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本质、影响及对策分析
摘要：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此次中美贸易战表面起因是中美贸易失衡問题导致，根本原因是美国一直以来奉行的“霸权主义”思想作祟。美国对华展开“301调查”不仅是国家间的利益争端，更是制度之争，本质是以减少贸易逆差之名，行打压中国产业之实，企图将中国永远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诚然，中美贸易战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将冲击人民币汇率，威胁中国贸易安全，干扰经济稳定运行，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美贸易战将使一场持久战，中国要坚持创新驱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优化贸易结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走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困境。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贸易失衡；对策
一、 引言
自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明显愈发强硬，一意孤行地力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频繁地针对中国出口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常规性的贸易救济措施，同时还运用美国国内的贸易法针对中国发起“301调查”等非常规性的贸易救济调查。此次中美贸易战正是起源自美国政府于2017年8月18日发布的对中国展开“301调查”的声明。所谓“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其雏形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后经历《1974年贸易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和《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尤其是《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立法而成。依据“301条款”，美国可以对其认为“不公平”的其他国家贸易行为展开调查，并且可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以获得贸易补偿或者消除贸易壁垒。若协商无法解决问题，则由总统来是否决定采取征收报复性关税、撤销贸易优惠、限制进口以及停止有关协定等措施。“301调查”的本质相当于美国摒弃了WTO的多边贸易框架，自行发起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贸易制裁行为。
2018年4月4日，美国政府发布了针对“301调查”结果列出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美国对华第一轮征税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 333项共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主要集中于电子设备、机械设备、运输设备、医药等高端制造业，目标瞄准《中国制造2025》。2018年8月2日，美国对华又开展了第二轮征税，征税规模从500亿美元新增2 000亿美元，征税范围显著扩大，高端制造仍是主要征税对象，化工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消费品全面进入征税范围。中国对美国贸易战挑衅的反制措施，第一轮征税清单主要是集中在农、矿产品等，第二轮征税清单扩展至几乎全行业。尽管目前第二轮征税尚未落地，中美贸易升级战已然打响。本文从中美贸易战现状入手剖析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原因和本质，并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二、 美国挑起贸易战原因与本质
1. 美国挑起贸易战原因。尽管中美之间确实存在贸易失衡问题，比如，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总额是3 752亿美元，占两国货物贸易总量47%。但美方所公布的对华贸易逆差数据严重的失真，其原因有三：首先，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局限在一国内完成所有工序的生产模式已经被全球化生产模式代替，中间品贸易发展迅猛，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模式催生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在全球价值链中，只有其中的增加值部分才真实地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化分工的实际所得，以关境为界进行国际贸易统计的传统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实际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现状。而美国公布的贸易失衡数据正是基于传统的外贸统计方法，实际中，中美两国之间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生产价值链，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表明，若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来核算中美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下降44.4%。因此，只有使用新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核算才真实且合理。其次，美国将来源于中国内地转经香港出口至美国的商品计为中国对美国出口，但与此同时却将经香港转口至中国内地的出口商品计为对香港的出口，如此核算方法显然有失去公允，进一步夸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再次，一国贸易总量由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构成，美国一味地强调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而无视美国对中国长期以来的服务贸易顺差。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高达541亿美元。在过去10年美国对华服务业出口增长了5倍，可见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愈发显著且获利巨大。另外，即使顺差在中国，美国却是结构性收益的获利方。美国通过进口大量的来自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极大地降低了其美国国内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且由于“中国制造”物美价廉有利于消费者剩余增加，客观上提高了其福利水平，宏观上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2. 美国挑起贸易战本质。中美贸易战表面起因是中美贸易失衡，根本原因是美国一直以来奉行“霸权主义”思想。特朗普自从入主白宫以来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已退出或至少威胁将退出若干国际协议，比如，美国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启《北美自贸协定》（NAFTA）以及绕开WTO发起301等调查。所谓的“美国优先”，实际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理念，是美国依仗其雄厚的综合国力，以单边主义来挑战多边主义，以强权政治来挑战国际公认规则的霸权主义。换言之，“美国优先”意味着国际通行规则让位，美国可以肆意地将其国内法律、规则凌驾于国际公认的规则之上，即代表美国可以采取单边主义的行径来取代现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美国优先”的政策理念看似可以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实际只会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亦会拖累世界经济运行。据统计，近1年多以来，美国政府对近10个国家的94项所谓的“不公平交易”展开了调查，同比增加了81%，而WTO的争端裁决研究报告表明，美国实际才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不守规矩者”，高达2/3的违规行为都是由美国所引发。美国政府所反复强调的“贸易公平”，是基于“美国优先”之利益取舍，而非基于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规则，这与国际社会公认的经贸规则背道而驰，无益于当前国际经贸秩序保持稳定。现在中国综合实力愈来愈接近美国。就GDP总量而言，2017年中国达到了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3%，从经济增长率来看，201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9%，远远高于美国2.3%的经济增速。若中国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速，将有望在2027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另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提出了诸如“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备受推崇的全球治理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积极的反响。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地重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美国在一以贯之的霸权主义思想指导下，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其全球霸权地位之最大挑战国，严重地威胁了其全球领导地位。