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公共出口
朱荣英
[摘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产生了诸多认识误区,其中多元取向是最典型的一种,这不仅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价值,也削弱了其铸魂作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和主导方向,将其作为当代哲学研究的公共出口,才能走出误区,并
唤醒当代学者的学术良知、时代良心和当代使命,为重建中华民族思想自我进行积极的精神营造。要把握这一公共出口,必须将其视为一种弱纲领、一种宽松的包容性框架,通过中国化范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复归和学术定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公共出口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一)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几乎每一个单独的研究视域都曾宣称自己真正切中了社会实践的时代主题,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从而代表并引领當代哲学精神的未来走向。而事实上它们只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把握住了时代特征,在狭隘的自我研究视域中体现了时代精神,因而无论哪一个单独的研究视域都不可能替代整个哲学体系而发展。[1]唯有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并把中国化作为共同的时代立场,才能实现其内在融通、和谐共进和向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回归。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进步都必定伴随着作为其文化核心的哲学上的更新,而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也必然牵带着哲学向高层迈进。当代中国各方面改革向深层开掘的伟大实践,引起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而当代哲学在从整体上集中回应现实生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大量地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性建构的过程中,自然引发了其原有研究主题、思维框架、基本范式、核心视域甚至是主要内容发生格式塔般的转换和转向。这一转向,一方面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诸多研究视域和重大成果;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认识误区,其中多元取向是最典型的一种。[2]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多元取向,在各个方面都有表现,仅从解读路径分析,主要可概括为七种:以“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本主义),以“史”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教旨主义),以“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教科书),以“西”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言必称希腊),以“后”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以“马”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唯“马”是从、以马反恩),以“中”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2]它们分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书本中的条条框框及各种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苏联的观点方式和做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视角、马克思的少数经典文本中的观点、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视角,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和研究。
不同的解读路径,会产生不同的研究取向并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因其侧重点不同,产生的研究结果也不相同。上述前六种研究方式在历史上都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由于长期固步自封、自设藩篱,长时间固定于一种研究框架内,硬化了学科边界,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诸多认识上的偏差[3],导致了如下结果:(1)抽象化、教条化的义理结构和假大空的宣讲模式与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形成了强烈的思想反差;(2)用充满霸权意味和准政治特色的原理体系来反注经典文本;(3)使火热的现实生活屈就于冰冷的僵化模式,导致理论与生活的严重脱节,在精神指向上越来越远离时代、人民和生活,使人们对之进行应激性的排斥和远化处理;(4)在马克思主义之上建立各种远离或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正常理论或产物,使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失去自我和本真精神、迷失本性的危险;(5)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无序和意义的低迷,使之面临合法化危机。就此而言,在前六种取向的研究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东西都无法保全,又如何将其变为时代的思想、如何占满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跻身于主流文化形态,为社会变革提供智力支持呢?
迫于实现哲学的当代化及世界化的考虑,不少人急于用前六种研究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拉上当代哲学的各种解读平台,对之做僵硬机械的比附和任意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堆砌了各种各样的“建筑”。这不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泛意识形态化和自我边缘化,严重遮蔽了它的本真精神和当代价值,而且直接导致了它的多元取向和相对主义格局,大大削弱了它作为软实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建设中的铸魂作用。[4]事实上,哲学虽然是属于形而上的思想领域,但它的智慧却深深扎根于时代之中,作为把握时代的思想,而时时处处表现为一种现世的智慧。如果一种哲学缺乏与时代的相关性,那它就毫无价值,只有对于时代具有切身意义的问题研究,才是真正值得面对和思考的。所以,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时,必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共同的政治出口,坚持以“中”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即中国化研究范式,才能走出各种认识误区。
(二)
哲学作为把握时代的思想,真正的哲学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现实中的时代课题。每个时代“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5](P120)
。与科学不同,哲学与自己的时代是不可分的,任何哲学观点都“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思”,它的生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时代的特殊要求,它总是从世界观高度和最根本的意义上与自己时代的特殊性内容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并以之为特定的时代立场和发展方向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5](P121)无论抽象程度多高,哲学都不能不根植于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中,不能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哲学多元论争的焦点并非体现在它是否具有现代性上,而是体现在如何对现实作出反应和求解时代课题上。
从理论上看,只有以“中”解读的方法和路径即中国化范式,才是真正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代表该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根本意义上捍卫并巩固该时代的立场;才能打通各种特殊的研究视野,把各种极具精神性意义的哲学元素有序地整合起来,并在时代的感召下推动它们按照时代前进的总要求整体地、协调地发挥精神指引作用。而正是由于它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现时代的内容、集中地反映现时代的本质特征,真切地体现和代表现时代的律动和发展趋向,从而集中体现“时代精神之精华”并构成“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哲学新形态。其他几种研究方法作为某个特殊的研究视域,由于任意割裂哲学研究的整体视域并呈现为处于破缺状态的哲学碎片,无论如何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当然也无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以,只有中国化,才是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取向认识误区的公共出口。
