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阐述、成因分析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摘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无论是成功迈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还是收入徘徊不前的中等收入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实践对我们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都有许多重要的启示。深入研究和分析这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路径，将为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新常态；高质量发展；跨越路径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没有根本转变，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面临增速换挡缓慢、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等多重挑战，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任务依然艰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加紧迫。
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越来越多。那么，中国人均GDP进入中上收入水平后，面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不是面临或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尚未陷入其中，我们应该如何客观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之相似的地方？如果可能陷入其中，我们又将采取何种策略予以积极应对？由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厘清这其中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噪音、杂音，用理性客观的研究以正视听，进而借鉴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做法，吸取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的前车之鉴，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向高质量发展，早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成为当前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阐述
1. 概念的提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先后顺利实现两次跨越，从低收入国家（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这并不是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然结果。从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在一些低收入国家持续发展走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拉美、东南亚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在完成了第一次跨越之后，出现经济增长长期放缓、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收入水平持续徘徊等问题，未能完成第二次跨越。
对此，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深入分析了这种现象。该报告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并讨论了其成因和规避战略，引起了广泛关注。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由于自身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科技竞争能力尚未形成，原有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支撑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由此引起的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政府腐败等问题，成为这些国家走向高收入行列可能遭遇的发展陷阱。
2. 我国的研究概述。从中国知网检索数据来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自2012年以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年度/篇：2010/59、2011/292、2012/465、2013/477、2014/325、2015/420、2016/441、2017/321）。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告别以往的高速增长模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一些矛盾问题日益暴露，由此引起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复杂现象。一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特征是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线上限。但同时，现实也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是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它实际反映了一个国家踏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全方位面临的难题。2010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邀请专家和网民总结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10个特征，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有研究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或长或短的发展阶段，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发展规律。对中国而言，我們早已吸取了一些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发展的教训，不仅没有走这些国家的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新路。因此，深究这个概念（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王文，2018）。现实也表明，当前，一些此前所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巴西等，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正向着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却面临着经济持续低迷、收入水平停滞、社会矛盾凸显等情况，落入了所谓的“高收入陷阱”。
三是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277美元，按照当时世界银行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3 856美元至11 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从那时起就面临着增长趋于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近年来，在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背景下，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环境问题突出、收入增速降低、人口红利减少、产能相对过剩、过度城市化、经济脱实向虚、重大风险隐患增多等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
综合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不一定是一种经济规律，但毕竟存在这一现象，而且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经济发展实际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客观性。“只要这种现象普遍到在统计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我们就不能忽视它”（田国强等，2015）。我们认为，既然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所表现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忽视它，而是应该抛弃对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的纠结和讨论，全面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从而针对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政策建议。三、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
1. 国际经济组织的观点。《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认为，对于经济陷入停滞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原因是，面对外部竞争的强力挤压，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难以通过持续高速增长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具體而言，一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工资成本比较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创新能力有限，加之受到高收入国家的技术封锁，这些中等收入国家难以通过创新保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不可避免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和经济停滞现象。
亚洲发展银行认为，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在前期“后发优势”明显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提升，未能实现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从而既失去了与低收入经济体在出口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同时又不能在高科技领域与富裕的高收入经济体竞争（陶双桅，2015）。
2. 国内研究观点。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在借鉴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
一是生产力落后说。透过现象看本质，生产是决定收入的第一位因素。张宇等（2015）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生产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决定国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收入的平均水平，而是收入的合理分配”。由此，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掉入陷阱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在于这些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比较落后，经济结构单一、粗放式发展、转型升级不到位、创新能力不够强，加之外部高收入国家的竞争和挤压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这些国家整体生产力水平不高且难以持续提升。
二是制度转型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都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通过制度转型和变革，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创新能力加强、社会不断和谐，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在公平和效率兼得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田国强等（2015）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在表现是经济增长的放缓和人均收入提升的受阻，但内在本质则是制度转型的困境，特别是这些国家没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出了问题，从而使得政府失效、市场失灵、社会失范同时存在，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结构转型说。一般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是发展初期采取的进口替代模式、对外出口导向模式，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及时转换经济结构和进行产业升级，从而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乔晓楠等（2012）认为，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许多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净出口明显高于成功跨越的国家。这表明，这些国家仍在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严重阻碍了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这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也难以持续。由此导致在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发展方式方面，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停滞不前的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四是发达国家主导说。这一假说认为，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况根源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特别是不公平的贸易制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它既表现为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过程，又表现为资产阶级按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的过程。在国家之间，由于长期殖民地历史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制度体系，突出表现为少数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处于支配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则成为其附庸。
综合来看，上述对“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分析表明，搁置中国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暂且不谈，很显然中国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对照“中等收入陷阱”反映出的问题，我们依然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
