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促成共识的基本方法
杨骅骁 张福平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与否,关键是看能否获得公众认同,而认同的支点是在共鸣中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需要媒体成为公众意见交流与碰撞的公共空间,把化解问题作为重点,同时注意防止负向思潮的泛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公共空间;共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多元化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同质的社会,人们要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就必须和谐地相处、合作地生活,融通妥协、求同存异。媒体宣传立足于谋求共识,就是利用媒体营造公共场域,通过为意见千差万别甚至彼此冲突的传、受各方提供发言的空间,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协调社会关系,变灌输为沟通,以寻求上层意志与公众诉求的交汇点,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方面思想的合流。
谋求共识反映了媒体在宣传中应坚持的平等原则、交流原则和参与原则。这些原则体现着我党新闻宣传工作的群众观点,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必须坚持的。平等原则就是将传、受双方以及不同的受众均视为独立平等的主体,传媒的角色从居高临下“我对你说”的宣教者,转变为力求平等的“我和你说”的交流者和信息传递者,所有受众(无论权力部门、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关注,在宣传中更为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交流原则要求宣传报道采用双向交流的方式,让公众真正感受到新闻媒介是在同自己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交换意见。参与原则就是要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鼓励公民的有序参与,尊重公民在信息解码中的主体创造能力和批判精神,还话语权于民众,让公众意见得以表达,用民众的正确认识教育民众。谋求共识的媒体宣传通过畅通渠道、促进对话、培育共识,可促成开放的精神气质、多元化的思想和民主的氛围。[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传播的关键是获得公众认同,其支点是产生共鸣,其归宿是取得共识。为此,媒体要将自身打造成公众意见交流和碰撞的公共场域,在党的领导下试行适度的百家争鸣,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种声音大合唱,促成各认识主体在理性的基础上充分交流、协调观点、统一认识。
一、媒体应成为公众意见交流与碰撞的公共空间
1.重视宣传,并注意用专家意见引领社会思潮
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经典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认为,群体对领袖的渴求及群体成员对领袖的服从,是群体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需求。这个“领袖”在传播学中即指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是大众传播中信息和舆论流向一般受众的中间环节。媒体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人们的思想高地,就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充当意见领袖。
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就要确保其在引导社会舆论的“大合唱”中成为“主声部”,专题宣传作为强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本方式依然必要,大众传媒要勇于充当意见领袖。媒体通过议程设置集中宣传,或通过新闻评论等进行直接的思想引导,效果是有的,只是不够令人满意——议程设置不够艺术,未能使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因素与现实内容及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有机统一起来;新闻评论大多过于严肃,比较生硬,所展示的思想不够系统,少有受众需要的平和而更有分析性、更有深度、更能够反映核心问题的信息传播。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环境对每一个人的影响日益增强,人们更加需要认识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意义和趋势,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但当前的社会情势日趋复杂:一是开放条件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会通过各种渠道输入和渗透到我国,意图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二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人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标准以及精神消费等方面向多元化转变;三是我们正在进入以全球传播为重要特征的信息时代,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资讯在全球的传播使我国所处的信息环境不断复杂化,加之互联网的匿名性和互动性及舆论生成的自发性,形成“观点的自由市场”,思想开始“去中心化”。面对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纷起和扩散、非主流思潮的产生和漫射的新形势,人们对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十分敏感,需要去伪存真从而对事物有正确的认识,但缺乏在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做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以致产生困惑和焦虑。满足公众的需要是媒体发展的根本。媒体可以借助专家学者的分析解读来引领社会认识,通过解疑释惑用理论创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专家学者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相关领域的问题往往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其观点和分析可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性,增强其丰富性和时代性,强化理论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使之更加具备走近大众、贴近大众、掌握大众的智慧和力量。专家学者学术水平越高,对社会的影响力、整合力越大。另一方面,专家学者一般具有追求真理的正直品格,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其意见更易于为公众所接受。
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时,媒体可以直接宣讲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但通过选择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专家来表达意见,则可以使媒体处于客观地位,免于陷入争论的旋涡,从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更加从容,以便于公众以自然的心态来理解和接受。
2.为普通民众发言提供平台
