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与雍和宫“腊祭”

    刘　诺　高　勇

    一代帝王乾隆皇帝，在登基后的第九年就将父皇的行宫正式改建成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并亲赐一藏语名：噶丹敬恰林（即雍和宫）。从此，雍和宫就开始了既是皇家的第一寺院，又为连接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的辉煌历史。

    清代是礼法并重的社会，礼与法同为维系社会的两大支柱。祭祀属于礼的范畴，是“吉礼”的一种，更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其祭祀形形色色、繁文缛节，皇天后土、社神稷神、五岳五镇、江河湖海、日月星辰、风雨云雷、龙兽蚕虫、花神药王、门户灶井、车马仓囤、帝王功臣、先哲贤良、列祖列宗等等，无不为之设坛立台，定期、定时地进行着隆重的祭祀，目的是“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灾祸不至，所示不匮”。虽然充满了封建迷信的意识，但却可以教化民人。在此，仅就皇家在雍和宫举行“腊祭”，以及围绕着是否将“腊祭”作为全国性的节日，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奏案》，略述管见。

    我国古代的腊祭源远流长，自唐虞而后夏，殷商至周王朝，秦汉至魏晋，尽管叫法不尽相同，但皆有腊祀之礼。唐宋年间，群臣集议，典礼具备。宋初是沿袭唐朝的祭祀方法，后来在郊区东西南北各建一坛。这样，本年哪个方向丰收了，就祭祀那方之神。农历十二月，我国人民习惯称其为腊月。腊，是岁末的一种祭祀。《风俗通》上说：腊者，猎也。因猎取兽祭先祖。又《玉烛宝典》上说：“腊者祭先祖，腊者祭百神。同日异祭也”。因为古代祭祀活动大都在农历十二月进行，所以，称十二月为腊月。汉代，按干支记日的方法确定冬至后第三个戊日为腊日，后来，又把腊日确定在十二月初八日，也就是“腊八”的由来。

    自明代始，这方面的记载就有了很多缺疑。明代大臣邱睿进言举行腊祭，认为：腊祭为先王莫大之礼，而最终也没有见到有关祭祀活动方面的具体记载。我国自古就是以农业为主，国家的大事在农，圣王制祭是以报本反始为宗旨的。《周礼》是一本开万古太平的书，详细记载着祭祀大典，自南北郊外山川百种，以及春祈、夏雩、秋报、冬祭等。这些祭祀，大都是因为农事而举行的，所谓冬祭就是大腊之祭祀。腊祭是祭祀有关农事的八种神仙：一是先啬，就是神农。二是司啬，司啬是后稷，古代称一种粮食作物为稷，它是百谷之长。因此，帝王奉它为谷神。三是农，古之田峻也，是管农事的官。四是邮，是管理井间屋宇百姓住处之官。五是猫虎，是除田鼠和田豕之神。六是坊，是蓄水和阻挡洪水的坝神。七是水庸，即是排水的水沟，既能受水亦能泄水。八是昆虫，昆虫、螟虫都是伤害禾苗的物种，古人张戴认为不应当祭祀昆虫，又有古人陈祥道将它易名为百种，意思是百谷之种。帝王以岁事成熟，搜索群神而报飨之，要尽诚致祭，大有仁至义尽、昭示劳民相劝之意，有兴农务本之心、慰藉农民勤劳之苦。所以，自古帝王没有不举行腊祭的，它就成为了千古的盛事。但是，明朝没有具体的腊祭活动的记载，清朝初期也没有由朝廷兴举的腊祭活动和有关记载。

    乾隆三年（1７3８年）八月初六日，先有时任山东布政使的黄叔琳给皇帝上本奏：“王政莫先于重农，报功特先于腊祭。故协风初告则祀先农，以兴率作之勤，万物既登则行腊祭，以申报飨之敬。稽诸前史有举无废，伏念圣朝百度光昭群神，咸秩似此报赛田功，正宜及时举行。”这个折子当时没有获得通过。时隔五年的乾隆八年（1７43年）四月，吏部左侍郎蒋溥也上奏折请皇上：“不仅要行大雩之祭，而要行腊祭，两者似宜并行，而不可或略者也。”他请求皇上：“特命儒臣参考腊祭精义，举而行之。”但蒋溥又说：“臣抑思腊祭原为农事而举，查得会典开载先农坛每年常祀，定于春二月遣官行礼。合无即于先农坛内，另设八腊神位，十二月择日遣官致祭。”蒋溥的奏折引起了乾隆皇帝的特别重视，因为乾隆帝相信：“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务本足国，首重农桑”的道理，同时也十分相信“天人感应”。为此，特命大学士伯额尔泰、大学士伯张廷玉、大学士徐本、查郎阿、陈世倌等群臣集议，看到底要不要举行腊祭，朝廷有没有必要设“腊祭”这个节日。大臣们在经过一番寻根查典后认为：“圣朝建立社稷坛，春祈秋报，典礼已备，先农荐馨，明堙非缺。且如高谋之祠，磔攘之礼省益，随时咸从裁省，正不在远引古制，轻议兴举也，山东布政使黄叔琳所奏毋庸议等因。吏部侍郎蒋溥奏请举行腊祭这事，臣等复加详酌，‘大腊一礼，援引虽亦有据，举行殊多未安。盛世典文，理求精确，似不必概遵古制。该侍郎所奏与黄叔琳意见相同，应毋庸再议。此本系礼部主稿合并声明。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从此，腊祭“不在远引古制，轻议兴举”的结论下又遭到了否决。

