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路径分析
摘要：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核心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高技术企业和高校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并通过创新资源的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需要充分发挥高校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高校研发与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相匹配，以加快实现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进而提高区域整体创新效率。文章从创新型城市研究的演进逻辑出发，基于原始性创新理论和产学协同创新理论认为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有助于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并从战略协同、知识协同和组织协同三个层面，提出了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的具体实施路径。
关键词：创新型城市；高技术企业；高校；协同创新
一、 引言
作为国家经济中产业创新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容忽视。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是区域信息、知识、人才以及创业投资等要素资源的聚集地，在某种意义上也被视为涌现新理念、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中心（Marceau，2008）。2006年，中国首次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5月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创新型城市的重要地位做了进一步明确。根据2016年12月出台的《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中国科技部和发展改革委将负责统筹推动61个创新型城市建设，这标志着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已经迈进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高技术企业是运用高知识、高智力的创新来引领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亟需通过其学习、运用以及创新技术能力的螺旋式上升来实现自主创新，可以归纳为4个发展阶段，依次是技术创新学习阶段、技术创新模仿阶段、技术创新-模仿阶段和技术自主创新阶段（李金生等，2009）。高技术企业处于不同的演进阶段时，其对前沿理论与新兴技术的学习、运用及创造能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或下降，但不会改变该阶段的技术创新性质。只有当高技术企业能够对前沿理论和新兴技术进行自主分析、研究和运用，并实现技术化、产品化以及市场化，进而研制专利类产品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才能上升到最高级的技术自主创新阶段。高技术产业和高校在配置相对有限的创新资源时呈现明显的排他性特征，创新资源过度集聚于高技术产业或是高校，均不利于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吴卫红等，2017）。目前高校的创新成果向企业生产转化率低下已经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瓶颈问题。高技术企业和高校之间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协同，有助于将高校的知识服务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进而将更多的原始性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区域内外的高校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从而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率。
二、 创新型城市研究的演进逻辑
创新系统反映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部门等多种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学界将创新系统分为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两类。不同的创新系统的创新效率均受到该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及制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英国经济学家Freeman（1987）首次将国家创新系统界定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新技术的激发、引进及扩散。Nelson（1993）运用个案研究方法探讨了国家研发系统及其支持性机构的创新系统建设。并指出创新的来源应涵盖促进知识创造和扩散的所有组织，制度的设定与功能是提升国家创新系统效率的关键。Lundwall（1992）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认为创新形成过程的中心是用户与生产商，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交互学习；所有创新活动的规模、方向和成功的可能性均受到政治、文化及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Cooke（1996）从系统构成视角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通过具有地理关联性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支持产生创新。也有学者将政府机构、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也纳入区域创新的参与主体中（顾新，2005）。胡志坚等（1999）的研究认为科技资源、新型企业、新的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制度等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相较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在创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地方根植性特征，体现了“交互学习”和“社会环境”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胡明铭，2004；Doloreux & Parto，2005）。
