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评估
梁增贤
[摘要]过往研究通过对多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的评估来衡量总体生活质量，找出生活质量的“短板”领域，并针对性地制定改善方案。然而，社区居民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评价有时并不来源于具体领域，而是依据对各种“参考标准”之间比较差距的衡量。基于此，Michalos提出了多重差异理论（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并在生活质量研究中广泛发展。文章基于多重差异理论，以河南焦作云台山周边社区为例，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开展问卷调查，收集435和394个有效样本，实证检验该理论在中国旅游情境中的适用性。研究表明，多重差异理论在评测居民生活质量上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就案例而言，周边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自己认为值得的生活状况以及过去最好的生活状况是社区居民对自己目前生活质量评价的关键参考标准。旅游发展只有在上述生活质量的比较差距中产生积极效应，居民总体生活质量才会显著提高。
[关键词]旅游发展；生活质量；多重差异理论；主观幸福感；云台山（焦作）
引言
通过发展旅游推动乡村社会经济进步，实现旅游扶贫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各级政府重要的政策选择。在此背景下，旅游发展对居民生活所产生的积极效益被给予了更大的期待，而正确衡量这一效益则成为乡村旅游扶贫（或减贫）的前提。当前，旅游发展从城市延伸到乡村，乡村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旅游者及其活动的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如人流拥挤、交通拥堵、停车困难和环境卫生等问题。尽管旅游影响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但准确地评估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一直是研究难点。近年来，直接探讨旅游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有了一定积累。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主观幸福感（subiect wellbeing）、幸福度（happiness，又翻译为快乐度）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等理论，其基本思路都是认为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是基于多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的某种综合衡量。人们通过旅游发展，改善生活质量的“短板”领域，就能提高总体生活质量。然而，这一思路的缺陷随着实证案例的积累而逐渐显现。例如，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旅游对生活质量各领域的影响不同，程度不一，此时综合评估所有领域的影响则略有牵强。与此同时，多领域的评测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并不稳定，缺乏横向可比性。在我们对偏远旅游地社区居民的调研发现，居民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评估并不完全来源于具体生活质量领域，而是基于对各种“参考标准”之间比较差距的衡量。
在西方，也出现类似的现象。1985年，Michalos提出了解决方案——多重差异理论（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MDT）。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总体主观生活质量是基于个体对自我现实状况与参考标准之间差距的比较。Michalos进一步将其操作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多重差异理论只需要3～5个指标，就能够有效解释总体生活质量。随后，社会科学界广泛发展和应用该理论，以增强其稳定性和适用性。然而，该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却鲜见。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检验该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情境下的适用性，以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周边社区居民为例，实证应用多重差异理论指标体系测量居民生活质量，探寻偏远地区旅游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参考标准”，并提出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1文献综述
1.1旅游发展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在生活质量研究领域，衡量生活质量通常包括客观指标（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主观指标（美国模式）。前者认为相关生活物质条件的提高就能更加幸福，而后者认为生活质量来源于人的主观体验和感受，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提升。在中国，由于许多官方数据缺失统计，客观指标无法取得长期可靠的数据支持，主观指标也就自然受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广泛推崇。其中，以主观幸福感（subiect well-being）为代表的主观指标广泛用于探讨城市居民、大学生、流动人口、农民工、老年人、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如社会支持、收入、城市适应等。针对不同类群人口和研究问题，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和指标也相应地调整。然而，诚如边燕杰所说，准确测量主观幸福感本就困难，而穷尽其全部影响因素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尽管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至今仍有许多问题尚待探讨，而构建广泛认可且适合中国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尤为困难。