四、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采取的对策
按照按世界银行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4 126美元～12 735美元之间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 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 826美元，正好位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范围。从中高收入行列跨入高收入行列的这一阶段，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容易停滞的阶段。很显然，“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如果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2万美元，中国将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对此，我们既要无事生忧、有备无患，又要满怀信心、有事不惧，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点，努力跨越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关口”，进而顺势而为，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我们要积极借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后顺利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成功典范，同时积极吸取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经验教训，从长期性、结构性、制度性、创新性角度，统筹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引发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
第一、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正是因为抓住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搭上了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这些“后发国家”才能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引入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注入发展新动力，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坚持开放发展战略，持续推进扩大开放，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支撑，努力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第二、以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增长的源泉无外乎来自于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或者是持久的技术进步。如果不进行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勞动力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增长速度仍然会放缓。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日本、“亚洲四小龙”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制造业竞争水平，把科技创新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使中国经济实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
第三、着力提高市场与政府治理的互补能力。纵观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与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完善、市场机制扭曲有很大关系，也与这些国家宏观治理水平低，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性重视不够、体制机制变革严重滞后有关。从根本上说，是受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没有很好发挥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角色。这对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注重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合力。
第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收入分配是决定一国陷入或跨越“陷阱”的重要因素。“中等收入陷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不平等陷阱”。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致使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代际贫困传递、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引发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我们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要坚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优化收入再分配，推动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为经济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第五、着力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有学者指出，从文化角度考察，个人理想的破灭和共同价值理念的缺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普遍的文化劣势。因此，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既要有“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硬实力，也要有“文化也是社会生产力”这样的软实力。在当前，就是要增强“四个自信”，尤其是发挥文化自信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作用。我们要坚信，与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拥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中国开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改革”的药方，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1] 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J].人民论坛，2010，（13）：14-17.
[3] 王文.中国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8-07-26（7）.
[4] 田国强，陈旭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J].学术月刊，2015，（5）：18-27.
[5] 陶双桅.“中等收入陷阱”文献综述[J].管理学刊，2015，（5）：31-36.
[6] 张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等收入陷阱”[N].光明日报，2015-05-06（15）.
[7] 乔晓楠，王鹏程，王家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与对策——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3）：168-175.
作者简介：彭巨水（1980-），男，汉族，甘肃省兰州市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8-08-11。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新常态；高质量发展；跨越路径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没有根本转变，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面临增速换挡缓慢、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等多重挑战，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任务依然艰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加紧迫。
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越来越多。那么，中国人均GDP进入中上收入水平后，面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不是面临或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尚未陷入其中，我们应该如何客观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之相似的地方？如果可能陷入其中，我们又将采取何种策略予以积极应对？由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厘清这其中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噪音、杂音，用理性客观的研究以正视听，进而借鉴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做法，吸取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的前车之鉴，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向高质量发展，早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成为当前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阐述
1. 概念的提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先后顺利实现两次跨越，从低收入国家（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这并不是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然结果。从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在一些低收入国家持续发展走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拉美、东南亚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在完成了第一次跨越之后，出现经济增长长期放缓、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收入水平持续徘徊等问题，未能完成第二次跨越。
对此，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深入分析了这种现象。该报告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并讨论了其成因和规避战略，引起了广泛关注。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由于自身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科技竞争能力尚未形成，原有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支撑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由此引起的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政府腐败等问题，成为这些国家走向高收入行列可能遭遇的发展陷阱。
2. 我国的研究概述。从中国知网检索数据来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自2012年以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年度/篇：2010/59、2011/292、2012/465、2013/477、2014/325、2015/420、2016/441、2017/321）。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告别以往的高速增长模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一些矛盾问题日益暴露，由此引起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复杂现象。一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特征是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线上限。但同时，现实也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是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它实际反映了一个国家踏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全方位面临的难题。2010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邀请专家和网民总结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10个特征，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有研究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或长或短的发展阶段，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发展规律。对中国而言，我們早已吸取了一些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发展的教训，不仅没有走这些国家的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新路。因此，深究这个概念（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王文，2018）。现实也表明，当前，一些此前所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巴西等，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正向着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却面临着经济持续低迷、收入水平停滞、社会矛盾凸显等情况，落入了所谓的“高收入陷阱”。
三是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277美元，按照当时世界银行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3 856美元至11 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从那时起就面临着增长趋于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近年来，在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背景下，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环境问题突出、收入增速降低、人口红利减少、产能相对过剩、过度城市化、经济脱实向虚、重大风险隐患增多等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
