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及对策研究
于星苑+徐光鑫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有重大现实影响的问题。课题组选取上海市作为调查区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情况进行调查，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四个维度构建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程度较高，同时在经济维度的社会融入状况较差，并且四个维度均值均小于平均水平，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有待提高。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需要采取相关政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融入 上海市 “四维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1 当前农民工社会融入方面的研究
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出现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市场化浪潮的推进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更是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据上海市2017年4月19日的统计数据可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已突破500万，成为在沪农民工的主体。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并对其社会融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于解决社会冲突问题和促进社会融入至关重要。
社会融入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焦点，目前主要集中在社会融入的定义和现状方面。 在社会融入的定义方面，国内外主要分为“单向融入”和“双向融合”两种。以“同化”来定义“社会融入”属于“单向度”的角度，格雷泽（Glazer）与卢卡森（Lucassen）认为，同化是指移民被流入国完全接纳，并归属于某一特定群体；美国芝加哥学派的Park提出移民同化理论，认为社会融入是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相互渗透、交往，相互分享各自的文化记忆，并和所在的城市相互适应，汇入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的过程。学术界也有对社会融入的“双向度”研究，“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等更强调个体和群体间的互动协调，罗伯特·帕克认为社会融合是群体和个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任远（2006）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和适应的过程，并试图构筑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融入现状方面的研究中，王春光认为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呈现“半城市化”现象，主要变现为各系统之间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梁波和王海英认为目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处于“边缘与隔离”的状态，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接纳”（陈丰，2007），但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低 、工资被拖欠 、就业歧视、劳动时间长 、劳动强度大 、工作环境差等现象仍然威胁着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
在对社会融入的测量方法方面，目前国外学术界主要是通过多维度测量的方法进行分析，“二维度”融入理论（戈登，1964）认为移民地融入有结构性、文化性两个维度，其中结构性维度是指移民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社会参与程度，文化性维度是指移民在价值观和社会认同方面的转变[1]；杨格一塔斯提出的“三维度”理论认为融入分为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和政治—合法性融入，相比戈登的“二维度”融入理论，“三维度”融入理论的进步主要在于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合法性融入；恩泽格尔的“四维度”融入模型是指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
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基本一致，认为其并未实现完全的“市民化”，在测量方法方面学界大多运用多维度测量法，在结构与文化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研究[2]。本研究着眼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从群体特征和融入现状入手，运用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多维度手段进行测量，试图找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
2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及社会融入现状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通过分层抽样和滚雪球相结合的方法在上海市农民工聚集区，如奉贤区、闵行区展开调查的。问卷所使用的工具是社会融入量表，借鉴王佃利开发的量表[3]，并通过了SPSS20.0统计软件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调查问卷共发放3979份，回收3697份，回收率为92.9%，有效问卷2829份，有效率为76.5%，其中包含1367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和1462份老一代农民工数据（见表1）。
2.1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界定与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最早由王春光（2001）提出，此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这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界定有差异，笔者比较同意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在“80”后这一年龄段（见表2）。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受教育程度分布在大专、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比例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工作技能也明显较高，而老一代农民工有64.4%分布在初中以下（见表3）。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工作流动性大与老一代农民工。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中，临时性就业所占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期望较高，他们更看重物质收入，其流动意愿更强，流动周期更短。
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要比老一代农民工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和物质的要求更高，其工作耐受力较低和受挫力较弱，因此其对自己社会地位评价较低。
四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技能较高，以及对工作期望值较高，因此月均收入较高。
2.2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的测量主要是通过多维度测量的方式进行的，以恩泽格尔的“四维度”模型为借鉴将社会融入的现状分为四个维度：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这也是由结构融入到内核融入的进程（见表4）。四个维度中文化心理融入的均值最高，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价值观和心理观念等方面对城市环境的认可程度比较高。经济融入的程度最低，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方面的期望更高，但是由于其收入较少且居住环境条件较差等条件，其生存压力更大。如表4所示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的四个维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2.1经济融入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劳动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作为立足城市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融入是社会融入的基础，只有拥有充足的经济基础立足城市才能促进其他层面的融入。问卷中设置的经济融入的指标有“收入水平”“居住水平”和“消费方式”，调查数据表示三个类别的均值均低于平均值，其中居住条件的均值最低，消费方式的均值最高。受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由于技术水平低、可替代性强等，这些领域的收入水平较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真正融入城市需要以住房为基础，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经济基础在城市买房的人很少，大多都是居住在工作单位集体宿舍或者同他人合租。由于收入条件的限制，租借的房子往往生活条件较差、房屋空间较小而且社区不稳定因素多。在消费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恩格尔系数较高，其收入支出主要是维持基本生存发展的需要，由于经济收入水平和住房支出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受到制约，但是受城市居民的影响，其在交友、娱乐等方面的支出要远远多于老一辈，消费习惯逐渐趋同于城市居民。表5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入的情况。
