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
刘 静
[摘 要]《道德经》的翻译从16世纪开始,已经历了三次高潮。从理雅各服务基督教传播、融合中西思想、归化特征明显的翻译,到韦利传播中国文化以医治西方的弊端、为忠实内容而不惜牺牲文字优美的翻译,再到林语堂既忠实于中国文化又兼顾西方读者、努力再现源语内容和语言美的翻译,《道德经》的英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法为主到力图同时传达原作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的异化法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从认知到认可再到欢迎的过程。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理雅各;韦利;林语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道德经》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全书共81章,5 000余言,分上下两篇,围绕“道”这一哲学概念,阐述了世界万物的起源和运动发展规律。它所蕴含的深邃智慧,对世界各国的哲学、宗教、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德经》中清静无为的思想,对拯救价值观念危机和弥补精神失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本文拟对《道德经》的译介做一梳理,并通过对三种有代表性的译本的分析,探究《道德经》英译的进程和在西方的影响逐渐加深的过程。
一、《道德经》的三次翻译高潮
《道德经》作为道家经典,很早就引起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关注。从16世纪开始,《道德经》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1866—1942年,《道德经》的英译本有6种之多,而到1960年代,已有40余种。至今,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
《道德经》的英译在世界上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868—1905年,以理雅各的译本最为流行;第二次是1934—1963年,以亚瑟?韦利出版的《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为起点;第三次是1973—2004年,以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道德经》后的老子研究热为起点。[1]这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自从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为便于在华传教,出现了《道德经》第一次翻译高潮;明朝末年,随着大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出现了《道德经》翻译的第二次高潮;随着跨文化交流的频繁,《道德经》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所研究和接受,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道德经》被看做是拯救西方现代精神危机的良药,出现了第三次《道德经》翻译高潮。
在《道德经》的翻译历程中,译过《道德经》的著名西方译者有Legge、Waley、Henricks、Puffenberger、Duyvendak、Wing、Hinton等。相对于西方译本,中国译者的译本出现较晚。1936年胡子霖的译本为第一个中国译者的译本,以后逐渐有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等译本。这些译本出现的背景不同,译者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也不同,译本风格迥异,对目的语读者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二、《道德经》英译的缘起
《道德经》的翻译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教士翻译到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翻译活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译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类是海外译者,包括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作家和翻译家等;另一类是中国译者。这两类人所占的比例悬殊,情况不一。不同的译者由于其身份和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导致了翻译动机的差别。下面拟选取其中的三位:理雅各、韦利和林语堂进行分析,以探究他们翻译《道德经》的历史因缘和动机。
理雅各翻译《道德经》是为传教事业服务的。理雅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传教士和汉学家。在理雅各看来,一个称职的传教士,应对他所宣教的对象的思想根源和道德形成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和研究,在他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前言说:“一个西方来华传教士,如果他没有完全掌握那些中国经典,还没有亲自调查那些中国圣贤们曾经涉足的思想领域的话,他就不适合他所担当的职责和正在从事的工作(传教士),因为在那些经典和那些领域中,正是可以找寻到中国人民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2]他的翻译目标就在于阐释中国人的思想、道德和社会原则,帮助在华传教士有效地完成传教使命。他认为,这些工作可以使西方人能够从译本中了解和判断中国。与理雅各不同,韦利翻译《道德经》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播到西方。韦利是英国第二代汉学家、文学翻译家,他翻译《道德经》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一个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西方文化产生了危机,为了寻找失落情感的归宿和医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药方,西方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在这股热潮中,西方人发现,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行为方式,反对战争、主张和谐的观点,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缓和人类之间的冲突,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利率先翻译出版了《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他的英译本是以王弼本作为底本,同时参照其他注本,加上自己少量的考证和诠释而成,基本上传达了原书所承载的道家哲学思想,被公认为是比较权威的英译本。韦利翻译《道德经》的动机在他译作的前言中已经说明:“這一译著是为喜爱人类通史的一般读者服务的,全书中的译文、解说和论述的共同目的,是在于准确地反映老子的生平。”[3]也就是说,他将自己的读者界定为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没有什么专门了解的人,而不是专家学者。理雅各和韦利
虽然翻译动机不同,但他们都是西方人,都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而林语堂作为中国译者,其社会背景和动机都不同于他们。林语堂的翻译动机受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林语堂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就读于教会学校,后又求学于美国、法国,在国外生活近30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在他30年的写作和翻译生涯中,受西方美学家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游离于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之外,形成了“性灵”文学观和“和谐”美学思想,并特别崇尚道家文化,这种个人审美趣味促使他选择了《道德经》进行翻译。另一方面,在1930—1940年代,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非常陌生,并怀有一定的偏见或误解,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林语堂有目的地选择翻译了《道德经》等一些介绍中国的士大夫文化、儒道的修养品位、中国文化的人生智慧及怡情养性的精神的作品,以纠正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误读与歧视,同时以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满足当时高度工业化社会中承受巨大压力的西方人的阅读口味,并重新唤醒西方人早已失落的自然主义哲学精神”[4]。