因此，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表象是中美贸易失衡导致，实质是由于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基础已发生变化。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旨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当前中国在高新技术发展领域呈现追赶态势，并且在多项指标上位居世界先进水平，这对美国技术领先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挑战。因此，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本质目的是封堵中国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削弱中国的核心竞争力，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发展势头。从本次中美贸易战中，美国逐渐升级、抬高价码容易看出，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条条均针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处处都瞄准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贸易战是借贸易失衡为幌子，根本目的是限制《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十大战略性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明确地针对中国的航空航天产品、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高性能医疗设备、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铁装备、农机装备等产品加收高额关税。显而易见，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根本目标就是抑制中国先进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企图令中国政府放弃《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
三、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
1. 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自从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以来，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较大冲击，人民币发生了不断地贬值，在岸、离岸人民币齐跌。以在岸人民币为例，从3月末的不到6.3贬值至超6.5。当然，人民币贬值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人民币贬值的外因主要有两点，之一是美元持续走强，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对外采取强硬政策，加之美联储连续加息，这些都导致了美元坚挺，相对地造成了人民币贬值；之二就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產生消极冲击，导致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人民币承受贬值压力。当然，内因也是人民币贬值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正在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金融杠杆，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另外，放缓的经济发展速度对外资的吸引力减小，FDI随之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民币贬值。
2. 贸易安全受到威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有十年了，世界经济整体是处在复苏状态，而此轮经济复苏是由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高速运行除了高新技术创新、内需拉动等内因以外，亦得益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好转，得益于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频繁的经济与贸易交往。投资、消费、出口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由三驾马车，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内需不足，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积极推行“美国优先”施政理念，推动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并且一味地将美国国内的法律、规则凌驾于WTO的规则之上，使得WTO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日渐地趋弱，很可能会被逐步地边缘化。中国外贸大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入WTO之举，目前由于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愈来愈薄弱，这将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安全倍受威胁。
3. 通胀、通缩压力并存。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其主要源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特别是大豆。中国对美国大豆的进口依赖程度较高，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地总金额约为185亿美元，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比例约为37%，因此，中国处于“反制”目的，对进口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可能引发直接的通胀效应。另外，由于大豆是养殖等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加征关税意味着家畜养殖成本提高，导致其价格攀升，价格传导机制将造成一些基本生活品的价格提高，间接引发通货膨胀。但考虑到中国可扩大从巴西等国进口大豆等农产品，实际通货膨胀压力会变小。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通缩压力，2017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附件总金额为2 000亿美元，占对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6%，占中国机电类产品出口总金额比重的20%，由此可见，对美机电类产品的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机电类产品依赖度较高、且短期内可替代度不高，加征关税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可能短期不显著，但长期会随着替代效应逐渐显现，引发一定程度的通缩效应。综合上述分析，在中美两国相互对对方主要出口商品大幅加征关税的情况下，中国将同时面临通胀和通缩两种效应。短期看，将产生一定通胀效应，长期而言，通缩效应更为明显。因而中国经济可能面临通胀、通缩风险并存的局面，取决于两者的力量对比。
四、 中美贸易战对策
1. 坚持创新驱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始终坚持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加速核心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做好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蓝图的战略规划，追赶全球先进技术的发展前沿明确自主研发的任务目标，增加对战略性先进技术的R&D投入，大力培养高、精、尖人才；发挥制度引领的作用，改革当前科技创新体制，提高企业R&D的积极性，搭建高效的产、学、研结合创新体系。当前中国凭借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生产与分工体系，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主要从事的加工、装配业务，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只能获取低廉的加工费。极低的利润使得国内相关产业的企业无力对R&D进行投入，陷入“低端锁定”的发展瓶颈。由于低技术企业和产业极具可替代性，使得其极易受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尽管近年来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方面，尚未达到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发展高度，在核心技术上仍旧是受制于人。因此，为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中国必须主动出击，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并推进“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的构建。2. 加快调整结构和扩大内需相结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已从高速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增加优质增量供给以实现供需均衡。另一方面，要扩大内需，进一步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包括增加结构性内需与高质量内需。