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与国防、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摘要：军事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所以要统筹国防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实现军事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优化配置，必须坚定不移的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文章主要从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影响以及军事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两方面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文献研究进行综述，并结合上述研究与现实经验给出建议。
关键词：国防经济；军民融合；文献综述
一、 引言
国防是典型的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强大的国防实力是实现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然而国防建设且具有资金投入大、研发费用高等特点，占用了大量资源，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军事经济的思想，如《孙子兵法.军形篇》：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又如《太白阴经.预备.屯田篇》：“国之本。是以兴兵伐叛，而武爵任；武爵任，则兵胜。按民务农，则粟富；粟富，则国强”。再如《尉缭子武议第八》：“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这些古代经典记载说明了战争消耗之大以及经济实力是决定军事力量强弱的基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事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如果要统筹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实现国防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优化配置，就必須毫不动摇的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军事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早在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就指出：“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要求贯彻军转民的战略思想以实现国防工业军民两用化的转变，随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军民结合十六字方针，自此我国军民融合正式拉开了序幕。近年来，军民融合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自2015年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央制定了多项政策和措施助推军民融合发展：2016年中央军委《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以及基本原则，成为当下统筹国防与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7年总装备部《推进装备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路举措》制定了十余条举措，并提出了相关任务。除了法律法规以外，从中央到多个省级地方政府均推出了军民融合投资基金，并大力推动军民融合示范区建设。2017年初更是成立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党中央协调、决策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到当前新时期、新形势下党中央和政府对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
在全球范围来看，为了实现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深度结合与刺激经济发展，世界各国在冷战结束后均制定了不同程度的军民融合政策：如美国在苏联解体后逐渐收缩国家安全战略，对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但在国防部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负责推进军民一体化，还制定了一系列涵盖各层面的法律法规，如有利于民参军的《国防授权法》，保障小企业保持创新能力的《小企业创新促进法》《小企业再授权法》，规范民参军产品标准门槛的《国防部规范与标准清单》等涵盖各个层面的法律法规。在2017年底美国白宫发布了特朗普任期内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中指出：“各部门与机构必须同工业部门紧密合作，以尽快实现新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及时更新与升级”。在太空领域：“美国政府会与美国商业空间产业进行合作，尽可能的提高开放空间，进一步的，我们将考虑与私人部门进行国家安全上的合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这届美国政府对推动军民一体化的决心。又如传统军事强国俄罗斯，由于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给苏联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军民融合发展显得尤其重要。面对经济的不断下滑及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严重打击，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并进行了国防工业体系的调整，调整了私有化政策并对部分军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一些收益较高的民用领域加快推进军转民速度，简化了政府监管制度、扩大了军工企业自主权，制定了如《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防工业军转民法》《俄罗斯联邦国防工业军转民和改组专项计划》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着力推动俄罗斯军工部门的优化改组，推动军民两用技术的进步和采用。由于受地区政局动荡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在改革初期并非一帆风顺，但在目前在总体上取得了有效成绩，保全了完整的科研体系和培养稳定的人才供给，疏通了阻碍经济良性发展的障碍。再如亚洲邻国日本，虽然二战后的日本军制被解除，后来出于政治考虑，日本政府对国防投入倍增，并通过委托民营企业参与国防活动，共有几千家大、中、小企业承担了军品的科研生产。同时，日本政府制定了数额巨大的财政补贴政策以鼓励军事科技创新，并对尖端产业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各种优惠政策加深了民营企业对国防与民用领域的双重参与，实现了军民两用技术的有机结合和共同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国防效益。
