nunkoo，他对旅游地居民与政府信任关系做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主要以政府信任的制度理论、文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指出影响居民对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绩效、居民决策权、文化价值观、人际信任、居民感知利益和感知成本、居民的旅游知识等。另有一种较少学者涉及的研究视角，即从政府信任主客体的视角分析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主体包括表达信任的个人、居民、公民、社区等，又被称为社会资本视角；客体即被信任的对象，包括个人、组织、政府等，又被称为政府绩效视角。如国内学者肖艳荣以旅游地开发中拆迁安置居民为例，指出影响政府信任的主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月收人等人口统计变量因素，客体包括政府机构、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公共服务等因素。左冰等以井冈山景区居民为研究样本，指出红色旅游区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差别，揭示了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影响着他们对旅游的支持程度；文化信任比制度信任更为重要，且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支持不完全是基于理性的计算的结果。总的看来，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职责，或将政府信任作为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积极性的原因或居民支持社区旅游的因素，但对哪些因素影响着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研究较少涉及。故此，本文选取广东开平古村落为案例地，在借鉴西方旅游学者们所普遍使用的研究范式，即制度论、文化论、社会交换理论3种理论视角，提出研究假设，探讨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并对此进行验证。
2 理论假设维度的说明
2.1 制度理论
政府在旅游开发中占主导地位，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管理和控制旅游地的发展，因此，制度信任是影响旅游地居民信任的主要因素。制度理论认为“政府信任是内生的，强调政府信任和不信任是个人对政府绩效的理性回应”，从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来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基于眼前物质利益的计算以及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当政府的所为增加了人民的福祉，政治系统的运作符合公众利益，贪污腐败行为得到控制时，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就会增加。制度理论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政府绩效。它是衡量政府信任的最主要标准，决定了政府信任的程度，是政府信任的前提。政府绩效既包括了外在绩效，即政府是否有为民众提供好的政策、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甚至政府官员是否有“好人”的感觉；也包括了内在绩效，即经济绩效，政府是否提高了民众的经济水平。政治学家们普遍认为，政府绩效对公民的信任有着强烈的影响，在塑造政府信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研究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积极评价都正相关于政府信任。Nunkoo通过对加拿大安大略省尼亚加拉地区391位居民进行调查发现，政府绩效显著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第二，居民决策权。政府信任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居民决策权，也是“个人做出那些影响他们生活决策的能力”。权力是配置信任的重要手段，双方在权力极不平等的条件下，很难建立信任关系。在旅游发展中，政府在规划与政策制定中占有主导地位，使最初拥有旅游资源的居民缺失相对的话语权。随着旅游业的开发，居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加，渴望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对村内公共事务表现出较强的参与意识和明显的民主诉求。Nurikoo研究发现，拥有较大决策权的居民，不仅在旅游业方面相信政府，而且在整体上相信政府。左冰等对井冈山居民的调查中也指出，重视居民的决策权会有助于政府信任的提高。因此，根据以上理论，本文选取了政府绩效和居民决策权两个维度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进行理论假设：
H1：政府绩效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2：居民决策权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2.2 文化理论
文化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外生的，根植于社会文化规范和早期人们成长的社会环境而形成的风俗习惯，是人际信任的延伸。”具体来讲，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原因，高度的社会信任会产生高度的政治信任。从文化主义的视角解释政府信任有不同的路径，主要从文化价值观和人际信任等方面来分析：
第一，人际信任。文化理论假设信任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即从出生起，人们就学会了信任或不信任他人，通过体验文化中的其他人如何对待自己，以及如何回报他人等行为做出反应。公众的人际信任程度直接影响了对整个政府的信任。人际信任越高，对政府信任的“溢出效应”越明显，即较高的人际信任產出的“溢出”作用，可以投射到政治制度，使人们更容易信任自己的政府。有学者在对我国城市和乡村居民政府信任的比较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同样的，Nunkoo等通过对毛里求斯居民的实地调查指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第二，文化价值观。文化理论认为短期的物质利益计算只是政府信任的一部分，仅从政府绩效的角度解释政府信任是不全面的，因为制度理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史天健教授指出，中国文化的两个方面对政府信任有很大的影响：一是人们对权力和权威的定位，中国传统文化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等级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的权力，个人所做的是服从和尊重权威；二是对待冲突的态度，与西方尊重自我利益相反，中国文化是一种理想型的社会控制的思想，当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提倡牺牲自己的利益，保证集体的利益，即使政府没有满足他们利益的时候，也不会失去对政府的支持。其他学者同样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将道德与政府相混合，使政府获得较高的信任。因此，根据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H3：人际信任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4：文化价值观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2.3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Homans创立，主要代表人物有Homans、Blau和Emerson等。该理论用于解释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是以获得奖赏和报酬为目的，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是一个相互让渡价值、相互交换价值的过程；，也就是有收获也有付出。交换是人类行为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换双方通过定期履行义务和交流的扩大而产生信任。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程度是基于交换关系中的积极或消极结果进行评价。所以，衡量信任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利益和成本。
