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
史玉丁 李建军
[摘要]近十余年来，在政策引导下乡村旅游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乡村旅游理应关注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脆弱性，那么劣势生计资本的提升与优势生计资本的保护便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关注重点。农村可持续生计和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可持续生计的目标群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之间可融合构建以自然生态保护、文化资源传承、物质环境优化、乡村金融弥补、社会网络扩充和劳动力吸引为内容的功能群，进而形成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框架。基于对样本地生计资本的统计分析，样本地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应合理利用并规划保护资源资本、社会资本等优势生计资本，积极关注并功能引导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劣势生计资本，从而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生计；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生计资本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转型，以国家政策为主导的旅游产业得以蓬勃发展。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城镇与乡村之间在资金注入、政策导向、人才储备、信息传播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城镇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乡村旅游依然沉寂，城乡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悬殊。我国豐富的文化资源被集中呈现于城镇，城镇中有开发价值的自然旅游资源也被挖掘呈现，这些集中于城镇的旅游产品吸引着国内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人，也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游客。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纪初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导向，城镇问题开始凸显，城镇文化资源的淡化、自然环境的恶化，使得城镇旅游对游客的吸引力开始下滑。与此同时，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逐渐渗透到广大乡村地区，以往单纯政治化的乡村格局开始转型为以政治权力、经济实力和乡土文化为核心的三元架构。这为市场经济在我国乡村地区的拓展腾出了巨大的社会空间，也改变着乡村可持续生计的方式方法。在我国旅游产业、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引导下，乡村旅游成为市场经济在我国乡村地区扎根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的可持续生计。
2005年是我国乡村旅游政策引导质性变化的开始。2005年之前，政府政策文件很少专门提及乡村旅游，更没有“乡村旅游”这一名词的政策应用，而是以“农村旅游”融合在宏观旅游政策文件中。从2005年开始，政府政策文件中专门的“乡村旅游”政策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2008年国家旅游局和农业部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2009年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全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纲要（2009-2015）》，2014-2016年连续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并致力于把乡村旅游培育成农村新兴支柱产业，这表明，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政府话语中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路径。但同时，政府乡村旅游产业的政策导向、乡村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嬗变之间如何协同共生？乡村旅游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容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可持续发展容易遭遇什么样的困境？这都是非常值得深人研究的学术问题。
国内外已有关于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关联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法、乡村旅游对可持续生计的作用及其正反面影响、乡村旅游促进可持续生计的路径方法及模式研究3个方面。进入21世纪，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多。王良健构建了一个由4大因素34项因子组成的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张家界旅游持续性进行了调研评价。徐菲菲通过多目标加权平均法创建了滨海生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对连云港旅游进行了实证研究。与我国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分析不同的是，Ko认为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性更应该通过实地的数据分析，通过科学的衡量标准进行综合评估。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关系的专门研究不多，大多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组成。孙九霞用人类学方法对贵州、云南等地的乡村旅游进行了人类学研究，提出了适合当地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路径措施。何景明和李立华认为我国乡村旅游主要是为了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谢彦君通过“姆庇之家”这一新概念的哲学、政治学思考，提出乡村旅游发展中保护地方文化原真性的途径，这对于农村文化资本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王旭从产业扶贫的角度，认为乡村旅游是贵州扶贫的重要路径。Lane认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注重保护乡村敏感区的需要、协调开发与保护的需要、鼓励平衡增长和保持乡村性的需要。已有研究虽然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与地方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路径措施，但是针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更缺少对典型案例的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
本文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关系的专门研究，是基于“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展开的。“可持续生计”一词最早见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目前，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meUKS Department for Intemational Development，DFID）2000年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而展开的。DFID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种类型，并把这5种生计资本作为项目开发的基本目标，以此来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背景、基础资本、生计目标和生计策略。其中，自然资本主要包括人们用来维持生计的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在维持生产生活的房屋、灌溉系统、生产工具和机器等；金融资本主要包括自由现金、贷款和借款；人力资本主要包括谋生技能、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年龄；社会资本指原住民的社会关系网和家族亲戚网。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是基于当地的脆弱性背景，调查分析当地的5种生计资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可持续的生计策略，生计策略产生的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当地的可持续生计资本，从而形成自我良性循环（图1）。本文同样引用SLA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样本地乡村旅游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透视西南地区样本地的乡村旅游开发，分析该地乡村旅游开发的逻辑起点、运作框架、运作过程以及效果与影响。本文主要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国家政策、市场机制、原住民要素的角色定位？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乡村旅游应该遵循怎样的运作逻辑？构建什么样的运作框架？
1研究区域概况与调查过程说明
1.1研究区域
秀山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渝东南地区，地处武陵山区，是渝、湘、黔、鄂三省一市交界地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传统乡土社会浓郁，民族文化特色凸显。在国家乡村旅游政策号召的驱动下，秀山县政府欲以乡村旅游为载体，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里重点描述秀山县的地理环境、民族社会和经济概貌，以此形成秀山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场域。
