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叠加：张道藩多维文艺思想的源与由
袁娟
摘要：作为欧陆海归、文化精英的张道藩，与作为民国政府之文化官员、身体力行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文艺路线的张道藩，其社会身份与其相应的文艺思想在个体成长的时间之轴上存在明显差异。探析这些差异背后的身份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作者的社会身份在文艺活动中的呈现、建构和演化规律，也有助于在宏观和微观的对接中，启示文艺创作者如何方向性地调适自身的社会身份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本身的变迁。
关键词：文艺思想；身份理论；张道藩
理论和思想之创造主体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决定了任何理论和思想也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从身份理论和身份认同的视点上看，张道藩个人身份的展开在个人、政党和民族国家这三个不同层次的主体的文化和文学立场，均有属于自己的结构性意蕴。在此意蕴下，结合张道藩文艺创作、文艺组织活动与其从政的个人身份序列，以政治为纵轴，以文化为横轴，综合其文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将张道藩的多重身份分为文艺、文化、政党、政治四个维度（详见图一）。
图一：政治—文化视野中张道藩身份序列表
文艺和文化这个横轴，框定了张道藩社会身份的主要领域；政党和政治这个纵轴，限定了他社会身份的主要取向。纵横相交，决定了任何一个单一维度都无法理解完整的张道藩。文艺和文化之维，有助于探析其文艺思想中的启蒙者、爱国者因素；政党和政治之维，有助于理解其文艺思想中的党派化、政治化因素。
从身份理论的角度看，留学生的社会身份及其内外认同，框定了张道藩身份指向中的社会期待性——用作品满足社会的身份期待并在此满足中夯实这种身份。也许正是在满足身份期待的内外驱动下，张道藩在从事绘画的同时，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而身份意识的内在性，使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曾经作为欧陆留学生的身份感知和体验作为戏剧的主要内容——把自己对婚姻、对家庭、对人生的理想投射到戏剧这个文本中，供别人也供自己作一番“他者”化观看。审视张道藩的文艺活动和文艺思想，我们不难发现留学生的身份烙印对他的情感世界、政治观念甚至国家意识等诸多范畴产生着深层的影响。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欧陆海归这个文化性身份，还是民国政府文化高官这个政治性身份，也都属于民国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者们个体身份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作为民国政党政治与文化、文艺、文学和精英文人之身份交集中的张道藩，其文艺思想、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无不呈现了身份的多重性、复杂性，以及基于这种多重和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作为欧陆海归、文化精英、民族主义爱国者，作为政党成员和政党政治文化主管的张道藩，其思想、创作、组织领导活动至少在样本意义上反映了民国文学在“作者”身份上的纠合。张道藩多重身份之合力和张力映照下的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组织和领导的文化活动，既是他个人多重身份在历史巨镜下的投影，也是民国文学与政党政治之复杂关系的标本式写照。
解剖性地看，三民主义文艺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大体包括民族意识的文艺、民权意识的文艺、民生意识的文艺。即“凡是有关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各种事物”，“凡是有关政治弊端的改革或腐败的政治的革命”，“凡是有关人民的生活：包括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各种现实与理想；以及科学的研究、人性的发扬、人情的醇厚等等” 都在其写作的范畴之内。三民主义文艺在本质上与其他文艺一样，是“发掘与表现宇宙人生的真善美” 。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文艺作品灌输国民新知识，培养国民的理智，陶冶国民的性情，引导国民的民族意识，鼓舞国民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调节国民的生活情趣。
在该文中，张道藩认为，文艺最终目的是“想领导社会，在社会上发生效力”，因此，需要“建立现实的，通俗的，富理想的，有生命力的形式”的文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候，只要属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切行为，无论他代表什么阶级，曾经犯过什么错误，都应该肯定。站在民族的立场号召抗战、击溃日寇是民族危亡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接受和支持的。
虽然，代表国民党的张道藩站在民族的立场，认识到“现在我们民族需要我们，我们需要民族”，文艺已经“变成抗战的主力军。负起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积极责任”；出于这样的认识， 张道藩要求文艺家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并宣扬“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厚望而薄来” 的民族精神，要求文艺家从民族立场出发，淡化阶级矛盾、团结抗战。
但代言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张道藩，不但基本忽略甚至是刻意否认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阶层矛盾；反而要求文艺创作者超越阶层写作。显然，在各阶层利益多元且争斗复杂而尖锐的社会，作为社会个体的文艺家是根本上不可能超然的。所以，张道藩主导出台的文艺政策，虽自认秉持三民主义，但就其通篇大张民族主义旗帜来看，实则只是“一民”主义——民权和民生被淹没甚至是遗忘。