三、《道德经》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的变化
《道德经》以“道”为中心展开整个哲学系统。“道”承载着作者的生命意识、宇宙观念和道德诉求。从语言特点来看,《道德经》可以看做一种充满了隐喻性的哲理诗。作者在“道”的隐喻性的语言表达形式中,传达出某种超乎语言的东西。通过语言的诗化方式,使读者感悟那超越常思的存在,发现在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道的同一性中起支配作用的东西。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述中的种种提示,很难翻译……当我们把《老子》书中的一句话译成英文时,我们是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阐述它的含义。译文通常只能表述一种含义,而原文却可能还有其他层次的含义。原文是提示性质的,译文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5]在《道德经》的翻译中,不同译者在不同理念指导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梳理《道德经》的英译历史,翻译策略经历了一个从归化策略到异化策略、从重内容到内容与语言并重的过程。这在理雅各、韦利和林语堂三位译者的译本里得到明确的体现。理雅各的翻译虽以忠实为原则,但归化色彩明显。这是受他的翻译动机和文化态度特别是中西融合的宗教思想双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他的翻译遵循忠实的原则。“在理雅各看来,经典的权威性,决定了对于经典的翻译必须将‘忠实作为首要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过程中对于文雅的、符合英文习惯的翻译不能认同接受,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将译文的准确性与风格的可接受性结合起来。”[6]但总的说来,对于原文的忠实,要超出对于行文雅致的关注。[6]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理雅各努力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主要内涵。另一方面,为了目的语读者的方便,在译作中加了许多注释,内容涉及原作的主要思想、文字训释、历史背景、注疏选译等。
虽然如此,理雅各的哲学背景和开放的文化态度使得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尊重态度的同时,也表现出融合的态度。但他中西融合的宗教思想使得他试图通过客观科学的比较方法来探究原作的内涵,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在原作中“寻找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原为一体的依据”。所以他在翻译《道德经》的术语时,虽然没有像其他传教士那样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但不可避免地会用一些基督教的术语来对译,归化色彩比较明显。与理雅各的翻译策略不同,韦利的翻译则努力顺应源语文化,为了内容的忠实甚至不惜牺牲文字的优美,采用的是一种史学性质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已有异化的倾向。他将译本放到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从而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内容。正如他在《引言》中所指出的,“依我看来,如果将译作的文字优美放在重要的位置,同时又要忠实原文在译文中的质量,译者就得准备牺牲大量精确的细节。这种翻译,我把它叫做文学翻译。相对应的是文字翻译。我要表明的是,这本《道德经》译文不是 ‘文学翻译,而是它要表达的”,“原文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文学性,而在于其言说的哲理,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细节上准确地再现原作所说”。[3]他的译文比起理雅各的译文来,少了些主观阐释,多了些理性再现。但由于译者身份的局限性,同样没有摆脱基督教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在翻译《道德经》的同时给相关概念添加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含义,并且在译文中没有采取一以贯之的术语系统。如对“道”这一核心概念的翻译,就在同一译本中出现了多种译法:the Way,the ways,Way,the Highway,highway, highways,Tao。但总的说来,韦利所采用的方法已经有从归化到异化转化的趋势。与理雅各、韦利的翻译策略不同,林语堂的翻译主要采取了异化的策略,并将忠实与美有机地统一了起来。1930—1940年代,不少美国人对中国还相当陌生,但同时又充满好奇心。为把这种具有异域色彩的文化传达给美国读者,林语堂选择了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刻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避免使用西方色彩的术语。另一方面,关于翻译的标准,他在1933年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作的序中,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并将其用来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将其工作当作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的一种。尤其翻译文学作品,更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在《道德经》的翻译中,他特别强调美译,通过通俗的艺术手段和清新自然的语言将《道德经》所蕴含的智慧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他地道的英文
使他的译文能够明白晓畅,语言优美,其运用自由诗体所译的版本是相当成功的,在1930年代的欧美国家风靡一时,较其之前的版本,在内容、气势与风格上更为忠实于原文,文字表达上更为凝练准确。如“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道德经?61章》)这里以“水”、“交”、“牝”为意象,表明大国应该像江海,谦居下流,天下才能交归;像娴静的雌性,以靜自处下位,而胜雄性。文字浅显,但表达了深邃的社会政治辩证法思想。为了表达出原意象的深邃内涵,韦利在每个意象后面用了长长的修饰成分来解释这些意象所隐含的“下流”的内涵,将以上三个意象分别译为the low ground towards which all streams flow down,a point towards which all things nder heaven converge和that of the female in its dealing with all things under heaven,译文繁复冗长,与原文的风格不符。而林语堂只是用异化的策略将这些意象加以保留,将其译成the delta low瞨egions,the concourse和the female of the world,从而使译文简洁流畅,地道自然,忠实于原文的风格。从以上三位译者的翻译策略和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道德经》的翻译理念经历了一个从追求与原文的忠实对等,到重视对原文独特的语言美的传达的过程,翻译策略则从归化法到异化法转变,这反映了译者努力传达原文内容和语言的双重努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理雅各为传播基督教服务、融合中西思想、归化特征明显的翻译,到韦利传播中国文化的精华以医治西方弊端、为忠实内容而不惜牺牲文字优美的翻译,再到林语堂的既忠实于中国文化又兼顾西方读者、努力再现源语内容和语言美的翻译,《道德经》的英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法为主到力图同时传达原作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的异化法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从认知到认可再到欢迎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