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争端中现实利益和国际道义的冲突与平衡
摘要：中美双方不仅在具体经济利益方面存在现实与潜在的冲突，而且双方对待国际道义的态度存在根本差别，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义利冲突”不可避免。中美两国“义利观”的根本性差别导致双方在经贸争端中，充斥着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现行国际经济贸易体制的结构性内部矛盾难以调和，对抗性外部冲突难以避免，其局限性充分暴露，新的国际经贸制度体系重构势在必行。中国应当展示负责任的大国气度与姿态，通过推进国际合作，促进自身发展，创新全球治理等方式妥善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实现经贸利益与国际道义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国际经贸秩序；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道义
一、 中美贸易争端的常态化趋势
1. 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美国政府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中国产品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违反了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引发了中美之间反复拉锯的贸易争端。中美之间的此次争端，起因是贸易争端，实质是规则争端。特朗普总统及其经贸政策团队成员普遍认为美国在全球化中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来实现美国优先战略。美国政府提出真正自由、公平和对等的国际贸易主张，并单方面依美国国内法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置多边贸易体制安排于不顾，对多边贸易规则弃之如敝履，甚至公然以国家安全为由悍然采取违反WTO规则的关税措施。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所依据的是其国内法，这些美国国内法并非是专门针对中国新设的，反映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全面的制度性安排。中美贸易争端反映了当前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局限性，美国的贸易保护做法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实现提出了严峻挑战。
2. 中美贸易争端的常态化趋势。虽然贸易保护一直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但特朗普总统的贸易保护政策相较于以往历任美国总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与反复性。这一点既与特朗普总统的商业经历有关，也与当前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不满情绪有关。从目前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预期选情来看，共和党很可能在中期选举中获得明显优势，这反应了美国民众对这一贸易政策持支持态度。同时，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支持率来看，其支持率一反美国总统历来“高开低走”的支持率走向，实现了“低开高走”的逆向反超。预估特朗普总统会延续其上任以来的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中美贸易争端也将常态化。实际上，这一点已经在中美政府就经贸摩擦进行的多次谈判上有了充分表现。
中美关系已经走向了历史的转折点，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着对华不满情绪，华府政客群认为中国政府与其预期的政治道路愈发背离，资本财团、产业联盟与中产阶级认为中国在经贸领域口惠而实不至，广大蓝领工人则认为中国制造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我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后，特朗普政府对我国的核心政策方向就已定型，由过去的“竞争+遏制”转向“全面遏制”。整个美国社会对华的耐性已经日渐削弱，对华强硬共识已经基本成型，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已经从老布什、克林顿总统时期的接触政策渐渐转向了对抗政策。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不可能避免，经济互补的现实需要与产业链的跨国构建也使得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中必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存关系”。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美方通过贸易等手段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的企图，只能使美方在开展相关博弈时有所顾忌而已，但其依据美国优先原则出手保护是必然的，因此中美在经贸领域的争端博弈很可能会长期持续。
二、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义利冲突”
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增长乏力，呈现整体疲软态势。面对此种情况，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对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表示强烈不满，质疑现有国际经济贸易体制的公平性合理性，而且发达国家同样对现有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运行不畅表示充分忧虑，认为现有体制并不能“真正自由、公平和对等”地实现其期待的贸易利益。中美关系已由“竞争+合作”为主转向“全面竞争”，双方在经贸等重要关键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基本难以实现有效调和，在中国落实“中国梦”，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发展阶段，中美两国全方位尤其是经贸领域“修昔底德”博弈已然开始。中国需要正视美国对华态度整体转向的国际关系现实，在努力实现“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同时作好充分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剧烈冲突。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义利冲突”是由当前国际经济发展形势与中美两国发展趨势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也是由中美两国的政策目标导向与发展理念的差异所导致的。美国历来是“重利不重义”，以美国的现实利益作为唯一价值标准贸易政策反复无常。中国经贸政策义利观则是“让利不让义”，经济利益可以谈判协商，基于自主决定的策略性的适当让渡，但在国际道义上，中国是牢牢把握寸步不让的。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经济主权独立性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姿态问题，同时关系到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影响力与领导力问题。中国在某些具体的经济利益中可以进行适当让步，“适度的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这并不影响中国的全局利益与整体利益。但是，在贸易问题的国际道义问题上，中国必须牢牢把握原则，坚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需要对严峻诡谲国际经贸形势和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的同时，平和心态调整状态，备打更备谈，“谈在打先，以打促谈”。无论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过程中出现多少反复，仍然应当认为双方能够达成初步妥协并以此为努力目标。
三、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