注释：
摘要：作为欧陆海归、文化精英的张道藩，与作为民国政府之文化官员、身体力行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文艺路线的张道藩，其社会身份与其相应的文艺思想在个体成长的时间之轴上存在明显差异。探析这些差异背后的身份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作者的社会身份在文艺活动中的呈现、建构和演化规律，也有助于在宏观和微观的对接中，启示文艺创作者如何方向性地调适自身的社会身份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本身的变迁。
关键词：文艺思想；身份理论；张道藩
理论和思想之创造主体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决定了任何理论和思想也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从身份理论和身份认同的视点上看，张道藩个人身份的展开在个人、政党和民族国家这三个不同层次的主体的文化和文学立场，均有属于自己的结构性意蕴。在此意蕴下，结合张道藩文艺创作、文艺组织活动与其从政的个人身份序列，以政治为纵轴，以文化为横轴，综合其文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将张道藩的多重身份分为文艺、文化、政党、政治四个维度（详见图一）。
图一：政治—文化视野中张道藩身份序列表
文艺和文化这个横轴，框定了张道藩社会身份的主要领域；政党和政治这个纵轴，限定了他社会身份的主要取向。纵横相交，决定了任何一个单一维度都无法理解完整的张道藩。文艺和文化之维，有助于探析其文艺思想中的启蒙者、爱国者因素；政党和政治之维，有助于理解其文艺思想中的党派化、政治化因素。
从身份理论的角度看，留学生的社会身份及其内外认同，框定了张道藩身份指向中的社会期待性——用作品满足社会的身份期待并在此满足中夯实这种身份。也许正是在满足身份期待的内外驱动下，张道藩在从事绘画的同时，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而身份意识的内在性，使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曾经作为欧陆留学生的身份感知和体验作为戏剧的主要内容——把自己对婚姻、对家庭、对人生的理想投射到戏剧这个文本中，供别人也供自己作一番“他者”化观看。审视张道藩的文艺活动和文艺思想，我们不难发现留学生的身份烙印对他的情感世界、政治观念甚至国家意识等诸多范畴产生着深层的影响。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欧陆海归这个文化性身份，还是民国政府文化高官这个政治性身份，也都属于民国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者们个体身份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作为民国政党政治与文化、文艺、文学和精英文人之身份交集中的张道藩，其文艺思想、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无不呈现了身份的多重性、复杂性，以及基于这种多重和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作为欧陆海归、文化精英、民族主义爱国者，作为政党成员和政党政治文化主管的张道藩，其思想、创作、组织领导活动至少在样本意义上反映了民国文学在“作者”身份上的纠合。张道藩多重身份之合力和张力映照下的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组织和领导的文化活动，既是他个人多重身份在历史巨镜下的投影，也是民国文学与政党政治之复杂关系的标本式写照。
解剖性地看，三民主义文艺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大体包括民族意识的文艺、民权意识的文艺、民生意识的文艺。即“凡是有关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各种事物”，“凡是有关政治弊端的改革或腐败的政治的革命”，“凡是有关人民的生活：包括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各种现实与理想；以及科学的研究、人性的发扬、人情的醇厚等等” 都在其写作的范畴之内。三民主义文艺在本质上与其他文艺一样，是“发掘与表现宇宙人生的真善美” 。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文艺作品灌输国民新知识，培养国民的理智，陶冶国民的性情，引导国民的民族意识，鼓舞国民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调节国民的生活情趣。
在该文中，张道藩认为，文艺最终目的是“想领导社会，在社会上发生效力”，因此，需要“建立现实的，通俗的，富理想的，有生命力的形式”的文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候，只要属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切行为，无论他代表什么阶级，曾经犯过什么错误，都应该肯定。站在民族的立场号召抗战、击溃日寇是民族危亡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接受和支持的。
虽然，代表国民党的张道藩站在民族的立场，认识到“现在我们民族需要我们，我们需要民族”，文艺已经“变成抗战的主力军。负起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积极责任”；出于这样的认识， 张道藩要求文艺家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并宣扬“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厚望而薄来” 的民族精神，要求文艺家从民族立场出发，淡化阶级矛盾、团结抗战。
但代言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张道藩，不但基本忽略甚至是刻意否认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阶层矛盾；反而要求文艺创作者超越阶层写作。显然，在各阶层利益多元且争斗复杂而尖锐的社会，作为社会个体的文艺家是根本上不可能超然的。所以，张道藩主导出台的文艺政策，虽自认秉持三民主义，但就其通篇大张民族主义旗帜来看，实则只是“一民”主义——民权和民生被淹没甚至是遗忘。
注释：