“增内需”不仅应包含扩大消费，还应包含升级消费，以此来促进高端制造业的投资与产业化，进而承接并拉动升级了的内需，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优化贸易结构。中国应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从外贸区域结构来看，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过高，从国别（地区）来看，2017年中国最大的两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欧盟，贸易额分别高达39 532亿元、41 742亿元，占总贸易额比重的14.2%、15%，而欧盟和美国历史上就一直处于同一政治战线上，这使得中国外贸风险倍增；从外贸商品结构来看，服务贸易仍在较低水平运行。2017年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是46 991.1亿元，其中，出口15 406.8亿元，进口31 584.3亿元，服务贸易对外逆差高达16 177.5亿元。因此，应对中美贸易战，中国应优化贸易结构，一方面要降低对发达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另一方面要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4.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对外开放新局面。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应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各国沟通交流，巩固多边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并树立大国形象，同时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一带一路”包括了66个参与国，覆盖44亿人口，蕴含着巨大商业机，充分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特點，挖掘新兴市场，有助于中国过剩产业转移，有利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抵消美国市场收缩造成的负面效应。另外，自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应加快推进RCEP谈判进程，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做出新的积极贡献。同时，中国应巩固中、欧关系，共同维护WTO多边贸易体系。
五、 结论
美国绕过WTO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属于大国霸权单边主义的做法，难以解决其自身经济发展问题，不仅会伤及国家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亦会伤及其“大国”的国际形象。国际贸易争端问题应该在WTO框架下寻求国际多边规则解决方案，而非诉诸单边霸权主义行动。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是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最大威胁，正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和唾弃。此次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借贸易失衡之名，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美国对华展开“301调查”不仅是国家间的利益争端，亦是制度之争，企图将中国永远锁定在产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水平。中国产业规模体量大、市场巨大、配套齐全、人力资源丰富，加之体制优势，美国企图借助高关税打压、阻碍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狭隘做法注定要失败。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中美贸易战将是一场持久战，中国要坚持创新驱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优化贸易结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对外开放新格局，走出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之困境。
参考文献：
[1] 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J].经济学家，2018，（1）：70-78.
[2]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J].南京社会科学，2018，（4）：11-17.
[3] 孙继山.中美经贸向何处去？——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及贸易战应对选项的分析[J].国际贸易，2017，（11）：31-33.
[4] 佟家栋.中美战略性贸易战及其对策探讨[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3.
[5] 王旭阳.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经贸关系在摩擦中前行[J].现代管理科学，2018，（2）：54-56.
[6] 朱维巍.究竟谁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来自中美分行业产品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2014，（9）：41-48.
作者简介：俞萍萍（1986-），女，汉族，江苏省盐城市人，盐城工学院经管学院讲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直接投资；赵永亮（1971-），男，汉族，河北省定州市人，盐城工学院经管学院教授、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民币汇率。
收稿日期：2018-08-16。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贸易失衡；对策
一、 引言
自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明显愈发强硬，一意孤行地力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频繁地针对中国出口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常规性的贸易救济措施，同时还运用美国国内的贸易法针对中国发起“301调查”等非常规性的贸易救济调查。此次中美贸易战正是起源自美国政府于2017年8月18日发布的对中国展开“301调查”的声明。所谓“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其雏形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后经历《1974年贸易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和《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尤其是《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立法而成。依据“301条款”，美国可以对其认为“不公平”的其他国家贸易行为展开调查，并且可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以获得贸易补偿或者消除贸易壁垒。若协商无法解决问题，则由总统来是否决定采取征收报复性关税、撤销贸易优惠、限制进口以及停止有关协定等措施。“301调查”的本质相当于美国摒弃了WTO的多边贸易框架，自行发起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贸易制裁行为。
2018年4月4日，美国政府发布了针对“301调查”结果列出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美国对华第一轮征税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 333项共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主要集中于电子设备、机械设备、运输设备、医药等高端制造业，目标瞄准《中国制造2025》。2018年8月2日，美国对华又开展了第二轮征税，征税规模从500亿美元新增2 000亿美元，征税范围显著扩大，高端制造仍是主要征税对象，化工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消费品全面进入征税范围。中国对美国贸易战挑衅的反制措施，第一轮征税清单主要是集中在农、矿产品等，第二轮征税清单扩展至几乎全行业。尽管目前第二轮征税尚未落地，中美贸易升级战已然打响。本文从中美贸易战现状入手剖析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原因和本质，并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二、 美国挑起贸易战原因与本质