马克思、恩格斯[2]认为,党的宣传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争取无产阶级大众,壮大党的力量。马克思曾说,报刊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够让每个人都参加运动并立即就运动发表意见,实现自己与人民群众之间心志与情感的交流。因此,党的新闻宣传理所当然地应当面向无产阶级大众,还要将新闻宣传的着眼点放到“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上去。马克思在主办《新莱茵报》期间,不仅大量刊载反映工人运动的新闻,而且设立读者来信专栏,直接刊载反映工人心声的信件。[3]大众传媒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普通民众发言提供平台,才能动员和鼓励大众投身其中,从而在互信的基础上接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旨在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不是强迫人民群众被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或者代替他们去做出某项选择,而是应该站在尊重他们独立思考权利的基础上,帮助他们进行正确的选择或为他们提供更好的选择。[4]
媒体应成为提高社会能见度的重要渠道,让普通民众能够通过媒介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普通民众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既有共同的取向,也有各自的诉求和愿望,思想千差万别。然而过去我们主要强调媒体或党和政府是人民的代表,可为人民代言,同时又担心复杂的民间自发思潮潜在的负向性,因此,较为重视媒体如何去代表、影响、引导、掌控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而公众自身面向社会的公开意见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5]这样一来,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思想表达的渠道十分狭窄,不能充分表达诉求,导致部分民众的思想要么被忽视、要么被遮蔽、要么被篡改,民众与我们宣传指向的距离越来越远。
其实,所谓代表并不是不让被代表者说话,而是在能力和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由少数精英代替普通民众说话,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实践表明,代议制或代表制天然地带有局限性,其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代表者不可能完全了解普通群众的思想动态,其代表的意愿和能力也有可疑之处;何况,普通群众的思想认识已经多元化了,少数的声音无法完全代表他們的心声,最好的办法是让民众直接表达。如今,公众在政治上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辨别能力逐渐增强,介入媒介传播的欲求日益突出,而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介实现了自由、开放的跨越时空的交互传播,普通民众的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媒体的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展,理应把话语权还给公众,让他们在表达实践中学会确切而理性地表达自己。尤其是要保证弱势群体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诉求,使他们有想法能说、有问题能提,让他们有一个释放意见与情绪的平台。这有利于媒体聚拢民众,也是媒体使公众在亲身参与观点的形成中接受宣传并坚守下去的有效传播之道。
3.让各方意见充分交流碰撞
在分化型舆论中,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和众多群体成员的噪音干扰,意见各方很难就问题展开充分而深入的讨论。这时,媒体可以为意见各方提供条件,组织各方代表即意见领袖面对面地进行讨论或辩论,然后把讨论的过程展示给公众,经过公众反刍,再组织一次次交流。这对各方达成共识可以起到多快好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许多媒体针对某些议题邀请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讨论或辩论,其形式和内容很受公众欢迎。
毛泽东[6](P785,P890)曾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我们的媒体要勇于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辩与较量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理是敢于接受非难和挑战的,一种思想只有在同其他各方的论辩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展示其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与其他各种社会思潮对话的能力,而且这种对话能力越强,其真理的光芒展示得越充分,就越容易掌握人民群众,越具有吸引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迅速传播开来,是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动地与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辩、较量分不开的。[7]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随之发生了三场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大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而尤以社会主义问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大论战最为激烈。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激烈的交锋,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更充分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加深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媒体尽管有既定的宣传立场和观点,也要为对立方、中立方提供表达意见的空间,使正确的观点与错误的观点在交锋、碰撞中赢得胜利。传播学中有一个“第三人效果”理论(198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及新闻学教授戴维森在《传播的第三人效果》一文中提出),即人们会倾向于高估大众传播对他人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影响。当人们在接触到具有说服性意图的传播时,会预期该传播对别人的影响要比对自己的大。这种预期的直接后果是人们会阻止大众媒体传播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信息(事实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或者阻挠他人接触这些信息。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新闻宣传中比比皆是。我们总是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然而又害怕错误的思想在与我们的思想进行竞争时夺走民众,因而总是又防又堵。堵塞对立意见的表达渠道,是不自信的表现。同时,自己预设的立场、观点不一定就是无可挑剔的,可能需要不断地修正。让各种观点交流碰撞,是自信和真诚的表现,也是现代传媒吸引公众参与传播的重要方式。
4.尊重民意,在发展中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民意是人民群众集体意志的体现,是立国、治国之本,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规定着历史潮流的流向和流速。历史证明,尊重民意、顺应民意者昌,践踏民意、违背民意者亡。这一规律适用于国家治理,同样适用于媒体宣传。