综合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不一定是一种经济规律，但毕竟存在这一现象，而且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经济发展实际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客观性。“只要这种现象普遍到在统计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我们就不能忽视它”（田国强等，2015）。我们认为，既然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所表现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忽视它，而是应该抛弃对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的纠结和讨论，全面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从而针对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政策建议。三、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
1. 国际经济组织的观点。《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认为，对于经济陷入停滞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原因是，面对外部竞争的强力挤压，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难以通过持续高速增长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具體而言，一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工资成本比较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创新能力有限，加之受到高收入国家的技术封锁，这些中等收入国家难以通过创新保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不可避免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和经济停滞现象。
亚洲发展银行认为，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在前期“后发优势”明显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提升，未能实现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从而既失去了与低收入经济体在出口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同时又不能在高科技领域与富裕的高收入经济体竞争（陶双桅，2015）。
2. 国内研究观点。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在借鉴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
一是生产力落后说。透过现象看本质，生产是决定收入的第一位因素。张宇等（2015）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生产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决定国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收入的平均水平，而是收入的合理分配”。由此，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掉入陷阱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在于这些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比较落后，经济结构单一、粗放式发展、转型升级不到位、创新能力不够强，加之外部高收入国家的竞争和挤压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这些国家整体生产力水平不高且难以持续提升。
二是制度转型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都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通过制度转型和变革，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创新能力加强、社会不断和谐，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在公平和效率兼得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田国强等（2015）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在表现是经济增长的放缓和人均收入提升的受阻，但内在本质则是制度转型的困境，特别是这些国家没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出了问题，从而使得政府失效、市场失灵、社会失范同时存在，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结构转型说。一般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是发展初期采取的进口替代模式、对外出口导向模式，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及时转换经济结构和进行产业升级，从而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乔晓楠等（2012）认为，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许多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净出口明显高于成功跨越的国家。这表明，这些国家仍在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严重阻碍了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这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也难以持续。由此导致在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发展方式方面，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停滞不前的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四是发达国家主导说。这一假说认为，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况根源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特别是不公平的贸易制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它既表现为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过程，又表现为资产阶级按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的过程。在国家之间，由于长期殖民地历史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制度体系，突出表现为少数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处于支配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则成为其附庸。
综合来看，上述对“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分析表明，搁置中国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暂且不谈，很显然中国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对照“中等收入陷阱”反映出的问题，我们依然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
四、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采取的对策
按照按世界银行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4 126美元～12 735美元之间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 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 826美元，正好位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范围。从中高收入行列跨入高收入行列的这一阶段，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容易停滞的阶段。很显然，“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如果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2万美元，中国将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对此，我们既要无事生忧、有备无患，又要满怀信心、有事不惧，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点，努力跨越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关口”，进而顺势而为，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我们要积极借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后顺利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成功典范，同时积极吸取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经验教训，从长期性、结构性、制度性、创新性角度，统筹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引发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
第一、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正是因为抓住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搭上了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这些“后发国家”才能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引入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注入发展新动力，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坚持开放发展战略，持续推进扩大开放，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支撑，努力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第二、以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增长的源泉无外乎来自于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或者是持久的技术进步。如果不进行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勞动力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增长速度仍然会放缓。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日本、“亚洲四小龙”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制造业竞争水平，把科技创新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使中国经济实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
第三、着力提高市场与政府治理的互补能力。纵观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与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完善、市场机制扭曲有很大关系，也与这些国家宏观治理水平低，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性重视不够、体制机制变革严重滞后有关。从根本上说，是受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没有很好发挥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角色。这对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注重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合力。
第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收入分配是决定一国陷入或跨越“陷阱”的重要因素。“中等收入陷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不平等陷阱”。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致使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代际贫困传递、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引发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我们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要坚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优化收入再分配，推动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为经济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第五、着力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有学者指出，从文化角度考察，个人理想的破灭和共同价值理念的缺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普遍的文化劣势。因此，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既要有“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硬实力，也要有“文化也是社会生产力”这样的软实力。在当前，就是要增强“四个自信”，尤其是发挥文化自信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作用。我们要坚信，与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拥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中国开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改革”的药方，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1] 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J].人民论坛，2010，（13）：14-17.
[3] 王文.中国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8-07-26（7）.
[4] 田国强，陈旭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J].学术月刊，2015，（5）：18-27.
[5] 陶双桅.“中等收入陷阱”文献综述[J].管理学刊，2015，（5）：31-36.
[6] 张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等收入陷阱”[N].光明日报，2015-05-06（15）.
[7] 乔晓楠，王鹏程，王家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与对策——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3）：168-175.
作者简介：彭巨水（1980-），男，汉族，甘肃省兰州市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8-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