创新型城市的概念最早是由Landry（2002）提出，其认为创新型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构建了较完整的创新型城市战略框架和实施机制。学界从城市空间层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创新型城市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系统要素构成的角度对创新型城市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并就某些问题形成了一致性观点。在内涵方面，学者们强调了创新型城市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并認为创新型城市应包含技术、知识、制度、服务和文化等多种类型的创新以及创新环境优化等（石忆邵，2008）。在创新动力来源方面，学者们突出了创新型城市的系统性特点，指出了城市创新的关键在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创新主体协同机制，并重视软件与硬件两方面的环境要素，尤其是人才、文化、服务等软环境要素的作用（黄亮、杜德斌，2014）。各城市在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经济基础以及科技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异质性，导致不同城市发挥主要创新主体的驱动作用的关键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目前有关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层面，对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导致了创新与不同城市特有空间与环境的脱嵌与割裂，也陷入了采用同质化指标展开创新型城市研究的困境，这对于指导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相当不利。
三、 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
1. 原始性创新理论。国外学术界对原始性创新的研究集中在原始性创新的概念、表现形式、保障条件等方面。Goldenberg等（1999）对原始性创新的概念做了明确阐释，认为原始性创新是一种由内部因素驱动，更动态且难以预测的问题解决方案，但是相比普通方案更简单，并且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系统的复杂度。Nelson（1993）基于制度的视角探讨了原始性创新的能力和表现形式，并指出原始性创新需要以创新思维、学术积累和容许失败的科学宽容精神作为保障。企业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提升有赖于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合理的科研评价系统。在国内有关原始性创新的研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1999）最早提出了原始性创新的概念，并认为提升基础研究水平的关键点是要重视和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金吾伦（2005）认为原始性创新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高技术的根本性创新、自主设计并完成重大工程项目以及重大的管理变革等方面。国内学术界还围绕原始性创新的特征、外部效应、机制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陈劲等（2004）归纳了原始性创新的主要特征，认为原始性创新首先体现在“新”，产生的创新成果应在世界范围内极具突破性。同时，原始性创新需要长期积累，具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带动性等特征。陈雅兰等（2006）认为原始性创新的正外部效应表现为：创新的规模报酬效应、杰出人才的产出效应、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以及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并从专利制度、风险投资、企业制度和政府政策等方面提出了补偿激励措施。在原始性创新的机制及影响因素上，舒成利等（2008）认为原始性创新应当分为纯基础研究类和应用基础研究类，从知识生产模式角度构建了原始性创新的发生机制。为确保原始性创新知识扩散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应不断完善创新主体之间的信任机制。刘小花等（2013）从实践团体及其嵌入网络的视角建立了原始性触发机制模型，得出补偿企业创新的最优路径是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原始性创新。陈雅兰等（2003）将原始性创新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原始积累、核心人物、创新文化、激励机制、原创技巧、科研兴趣以及团队协作等七个方面。并指出原始性创新的环境激励在于原始积累和激励机制，创新文化有助于原创系统自组织协同的形成，原创系统有序发展的关键是良好的团队协作（陈雅兰等，2005）。陈劲等（2015）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国内高校原始性创新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该研究从个人、团队和制度三个层面，将原始性创新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七个方面：海外背景与职位荣誉、浓厚的科研兴趣和知识积累、坚持不懈的精神、创新方法与环境和跨学科团队合作以及合理的激励机制。杨燕等（2016）从动机性信息处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双重视角，分析了触发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因素和内外部路径，并构建了原始性创新的触发机制模型。其认为在原始性创新的第一阶段，企业应注重对利益相关者观点的采纳，以获取新颖且有用的创造性想法。
2. 产学协同创新理论。自Freeman和Lundvall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第三代技术创新理论以来，产学合作的思想和原理逐渐得到推广和应用。Chesbrough（2003）最早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其系统探究了企业如何通过内外部创新要素的整合来创造新价值，并认为企业应与高校等外部创新源之间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Etzkowita（2008）的研究也指出产学合作是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的“第三使命”，对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绩效起到重要作用。产学协同创新通过资源高效配置与综合集成，有助于弥合企业技术创新与学术机构技术潜能间的创新断层。学界有关产学协同创新理论的研究主要以创新系统的深化研究和大学使命的演化发展为主线。早期有关产学协同创新的研究大多基于现实问题，从研发的视角分析产学协同创新的起源、运作模式及政策建议。之后，学者们结合资源观、交易成本和知识管理等理论，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产学协同创新的运作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产学协同创新知识转移、生产和商业化问题研究（Schiller，2006）。