2.2.2社会融入状况
社会融入指的是生活方式方面地融入和社会支持网络的程度，生活方式层面的社会融入指标有“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休闲娱乐方式”，社会支持网络方面的社会融入指标有“获取工作的方式”“维护权益的方式”“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只有在生活方式方面逐渐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够逐步内化城市的文化心理以及价值理念，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支持网络可以理解为在新生代農民工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多种力量对农民工进行一定的帮扶，以增强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增进其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经统计数据可知，六个指标的均值均低于平均值，其中“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均值最高，“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的均值最低。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时间方面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所以在社会融入各个方面中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融入程度较高，但由于缺少法律权益维护意识或者迫于生计的考虑，其工作时间往往多于法定时间。我国目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的多功能组织几乎没有，工会由于受到行政因素和企业的限制，其独立性不强；而且随着市场化竞争格局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的服务性质和公共性质不断被削弱[4]，这是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方面均值低的重要原因，再者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参与社会组织的意识不强也是原因之一。表6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情况。
2.2.3制度融入状况
制度融入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享有同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制度融入层面的指标有“获得城市户籍”“社会保障”和“行使政治权利”，其中社会保障的均值最高，获得城市户籍的均值最低。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大障碍，这一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长期游离于城市生活之外，陷入“半城市化”的困境，使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保障。户籍捆绑了住房、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户籍制度加深了农民与城镇居民的隔阂[5]。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束缚和自身社会保障意识淡薄等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回应，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险方面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但是政府近年来的廉租房和保障房建设以及就业培训方面的公共服务提供也惠及了一部分农民工，这使社会保障在制度融入的三个方面中均值处于较高水平。表7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融入的情况。
2.2.4文化心理融入
文化心理方面地融入是文化、价值、观念上对城市社会的人认可，是新生代农民工完成社会融入的最终过程[6]。表现在情感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感和融入城市文化方面，主要指标有“家人团聚时间”“在城市中身体，心理的舒适程度”“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认同市民行为方式和城市文化”“语言学习”和“市民行为规范”。其中市民行为规范的均值最高且高于预期平均值3，家人团聚时间这一均值最低。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能力较强，其在城市文化大背景下善于学习城市居民的行为规范，且受到国家大力宣传号召的影响，因而市民行为规范方面的均值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传统乡土情怀的影响、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以及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其对家乡的归属感较高，可是由于工作时间和生活压力，返乡探亲的次数受到限制，其情感生活满意度无法得到满足。表8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融入情况。
3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
英国学者克莱尔（Clare）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社会排斥损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当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排斥与社会差异的承受超过一定限度时，渐渐产生自卑、不满、封闭等不良的心理状态，同时与社会、城市、其他群体之间差异明显，从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矛盾与冲突的中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通过调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感的相关内容，应采取一定措施改变这一局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感。
第一，政府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升其社会融入的能力。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受教育水平比第一代农民工程度要高，但与城市同龄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使这一群体处于城市化边缘位置，就业领域被排斥在工作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的第二劳动市场。同时由于不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本，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和收入状况较差，严重影响其社会融入，所以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增强其社会融入的能力和水平，上海市政府和区政府应重视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教育，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的投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同时在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高校力量，在高等院校下开办教育培训活动，加强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也要加大宣传力度，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相关的就业培训信息，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自主选择培训课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积极主动接受技能培训和科学文化教育活动，才能在就业市场掌握主动权。
第二，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在研究结果中发现居住环境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感的主要问题之一。居住环境的质量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品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比老一代农民工好，但是他们的居住条件仍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因农民工居住在郊区的出租房或者市区的棚户区，一方面容易因房屋老旧引发安全事故；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地带的管理相对弱化，从而为犯罪细菌的滋生提供了培养皿。因此，必须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共享城市化发展成果。政府应采取相應的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另外政府应在农民工聚集的工业园区支持建立相应的住宅区，进一步满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