在旅游研究领域，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沿着两大议题展开：一是旅游行为或体验对旅游者自身生活质量的影响；二是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采用主观指标，包括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快乐度。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都是侧重于短期评测，甚至是即时反应，其中生活满意度侧重于认知层面，而幸福度侧重于情感层面。主观幸福感则是综合了认知（cognitive）和情感（affective）方面的个体反映。因此，主观幸福感更适合于研究旅游发展等长期因素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通常，主观幸福感被划分为多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domain），而总体主观幸福感（total SWB）就是各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综合评价的结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案例地的扩展，生活质量领域不断增加，Cummins总结出了173个生活质量领域，其中有7个是最为常见的：物质福利（material well-being）、健康（health）、生产力（productivity）、亲密关系（intimacy）、安全感（safety）、社区状况（community）以及情感幸福（emotional well-being）。这7个生活质量领域被广泛接受，并经常应用于旅游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只是在具体案例研究中略有选择。例如，Kim等人研究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时，将其简化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Andereck和Nyaupane特别考虑旅游影响感知程度，构建了包含8个领域的主观幸福感模型（TQOL）。Liang和Hui修订了TQOL模型，根据中国人注重家庭生活领域的特点，增加了家庭和个人生活状况领域。过去10年，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估积累了一定的实证案例，但问题逐渐凸显，主要表现为：
第一，处于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社区，旅游对生活质量各领域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有所差异。研究表明，在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旅游对居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影响范围小，程度浅；在旅游发展的成熟阶段，旅游对经济生活领域影响范围最大，程度最深，而对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略有增长；在旅游发展的衰退阶段，对经济生活领域的影响下降，但对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达到最大。随着社区旅游的发展，居民群体逐渐分异，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此时，多领域的生活质量评测在同一社区的不同群体就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采取完全相同的生活质量领域进行评价是不科学的。
第二，多生活质量领域的评测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并不稳定，缺乏横向可比性。例如，Andereck和Nyaupane最早构建的8个领域的TQOL（tourism-quality oflife）解释了总体生活质量的55%。Liang和Hui改进了TQOL模型，解释力提高到了61.844%。Guo等开发的9个生活质量领域解释了生活质量73.17%的变异量。然而，Kim等人的研究指出，多领域生活质量仅解释了49%的总体生活满意度。Nawijn和Mitas更是指出，多领域生活质量只能解释总体生活质量的47.7%，其中仅有9%的变异是来源于旅游影响。事实上，在生活质量研究领域，这种“单项提问，总体相加”的测量方法一直备受争议，缺乏横向可比性。
第三，在实际调研中，受访居民总是以过去的生活或周边其他乡村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作为比较。在学术界，伊斯特林悖论指出，收入是重要的生活质量领域，但收入的增长并一定带来幸福感的提升。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对于发达国家居民而言并不显著，但对于贫困国家或地区而言就显著。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亦如此。中国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呈现倒U形影响，零界点的基尼系数是0.4，在0.4之前，收入增加，幸福感提高；在0.4之后，收入增加，幸福感下降。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收入增长带来幸福提升；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而言，旅游发展引发的收入增长并不一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1.2基于多重差异理论的生活质量评测模型
1985年，Michalos提出了多重差异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总体生活质量是基于对各种“参考标准”之间比较差距（discrepancies）的感知。Michalos将其理论操作化，通过实证研究，构建了7个关键“参考标准”：他们想要的、周围人的、过去最好的、3年前预期的、5年后希望拥有的、认为值得的以及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换句话说，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好坏的认知并不基于某个具体生活领域的改善，而是基于自己与他人（selfnow/others）、现实与值得的（selfnow/deserved）、现实与需要的（selfnow/needs）、现实与计划的（selfnow/progress）、现实与未来的（selfnow/future）以及现实与过去最好的（self now/best）之间的比较差距。Michalos后来又补充了两个参考标准：一是现实与现在期望的（self now/self expected by now）；二是现实与未来期望的（self now/self expected in future）。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加入了现实与想要的（selfnow/wants），自己与亲戚的（selfnow/relatives）、自己与朋友的（self now/friends）、自己与最低可接受结果（self now/minimum tolerable outcomes）等。该理论在过去几十年经受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其中Michalos的团队基于39个国家18 000样本的研究表明，该理论解释力最好的是在奥地利和芬兰等国家，平均达到64%；解释力最差的是在墨西哥，平均也有36%。其中，“与想要的目标相比”和“与周围其他人相比”这两个参考标准最具解释力。
多重差异理论及其操作化在过去一直在优化，以增强其适用性。Jacob和Brinkerhoff通过进一步的操作化（operafionalizing）多重差异，使多重差异评测模型的适应性得到提升。Jacob等进一步检验了多重差异模型各“参考标准”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两个显著的补偿因素。Michalos和Kahlke检验和优化了多重差异模型评测的稳定性和敏感性。通过操作化，多重差异理论的適应性和解释力得到了提升，一般能够稳定地解释总体生活质量的50%以上，相比于多生活质量领域具有优势。Michalos认为，多重差异理论简洁明了，易于测量，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例地。当然，多重差异理论在解释某些特定群体时，其解释力也可能低于50%。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参考标准”需要根据案例地和群体情况进行小范围的调整。与此同时，诸如性别、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以及自我尊重（self-esteem）和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因素也会纳入评测模型进行分析，但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一般不会超过10%。