秀山县是典型的土家族、苗族聚集区，民族特色浓郁，并以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著称。秀山县土家族、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2%，苗族、土家族原住民延续着“花灯”“吊脚楼”“社饭”“西兰卡普”等民族文化特色。秀山县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延续，一些老年人还会说一些“苗语”，但日常用语已被汉话替代。在秀山县的调研样本中既有“自治县-街道办-村庄”类型的乡村政治体系架构，也有“自治县-乡镇-村庄”一级的政治格局。
秀山县经济形态较为完整，其中种植业、养殖业、矿业开采、物流业和旅游业是该地重要的支柱产业。在近年的政策引导下，基于当地的自然文化资源，秀山县的花灯寨、葡萄山庄、花卉观光等旅游观光产业逐漸兴起，给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带来明显的变化。地方政策倾向于重点发展秀山县的乡村旅游产业，在政策的带动下，商业资本开始对秀山县的乡村旅游进行市场化构造，秀山县原住民在“旅游扶贫”“农旅融合”等产业政策和市场氛围的带动下，也逐渐地加入到乡村旅游的队伍中，充当着旅游要素供给者的角色。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秀山县居民的生计方式开始转型，由以前的“务农一打工”生计模式转向了“旅游一打工”的生计模式。在这种多样化的生计模式下，秀山县可持续生计资本得以提升，生计脆弱性逐渐降低。
1.2调查过程的简要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5年3-5月，重庆（渝东南）旅游策划研究院所组织的渝东南乡村旅游与农民可持续生计影响调查。该调查过程是以结构化的人户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辅以半结构化访谈。该问卷调查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方法。首先，从农民可持续生计与乡村旅游关系这一研究目的出发，根据调查所需的社会条件，确定了重庆渝东南地区秀山县的3个乡镇（街道）作为调研样本乡，分别是乌杨街道、梅江镇、洪安镇；然后，根据秀山县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系现状以及调研所需的生计类型和人口数量在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3—4个行政村；最后，对所要调研的样本村进行整群抽样，对样本村所有的常住农户进行调查，并保证每个样本乡镇（街道）有240个农户样本。本调研共发放问卷1252份，回收1222份，有效问卷1162份。
本次调研回收的1162份有效问卷中共涉及3562位村民。其中，男性占58.2%，女性占41.8%；平均年龄39岁，最小者15岁，最大者69岁；受教育程度方面，文盲占13%，小学占31%，初中占32%，高中占21%，大学及以上占3%。
2农户可持续生计指标测量及文献对比
2003年，Sharp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埃塞俄比亚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实地研究，他强调了使用当地语境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在进行生计资本分析中生计资本的种类、细分变量和变量权重的确定方法。这是在2000年UNDP和DFID提出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之后，最早并且极具代表性的农村生计资本领域的研究成果。鉴于Sharp农村生计资本量化研究中数据统计的合理性和方法工具的代表陛，其研究成果成为相关领域学者进行学术引用和研究参考的重要来源。本研究采用结构化的人户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同时辅以半结构化访谈法对调查样本的居民生计进行实地调研，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样本乡镇可持续生计资本（乡村旅游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本文在UNDP和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资本基础上，根据Sharp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的关于生计资产的量化研究，结合调查样本地的实际情况将其归纳为人力资本（H）、资源资本（R）、金融资本（F）、物质资本（P）和社会资本（S）。这是分析样本地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关系的逻辑起点和落脚点。
2.1农户可持续生计指标测量
2.1.1人力资本指标及测量
在乡村所有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的高低决定着其他资本的掘取与提升程度。乡村人力资本应包括年龄、学历、健康程度等要素，可以按照生计劳动力和生计活动力对当地人力资本进行分类和衡量，前者包括年龄和健康程度，后者包括学历。其中，在年龄和健康程度方面，首先将每个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进行赋值（表1），然后将所有家庭成员劳动能力加总，最后对农户家庭劳动能力做标准化处理（表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首先将每个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进行赋值（表1），然后加总，再进行标准化处理（表2）。本文参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按照样本地居民生计劳动能力和生计活动能力在可持续生计中的现实作用将其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
2.1.2资源资本的指标及测量
本文把传统可持续生计资本中的自然资本变更为资源资本，是出于对乡村丰富的文化生计资本的关注。资源资本应该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和文化资源资本。样本地的资源资本中自然资源资本主要包括土地和水域，文化资源资本主要包括秀山花灯、苗王节、竹编工艺、秀山书法等精神文化资源。其中，自然资源资本是以每户土地和水域的亩数和质量两个指标进行衡量，文化资源资本是以每户可依存的文化资源的种类数进行衡量（表3）。样本地为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文化在可持续生计中占据重要位置，基于此，参照sharp（2003）的指标设定比例，本文把耕地、水域、文化资源的权重分别记为0.3、0.2、0.5。
2.1.3物质资本指标及测量
物质资本是指乡村农户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设备，既包括个人的私人物质设备，也包括集体的公共物质设备。其中，乡村农户所享有的集体公共物质设备是均等的，例如道路、水渠、公共场所等。样本地的物质资本主要是农户个人的私人物质设备，主要包括家庭固定资产和家庭住房。农户家庭住房主要包括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两个指标，农户家庭固定资产，主要是指用于生产生活的私有固定资产，例如，养鸡场、加工厂等（表4）。本文参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根据样本乡镇实际情况把住房质量、住房面积、固定资产的权重分别定为0.3、0.2、0.5。
2.1.4金融资本指标及测量
乡村可持续生计的金融资本，属于广义的金融范畴，不只限于银行金融。按照样本地乡村金融的客观情况，将其分为5类：第一类为自有金融资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是样本地最常见的乡村金融资本。第二类为银行金融资本，即通过狭义的金融途径，从银行获得的金融贷款，这是样本地村民最难获取的金融资本。第三类为乡村高利贷金融资本，通过非正规的途径，获得的较高贷款利息的民间贷款。第四类为乡村村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是指在关系比较好的亲朋、邻里之间的短期无息金融借贷。第五类为乡村村民、组织机构的无偿援助（表5）。本文参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根据样本乡镇实际情况把这5类金融资本的权重分别定为0.3、0.2、0.2、0.2、0.1。
2.1.5社会资本指标及测量
社会资本是指农户为了生产生活，而加入的社会组织，建立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社区内村民对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的参与度，社区外村民所建立或参与的社会网络。样本地社区内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参与村委会、村集体经济、村内合作经济的数量，社区外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参与政府组织、合伙经济、血缘组织的数量。本文參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根据样本乡镇实际情况将社区内外社会资本的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表6）。
2.2农户可持续生计总量计算及文献对比
2.2.1农户可持续生计总量计算
在对样本地乡村生计资本进行界定、测量后，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样本地乡村生计进行量化取值（表7），通过具体的数值可以看出样本地乡村生计资本中的优势资本、劣势资本以及生计资本的脆弱性程度。
如表7所示，样本地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为0.3228，对生计贡献率较低；资源资本为0.6070，对生计的贡献率最高。原因在于，样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样本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物质资本为0.3601，对生计贡献率较低；金融资本为0.2864，对生计贡献率最低，对可持续生计和投资发展的支撑度不高；社会资本为0.4742，对生计贡献率居中，说明样本地居民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并在生产生活中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另外，生计资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起伏不定的动态变化过程，这是研究样本地生计问题需要考虑的重要背景，即脆弱性的特点。
2.2.2乡村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定量统计的文献对比
