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阐发
欧海蓉
[摘要]杨献珍的群众观坚持了唯物论、辩证法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他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指出唯物主义群众观就是要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杨献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中国化，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正确认识“哲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同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杨献珍是大革命时期的资深共产党人，是享誉中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中国化进行的论述，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实践群众路线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群众观
为了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揭示它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恩格斯于1888年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重要哲学著作。著作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涵义和哲学中两大阵营根本对立的原则分歧，他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认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群众观的重要依据。
杨献珍在《两种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谈到，“马克思主义讲的人的主观能动力表现在实践，这种实践是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而唯心主义讲的实践是指精神世界，讲精神创造世界，是空的。”唯心主义讲能动作用，讲的是精神或意识的能动作用，把这种能动作用片面地夸张成为一种脱离物质、脱离自然的、神化的绝对体，讲什么精神创造世界。同时，唯心主义者只承认伟大人物、英雄有能动作用，因为伟大人物是精神的代表者，他们根本不承认人民群众有能动作用。而马克思把普通人即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引入到唯物主义体系中去，他承认肯定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这种创造是凭借实践活动实现的。
意识具有能动作用，能动其实就是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才创造了优秀的人类文化成果，这是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它符合“哲学基本问题”中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原理。一切否认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都是唯心主义群众观，是与“哲学基本问题”相背离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激励国人抗日战争有巨大作用。在当时，“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错误论调搅乱了抗日军民的心绪，使他们无所适从。而《论持久战》则给出了准确的回答，抗日战争既不会速胜，也不会亡国，而是一场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正是在“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抗日军民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见理论对于指导实践的重要性。
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实践，但也要有计划，实践要尊重客观规律。凭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们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应有必要的客观条件作基础，不能将它张扬为唯意志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乏片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导致欲速不达的教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等违背客观规律的口号，盲目实践。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我国1959年——1961年的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
杨献珍认为唯物主义群众观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实践，走唯物主义群众观就是实践的观点是片面的。当然，追根溯源，是物质决定意识，但在具体环节中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马克思认为，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物质与意识，实践与意识是分不开的。
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贯彻群众路线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1872年的《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杨献珍阐释了群众观点基本问题。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向人民负责与向领导机关负责一致的观点；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历史是人们群众创造的，人们是历史的主人。干部要想做好群众工作，首先就必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在做事情的时候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正是团结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然而人民群众也有历史局限性，群众的观点不一定全部都是正确的，所以需要我们辩证的对待。杨献珍正是认识到“对立统一”规律，才能将马克思的辩证法运用到群众工作方法中，他认为：“研究群众路线不能离开辩证法。譬如有人把群众路线误解为尾巴主义，他们认为所谓群众路线就是群众说什么就是什么，群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走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相信群众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群众中的局限性，要避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与英雄主义的错误，就需要我们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唯物主义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相符合的。
三、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的起源过程和规律。认识从实践开始，并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然后再回实践中去，达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认识过程的两次大的飞跃是：一次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另一次是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这一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党的群众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是与从实践到认识完全一致的。到群众中去是与从认识到实践完全一致的。可见，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杨献珍在《群众路线与认识论》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把革命引向胜利，必须使自己的领导正确，使自己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都是正确的。为了保持正确，必须对一些问题力求有正确的认识。”这个正确的认识就需要我们用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同时要求我们尽可能的做到全面的认识。
那么如何做到“全面认识”呢？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集体领导的领导方法。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的方法，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做到正确认识的领导方法。这里讲集体领导的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领导者必须采取的领导方法。这也是中国古语中说的“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多数人的智慧比一个人的智慧要高，多数人认识一个事物比一个人认识要全面得多。坚持集体领导也是为了使我们做到更全面、正确的认识，做出正确的决议，制定正确的政策，保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
杨献珍所说的集体领导是我们中国走群众路线必须坚持的领导方法，集体领导“群众行动”也就是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在中国国情中去实践，去取得正确的认识。杨献珍“集体的、群众的智慧总是高于个人的智慧。集体的、群众的知识总是比个人的知识多得多。集体的力量总是大于个人的力量。”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