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状况还是积极心态？
任明丽 李群绩 何建民
[摘要]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旅游成为未来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对老年旅游市场较为细致的研究仍显单薄。文章基于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理论，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3年数据，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因素及心理状况因素对其出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从而识别出影响老年人家庭出游的主要限制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身体状况会限制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年人的出游参与，但仅仅是在以走路能力、爬楼梯能力等为代表的基本日常活动能力出现困难时，老年人出游参与的概率会降低；大多数慢性病对老年人出游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但血脂异常变量对城市老年人的出游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与身体状况相比，心理状况的稳定影响着老年人的出游参与概率，且无城乡差异，表现出无论是个体还是家庭，心态越积极乐观，对未来越充满期待，出游参与的概率则越大的特征。
[关键词]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出游限制；Probit估计
引言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现状也不容乐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总人口的25.32%，55岁以上的也达到了19.2%，因此如何做好老龄化工作，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旅游活动因其提高参与者的生活质量及增强参与者的生活幸福感而被称为“幸福”产业，同时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发展，使得有能力进行旅游消费的老年人总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在世界范围内，老年旅游市场因其总量的可持续性及完美地规避了时间约束而成为业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生活丰富度，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及2016年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均对培育和加快旅游市场的发展以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提出了具体要求。
虽然全球性的老龄化是一种趋势，但不同国家对这种趋势的应对却体现出不同特征。就我国而言，传统的“快乐老年”（happy old age）是“有饭吃、有衣穿、不生病”，而现今老年人的追求除了上述的条件外还表现出了“积极老龄”（positive aging）的特质，即追求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健康，此时老年人将休闲旅游视为提高他们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的一种方式。面对“积极老龄”化的社会诉求以及经济高速增长伴生的收入增长所带来的休闲需求外部性，学者们从产业发展、市场供给等视角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当将目光聚焦于老年人自身福利（well being）时，不断退化的机体能力与独特的心理状态可能成为影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甚至是日常休闲活动的主要限制，但目前对于旅游限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钱、时间、参照群体等方面，而对老年人独特的心理特征及生理特征对其旅游活动参与影响的研究则涉及较少。从心理发展理论来看，由于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理和一些心理机能方面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在情绪方面，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简单下降趋势，反而表现出了有利于健康的社会情绪选择特征，在这种特征之下，老年人是否进行某种行为不仅取决于身体健康、环境、金钱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更取决于其心理状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期望通过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有别于养老、医疗等老年人基本的福利保障的研究路径，将目光聚焦于老年人福利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时将要考虑的问题：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当需要政策介入时，政府该从哪些角度入手才更有效率？通过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情境下，心理状态与身体状况是否会限制老年人的旅游参与，若二者都可影响到老年人的旅游参与，哪种因素影响力更大，且更加稳定；二是这种限制是表现在个人内在约束层面还是在人际约束层面，且限制是否可以进行细分。
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相关文献的梳理；第二部分对用到的数据、选取的变量及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介绍；第三部分汇报主要的回归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就本文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并给出政策建议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1文献梳理
三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本文的研究基础：一是基于老年人仍有旅游需求且可构成有效旅游市场的旅游影响因素研究，二是基于休闲限制及层次限制模型的老年人旅游偏好及旅游参与的限制研究，三是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老年人心理限制因素研究。三方面的逻辑体现在：旅游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旅游限制因素（或称制约）研究的基础，旅游限制研究则包含心理变量的限制作用，故做此安排。
1.1旅游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基于市场导向的旅游影响研究一直是老年人旅游研究的主流，笔者以senior tourism、aged tourism、elderly tourism等为关键词，通过搜寻9本Top期刊的文献内容，最终确定1980-2017年与老年旅游直接相关的文章共37篇，其中涉及旅游影响因素研究的有8篇，占比21.6%，这说明“什么影响了老年人的旅游”这一问题获得了学术界的青睐。研究问题及结论包括：
在对老年人旅游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个人的财务状况、时间的约束和健康状况是老年人旅游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旅游者的旅行能力（时间、成本、健康、年龄、家庭等）、直接的旅游供给（成本的考虑、信息的匮乏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具体来说，年龄效应要远远大于群体效应，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及心灵的自我成长（spiritualgrowth need）则成为老年旅游的主要推力因素。
在对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影响旅游类型（包价、自由行等）、产品类型（目的地等）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他旅游参与者的影响，如外表（如魅力、身体特征、气味）、行为（成熟地帮助他人、优雅的举止、是否制造噪声、自利行为等）、语言（文明语言、粗鲁语言）等；由于认知水平下降但情绪管理水平上升导致的老年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及产品类型选择在决策上存在特殊的偏好，如更喜欢熟悉的目的地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小众老年旅游群体（如同性恋群体）更加受到性別及年龄的影响，而对从不进行旅游活动的老年人进行调查时发现，内在约束是影响其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因在社会关系中未被承认及接受而导致其羞于旅游。
1.2旅游限制研究
诸多因素限制了老年人的旅游决策及降低了其旅游参与水平，休闲（旅游）限制被定义为“一种降低或限制了个体休闲（旅游）参与可能性的感知或现实因素”，这些因素在老年人旅游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在休闲（或旅游）限制研究领域获得认可的成果是Grawford、Jackson和Godbey在1991年提出的层次休闲限制模型（hierarchical leisureconstraints，HLC）。此模型提出了3种相关联的休闲（旅游）约束（内在约束、人际约束和结构约束），这3种约束决定了休闲或旅游的参与度，以及影响了偏好的形成。根据层次休闲限制模型，最强大的限制是内在的，因为他们塑造了个人的休闲或旅游偏好，并且也解释了个人的行为意愿，这些限制是指个人的心理状态（如压力、疲劳、焦虑、抑郁）和态度。其次是人际关系造成的限制，如追求旅游的享乐与承担日常的家庭义务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是这一类别限制的例子，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偏好和参与，并可能使个体或家庭最终改变自己的选择，这些限制主要取决于家庭规模、婚姻状况和所参与活动的类型。最后是结构性限制（如缺乏时间、信息、金钱、设施等），此种限制涉及中断休闲偏好和活动参与之间关系的资源和外在因素。
对于老年人来说，源于年龄原因所造成的退休、身体功能的衰退和流动性问题等可能造成旅游活动的参与受限，而金钱及时间相关的制约因素可能是其他群体的主要参与障碍，但在老年人中却可能较松，与年轻人相比，非结构限制如心理状态、情绪状态等更可能成为老年人旅游活动参与的主要障碍。
目前关于老年人旅游限制的文献研究表现出两个特征：首先，现有文献的研究重视结构性约束而对内在约束及人际约束的研究较少，Nyaupane和Andereck在2008年的研究中表明，老年人比年轻人倾向于更少的结构性约束，同时根据层次休闲限制理论可知，旅游偏好主要是人际关系和内在约束的函数；其次，老年人面对各种限制时的谈判能力不足，生命心理学（1ife spanpsychology）领域的研究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激发老年人积极的旅游动机，如减少旅途中的体力消耗项目、采取指导性的情感补救措施等。
1.3积极心理学及社会选择理论
由于近年业界对老年人旅游市场的重视及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内在约束及人际约束对其出游偏好和参与影响的重要意义，在研究路径、方法及关注点上有了突破，出现了异于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 typologies）及个人边际账户导向（marginalizepersonalized accounts）的研究，将焦点聚集于老年人自身，如引人人类学、参与性研究的路径及方法来构建新的研究范式，运用解释性的民族志路径来研究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s）在老年人旅游中的作用，提出将积极心理学应用到旅游研究中，从而更加关注游客的个人发展，尤其是日益庞大的老年旅游群体的发展。积极心理学主要关注3个层面的研究，主观层面关注积极情感（positiveemotions）的主观体验，在个人层面上研究积极的个人特质（positive personality），在群体层面研究积极的组织系统（positive institutions）。研究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会抱更高的积极情感，进一步的研究产生了一个专门的理论，即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来对这种状况进行解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当个人将时间看作是无限的（如青年时期），他们优先考虑信息目标，从而增加他们的知识，当人们认为时间有限（如老年期），他们优先考虑情感目标，从而增加他们的积极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选择性过程与年龄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但它与人们如何看待年龄和时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由国外文献的回顾可见，近年国外老年旅游的研究日渐丰满且呈现出从现象到机理分析的发展趋势，但我国的文献检索中则表现出发表在较高质量期刊的文章较少的特征，为数不多的文章集中在老年出境游的制约因素、对世界老年旅游者的需求特征所做的综述、老年人景点选取的偏好、老年旅游保障体系构建等方面，很少有基于中国情境的老年人特征、偏好、限制因素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而目前我国老年旅游产业开发、发展表现出，一方面，老龄化时代到来所伴生的老年旅游需求增长，且国家政策积极引导老年旅游产业；另一方面，我们对老年旅游市场的特征、旅游者的特征、旅游需求的特征却缺少深入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微观实证的方法来讨论老年旅游限制性因素中的两个类别：心理及生理因素在我国老年旅游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为我国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微观理论基础。