1. 美国挑起贸易战原因。尽管中美之间确实存在贸易失衡问题，比如，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总额是3 752亿美元，占两国货物贸易总量47%。但美方所公布的对华贸易逆差数据严重的失真，其原因有三：首先，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局限在一国内完成所有工序的生产模式已经被全球化生产模式代替，中间品贸易发展迅猛，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模式催生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在全球价值链中，只有其中的增加值部分才真实地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化分工的实际所得，以关境为界进行国际贸易统计的传统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实际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现状。而美国公布的贸易失衡数据正是基于传统的外贸统计方法，实际中，中美两国之间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生产价值链，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表明，若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来核算中美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下降44.4%。因此，只有使用新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核算才真实且合理。其次，美国将来源于中国内地转经香港出口至美国的商品计为中国对美国出口，但与此同时却将经香港转口至中国内地的出口商品计为对香港的出口，如此核算方法显然有失去公允，进一步夸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再次，一国贸易总量由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构成，美国一味地强调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而无视美国对中国长期以来的服务贸易顺差。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高达541亿美元。在过去10年美国对华服务业出口增长了5倍，可见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愈发显著且获利巨大。另外，即使顺差在中国，美国却是结构性收益的获利方。美国通过进口大量的来自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极大地降低了其美国国内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且由于“中国制造”物美价廉有利于消费者剩余增加，客观上提高了其福利水平，宏观上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2. 美国挑起贸易战本质。中美贸易战表面起因是中美贸易失衡，根本原因是美国一直以来奉行“霸权主义”思想。特朗普自从入主白宫以来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已退出或至少威胁将退出若干国际协议，比如，美国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启《北美自贸协定》（NAFTA）以及绕开WTO发起301等调查。所谓的“美国优先”，实际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理念，是美国依仗其雄厚的综合国力，以单边主义来挑战多边主义，以强权政治来挑战国际公认规则的霸权主义。换言之，“美国优先”意味着国际通行规则让位，美国可以肆意地将其国内法律、规则凌驾于国际公认的规则之上，即代表美国可以采取单边主义的行径来取代现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美国优先”的政策理念看似可以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实际只会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亦会拖累世界经济运行。据统计，近1年多以来，美国政府对近10个国家的94项所谓的“不公平交易”展开了调查，同比增加了81%，而WTO的争端裁决研究报告表明，美国实际才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不守规矩者”，高达2/3的违规行为都是由美国所引发。美国政府所反复强调的“贸易公平”，是基于“美国优先”之利益取舍，而非基于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规则，这与国际社会公认的经贸规则背道而驰，无益于当前国际经贸秩序保持稳定。现在中国综合实力愈来愈接近美国。就GDP总量而言，2017年中国达到了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3%，从经济增长率来看，201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9%，远远高于美国2.3%的经济增速。若中国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速，将有望在2027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另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提出了诸如“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备受推崇的全球治理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积极的反响。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地重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美国在一以贯之的霸权主义思想指导下，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其全球霸权地位之最大挑战国，严重地威胁了其全球领导地位。因此，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表象是中美贸易失衡导致，实质是由于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基础已发生变化。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旨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当前中国在高新技术发展领域呈现追赶态势，并且在多项指标上位居世界先进水平，这对美国技术领先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挑战。因此，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本质目的是封堵中国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削弱中国的核心竞争力，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发展势头。从本次中美贸易战中，美国逐渐升级、抬高价码容易看出，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条条均针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处处都瞄准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贸易战是借贸易失衡为幌子，根本目的是限制《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十大战略性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明确地针对中国的航空航天产品、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高性能医疗设备、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铁装备、农机装备等产品加收高额关税。显而易见，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根本目标就是抑制中国先进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企图令中国政府放弃《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
三、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
1. 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自从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以来，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较大冲击，人民币发生了不断地贬值，在岸、离岸人民币齐跌。以在岸人民币为例，从3月末的不到6.3贬值至超6.5。当然，人民币贬值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人民币贬值的外因主要有两点，之一是美元持续走强，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对外采取强硬政策，加之美联储连续加息，这些都导致了美元坚挺，相对地造成了人民币贬值；之二就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產生消极冲击，导致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人民币承受贬值压力。当然，内因也是人民币贬值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正在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金融杠杆，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另外，放缓的经济发展速度对外资的吸引力减小，FDI随之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民币贬值。
2. 贸易安全受到威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有十年了，世界经济整体是处在复苏状态，而此轮经济复苏是由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高速运行除了高新技术创新、内需拉动等内因以外，亦得益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好转，得益于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频繁的经济与贸易交往。投资、消费、出口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由三驾马车，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内需不足，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积极推行“美国优先”施政理念，推动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并且一味地将美国国内的法律、规则凌驾于WTO的规则之上，使得WTO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日渐地趋弱，很可能会被逐步地边缘化。中国外贸大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入WTO之举，目前由于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愈来愈薄弱，这将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安全倍受威胁。