第三，鼓励针对农民工群体多功能社会组织建立。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多功能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形态之一，它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7]。社会组织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信息平台，为其搭建其社会关系网络，而且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消除心中的孤独感和压抑感，增进对城市社会的认同。社会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内化城市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习得市民行为准则[4]。多功能社会组织的建立在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援助、政治参与以及社会关怀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第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现今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及城乡二元居住格局等都体现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实情况。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壁垒，农民工无法实现与市民同样的教育、就业和福利机会，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始终是游离在城市现代化之外的“边缘人”，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阻碍，才能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从而进一步从法律制度层面上规范好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权益保障，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涌入城市的过程中会占有一部分城市的资源，但是把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标准是不公平的，也会严重危害到国家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循序渐进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权利。
第五，提高社区服务质量，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服务参与。社区是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所在地，是满足其生产生活需要的微型共同体，因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意味着完成了社会融入。第一，社区应积极组织社区公共活动，将新生代农民工集合起来，可以丰富其业余生活，也可以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融合，给予其相互交流的机会。第二，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事务的平等权利，可以提高其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感。第三，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在社区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指导意见，成立社区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并成立“四点半课堂”和农民工子女暑期夏令营等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便利服务。
参考文献：
[1] 张传慧.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博士论文）[D].北京林业大学，2013.
[2] 张琦.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策研究[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3（1）：57- 60.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有重大现实影响的问题。课题组选取上海市作为调查区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情况进行调查，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四个维度构建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程度较高，同时在经济维度的社会融入状况较差，并且四个维度均值均小于平均水平，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有待提高。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需要采取相关政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融入 上海市 “四维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1 当前农民工社会融入方面的研究
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出现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市场化浪潮的推进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更是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据上海市2017年4月19日的统计数据可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已突破500万，成为在沪农民工的主体。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并对其社会融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于解决社会冲突问题和促进社会融入至关重要。
社会融入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焦点，目前主要集中在社会融入的定义和现状方面。 在社会融入的定义方面，国内外主要分为“单向融入”和“双向融合”两种。以“同化”来定义“社会融入”属于“单向度”的角度，格雷泽（Glazer）与卢卡森（Lucassen）认为，同化是指移民被流入国完全接纳，并归属于某一特定群体；美国芝加哥学派的Park提出移民同化理论，认为社会融入是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相互渗透、交往，相互分享各自的文化记忆，并和所在的城市相互适应，汇入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的过程。学术界也有对社会融入的“双向度”研究，“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等更强调个体和群体间的互动协调，罗伯特·帕克认为社会融合是群体和个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任远（2006）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和适应的过程，并试图构筑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融入现状方面的研究中，王春光认为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呈现“半城市化”现象，主要变现为各系统之间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梁波和王海英认为目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处于“边缘与隔离”的状态，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接纳”（陈丰，2007），但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低 、工资被拖欠 、就业歧视、劳动时间长 、劳动强度大 、工作环境差等现象仍然威胁着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
在对社会融入的测量方法方面，目前国外学术界主要是通过多维度测量的方法进行分析，“二维度”融入理论（戈登，1964）认为移民地融入有结构性、文化性两个维度，其中结构性维度是指移民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社会参与程度，文化性维度是指移民在价值观和社会认同方面的转变[1]；杨格一塔斯提出的“三维度”理论认为融入分为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和政治—合法性融入，相比戈登的“二维度”融入理论，“三维度”融入理论的进步主要在于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合法性融入；恩泽格尔的“四维度”融入模型是指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