从当代哲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上看,近年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论域在相互争辩和猛烈撞击中,其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已浮出水面。[6]无论从总体视域、具体论域或者个别论域上看,无论从内部研究抑或外部研究上看,当代哲学的各个视界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在回应和反思时代课题过程中,大多基本完成了其中国化时代立场的建构,在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批判性的反思中完成了其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和自我回归。马克思根本上就是我们同时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超越的意识境界,但在未来的研究中它又必须通过逐渐中国化而走向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国化解读,用中国的哲学话语说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具有为现时代所需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去引导中国现时代的改革事业,这既是当代中国哲人应有的时代良知和崇高使命,更是其理性走向成熟与自觉的标志。因而,中国化的立场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共同立场,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就是各个学者诉求的同一方向。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永远的光荣,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关键就在于它固守着自己的中国化立场,满足了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精神支撑这一最大的政治需要。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正是通过它特殊的政治效应而实现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政治立场和政治指向,是它唯一正确而切当的出场路径,也是它发挥重大政治效应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根本途径。
在当前,显而易见,以中国化作为时代立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是保持我们在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上的清醒与坚定,保持其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先进性并达到理性自觉与成熟的时代重托和民族期望,也是从各自为战、互相挤兑的无序纷争中挣脱出来,从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和旧体系、旧做法中解放出来,从各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出路。同样,以中国化作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既是建构面向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需求,更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时代的感召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政治需要。坚持中國化的时代立场和发展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这样才能推动哲学建设事业的进一步繁荣。[7]
步入共同的中国化立场,能够超越各种研究视域的局限,放弃无谓的论争和不切实际的空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和发展的理性根基进行培根固本;而明确中国化的未来走向,则能够昭示当代哲学发展的远大前景和引领时代、重构社会生活的特殊功能与使命。站在中国化的时代立场,不仅为各种具体视域找到了公共的政治出口,也为之开拓了新的自我生成之域;而固守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则不仅能为自己拭亮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形象,也能从哲学层面代表并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化立场犹如一条串线,内在地贯穿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几个重大理论成果的思想精髓,真切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本质及其多样表现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则仿佛一个吸盘,能聚焦哲学研究者的目光,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这一软实力携手共进。只有坚持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和主导方向才能走出各种认识误区,并将其原有的前卫理念先行地注
入到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唤醒当代学者的学术良知、时代良心和当代使命,为重建中华民族思想自我进行积极的精神营造。[8]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怎样把握中国化这一共同出口呢?它是否会导致新的文化霸权和思想垄断呢?历史地看,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一大批理论家、庞大的理论队伍,然而却形成了整齐划一的超稳定的研究范式,先进性的思想并不是靠其自身、靠真理的力量,而是靠极权政治和空头说教实现统一的。由于极左政治路线长时段的粗暴干预和高压,思想界曾一度陷入全面的停顿和退化,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研究方式、思想体系等,日趋定型与保守,裹足不前、暮气沉沉、罕言创新成为普遍现象。虽然在远离政治的边缘地带,思想界曾开展过一些讨论,多少激发了一些思想创新的能量,但由于政治手段强行介入学术论争,不公正地对待积极的思想工作,致使整个党的思想建设的创造性、开拓性被泯灭,僵化保守之气泛滥,整个思想界蜕变为极左政治的奴仆。阻断言路,大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繁琐论证的结果,只能大大降低党的哲学理论威望和对群众的影响,大大削弱它的预见和审视功能,更窒息了其创造性的思想灵性和把握时代的高贵品质。
这种靠极权政治所实现的思想统一,无异于一种文化霸权或思想垄断,它使学者们只能在旧条条中为一些“老话”招魂,使理论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导致了思想的自杀和精神的自残。
改革开放后,随着实践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在学界逐渐形成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和学术空间,研究无禁区成为学术界的座右铭,学界开始从各种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基于实践的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学术人格和研究心态,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思想风格、研究范式和核心论域,既有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批判范式、后教科书范式,又有问题研究范式、文本解读范式和中西马融通范式,既有总体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又有具体上的文化、价值、生存、社会、历史、发展、系统等各种范式。
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理论研究又变成了一场辞藻的盛宴。一方面,这的确有利于思想解放、活跃思路、开拓创新,激活不同的研究范式、思维路径和解读方法,引发学术争鸣,推进哲学研究向深层开掘;但另一方面,如果放任思想随意播撒,将自己的研究重点和研究中心无端地旁置、泛化、外移和扩散,就会使自己沉陷或淹没于生活的直接性事实中,使自己的内在性、纯品性、同一性瓦解,使之与科学、文化的固定界限模糊,在日渐边缘化、碎片化、空壳化中魂不附体、精神萎顿,并在自残自虐中走向他者化、异己化。可见,在哲学研究中确立统一的时代立场和公共的政治出口是很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益发展并成为显学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强调的中国化范式,不再是一种硬性的统一纲领,而是一种比较宽松的、包容性更大的研究框架。作为时代立场,它既是一种精神指向、问题意识、实践精神,又是一种文化图景、路径选择和价值原则;而作为一种政治出口,它要求坚守内核、放宽外围、综合应用、讲求实效。为此,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科学态度,总结概括我国社会实践的新经验,使之从各种错误的教条式理解中、从一些不合时宜的旧框框中、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中国化范式只是一种弱纲领,它以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中的异质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就存在的多种面相为基本前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做一个从根上源发但又有着多种分叉的理论总体,是一个集内源因子和外源因子于一身的思想平台——它不同于各个分支或部门哲学所追问的体精神,而是致力于考察和研究呈现为家族类似并带有质的规定性的总体精神。为了更好地推进当代哲学研究总体精神的发展和繁荣,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走出各种认识误区并进一步彰显它的开放性,倡导通过中国化范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复归和学术定位是非常及时而必要的。