3. 通胀、通缩压力并存。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其主要源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特别是大豆。中国对美国大豆的进口依赖程度较高，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地总金额约为185亿美元，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比例约为37%，因此，中国处于“反制”目的，对进口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可能引发直接的通胀效应。另外，由于大豆是养殖等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加征关税意味着家畜养殖成本提高，导致其价格攀升，价格传导机制将造成一些基本生活品的价格提高，间接引发通货膨胀。但考虑到中国可扩大从巴西等国进口大豆等农产品，实际通货膨胀压力会变小。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通缩压力，2017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附件总金额为2 000亿美元，占对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6%，占中国机电类产品出口总金额比重的20%，由此可见，对美机电类产品的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机电类产品依赖度较高、且短期内可替代度不高，加征关税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可能短期不显著，但长期会随着替代效应逐渐显现，引发一定程度的通缩效应。综合上述分析，在中美两国相互对对方主要出口商品大幅加征关税的情况下，中国将同时面临通胀和通缩两种效应。短期看，将产生一定通胀效应，长期而言，通缩效应更为明显。因而中国经济可能面临通胀、通缩风险并存的局面，取决于两者的力量对比。
四、 中美贸易战对策
1. 坚持创新驱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始终坚持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加速核心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做好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蓝图的战略规划，追赶全球先进技术的发展前沿明确自主研发的任务目标，增加对战略性先进技术的R&D投入，大力培养高、精、尖人才；发挥制度引领的作用，改革当前科技创新体制，提高企业R&D的积极性，搭建高效的产、学、研结合创新体系。当前中国凭借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生产与分工体系，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主要从事的加工、装配业务，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只能获取低廉的加工费。极低的利润使得国内相关产业的企业无力对R&D进行投入，陷入“低端锁定”的发展瓶颈。由于低技术企业和产业极具可替代性，使得其极易受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尽管近年来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方面，尚未达到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发展高度，在核心技术上仍旧是受制于人。因此，为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中国必须主动出击，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并推进“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的构建。2. 加快调整结构和扩大内需相结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已从高速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增加优质增量供给以实现供需均衡。另一方面，要扩大内需，进一步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包括增加结构性内需与高质量内需。“增内需”不仅应包含扩大消费，还应包含升级消费，以此来促进高端制造业的投资与产业化，进而承接并拉动升级了的内需，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优化贸易结构。中国应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从外贸区域结构来看，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过高，从国别（地区）来看，2017年中国最大的两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欧盟，贸易额分别高达39 532亿元、41 742亿元，占总贸易额比重的14.2%、15%，而欧盟和美国历史上就一直处于同一政治战线上，这使得中国外贸风险倍增；从外贸商品结构来看，服务贸易仍在较低水平运行。2017年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是46 991.1亿元，其中，出口15 406.8亿元，进口31 584.3亿元，服务贸易对外逆差高达16 177.5亿元。因此，应对中美贸易战，中国应优化贸易结构，一方面要降低对发达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另一方面要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4.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对外开放新局面。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应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各国沟通交流，巩固多边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并树立大国形象，同时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一带一路”包括了66个参与国，覆盖44亿人口，蕴含着巨大商业机，充分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特點，挖掘新兴市场，有助于中国过剩产业转移，有利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抵消美国市场收缩造成的负面效应。另外，自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应加快推进RCEP谈判进程，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做出新的积极贡献。同时，中国应巩固中、欧关系，共同维护WTO多边贸易体系。
五、 结论
美国绕过WTO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属于大国霸权单边主义的做法，难以解决其自身经济发展问题，不仅会伤及国家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亦会伤及其“大国”的国际形象。国际贸易争端问题应该在WTO框架下寻求国际多边规则解决方案，而非诉诸单边霸权主义行动。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是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最大威胁，正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和唾弃。此次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借贸易失衡之名，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美国对华展开“301调查”不仅是国家间的利益争端，亦是制度之争，企图将中国永远锁定在产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水平。中国产业规模体量大、市场巨大、配套齐全、人力资源丰富，加之体制优势，美国企图借助高关税打压、阻碍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狭隘做法注定要失败。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中美贸易战将是一场持久战，中国要坚持创新驱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优化贸易结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对外开放新格局，走出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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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俞萍萍（1986-），女，汉族，江苏省盐城市人，盐城工学院经管学院讲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直接投资；赵永亮（1971-），男，汉族，河北省定州市人，盐城工学院经管学院教授、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民币汇率。
收稿日期：2018-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