廖述梅（2011）的研究表明高校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企业与大学之间的技术转移实质上是一种以出版物、专利和咨询为主要渠道的知识转移，大企业与大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较为普遍。部分国外学者还进行了产学协同过程中知识转移的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借助专利数据分析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演化过程，并探讨了提升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政策措施。产学协同创新需要综合考虑“互补性—差异性”和“成本—效率”的動态均衡。学者们从战略、结构、知识、组织以及环境等不同层面分析了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杨洪涛、吴想，2012）。战略层面包括导向目标和产学合作动机；结构层面包括产学合作方式的设计、制度安排以及合作模式；知识层面包括合作双方所处知识领域的结构、特征和知识转移的过程及方式；组织层面包括高校的研发能力、企业的吸收能力以及产学协同关系管理；环境层面包括产学协同创新的政府政策、社会文化，以及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其他参与主体的影响。
四、 创新型城市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的实施路径
1. 加快高技术企业与高校战略协同创新。战略协同创新是高技术企业与高校进行深度合作的基础。在产学协同创新过程中，双方会基于对合作中自身利益的评价结果来做出合作范围和合作模式选择。高技术企业通常注重产学协同创新是否能够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高校特别是研究型高校主要考虑学术研究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但双方的价值观分歧可能会导致高校难以为高技术企业提供适应市场需要的科技成果，而高技术企业为了确保自身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而过多地干预高校研发工作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首先要增强双方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认同感。高校应充分利用其学科的综合优势，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并注重培养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创新人才。除了提出更为准确的知识需求外，高技术企业还应在资金和物力上为高校参与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持。对于合作研发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归属和项目收益分配等问题，双方应进行友好沟通。其次，通过建立信任机制实现高校和高技术企业愿景协同。在双方合作之前，应对合作方的文化背景、合作信誉、产学协同创新经历、知识转移水平和吸收能力等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并建立信任评审体系。再次，应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合理的利益分配是产学协同创新的重中之重，为此需要建立产学战略同盟，促进双方之间形成长期、互利互惠和共生的合作关系。
2. 推动高技术企业与高校知识协同创新。高技术企业与高校之间实现深度合作的核心条件是知识协同创新。这就需要高技术企业与高校进行知识互动和知识转移，尤其是是隐性知识的转移。为减少显性知识交流的不对称性，可以采用计划书、操作手册、工作说明书及产品设计图等书面形式对显性知识进行说明。对于隐性知识的表达，则需要借助相应的实物工具进行演示，甚至需要借助人际交流网络和深度会谈平台等方式，通过“干中学”使隐性知识显性化。知识协同创新的具体形式包括专利许可、联合研发、共同参会以及学术创业等。在知识协同创新中，要充分发挥高校研发优势，借助高校科学园区和创新共享平台，助推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建立健全知识协同创新机制，以尽可能地降低衍生成本。政府应当为高技术企业和高校协同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并将对创新主体的激励政策落实到位。3. 促进高技术企业与高校组织协同创新。由于利益目标上的差异，高技术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协同关系属于混合型的跨组织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取合作的全部控制权。因此，高技术企业需要与学科优势突出的高校协同开展相关产业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工作，建立以高技术企业为主导的产学技术创新联盟显得十分必要。高技术企业与高校的组织协同创新，首先要求合作双方高度重视组织的结构及过程协同。合作双方的合作资源优劣、协议时间长短以及协同关系的类型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对于组织协同的重视程度。其次，应设立协同创新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对产学协同创新过程进行规范化管理。协同创新委员会应以高技术企业与高校为核心，政府相关部门、中介组织及金融机构等作为主要参与方组建而成，共同致力于高技术企业与高校之间的知识跨界流动。再次，要加强产学协同创新组织的网络化运作。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应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主动嵌入到协同创新网络，找准节点位置以及节点链接路径，进而实现产学协同创新效应最大化。此外，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还需要外部的各类支持性组织的共同参与。可通过对社会创新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在地方政府引导下，由地区技术交易促进中心、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以及科技资源机构共同组建协同创新服务联盟，以更全面地掌握高技术企业的创新需求特点，从而为其提供更深层次和更专业化的创新服务。
参考文献：
[1] 李金生，李晏墅，周燕.基于技术创新演进的高技术企业内生文化模型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5）：108-118.
[2] 吴卫红，杨婷，张爱美，等.创新资源集聚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溢出效应——高校与高技术产业对比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7）：40-45.
[3] 石忆邵.创意城市、创新型城市与创新型区域[J].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9（2）：20-25.