2数据、变量与模型
2.1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1年和2013年数据，该数据为全国性追踪调查数据，旨在收集45岁及以上人群及其配偶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情况、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信息。数据采用多阶段（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抽样的方法，覆盖全国28个省，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共收集了10257个家户信息，包含17708个样本。
目前，世界上表述人口老龄化通用的做法是以计算不同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作为基本标准，但鉴于我国以法定退休年龄作为老年福利享用的标准，如退休金的领取、医疗保险的缴付等，故本文将退休年龄的最低值50岁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标准。在删除掉50岁以下个体样本及有奇异值出现的样本的情况下，本文的个体样本数为2011年13589個，2013年14146个，年份之间样本数量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基线追踪调查时将处于样本框中但在2011年没有调查到的样本补回造成的。
2.2变量选取
2.2.1因变量选取
由于样本的特性及老年旅游者一般采取家庭出行的方式，故此选取家庭出游决策行为作为因变量，其中1代表家庭在过去一年具有出游的行为，0代表过去一年家庭没有出游行为。
2.2.2自变量选取
（1）心理变量。依据积极心理学理论，积极的情绪是其主要研究内容，故此本文选取能够反映积极情绪的日常精神状态变量作为代理变量，依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中老年人对时间的看待将影响其决策行为，故选取预期寿命变量作为心理状态的代理变量。日常精神状态变量由CES-D10量表测量所得，该量表中共有10个问题，每题4个选项，代表着精神状态饱满的程度，我们给出精神状态最高的选项赋值3分，最低的赋值0分，加总10个题项的总得分代表个体稳定的精神状态，此得分属于0～30的区间中，越接近30表明精神状态越健康。预期寿命变量的测量主要通过问卷询问老人拥有未来10～15年预期寿命的可能性，如对65-69岁年龄段的调研对象询问“您未来活到80岁的可能性有多大？”选项为：几乎不可能、不太可能、有可能、很可能、简直一定，分别赋值为1-5。对预期寿命的主观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调研对象的心理乐观程度，这既有理论的支撑又符合我们现实中的观察。
（2）健康变量。与以往选取自评健康作为主要健康指标不同，本文在自评健康作为健康度量的基础上选取了日常疾病中的高血糖、血脂异常、高血压及慢性癌症作为疾病的度量。同时选取“走一公里是否有困难”“久坐站立起来是否有困难”“不停地爬几层楼是否有困难”“弯腰、屈膝是否有困难”“向上伸展手臂是否有困难”“提10斤重物是否有困难”等几个代表身体功能障碍的指标作为行为能力的代理变量。本文认为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参与型的活动，需要参与者具有一定的身体健康基础，而这几项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是否能够参与旅游活动。其中自評健康采用3分连续型变量来度量，其中，1表示不好，2表示一般，3表示好，为了消除自评健康时受到健康模块其他问题回答的干扰，问卷中在健康模块进行了首尾两遍提问法，处理了提问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题项差异后，取首尾两次的加权平均值；慢性病各变量均以二分变量的形式参与估计，其中，1代表具有此疾病，0代表没有此疾病；在行为能力中，1代表有困难且无法完成，0代表没有困难且可以完成。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依据层次休闲限制模型进行选取，其中根据人际约束选取了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婚姻状况等，根据结构性约束选取了人口统计变量，主要内容如下：
在家庭层面，选取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婚姻状况、所属区域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家庭收入采用家庭成员一年中获得的收入总和，包括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和转移收入、农业收入、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收入、政府转移支付等，估计时取家庭总收入的对数形式；为了估计个人对家庭旅游决策的纯效果，本文选取的家庭样本主要为两种结构类型，其中，与经济不独立的孩子居住的家庭赋值为1，只有夫妻二人或个人独居的家庭赋值为0；婚姻状况中，结婚赋值为1，未处于婚姻中（可能为离异、丧偶或未婚）赋值为0；所属区域特征中，城市赋值为1，农村赋值为0。
在个体层面，选取个体年龄、性别、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为50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性别为女性赋值为1；学历为一组二分变量，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
2.3模型设定
为了能够解释个体特征一家庭特征一家庭决策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分析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对旅游决策限制影响的差异性，本文从个体及家庭两个层面对研究问题进行估计，主要的估计模型构建如下：
2.3.1个体层面的估计模型
设定模型1对个体心理因素及身体因素对家庭出游限制的影响进行估计：
M代表了一组控制变量，其中即包括只有，层的家庭层控制变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及所属区域特征，也包括含有i层的个体控制变量个人年龄、性别及学历。
因为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对模型1进行估计，同时为了对异方差性进行控制，采用Robust估计。
2.3.2家庭层面的估计模型
从家庭层面来对由个体所导致的家庭特质对家庭出游决策的影响进行估计，因为未有可直接观测到的变量来完成此部分估计，故通过构造家庭心理特征变量、家庭健康特征变量的方式完成此部分估计。设定模型为：
其中，Y表示过去一年家庭是否具有旅游参与行为，0表示为没有，1表示为有。
X表示心理状态的一组代理变量，主要由家庭成员的平均情绪变量、家庭成员平均预期寿命变量、家庭成员情绪变量的方差、家庭成员预期寿命的方差构成，目的是通过均值看整体效应对决策的影响、通过方差看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效应对整体决策的影响。
X表示身体状态的一组变量，主要由家庭成员平均自评健康变量、家庭成员慢性病数量的均值、家庭成员行为的平均困难程度、家庭成员自评健康的方差、家庭成员慢性病数量的方差、家庭成员行为困难程度的方差等构成。其中家庭成员慢性病数量选取了老年人易患的14种慢性病，在过去一年里若患有此种慢性病，则记为1，否则记为0，取每个家庭成员慢性病数量的加总之后的均值及成员之间此项的方差为家庭患病状况的特征变量。家庭成员行为能力的平均困难程度则选取走路能力、久坐站立能力、爬楼梯能力、弯腰屈膝下蹲能力及提重物能力等代理变量，若困难且自己无法完成则记为1，否则记为0，取每个家庭成员困难程度选项数量加总之后的均值及成员之间此项的方差为家庭机体行为状况特征变量。
M表示一组控制变量，选取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及所属区域特征等。
家庭层面估计方法同个体层面。
3实证结果
3.1描述性分析
由表1可见，从个体层面来看，平均来讲，2011年个人精神状态的均值为22.421，属于比较乐观的状态，而2013年均值则降为18.06，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来自2013年追踪到2011年调研时无应答的样本，而这部分样本可能表现出精神状态的分值较低的特征；2011年，10～15年预期寿命的均值为2.51，而2013年是2.37，两年之间波动性不大，处于“不太可能”与“很可能”之间，预期寿命均值并未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但在不同的调查年均表现出标准差较大的特征，则在考虑标准差的情况下，预期寿命变量表现出个体之间差异较大的特征。来看健康指标，2011年自评健康均值为1.93，2013年几乎未产生变化，即平均来讲，个人自评健康指标居于“一般”状态；客观的健康指标为0、1变量，其均值反映了老年人汇报患病或行为有困难的比率，其中高血压的患病老人最多，2011年为27.3%，2013年为24.8%；血脂异常的患病老人2011年占比9.9%，2013年占比为9.5%；高血糖或糖尿病的患病老人2011年占比为6.4%，2013年占比为6.1%，总的来看，患有“三高”的老年人群体在两年之间的占比较为稳定，波动幅度不大，同时表现出高血压最普遍、血脂异常次之、高血糖最少的特征，于此相比慢性癌症的患者占比约1%，且两年之间较为稳定；行为能力的指标，2011年“走路一公里有困难”的老年人占比10.3%，2013年占比为10.5%，两年之间变化不大；“久坐之后站立有困难”的老年人占比在2011年为4.6%，2013年为3.5%，比重有所减少；“爬楼梯的能力有困难”的老人在2011年占比为18.5%，2013年为19.1%，比重略有增加；“弯腰屈膝下蹲能力有困难”的老年人在2011年占比为11.3%，2013年为12.3%；“提重物有困难”的老年人在2011年占比为9%，2013年占比为9.8%，由行为能力的指标来看，基本都表现出与2011年相比，2013年有困难的老年人比重增加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行为能力随我们机体能力的退化而退化，而机体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退化，同时也表明数据所反映出的特征符合我们的常识。
从家庭层面来看，由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剔除掉2人家庭有缺失变量的情况，精神状态、预期寿命及自评健康等变量均值的结果与以个人为单位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不大。对于构成的其他家庭层面变量，如家庭成员平均慢性病数量约为1.45及1.38项，在2011年与2013年未表现出较大差异，家庭成员平均行为困难程度约为0.58项，即平均来看，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行为困难程度不足一项，且两年差异不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各项指标的差异构成的指标，平均来看，成员之间在精神状态变量之间的差异较大，约为2.2～2.7个标准差，其次为预期寿命及慢性病数量，表现出一个标准差的差异，而自评健康及家庭成员行为的困难程度指标在家庭成员间表现的差异则在0.4～0.5个标准差之间浮动。这说明无法观测的情绪变量如精神状态变量在家庭成员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值，即可能存在着一个态度积极的丈夫或妻子与一个态度较为消极的丈夫或妻子的组合，夫妻双方在精神状态上表现出了异质性。与此相比外显性的心理变量，如预期寿命，则表现出较小的差异，这可能源于夫妻双方在日常沟通中形成了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尤其是对待生命的态度方面。而慢性病数量及行为困难程度等指标，较易受饮食、生活习惯等影响，可能使得双方之间差异较小。
再看一下控制变量，由于CHARLS数据抽样的严谨性及科学性，使得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平均来看样本中进入50岁以上核心家庭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62岁，男性与女性各占50%，小学及以下学历水平的老年人占比最大，约为71.9%，大学及以上的学历水平占比最小，约为2.2%；而从家庭层面看，平均学历水平为小学，结婚且目前夫妻共同居住的家庭占比2011年约为84.8%，2013年约为86.7%，与经济不独立的子女一起居住的家庭占比2011年约为5%，而2013年则提高到20%，城市老年人口占比约为39%。2011年和2013年之间的家庭年收入状况产生较大的差异，可能的原因是与2011年相比，2013年自有企业家庭及从事规模养殖业的家庭有所增加，导致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将样本中家庭收入的均值拉高，而这种奇异值在样本中的出现会在统计检验及估计中高估家庭收入的作用，为了消除此种情况所带来的影响，在下文的估計中采用家庭收入的对数作为估计变量。
3.2实证结果
对2011年和2013年的混合截面（pooled crosssection）数据进行Probit主效应估计，为了对异方差性进行纠正，加入Robust估计项，估计思路如下：
步骤1：从个体层面对家庭旅游参与的限制性影响因素进行估计，首先对个体心理因素对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见模型1-1），而后对个体身体状况因素对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见模型1-2），最后对个体心理因素与身体因素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共同作用进行估计（见模型1-3）。