2011年以来，关于可持续生计的定量研究共有107篇，其中关于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研究的文献有29篇，通过对这29篇文献中可持续生计资本数据的比较，发现本调查得出的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数据在我国乡村旅游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旅游地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低，资源资本（自然资本）相对较高。从时间维度进行纵向观察，2l世纪以来乡村地区人力资本迅速下降，这使得乡村地区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资源资本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乡村地区可持续生计资本失衡、生计发展停滞的现象与传统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不无关系。但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落实，这种局面的扭转有了充分的政策支撑和路径指引。乡村旅游地可以以自身优势生计资本为切人点，通过“元特色”的挖掘，培养差异化的旅游产业，以此提升自身劣势生计资本，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的整体提升与持续优化。
3乡村旅游发展与可持续生计提升的关系分析
可持续生计目标的多样性需要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即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与生计目标协调一致。有研究认为，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产业形态。我国多功能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农领域，具体包括农业产业的多功能性研究、农村发展多功能性研究、农业多功能性与农村发展以及国外农业多功能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等方面。从宏观视角，乡村旅游的多功能性应表现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等。从微观视角，结合乡村可持续生计，乡村旅游的多功能性应包括对劳动力的吸引功能、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功能、对文化资源的传承功能、对乡村物质环境的优化功能、对乡村金融的弥补功能和对乡村社会网络的扩充与巩固功能。
3.1乡村旅游对农户人力资本的“回填”与“重组”
乡村旅游对农户人力资本的“回填”与“重组”集中表现为乡村旅游对劳动力的吸引功能。有研究认为，乡村旅游产业为乡村劳动力带来了就业的“回流”和“备用”。乡村旅游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充实。乡村旅游对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原因有二：其一，乡村旅游淡旺季明显，客流量差距巨大，在旅游旺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旅游淡季却不能满足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而对于本地劳动力而言，他们的工作时间、地点、强度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较好地适应当地乡村旅游对劳动力的需要。其二，乡村旅游需要呈现乡土特色，即乡土文化等乡土资源旅游功能的外显，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对当地乡土特色有更深厚的体验，通过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能更快地满足乡土旅游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另外，有研究认为，原住民中的妇女群体在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她们在从事乡村旅游工作的同时，依然没有耽误原有家庭职责。
3.2乡村旅游对农户资源资本的“功能定位”与“自律保护”
首先，乡村旅游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功能。学术界对于旅游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旅游产业是一种绿色产业，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旅游产业对生态脆弱地区而言，是一种灾难。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融合产业，自然生态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特征和根本支撑，保护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起始与目标，而那些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口号，“一刀切”地否定乡村旅游发展的行为，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表现。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乡村自然生态是乡村旅游保持较高吸引力、呈现乡土特色的基础，所以，乡村旅游发展本身就意味着乡村自然生态的保护。乡村旅游自然生态保护的功能还具有较强的传播效应。在对秀山样本地乡村旅游游客的访谈中，74%的游客认为来乡村旅游的首要原因是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生态环境不但吸引、感染着外来游客，还传播、渗透着自然生态保护意识。
其次，乡村旅游对文化资源的传承功能。我国民族众多，文化各异，相互之间有较强的吸引力，也充斥着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摩擦。文化旅游产品的基础是文化资源，其根源是当地的意识形态。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背景下，乡土居民的外迁、现代化思维的渗透，使得乡土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同化。究其原因，在于乡村居民在经济收益、文化自信方面的欠缺。我国多地把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扶贫的重要产业抓手，政府政策导向、市场资金流入，对乡村居民的经济收益的提升具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村居民保护文化资源的积极性。随着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深入，乡土文化衍生出的文化产品也日益繁多，乡土文化产品对外来游客的吸引力成为乡村居民文化自信提升的重要理由。除了乡村居民自我感知以外，国家与地方政府也以乡村旅游为媒介，通过“乡村旅游示范村”等活动的评比，鼓励乡村居民保护与传承乡土文化，保持乡土魅力。
3.3乡村旅游对农户公共物质资本的“整体优化”与“功能提升”
乡村旅游对农户公共物质资本的整体优化主要体现在乡村公共设施与公共环境两方面，而促进乡村公共物质资本提升的动力则来源于公共物质资本的功能拓展与价值提升。城乡之间环境风貌的差距主要在于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促进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提升。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对于农村建设的公共财政支出逐渐增多。但政府引导和财政投入只是乡村环境优化的一个方面，市场参与、产业带动才是乡村环境优化与保持的持续动力。乡村旅游属于就地消费型产业，需要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消费。为了吸引外来游客，需要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环境风貌。外来游客在体验乡土特色时，依然需要便捷的交通、舒适的环境、标准的卫生等，这些需求最终均落脚于乡村环境的优化。所以乡村旅游发展本身需要乡村环境的提升，乡村环境的提升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与可持续生计中物质资本的提升具有相似的价值含义。
3.4乡村旅游对农户金融资本的“需求引导”与“价值拓展”
乡村旅游对农户金融资本的“需求引导”与“价值拓展”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对乡村金融的弥补功能。有研究认为，农户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农田耕作，随着农田规模的增多，总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例就越小，也许会有农户把剩余资金投入其他非农业活动，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而且最终是以土地为投资“归宿”。结合可持续生计中金融资本的脆弱性，不难得出乡村金融欠缺的原因，即较少的金融需求。与其他商业产品一样，金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这一商品价值存在的根本。作为投资回报型产业，乡村旅游在发展初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在发展成熟期和中后期投入产出比迅速降低。乡村旅游在发展初期对金融资本有较高的需求，这一需求吸引了自由金融、银行金融、社会金融、政策金融的供给。另外，金融产品具有较强的衍生性，乡村旅游产业金融的导入会逐渐向乡村其他行业、领域渗透，也会逐渐触及乡村村民可持续生计中的金融需求。
3.5乡村旅游对农户社会资本的“扩充”与“重组”
乡村旅游对乡村传统社会网络具有明显的扩充功能，并通过市场需求对扩展后的社会网络进行必要的定位与重组。广义的社会网络包括政治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狭义）和文化网络。传统乡村的社会网络集中于先赋亲缘、经验网络、地缘网络和互视网络等，而城镇的社会网络集中于业缘网络、知识网络、市场网络和契约网。边燕杰认为，社会网络存在的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社会行动者可转移资源的利益共同体。可见，社会网络的形成需要共同利益的带动，社会网络的扩充需要共同利益的拓展。乡村旅游作为一个联络内部乡村与外部社会的重要媒介，对乡村社会网络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首先，乡村旅游的政策引导给予了村民拓展政治网络的机会；其次，乡村旅游的市场介入给予了村民拓展经济网络的机会；再次，乡村旅游外来客源的流人给予了村民拓展社会网络的机会；乡村旅游产品的外流给予了村民拓展文化网络的机会。