从近年国内外趋势来看，军民融合发展方兴未艾，在国防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本文从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影响以及军事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两个角度对国防经济领域的经典文献进行综述，并在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1. 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毫无疑问，国防开支的增加能够对经济产生技术、劳动等方面的外部效应，究竟这些效应会对经济会造成何种影响，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西方关于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Benoit（1973），他对44个欠发达国家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国防支出能够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Cappelen，Gleditsch和Bjerkholt（1984）在Kaldor（1966）模型的基础上对17个OECD国家1960年～198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军事支出总体而言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Faini，Annez和Taylor（1984）对69个国家1952年～1970年的数据通过回归发现国防支出增长10%则会拖累GDP 0.13个百分点。Biswas和Ram（1986）对58个欠发达国家1960年～1977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Huang和Mintz（1991）利用美国1952年～1988年的相关数据采用费德尔三部门模型发现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Knight，Loayza和Villanueva（1996）通过建立一个扩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发现和平红利可能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军费支出的衰减，他们认为如果和平局势能够保持，进一步的军费缩减能够带来更多和平红利。Abu-Bader和Abu-Qarn（2003）对埃及（1975年～1998年）、叙利亚（1973年～1998年）以及以色列（1967年～1998年）进行Granger causality检验后指出军事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联。Chang，Huang和Yang（2011）通过广义矩估计对90个国家1992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发现军事支出确实阻碍了经济增长。Alptekin（2012）通过Meta分析发现军费支出扩张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不支持军事支出扩张导致经济下滑，他认为相关的文献研究结果差异来源于样本和时间段等因素。Topcu和Aras（2015）研究了欧盟成员国军事支出与经济增长两者的长期因果关系，发现并没有统一的结果，并且冷战的结束对东欧国家的军事支出效应有负面影响。Augier，Mcnab，Guo和Karber（2017）采用Feder-Ram和扩展的Solow增长模型来探索国防与经济增长关系，他们发现Feder-Ram模型似乎很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扩展的Solow模型表明国防支出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回提高约0.15%～0.19%。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李双杰和陈渤（2002）运用 Feder-Ram三部门外部性模型对中国1980年～2000年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军事支出对私营部门具有正的外部性，认为合理的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刘涛雄和胡鞍钢（2005）构建的Feder-Ram两部门外部性模型对中国1960年～2000年的军费支出等数据分析后发现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对经济的外部性效应为负。潘爽亮，刘志峰和詹银珍（2005）对中国1978年～200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后发现军事支出并不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
综合这部分的国内外研究来看，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负的外部性，但这些研究使用的数据大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原因，世界很多国家普遍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才制定了比较详尽的军转民政策，所以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像李双杰和陈渤（2002）和刘涛雄和胡鞍钢（2005）的研究（尽管刘涛雄和胡鞍钢（2005）使用了部分1978年前的数据）则指出军事支出扩张对经济增长有着正的影响。相比之下，反而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在没有军民融合的情况下，国防支出会产生“挤出效应”，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2. 军事支出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军事支出不仅是国防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支出扩张不仅能影响需求和供给，还可以通过军民融合等途径渗透到民用部门，进而对各个宏观层面产生影响。
国外方面关于军事支出及其政策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有：Hooker和Knetter（1997）使用美国1973年～1994年州数据探讨采购军费对就业率的影响，发现国家军事采购下降时会使各州的就业率带来大幅度的下滑。Barro和Redlick（2011）利用美国1919年～2006年的数据估计出军事支出乘数的结果显著小于1，更多的军事支出会对GDP的一些要素有挤出作用，特别是投资。Wang，Shyu和Chou（2012）通过MPI方法探索国防开支对OECD国家经济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防开支扩张能够推动经济生产率的提高，证明了有效的国防开支策略对OECD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提高至关重要。Chang和Lee等（2014）对中国和G7国家1988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Granger Causality检验，他们认为这八个国家存在跨国异质性，因此各国要制定适合自己的军事支出政策。同时他们也指出军事支出与经济增长在各国的结果并不相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结构模型方面，Cordoba和Torres（2014）建立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国家安全加入效用函数，通过中央计划者选择军事支出以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他对美国1947年～2008年季度数据进行了贝叶斯估计，最后脉冲图结果表明本国军事支出波动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外部威胁，国家安全技术冲击带来的技术进步会导致成本下降，所以军事支出减少，同时也提高了消费。Zeev和Pappa（2015）利用DSGE-VAR模型对美国1947年～200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国防支出冲击能够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但会令投资下降。Lorusso和Pieroni（2017）首先通过VAR模型对美国1960年～2013年季度数据进行估计，发现军事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挤出效应，而财政的民用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正的影响，随后他们在Gali和Lopez-Salido等（2007）的基礎上构建了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区分了军事支出以及其他财政支出，模拟结果与实证部分相似，此外他们还估计了私人消费的军事支出乘数和其他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0.26和0.89。