步骤2：从家庭层面对家庭的心理因素特征和健康状况特征对家庭旅游参与限制性影响因素进行估计，主要加入了构造的家庭成员精神状态均值变量、预期寿命均值变量、自评健康均值变量、慢性病数量均值变量及行为困难程度均值变量等指标来看家庭整体的心理特征及身体健康特征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影响。由于均值无法看到不同老年家庭的异质性特质对旅游参与的影响，本文加入了上述指标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标准差，来看由于成员特征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家庭异质性给家庭旅游参与所带来的影响，首先对家庭心理特征对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见模型2-1），而后对家庭健康特质对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见模型2-2），最后估计家庭心理特征与健康特征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共同作用（见模型2-3）。
3.2.1个体层面的估计
个人层面变量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影响估计如表2所示，模型1-1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平均来讲个人的精神状态与对未来的预期寿命态度均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旅游参与的概率，即积极的精神状态和对未来可以至少活10-15年寿命的肯定答复，可以使个体对家庭旅游行为持更加肯定的态度，这表明积极的心理状态是老年人积极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心理状态的消极则会限制老年人旅游参与的决策。由表2中模型1-2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个体的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对家庭出游参与支持的概率越大，患有血脂异常的老年人比未有这种疾病的老年人支持家庭出游计划的概率增大，与之相反，走路和爬楼梯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支持家庭出游计划的概率减小，其他变量表现出计量上的不显著。而对模型1-1、模型1-2与模型1-3比较发现，当将心理变量与身体健康变量同时加入，心理变量对家庭旅游参与行为的支持概率的方向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但系数的大小有所改变；身体健康变量的影响方向未发生改变，但自评健康变量、血脂异常变量及走路能力变量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且系数大小有所变化。这至少说明两点问题：一是模型1和模型2中均存在着遗漏变量的问题，即心理健康状态因素与身体状况因素同为家庭出游参与的影响因素，且与身体状况因素相比，心理状态因素的影响更加稳健；二是可能存在着心理状态因素与身体状况因素之间的共线性，使得对身体状况因素的估计不够稳健，故本文做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见表3，下文有论证）。另外血脂异常在此处的表现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由估计结果可见，与没有血脂异常疾病的老年人相比，患有血脂异常疾病的老年人表现出对家庭出游参与的支持，使得家庭出游参与的概率增大，而高血压和高血糖则在影响家庭出游参与中并不显著，慢性癌症患者的估计也不显著。血脂异常的显著性为何比较强烈，本文试从两个角度给出猜测性解释，一是与高血压及高血糖相比，血脂异常疾病表现出了病症的隐蔽性，高血压患者容易监测，高血糖患者伴生的后期疾病（糖尿病）的危害已经深入人心，这使得这两种疾病成为疾病中被老年人了解较多的老年疾病，其在影响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司空见惯，故它们对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参与影响的作用也较小，而高血脂为代表的血脂异常知识在老年人中普及、了解仍然不够深刻，反而成为影响参与的主要考量因素；二是高血脂患者很可能预示着家庭经济条件的相对较好，使得老人日常摄入更多脂肪（所谓的“富贵病”），而经济条件是能够进行旅游行为的保证性条件，可能存在经济条件的调节作用，在本文中家庭收入的对数对家庭旅游参与概率的稳定影响也从侧面论证了这一点。
由相关性检验（表3）可见，心理状况各因素之间相关性较低，但行为困难程度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则较高，这也是在家庭层面的估计中，本文选取个体行为困难程度分值加总之后的均值来替代行为困难程度的单独指标，而在个体层面的研究中将行为困难程度变量分项指标加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消解加总指标可能带来不同类型行为困难程度之间的相互抵消作用。从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估计结果来看，行为困难程度确实影响了其对家庭出游决策支持的概率，但这种影响只在成员具有走路困难和爬楼梯困难时才显著，同时将指标合并为家庭层面的指标时，家庭层面的均值指标是显著的，但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困难差异指标则不显著。本文在权衡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及指标本身的代表性及与所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故采取个体层面变量与家庭层面变量单独估计的估计模式。
3.2.2个体层面的分组估计
为了更清晰地区分出本文研究问题的城乡差异及群体效应（cohort effect）差异，本部分对城乡及不同年龄组别分别进行回归，并比较回归结果，以此来比较老年人特质对家庭出游参与限制的城乡差异及群体差异。
由城乡分组的回归结果（表4）可见，精神状态变量及预期寿命变量稳定地正向影响着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支持的概率，表示出心理状态越积极，则其对家庭出游参与越支持的特征。在身体状况方面，农村和城市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影响农村老年人支持家庭出游的主要因素有走路的能力及弯腰屈膝的能力，从中看出是否具备基本的行为能力是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限制性因素，行为能力越差，则旅游参与的概率则越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能力也是老年人干农活时需要的主要行为能力，与此相比慢性疾病并未对老年的旅游活动参与造成影响；城市老年人出游参与的主要限制性因素为是否具有血脂异常，是否具有走路能力、爬楼梯能力及提重物的能力，从中可以看出，除了基本的走路能力外，城市老年人能力限制还表现出了城市所具备的特征：爬楼梯能力、血脂异常等。由城乡比较可见：心理变量稳定地影响着老年人家庭出游参与的概率，且未表现出城乡差异；而身体状况变量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城乡差异，这可能与城乡之间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关系。
由年龄群体分组的回归结果（表5）可见，预期寿命显著地正向影响着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的概率，在80岁以下的各组群中表现出了显著性，但对80岁以上老人无影响，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在样本中80岁老人的预期寿命应答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在笔者参与CHARLS项目实地调研时也曾碰到），老人内心的拒绝回答或对此问题的消极回避导致调查结果出现偏误；二是样本数量的限制，80岁以上老人出游的样本量较少，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精神状态变量影响着50～59岁及70～79岁的老年人组，而对60～69岁老年人组没有影响。在身体状况的估计中，自评健康、走路能力、爬楼梯能力和弯腰能力等都会影响50～59岁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的概率，自评健康越好，则参与概率越大，走路、爬楼梯、弯腰等行为能力越差则越限制其对家庭旅游参与的支持概率。而对于60～69岁的老年人，只有“走路”这一项基本能力可能成为其支持家庭旅游参与的限制，对于70～79岁的老年人除了“走路”之外还要考虑是否能够“爬楼梯”。估计的结果比较符合现实的状况，50～59岁群组中不仅包括已退休的女性及可能的延迟退休的女性，还包括提前退休及未退休的男性，此时家庭出游所考虑的因素变得较为复杂，可能存在其他的因素在中介着身体健康因素与家庭出游支持之间的关系，比如闲暇时间（但这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所以才表现出身体状况可能最好的一组老年人反而所受的旅游参与限制最多的悖论。而60～69岁老年人表现出了最少的旅游限制条件，只要能走路及拥有对未来充满期望的心态，就会积极支持家庭旅游参与决策。70～79岁老年人虽然身体机能已有一定的退化，但在积极心态及基本行为能力的作用下，老年人也会对家庭出游决策呈正向支持的态度。
3.2.3家庭层面的估计
家庭层面的估计结果，以家庭成员精神状态的均值和预期寿命的均值为代表的家庭的整体精神状态特征都显著影响了家庭选择旅游行为的概率，且精神状态越积极，选择出游的概率则越大。从家庭整体的健康水平来看，以家庭成员自评健康的均值及家庭成员行为困难程度的均值为代表的家庭整体健康状况对家庭选择出游行为的概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家庭成员整体的自评健康越好，家庭出游的概率越大，同时家庭成员的平均行为困难程度越高，家庭出游的概率则越低，与此相比，家庭成员的慢性病状况则对家庭出游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点与个人层面的估计存在着差异，从中可见，在家庭层面的估计中某些变量对家庭出游决策的影响可能被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冲掉。从家庭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来看，家庭成员之间预期寿命的标准差会影响对家庭出游支持的概率，预期寿命的差异越大，家庭出游的概率越小，这比较符合我们的常识，想象一下夫妻之间一方感觉再活10年8年是简直一定的事情，而另一方觉得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对未来的信心反差如此之大的家庭中，支持出游的概率变小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也有可能一方感觉还能有较长的预期寿命，旅游可以放到未来，而另一方感觉未来比较渺茫，则当下出游对提高生命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可能选择出游，此时可能产生剧烈的反差，从而使家庭出游的决策无法達成一致，但从个人层面的数据估计来看，对预期寿命越持肯定态度的个人支持出游的概率越大，故第二种反转性的猜测有悖个体层面的估计结论。
4稳健性检验
虽然在模型的建立时我们在有限的认知及数据的限制内，尽量做到主要影响因素选取的完备性，但仍然可能存在遗漏无法观测到的重要变量，如心理层面无法测量的个体效应、个体具有对旅游活动内隐性的偏好等，为了控制由此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此部分对主效应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CHARLS 2011年和2013年的数据，对个体层面的估计模型，采用一阶差分法、随机效应法和变量替换法进行检验，对于家庭层面的模型采用一阶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4.1稳健性检验模型
4.1.1一阶差分法（first-differenced equation，FD）
首先采用固定效用模型中的一阶差分法，通过构造一个两期面板数据的差分，而后采用OLS估计的方法对差分结果进行估计，从而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a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或家庭特征，z表示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或家庭特征，d表示年份虚拟变量，表示年份之间所具有的固定特征。通过一阶差分之后得到的估计模型为：
由模型4可见，差分过后将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a进行了消除，由此控制了由于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主要对由于家庭其他固定特征及个体固定特征所带来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消解。对于家庭层面的估计模型，也采用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4.1.2随机效应法（random effect，RE）
其次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两期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此时的个体特征a与其他待估的x变量及控制变量均不相关，为了放大此严格的假设，本文采用RE中的Correlating RE法进行估计。估计模型如下：
4.1.3变量替换法（change variable，CV）
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来替换掉心理状态变量的现有代理变量，是对主效应估计结果稳健性检验的又一种有效的方法，当变量更改之后，替换变量所代表的主效应估计结果仍然显著，则证明原主效应估计结果稳健。
本文采用日常的情绪变量来代替精神状态变量，日常情绪变量由12个题项测量，包括不顺心、悲伤、精神振奋、孤独、心满意足、忧虑、无聊、愉快、愤怒、疲惫感、精神紧张、痛感等，提问的方式如“昨天，你感到悲伤吗？”每个题项有5个答案，依据程度分别为完全没有、有一点、有一些、比较多、非常多，数据处理时按程度反向赋值为5～1分，个体得分为12个题项的加总，即分数越高代表暂时性情绪状态越积极（越正向）。
将具有暂时性特征的日常情绪状态变量来替代具有稳定性心理特征的精神状态变量，而后对主效应再一次进行估计，看其结果是否稳健。
4.2稳健性检验结果
4.2.1个体层面的稳健性检验