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个人收人，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旅游地居民所能感知的利益。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商品、服务、土地和财产的价格增加，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增加犯罪和造成交通拥堵等，这是感知成本。Nunkoo和Ramkissoon通过对毛里求斯居民调查发现，居民的感知利益与旅游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但在随后的对尼亚加拉地区居民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居民感知利益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成本没有显著影响。尽管出现不同的结果，毋庸置疑的是感知利益和感知成本可能是影响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两个重要维度。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5：感知利益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6：感知成本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结合以上假设，本文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因素（图1），在基本维度中，政府绩效、居民决策权、人际信任、文化价值观、感知利益和感知成本是自变量，政府信任是因变量。
3 研究案例地概况
3.1 案例地概况
开平碉楼与村落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是集居住、防卫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式建筑，为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碉楼始建于明朝，成熟于清代和民国时期，兴盛时期多达3000多座，现存1833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2007年6月28日，在新西兰召开的第31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广东省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包括自力村、马降龙村、锦江里村和三门里4个古村落，因三门里尚未进行旅游开发，为了保证数据的严谨性和客观性，本研究以前3个村落为案例地（图2）。
选择该案例地的原因在于：3个村落在旅游开发初期，村民均对政府的旅游开发政策不理解，并采取了激烈的反对手段，如马降龙村村民用布条和横幅将碉楼围起来，自力村村民和锦江里村村民们将石子堵在村里主要干道上，不让专家和游客进入参观。后来，经过碉楼办公室多方沟通，终于同意开发。在开发过程中，3个村落的旅游发展程度不一，自力村的旅游发展最为充分，每位村民每年获得的旅游收益最高；马降龙村次之，锦江里村最低（图3）。笔者前期的研究发现，旅游作为主要的经济驱动力，已逐渐改变着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同村落因旅游发展程度不同，3个村落村民们在民主、公平等的诉求以及利益分配与社区参与等方面表现不同。随之展示在调研与访谈中，村民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不一样。此现象引起笔者研究兴趣：哪些因素影响着旅游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3.2 问卷测量
根据以上6个方面的假设，在广泛阅读居民与政府信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预调研和案例地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专家意见，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影响政府信任模型的6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及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其中，6个自变量中的“政府绩效”（X1-X6）维度的测量借鉴了Nunkoo等、Wong等、Luhiste的研究成果；“居民决策权”（X7～X9）借鉴了Latkovaff Vogt的研究成果；“人际信任”（X10～X12）借鉴了Luhiste的研究成果；“文化价值观”（X13～X16）借鉴了Shi和Nunkoo等的研究成果；“感知利益”（X17～X20）和“感知成本”（X21～X24）借鉴了Gursoym，LatkOVa和Vogt、Nuhkoo和Ramkissoon的研究。因变量“政府信任”（Y1～Y5）则借鉴了Shi、Wong等和Liihiste的研究而设计问卷指标。问卷设计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方法，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3.3 数据收集
本研究于2016年12月在自力村、马降龙村和锦江里村3个村落进行访谈，了解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状况。2017年4月14-18日进行预调研，正式调研在4月28日—5月2日开展。3个村落常住居民约80多户，其中，自力村20多户，马降龙村40多户，锦江里村20多户。采用随机调研的方式，对当地村民进行调研，对不识字或不能独立完成的村民，调研员对其进行解释并协助完成问卷，对于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居民让其独立填写，并现场收回问卷。本次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10份，有效问卷106份，问卷回收率为91.7%，问卷有效率为96.4%，其中，自力村38份，马降龙村42份，锦江里村26份，问卷数量基本涵盖案例地的常住人口。居民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3.4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PLS）构建结构方程，利用SmartPLS 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对数据分析。选择PLS方法主要原因为：第一，PLS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分析方法，对样本量的要求较低，可以利用有限的样本达到较好的分析效果；第二，PLS可以解决变量之间多重共线的问题，克服变量多重相关性在建模过程中的不良作用；第三，PLS不仅可以用于理论的验证，而且可以检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未来研究提供建议。根据Hulland的建议，PLS分析主要包括两个阶段：（1）评估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2）对结构模型进行评估。
4 研究分析