1. 市场经济利益。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首先是市场利益。中国可以给美国更大的市场空间，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当然，此种扩大进口并不是硬性摊派而是基于平等谈判协商的结果，不能“有竞争力的不卖，没竞争力的摊派”。中美双边贸易的扩大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不仅美国的贸易逆差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中国也可以趁此机会购买到需要的产品。这一点中国是可以做到的。并且，贸易利益并非绝对的“你多我少”，在某些方面的贸易利益让渡可以在其他领域进行弥补，并不影响中国的整体利益。2. 结构改革利益。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其次是结构性改革中的利益。中国一直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并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深化改革需要寻找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并适当借助外界压力。我国以往的经济体制改革多是借助于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现在WTO的谈判陷入停滞状态，但中美双边贸易争端日益突显并呈现长期持续态势，这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这可能并非全然无益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借力方式。例如，美国要求更高的知識产权保护标准，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制定权是不能旁落的，必须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3. 全球经济治理利益。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最后是全球经济治理利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僵化体系，而具有天然的调整适应性，是可以并且应当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整。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不能囊括所有经贸领域，大量新兴领域存在规则空白。美国认为，由其原来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规则运行不顺畅了，规则漏洞日益扩大，其利益难以得到真正公正的保障。美国不仅指责中国，同时指责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WTO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全球经济治理体制需要与时俱进。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可以尝试建立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规则新体系。
四、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国际道义
1. 多边贸易体制原则。中美贸易争端中的国际道义首先是多边贸易体制原则，尤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是WTO规则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基石，同时是所有建立正常经济贸易关系的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给予的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被1994年的《关税贸易总协定》列为所有规范性条文第一条，可以表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重要性与根本性地位。特别需求明确的是，美国将最惠国待遇称为“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可以清晰地表明美国对于最惠国待遇的性质界定，是否给予一国最惠国待遇是判断该国与美国经贸关系是否正常的基本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实际上贯穿于整个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之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基于双边最惠国待遇发展贸易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美基于多边最惠国待遇发展贸易关系。美方一旦实施301歧视性关税等单边贸易保护措施，不仅WTO的基本原则将遭受到其成立以来最大的规范冲击与价值冲击，而且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基石也将随之动摇，中美贸易关系将进入非正常化的长期对抗状态。这一点不仅仅是具体经济利益的冲突问题，更是根本原则与根本道义的坚持问题。
2.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中美贸易争端中国际道义的重要方面。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家组织等等。虽然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在客观上曾经对全球经济发展发挥了建设性推动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中过分注重自身利益的维护甚至强行推行其观点与意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贸易保护主义”均在目前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中表露明显。虽然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极力呼吁与努力，现有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进行了部分调整，但整体制度安排上却仍然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贸易公平的定义是历史的、动态的。美国所提倡的经贸公平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文明观，必须以经济差异平衡的最高层次来取代。现行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已经暴露了诸多体制性问题，不仅难以满足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且难以通过具体规则的修补扭转其根本性颓势。“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重建国际秩序意味着全球治理需要参与式、分享式和包容式发展，各国共同努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中必须牢牢把握的国际道义，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美贸易争端中国际道义的根本立足点。中国历来重视国际道义，具有鲜明的国家义利观。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与世界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成长需要世界，世界的前进需要中国。经贸是中国成长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贡献世界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快速成长发展离不开高速的贸易增长，但中国从来不以单纯的自身利益增长为唯一关注点。中美贸易争端不单单是一次经贸领域的摩擦，更是全面反映了中美双方的理念差别与观念差异，深层次上表现了中美对于如果解决平衡国际贸易中国际道义与现实利益冲突的态度之差别，即国际贸易中义利观的差别。中国致力于在解决本国问题的基础上，切实推进相关国家以及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创造“大同世界”的追求与信念，也是中国在成长发展中表现出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应有姿态与状态。
五、 中美贸易争端中“义利平衡”的具体路径
1. 推进国际合作新发展。首先，明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风险也有合作共赢的可能，关键在于如何对话沟通、管控风险、化解矛盾，通过开展全方位深入对话，了解双方核心利益与战略意图，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战略误判风险，对双方社会稳定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其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要联系稳固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影响力，而且应当尝试与西方国家进行更为密切地沟通交流，西方国家群体并非铁板一块，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也并非完全统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可以实现新突破与新进展。最后，中国应当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规范化管理。一方面，中国在对外交往合作中应当具有更为切实有效可操作的法律抓手，一切交流合作都应当纳入国际法律框架的规范管理范围内。