在公共空间视域中,媒体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时要置身于包括其他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思潮之中,倾听民意,尊重民意,顺应民意,充当民意的代言人和引领者——不是仅仅消极地尊重和顺应民意,而是积极地充当民意领袖,把民意引向更加成熟的境界。这就需要媒体注意民意调查,积极采访和反映公众意见,不断反思并汲取民意中具有代表性、合理性、现实性的意见,包括来自其他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据此调整自己的状态并采取相应的举措去激发正向认识、纾解负向思潮,促使在整合民意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公众的共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具备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其他意识形态中合理成分的气度和能力,吸纳其他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从而发展壮大自己,使自己永葆青春,永具活力。[8]
我们知道,强势意见不等于公众共识。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起初很多媒体持“凡是”派立场,不断向“实践”派发难,形成了两种观点大辩论的局面,但结果“实践”派战胜了“凡是”派。大辩论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越辩道理越明,媒体也逐步转变立场,最终的选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
二、应把化解问题作为重点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产生实际效果,需要完成从思想认同到实践认同的转化。[9]普通民众最看重实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突破口,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是大众的理论,是为大众服务的,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人心,也才能让更多的民众自觉地学习、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相反,如果将理论只停留于形式和语言上的大众化而脱离民生的实践,这样的传播仅有大众化的形式而无大众化的内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目标追求在于:作为维护人间正义、关心民生疾苦的一种普遍的制度性力量,使人们能在一个团结互助的共同体中过一种享受尊严、实行自决并自由发展自己能力的生活。它既着眼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又着眼于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不仅要使人们的政治参与需求得到满足,而且要使每一个平凡个体的挫折性遭遇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个别性关怀和帮助;既为人们追求精神理想创造现实条件,又以其同人们现实利益直接的事实上的具体同一性,赢得人们对其所张扬的精神理想的认同和归属。[10]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以第三方的身份,通过各方信息表达与利益协调,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各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信息的双向传递、接收、交流和分享),以促成相互间的了解、共识、好感与合作,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10]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够以调解人或监督者的身份,促进相关主体达成共识,使问题得到解决。
媒体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分为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两类。思想问题需要通过充分的讨论、辩论达成一致来解决。1980年,在由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所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中,胡乔木曾对该杂志社的负责人说:“潘晓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他还说:“他们叹惜了,或者发出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这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持续近半年,数千万青年参与其中。“潘晓”有一个著名论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因此有人说这场讨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的思想启蒙,曾一度被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范例广为宣传,但也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典型进行清算。[11]事实证明,不能用打压的方式硬把现实中的思想问题压下去,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一遇到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它会以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从而造成更大的社会震荡。
现实问题则需要有关方面做出让步或采取措施来加以解决。在矛盾体中,强势群体往往占据着优势地位,对问题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遇到这种情况,媒体不仅要在社会上引发大面积的公共舆论,对涉及对象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还要把舆论声音传递给社会强势群体,最后使官民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借助上层的干预促进问题的圆满解决。汶川大地震后,社會各界对捐款的使用情况出现了热议。媒体就公众的疑问和担心采访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迅速做出回应。2008年5月2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和审计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的监管,确保救灾款物真正用于灾区、用于受灾群众;5月22日,民政部开始在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公布汶川大地震财政汇缴专户捐赠详单;5月24日,人民网邀请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做客强国论坛,就汶川大地震募捐管理和使用等话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细致解答善款管理使用上的种种问题,同时表示慈善机构愿意以信息公开来接受社会监督。