4.1 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测量模型的信度，从表2看到，各测量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各潜变量的观测变量是唯一度量的；此外，CR大于0.7且均大于0.8，表明各测量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和稳定性。
外部模型效果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潜变量的负载系数、平均方差提取率等几个指标。从表3可以看出，本研究测量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6，大部分达到0.7以上的水平，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内敛效度。各潜变量的AVE值都满足了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明变量的收敛度较高。另外，各潜变量的系数不为1，且所有潜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大于相对应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强的判别效度。
4.2 结构模型的评佑
结构模型评估主要通过拟合指数R2、标准化系数刀和显著性水平（t值）等指标进行检验。从图4看到拟合指数R2=0.804，说明模型的拟合指数效果良好。采用Bootstrapping对结构模型进行系数检验，根据t值大小判断系数路径是否显著且不为0，检验对假设关系的支持力度。如图4所示，提出的6个假设中，有5个通过显著性的假设检验。因此，提出的模型可以较为充分地检验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4.3 研究结论
上述研究通过对政府绩效、居民决策权、人际信任、文化价值观、感知利益、感知成本6个自变量和政府信任1个因变量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绩效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β=0.303，t=4.069，p<0.001）（图4），研究结果支持H1。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是基于政府为人们提供公共福利的能力之上，而一个表现拙劣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对政府的表现越满意，越相信政府”。研究结果与Nunkoo和其他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制度变量中的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结论相一致。另外，从路径系数来看（p<0.001），意味着政府绩效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最大，具有很强的显著性。研究支持了如果当地政府在旅游开发中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保证利益分配和尊重村民意见，保证地方官员的清正廉洁和财务透明，就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的观点。在随后的访谈中也支持了这一观点，3个村落的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与评价并非完全一致，自力村村民对政府评价和信任度在3个村落中最高，马降龙村次之，最后是锦江里村。实际上旅游发展带给这3个村落的经济收益也是不一样的，自力村的收益最高，是其他村落羡慕的对象，马降龙村次之，锦江里村最少。
“政府各个方面都挺好的，村长呢，也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有什么意见他也会听我们的，旅游收入還不错，比种地好很多了。每年的财务也都有公开，贴在墙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自力村，方姨，38岁，2017.4.15
马降龙村村民对当地村委的表现不太满意，认为政府没有实现当初的承诺，也没有为本村着想，不顾村子未来发展。
“唉，你看看那些村干部，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9点上班，5点下班，没好好搞一搞本村的旅游业，也不跟旅游公司商量一下，跟自力村相比，差好多，你看看后面那些私人搞的旅游，都比这个强。”
——马降龙村，黄叔，50岁，2017.4.16
“他们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哪能知道啊，一年门票收入也就400多块钱，太少了。”
——锦江里村，黄姨，46岁，2017.4.17
3个村落中锦江里村的旅游发展较为萧条，村民认为政府没有充分开发本村的旅游资源。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支持了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有绝对的影响的同时，访谈中居民也表达了对政府信任还取决于政府官员的政治表现和道德操守。如他们会比较信赖某个表现好的、比较有公仆心的政府官员，并推荐给调研者进行访谈。
（2）研究结果支持H2，即个人决策权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34，t=2.109，p<0.5）。以往研究表明，当居民个人在旅游开发与管理中有越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时，对当地政府越信任。学者Oberg和Svensson曾指出，若一方（如居民）相对于另一方（如政府）来说权力较弱或甚至没有权力时，两者在合作中并不存在信任。研究结果支持了西方学者们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被赋予决策权的往往是年轻人，或是因为年轻人精力充沛、受教育程度较高、权利意识强，抑或“见过世面”等，村落中的年长者几乎都自愿将权利交给年轻人，他们更习惯性地服从“上面，，的安排。
“嗯，村内有时候会开会，商量一下问题，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
——自力村，方哥，32岁，2017.4.15
“我们这个不太清楚，上面说啥就听着，我年纪都这么大了，这个让年轻人做主就行了。”
——自力村，周姨，65岁，2017.4.15
（3）研究结果支持H3，即人际信任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61，t=4.334，p<0.001），当人际信任越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研究结果与一些政治学家研究结果相一致，但与Nunkoo和Smith认为“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的研究结论相反。两者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较大受制于传统的文化背景、现有的社会制度等因素。Nunkoo在研究中也指出，由于加拿大尼亚加拉地区处于后工业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由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被改造为相对“薄弱”的信任关系，且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没有延伸至政治机构，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但本文的案例地以中国村落为例，与西方文化信任方式不同的是，我国的人际信任是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乡土人际关系，正如韦伯所指，“中国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准亲戚关系之上的”。开平古村落间的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在旅游公司中担任管理者，或是开平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与古村落村民们沾亲带故的开平市人，村委会成员更是村落中的村民所担任。在这种熟人社会中，相信他人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高度的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溢出效应。