[4] 陈劲，宋建元，葛朝阳.试论基础研究及其原始性创新[J].科学学研究，2004，22（3）：317-321.
[5] 陈雅兰，郭伟锋.原始性创新的外部效应及其控制[J].科学学研究，2006，24（4）：612-617.
[6] 刘小花，高山行.原始性创新触发机制研究——基于实践团体及其嵌入网络的视角[J].科学学研究，2013，31（3）：430-436.
[7] 陈雅兰，李必强，胡继灵.原始性创新的协同理论观[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26（1）：59-62.
[8] 陈劲，汪欢吉.国内高校基础研究的原始性创新：多案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5，33（4）：490-497.
作者簡介：向丽（1982-），女，汉族，四川省内江市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管理。
收稿日期：2018-08-10。
关键词：创新型城市；高技术企业；高校；协同创新
一、 引言
作为国家经济中产业创新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容忽视。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是区域信息、知识、人才以及创业投资等要素资源的聚集地，在某种意义上也被视为涌现新理念、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中心（Marceau，2008）。2006年，中国首次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5月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创新型城市的重要地位做了进一步明确。根据2016年12月出台的《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中国科技部和发展改革委将负责统筹推动61个创新型城市建设，这标志着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已经迈进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高技术企业是运用高知识、高智力的创新来引领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亟需通过其学习、运用以及创新技术能力的螺旋式上升来实现自主创新，可以归纳为4个发展阶段，依次是技术创新学习阶段、技术创新模仿阶段、技术创新-模仿阶段和技术自主创新阶段（李金生等，2009）。高技术企业处于不同的演进阶段时，其对前沿理论与新兴技术的学习、运用及创造能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或下降，但不会改变该阶段的技术创新性质。只有当高技术企业能够对前沿理论和新兴技术进行自主分析、研究和运用，并实现技术化、产品化以及市场化，进而研制专利类产品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才能上升到最高级的技术自主创新阶段。高技术产业和高校在配置相对有限的创新资源时呈现明显的排他性特征，创新资源过度集聚于高技术产业或是高校，均不利于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吴卫红等，2017）。目前高校的创新成果向企业生产转化率低下已经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瓶颈问题。高技术企业和高校之间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协同，有助于将高校的知识服务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进而将更多的原始性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区域内外的高校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从而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率。
二、 创新型城市研究的演进逻辑
创新系统反映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部门等多种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学界将创新系统分为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两类。不同的创新系统的创新效率均受到该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及制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英国经济学家Freeman（1987）首次将国家创新系统界定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新技术的激发、引进及扩散。Nelson（1993）运用个案研究方法探讨了国家研发系统及其支持性机构的创新系统建设。并指出创新的来源应涵盖促进知识创造和扩散的所有组织，制度的设定与功能是提升国家创新系统效率的关键。Lundwall（1992）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认为创新形成过程的中心是用户与生产商，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交互学习；所有创新活动的规模、方向和成功的可能性均受到政治、文化及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Cooke（1996）从系统构成视角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通过具有地理关联性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支持产生创新。也有学者将政府机构、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也纳入区域创新的参与主体中（顾新，2005）。胡志坚等（1999）的研究认为科技资源、新型企业、新的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制度等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相较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在创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地方根植性特征，体现了“交互学习”和“社会环境”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胡明铭，2004；Doloreux & Parto，2005）。