否则，缺乏法律规范与规则制约的国际合作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与失信毁约风险，中国的合作投入与合作利益将难以获得有效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在对外合作中要更好地运用国际通用规则和行为规范，深度融入到现行世界经济贸易制度体系构架内展开行动，杜绝国内长期形成的一些不良习惯与不当行为的负面影响，以真切行动有力回应西方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合作举措的不当质疑。2. 促进自身发展新进步。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改革开放赋予了中国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活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开始由快转优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目前已经进入到深水期，改革必然触及既有利益划分格局，国内经济利益集团的改革阻碍压力明显。中国的改革必须要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勇气、手段。鉴于目前国内改革的全面性、复杂性、艰巨性，中国应当在党中央核心领导下“注重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进行统一筹划”，有必要充分调动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中国的改革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还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前途道路，中国是否可以为他们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西方国家发展路径的成功道路。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深深关系到全世界全人类的进步与福祉。中美贸易争端确实为中国的经贸带来了困扰与压力，但是危机之中蕴含了丰富的转机。承平日久难免水波不兴流动不畅，此次中美贸易争端像一股忽然而来的激流，既打破了水流的平静也带动渠道的疏通。中国通过充分借助此次争端的外部压力，可以增加国内凝聚、统一国内共识、加快国内改革，从而推进改革深化程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尽快弥补中国在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弱势，实现弯道超车的跨越式发展，并最终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建成高效稳定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是解决中美贸易争端中“义利冲突”的根本基石。
3. 推动全球治理新篇章。现行国际秩序已经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外部冲击，其价值局限性与作用局限性暴露无疑。新时代呼唤新制度，全球治理必然迎来新篇章。当前，以美國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对脚步放缓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岌岌可危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更为致命的冲击。中国在维护利用现有国际规则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到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构建自身的领导力影响力施展舞台，例如借助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会议等新型平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显著的影响。中国应与其他利益相关价值相契的国家戮力同心，推动全球多边经贸体制与多边治理体系建设的新进程、新方向、新道路、新高度。
参考文献：
[1] 徐崇利.“政治性国际贸易争端”的裁判解决[J].法商研究，2009，26（3）：1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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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得手.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J].人民论坛，2018，（11）：18-19.
[4] 江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N].人民日报，2017-05-04（008）.
[5] 郭春生.中美贸易争端与历史上的贸易争端有何不同[J].人民论坛，2018，（12）：26-27.
[6] 廖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创新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的视角[J].法学评论，2018，36（2）：166-173.
[7] 田丰.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探讨[J].社会科学文摘，2018，（4）：11-13.
[8] 孙杰.中美贸易争端不会影响中国的开放国策[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0-12.
[9] 黄永富.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解决中美贸易摩擦[J].人民论坛，2018，（12）：44-46.
作者简介：李贤森（1992-），男，汉族，湖北省宜昌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
收稿日期：2018-08-16。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国际经贸秩序；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道义
一、 中美贸易争端的常态化趋势
1. 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美国政府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中国产品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违反了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引发了中美之间反复拉锯的贸易争端。中美之间的此次争端，起因是贸易争端，实质是规则争端。特朗普总统及其经贸政策团队成员普遍认为美国在全球化中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来实现美国优先战略。美国政府提出真正自由、公平和对等的国际贸易主张，并单方面依美国国内法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置多边贸易体制安排于不顾，对多边贸易规则弃之如敝履，甚至公然以国家安全为由悍然采取违反WTO规则的关税措施。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所依据的是其国内法，这些美国国内法并非是专门针对中国新设的，反映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全面的制度性安排。中美贸易争端反映了当前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局限性，美国的贸易保护做法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实现提出了严峻挑战。
2. 中美贸易争端的常态化趋势。虽然贸易保护一直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但特朗普总统的贸易保护政策相较于以往历任美国总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与反复性。这一点既与特朗普总统的商业经历有关，也与当前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不满情绪有关。从目前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预期选情来看，共和党很可能在中期选举中获得明显优势，这反应了美国民众对这一贸易政策持支持态度。同时，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支持率来看，其支持率一反美国总统历来“高开低走”的支持率走向，实现了“低开高走”的逆向反超。预估特朗普总统会延续其上任以来的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中美贸易争端也将常态化。实际上，这一点已经在中美政府就经贸摩擦进行的多次谈判上有了充分表现。