2研究设计
2.1案例社区情况
本文案例地云台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面积240平方千米，距省会郑州西北70千米。1999年，焦作市明确了以云台山为核心的山水旅游城市建设战略。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云台山成长为中国新兴的旅游目的地。2004年，云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2007年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2014年，云台山景区接待游客223万人次（仅指主景区实际人园人数），2015年增长到235万人次。云台山景区远离城市，2014年云台天阶国际饭店建成之前，游客的餐饮、住宿以及购物消费基本发生在位于景区内部的5个乡村社区，即岸上、古洞窑、五家台、茶棚掌和黑石岭。这促进了社区居民生活的改善。这5个社区（原属岸上乡）在2000以前为省级贫困乡，主要以山林种植（如四大怀药）为生，人均收入仅260元。2000年云台山景区大发展以来，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山林种植被禁止，乡村居民逐渐转型从事旅游相关就业：一部分村民受雇于景区成为景区员工，一部分村民利用自家房屋从事旅游经营活动，为非景区员工。目前，5个社区80%以上的村民都从事旅游相关就业。其中，云台山景区员工由2000年的69名增加到2015年的近1900名，大部分是上述社区居民，也吸纳了部分周边乡镇的居民。2014年，云台山周边5个社区家庭旅馆（部分兼营购物、餐饮）数量达388个，2015年有所下降，其中，岸上125家、黑石岭84家、古洞窑67家、五家台56家、茶棚掌26家，另有土特产品商店约60家。旅游发展成为乡村社会经济进步和生活质量提升的主要推动力。目前，这5个社区的居民全部脱贫，与大多数周边其他乡镇的居民相比，较为富裕。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游客需要，政府和景区对社区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生活环境和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2.2问卷设计与调研过程
调查问卷分3部分：一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的类型、经营时长、居住时长、雇员数量等，由于现有研究并不支持上述经营特征与总体生活质量存在相关关系，故并未纳入本研究分析；二是样本的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个人月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三是基于多重差异理论的生活质量量表，包括4个参考标准和1个总体生活质量（totalSWB）题项，采用李克特5度量表（1很不满意-5非常满意），问题类似于“与您周围社区的人相比，您认为目前的生活状况？”本文通过对关键人物的访谈，试验了各种参考标准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最终选取了4个参考标准：与周围社区人比（SO）、与认为值得的比（SD）、与过去最好的比（SB）和与3年后希望的比（SF）。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上述4项参考标准是最广泛使用的标准；第二，因为各个参考标准在意思上有差别，但表述上难以区分。过多的标准对于本案例所调查的偏远地区社区村民而言，难以感知其差别。例如受访的关键人物就很难判断“与最低可接受结果相比”这样的参考标准。
课题组分别于2014年7月4-12日和2015年8月17-26日对案例地开展了关键人物访谈和两次问卷调查，访谈和问卷调查同期进行。关键人物访谈包括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负责人（3名，分管营销、规划和运营），社区精英（5人，主要为经营时长较长和经营规模较大者），景区员工（4人，社区居民），部分关键人物进行了多次访谈。关键人物访谈一方面在于验证量表的适用性，另一方面旨在佐证问卷结果，对结果进行解释。两个年度的问卷调查对象属于同一总体。针对员工居民（在云台山景区工作的社区居民）的调查是在云台山景区管理局的协助下，走访各个部门和基层单位，采取便利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获得，调研由课题组独立开展；针对非员工居民（指参与旅游经营活动但不在云台山景区工作的社区居民）则采取普查的方式，调研组独立走访周边社区所有家庭旅馆、餐馆和特产商店进行问卷调查。2014年，共计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78份，剔除无效问卷（如连续重复、关键信息缺失、完成率过低或逻辑谬误等问卷）后剩余435份有效问卷。2015年，共计发放问卷523份，回收问卷482份，有效问卷394份，见表1。
3结果分析
3.1均值分析
本文采用SPSS22进行信度分析表明，2014年全部样本（435个）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26，而2015年全部样本（394）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32，达到Nunnally和DeVellis所认定的“非常好”的信度标准。本文通过均值分析，比较两个年份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在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表2）。
均值分析表明，无论是员工居民还是非员工居民，2014年的社区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均高于2015年（均值：3.54>3.41；3.70>3.52），且个体间差异扩大（方差：0.752<1.074；0.828<0.917），群体趋于多元。从群体比较看，非员工居民普遍比员工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高（均值：3.54<3.70；3.41<3.52）。但从具体参考标准的年际变化比较来看，2014年非员工居民在各个参考标准比较中都比员工居民的高；然而2015年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员工居民评价均值大幅上升，而非员工居民评价趋于稳定（表2）。这是因为：一方面，非员工居民所从事的家庭旅馆、特产商店和旅游餐饮等业务主要依托于自家房屋，生产与生活一体，自主灵活，不受约束，收入尽管不稳定，但也高于员工居民，因而表现出比员工居民更高的总体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员工居民经济来源于景区收入（主要是门票），景区游客量的波动很容易反映到其经济收人和各方面福利的变化。2015年游客量的上升，门票增收，直接导致员工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所有参考标准中，sF（与3年后希望的比）无论在任何群体、任何年份都是表现出最高的均值，表明居民目前生活的状况与未来3年后所期待的生活状况已经非常接近，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没有变化。SD（与认为值得的比）的均值最低，说明居民目前生活状况与他们认为值得或应得的生活状况还有差距。访谈中，部分居民认为为生活付出的要比获得的多，不值得。