一阶差分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效应影响的情况下，日常精神状态、预期寿命、自评健康等变量的变动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变动呈正向影响，同样血脂异常及爬楼梯能力的变动对家庭出游参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这与Probit所进行的主效应估计结果有些出入，主要表现在自评健康指标上，在一阶差分中，个体自评健康汇报结果的变动会影响其在旅游决策中的出游概率，即自评健康变得越来越正向的个体，其对家庭出游持越正向的支持态度。估计结果说明在解决了由个体效应带来的内生性情况下，个体精神状态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同样会对家庭出游的概率产生影响。但是走路能力的变化在控制内生性之后变得不显著，可能来自走路能力是个人活动的基本能力，也是正常参加出游活动的门槛，在控制了个体效应的情况下，走路能力并非影响出游决策的特殊能力；同时也说明无法观察的个体效应在家庭出游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对旅游活动独特的偏好、个体的个性特质等，在将这些个体效应控制住之后，所要考查的可观测变量仍然在出游参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结果是稳健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与文中其他方法的估计结果相比，血脂异常指标在FD中的估计结果最为显著，这至少说明身体状况中血脂异常指标的变动对家庭决策（至少是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与主效应回归结果相比，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精神状态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性有所下降，为了消除精神状态变量所带来的不稳健结果，本文采用变量替换的方法来估计精神状态影响的稳健性。考虑到变量既要与日常精神状态高度相关，又要与健康状况指标不相关，我们选取了日常情绪变量来替代精神状态变量，与精神状态变量相比，日常情绪变量反映了个体暂时的情绪特征，在测量时询问的是“今天您是否感到悲伤”等12个题项。变量替换后的Probit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日常情绪正向影响对家庭出游参与的支持概率，即积极健康的情绪状态使得他越愿意支持家庭的出游，而在此模型中（CV模型）其他变量仍维持了其既有的显著性，且估计的系数及方向均未有太大变化，这至少说明虽然精神狀态的不同方面对旅游决策的影响可能不一定稳定，但在大多数的估计方法中精神状态对家庭出游的参与具有显著影响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结论。另外随机效应估计中，与FD、CV及Probit估计结果相比，血脂异常变量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可能存在着此指标的内生性问题，此变量的稳健性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探讨。
通过不同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个体层面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问题：
一是老年人对自己10～15年的预期寿命的态度显著影响着他们对家庭娱乐性活动或消费的决策，如本文所估计的旅游活动。预期寿命越积极的老年人越倾向于参与旅游活动，这不仅体现在对预期寿命的绝对值上，还体现在预期寿命正向变化也使得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产生正向的倾向。这也印证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中的主要观点：老年人如何看待时间将会影响其情绪的选择，进而影响其行为决策。
二是在控制了控制变量的状况下，老年人若想旅游，身体状况要能够达到满足旅游行为能力的要求，其中走路及爬楼梯是否有困难可以成为较为稳健的检验标准。同时可以延伸至农村老年人是否具有爬山、种田的能力等。与日常行为能力相比，慢性病等疾病对老年人旅游的影响则表现得并不是那么显著，尤其是我们认为可能影响老年人参与旅游的高血压、高血糖并未表现出对老年人旅游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血脂异常的人（主要为高血脂）反而对家庭旅游的影响较为显著，表现为平均来讲与没有血脂异常的老年人相比，具有血脂异常疾病的老年人所在的家庭表现出更积极的旅游参与倾向，这与我们日常的认知有一定的出入，但想到高血脂被称为“富贵病”，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家庭条件越好则患此病的概率越大，出现文中的估计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是精神状况变量在本文研究的估计结果中虽然并不稳健，但通过不同模型的估计还是可以看出，不论是代表短期精神状况的日常情绪还是稳定精神状况的精神状态，在模型估计中表现出对家庭出游参与呈显著正向影响的关系，同时精神状态的变化也对出游决策的变化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至少可以得出，心理状态能够显著影响旅游出游行为的参与概率，即心理状态越积极的老年人，其参与旅游活动的概率也越大，精神状态的匮乏或不健康成为旅游活动参与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4.2.2家庭層面的稳健性检验
家庭层面的FD检验如表7所示，通过一阶差分的方式将家庭固定效应控制之后的结果显示，家庭整体精神状态变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家庭的旅游参与，精神状态越好则旅游的参与可能性越大；从整体来看，家庭成员预期寿命均值的变动不会对家庭出游参与率的变动进行影响，但家庭成员预期寿命之间差异的变动负向影响家庭的旅游参与，即家庭成员之间预期寿命的差异越大，家庭参与旅游的可能性越小；家庭成员的自评健康的变动正向影响家庭出游参与率的变动，同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整体所表现出的对健康的评价也会正向影响家庭出游参与的变动，评价越好则参与率越高；家庭成员平均慢性病数量的变动也会正向影响家庭出游参与率的变动。结果说明：家庭所体现出的积极乐观的家庭氛围是家庭出游参与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家庭成员对自我健康的感知变化显著影响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整体来看，当老年人感觉自己身体状况越好时，他们对家庭进行旅游活动的支持力度也越大；而若家庭成员患慢性病的平均数量增多，则家庭参与旅游的可能性也要降低，但从标准差来看，夫妻之间谁患病的数量多或少并不会影响出游决策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整体来看，家庭成员预期寿命差异的变动稳定地影响着家庭的出游决策，结合上文分析，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变量显著影响着老年人的旅游决策，不仅从个体层面影响，在家庭层面也同样发挥着作用。
5结论
日常生活中，讨论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答案不一，但不止一次听到：晚年没有经济来源、身体状况也不行了，诸如此类的笼统回答充斥在你我身边。本文则利用讨论老年人旅游参与行为的契机，从一个方面来论证难道真的是因为收入和身体吗？旅游活动被认为是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一种有益活动，无疑也是丰富老年人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参与旅游活动的老年人不在少数。根据CHARLS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50岁以上具有旅游活动的老年家庭约占全部老年人家庭的8%～10%左右，说明老年人是有旅游需求的，随着我国大旅游时代及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旅游需求预期还会有扩张的趋势。
再来讨论身体状况，这就涉及本文的研究问题：身体状况限制了老年人旅游活动的参与吗？是怎样的身体状况才会限制？同时，目前学术界所讨论的影响老年人其他行为的心理状况会限制老年人旅游的参与吗？心理状态与身体状况相比，哪种要素的影响更稳定呢？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一是身体状况确实会限制老年旅游参与，从家庭旅游参与的层面来看，行为能力是老年人旅游参与的主要限制因素，但表现出了不同能力的影响差异及城乡差异等特征，老年个体的走路能力这一日常活动的基本能力是限制其旅游参与的主要因素，而爬楼梯能力及弯腰屈膝下蹲能力等则表现出了城乡之间的差异。大多数的慢性疾病并不会对老年人旅游参与造成影响，但血脂异常除外，血脂异常会对城市的老年人外出产生影响，且是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只要老年人具有基本的活动能力，参与旅游活动则成为可能，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身体状况限制并没有预期所猜测的那么大，由此可见，老年旅游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且从组群估计的结果来看，60～69岁的老年人组是限制最少的组别，开发的潜力巨大，而50～59岁的组别受到的限制因素反而是最多的，这一看似“悖论”的结论为目标市场的选择提供了参考。
二是心理状况对老年人的旅游参与具有影响，本文依据积极心理学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选取了代表心理状况的两类变量，一类是稳定的情绪变量，我们称之为精神状态变量，另一类是代表其生命乐观程度的预期寿命变量，由估计结果可见，两类变量都对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支持的概率产生了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没有城乡之间的差异，是一种普遍的影响。在群组估计中精神状态变量对50～59岁及70～79岁的组别产生着影响，而预期寿命变量则对79岁以下的老年的旅游活动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好，情绪及精神状态稳定，虽然暮年但仍对未来充满期待，则其对旅游参与支持的概率将会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客观的身体机能出现不断退化的老年阶段，积极乐观的心态是老年人丰富生活、追寻幸福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是通过不同估计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主效应估计中所得出的旅游参与限制性因素具有稳健的估计效果，即心理状况变量稳定地影响着老年人的出游参与，身体状况中基本行为能力的影响较为稳定。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依据层次限制理论所选择的控制变量中学历、收入、家庭结构（是否抚养经济不独立的子女）、城乡等变量稳定地影响着家庭出游参与的概率，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变量的影响虽然显著但并不稳定。这也提示在老年旅游市场的细分时要更多关注这些稳定的影响变量。
四是为了更加宏观地把握老年人旅游参与的特征，从家庭层面来估计家庭特征对老年家庭旅游参与的影响，估计的结果显示：家庭整体的精神状态越好，家庭旅游活动参与的概率则越高；家庭整体感觉未来是有希望的，家庭的旅游活动参与的概率也越高，但若家庭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存在差异，则差异越大，家庭旅游参与的概率越低，这说明“人生观”在老年人行为中也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家庭成员慢性病的数量并不会直接限制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但若产生慢性病“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的变动，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则会减少；家庭整体老人的行为能力会对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产生影响，行为能力越差，则旅游活动参与的可能性越小。由家庭层面的估计结论可见：心理状况在家庭层面也发挥着作用，积极乐观的家庭氛围、对生命充满期待的家庭特质是老年家庭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助力。
本研究的建议：
一是从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方面来看，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关注贫困、身体状况、就医、经济来源等方面之外，也要切实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对于已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就医问题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老年人群体，若想其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生活质量获得真正的提升，则心理健康的提升是关键，建议设计提升心理健康的通道与路径，把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上关爱老人的议程中来。
二是从老年旅游产业的发展来看，旅游产品的设计、服务的提供要更加人性化，鉴于行为能力对老年出游的限制，在老年旅游景点的开发、产品的设计、服务的提供等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由于产品问题而给行为能力不足的老年人所带来的不便。同时要注重旅游产品给老年人所带来的心理愉悦感，通过旅游活动正向强化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三是从市场细分来看，本研究给出了稳健的市场细分标准，同时做了年龄组群和城乡之间的比较，为旅游市场的开发提供了理论的参考。