总之，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与乡村可持续生计目标群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可以降低乡村资本的脆弱性，提高资本价值，促进村民可持续生计。乡村可持续生计目标群也引导着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避免乡村旅游各功能之间的失调与分裂。发挥乡村旅游保护乡村优势资本（如资源资本）、弥补乡村劣势资本（如金融资本）的作用，同时也促进其自身可持续发展。
4以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提升农村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实践应用
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引导下，样本地乡村旅游产业已进入起步期。乡村旅游在产业规划方面，充分考虑了当地已有的经济和文化要素，并将其融入了乡村旅游项目规划中。目前，形成了以溶洞、茶园、河流、农业生态园、民族村寨、大型水库、茶花谷、牡丹园和竹编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产业链。样本地乡村旅游产业的逻辑起点考虑了优势生计资本的利用，但忽视了对脆弱性劣势资源的弥补。关注重点集中在了资本收益和政策导向，但忽视了优势生计资本的保护和原住民的可持续生计。基于此，可持续生计指导下的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是促进生计资本提升、保持产业功能之间协同共进的重要路径。
4.1合理利用并规划保护优势生计资本
在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作用下，乡村的优势生计资本容易外显并被充分利用。但在经济利益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优势生计资本倾向于注重乡村旅游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忽视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从而造成多功能之间的失调与分裂。过度的开发、滥用、扭曲优势生计资本，也容易造成优势生计资本的衰变。在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中要合理利用并规划保护优势生计资本。
样本地的相对优势生计资本是资源资本和社会资本，资源资本包括耕地、水域和文化资源，社会资本中的优势资本是社区外的社会网络资本（样本地多属于城乡结合部地带，对外的沟通交往较多，政治网络资源、经济网络资源优势明显）。乡村旅游中优势生计资本的运用涉及到3个主体：原住民要素、外来市场要素、政府要素。样本地乡村旅游的规划设计是由政府组织和科研院所实施，經营运作是外来市场要素进行实施，原住民充当着优势生计资本的供给者的角色。为了优势资本的可持续和旅游产业的多功能，首先，样本地政府在政策制定时，要关注到乡村旅游的多功能性，尤其是对容易被忽视的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关注。要充分关注原住民的意志，鼓励原住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规划建设、决策建议和利益分配中来。其次，外来市场要素要充分考虑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运作路径，在开发利用样本地优势的耕地、水域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主要保护这些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生态资源。除了利用样本地原住民的劳动力要素外，还要关注到原住民的乡土情怀。虽然市场要素不易产生保护社会资本的意识，但是样本地乡村旅游外来市场要素要意识到，社会资本对当地乡村旅游的持续供给能力。保护样本地社会资本的具体路径要落实在保护可持续生计资本和注重产业多功能性上。最后，原住民是乡村旅游的主体，样本地原住民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不应仅仅停留在适应政策和市场导向方面，更要通过参与式发展，用自身的乡土建议引导政策和市场的规划。通过政府、市场和原住民的角色定位和协同创新，合理开发并保护样本地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优势资本，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建构。
4.2积极关注并功能引导劣势生计资本
在新农村建设的引导下，政府政策可以关注到乡村可持续生计中的劣势生计资本。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引导下，外来市场要素容易故意忽视这类劣势生计资本。同时，原住民参与到劣势生计资本提升的积极性不大，更多是故意回避，这加快了劣势生计资本的衰退。所以，在劣势生计资本提升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定位，引导外来市场要素和原住民对劣势生计资本的关注。
样本地的相对劣势生计资本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中，人力资本的劣势来自劳动力，尤其是男士劳动力的规模外迁（由于样本地处于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大量农户整体搬迁至县城的现象），物质资本的劣势来源于乡村基础设施落后和因劳动力外迁对房屋等生计资料的遗弃，金融资本的劣势在于农户剩余资金的短缺和金融产品需求的低迷。样本地这3种劣势生计资本中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本的脆弱性，人力资本的衰退是造成其他两种生计资本衰退的直接原因，因此，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降低劣势生计资本脆弱性的重要任务。样本地主要的乡村旅游项目是外来资本，而非当地资本，为了激发原住民就地创业的积极性，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财政倾斜、技术支持鼓励原住民在乡村旅游产业领域就地创业，从而提高样本地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提升方面，样本地针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农户一定的补贴，例如，对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户厕所改造补贴一万元。除此之外，当地政府和外来市场要协调建设样本地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道路建设。在金融资本提升方面，样本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根据当地实际，鼓励原住民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方面进行限额金融贷款，形成良性金融环境，提升金融生计资本。在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过程中，无论政府导向还是市场参与，最终要发挥原住民的主体作用，使原住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规划、发展中来，提升原住民生计资本提升的责任意识、构建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提升样本地劣势生计资本。
5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对样本地生计资本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发现可持续生计理论与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度。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可持续生计框架对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以可持续生计为指导，分析乡村生计资本，找到优势生计资本和劣势生计资本，为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提供重要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模式通过利用与保护优势生计资本，提升与弥补劣势生计资本，拟定发展目标，最终构建发展路径。第二，可持续生计中生计资本的脆弱性，要求乡村旅游中不同功能之间的协调共进，而功能协调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则来源于当地原住民生计资本的客观实际。第三，不同乡村之间的生计资本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不同地区的乡村旅游应以当地生计资本为依据，进行差异化的功能定位。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为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与工具借鉴。在已有研究中形成了大量关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径、模式、影响的相关成果，这些成果有自身的理论支撑与方法应用，但极少涉及乡村旅游与原住民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关系视角。本研究从乡村旅游地原住民的生计资本出发，通过建构乡村旅游与原住民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关系，为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方法。第二，为产业下乡过程中原住民生计的可持续提升提出了话语主张与案例借鉴。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大量非农产业被引入传统乡村，随着乡村产业融合的深入，原住民、当地政府、外来资本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产生了新的权责关系。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如何保障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意愿，保障原住民生活水平的可持续提升是学术界不容忽视的研究话题。本研究中关于乡村旅游功能定位與原住民生计资本关系的分析，为其他形式的产业下乡中原住民生计资本的提升提出了话语主张与案例借鉴。
展望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在我国宏观政策和市场需求背景下，乡村旅游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同质化、脆弱性的现象，容易出现过度开发自然生态资源、扭曲异化文化生态资源的现象，容易出现外来要素对原住民要素过度挤占，使得乡村空壳化运营的现象等。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参与主体要有乡土关怀的情感，要以生计资本提升为目标，要有多功能发展的运作逻辑，在乡村旅游市场化的同时，重视原住民权益，鼓励原住民参与，保护自然生态，传承文化资源，从而促进乡村生计资本的持续提升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多功能发展。