3.2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强制进入法，以4个参考标准作为自变量（SO、SD、SB、SF），总体生活质量为因变量，分年度（2014年和2015年）、分类群体（员工居民、非员工居民和总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根据表3可知，从2014年和2015年的总体样本看，SO、SD和SB对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SO的系数最大，解释力最强。这说明“与周围社区人比”“与认为值得的比”“与过去最好的比”是人们对自身总体生活质量评价的显著参考标准，而“与3年后希望的比”并非显著参考标准。与此同时，SF仅在2015年的员工居民中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对未来生活状况期待越高，对目前生活状况的评价就会越低。结合前文均值分析结果，由于居民对未来生活期待变化较小，随着旅游发展，实际生活与期待的生活差距缩小，因而这种负向的关系仅在2015年的员工居民中显著，不具有普遍的显著性。从R2的表现看，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表明回归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總样本看，4个“参考标准”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在41.6%-41.7%（Ad R2）之间，而在员工样本看，其解释力则高达55.5%-61.3%之间。多重差异理论更适合解释员工居民的生活质量。
3.3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用两个年度的总样本，进一步以社会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强制进入法，仍以4个参考标准作为自变量，总体生活质量为因变量，分两年度各用两个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性别变量（名义变量）已进行虚拟变量处理，结果如表4。
根据表4可知，在社会人口特征中，仅个人月收入对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收入越高，总体生活质量越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随着收入的增长，总体生活质量会一直提高。本结果仅反映目前旅游发展阶段和收人水平下的情况。总体而言，社会人口特征仅解释了总体生活质量的3.0%-3.5%。从模型1和模型2，模型3与模型4的比较看，在考虑社会人口特征因素下，4个“参考标准”在2014年样本中对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2015年的样本中仅SO、SD和SB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考虑社会人口特征因素的情况下，4个“参考标准”在2014年和2015年样本中分别使解释力提升了39.9%和39.4%。
4结论与讨论
本文建立了包含4个“参考标准”的多重差异指标，以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景区内5个社区居民为样本，收集了2014和2015两个年度的数据，通过均值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多重差异理论的适用性。研究表明，多重差异理论在解释旅游地社区居民总体生活质量上，对总样本的解释力在41.6%-41.7%之间，而对员工居民的解释力在55.5%-61.3%之间。这一解释水平在多重差异理论通常认可的36%-64%范围以内，符合50%上下的浮动规律，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从理论意义上看，案例社区居民对总体生活质量评价主要参考周围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自己认为值得的生活状况以及过去最好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未来期待的生活状况。相较于多领域生活质量的评测方法，从实证结果看，多重差异评测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理论和指标简洁，不涉及具体生活领域的旅游影响差异，适用于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社区，对贫困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社区居民尤为适用；第二，不同案例地基本采用的是相同的“参考标准”，评测结果具有横向可比性，解释力较为稳定。
从实践意义看，本研究认为，为了提高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政府要在已经公平照顾社区居民利益、让居民平等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效率，在做大旅游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实际参与旅游发展较多，且生活受到旅游影响较大的社区居民有获得感。这种获得感不是绝对的获得，而是一种比较自己与周围人、付出与得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相对获得感。政府工作的重点不仅要实现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的总体提升，更应重点改善参与旅游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领域，让他们先“幸福”起来，树立榜样，引领更多的人参与旅游，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这可能是提高旅游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是多重差异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情境下的一次尝试。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案例，将多重差异理论拓展到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以及更多类型的居民。从实证层面，多重差异理论是否对于较低生活质量的群体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多重差异理论是否也适用于一个旅游发展处于成熟阶段、社区群体类型更为复杂的城市旅游社区？多重差異理论其他“参考标准”能否在中国情境下的其他案例得到检验？以及“旅游影响一多重差异一总体生活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重要方向。从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层面，多重差异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可能面临跨文化差异和地域差异。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表现为Triandis提出的4种不同群体类型，那些秉持垂直个人主义的人更关心与他人的比较，可能更适用多重差异理论。未来，随着中国实证研究案例的积累，新的“参考标准”，乃至新的理论解释可能产生。