中美关系已经走向了历史的转折点，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着对华不满情绪，华府政客群认为中国政府与其预期的政治道路愈发背离，资本财团、产业联盟与中产阶级认为中国在经贸领域口惠而实不至，广大蓝领工人则认为中国制造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我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后，特朗普政府对我国的核心政策方向就已定型，由过去的“竞争+遏制”转向“全面遏制”。整个美国社会对华的耐性已经日渐削弱，对华强硬共识已经基本成型，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已经从老布什、克林顿总统时期的接触政策渐渐转向了对抗政策。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不可能避免，经济互补的现实需要与产业链的跨国构建也使得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中必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存关系”。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美方通过贸易等手段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的企图，只能使美方在开展相关博弈时有所顾忌而已，但其依据美国优先原则出手保护是必然的，因此中美在经贸领域的争端博弈很可能会长期持续。
二、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义利冲突”
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增长乏力，呈现整体疲软态势。面对此种情况，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对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表示强烈不满，质疑现有国际经济贸易体制的公平性合理性，而且发达国家同样对现有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运行不畅表示充分忧虑，认为现有体制并不能“真正自由、公平和对等”地实现其期待的贸易利益。中美关系已由“竞争+合作”为主转向“全面竞争”，双方在经贸等重要关键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基本难以实现有效调和，在中国落实“中国梦”，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发展阶段，中美两国全方位尤其是经贸领域“修昔底德”博弈已然开始。中国需要正视美国对华态度整体转向的国际关系现实，在努力实现“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同时作好充分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剧烈冲突。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义利冲突”是由当前国际经济发展形势与中美两国发展趨势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也是由中美两国的政策目标导向与发展理念的差异所导致的。美国历来是“重利不重义”，以美国的现实利益作为唯一价值标准贸易政策反复无常。中国经贸政策义利观则是“让利不让义”，经济利益可以谈判协商，基于自主决定的策略性的适当让渡，但在国际道义上，中国是牢牢把握寸步不让的。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经济主权独立性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姿态问题，同时关系到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影响力与领导力问题。中国在某些具体的经济利益中可以进行适当让步，“适度的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这并不影响中国的全局利益与整体利益。但是，在贸易问题的国际道义问题上，中国必须牢牢把握原则，坚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需要对严峻诡谲国际经贸形势和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的同时，平和心态调整状态，备打更备谈，“谈在打先，以打促谈”。无论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过程中出现多少反复，仍然应当认为双方能够达成初步妥协并以此为努力目标。
三、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
1. 市场经济利益。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首先是市场利益。中国可以给美国更大的市场空间，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当然，此种扩大进口并不是硬性摊派而是基于平等谈判协商的结果，不能“有竞争力的不卖，没竞争力的摊派”。中美双边贸易的扩大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不仅美国的贸易逆差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中国也可以趁此机会购买到需要的产品。这一点中国是可以做到的。并且，贸易利益并非绝对的“你多我少”，在某些方面的贸易利益让渡可以在其他领域进行弥补，并不影响中国的整体利益。2. 结构改革利益。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其次是结构性改革中的利益。中国一直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并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深化改革需要寻找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并适当借助外界压力。我国以往的经济体制改革多是借助于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现在WTO的谈判陷入停滞状态，但中美双边贸易争端日益突显并呈现长期持续态势，这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这可能并非全然无益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借力方式。例如，美国要求更高的知識产权保护标准，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制定权是不能旁落的，必须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3. 全球经济治理利益。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最后是全球经济治理利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僵化体系，而具有天然的调整适应性，是可以并且应当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整。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不能囊括所有经贸领域，大量新兴领域存在规则空白。美国认为，由其原来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规则运行不顺畅了，规则漏洞日益扩大，其利益难以得到真正公正的保障。美国不仅指责中国，同时指责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WTO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全球经济治理体制需要与时俱进。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可以尝试建立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规则新体系。
四、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国际道义
1. 多边贸易体制原则。中美贸易争端中的国际道义首先是多边贸易体制原则，尤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是WTO规则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基石，同时是所有建立正常经济贸易关系的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给予的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被1994年的《关税贸易总协定》列为所有规范性条文第一条，可以表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重要性与根本性地位。特别需求明确的是，美国将最惠国待遇称为“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可以清晰地表明美国对于最惠国待遇的性质界定，是否给予一国最惠国待遇是判断该国与美国经贸关系是否正常的基本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实际上贯穿于整个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之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基于双边最惠国待遇发展贸易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美基于多边最惠国待遇发展贸易关系。美方一旦实施301歧视性关税等单边贸易保护措施，不仅WTO的基本原则将遭受到其成立以来最大的规范冲击与价值冲击，而且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基石也将随之动摇，中美贸易关系将进入非正常化的长期对抗状态。这一点不仅仅是具体经济利益的冲突问题，更是根本原则与根本道义的坚持问题。