[摘要]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旅游成为未来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对老年旅游市场较为细致的研究仍显单薄。文章基于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理论，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3年数据，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因素及心理状况因素对其出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从而识别出影响老年人家庭出游的主要限制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身体状况会限制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年人的出游参与，但仅仅是在以走路能力、爬楼梯能力等为代表的基本日常活动能力出现困难时，老年人出游参与的概率会降低；大多数慢性病对老年人出游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但血脂异常变量对城市老年人的出游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与身体状况相比，心理状况的稳定影响着老年人的出游参与概率，且无城乡差异，表现出无论是个体还是家庭，心态越积极乐观，对未来越充满期待，出游参与的概率则越大的特征。
[关键词]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出游限制；Probit估计
引言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现状也不容乐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总人口的25.32%，55岁以上的也达到了19.2%，因此如何做好老龄化工作，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旅游活动因其提高参与者的生活质量及增强参与者的生活幸福感而被称为“幸福”产业，同时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发展，使得有能力进行旅游消费的老年人总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在世界范围内，老年旅游市场因其总量的可持续性及完美地规避了时间约束而成为业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生活丰富度，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及2016年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均对培育和加快旅游市场的发展以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提出了具体要求。
虽然全球性的老龄化是一种趋势，但不同国家对这种趋势的应对却体现出不同特征。就我国而言，传统的“快乐老年”（happy old age）是“有饭吃、有衣穿、不生病”，而现今老年人的追求除了上述的条件外还表现出了“积极老龄”（positive aging）的特质，即追求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健康，此时老年人将休闲旅游视为提高他们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的一种方式。面对“积极老龄”化的社会诉求以及经济高速增长伴生的收入增长所带来的休闲需求外部性，学者们从产业发展、市场供给等视角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当将目光聚焦于老年人自身福利（well being）时，不断退化的机体能力与独特的心理状态可能成为影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甚至是日常休闲活动的主要限制，但目前对于旅游限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钱、时间、参照群体等方面，而对老年人独特的心理特征及生理特征对其旅游活动参与影响的研究则涉及较少。从心理发展理论来看，由于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理和一些心理机能方面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在情绪方面，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简单下降趋势，反而表现出了有利于健康的社会情绪选择特征，在这种特征之下，老年人是否进行某种行为不仅取决于身体健康、环境、金钱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更取决于其心理状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期望通过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有别于养老、医疗等老年人基本的福利保障的研究路径，将目光聚焦于老年人福利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时将要考虑的问题：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当需要政策介入时，政府该从哪些角度入手才更有效率？通过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情境下，心理状态与身体状况是否会限制老年人的旅游参与，若二者都可影响到老年人的旅游参与，哪种因素影响力更大，且更加稳定；二是这种限制是表现在个人内在约束层面还是在人际约束层面，且限制是否可以进行细分。
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相关文献的梳理；第二部分对用到的数据、选取的变量及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介绍；第三部分汇报主要的回归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就本文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并给出政策建议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1文献梳理
三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本文的研究基础：一是基于老年人仍有旅游需求且可构成有效旅游市场的旅游影响因素研究，二是基于休闲限制及层次限制模型的老年人旅游偏好及旅游参与的限制研究，三是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老年人心理限制因素研究。三方面的逻辑体现在：旅游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旅游限制因素（或称制约）研究的基础，旅游限制研究则包含心理变量的限制作用，故做此安排。
1.1旅游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基于市场导向的旅游影响研究一直是老年人旅游研究的主流，笔者以senior tourism、aged tourism、elderly tourism等为关键词，通过搜寻9本Top期刊的文献内容，最终确定1980-2017年与老年旅游直接相关的文章共37篇，其中涉及旅游影响因素研究的有8篇，占比21.6%，这说明“什么影响了老年人的旅游”这一问题获得了学术界的青睐。研究问题及结论包括：
在对老年人旅游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个人的财务状况、时间的约束和健康状况是老年人旅游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旅游者的旅行能力（时间、成本、健康、年龄、家庭等）、直接的旅游供给（成本的考虑、信息的匮乏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具体来说，年龄效应要远远大于群体效应，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及心灵的自我成长（spiritualgrowth need）则成为老年旅游的主要推力因素。
在对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影响旅游类型（包价、自由行等）、产品类型（目的地等）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他旅游参与者的影响，如外表（如魅力、身体特征、气味）、行为（成熟地帮助他人、优雅的举止、是否制造噪声、自利行为等）、语言（文明语言、粗鲁语言）等；由于认知水平下降但情绪管理水平上升导致的老年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及产品类型选择在决策上存在特殊的偏好，如更喜欢熟悉的目的地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小众老年旅游群体（如同性恋群体）更加受到性別及年龄的影响，而对从不进行旅游活动的老年人进行调查时发现，内在约束是影响其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因在社会关系中未被承认及接受而导致其羞于旅游。
1.2旅游限制研究
诸多因素限制了老年人的旅游决策及降低了其旅游参与水平，休闲（旅游）限制被定义为“一种降低或限制了个体休闲（旅游）参与可能性的感知或现实因素”，这些因素在老年人旅游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在休闲（或旅游）限制研究领域获得认可的成果是Grawford、Jackson和Godbey在1991年提出的层次休闲限制模型（hierarchical leisureconstraints，HLC）。此模型提出了3种相关联的休闲（旅游）约束（内在约束、人际约束和结构约束），这3种约束决定了休闲或旅游的参与度，以及影响了偏好的形成。根据层次休闲限制模型，最强大的限制是内在的，因为他们塑造了个人的休闲或旅游偏好，并且也解释了个人的行为意愿，这些限制是指个人的心理状态（如压力、疲劳、焦虑、抑郁）和态度。其次是人际关系造成的限制，如追求旅游的享乐与承担日常的家庭义务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是这一类别限制的例子，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偏好和参与，并可能使个体或家庭最终改变自己的选择，这些限制主要取决于家庭规模、婚姻状况和所参与活动的类型。最后是结构性限制（如缺乏时间、信息、金钱、设施等），此种限制涉及中断休闲偏好和活动参与之间关系的资源和外在因素。
对于老年人来说，源于年龄原因所造成的退休、身体功能的衰退和流动性问题等可能造成旅游活动的参与受限，而金钱及时间相关的制约因素可能是其他群体的主要参与障碍，但在老年人中却可能较松，与年轻人相比，非结构限制如心理状态、情绪状态等更可能成为老年人旅游活动参与的主要障碍。
目前关于老年人旅游限制的文献研究表现出两个特征：首先，现有文献的研究重视结构性约束而对内在约束及人际约束的研究较少，Nyaupane和Andereck在2008年的研究中表明，老年人比年轻人倾向于更少的结构性约束，同时根据层次休闲限制理论可知，旅游偏好主要是人际关系和内在约束的函数；其次，老年人面对各种限制时的谈判能力不足，生命心理学（1ife spanpsychology）领域的研究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激发老年人积极的旅游动机，如减少旅途中的体力消耗项目、采取指导性的情感补救措施等。
1.3积极心理学及社会选择理论
由于近年业界对老年人旅游市场的重视及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内在约束及人际约束对其出游偏好和参与影响的重要意义，在研究路径、方法及关注点上有了突破，出现了异于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 typologies）及个人边际账户导向（marginalizepersonalized accounts）的研究，将焦点聚集于老年人自身，如引人人类学、参与性研究的路径及方法来构建新的研究范式，运用解释性的民族志路径来研究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s）在老年人旅游中的作用，提出将积极心理学应用到旅游研究中，从而更加关注游客的个人发展，尤其是日益庞大的老年旅游群体的发展。积极心理学主要关注3个层面的研究，主观层面关注积极情感（positiveemotions）的主观体验，在个人层面上研究积极的个人特质（positive personality），在群体层面研究积极的组织系统（positive institutions）。研究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会抱更高的积极情感，进一步的研究产生了一个专门的理论，即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来对这种状况进行解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当个人将时间看作是无限的（如青年时期），他们优先考虑信息目标，从而增加他们的知识，当人们认为时间有限（如老年期），他们优先考虑情感目标，从而增加他们的积极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选择性过程与年龄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但它与人们如何看待年龄和时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由国外文献的回顾可见，近年国外老年旅游的研究日渐丰满且呈现出从现象到机理分析的发展趋势，但我国的文献检索中则表现出发表在较高质量期刊的文章较少的特征，为数不多的文章集中在老年出境游的制约因素、对世界老年旅游者的需求特征所做的综述、老年人景点选取的偏好、老年旅游保障体系构建等方面，很少有基于中国情境的老年人特征、偏好、限制因素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而目前我国老年旅游产业开发、发展表现出，一方面，老龄化时代到来所伴生的老年旅游需求增长，且国家政策积极引导老年旅游产业；另一方面，我们对老年旅游市场的特征、旅游者的特征、旅游需求的特征却缺少深入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微观实证的方法来讨论老年旅游限制性因素中的两个类别：心理及生理因素在我国老年旅游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为我国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微观理论基础。