“我当然相信自己的邻居啦，家里有什么困难，都会互相帮助一下，以前种地的时候，比较苦，大家忙完自己的，有时候也会互相帮一下，现在当然也是啦，村委会主任就是老熟人了，他通知开会，我们没钱都会去。”
——自力村，关叔，53岁，2016.12.10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有什么事情都知道。现在更好了，村子里有了保安，还安了监控，出门有时候也不用锁门，没啥事，挺放心的，要感谢政府。”
——马降龙村，关叔，55岁，2017.4.16
（4）研究结果支持H4，即文化价值观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62，t=3.198，p<0.01），且居民的文化价值观越高，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研究结果与西方学者Nunkoo所认为的“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但和我国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相一致，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众在长期的儒家思想和威权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传统文化价值中，威权主义价值观作为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都有利于形成较高的政府信任”。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中的“威权主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根源不只是在于文化传统，也在于社会现实。在调研中，有些村民接受访谈时，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谨慎”态度，尤其涉及“政府”“信任”的字眼时，他们或紧张敷衍，或避而不谈。
“这件事情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你去问别人。”
——马降龙村，黄姐，32岁，2016.12.12
“政府都好，都好，我刚才没有什么地方说错话吧。”
——自力村，方姨，62岁，2017.4.15
（5）研究结果支持H5，即感知利益对旅游地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80，t=2.397，p<0.05），研究表明居民在旅游业中得到的利益越多，越相信当地政府。观点与Nunkoo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一致，即居民感知利益越多，越相信政府。当政府行为提供激励和福利，并鼓励民众相互合作时，民众会对政府产生信任。“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含了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3个村落旅游发展的深入，提高了村民们的经济水平，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环境，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利益的获得，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满意度，也提升了村民们对政府的信任。验证了Blau的社会交换理论所认为的“当社會交换的结果达到预期或较好时，会增加双方的信任”。
“村里有了公共厕所，还有纸，每天都有人打扫，可干净了，这点政府和旅游公司做得不错。”
——自力村，黄姨，53岁，2017.4.15
“自发展旅游业之后，村子里修了新路，以前路都不好走的，现在多方便。原来电线在上面，绕来绕去像个蜘蛛网一样，不好看也不安全，现在把电线也都埋到地下了，看不到了。墙也帮我们刮了，每天都有专门的人打扫，收垃圾，现在环境都好了，感谢政府。”
——锦江里村，关姨，48岁，2017.4.17
（6）研究结果对H6旅游地居民的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不支持（β=-0.066，t=1.281，p>0.05）。這与Nunkoo和Ramkissoon所认为的“居民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均有显著影响”结论相反。有学者认为，制度政策和冲突解决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此，感知成本的负向影响不显著的原因既有可能与3个村落目前旅游发展的饱和程度不高、带来的负面感知不强有关，也有可能在于政府处理村民的诉求比较及时。如作为依靠土地为生的村民来讲，土地是村民非常关注的利益点，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占用部分农耕地，但在调研中发现，村民对政府的土地补偿政策表现出较为满意的态度。
“村子里的地大部分都被政府承包了，种上油菜花，也不用自己打理，我现在老了，干不了农活，现在由他们帮我们打理，而且一年还有千把块的收入，感觉到很知足，非常满意。”
——自力村，黄姨，68岁，2017.4.16
5 研究总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可知，旅游作为主要的经济驱动力，改变村民们的经济水平的同时，也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就案例地而言，调研结果表明：政府绩效与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文化价值观，最后是居民决策权和感知利益，感知成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国外学者研究发现，政府介人旅游业的根本应该是为了保护社会利益，如果政府在旅游开发中的政治不公和过度干预旅游政策制定，有可能因此受到民众的指责。但通过案例地的研究发现，文化价值观对政府信任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即在我国，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基于对政府表现的评价，更深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所流传下来的价值观中，政府是村民的父母官，村民们对政府的依赖度较高，因此能忍受政府干预的底线相对比较低。左冰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二，根据国外交换理论学者们研究表明，居民做出的决策主要在于计算成本和收益，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交换关系产生的风险和成本会使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案例地的研究表明，旅游发展的感知成本较少影响着村民对政府的信任。由于本文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和量表检验在中国情境下的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因此，在量表维度的设计和比重方面，未能更好地展示中国语境的影响，希望以后研究可以结合质性的研究方法，对测量指标进行行修正和完善。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旅游地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正而临着前所未有的改变，居民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的考量也应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需要不间断的长期的跟踪研究。因此，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是旅游学者们未来可以探究、也值得探究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