国内方面，姜鲁鸣（2004）通过博弈分析认为我国军事支出规模缺乏效率，究其原因是因为利益主体结构不均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国防预算制度需要进行深化改革。范肇臻（2008）通过计量模型对对中国1952年～2001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军费支出与总投资之间没有形成长期替代关系，也没有发现军事开支与消费之间存在长期替代关系。潘倩（2011）指出扩大军事消费可以扩大内需，对刺激经济发展有着正面影响。王万珺和陈晓和（2011）运用Solow模型对中国1952年～2008年有关数据进行回归，他们指出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建议适当提高军事支出比例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陈炳福（2012）对美国圣迭戈县的研究发现通过军事基地的传导机制，国防支出会产生积极的地域效应影响，提高地区的产出、收入以及就业。郝万禄，孙兆斌和黄薇（2012）对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标为77.7%，与发达国家存在距离，因此继续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是有必要的。姜鲁鸣和王文华（2012）用VAR模型对1950年～2009年的数据发现中国军事支出冲击对产出没有显著反应。夏庆和陈春（2013）基于MS-AR模型对中国1953年～2010年中国国防支出数据研究发现，在没有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国防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是合理的，回击了中国军事威胁论。夏庆，孙兆斌和刘思琦（2015）使用中国1978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样本通过新古典模型和MS-AR模型分析后认为国防发展战略是影响军事支出的主要因素。赵黎明和陈炳福（2017）通过VEC模型对1952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军事支出对产出有负向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一部分研究文献指出军事支出冲击能够改善就业、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提高总产出，其中一些结果与对财政政策的研究结论相反，如万解秋和徐涛（2011）以及郭长林（2016）等学者的研究指出财政支出扩张会挤出消费，所以军事支出政策与财政政策两者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很多对中国的研究文献对军事支出的影响结果不够明确，或与现实经验不一致，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文献在数据的选取上采用1978年之前的数据，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使用1978年前后的数据一起进行分析欠缺合理。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军事支出政策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有所差异。三、 军民融合发展成果与总结
从现实经验来看，各国的军民结合建设体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美国通过实施有关专项计划，实现了国家国防建设体系军民一体化的转型，不仅提高了国家竞争力也增强了经济与军事实力。据美国航宇工业协会报告《航宇和国防的经济影响分析》显示，2015年美国航宇及国防工业创造了3 000亿美元经济价值，占名义GDP的1.8%。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了连贯的军民融合政策以鼓励军事部门和民用部门的双向技术转移转化。2016年《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军工部门通过自身生产或技术转移等方式逐步形成以军品为主，民品为辅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军工部门的民品产值比重基本稳定在70%至80%左右。据统计，2014年军工部门的民品产业营收比六年前增长了约1.6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如今新技术在民用部门某些领域的开发应用已经超过军用技术的发展，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两者的界限也变得难以区分。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促进军民技术的相互转移转化和科技进步、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深入推动军民融合发展，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行业垄断，激发竞争意识；其次，要打破军转民以及民参军不合理的行政、财税、准入等壁垒吸引各方积极参与、释放创新动力与研发活力；最后，完善军民融合相關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参考文献：
[1]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6.
[2] 侯光明.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 姜鲁鸣.中国国防预算制度非均衡态分析[J].经济研究，2004，（11）：107-118.
[4] 中国工程院.军民融合发展战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 Benoit， Emile.Defens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c.health & Company，1973.
[6] Biswas， Basudeb， and R.Ram.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 Augmented Model and Further Evidence.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34.2（1986）：361-372.
[7] Ben Zeev， N.， and E. Pappa.Multipliers of Unexpected Increases in Defense Spen- d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15，（57）：205-226.