[摘要]近十余年来，在政策引导下乡村旅游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乡村旅游理应关注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脆弱性，那么劣势生计资本的提升与优势生计资本的保护便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关注重点。农村可持续生计和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可持续生计的目标群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之间可融合构建以自然生态保护、文化资源传承、物质环境优化、乡村金融弥补、社会网络扩充和劳动力吸引为内容的功能群，进而形成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框架。基于对样本地生计资本的统计分析，样本地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应合理利用并规划保护资源资本、社会资本等优势生计资本，积极关注并功能引导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劣势生计资本，从而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生计；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生计资本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转型，以国家政策为主导的旅游产业得以蓬勃发展。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城镇与乡村之间在资金注入、政策导向、人才储备、信息传播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城镇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乡村旅游依然沉寂，城乡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悬殊。我国豐富的文化资源被集中呈现于城镇，城镇中有开发价值的自然旅游资源也被挖掘呈现，这些集中于城镇的旅游产品吸引着国内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人，也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游客。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纪初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导向，城镇问题开始凸显，城镇文化资源的淡化、自然环境的恶化，使得城镇旅游对游客的吸引力开始下滑。与此同时，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逐渐渗透到广大乡村地区，以往单纯政治化的乡村格局开始转型为以政治权力、经济实力和乡土文化为核心的三元架构。这为市场经济在我国乡村地区的拓展腾出了巨大的社会空间，也改变着乡村可持续生计的方式方法。在我国旅游产业、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引导下，乡村旅游成为市场经济在我国乡村地区扎根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的可持续生计。
2005年是我国乡村旅游政策引导质性变化的开始。2005年之前，政府政策文件很少专门提及乡村旅游，更没有“乡村旅游”这一名词的政策应用，而是以“农村旅游”融合在宏观旅游政策文件中。从2005年开始，政府政策文件中专门的“乡村旅游”政策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2008年国家旅游局和农业部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2009年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全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纲要（2009-2015）》，2014-2016年连续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并致力于把乡村旅游培育成农村新兴支柱产业，这表明，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政府话语中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路径。但同时，政府乡村旅游产业的政策导向、乡村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嬗变之间如何协同共生？乡村旅游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容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可持续发展容易遭遇什么样的困境？这都是非常值得深人研究的学术问题。
国内外已有关于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关联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法、乡村旅游对可持续生计的作用及其正反面影响、乡村旅游促进可持续生计的路径方法及模式研究3个方面。进入21世纪，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多。王良健构建了一个由4大因素34项因子组成的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张家界旅游持续性进行了调研评价。徐菲菲通过多目标加权平均法创建了滨海生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对连云港旅游进行了实证研究。与我国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分析不同的是，Ko认为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性更应该通过实地的数据分析，通过科学的衡量标准进行综合评估。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关系的专门研究不多，大多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组成。孙九霞用人类学方法对贵州、云南等地的乡村旅游进行了人类学研究，提出了适合当地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路径措施。何景明和李立华认为我国乡村旅游主要是为了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谢彦君通过“姆庇之家”这一新概念的哲学、政治学思考，提出乡村旅游发展中保护地方文化原真性的途径，这对于农村文化资本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王旭从产业扶贫的角度，认为乡村旅游是贵州扶贫的重要路径。Lane认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注重保护乡村敏感区的需要、协调开发与保护的需要、鼓励平衡增长和保持乡村性的需要。已有研究虽然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与地方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路径措施，但是针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更缺少对典型案例的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
本文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关系的专门研究，是基于“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展开的。“可持续生计”一词最早见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目前，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meUKS Department for Intemational Development，DFID）2000年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而展开的。DFID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种类型，并把这5种生计资本作为项目开发的基本目标，以此来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背景、基础资本、生计目标和生计策略。其中，自然资本主要包括人们用来维持生计的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在维持生产生活的房屋、灌溉系统、生产工具和机器等；金融资本主要包括自由现金、贷款和借款；人力资本主要包括谋生技能、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年龄；社会资本指原住民的社会关系网和家族亲戚网。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是基于当地的脆弱性背景，调查分析当地的5种生计资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可持续的生计策略，生计策略产生的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当地的可持续生计资本，从而形成自我良性循环（图1）。本文同样引用SLA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样本地乡村旅游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透视西南地区样本地的乡村旅游开发，分析该地乡村旅游开发的逻辑起点、运作框架、运作过程以及效果与影响。本文主要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国家政策、市场机制、原住民要素的角色定位？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乡村旅游应该遵循怎样的运作逻辑？构建什么样的运作框架？
1研究区域概况与调查过程说明
1.1研究区域
秀山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渝东南地区，地处武陵山区，是渝、湘、黔、鄂三省一市交界地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传统乡土社会浓郁，民族文化特色凸显。在国家乡村旅游政策号召的驱动下，秀山县政府欲以乡村旅游为载体，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里重点描述秀山县的地理环境、民族社会和经济概貌，以此形成秀山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场域。