摘要：作为欧陆海归、文化精英的张道藩，与作为民国政府之文化官员、身体力行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文艺路线的张道藩，其社会身份与其相应的文艺思想在个体成长的时间之轴上存在明显差异。探析这些差异背后的身份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作者的社会身份在文艺活动中的呈现、建构和演化规律，也有助于在宏观和微观的对接中，启示文艺创作者如何方向性地调适自身的社会身份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本身的变迁。
关键词：文艺思想；身份理论；张道藩
理论和思想之创造主体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决定了任何理论和思想也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从身份理论和身份认同的视点上看，张道藩个人身份的展开在个人、政党和民族国家这三个不同层次的主体的文化和文学立场，均有属于自己的结构性意蕴。在此意蕴下，结合张道藩文艺创作、文艺组织活动与其从政的个人身份序列，以政治为纵轴，以文化为横轴，综合其文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将张道藩的多重身份分为文艺、文化、政党、政治四个维度（详见图一）。
图一：政治—文化视野中张道藩身份序列表
文艺和文化这个横轴，框定了张道藩社会身份的主要领域；政党和政治这个纵轴，限定了他社会身份的主要取向。纵横相交，决定了任何一个单一维度都无法理解完整的张道藩。文艺和文化之维，有助于探析其文艺思想中的启蒙者、爱国者因素；政党和政治之维，有助于理解其文艺思想中的党派化、政治化因素。
从身份理论的角度看，留学生的社会身份及其内外认同，框定了张道藩身份指向中的社会期待性——用作品满足社会的身份期待并在此满足中夯实这种身份。也许正是在满足身份期待的内外驱动下，张道藩在从事绘画的同时，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而身份意识的内在性，使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曾经作为欧陆留学生的身份感知和体验作为戏剧的主要内容——把自己对婚姻、对家庭、对人生的理想投射到戏剧这个文本中，供别人也供自己作一番“他者”化观看。审视张道藩的文艺活动和文艺思想，我们不难发现留学生的身份烙印对他的情感世界、政治观念甚至国家意识等诸多范畴产生着深层的影响。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欧陆海归这个文化性身份，还是民国政府文化高官这个政治性身份，也都属于民国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者们个体身份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作为民国政党政治与文化、文艺、文学和精英文人之身份交集中的张道藩，其文艺思想、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无不呈现了身份的多重性、复杂性，以及基于这种多重和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作为欧陆海归、文化精英、民族主义爱国者，作为政党成员和政党政治文化主管的张道藩，其思想、创作、组织领导活动至少在样本意义上反映了民国文学在“作者”身份上的纠合。张道藩多重身份之合力和张力映照下的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组织和领导的文化活动，既是他个人多重身份在历史巨镜下的投影，也是民国文学与政党政治之复杂关系的标本式写照。
解剖性地看，三民主义文艺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大体包括民族意识的文艺、民权意识的文艺、民生意识的文艺。即“凡是有关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各种事物”，“凡是有关政治弊端的改革或腐败的政治的革命”，“凡是有关人民的生活：包括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各种现实与理想；以及科学的研究、人性的发扬、人情的醇厚等等” 都在其写作的范畴之内。三民主义文艺在本质上与其他文艺一样，是“发掘与表现宇宙人生的真善美” 。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文艺作品灌输国民新知识，培养国民的理智，陶冶国民的性情，引导国民的民族意识，鼓舞国民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调节国民的生活情趣。
在该文中，张道藩认为，文艺最终目的是“想领导社会，在社会上发生效力”，因此，需要“建立现实的，通俗的，富理想的，有生命力的形式”的文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候，只要属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切行为，无论他代表什么阶级，曾经犯过什么错误，都应该肯定。站在民族的立场号召抗战、击溃日寇是民族危亡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接受和支持的。
虽然，代表国民党的张道藩站在民族的立场，认识到“现在我们民族需要我们，我们需要民族”，文艺已经“变成抗战的主力军。负起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积极责任”；出于这样的认识， 张道藩要求文艺家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并宣扬“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厚望而薄来” 的民族精神，要求文艺家从民族立场出发，淡化阶级矛盾、团结抗战。
但代言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张道藩，不但基本忽略甚至是刻意否认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阶层矛盾；反而要求文艺创作者超越阶层写作。显然，在各阶层利益多元且争斗复杂而尖锐的社会，作为社会个体的文艺家是根本上不可能超然的。所以，张道藩主导出台的文艺政策，虽自认秉持三民主义，但就其通篇大张民族主义旗帜来看，实则只是“一民”主义——民权和民生被淹没甚至是遗忘。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