作者简介：梁宇（1988-），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军事经济学、财政政策；邵如琛（1993-），女，汉族，浙江省金华市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跨国并购。
收稿日期：2018-07-17。
关键词：国防经济；军民融合；文献综述
一、 引言
国防是典型的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强大的国防实力是实现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然而国防建设且具有资金投入大、研发费用高等特点，占用了大量资源，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军事经济的思想，如《孙子兵法.军形篇》：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又如《太白阴经.预备.屯田篇》：“国之本。是以兴兵伐叛，而武爵任；武爵任，则兵胜。按民务农，则粟富；粟富，则国强”。再如《尉缭子武议第八》：“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这些古代经典记载说明了战争消耗之大以及经济实力是决定军事力量强弱的基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事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如果要统筹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实现国防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优化配置，就必須毫不动摇的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军事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早在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就指出：“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要求贯彻军转民的战略思想以实现国防工业军民两用化的转变，随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军民结合十六字方针，自此我国军民融合正式拉开了序幕。近年来，军民融合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自2015年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央制定了多项政策和措施助推军民融合发展：2016年中央军委《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以及基本原则，成为当下统筹国防与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7年总装备部《推进装备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路举措》制定了十余条举措，并提出了相关任务。除了法律法规以外，从中央到多个省级地方政府均推出了军民融合投资基金，并大力推动军民融合示范区建设。2017年初更是成立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党中央协调、决策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到当前新时期、新形势下党中央和政府对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
在全球范围来看，为了实现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深度结合与刺激经济发展，世界各国在冷战结束后均制定了不同程度的军民融合政策：如美国在苏联解体后逐渐收缩国家安全战略，对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但在国防部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负责推进军民一体化，还制定了一系列涵盖各层面的法律法规，如有利于民参军的《国防授权法》，保障小企业保持创新能力的《小企业创新促进法》《小企业再授权法》，规范民参军产品标准门槛的《国防部规范与标准清单》等涵盖各个层面的法律法规。在2017年底美国白宫发布了特朗普任期内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中指出：“各部门与机构必须同工业部门紧密合作，以尽快实现新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及时更新与升级”。在太空领域：“美国政府会与美国商业空间产业进行合作，尽可能的提高开放空间，进一步的，我们将考虑与私人部门进行国家安全上的合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这届美国政府对推动军民一体化的决心。又如传统军事强国俄罗斯，由于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给苏联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军民融合发展显得尤其重要。面对经济的不断下滑及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严重打击，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并进行了国防工业体系的调整，调整了私有化政策并对部分军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一些收益较高的民用领域加快推进军转民速度，简化了政府监管制度、扩大了军工企业自主权，制定了如《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防工业军转民法》《俄罗斯联邦国防工业军转民和改组专项计划》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着力推动俄罗斯军工部门的优化改组，推动军民两用技术的进步和采用。由于受地区政局动荡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在改革初期并非一帆风顺，但在目前在总体上取得了有效成绩，保全了完整的科研体系和培养稳定的人才供给，疏通了阻碍经济良性发展的障碍。再如亚洲邻国日本，虽然二战后的日本军制被解除，后来出于政治考虑，日本政府对国防投入倍增，并通过委托民营企业参与国防活动，共有几千家大、中、小企业承担了军品的科研生产。同时，日本政府制定了数额巨大的财政补贴政策以鼓励军事科技创新，并对尖端产业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各种优惠政策加深了民营企业对国防与民用领域的双重参与，实现了军民两用技术的有机结合和共同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国防效益。