[摘要]过往研究通过对多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的评估来衡量总体生活质量，找出生活质量的“短板”领域，并针对性地制定改善方案。然而，社区居民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评价有时并不来源于具体领域，而是依据对各种“参考标准”之间比较差距的衡量。基于此，Michalos提出了多重差异理论（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并在生活质量研究中广泛发展。文章基于多重差异理论，以河南焦作云台山周边社区为例，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开展问卷调查，收集435和394个有效样本，实证检验该理论在中国旅游情境中的适用性。研究表明，多重差异理论在评测居民生活质量上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就案例而言，周边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自己认为值得的生活状况以及过去最好的生活状况是社区居民对自己目前生活质量评价的关键参考标准。旅游发展只有在上述生活质量的比较差距中产生积极效应，居民总体生活质量才会显著提高。
[关键词]旅游发展；生活质量；多重差异理论；主观幸福感；云台山（焦作）
引言
通过发展旅游推动乡村社会经济进步，实现旅游扶贫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各级政府重要的政策选择。在此背景下，旅游发展对居民生活所产生的积极效益被给予了更大的期待，而正确衡量这一效益则成为乡村旅游扶贫（或减贫）的前提。当前，旅游发展从城市延伸到乡村，乡村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旅游者及其活动的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如人流拥挤、交通拥堵、停车困难和环境卫生等问题。尽管旅游影响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但准确地评估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一直是研究难点。近年来，直接探讨旅游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有了一定积累。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主观幸福感（subiect wellbeing）、幸福度（happiness，又翻译为快乐度）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等理论，其基本思路都是认为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是基于多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的某种综合衡量。人们通过旅游发展，改善生活质量的“短板”领域，就能提高总体生活质量。然而，这一思路的缺陷随着实证案例的积累而逐渐显现。例如，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旅游对生活质量各领域的影响不同，程度不一，此时综合评估所有领域的影响则略有牵强。与此同时，多领域的评测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并不稳定，缺乏横向可比性。在我们对偏远旅游地社区居民的调研发现，居民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评估并不完全来源于具体生活质量领域，而是基于对各种“参考标准”之间比较差距的衡量。
在西方，也出现类似的现象。1985年，Michalos提出了解决方案——多重差异理论（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MDT）。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总体主观生活质量是基于个体对自我现实状况与参考标准之间差距的比较。Michalos进一步将其操作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多重差异理论只需要3～5个指标，就能够有效解释总体生活质量。随后，社会科学界广泛发展和应用该理论，以增强其稳定性和适用性。然而，该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却鲜见。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检验该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情境下的适用性，以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周边社区居民为例，实证应用多重差异理论指标体系测量居民生活质量，探寻偏远地区旅游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参考标准”，并提出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1文献综述
1.1旅游发展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在生活质量研究领域，衡量生活质量通常包括客观指标（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主观指标（美国模式）。前者认为相关生活物质条件的提高就能更加幸福，而后者认为生活质量来源于人的主观体验和感受，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提升。在中国，由于许多官方数据缺失统计，客观指标无法取得长期可靠的数据支持，主观指标也就自然受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广泛推崇。其中，以主观幸福感（subiect well-being）为代表的主观指标广泛用于探讨城市居民、大学生、流动人口、农民工、老年人、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如社会支持、收入、城市适应等。针对不同类群人口和研究问题，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和指标也相应地调整。然而，诚如边燕杰所说，准确测量主观幸福感本就困难，而穷尽其全部影响因素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尽管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至今仍有许多问题尚待探讨，而构建广泛认可且适合中国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尤为困难。