2数据、变量与模型
2.1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1年和2013年数据，该数据为全国性追踪调查数据，旨在收集45岁及以上人群及其配偶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情况、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信息。数据采用多阶段（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抽样的方法，覆盖全国28个省，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共收集了10257个家户信息，包含17708个样本。
目前，世界上表述人口老龄化通用的做法是以计算不同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作为基本标准，但鉴于我国以法定退休年龄作为老年福利享用的标准，如退休金的领取、医疗保险的缴付等，故本文将退休年龄的最低值50岁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标准。在删除掉50岁以下个体样本及有奇异值出现的样本的情况下，本文的个体样本数为2011年13589個，2013年14146个，年份之间样本数量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基线追踪调查时将处于样本框中但在2011年没有调查到的样本补回造成的。
2.2变量选取
2.2.1因变量选取
由于样本的特性及老年旅游者一般采取家庭出行的方式，故此选取家庭出游决策行为作为因变量，其中1代表家庭在过去一年具有出游的行为，0代表过去一年家庭没有出游行为。
2.2.2自变量选取
（1）心理变量。依据积极心理学理论，积极的情绪是其主要研究内容，故此本文选取能够反映积极情绪的日常精神状态变量作为代理变量，依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中老年人对时间的看待将影响其决策行为，故选取预期寿命变量作为心理状态的代理变量。日常精神状态变量由CES-D10量表测量所得，该量表中共有10个问题，每题4个选项，代表着精神状态饱满的程度，我们给出精神状态最高的选项赋值3分，最低的赋值0分，加总10个题项的总得分代表个体稳定的精神状态，此得分属于0～30的区间中，越接近30表明精神状态越健康。预期寿命变量的测量主要通过问卷询问老人拥有未来10～15年预期寿命的可能性，如对65-69岁年龄段的调研对象询问“您未来活到80岁的可能性有多大？”选项为：几乎不可能、不太可能、有可能、很可能、简直一定，分别赋值为1-5。对预期寿命的主观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调研对象的心理乐观程度，这既有理论的支撑又符合我们现实中的观察。
（2）健康变量。与以往选取自评健康作为主要健康指标不同，本文在自评健康作为健康度量的基础上选取了日常疾病中的高血糖、血脂异常、高血压及慢性癌症作为疾病的度量。同时选取“走一公里是否有困难”“久坐站立起来是否有困难”“不停地爬几层楼是否有困难”“弯腰、屈膝是否有困难”“向上伸展手臂是否有困难”“提10斤重物是否有困难”等几个代表身体功能障碍的指标作为行为能力的代理变量。本文认为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参与型的活动，需要参与者具有一定的身体健康基础，而这几项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是否能够参与旅游活动。其中自評健康采用3分连续型变量来度量，其中，1表示不好，2表示一般，3表示好，为了消除自评健康时受到健康模块其他问题回答的干扰，问卷中在健康模块进行了首尾两遍提问法，处理了提问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题项差异后，取首尾两次的加权平均值；慢性病各变量均以二分变量的形式参与估计，其中，1代表具有此疾病，0代表没有此疾病；在行为能力中，1代表有困难且无法完成，0代表没有困难且可以完成。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依据层次休闲限制模型进行选取，其中根据人际约束选取了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婚姻状况等，根据结构性约束选取了人口统计变量，主要内容如下：
在家庭层面，选取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婚姻状况、所属区域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家庭收入采用家庭成员一年中获得的收入总和，包括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和转移收入、农业收入、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收入、政府转移支付等，估计时取家庭总收入的对数形式；为了估计个人对家庭旅游决策的纯效果，本文选取的家庭样本主要为两种结构类型，其中，与经济不独立的孩子居住的家庭赋值为1，只有夫妻二人或个人独居的家庭赋值为0；婚姻状况中，结婚赋值为1，未处于婚姻中（可能为离异、丧偶或未婚）赋值为0；所属区域特征中，城市赋值为1，农村赋值为0。
在个体层面，选取个体年龄、性别、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为50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性别为女性赋值为1；学历为一组二分变量，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
2.3模型设定
为了能够解释个体特征一家庭特征一家庭决策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分析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对旅游决策限制影响的差异性，本文从个体及家庭两个层面对研究问题进行估计，主要的估计模型构建如下：
2.3.1个体层面的估计模型
设定模型1对个体心理因素及身体因素对家庭出游限制的影响进行估计：
M代表了一组控制变量，其中即包括只有，层的家庭层控制变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及所属区域特征，也包括含有i层的个体控制变量个人年龄、性别及学历。
因为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对模型1进行估计，同时为了对异方差性进行控制，采用Robust估计。
2.3.2家庭层面的估计模型
从家庭层面来对由个体所导致的家庭特质对家庭出游决策的影响进行估计，因为未有可直接观测到的变量来完成此部分估计，故通过构造家庭心理特征变量、家庭健康特征变量的方式完成此部分估计。设定模型为：
其中，Y表示过去一年家庭是否具有旅游参与行为，0表示为没有，1表示为有。
X表示心理状态的一组代理变量，主要由家庭成员的平均情绪变量、家庭成员平均预期寿命变量、家庭成员情绪变量的方差、家庭成员预期寿命的方差构成，目的是通过均值看整体效应对决策的影响、通过方差看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效应对整体决策的影响。
X表示身体状态的一组变量，主要由家庭成员平均自评健康变量、家庭成员慢性病数量的均值、家庭成员行为的平均困难程度、家庭成员自评健康的方差、家庭成员慢性病数量的方差、家庭成员行为困难程度的方差等构成。其中家庭成员慢性病数量选取了老年人易患的14种慢性病，在过去一年里若患有此种慢性病，则记为1，否则记为0，取每个家庭成员慢性病数量的加总之后的均值及成员之间此项的方差为家庭患病状况的特征变量。家庭成员行为能力的平均困难程度则选取走路能力、久坐站立能力、爬楼梯能力、弯腰屈膝下蹲能力及提重物能力等代理变量，若困难且自己无法完成则记为1，否则记为0，取每个家庭成员困难程度选项数量加总之后的均值及成员之间此项的方差为家庭机体行为状况特征变量。
M表示一组控制变量，选取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及所属区域特征等。
家庭层面估计方法同个体层面。
3实证结果
3.1描述性分析
由表1可见，从个体层面来看，平均来讲，2011年个人精神状态的均值为22.421，属于比较乐观的状态，而2013年均值则降为18.06，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来自2013年追踪到2011年调研时无应答的样本，而这部分样本可能表现出精神状态的分值较低的特征；2011年，10～15年预期寿命的均值为2.51，而2013年是2.37，两年之间波动性不大，处于“不太可能”与“很可能”之间，预期寿命均值并未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但在不同的调查年均表现出标准差较大的特征，则在考虑标准差的情况下，预期寿命变量表现出个体之间差异较大的特征。来看健康指标，2011年自评健康均值为1.93，2013年几乎未产生变化，即平均来讲，个人自评健康指标居于“一般”状态；客观的健康指标为0、1变量，其均值反映了老年人汇报患病或行为有困难的比率，其中高血压的患病老人最多，2011年为27.3%，2013年为24.8%；血脂异常的患病老人2011年占比9.9%，2013年占比为9.5%；高血糖或糖尿病的患病老人2011年占比为6.4%，2013年占比为6.1%，总的来看，患有“三高”的老年人群体在两年之间的占比较为稳定，波动幅度不大，同时表现出高血压最普遍、血脂异常次之、高血糖最少的特征，于此相比慢性癌症的患者占比约1%，且两年之间较为稳定；行为能力的指标，2011年“走路一公里有困难”的老年人占比10.3%，2013年占比为10.5%，两年之间变化不大；“久坐之后站立有困难”的老年人占比在2011年为4.6%，2013年为3.5%，比重有所减少；“爬楼梯的能力有困难”的老人在2011年占比为18.5%，2013年为19.1%，比重略有增加；“弯腰屈膝下蹲能力有困难”的老年人在2011年占比为11.3%，2013年为12.3%；“提重物有困难”的老年人在2011年占比为9%，2013年占比为9.8%，由行为能力的指标来看，基本都表现出与2011年相比，2013年有困难的老年人比重增加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行为能力随我们机体能力的退化而退化，而机体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退化，同时也表明数据所反映出的特征符合我们的常识。
从家庭层面来看，由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剔除掉2人家庭有缺失变量的情况，精神状态、预期寿命及自评健康等变量均值的结果与以个人为单位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不大。对于构成的其他家庭层面变量，如家庭成员平均慢性病数量约为1.45及1.38项，在2011年与2013年未表现出较大差异，家庭成员平均行为困难程度约为0.58项，即平均来看，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行为困难程度不足一项，且两年差异不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各项指标的差异构成的指标，平均来看，成员之间在精神状态变量之间的差异较大，约为2.2～2.7个标准差，其次为预期寿命及慢性病数量，表现出一个标准差的差异，而自评健康及家庭成员行为的困难程度指标在家庭成员间表现的差异则在0.4～0.5个标准差之间浮动。这说明无法观测的情绪变量如精神状态变量在家庭成员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值，即可能存在着一个态度积极的丈夫或妻子与一个态度较为消极的丈夫或妻子的组合，夫妻双方在精神状态上表现出了异质性。与此相比外显性的心理变量，如预期寿命，则表现出较小的差异，这可能源于夫妻双方在日常沟通中形成了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尤其是对待生命的态度方面。而慢性病数量及行为困难程度等指标，较易受饮食、生活习惯等影响，可能使得双方之间差异较小。
再看一下控制变量，由于CHARLS数据抽样的严谨性及科学性，使得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平均来看样本中进入50岁以上核心家庭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62岁，男性与女性各占50%，小学及以下学历水平的老年人占比最大，约为71.9%，大学及以上的学历水平占比最小，约为2.2%；而从家庭层面看，平均学历水平为小学，结婚且目前夫妻共同居住的家庭占比2011年约为84.8%，2013年约为86.7%，与经济不独立的子女一起居住的家庭占比2011年约为5%，而2013年则提高到20%，城市老年人口占比约为39%。2011年和2013年之间的家庭年收入状况产生较大的差异，可能的原因是与2011年相比，2013年自有企业家庭及从事规模养殖业的家庭有所增加，导致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将样本中家庭收入的均值拉高，而这种奇异值在样本中的出现会在统计检验及估计中高估家庭收入的作用，为了消除此种情况所带来的影响，在下文的估計中采用家庭收入的对数作为估计变量。
3.2实证结果
对2011年和2013年的混合截面（pooled crosssection）数据进行Probit主效应估计，为了对异方差性进行纠正，加入Robust估计项，估计思路如下：
步骤1：从个体层面对家庭旅游参与的限制性影响因素进行估计，首先对个体心理因素对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见模型1-1），而后对个体身体状况因素对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见模型1-2），最后对个体心理因素与身体因素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共同作用进行估计（见模型1-3）。