从近年国内外趋势来看，军民融合发展方兴未艾，在国防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本文从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影响以及军事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两个角度对国防经济领域的经典文献进行综述，并在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1. 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毫无疑问，国防开支的增加能够对经济产生技术、劳动等方面的外部效应，究竟这些效应会对经济会造成何种影响，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西方关于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Benoit（1973），他对44个欠发达国家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国防支出能够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Cappelen，Gleditsch和Bjerkholt（1984）在Kaldor（1966）模型的基础上对17个OECD国家1960年～198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军事支出总体而言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Faini，Annez和Taylor（1984）对69个国家1952年～1970年的数据通过回归发现国防支出增长10%则会拖累GDP 0.13个百分点。Biswas和Ram（1986）对58个欠发达国家1960年～1977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Huang和Mintz（1991）利用美国1952年～1988年的相关数据采用费德尔三部门模型发现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Knight，Loayza和Villanueva（1996）通过建立一个扩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发现和平红利可能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军费支出的衰减，他们认为如果和平局势能够保持，进一步的军费缩减能够带来更多和平红利。Abu-Bader和Abu-Qarn（2003）对埃及（1975年～1998年）、叙利亚（1973年～1998年）以及以色列（1967年～1998年）进行Granger causality检验后指出军事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联。Chang，Huang和Yang（2011）通过广义矩估计对90个国家1992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发现军事支出确实阻碍了经济增长。Alptekin（2012）通过Meta分析发现军费支出扩张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不支持军事支出扩张导致经济下滑，他认为相关的文献研究结果差异来源于样本和时间段等因素。Topcu和Aras（2015）研究了欧盟成员国军事支出与经济增长两者的长期因果关系，发现并没有统一的结果，并且冷战的结束对东欧国家的军事支出效应有负面影响。Augier，Mcnab，Guo和Karber（2017）采用Feder-Ram和扩展的Solow增长模型来探索国防与经济增长关系，他们发现Feder-Ram模型似乎很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扩展的Solow模型表明国防支出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回提高约0.15%～0.19%。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李双杰和陈渤（2002）运用 Feder-Ram三部门外部性模型对中国1980年～2000年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军事支出对私营部门具有正的外部性，认为合理的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刘涛雄和胡鞍钢（2005）构建的Feder-Ram两部门外部性模型对中国1960年～2000年的军费支出等数据分析后发现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对经济的外部性效应为负。潘爽亮，刘志峰和詹银珍（2005）对中国1978年～200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后发现军事支出并不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
综合这部分的国内外研究来看，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负的外部性，但这些研究使用的数据大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原因，世界很多国家普遍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才制定了比较详尽的军转民政策，所以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像李双杰和陈渤（2002）和刘涛雄和胡鞍钢（2005）的研究（尽管刘涛雄和胡鞍钢（2005）使用了部分1978年前的数据）则指出军事支出扩张对经济增长有着正的影响。相比之下，反而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在没有军民融合的情况下，国防支出会产生“挤出效应”，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2. 军事支出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军事支出不仅是国防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支出扩张不仅能影响需求和供给，还可以通过军民融合等途径渗透到民用部门，进而对各个宏观层面产生影响。
国外方面关于军事支出及其政策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有：Hooker和Knetter（1997）使用美国1973年～1994年州数据探讨采购军费对就业率的影响，发现国家军事采购下降时会使各州的就业率带来大幅度的下滑。Barro和Redlick（2011）利用美国1919年～2006年的数据估计出军事支出乘数的结果显著小于1，更多的军事支出会对GDP的一些要素有挤出作用，特别是投资。Wang，Shyu和Chou（2012）通过MPI方法探索国防开支对OECD国家经济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防开支扩张能够推动经济生产率的提高，证明了有效的国防开支策略对OECD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提高至关重要。Chang和Lee等（2014）对中国和G7国家1988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Granger Causality检验，他们认为这八个国家存在跨国异质性，因此各国要制定适合自己的军事支出政策。同时他们也指出军事支出与经济增长在各国的结果并不相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结构模型方面，Cordoba和Torres（2014）建立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国家安全加入效用函数，通过中央计划者选择军事支出以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他对美国1947年～2008年季度数据进行了贝叶斯估计，最后脉冲图结果表明本国军事支出波动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外部威胁，国家安全技术冲击带来的技术进步会导致成本下降，所以军事支出减少，同时也提高了消费。Zeev和Pappa（2015）利用DSGE-VAR模型对美国1947年～200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国防支出冲击能够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但会令投资下降。Lorusso和Pieroni（2017）首先通过VAR模型对美国1960年～2013年季度数据进行估计，发现军事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挤出效应，而财政的民用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正的影响，随后他们在Gali和Lopez-Salido等（2007）的基礎上构建了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区分了军事支出以及其他财政支出，模拟结果与实证部分相似，此外他们还估计了私人消费的军事支出乘数和其他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0.26和0.89。
