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月”：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
郑翠云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出版事业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回溯新中国的出版事业，“第一个月”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个月里，出版事业的各项工作正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成立了相关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并创办了一些刊物。这些工作为我国的出版事业奠定了厚重的基础，开启了新中国70年出版事业的历史新征程。
从1949年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70周年的历程。在这波澜壮阔的70年里，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日益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其中，出版事业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它随着新中国一起发展，一起壮大。
回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这段历程，我们要问，它的起点在哪里，如何发生，影响如何呢？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在此，我们可以回到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月”里，看看在那个时间段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对后来的出版事业有什么意义。质诸史实，我们看到，在1949年10月这一个月里，我国的出版业就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工作。
一、制度的确立：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
出版事业长期以来都是党和国家实施文化政策的重要领域，因此需要做好制度性的完善工作，以发挥其作用。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特别是制度性的国家建制有待确立、完善。出版事业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面临着相应的问题。如何定位、如何组织、如何运行等，这些都是当时面临的切实之事。在这方面，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着力予以解决。
第一，出版事业的属性问题。关于出版事业作为国家机器、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应将其放入何种国家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给予了回答。这部法律一共有6章31条，其中第18条规定，政务院下设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并且规定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这就明确定位了新闻出版事业的机构属性。
第二，出版事业的领导者问题。由谁担任出版总署的领导人员呢？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给予了任命。这次会议决定任命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为副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这几位人员都是当时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杰出人物，代表着新闻出版事业的蓬勃向上的力量。此后，在几位领导的努力工作下，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一步步落下坚实的步子。
通过这两项制度的落实，出版事业的机构框架、组织定位就有了一定的眉目，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除了政府层面上的制度设计，还有出版业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成立。这就是出版工作者协会的筹备与召开。1949年10月3-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成果之一是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在会议召开的时间段里，与会全体代表联合北京市出版业座谈会各单位代表，发起组织了该筹备委员会。至于筹备委员会的提案、办法、筹备工作要点，以及151名发起人、81名筹备委员、31名常务委员的名单，则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向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报送，并提请中央审批。这次会议使得出版事业的自治组织得到了有效的落实。
可见，出版事业的制度确立和组织架构，是一个基础性的、然而又是意义极其重大的问题。只有落实、解决了这个问题，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才可能走向更宽、更广的道路，才能取得一次次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绩。
二、会议的召开：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上文提到，1949年10月3-19日，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新中国出版事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名称虽然如此，但实际上，它包含更广泛的内容：第一，会议所讨论的事情不只局限于新华书店这一狭窄的区间，而涉及了新中国整个出版事业的问题;第二，出席会议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新华书店，而包括出版业的众多单位、人员。之所以称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只是因为当时出版总署尚未成立，所以就采用了这个名稱。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会议。毛泽东主席百忙之中为大会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更让与会人员难忘的是，在会议期间，即1949年10月18日18时30分，他还抽空接见了全体代表，显示出他对会议的重视。
朱德副主席亦为大会题词：“加强领导，力求进步。”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副主席出席了开幕式，并做了《出版工作者是文化战线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队之一》的重要讲话。他先以毛主席的开幕词“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定下基调。讲话指出，为了迎接这个文化建设的高潮，需要克服存在的困难，在文化战线上也能够打胜仗。所以，要把文化战线上的各个部队组织好，更有效地工作。讲话表明，出版工作者是这条文化战线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队之一。在新中国成立的时代背景下，讲话为出版工作者指出了新的任务——“为生产建设事业而服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讲话要求，出版工作者第一要学习，特别是向人民大众学习，第二是要把工作业务提到政治的高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政策，紧密地与业务结合起来。讲话还特别强调了“团结”的思想，把可能为出版事业服务的人团结起来，把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出版事业团结在公营出版事业的周围。最后，讲话鼓舞了全体与会代表“一定能组成一支庞大的强有力的部队，把新民主主义的出版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而满足人民的需求”。朱德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有力地指明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出版事业的任务、要求等具体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开幕式上，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为与会代表们作了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告。除了陆部长的这份报告，胡愈之、黄洛峰、徐伯昕亦分别作了《全国出版事业概况》《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报告》等在宏观层面上做出判断的报告。代表东北区新华书店的李文、代表华北区新华书店的史育才、代表西北区新华书店的王顺桐、代表华东区新华书店的王益、代表华中区新华书店的华青禾也分别作了相关的工作报告。邵公文当时在三联书店工作，所以他结合自身的工作内容向大会作了题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工作报告》的汇报。陈雨作了题为《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随军书店——图书馆工作报告》的专门报告。此外，还有陆定一作的政治报告，陈伯达讲版本问题的报告，以及胡乔木的讲话。