[12]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媒体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分析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问题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就多了一次教育群众、掌握群众的成功;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就会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所以,媒体监督社会各方尤其是政府部门认真解决问题,同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当然,解决问题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但有时候条件不成熟,相关主体一时间无法形成共识,问题暂时无法得到解决。这时媒体一方面要反映社会呼声,使合理的诉求得到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引导公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谅解困难,保持克制,同时推动有关方面努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也应该解决,但限于国力或国情又一时无法解决。媒体一定要放眼全局,进退有据,既不能无视公众也不能无视国情,应表现出媒体应有的成熟与责任,经得起考验和检验,从而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民族复兴大业做出媒体特有的贡献。
三、注意防止负向思潮的泛滥
思想共识和社会认同具有相对性,是一个依社会条件和人们实践地位不同而发生的变量,而国内外社会环境、传播手段和受众等诸多相关因素的巨变又使得文化宣传的发生语境与从前大不相同。因此,大众传媒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以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坦然面对社会涌流的多元化思想,使秩序在由合理冲撞而达成共识中建立。同时,鉴于统合新意识形态的问题比较复杂,如何在尊重多元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维护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从而科学合理地控制话语权,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需要审慎有度。这就需要处理好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关系:在日常社会领域,既不能立足于追求思想的绝对统一、拒斥百家,也不能对社会思潮放任自流,任由异端随意贬损马克思主义;既要承认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对和谐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整合和引领多样性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舆论,增进思想共识,扩大社会认同。[13]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我们要勇于将传媒打造成公众思想意见交流与碰撞的公共空间,同时还要继续抵制错误、腐朽和反动的思想意识的侵袭,严防反对和挑战社会主义体制的“否定性话语”的泛滥。改革开放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很大变化,1990年代开始形成和浮现出“舆论精英”,他们以大众传媒为手段,针对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在社会上积极传播各自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政治主张,意图影响社会舆论、引领社会思潮、影响执政党理念和政府政策。他们非常重视对新兴传媒的运用,往往通过建立网站形成不同观点传播和交锋的思想舆论阵地,运用BBS、博客、播客等多样化的网络传播形态扩大舆论影响,通过手机短信、QQ、MSN等即时通讯形式影响大众心理,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在互联网或非法刊物、境外刊物上发表公开信或抗议书向党和政府施压。加之我国当前正进入矛盾凸显期,党内外群众对贫富两极分化和腐败等问题的不满情绪还会有所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增多并发酵,反对和挑战社会主义体制的“否定性话语”往往能借助社会不满情绪得到传播和扩散。而与以“否定性话语”为特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相对立的民间思想力量——“新左派”、“民族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统价值的思想派别,必然同其激烈交锋、争夺民众。[14]面对中国思想舆论界各种政治观点和主張相互碰撞、不断交锋、跌宕起伏的局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我们的传媒就要灵活机智地应对挑战。
任何社会思潮的兴起和泛滥都有现实的社会根源。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今社会沉渣泛起,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这些新问题、新矛盾的出现是促使我们改革的原因,也是我们改革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改革不到位的表现。我们的媒体要善于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去回击非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同时党和政府必须用更加坚定的改革决心、更加有效的改革措施去解决问题,消除矛盾,铲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的土壤,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提供坚实的实践后盾。
媒体还要密切关注群众的心理动向,用辩证的态度来对待各种问题,用辩证的方法把各种消极的心理和情绪控制在无害的范围内。媒体是社会公器,它为意见各方达成共识所做的努力,都应该是追求社会和谐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应该是争取或维护某种局部利益,更不能被人利用而成为左右政治的工具。这就要求媒体面对社会诉求时秉持公共精神,审时度势,理性对待。中国目前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有些问题或有些地方的矛盾会比较尖锐,但总体上讲,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因此,目前任何极端的行为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破坏。我们的媒体在作为公共空间参与舆论的时候,必须把多元社会思潮发展的速度和热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不能把群众的情绪推向非理性的对抗方向。
此外,树立先进典型,将真理人格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常用方法。历史证明,先进典型以其突出的工作业绩、高尚的道德形象和巨大的人格感召力而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航标,用先进典型事迹教育群众,比单纯讲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9]但是以典型示范引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方向也有度的把握问题,媒体除了要保持正确的立场,还要防止自身宣传隐含的“有毒”传播。反思中国媒体在2003年抗击“非典”后期的宣传报道,就因过于渲染形成了“媒体病毒”,致使公众的恐惧倍增。2003年4月20日之后,随意打开电视或报纸,“战争”、“应急保卫战”、“舍生忘死”、“筑起铜墙铁壁”、“勇闯病区”、“围追堵截”、“火线入党”等夸张甚至故弄玄虚的词汇比比皆是,这种渲染与夸张助推了人们的紧张和焦虑。媒体把医护人员前去救治“非典”病人描述得如同生离死别,时不时让人感到一种悲壮。这到底是医生护士的真实感受还是媒介自身的刻意营造?[15]过犹不及,这就是没有把握住平衡、在宣传中顾此失彼的典型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