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基本一致，认为其并未实现完全的“市民化”，在测量方法方面学界大多运用多维度测量法，在结构与文化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研究[2]。本研究着眼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从群体特征和融入现状入手，运用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多维度手段进行测量，试图找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
2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及社会融入现状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通过分层抽样和滚雪球相结合的方法在上海市农民工聚集区，如奉贤区、闵行区展开调查的。问卷所使用的工具是社会融入量表，借鉴王佃利开发的量表[3]，并通过了SPSS20.0统计软件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调查问卷共发放3979份，回收3697份，回收率为92.9%，有效问卷2829份，有效率为76.5%，其中包含1367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和1462份老一代农民工数据（见表1）。
2.1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界定与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最早由王春光（2001）提出，此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这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界定有差异，笔者比较同意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在“80”后这一年龄段（见表2）。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受教育程度分布在大专、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比例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工作技能也明显较高，而老一代农民工有64.4%分布在初中以下（见表3）。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工作流动性大与老一代农民工。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中，临时性就业所占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期望较高，他们更看重物质收入，其流动意愿更强，流动周期更短。
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要比老一代农民工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和物质的要求更高，其工作耐受力较低和受挫力较弱，因此其对自己社会地位评价较低。
四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技能较高，以及对工作期望值较高，因此月均收入较高。
2.2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的测量主要是通过多维度测量的方式进行的，以恩泽格尔的“四维度”模型为借鉴将社会融入的现状分为四个维度：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这也是由结构融入到内核融入的进程（见表4）。四个维度中文化心理融入的均值最高，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价值观和心理观念等方面对城市环境的认可程度比较高。经济融入的程度最低，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方面的期望更高，但是由于其收入较少且居住环境条件较差等条件，其生存压力更大。如表4所示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的四个维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2.1经济融入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劳动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作为立足城市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融入是社会融入的基础，只有拥有充足的经济基础立足城市才能促进其他层面的融入。问卷中设置的经济融入的指标有“收入水平”“居住水平”和“消费方式”，调查数据表示三个类别的均值均低于平均值，其中居住条件的均值最低，消费方式的均值最高。受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由于技术水平低、可替代性强等，这些领域的收入水平较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真正融入城市需要以住房为基础，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经济基础在城市买房的人很少，大多都是居住在工作单位集体宿舍或者同他人合租。由于收入条件的限制，租借的房子往往生活条件较差、房屋空间较小而且社区不稳定因素多。在消费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恩格尔系数较高，其收入支出主要是维持基本生存发展的需要，由于经济收入水平和住房支出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受到制约，但是受城市居民的影响，其在交友、娱乐等方面的支出要远远多于老一辈，消费习惯逐渐趋同于城市居民。表5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入的情况。
2.2.2社会融入状况
社会融入指的是生活方式方面地融入和社会支持网络的程度，生活方式层面的社会融入指标有“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休闲娱乐方式”，社会支持网络方面的社会融入指标有“获取工作的方式”“维护权益的方式”“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只有在生活方式方面逐渐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够逐步内化城市的文化心理以及价值理念，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支持网络可以理解为在新生代農民工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多种力量对农民工进行一定的帮扶，以增强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增进其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经统计数据可知，六个指标的均值均低于平均值，其中“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均值最高，“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的均值最低。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时间方面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所以在社会融入各个方面中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融入程度较高，但由于缺少法律权益维护意识或者迫于生计的考虑，其工作时间往往多于法定时间。我国目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的多功能组织几乎没有，工会由于受到行政因素和企业的限制，其独立性不强；而且随着市场化竞争格局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的服务性质和公共性质不断被削弱[4]，这是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方面均值低的重要原因，再者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参与社会组织的意识不强也是原因之一。表6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情况。
2.2.3制度融入状况
制度融入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享有同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制度融入层面的指标有“获得城市户籍”“社会保障”和“行使政治权利”，其中社会保障的均值最高，获得城市户籍的均值最低。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大障碍，这一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长期游离于城市生活之外，陷入“半城市化”的困境，使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保障。户籍捆绑了住房、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户籍制度加深了农民与城镇居民的隔阂[5]。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束缚和自身社会保障意识淡薄等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回应，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险方面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但是政府近年来的廉租房和保障房建设以及就业培训方面的公共服务提供也惠及了一部分农民工，这使社会保障在制度融入的三个方面中均值处于较高水平。表7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融入的情况。
2.2.4文化心理融入