    乾隆皇帝是非常信佛的，对释迦牟尼佛在“腊八”这一天成佛也坚信不移，对老百姓腊祭的习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于是，命造办处铸造了８吨重的大铜锅，安置在雍和宫的东阿斯门内，炉灶3米见方，直径2米、深1．5米，铜锅由5根铁柱支撑，东阿斯门也由此得名：“铜锅院”。目前，此锅被移到天王殿内的鼓楼脚下，供人们观赏。另命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将熬腊八粥所用的盆、盘、碗及干柴等物品于腊月初一日前在府内准备齐全。熬粥所用的米、果料等项则由内务府直接拨给。其中由广储司领用大手帕十三个，小手帕五百六十四个、白布四十尺。由官三仓领用小米二石、黄米二石、粳米二石、绿豆二石、江米二石、豇豆二石，共银三十两八钱。采买红枣一百斤、栗子一百斤、菱米二十斤、杏仁五斤、桃仁五斤、白葡萄干二斤、黑糖一百五十斤、控米箩五个、小铁勺一百一十把、木柴一万斤。雇夫四十名、苏拉二十名，共银二十五两八钱九分八厘。并派遣司员从腊月初二早晨起，率领着杂役用马车经紫禁城的东华门运至雍和宫，初五运齐。随之，雍和宫的大部分僧人也都投入到熬粥的准备之中。初六日，皇帝钦派蒙古王公一人会同内务府大臣率领内务府三品以上的部分司员及厨师、杂役等到雍和宫监督太监、僧人等称粮和搬运木柴，按照用料的先后，依序整齐排列在厨房内外。初七日一早，僧众们就开始在法轮殿办道场。诵经的程序是：初诵释迦牟尼佛经；次诵忏悔经；再次诵心经；末诵十六罗汉经。到了“吉时”，蒙古王公即下令生火。由经验丰富的僧人负责掌灶，随时观察火候。按易熟程度分时段地将粮食、果料等依次清洗下锅。此过程，司员要在旁边负责检视。夜幕降临时，各大殿内几百盏酥油灯都被点亮，香烟袅袅，鼓乐齐鸣。至初八凌晨两点，粥已熬熟，王公首先要拈香，然后再将熬好的粥盛入碗里，用托盘进奉到先皇的遗像和各殿佛像前的供案上，每尊佛前按照等级供一、三、五碗不等。直到天明，王公等回宫复命。这时，又有两至四名蒙古王公被派来听经，一直到初九日早晨，仍进宫复命。第二锅粥由喇嘛献给朝廷，第三锅给王公和大喇嘛等，第四锅给文武官员，第五锅给本寺的僧众。第三至五锅所余下的要混合在一起，施舍给平民百姓。至于所领的大、小手帕和白布，想必是用来于净手和垫在粥碗下面的，白布则是用来制作新围裙的。

    这一天，紫禁城内则是吃由雍和宫送来的腊八粥，另由达赖喇嘛、章嘉胡图克图先击鼓，后为皇帝拂拭衣冠，以除去不祥，所有这些都象征着保泰安平和喜迎新春。

    乾隆帝是非常关心农事收成的，大腊之祭祀，由农事而举，是以祭祀八种农事的神仙。每年收成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象条件，如风调雨顺，一定能获得大丰收。洪涝干旱，必然造成农业歉收或颗粒无收，人民不得温饱。人们都以为是神仙在起作用，故而要在一年终，“搜索群神而报飨之”，举行腊祭，酬谢群神的保佑。乾隆帝同时十分关注全国各地的雨雪粮价，尤其注重风雪、旱涝、冰雹、害虫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处置。为此，特命驻全国各地大员，定期向他报告雨雪、粮食价格的变化，庄稼的长势，预计收成分数等等情况。地方官员遇到重大灾害要火速奏报。若有拖延、隐瞒、谎报灾情的情况，都要受到参劾等严厉处罚。京城官员出外差，都要观察沿途土地的耕种情况和苗情长势，并且详细记录。汇报差务时一定要在其后附报所经过地区的苗情、降雨情形、粮食价格等实际情况，此举形成了制度。因为年景的丰歉、粮食价格的涨落都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安定。

    后来，乾隆皇帝对他将雍和宫改建成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决定颇有感慨：“跃龙真福地，奉佛承潜宫”，他深知祭祖宗、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频繁未敢忘神佛”。从现在的角度看来，将行宫改寺，一方面赋予了雍和宫朝廷家庙的性质，再就是出于当时政治方面的考虑，是巩固一统江山的重要决策。

    如今，每年的腊月初八日，雍和宫的僧人们在法轮殿上诵《十六罗汉》等经，以纪念释迦牟尼成佛日。全体僧人在食堂熬好腊八粥，将第一碗供于佛前。另外，把粥抬到天王殿院内，不分中外，男女老幼，每人一碗，请游客们品尝这久远的食文化，然后再参观雍和宫这座富丽堂皇、绚丽多姿、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艺术宫殿。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