秀山县是典型的土家族、苗族聚集区，民族特色浓郁，并以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著称。秀山县土家族、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2%，苗族、土家族原住民延续着“花灯”“吊脚楼”“社饭”“西兰卡普”等民族文化特色。秀山县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延续，一些老年人还会说一些“苗语”，但日常用语已被汉话替代。在秀山县的调研样本中既有“自治县-街道办-村庄”类型的乡村政治体系架构，也有“自治县-乡镇-村庄”一级的政治格局。
秀山县经济形态较为完整，其中种植业、养殖业、矿业开采、物流业和旅游业是该地重要的支柱产业。在近年的政策引导下，基于当地的自然文化资源，秀山县的花灯寨、葡萄山庄、花卉观光等旅游观光产业逐漸兴起，给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带来明显的变化。地方政策倾向于重点发展秀山县的乡村旅游产业，在政策的带动下，商业资本开始对秀山县的乡村旅游进行市场化构造，秀山县原住民在“旅游扶贫”“农旅融合”等产业政策和市场氛围的带动下，也逐渐地加入到乡村旅游的队伍中，充当着旅游要素供给者的角色。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秀山县居民的生计方式开始转型，由以前的“务农一打工”生计模式转向了“旅游一打工”的生计模式。在这种多样化的生计模式下，秀山县可持续生计资本得以提升，生计脆弱性逐渐降低。
1.2调查过程的简要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5年3-5月，重庆（渝东南）旅游策划研究院所组织的渝东南乡村旅游与农民可持续生计影响调查。该调查过程是以结构化的人户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辅以半结构化访谈。该问卷调查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方法。首先，从农民可持续生计与乡村旅游关系这一研究目的出发，根据调查所需的社会条件，确定了重庆渝东南地区秀山县的3个乡镇（街道）作为调研样本乡，分别是乌杨街道、梅江镇、洪安镇；然后，根据秀山县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系现状以及调研所需的生计类型和人口数量在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3—4个行政村；最后，对所要调研的样本村进行整群抽样，对样本村所有的常住农户进行调查，并保证每个样本乡镇（街道）有240个农户样本。本调研共发放问卷1252份，回收1222份，有效问卷1162份。
本次调研回收的1162份有效问卷中共涉及3562位村民。其中，男性占58.2%，女性占41.8%；平均年龄39岁，最小者15岁，最大者69岁；受教育程度方面，文盲占13%，小学占31%，初中占32%，高中占21%，大学及以上占3%。
2农户可持续生计指标测量及文献对比
2003年，Sharp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埃塞俄比亚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实地研究，他强调了使用当地语境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在进行生计资本分析中生计资本的种类、细分变量和变量权重的确定方法。这是在2000年UNDP和DFID提出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之后，最早并且极具代表性的农村生计资本领域的研究成果。鉴于Sharp农村生计资本量化研究中数据统计的合理性和方法工具的代表陛，其研究成果成为相关领域学者进行学术引用和研究参考的重要来源。本研究采用结构化的人户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同时辅以半结构化访谈法对调查样本的居民生计进行实地调研，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样本乡镇可持续生计资本（乡村旅游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本文在UNDP和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资本基础上，根据Sharp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的关于生计资产的量化研究，结合调查样本地的实际情况将其归纳为人力资本（H）、资源资本（R）、金融资本（F）、物质资本（P）和社会资本（S）。这是分析样本地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关系的逻辑起点和落脚点。
2.1农户可持续生计指标测量
2.1.1人力资本指标及测量
在乡村所有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的高低决定着其他资本的掘取与提升程度。乡村人力资本应包括年龄、学历、健康程度等要素，可以按照生计劳动力和生计活动力对当地人力资本进行分类和衡量，前者包括年龄和健康程度，后者包括学历。其中，在年龄和健康程度方面，首先将每个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进行赋值（表1），然后将所有家庭成员劳动能力加总，最后对农户家庭劳动能力做标准化处理（表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首先将每个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进行赋值（表1），然后加总，再进行标准化处理（表2）。本文参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按照样本地居民生计劳动能力和生计活动能力在可持续生计中的现实作用将其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
2.1.2资源资本的指标及测量
本文把传统可持续生计资本中的自然资本变更为资源资本，是出于对乡村丰富的文化生计资本的关注。资源资本应该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和文化资源资本。样本地的资源资本中自然资源资本主要包括土地和水域，文化资源资本主要包括秀山花灯、苗王节、竹编工艺、秀山书法等精神文化资源。其中，自然资源资本是以每户土地和水域的亩数和质量两个指标进行衡量，文化资源资本是以每户可依存的文化资源的种类数进行衡量（表3）。样本地为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文化在可持续生计中占据重要位置，基于此，参照sharp（2003）的指标设定比例，本文把耕地、水域、文化资源的权重分别记为0.3、0.2、0.5。
2.1.3物质资本指标及测量
物质资本是指乡村农户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设备，既包括个人的私人物质设备，也包括集体的公共物质设备。其中，乡村农户所享有的集体公共物质设备是均等的，例如道路、水渠、公共场所等。样本地的物质资本主要是农户个人的私人物质设备，主要包括家庭固定资产和家庭住房。农户家庭住房主要包括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两个指标，农户家庭固定资产，主要是指用于生产生活的私有固定资产，例如，养鸡场、加工厂等（表4）。本文参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根据样本乡镇实际情况把住房质量、住房面积、固定资产的权重分别定为0.3、0.2、0.5。
2.1.4金融资本指标及测量
乡村可持续生计的金融资本，属于广义的金融范畴，不只限于银行金融。按照样本地乡村金融的客观情况，将其分为5类：第一类为自有金融资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是样本地最常见的乡村金融资本。第二类为银行金融资本，即通过狭义的金融途径，从银行获得的金融贷款，这是样本地村民最难获取的金融资本。第三类为乡村高利贷金融资本，通过非正规的途径，获得的较高贷款利息的民间贷款。第四类为乡村村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是指在关系比较好的亲朋、邻里之间的短期无息金融借贷。第五类为乡村村民、组织机构的无偿援助（表5）。本文参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根据样本乡镇实际情况把这5类金融资本的权重分别定为0.3、0.2、0.2、0.2、0.1。
2.1.5社会资本指标及测量
社会资本是指农户为了生产生活，而加入的社会组织，建立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社区内村民对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的参与度，社区外村民所建立或参与的社会网络。样本地社区内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参与村委会、村集体经济、村内合作经济的数量，社区外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参与政府组织、合伙经济、血缘组织的数量。本文參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根据样本乡镇实际情况将社区内外社会资本的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表6）。
2.2农户可持续生计总量计算及文献对比
2.2.1农户可持续生计总量计算
在对样本地乡村生计资本进行界定、测量后，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样本地乡村生计进行量化取值（表7），通过具体的数值可以看出样本地乡村生计资本中的优势资本、劣势资本以及生计资本的脆弱性程度。
如表7所示，样本地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为0.3228，对生计贡献率较低；资源资本为0.6070，对生计的贡献率最高。原因在于，样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样本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物质资本为0.3601，对生计贡献率较低；金融资本为0.2864，对生计贡献率最低，对可持续生计和投资发展的支撑度不高；社会资本为0.4742，对生计贡献率居中，说明样本地居民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并在生产生活中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另外，生计资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起伏不定的动态变化过程，这是研究样本地生计问题需要考虑的重要背景，即脆弱性的特点。
2.2.2乡村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定量统计的文献对比