在旅游研究领域，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沿着两大议题展开：一是旅游行为或体验对旅游者自身生活质量的影响；二是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采用主观指标，包括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快乐度。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都是侧重于短期评测，甚至是即时反应，其中生活满意度侧重于认知层面，而幸福度侧重于情感层面。主观幸福感则是综合了认知（cognitive）和情感（affective）方面的个体反映。因此，主观幸福感更适合于研究旅游发展等长期因素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通常，主观幸福感被划分为多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domain），而总体主观幸福感（total SWB）就是各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综合评价的结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案例地的扩展，生活质量领域不断增加，Cummins总结出了173个生活质量领域，其中有7个是最为常见的：物质福利（material well-being）、健康（health）、生产力（productivity）、亲密关系（intimacy）、安全感（safety）、社区状况（community）以及情感幸福（emotional well-being）。这7个生活质量领域被广泛接受，并经常应用于旅游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只是在具体案例研究中略有选择。例如，Kim等人研究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时，将其简化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Andereck和Nyaupane特别考虑旅游影响感知程度，构建了包含8个领域的主观幸福感模型（TQOL）。Liang和Hui修订了TQOL模型，根据中国人注重家庭生活领域的特点，增加了家庭和个人生活状况领域。过去10年，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估积累了一定的实证案例，但问题逐渐凸显，主要表现为：
第一，处于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社区，旅游对生活质量各领域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有所差异。研究表明，在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旅游对居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影响范围小，程度浅；在旅游发展的成熟阶段，旅游对经济生活领域影响范围最大，程度最深，而对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略有增长；在旅游发展的衰退阶段，对经济生活领域的影响下降，但对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达到最大。随着社区旅游的发展，居民群体逐渐分异，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此时，多领域的生活质量评测在同一社区的不同群体就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采取完全相同的生活质量领域进行评价是不科学的。
第二，多生活质量领域的评测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并不稳定，缺乏横向可比性。例如，Andereck和Nyaupane最早构建的8个领域的TQOL（tourism-quality oflife）解释了总体生活质量的55%。Liang和Hui改进了TQOL模型，解释力提高到了61.844%。Guo等开发的9个生活质量领域解释了生活质量73.17%的变异量。然而，Kim等人的研究指出，多领域生活质量仅解释了49%的总体生活满意度。Nawijn和Mitas更是指出，多领域生活质量只能解释总体生活质量的47.7%，其中仅有9%的变异是来源于旅游影响。事实上，在生活质量研究领域，这种“单项提问，总体相加”的测量方法一直备受争议，缺乏横向可比性。
第三，在实际调研中，受访居民总是以过去的生活或周边其他乡村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作为比较。在学术界，伊斯特林悖论指出，收入是重要的生活质量领域，但收入的增长并一定带来幸福感的提升。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对于发达国家居民而言并不显著，但对于贫困国家或地区而言就显著。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亦如此。中国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呈现倒U形影响，零界点的基尼系数是0.4，在0.4之前，收入增加，幸福感提高；在0.4之后，收入增加，幸福感下降。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收入增长带来幸福提升；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而言，旅游发展引发的收入增长并不一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1.2基于多重差异理论的生活质量评测模型
1985年，Michalos提出了多重差异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总体生活质量是基于对各种“参考标准”之间比较差距（discrepancies）的感知。Michalos将其理论操作化，通过实证研究，构建了7个关键“参考标准”：他们想要的、周围人的、过去最好的、3年前预期的、5年后希望拥有的、认为值得的以及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换句话说，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好坏的认知并不基于某个具体生活领域的改善，而是基于自己与他人（selfnow/others）、现实与值得的（selfnow/deserved）、现实与需要的（selfnow/needs）、现实与计划的（selfnow/progress）、现实与未来的（selfnow/future）以及现实与过去最好的（self now/best）之间的比较差距。Michalos后来又补充了两个参考标准：一是现实与现在期望的（self now/self expected by now）；二是现实与未来期望的（self now/self expected in future）。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加入了现实与想要的（selfnow/wants），自己与亲戚的（selfnow/relatives）、自己与朋友的（self now/friends）、自己与最低可接受结果（self now/minimum tolerable outcomes）等。该理论在过去几十年经受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其中Michalos的团队基于39个国家18 000样本的研究表明，该理论解释力最好的是在奥地利和芬兰等国家，平均达到64%；解释力最差的是在墨西哥，平均也有36%。其中，“与想要的目标相比”和“与周围其他人相比”这两个参考标准最具解释力。
多重差异理论及其操作化在过去一直在优化，以增强其适用性。Jacob和Brinkerhoff通过进一步的操作化（operafionalizing）多重差异，使多重差异评测模型的适应性得到提升。Jacob等进一步检验了多重差异模型各“参考标准”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两个显著的补偿因素。Michalos和Kahlke检验和优化了多重差异模型评测的稳定性和敏感性。通过操作化，多重差异理论的適应性和解释力得到了提升，一般能够稳定地解释总体生活质量的50%以上，相比于多生活质量领域具有优势。Michalos认为，多重差异理论简洁明了，易于测量，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例地。当然，多重差异理论在解释某些特定群体时，其解释力也可能低于50%。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参考标准”需要根据案例地和群体情况进行小范围的调整。与此同时，诸如性别、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以及自我尊重（self-esteem）和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因素也会纳入评测模型进行分析，但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一般不会超过10%。