步骤2：从家庭层面对家庭的心理因素特征和健康状况特征对家庭旅游参与限制性影响因素进行估计，主要加入了构造的家庭成员精神状态均值变量、预期寿命均值变量、自评健康均值变量、慢性病数量均值变量及行为困难程度均值变量等指标来看家庭整体的心理特征及身体健康特征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影响。由于均值无法看到不同老年家庭的异质性特质对旅游参与的影响，本文加入了上述指标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标准差，来看由于成员特征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家庭异质性给家庭旅游参与所带来的影响，首先对家庭心理特征对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见模型2-1），而后对家庭健康特质对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见模型2-2），最后估计家庭心理特征与健康特征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共同作用（见模型2-3）。
3.2.1个体层面的估计
个人层面变量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影响估计如表2所示，模型1-1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平均来讲个人的精神状态与对未来的预期寿命态度均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旅游参与的概率，即积极的精神状态和对未来可以至少活10-15年寿命的肯定答复，可以使个体对家庭旅游行为持更加肯定的态度，这表明积极的心理状态是老年人积极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心理状态的消极则会限制老年人旅游参与的决策。由表2中模型1-2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个体的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对家庭出游参与支持的概率越大，患有血脂异常的老年人比未有这种疾病的老年人支持家庭出游计划的概率增大，与之相反，走路和爬楼梯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支持家庭出游计划的概率减小，其他变量表现出计量上的不显著。而对模型1-1、模型1-2与模型1-3比较发现，当将心理变量与身体健康变量同时加入，心理变量对家庭旅游参与行为的支持概率的方向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但系数的大小有所改变；身体健康变量的影响方向未发生改变，但自评健康变量、血脂异常变量及走路能力变量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且系数大小有所变化。这至少说明两点问题：一是模型1和模型2中均存在着遗漏变量的问题，即心理健康状态因素与身体状况因素同为家庭出游参与的影响因素，且与身体状况因素相比，心理状态因素的影响更加稳健；二是可能存在着心理状态因素与身体状况因素之间的共线性，使得对身体状况因素的估计不够稳健，故本文做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见表3，下文有论证）。另外血脂异常在此处的表现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由估计结果可见，与没有血脂异常疾病的老年人相比，患有血脂异常疾病的老年人表现出对家庭出游参与的支持，使得家庭出游参与的概率增大，而高血压和高血糖则在影响家庭出游参与中并不显著，慢性癌症患者的估计也不显著。血脂异常的显著性为何比较强烈，本文试从两个角度给出猜测性解释，一是与高血压及高血糖相比，血脂异常疾病表现出了病症的隐蔽性，高血压患者容易监测，高血糖患者伴生的后期疾病（糖尿病）的危害已经深入人心，这使得这两种疾病成为疾病中被老年人了解较多的老年疾病，其在影响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司空见惯，故它们对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参与影响的作用也较小，而高血脂为代表的血脂异常知识在老年人中普及、了解仍然不够深刻，反而成为影响参与的主要考量因素；二是高血脂患者很可能预示着家庭经济条件的相对较好，使得老人日常摄入更多脂肪（所谓的“富贵病”），而经济条件是能够进行旅游行为的保证性条件，可能存在经济条件的调节作用，在本文中家庭收入的对数对家庭旅游参与概率的稳定影响也从侧面论证了这一点。
由相关性检验（表3）可见，心理状况各因素之间相关性较低，但行为困难程度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则较高，这也是在家庭层面的估计中，本文选取个体行为困难程度分值加总之后的均值来替代行为困难程度的单独指标，而在个体层面的研究中将行为困难程度变量分项指标加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消解加总指标可能带来不同类型行为困难程度之间的相互抵消作用。从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估计结果来看，行为困难程度确实影响了其对家庭出游决策支持的概率，但这种影响只在成员具有走路困难和爬楼梯困难时才显著，同时将指标合并为家庭层面的指标时，家庭层面的均值指标是显著的，但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困难差异指标则不显著。本文在权衡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及指标本身的代表性及与所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故采取个体层面变量与家庭层面变量单独估计的估计模式。
3.2.2个体层面的分组估计
为了更清晰地区分出本文研究问题的城乡差异及群体效应（cohort effect）差异，本部分对城乡及不同年龄组别分别进行回归，并比较回归结果，以此来比较老年人特质对家庭出游参与限制的城乡差异及群体差异。
由城乡分组的回归结果（表4）可见，精神状态变量及预期寿命变量稳定地正向影响着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支持的概率，表示出心理状态越积极，则其对家庭出游参与越支持的特征。在身体状况方面，农村和城市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影响农村老年人支持家庭出游的主要因素有走路的能力及弯腰屈膝的能力，从中看出是否具备基本的行为能力是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限制性因素，行为能力越差，则旅游参与的概率则越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能力也是老年人干农活时需要的主要行为能力，与此相比慢性疾病并未对老年的旅游活动参与造成影响；城市老年人出游参与的主要限制性因素为是否具有血脂异常，是否具有走路能力、爬楼梯能力及提重物的能力，从中可以看出，除了基本的走路能力外，城市老年人能力限制还表现出了城市所具备的特征：爬楼梯能力、血脂异常等。由城乡比较可见：心理变量稳定地影响着老年人家庭出游参与的概率，且未表现出城乡差异；而身体状况变量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城乡差异，这可能与城乡之间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关系。
由年龄群体分组的回归结果（表5）可见，预期寿命显著地正向影响着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的概率，在80岁以下的各组群中表现出了显著性，但对80岁以上老人无影响，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在样本中80岁老人的预期寿命应答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在笔者参与CHARLS项目实地调研时也曾碰到），老人内心的拒绝回答或对此问题的消极回避导致调查结果出现偏误；二是样本数量的限制，80岁以上老人出游的样本量较少，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精神状态变量影响着50～59岁及70～79岁的老年人组，而对60～69岁老年人组没有影响。在身体状况的估计中，自评健康、走路能力、爬楼梯能力和弯腰能力等都会影响50～59岁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的概率，自评健康越好，则参与概率越大，走路、爬楼梯、弯腰等行为能力越差则越限制其对家庭旅游参与的支持概率。而对于60～69岁的老年人，只有“走路”这一项基本能力可能成为其支持家庭旅游参与的限制，对于70～79岁的老年人除了“走路”之外还要考虑是否能够“爬楼梯”。估计的结果比较符合现实的状况，50～59岁群组中不仅包括已退休的女性及可能的延迟退休的女性，还包括提前退休及未退休的男性，此时家庭出游所考虑的因素变得较为复杂，可能存在其他的因素在中介着身体健康因素与家庭出游支持之间的关系，比如闲暇时间（但这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所以才表现出身体状况可能最好的一组老年人反而所受的旅游参与限制最多的悖论。而60～69岁老年人表现出了最少的旅游限制条件，只要能走路及拥有对未来充满期望的心态，就会积极支持家庭旅游参与决策。70～79岁老年人虽然身体机能已有一定的退化，但在积极心态及基本行为能力的作用下，老年人也会对家庭出游决策呈正向支持的态度。
3.2.3家庭层面的估计
家庭层面的估计结果，以家庭成员精神状态的均值和预期寿命的均值为代表的家庭的整体精神状态特征都显著影响了家庭选择旅游行为的概率，且精神状态越积极，选择出游的概率则越大。从家庭整体的健康水平来看，以家庭成员自评健康的均值及家庭成员行为困难程度的均值为代表的家庭整体健康状况对家庭选择出游行为的概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家庭成员整体的自评健康越好，家庭出游的概率越大，同时家庭成员的平均行为困难程度越高，家庭出游的概率则越低，与此相比，家庭成员的慢性病状况则对家庭出游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点与个人层面的估计存在着差异，从中可见，在家庭层面的估计中某些变量对家庭出游决策的影响可能被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冲掉。从家庭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来看，家庭成员之间预期寿命的标准差会影响对家庭出游支持的概率，预期寿命的差异越大，家庭出游的概率越小，这比较符合我们的常识，想象一下夫妻之间一方感觉再活10年8年是简直一定的事情，而另一方觉得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对未来的信心反差如此之大的家庭中，支持出游的概率变小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也有可能一方感觉还能有较长的预期寿命，旅游可以放到未来，而另一方感觉未来比较渺茫，则当下出游对提高生命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可能选择出游，此时可能产生剧烈的反差，从而使家庭出游的决策无法達成一致，但从个人层面的数据估计来看，对预期寿命越持肯定态度的个人支持出游的概率越大，故第二种反转性的猜测有悖个体层面的估计结论。
4稳健性检验
虽然在模型的建立时我们在有限的认知及数据的限制内，尽量做到主要影响因素选取的完备性，但仍然可能存在遗漏无法观测到的重要变量，如心理层面无法测量的个体效应、个体具有对旅游活动内隐性的偏好等，为了控制由此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此部分对主效应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CHARLS 2011年和2013年的数据，对个体层面的估计模型，采用一阶差分法、随机效应法和变量替换法进行检验，对于家庭层面的模型采用一阶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4.1稳健性检验模型
4.1.1一阶差分法（first-differenced equation，FD）
首先采用固定效用模型中的一阶差分法，通过构造一个两期面板数据的差分，而后采用OLS估计的方法对差分结果进行估计，从而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a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或家庭特征，z表示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或家庭特征，d表示年份虚拟变量，表示年份之间所具有的固定特征。通过一阶差分之后得到的估计模型为：
由模型4可见，差分过后将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a进行了消除，由此控制了由于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主要对由于家庭其他固定特征及个体固定特征所带来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消解。对于家庭层面的估计模型，也采用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4.1.2随机效应法（random effect，RE）
其次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两期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此时的个体特征a与其他待估的x变量及控制变量均不相关，为了放大此严格的假设，本文采用RE中的Correlating RE法进行估计。估计模型如下：
4.1.3变量替换法（change variable，CV）
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来替换掉心理状态变量的现有代理变量，是对主效应估计结果稳健性检验的又一种有效的方法，当变量更改之后，替换变量所代表的主效应估计结果仍然显著，则证明原主效应估计结果稳健。
本文采用日常的情绪变量来代替精神状态变量，日常情绪变量由12个题项测量，包括不顺心、悲伤、精神振奋、孤独、心满意足、忧虑、无聊、愉快、愤怒、疲惫感、精神紧张、痛感等，提问的方式如“昨天，你感到悲伤吗？”每个题项有5个答案，依据程度分别为完全没有、有一点、有一些、比较多、非常多，数据处理时按程度反向赋值为5～1分，个体得分为12个题项的加总，即分数越高代表暂时性情绪状态越积极（越正向）。
将具有暂时性特征的日常情绪状态变量来替代具有稳定性心理特征的精神状态变量，而后对主效应再一次进行估计，看其结果是否稳健。
4.2稳健性检验结果
4.2.1个体层面的稳健性检验