2011年以来，关于可持续生计的定量研究共有107篇，其中关于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研究的文献有29篇，通过对这29篇文献中可持续生计资本数据的比较，发现本调查得出的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数据在我国乡村旅游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旅游地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低，资源资本（自然资本）相对较高。从时间维度进行纵向观察，2l世纪以来乡村地区人力资本迅速下降，这使得乡村地区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资源资本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乡村地区可持续生计资本失衡、生计发展停滞的现象与传统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不无关系。但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落实，这种局面的扭转有了充分的政策支撑和路径指引。乡村旅游地可以以自身优势生计资本为切人点，通过“元特色”的挖掘，培养差异化的旅游产业，以此提升自身劣势生计资本，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的整体提升与持续优化。
3乡村旅游发展与可持续生计提升的关系分析
可持续生计目标的多样性需要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即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与生计目标协调一致。有研究认为，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产业形态。我国多功能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农领域，具体包括农业产业的多功能性研究、农村发展多功能性研究、农业多功能性与农村发展以及国外农业多功能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等方面。从宏观视角，乡村旅游的多功能性应表现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等。从微观视角，结合乡村可持续生计，乡村旅游的多功能性应包括对劳动力的吸引功能、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功能、对文化资源的传承功能、对乡村物质环境的优化功能、对乡村金融的弥补功能和对乡村社会网络的扩充与巩固功能。
3.1乡村旅游对农户人力资本的“回填”与“重组”
乡村旅游对农户人力资本的“回填”与“重组”集中表现为乡村旅游对劳动力的吸引功能。有研究认为，乡村旅游产业为乡村劳动力带来了就业的“回流”和“备用”。乡村旅游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充实。乡村旅游对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原因有二：其一，乡村旅游淡旺季明显，客流量差距巨大，在旅游旺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旅游淡季却不能满足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而对于本地劳动力而言，他们的工作时间、地点、强度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较好地适应当地乡村旅游对劳动力的需要。其二，乡村旅游需要呈现乡土特色，即乡土文化等乡土资源旅游功能的外显，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对当地乡土特色有更深厚的体验，通过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能更快地满足乡土旅游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另外，有研究认为，原住民中的妇女群体在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她们在从事乡村旅游工作的同时，依然没有耽误原有家庭职责。
3.2乡村旅游对农户资源资本的“功能定位”与“自律保护”
首先，乡村旅游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功能。学术界对于旅游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旅游产业是一种绿色产业，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旅游产业对生态脆弱地区而言，是一种灾难。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融合产业，自然生态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特征和根本支撑，保护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起始与目标，而那些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口号，“一刀切”地否定乡村旅游发展的行为，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表现。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乡村自然生态是乡村旅游保持较高吸引力、呈现乡土特色的基础，所以，乡村旅游发展本身就意味着乡村自然生态的保护。乡村旅游自然生态保护的功能还具有较强的传播效应。在对秀山样本地乡村旅游游客的访谈中，74%的游客认为来乡村旅游的首要原因是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生态环境不但吸引、感染着外来游客，还传播、渗透着自然生态保护意识。
其次，乡村旅游对文化资源的传承功能。我国民族众多，文化各异，相互之间有较强的吸引力，也充斥着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摩擦。文化旅游产品的基础是文化资源，其根源是当地的意识形态。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背景下，乡土居民的外迁、现代化思维的渗透，使得乡土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同化。究其原因，在于乡村居民在经济收益、文化自信方面的欠缺。我国多地把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扶贫的重要产业抓手，政府政策导向、市场资金流入，对乡村居民的经济收益的提升具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村居民保护文化资源的积极性。随着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深入，乡土文化衍生出的文化产品也日益繁多，乡土文化产品对外来游客的吸引力成为乡村居民文化自信提升的重要理由。除了乡村居民自我感知以外，国家与地方政府也以乡村旅游为媒介，通过“乡村旅游示范村”等活动的评比，鼓励乡村居民保护与传承乡土文化，保持乡土魅力。
3.3乡村旅游对农户公共物质资本的“整体优化”与“功能提升”
乡村旅游对农户公共物质资本的整体优化主要体现在乡村公共设施与公共环境两方面，而促进乡村公共物质资本提升的动力则来源于公共物质资本的功能拓展与价值提升。城乡之间环境风貌的差距主要在于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促进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提升。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对于农村建设的公共财政支出逐渐增多。但政府引导和财政投入只是乡村环境优化的一个方面，市场参与、产业带动才是乡村环境优化与保持的持续动力。乡村旅游属于就地消费型产业，需要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消费。为了吸引外来游客，需要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环境风貌。外来游客在体验乡土特色时，依然需要便捷的交通、舒适的环境、标准的卫生等，这些需求最终均落脚于乡村环境的优化。所以乡村旅游发展本身需要乡村环境的提升，乡村环境的提升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与可持续生计中物质资本的提升具有相似的价值含义。
3.4乡村旅游对农户金融资本的“需求引导”与“价值拓展”
乡村旅游对农户金融资本的“需求引导”与“价值拓展”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对乡村金融的弥补功能。有研究认为，农户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农田耕作，随着农田规模的增多，总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例就越小，也许会有农户把剩余资金投入其他非农业活动，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而且最终是以土地为投资“归宿”。结合可持续生计中金融资本的脆弱性，不难得出乡村金融欠缺的原因，即较少的金融需求。与其他商业产品一样，金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这一商品价值存在的根本。作为投资回报型产业，乡村旅游在发展初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在发展成熟期和中后期投入产出比迅速降低。乡村旅游在发展初期对金融资本有较高的需求，这一需求吸引了自由金融、银行金融、社会金融、政策金融的供给。另外，金融产品具有较强的衍生性，乡村旅游产业金融的导入会逐渐向乡村其他行业、领域渗透，也会逐渐触及乡村村民可持续生计中的金融需求。
3.5乡村旅游对农户社会资本的“扩充”与“重组”
乡村旅游对乡村传统社会网络具有明显的扩充功能，并通过市场需求对扩展后的社会网络进行必要的定位与重组。广义的社会网络包括政治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狭义）和文化网络。传统乡村的社会网络集中于先赋亲缘、经验网络、地缘网络和互视网络等，而城镇的社会网络集中于业缘网络、知识网络、市场网络和契约网。边燕杰认为，社会网络存在的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社会行动者可转移资源的利益共同体。可见，社会网络的形成需要共同利益的带动，社会网络的扩充需要共同利益的拓展。乡村旅游作为一个联络内部乡村与外部社会的重要媒介，对乡村社会网络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首先，乡村旅游的政策引导给予了村民拓展政治网络的机会；其次，乡村旅游的市场介入给予了村民拓展经济网络的机会；再次，乡村旅游外来客源的流人给予了村民拓展社会网络的机会；乡村旅游产品的外流给予了村民拓展文化网络的机会。
总之，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与乡村可持续生计目标群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可以降低乡村资本的脆弱性，提高资本价值，促进村民可持续生计。乡村可持续生计目标群也引导着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避免乡村旅游各功能之间的失调与分裂。发挥乡村旅游保护乡村优势资本（如资源资本）、弥补乡村劣势资本（如金融资本）的作用，同时也促进其自身可持续发展。