2研究设计
2.1案例社区情况
本文案例地云台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面积240平方千米，距省会郑州西北70千米。1999年，焦作市明确了以云台山为核心的山水旅游城市建设战略。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云台山成长为中国新兴的旅游目的地。2004年，云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2007年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2014年，云台山景区接待游客223万人次（仅指主景区实际人园人数），2015年增长到235万人次。云台山景区远离城市，2014年云台天阶国际饭店建成之前，游客的餐饮、住宿以及购物消费基本发生在位于景区内部的5个乡村社区，即岸上、古洞窑、五家台、茶棚掌和黑石岭。这促进了社区居民生活的改善。这5个社区（原属岸上乡）在2000以前为省级贫困乡，主要以山林种植（如四大怀药）为生，人均收入仅260元。2000年云台山景区大发展以来，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山林种植被禁止，乡村居民逐渐转型从事旅游相关就业：一部分村民受雇于景区成为景区员工，一部分村民利用自家房屋从事旅游经营活动，为非景区员工。目前，5个社区80%以上的村民都从事旅游相关就业。其中，云台山景区员工由2000年的69名增加到2015年的近1900名，大部分是上述社区居民，也吸纳了部分周边乡镇的居民。2014年，云台山周边5个社区家庭旅馆（部分兼营购物、餐饮）数量达388个，2015年有所下降，其中，岸上125家、黑石岭84家、古洞窑67家、五家台56家、茶棚掌26家，另有土特产品商店约60家。旅游发展成为乡村社会经济进步和生活质量提升的主要推动力。目前，这5个社区的居民全部脱贫，与大多数周边其他乡镇的居民相比，较为富裕。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游客需要，政府和景区对社区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生活环境和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2.2问卷设计与调研过程
调查问卷分3部分：一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的类型、经营时长、居住时长、雇员数量等，由于现有研究并不支持上述经营特征与总体生活质量存在相关关系，故并未纳入本研究分析；二是样本的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个人月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三是基于多重差异理论的生活质量量表，包括4个参考标准和1个总体生活质量（totalSWB）题项，采用李克特5度量表（1很不满意-5非常满意），问题类似于“与您周围社区的人相比，您认为目前的生活状况？”本文通过对关键人物的访谈，试验了各种参考标准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最终选取了4个参考标准：与周围社区人比（SO）、与认为值得的比（SD）、与过去最好的比（SB）和与3年后希望的比（SF）。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上述4项参考标准是最广泛使用的标准；第二，因为各个参考标准在意思上有差别，但表述上难以区分。过多的标准对于本案例所调查的偏远地区社区村民而言，难以感知其差别。例如受访的关键人物就很难判断“与最低可接受结果相比”这样的参考标准。
课题组分别于2014年7月4-12日和2015年8月17-26日对案例地开展了关键人物访谈和两次问卷调查，访谈和问卷调查同期进行。关键人物访谈包括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负责人（3名，分管营销、规划和运营），社区精英（5人，主要为经营时长较长和经营规模较大者），景区员工（4人，社区居民），部分关键人物进行了多次访谈。关键人物访谈一方面在于验证量表的适用性，另一方面旨在佐证问卷结果，对结果进行解释。两个年度的问卷调查对象属于同一总体。针对员工居民（在云台山景区工作的社区居民）的调查是在云台山景区管理局的协助下，走访各个部门和基层单位，采取便利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获得，调研由课题组独立开展；针对非员工居民（指参与旅游经营活动但不在云台山景区工作的社区居民）则采取普查的方式，调研组独立走访周边社区所有家庭旅馆、餐馆和特产商店进行问卷调查。2014年，共计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78份，剔除无效问卷（如连续重复、关键信息缺失、完成率过低或逻辑谬误等问卷）后剩余435份有效问卷。2015年，共计发放问卷523份，回收问卷482份，有效问卷394份，见表1。
3结果分析
3.1均值分析
本文采用SPSS22进行信度分析表明，2014年全部样本（435个）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26，而2015年全部样本（394）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32，达到Nunnally和DeVellis所认定的“非常好”的信度标准。本文通过均值分析，比较两个年份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在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表2）。
均值分析表明，无论是员工居民还是非员工居民，2014年的社区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均高于2015年（均值：3.54>3.41；3.70>3.52），且个体间差异扩大（方差：0.752<1.074；0.828<0.917），群体趋于多元。从群体比较看，非员工居民普遍比员工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高（均值：3.54<3.70；3.41<3.52）。但从具体参考标准的年际变化比较来看，2014年非员工居民在各个参考标准比较中都比员工居民的高；然而2015年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员工居民评价均值大幅上升，而非员工居民评价趋于稳定（表2）。这是因为：一方面，非员工居民所从事的家庭旅馆、特产商店和旅游餐饮等业务主要依托于自家房屋，生产与生活一体，自主灵活，不受约束，收入尽管不稳定，但也高于员工居民，因而表现出比员工居民更高的总体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员工居民经济来源于景区收入（主要是门票），景区游客量的波动很容易反映到其经济收人和各方面福利的变化。2015年游客量的上升，门票增收，直接导致员工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所有参考标准中，sF（与3年后希望的比）无论在任何群体、任何年份都是表现出最高的均值，表明居民目前生活的状况与未来3年后所期待的生活状况已经非常接近，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没有变化。SD（与认为值得的比）的均值最低，说明居民目前生活状况与他们认为值得或应得的生活状况还有差距。访谈中，部分居民认为为生活付出的要比获得的多，不值得。