大会还听取了“编审、出版组报告”和“发行、企业组报告”。会议通过了新华书店店徽，并对店徽的样式、内容、字体、颜色、寓意等具体的细节进行了明确、详细的说明。从新华书店的店史来说，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会议结束前一天下午，与会代表们讨论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草案）及其附件《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各部门业务的决定》（草案）。这两个文件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出书的分工;强调尊重著作权;规定新华书店（包括出版、印刷、发行）实行企业化，需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度;新华书店在各个地区的工厂，要建立成本会计制度;关于待遇问题，各个地区要逐步建立统一的薪金制。这几点迄今仍有借鉴、引人思考的意义。
1949年10月19日下午，胡愈之主持此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闭幕式。著名诗人臧克家等6名来宾先后致词。史育才、邵公文也作了发言，并作出贯彻会议精神、团结私营同业的表示。陆定一部长致闭幕词。在闭幕词中，他指出，这次会议奠定了全国新华书店在政策、组织、制度、业务等方面走向统一集中的基础，今后要大力发展新华书店的分支店，要想尽办法把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发行到工农兵手里。
这次出版会议的意义何在？这可以从1949年10月3日，即会议当天，《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祝全国新华书店出版会议》短评中看出来。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地宣告：“全国新华书店出版会议开幕，是我国人民文化战线上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全国出版事业适应着新的情况开始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过去曾经分散的独立作战的解放区人民出版事业，从此将逐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战斗整体，成为人民出版事业坚强的领导骨干。”70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这段文字，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寬广的历史视野，以及深刻的历史意义。
三、刊物的创办：《人民文学》的诞生
出版事业需要自己的舆论阵地。这就产生了办刊的现实需要。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就办了多个刊物，如《文艺报》等。它们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又办了多个刊物。其中，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月”里，新办的刊物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人民文学》了。
《人民文学》成立于1949年10月25日。它深入贯彻了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体现了新中国的文艺新气象。这集中体现在《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中。发刊词由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茅盾先生撰文。他在《发刊词》的开头即指明：“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茅盾先生一一列举了文协章程规定的6条任务，之后强调，为了使这些任务“具体化”、得到有效落实，需要在创作、理论的和批评的论文、专门性的研究或介绍的论文以及译文等四个方面做好相应工作。具体而言，《发刊词》对《人民文学》中文学创作的主题、内容、任务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特别要说明的是，《发刊词》的话语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例如要写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为工农兵的创作内容;要阐扬或论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基本美学原则，批判欧美近代文艺的派别与倾向，并指出它们存在的有害的影响;要翻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等等。这在当时，切中了时代的脉搏，甚至可以说象征着一个伟大的“人民”时代的到来。所以，有的研究者就指出，茅盾先生在主持《人民文学》时的编辑思想包括：围绕中心任务编辑刊物，反映时代风云变化;依靠、善待专业作家，培育、扶持文学新人，等等。这样的论断颇有力度。
《人民文学》从第一期开始，就显示了其代表新中国新文艺的最高政治和文化使命。这种使命自其诞生，就得到了明证。《人民文学》创刊第一期在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是毛主席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题字则是由著名学人、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手书。全国文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茅盾的《发刊词》置于内页的文字页首。可见，党和国家的领袖和著名文化人物为《人民文学》这本刊物的付出，正寓意着其政治、文化的任务。
创办这个刊物，对当时以及此后几十年中国的文学出版具有莫大的意义：
“作为同时具备组织、引导功能和权威性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从创刊以来其总体定位为发表艺术精湛、技巧娴熟的优秀作品的高端平台，代表中国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准。”
“作为中国作协机关刊物的《人民文学》彰显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人民文学》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权威，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和规范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深刻地影响和真实地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可见，《人民文学》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新中国蓬勃生命力的产物，以后在历史的岁月中又是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向上的一个典型代表。
综上所述，“第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做足以后，我国的出版事业有了厚重的奠基石，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新征程。这不，才到11月1日，出版总署便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亦即成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愈之署长慷慨激昂地讲道：“从今天总署宣告成立起，我们要担负起领导全国的出版事业。”“第一个月”奠基后，历史揭开了波澜壮阔的一页，出版事业随着新中国的发展、时代的前进而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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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系福建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