文化心理方面地融入是文化、价值、观念上对城市社会的人认可，是新生代农民工完成社会融入的最终过程[6]。表现在情感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感和融入城市文化方面，主要指标有“家人团聚时间”“在城市中身体，心理的舒适程度”“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认同市民行为方式和城市文化”“语言学习”和“市民行为规范”。其中市民行为规范的均值最高且高于预期平均值3，家人团聚时间这一均值最低。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能力较强，其在城市文化大背景下善于学习城市居民的行为规范，且受到国家大力宣传号召的影响，因而市民行为规范方面的均值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传统乡土情怀的影响、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以及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其对家乡的归属感较高，可是由于工作时间和生活压力，返乡探亲的次数受到限制，其情感生活满意度无法得到满足。表8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融入情况。
3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
英国学者克莱尔（Clare）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社会排斥损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当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排斥与社会差异的承受超过一定限度时，渐渐产生自卑、不满、封闭等不良的心理状态，同时与社会、城市、其他群体之间差异明显，从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矛盾与冲突的中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通过调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感的相关内容，应采取一定措施改变这一局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感。
第一，政府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升其社会融入的能力。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受教育水平比第一代农民工程度要高，但与城市同龄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使这一群体处于城市化边缘位置，就业领域被排斥在工作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的第二劳动市场。同时由于不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本，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和收入状况较差，严重影响其社会融入，所以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增强其社会融入的能力和水平，上海市政府和区政府应重视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教育，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的投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同时在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高校力量，在高等院校下开办教育培训活动，加强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也要加大宣传力度，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相关的就业培训信息，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自主选择培训课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积极主动接受技能培训和科学文化教育活动，才能在就业市场掌握主动权。
第二，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在研究结果中发现居住环境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感的主要问题之一。居住环境的质量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品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比老一代农民工好，但是他们的居住条件仍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因农民工居住在郊区的出租房或者市区的棚户区，一方面容易因房屋老旧引发安全事故；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地带的管理相对弱化，从而为犯罪细菌的滋生提供了培养皿。因此，必须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共享城市化发展成果。政府应采取相應的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另外政府应在农民工聚集的工业园区支持建立相应的住宅区，进一步满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
第三，鼓励针对农民工群体多功能社会组织建立。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多功能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形态之一，它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7]。社会组织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信息平台，为其搭建其社会关系网络，而且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消除心中的孤独感和压抑感，增进对城市社会的认同。社会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内化城市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习得市民行为准则[4]。多功能社会组织的建立在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援助、政治参与以及社会关怀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第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现今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及城乡二元居住格局等都体现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实情况。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壁垒，农民工无法实现与市民同样的教育、就业和福利机会，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始终是游离在城市现代化之外的“边缘人”，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阻碍，才能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从而进一步从法律制度层面上规范好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权益保障，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涌入城市的过程中会占有一部分城市的资源，但是把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标准是不公平的，也会严重危害到国家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循序渐进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权利。
第五，提高社区服务质量，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服务参与。社区是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所在地，是满足其生产生活需要的微型共同体，因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意味着完成了社会融入。第一，社区应积极组织社区公共活动，将新生代农民工集合起来，可以丰富其业余生活，也可以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融合，给予其相互交流的机会。第二，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事务的平等权利，可以提高其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感。第三，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在社区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指导意见，成立社区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并成立“四点半课堂”和农民工子女暑期夏令营等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便利服务。
参考文献：
[1] 张传慧.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博士论文）[D].北京林业大学，2013.
[2] 张琦.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策研究[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3（1）：57-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