创新型城市的概念最早是由Landry（2002）提出，其认为创新型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构建了较完整的创新型城市战略框架和实施机制。学界从城市空间层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创新型城市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系统要素构成的角度对创新型城市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并就某些问题形成了一致性观点。在内涵方面，学者们强调了创新型城市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并認为创新型城市应包含技术、知识、制度、服务和文化等多种类型的创新以及创新环境优化等（石忆邵，2008）。在创新动力来源方面，学者们突出了创新型城市的系统性特点，指出了城市创新的关键在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创新主体协同机制，并重视软件与硬件两方面的环境要素，尤其是人才、文化、服务等软环境要素的作用（黄亮、杜德斌，2014）。各城市在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经济基础以及科技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异质性，导致不同城市发挥主要创新主体的驱动作用的关键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目前有关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层面，对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导致了创新与不同城市特有空间与环境的脱嵌与割裂，也陷入了采用同质化指标展开创新型城市研究的困境，这对于指导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相当不利。
三、 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
1. 原始性创新理论。国外学术界对原始性创新的研究集中在原始性创新的概念、表现形式、保障条件等方面。Goldenberg等（1999）对原始性创新的概念做了明确阐释，认为原始性创新是一种由内部因素驱动，更动态且难以预测的问题解决方案，但是相比普通方案更简单，并且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系统的复杂度。Nelson（1993）基于制度的视角探讨了原始性创新的能力和表现形式，并指出原始性创新需要以创新思维、学术积累和容许失败的科学宽容精神作为保障。企业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提升有赖于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合理的科研评价系统。在国内有关原始性创新的研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1999）最早提出了原始性创新的概念，并认为提升基础研究水平的关键点是要重视和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金吾伦（2005）认为原始性创新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高技术的根本性创新、自主设计并完成重大工程项目以及重大的管理变革等方面。国内学术界还围绕原始性创新的特征、外部效应、机制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陈劲等（2004）归纳了原始性创新的主要特征，认为原始性创新首先体现在“新”，产生的创新成果应在世界范围内极具突破性。同时，原始性创新需要长期积累，具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带动性等特征。陈雅兰等（2006）认为原始性创新的正外部效应表现为：创新的规模报酬效应、杰出人才的产出效应、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以及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并从专利制度、风险投资、企业制度和政府政策等方面提出了补偿激励措施。在原始性创新的机制及影响因素上，舒成利等（2008）认为原始性创新应当分为纯基础研究类和应用基础研究类，从知识生产模式角度构建了原始性创新的发生机制。为确保原始性创新知识扩散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应不断完善创新主体之间的信任机制。刘小花等（2013）从实践团体及其嵌入网络的视角建立了原始性触发机制模型，得出补偿企业创新的最优路径是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原始性创新。陈雅兰等（2003）将原始性创新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原始积累、核心人物、创新文化、激励机制、原创技巧、科研兴趣以及团队协作等七个方面。并指出原始性创新的环境激励在于原始积累和激励机制，创新文化有助于原创系统自组织协同的形成，原创系统有序发展的关键是良好的团队协作（陈雅兰等，2005）。陈劲等（2015）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国内高校原始性创新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该研究从个人、团队和制度三个层面，将原始性创新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七个方面：海外背景与职位荣誉、浓厚的科研兴趣和知识积累、坚持不懈的精神、创新方法与环境和跨学科团队合作以及合理的激励机制。杨燕等（2016）从动机性信息处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双重视角，分析了触发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因素和内外部路径，并构建了原始性创新的触发机制模型。其认为在原始性创新的第一阶段，企业应注重对利益相关者观点的采纳，以获取新颖且有用的创造性想法。
2. 产学协同创新理论。自Freeman和Lundvall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第三代技术创新理论以来，产学合作的思想和原理逐渐得到推广和应用。Chesbrough（2003）最早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其系统探究了企业如何通过内外部创新要素的整合来创造新价值，并认为企业应与高校等外部创新源之间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Etzkowita（2008）的研究也指出产学合作是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的“第三使命”，对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绩效起到重要作用。产学协同创新通过资源高效配置与综合集成，有助于弥合企业技术创新与学术机构技术潜能间的创新断层。学界有关产学协同创新理论的研究主要以创新系统的深化研究和大学使命的演化发展为主线。早期有关产学协同创新的研究大多基于现实问题，从研发的视角分析产学协同创新的起源、运作模式及政策建议。之后，学者们结合资源观、交易成本和知识管理等理论，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产学协同创新的运作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产学协同创新知识转移、生产和商业化问题研究（Schiller，2006）。