4以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提升农村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实践应用
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引导下，样本地乡村旅游产业已进入起步期。乡村旅游在产业规划方面，充分考虑了当地已有的经济和文化要素，并将其融入了乡村旅游项目规划中。目前，形成了以溶洞、茶园、河流、农业生态园、民族村寨、大型水库、茶花谷、牡丹园和竹编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产业链。样本地乡村旅游产业的逻辑起点考虑了优势生计资本的利用，但忽视了对脆弱性劣势资源的弥补。关注重点集中在了资本收益和政策导向，但忽视了优势生计资本的保护和原住民的可持续生计。基于此，可持续生计指导下的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是促进生计资本提升、保持产业功能之间协同共进的重要路径。
4.1合理利用并规划保护优势生计资本
在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作用下，乡村的优势生计资本容易外显并被充分利用。但在经济利益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优势生计资本倾向于注重乡村旅游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忽视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从而造成多功能之间的失调与分裂。过度的开发、滥用、扭曲优势生计资本，也容易造成优势生计资本的衰变。在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中要合理利用并规划保护优势生计资本。
样本地的相对优势生计资本是资源资本和社会资本，资源资本包括耕地、水域和文化资源，社会资本中的优势资本是社区外的社会网络资本（样本地多属于城乡结合部地带，对外的沟通交往较多，政治网络资源、经济网络资源优势明显）。乡村旅游中优势生计资本的运用涉及到3个主体：原住民要素、外来市场要素、政府要素。样本地乡村旅游的规划设计是由政府组织和科研院所实施，經营运作是外来市场要素进行实施，原住民充当着优势生计资本的供给者的角色。为了优势资本的可持续和旅游产业的多功能，首先，样本地政府在政策制定时，要关注到乡村旅游的多功能性，尤其是对容易被忽视的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关注。要充分关注原住民的意志，鼓励原住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规划建设、决策建议和利益分配中来。其次，外来市场要素要充分考虑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运作路径，在开发利用样本地优势的耕地、水域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主要保护这些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生态资源。除了利用样本地原住民的劳动力要素外，还要关注到原住民的乡土情怀。虽然市场要素不易产生保护社会资本的意识，但是样本地乡村旅游外来市场要素要意识到，社会资本对当地乡村旅游的持续供给能力。保护样本地社会资本的具体路径要落实在保护可持续生计资本和注重产业多功能性上。最后，原住民是乡村旅游的主体，样本地原住民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不应仅仅停留在适应政策和市场导向方面，更要通过参与式发展，用自身的乡土建议引导政策和市场的规划。通过政府、市场和原住民的角色定位和协同创新，合理开发并保护样本地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优势资本，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建构。
4.2积极关注并功能引导劣势生计资本
在新农村建设的引导下，政府政策可以关注到乡村可持续生计中的劣势生计资本。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引导下，外来市场要素容易故意忽视这类劣势生计资本。同时，原住民参与到劣势生计资本提升的积极性不大，更多是故意回避，这加快了劣势生计资本的衰退。所以，在劣势生计资本提升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定位，引导外来市场要素和原住民对劣势生计资本的关注。
样本地的相对劣势生计资本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中，人力资本的劣势来自劳动力，尤其是男士劳动力的规模外迁（由于样本地处于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大量农户整体搬迁至县城的现象），物质资本的劣势来源于乡村基础设施落后和因劳动力外迁对房屋等生计资料的遗弃，金融资本的劣势在于农户剩余资金的短缺和金融产品需求的低迷。样本地这3种劣势生计资本中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本的脆弱性，人力资本的衰退是造成其他两种生计资本衰退的直接原因，因此，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降低劣势生计资本脆弱性的重要任务。样本地主要的乡村旅游项目是外来资本，而非当地资本，为了激发原住民就地创业的积极性，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财政倾斜、技术支持鼓励原住民在乡村旅游产业领域就地创业，从而提高样本地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提升方面，样本地针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农户一定的补贴，例如，对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户厕所改造补贴一万元。除此之外，当地政府和外来市场要协调建设样本地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道路建设。在金融资本提升方面，样本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根据当地实际，鼓励原住民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方面进行限额金融贷款，形成良性金融环境，提升金融生计资本。在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过程中，无论政府导向还是市场参与，最终要发挥原住民的主体作用，使原住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规划、发展中来，提升原住民生计资本提升的责任意识、构建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提升样本地劣势生计资本。
5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对样本地生计资本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发现可持续生计理论与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度。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可持续生计框架对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以可持续生计为指导，分析乡村生计资本，找到优势生计资本和劣势生计资本，为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提供重要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模式通过利用与保护优势生计资本，提升与弥补劣势生计资本，拟定发展目标，最终构建发展路径。第二，可持续生计中生计资本的脆弱性，要求乡村旅游中不同功能之间的协调共进，而功能协调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则来源于当地原住民生计资本的客观实际。第三，不同乡村之间的生计资本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不同地区的乡村旅游应以当地生计资本为依据，进行差异化的功能定位。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为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与工具借鉴。在已有研究中形成了大量关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径、模式、影响的相关成果，这些成果有自身的理论支撑与方法应用，但极少涉及乡村旅游与原住民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关系视角。本研究从乡村旅游地原住民的生计资本出发，通过建构乡村旅游与原住民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关系，为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方法。第二，为产业下乡过程中原住民生计的可持续提升提出了话语主张与案例借鉴。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大量非农产业被引入传统乡村，随着乡村产业融合的深入，原住民、当地政府、外来资本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产生了新的权责关系。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如何保障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意愿，保障原住民生活水平的可持续提升是学术界不容忽视的研究话题。本研究中关于乡村旅游功能定位與原住民生计资本关系的分析，为其他形式的产业下乡中原住民生计资本的提升提出了话语主张与案例借鉴。
展望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在我国宏观政策和市场需求背景下，乡村旅游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同质化、脆弱性的现象，容易出现过度开发自然生态资源、扭曲异化文化生态资源的现象，容易出现外来要素对原住民要素过度挤占，使得乡村空壳化运营的现象等。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参与主体要有乡土关怀的情感，要以生计资本提升为目标，要有多功能发展的运作逻辑，在乡村旅游市场化的同时，重视原住民权益，鼓励原住民参与，保护自然生态，传承文化资源，从而促进乡村生计资本的持续提升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多功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