2.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中美贸易争端中国际道义的重要方面。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家组织等等。虽然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在客观上曾经对全球经济发展发挥了建设性推动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中过分注重自身利益的维护甚至强行推行其观点与意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贸易保护主义”均在目前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中表露明显。虽然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极力呼吁与努力，现有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进行了部分调整，但整体制度安排上却仍然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贸易公平的定义是历史的、动态的。美国所提倡的经贸公平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文明观，必须以经济差异平衡的最高层次来取代。现行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已经暴露了诸多体制性问题，不仅难以满足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且难以通过具体规则的修补扭转其根本性颓势。“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重建国际秩序意味着全球治理需要参与式、分享式和包容式发展，各国共同努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中必须牢牢把握的国际道义，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美贸易争端中国际道义的根本立足点。中国历来重视国际道义，具有鲜明的国家义利观。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与世界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成长需要世界，世界的前进需要中国。经贸是中国成长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贡献世界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快速成长发展离不开高速的贸易增长，但中国从来不以单纯的自身利益增长为唯一关注点。中美贸易争端不单单是一次经贸领域的摩擦，更是全面反映了中美双方的理念差别与观念差异，深层次上表现了中美对于如果解决平衡国际贸易中国际道义与现实利益冲突的态度之差别，即国际贸易中义利观的差别。中国致力于在解决本国问题的基础上，切实推进相关国家以及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创造“大同世界”的追求与信念，也是中国在成长发展中表现出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应有姿态与状态。
五、 中美贸易争端中“义利平衡”的具体路径
1. 推进国际合作新发展。首先，明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风险也有合作共赢的可能，关键在于如何对话沟通、管控风险、化解矛盾，通过开展全方位深入对话，了解双方核心利益与战略意图，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战略误判风险，对双方社会稳定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其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要联系稳固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影响力，而且应当尝试与西方国家进行更为密切地沟通交流，西方国家群体并非铁板一块，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也并非完全统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可以实现新突破与新进展。最后，中国应当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规范化管理。一方面，中国在对外交往合作中应当具有更为切实有效可操作的法律抓手，一切交流合作都应当纳入国际法律框架的规范管理范围内。否则，缺乏法律规范与规则制约的国际合作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与失信毁约风险，中国的合作投入与合作利益将难以获得有效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在对外合作中要更好地运用国际通用规则和行为规范，深度融入到现行世界经济贸易制度体系构架内展开行动，杜绝国内长期形成的一些不良习惯与不当行为的负面影响，以真切行动有力回应西方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合作举措的不当质疑。2. 促进自身发展新进步。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改革开放赋予了中国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活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开始由快转优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目前已经进入到深水期，改革必然触及既有利益划分格局，国内经济利益集团的改革阻碍压力明显。中国的改革必须要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勇气、手段。鉴于目前国内改革的全面性、复杂性、艰巨性，中国应当在党中央核心领导下“注重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进行统一筹划”，有必要充分调动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中国的改革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还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前途道路，中国是否可以为他们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西方国家发展路径的成功道路。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深深关系到全世界全人类的进步与福祉。中美贸易争端确实为中国的经贸带来了困扰与压力，但是危机之中蕴含了丰富的转机。承平日久难免水波不兴流动不畅，此次中美贸易争端像一股忽然而来的激流，既打破了水流的平静也带动渠道的疏通。中国通过充分借助此次争端的外部压力，可以增加国内凝聚、统一国内共识、加快国内改革，从而推进改革深化程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尽快弥补中国在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弱势，实现弯道超车的跨越式发展，并最终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建成高效稳定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是解决中美贸易争端中“义利冲突”的根本基石。
3. 推动全球治理新篇章。现行国际秩序已经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外部冲击，其价值局限性与作用局限性暴露无疑。新时代呼唤新制度，全球治理必然迎来新篇章。当前，以美國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对脚步放缓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岌岌可危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更为致命的冲击。中国在维护利用现有国际规则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到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构建自身的领导力影响力施展舞台，例如借助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会议等新型平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显著的影响。中国应与其他利益相关价值相契的国家戮力同心，推动全球多边经贸体制与多边治理体系建设的新进程、新方向、新道路、新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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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贤森（1992-），男，汉族，湖北省宜昌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
收稿日期：2018-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