廖述梅（2011）的研究表明高校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企业与大学之间的技术转移实质上是一种以出版物、专利和咨询为主要渠道的知识转移，大企业与大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较为普遍。部分国外学者还进行了产学协同过程中知识转移的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借助专利数据分析产学合作知识转移的演化过程，并探讨了提升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政策措施。产学协同创新需要综合考虑“互补性—差异性”和“成本—效率”的動态均衡。学者们从战略、结构、知识、组织以及环境等不同层面分析了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杨洪涛、吴想，2012）。战略层面包括导向目标和产学合作动机；结构层面包括产学合作方式的设计、制度安排以及合作模式；知识层面包括合作双方所处知识领域的结构、特征和知识转移的过程及方式；组织层面包括高校的研发能力、企业的吸收能力以及产学协同关系管理；环境层面包括产学协同创新的政府政策、社会文化，以及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其他参与主体的影响。
四、 创新型城市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的实施路径
1. 加快高技术企业与高校战略协同创新。战略协同创新是高技术企业与高校进行深度合作的基础。在产学协同创新过程中，双方会基于对合作中自身利益的评价结果来做出合作范围和合作模式选择。高技术企业通常注重产学协同创新是否能够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高校特别是研究型高校主要考虑学术研究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但双方的价值观分歧可能会导致高校难以为高技术企业提供适应市场需要的科技成果，而高技术企业为了确保自身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而过多地干预高校研发工作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首先要增强双方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认同感。高校应充分利用其学科的综合优势，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并注重培养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创新人才。除了提出更为准确的知识需求外，高技术企业还应在资金和物力上为高校参与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持。对于合作研发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归属和项目收益分配等问题，双方应进行友好沟通。其次，通过建立信任机制实现高校和高技术企业愿景协同。在双方合作之前，应对合作方的文化背景、合作信誉、产学协同创新经历、知识转移水平和吸收能力等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并建立信任评审体系。再次，应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合理的利益分配是产学协同创新的重中之重，为此需要建立产学战略同盟，促进双方之间形成长期、互利互惠和共生的合作关系。
2. 推动高技术企业与高校知识协同创新。高技术企业与高校之间实现深度合作的核心条件是知识协同创新。这就需要高技术企业与高校进行知识互动和知识转移，尤其是是隐性知识的转移。为减少显性知识交流的不对称性，可以采用计划书、操作手册、工作说明书及产品设计图等书面形式对显性知识进行说明。对于隐性知识的表达，则需要借助相应的实物工具进行演示，甚至需要借助人际交流网络和深度会谈平台等方式，通过“干中学”使隐性知识显性化。知识协同创新的具体形式包括专利许可、联合研发、共同参会以及学术创业等。在知识协同创新中，要充分发挥高校研发优势，借助高校科学园区和创新共享平台，助推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建立健全知识协同创新机制，以尽可能地降低衍生成本。政府应当为高技术企业和高校协同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并将对创新主体的激励政策落实到位。3. 促进高技术企业与高校组织协同创新。由于利益目标上的差异，高技术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协同关系属于混合型的跨组织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取合作的全部控制权。因此，高技术企业需要与学科优势突出的高校协同开展相关产业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工作，建立以高技术企业为主导的产学技术创新联盟显得十分必要。高技术企业与高校的组织协同创新，首先要求合作双方高度重视组织的结构及过程协同。合作双方的合作资源优劣、协议时间长短以及协同关系的类型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对于组织协同的重视程度。其次，应设立协同创新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对产学协同创新过程进行规范化管理。协同创新委员会应以高技术企业与高校为核心，政府相关部门、中介组织及金融机构等作为主要参与方组建而成，共同致力于高技术企业与高校之间的知识跨界流动。再次，要加强产学协同创新组织的网络化运作。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应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主动嵌入到协同创新网络，找准节点位置以及节点链接路径，进而实现产学协同创新效应最大化。此外，高技术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还需要外部的各类支持性组织的共同参与。可通过对社会创新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在地方政府引导下，由地区技术交易促进中心、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以及科技资源机构共同组建协同创新服务联盟，以更全面地掌握高技术企业的创新需求特点，从而为其提供更深层次和更专业化的创新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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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向丽（1982-），女，汉族，四川省内江市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管理。
收稿日期：2018-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