国内方面，姜鲁鸣（2004）通过博弈分析认为我国军事支出规模缺乏效率，究其原因是因为利益主体结构不均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国防预算制度需要进行深化改革。范肇臻（2008）通过计量模型对对中国1952年～2001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军费支出与总投资之间没有形成长期替代关系，也没有发现军事开支与消费之间存在长期替代关系。潘倩（2011）指出扩大军事消费可以扩大内需，对刺激经济发展有着正面影响。王万珺和陈晓和（2011）运用Solow模型对中国1952年～2008年有关数据进行回归，他们指出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建议适当提高军事支出比例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陈炳福（2012）对美国圣迭戈县的研究发现通过军事基地的传导机制，国防支出会产生积极的地域效应影响，提高地区的产出、收入以及就业。郝万禄，孙兆斌和黄薇（2012）对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标为77.7%，与发达国家存在距离，因此继续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是有必要的。姜鲁鸣和王文华（2012）用VAR模型对1950年～2009年的数据发现中国军事支出冲击对产出没有显著反应。夏庆和陈春（2013）基于MS-AR模型对中国1953年～2010年中国国防支出数据研究发现，在没有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国防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是合理的，回击了中国军事威胁论。夏庆，孙兆斌和刘思琦（2015）使用中国1978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样本通过新古典模型和MS-AR模型分析后认为国防发展战略是影响军事支出的主要因素。赵黎明和陈炳福（2017）通过VEC模型对1952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军事支出对产出有负向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一部分研究文献指出军事支出冲击能够改善就业、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提高总产出，其中一些结果与对财政政策的研究结论相反，如万解秋和徐涛（2011）以及郭长林（2016）等学者的研究指出财政支出扩张会挤出消费，所以军事支出政策与财政政策两者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很多对中国的研究文献对军事支出的影响结果不够明确，或与现实经验不一致，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文献在数据的选取上采用1978年之前的数据，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使用1978年前后的数据一起进行分析欠缺合理。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军事支出政策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有所差异。三、 军民融合发展成果与总结
从现实经验来看，各国的军民结合建设体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美国通过实施有关专项计划，实现了国家国防建设体系军民一体化的转型，不仅提高了国家竞争力也增强了经济与军事实力。据美国航宇工业协会报告《航宇和国防的经济影响分析》显示，2015年美国航宇及国防工业创造了3 000亿美元经济价值，占名义GDP的1.8%。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了连贯的军民融合政策以鼓励军事部门和民用部门的双向技术转移转化。2016年《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军工部门通过自身生产或技术转移等方式逐步形成以军品为主，民品为辅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军工部门的民品产值比重基本稳定在70%至80%左右。据统计，2014年军工部门的民品产业营收比六年前增长了约1.6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如今新技术在民用部门某些领域的开发应用已经超过军用技术的发展，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两者的界限也变得难以区分。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促进军民技术的相互转移转化和科技进步、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深入推动军民融合发展，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行业垄断，激发竞争意识；其次，要打破军转民以及民参军不合理的行政、财税、准入等壁垒吸引各方积极参与、释放创新动力与研发活力；最后，完善军民融合相關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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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侯光明.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 姜鲁鸣.中国国防预算制度非均衡态分析[J].经济研究，2004，（11）：107-118.
[4] 中国工程院.军民融合发展战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 Benoit， Emile.Defens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c.health & Company，1973.
[6] Biswas， Basudeb， and R.Ram.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 Augmented Model and Further Evidence.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34.2（1986）：361-372.
[7] Ben Zeev， N.， and E. Pappa.Multipliers of Unexpected Increases in Defense Spen- d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15，（57）：205-226.
作者简介：梁宇（1988-），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军事经济学、财政政策；邵如琛（1993-），女，汉族，浙江省金华市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跨国并购。
收稿日期：2018-0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