一阶差分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效应影响的情况下，日常精神状态、预期寿命、自评健康等变量的变动对家庭旅游参与的变动呈正向影响，同样血脂异常及爬楼梯能力的变动对家庭出游参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这与Probit所进行的主效应估计结果有些出入，主要表现在自评健康指标上，在一阶差分中，个体自评健康汇报结果的变动会影响其在旅游决策中的出游概率，即自评健康变得越来越正向的个体，其对家庭出游持越正向的支持态度。估计结果说明在解决了由个体效应带来的内生性情况下，个体精神状态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同样会对家庭出游的概率产生影响。但是走路能力的变化在控制内生性之后变得不显著，可能来自走路能力是个人活动的基本能力，也是正常参加出游活动的门槛，在控制了个体效应的情况下，走路能力并非影响出游决策的特殊能力；同时也说明无法观察的个体效应在家庭出游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对旅游活动独特的偏好、个体的个性特质等，在将这些个体效应控制住之后，所要考查的可观测变量仍然在出游参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结果是稳健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与文中其他方法的估计结果相比，血脂异常指标在FD中的估计结果最为显著，这至少说明身体状况中血脂异常指标的变动对家庭决策（至少是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与主效应回归结果相比，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精神状态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性有所下降，为了消除精神状态变量所带来的不稳健结果，本文采用变量替换的方法来估计精神状态影响的稳健性。考虑到变量既要与日常精神状态高度相关，又要与健康状况指标不相关，我们选取了日常情绪变量来替代精神状态变量，与精神状态变量相比，日常情绪变量反映了个体暂时的情绪特征，在测量时询问的是“今天您是否感到悲伤”等12个题项。变量替换后的Probit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日常情绪正向影响对家庭出游参与的支持概率，即积极健康的情绪状态使得他越愿意支持家庭的出游，而在此模型中（CV模型）其他变量仍维持了其既有的显著性，且估计的系数及方向均未有太大变化，这至少说明虽然精神狀态的不同方面对旅游决策的影响可能不一定稳定，但在大多数的估计方法中精神状态对家庭出游的参与具有显著影响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结论。另外随机效应估计中，与FD、CV及Probit估计结果相比，血脂异常变量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可能存在着此指标的内生性问题，此变量的稳健性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探讨。
通过不同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个体层面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问题：
一是老年人对自己10～15年的预期寿命的态度显著影响着他们对家庭娱乐性活动或消费的决策，如本文所估计的旅游活动。预期寿命越积极的老年人越倾向于参与旅游活动，这不仅体现在对预期寿命的绝对值上，还体现在预期寿命正向变化也使得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产生正向的倾向。这也印证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中的主要观点：老年人如何看待时间将会影响其情绪的选择，进而影响其行为决策。
二是在控制了控制变量的状况下，老年人若想旅游，身体状况要能够达到满足旅游行为能力的要求，其中走路及爬楼梯是否有困难可以成为较为稳健的检验标准。同时可以延伸至农村老年人是否具有爬山、种田的能力等。与日常行为能力相比，慢性病等疾病对老年人旅游的影响则表现得并不是那么显著，尤其是我们认为可能影响老年人参与旅游的高血压、高血糖并未表现出对老年人旅游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血脂异常的人（主要为高血脂）反而对家庭旅游的影响较为显著，表现为平均来讲与没有血脂异常的老年人相比，具有血脂异常疾病的老年人所在的家庭表现出更积极的旅游参与倾向，这与我们日常的认知有一定的出入，但想到高血脂被称为“富贵病”，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家庭条件越好则患此病的概率越大，出现文中的估计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是精神状况变量在本文研究的估计结果中虽然并不稳健，但通过不同模型的估计还是可以看出，不论是代表短期精神状况的日常情绪还是稳定精神状况的精神状态，在模型估计中表现出对家庭出游参与呈显著正向影响的关系，同时精神状态的变化也对出游决策的变化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至少可以得出，心理状态能够显著影响旅游出游行为的参与概率，即心理状态越积极的老年人，其参与旅游活动的概率也越大，精神状态的匮乏或不健康成为旅游活动参与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4.2.2家庭層面的稳健性检验
家庭层面的FD检验如表7所示，通过一阶差分的方式将家庭固定效应控制之后的结果显示，家庭整体精神状态变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家庭的旅游参与，精神状态越好则旅游的参与可能性越大；从整体来看，家庭成员预期寿命均值的变动不会对家庭出游参与率的变动进行影响，但家庭成员预期寿命之间差异的变动负向影响家庭的旅游参与，即家庭成员之间预期寿命的差异越大，家庭参与旅游的可能性越小；家庭成员的自评健康的变动正向影响家庭出游参与率的变动，同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整体所表现出的对健康的评价也会正向影响家庭出游参与的变动，评价越好则参与率越高；家庭成员平均慢性病数量的变动也会正向影响家庭出游参与率的变动。结果说明：家庭所体现出的积极乐观的家庭氛围是家庭出游参与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家庭成员对自我健康的感知变化显著影响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整体来看，当老年人感觉自己身体状况越好时，他们对家庭进行旅游活动的支持力度也越大；而若家庭成员患慢性病的平均数量增多，则家庭参与旅游的可能性也要降低，但从标准差来看，夫妻之间谁患病的数量多或少并不会影响出游决策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整体来看，家庭成员预期寿命差异的变动稳定地影响着家庭的出游决策，结合上文分析，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变量显著影响着老年人的旅游决策，不仅从个体层面影响，在家庭层面也同样发挥着作用。
5结论
日常生活中，讨论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答案不一，但不止一次听到：晚年没有经济来源、身体状况也不行了，诸如此类的笼统回答充斥在你我身边。本文则利用讨论老年人旅游参与行为的契机，从一个方面来论证难道真的是因为收入和身体吗？旅游活动被认为是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一种有益活动，无疑也是丰富老年人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参与旅游活动的老年人不在少数。根据CHARLS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50岁以上具有旅游活动的老年家庭约占全部老年人家庭的8%～10%左右，说明老年人是有旅游需求的，随着我国大旅游时代及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旅游需求预期还会有扩张的趋势。
再来讨论身体状况，这就涉及本文的研究问题：身体状况限制了老年人旅游活动的参与吗？是怎样的身体状况才会限制？同时，目前学术界所讨论的影响老年人其他行为的心理状况会限制老年人旅游的参与吗？心理状态与身体状况相比，哪种要素的影响更稳定呢？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一是身体状况确实会限制老年旅游参与，从家庭旅游参与的层面来看，行为能力是老年人旅游参与的主要限制因素，但表现出了不同能力的影响差异及城乡差异等特征，老年个体的走路能力这一日常活动的基本能力是限制其旅游参与的主要因素，而爬楼梯能力及弯腰屈膝下蹲能力等则表现出了城乡之间的差异。大多数的慢性疾病并不会对老年人旅游参与造成影响，但血脂异常除外，血脂异常会对城市的老年人外出产生影响，且是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只要老年人具有基本的活动能力，参与旅游活动则成为可能，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身体状况限制并没有预期所猜测的那么大，由此可见，老年旅游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且从组群估计的结果来看，60～69岁的老年人组是限制最少的组别，开发的潜力巨大，而50～59岁的组别受到的限制因素反而是最多的，这一看似“悖论”的结论为目标市场的选择提供了参考。
二是心理状况对老年人的旅游参与具有影响，本文依据积极心理学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选取了代表心理状况的两类变量，一类是稳定的情绪变量，我们称之为精神状态变量，另一类是代表其生命乐观程度的预期寿命变量，由估计结果可见，两类变量都对老年人对家庭旅游参与支持的概率产生了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没有城乡之间的差异，是一种普遍的影响。在群组估计中精神状态变量对50～59岁及70～79岁的组别产生着影响，而预期寿命变量则对79岁以下的老年的旅游活动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好，情绪及精神状态稳定，虽然暮年但仍对未来充满期待，则其对旅游参与支持的概率将会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客观的身体机能出现不断退化的老年阶段，积极乐观的心态是老年人丰富生活、追寻幸福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是通过不同估计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主效应估计中所得出的旅游参与限制性因素具有稳健的估计效果，即心理状况变量稳定地影响着老年人的出游参与，身体状况中基本行为能力的影响较为稳定。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依据层次限制理论所选择的控制变量中学历、收入、家庭结构（是否抚养经济不独立的子女）、城乡等变量稳定地影响着家庭出游参与的概率，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变量的影响虽然显著但并不稳定。这也提示在老年旅游市场的细分时要更多关注这些稳定的影响变量。
四是为了更加宏观地把握老年人旅游参与的特征，从家庭层面来估计家庭特征对老年家庭旅游参与的影响，估计的结果显示：家庭整体的精神状态越好，家庭旅游活动参与的概率则越高；家庭整体感觉未来是有希望的，家庭的旅游活动参与的概率也越高，但若家庭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存在差异，则差异越大，家庭旅游参与的概率越低，这说明“人生观”在老年人行为中也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家庭成员慢性病的数量并不会直接限制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但若产生慢性病“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的变动，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则会减少；家庭整体老人的行为能力会对家庭旅游活动的参与产生影响，行为能力越差，则旅游活动参与的可能性越小。由家庭层面的估计结论可见：心理状况在家庭层面也发挥着作用，积极乐观的家庭氛围、对生命充满期待的家庭特质是老年家庭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助力。
本研究的建议：
一是从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方面来看，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关注贫困、身体状况、就医、经济来源等方面之外，也要切实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对于已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就医问题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老年人群体，若想其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生活质量获得真正的提升，则心理健康的提升是关键，建议设计提升心理健康的通道与路径，把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上关爱老人的议程中来。
二是从老年旅游产业的发展来看，旅游产品的设计、服务的提供要更加人性化，鉴于行为能力对老年出游的限制，在老年旅游景点的开发、产品的设计、服务的提供等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由于产品问题而给行为能力不足的老年人所带来的不便。同时要注重旅游产品给老年人所带来的心理愉悦感，通过旅游活动正向强化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三是从市场细分来看，本研究给出了稳健的市场细分标准，同时做了年龄组群和城乡之间的比较，为旅游市场的开发提供了理论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