3.2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强制进入法，以4个参考标准作为自变量（SO、SD、SB、SF），总体生活质量为因变量，分年度（2014年和2015年）、分类群体（员工居民、非员工居民和总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根据表3可知，从2014年和2015年的总体样本看，SO、SD和SB对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SO的系数最大，解释力最强。这说明“与周围社区人比”“与认为值得的比”“与过去最好的比”是人们对自身总体生活质量评价的显著参考标准，而“与3年后希望的比”并非显著参考标准。与此同时，SF仅在2015年的员工居民中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对未来生活状况期待越高，对目前生活状况的评价就会越低。结合前文均值分析结果，由于居民对未来生活期待变化较小，随着旅游发展，实际生活与期待的生活差距缩小，因而这种负向的关系仅在2015年的员工居民中显著，不具有普遍的显著性。从R2的表现看，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表明回归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總样本看，4个“参考标准”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在41.6%-41.7%（Ad R2）之间，而在员工样本看，其解释力则高达55.5%-61.3%之间。多重差异理论更适合解释员工居民的生活质量。
3.3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用两个年度的总样本，进一步以社会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强制进入法，仍以4个参考标准作为自变量，总体生活质量为因变量，分两年度各用两个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性别变量（名义变量）已进行虚拟变量处理，结果如表4。
根据表4可知，在社会人口特征中，仅个人月收入对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收入越高，总体生活质量越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随着收入的增长，总体生活质量会一直提高。本结果仅反映目前旅游发展阶段和收人水平下的情况。总体而言，社会人口特征仅解释了总体生活质量的3.0%-3.5%。从模型1和模型2，模型3与模型4的比较看，在考虑社会人口特征因素下，4个“参考标准”在2014年样本中对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2015年的样本中仅SO、SD和SB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考虑社会人口特征因素的情况下，4个“参考标准”在2014年和2015年样本中分别使解释力提升了39.9%和39.4%。
4结论与讨论
本文建立了包含4个“参考标准”的多重差异指标，以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景区内5个社区居民为样本，收集了2014和2015两个年度的数据，通过均值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多重差异理论的适用性。研究表明，多重差异理论在解释旅游地社区居民总体生活质量上，对总样本的解释力在41.6%-41.7%之间，而对员工居民的解释力在55.5%-61.3%之间。这一解释水平在多重差异理论通常认可的36%-64%范围以内，符合50%上下的浮动规律，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从理论意义上看，案例社区居民对总体生活质量评价主要参考周围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自己认为值得的生活状况以及过去最好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未来期待的生活状况。相较于多领域生活质量的评测方法，从实证结果看，多重差异评测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理论和指标简洁，不涉及具体生活领域的旅游影响差异，适用于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社区，对贫困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社区居民尤为适用；第二，不同案例地基本采用的是相同的“参考标准”，评测结果具有横向可比性，解释力较为稳定。
从实践意义看，本研究认为，为了提高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政府要在已经公平照顾社区居民利益、让居民平等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效率，在做大旅游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实际参与旅游发展较多，且生活受到旅游影响较大的社区居民有获得感。这种获得感不是绝对的获得，而是一种比较自己与周围人、付出与得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相对获得感。政府工作的重点不仅要实现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的总体提升，更应重点改善参与旅游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领域，让他们先“幸福”起来，树立榜样，引领更多的人参与旅游，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这可能是提高旅游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是多重差异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情境下的一次尝试。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案例，将多重差异理论拓展到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以及更多类型的居民。从实证层面，多重差异理论是否对于较低生活质量的群体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多重差异理论是否也适用于一个旅游发展处于成熟阶段、社区群体类型更为复杂的城市旅游社区？多重差異理论其他“参考标准”能否在中国情境下的其他案例得到检验？以及“旅游影响一多重差异一总体生活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重要方向。从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层面，多重差异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可能面临跨文化差异和地域差异。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表现为Triandis提出的4种不同群体类型，那些秉持垂直个人主义的人更关心与他人的比较，可能更适用多重差异理论。未来，随着中国实证研究案例的积累，新的“参考标准”，乃至新的理论解释可能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